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篇1

在当前影响通胀的诸因素中，劳动力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被显著夸大了；而超发货币作为通胀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也在逐步减弱；短期和结构性的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当前通胀的主因。

工资涨15%物价会上升1.94%

实证观察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物价上涨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国职工工资年均增长高达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涨跌互现，甚至在2009年东部沿海出现“用工荒”时，经济还处于通缩状态。

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物价之前，要过“四道关”：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价格传导系数”的过滤。农业劳动力成本对粮食价格的传导系数为41%，对蔬菜的传导系数为40%，对肉类的传导系数为10%，对食品的综合传导系数为27%；制造业工人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传导系数不超过10%；服务业工资对服务业价格的传导系数为21%－－根据CPI的构成权重计算的工资成本综合传导系数不足20%。假定中国平均工资每年上涨15%，则对物价的推动最多为2.98%。

其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考虑实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资上涨对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降低到2%左右。

此外，对于那些过度竞争的行业、利润有弹性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冲击的往往是企业利润而不是产品价格。

最后，在传输到消费环节之前，流通环节还能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成本。目前，在我国产品的总价格中，流动环节占比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随着批发、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环节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依然很大。

经过上述四层过滤之后，假定我国劳动力价格平均上升15%，其传导到CPI总水平的影响为0.89%-2.98%，影响中值只有1.94%。当前阶段，不宜过分夸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物价的影响。

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低于预期

很多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中国的物价总水平上。可是为什么几年前石油从十几美元上涨到140美元的时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在铁矿石价格上涨n倍之后，为什么汽车不但不涨价，反而价格下跌？铜价上涨n倍以后，为什么空调价格却保持稳定？

其原因与劳动力成本“四层过滤模型”一样：首先是进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价格传导系数；其次是新技术的采用、资本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降低输入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次是企业的利润弹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涨；最后是流通环节的利润弹性过滤。

与劳动力的四层过滤不同的是，输入原材料的成本压力不是在一个企业消化，而是分摊到整个产业链消化。假定某产业纵向有10个产业链，在原材料价格上涨30%的冲击下，每个产业链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利润有3%的弹性挤压空间，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

因此，同样幅度的价格上涨，输入原材料价格对物价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我们的测算表明，输入原材料价格平均上涨15%，对中国CPI的影响只有0.3%，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超发货币究竟有多少进入实体经济

很多人把这一轮通胀的根源归因于货币超发，认为过去几年超发的货币无论如何也要作用到物价上，从而宣称中国物价上涨是很难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观点认为，最近几年货币累计超发48万亿。假定这个数字是正确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万亿元，2009年岂不是超发了40亿元？为什么2009年是通货紧缩呢？

显然，那些简单地把M2余额与GDP做个除法或者减法就算出来“超发货币”的学者，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最近几年货币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货币供给结构来看，除了传统的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之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外资流入、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膨胀都成为货币创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经说过的：“如今货币创造已经不是央行的专利，它就像人类社会的语言、道德、法律一样，可以自发的出现。”因此，传统的M2余额已经不能反映货币供给的全貌，急需被“社会融资总额”或“广义货币供给余额”替代。

当然，变化更大的是货币需求结构。传统的实体经济交易性需求只是货币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越来越多，央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藏品、艺术品市场吸纳的资金数保守估计为8.9万亿元；过去十年，中国股市净吸纳的资金累计高达9.6万亿元，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也需要巨大的货币来支撑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国央行通过央票等工具累计吸收货币4万亿元；还有24万亿元的存贷差余额分别被央行和商业银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央行和金融机构吸收之后的广义货币余额，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并对居民消费物价产生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过四层吸收后，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的交易性货币只有34.8万亿元，单位GDP货币量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小于市场的预期。

考虑到过剩货币首先要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才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四层吸收后的单位GDP货币量对物价的影响要滞后两年时间。由于2009年的单位GDP货币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国2011年来自货币因素的物价上涨压力要小于2010年。

当然，如果出现房地产资金、股市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或者银行的存贷差余额减少从而增加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则货币因素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会显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要管好“笼中虎”之外，适当引导资金流向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的通胀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实体经济的资金适当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阶段性化解通胀压力。

控制食品价格是关键

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个时期通胀的主因依然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前期CPI涨幅高点11月份，食品价格贡献了3/4的物价涨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则只有1.5%左右。

与2007年的“猪肉通胀”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食品通胀，主要是“蔬菜通胀”，猪肉和粮价依然相对平稳。

按照一般的生产周期和经验数据推算，“蔬菜通胀”的周期应该比“粮食通胀”周期短，更比“猪肉通胀”周期短，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上涨空间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那一轮通胀。

对通胀比较悲观的学者往往把食品通胀的影响因素长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劳动力价格上涨、货币超发的因素混为一谈。

事实上，食品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供给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随着春天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蔬菜即将迎来去年四季度涨价之后第一个供给高峰。尽管2月份物价的同比涨幅可能仍然大体与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价格引领的CPI涨幅应该会有所回落。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Jorgenson，D.W.TheDevelopmentofaDualEconomy.EconomicJournal，1961，（11）.

7.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

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贸易任务；交易成本；组织生产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

中荷贸易是最近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范例。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这种增长得益于世界生产环节的细分。荷兰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贸易国，是其他国家进入欧洲的门户。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这种贸易流如何保持较低的交易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世界任务生产更加专业化，而不是产品分工专业化。一些国家在某些特定任务上具有高度的技巧，因此获得基于这些任务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实际的产品。荷兰可能被赋予筹办任务的特定技能，因此在精心安排生产和分配上具有比较优势。

1贸易与交易成本

贸易涉及大量的交易成本（贸易成本），从而限制贸易的规模。交易成本即市场参与者在货物、服务和理念交换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直接费用（如关税、运费等）和间接费用（如搜索、承包和监测费用等）。科斯（1937年）已经表明，存在交易成本是解释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科斯指出，如果自由市场机制能够自行协调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企业就不会存在。然而，协调成本，科斯称之为“营销成本”，希望公司做出决定是要通过协调还是要通过市场。科斯描述就是今天称为“制造或购买”公司的决定。威廉姆森（1998年）扩展了科斯的工作，他提出“生产同样会有组织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为此就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AntràsandRossi—Hansberg（2009年）正在研究将生产理论、贸易理论和工业组织理论的要素进行组合。他们提出生产的规模、替代率和生产的组织在解释生产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化是全球生产进程的拆分细化增加的趋势，产品不再是在一个大工厂里进行生产，而是将大部分部件转包到世界其他地方，通过市场进行购买。该公司本身作为任务的分配和指导者，而不是生产者。交易成本和全球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了生产的分解和细化。另一方面，交易成本占据生产链总费用的大部分。

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的是任务贸易，而不是在产品零部件贸易。格罗斯曼和埃尔普曼（2003）指出采用“制造或购买”来解释国际贸易过于简单。埃尔普曼（2006年）指出公司必须同时选择是否外包（所有权维度）和是否向海外（地理维度）两个方面。这导致了四种可能性；本国生产在本国内营、分包给本国的外资企业、分包给本国海外子公司或者分包给海外的外资公司。

鉴于公司决定将生产（或零件）转移到国外，然后选择外包的企业类型。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后者决定极其依赖于资产专用易的投入。资产专用性是指在特定的贸易关系中该产品的价值更大。

格罗斯曼和汉斯贝格的国际贸易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明确区分货物贸易和任务贸易。在此模型中，生产包括进行一系列任务。不同的经济现在不是进行成品交易，而是进行任务贸易或者可以进行贸易的分任务。有些任务可能需要高技能劳动力投入，而其他任务需要的低技术劳动、甚至是资本或不同类别的劳务。

当离岸外包的费用比国内低时，任务可以在国外进行。离岸外包任务会导致交易成本。关键假设是，一些任务转移到国外比其他任务更容易。这意味着有的任务转移到国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交易成本。当联合对外要素投入的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时，任务才会转移到海外。

假设只有低技术含量的任务可以转移到海外。通过转移海外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利润率。格罗斯曼和汉斯贝格指出减少交易成本的三个影响：

（1）生产力的影响；

（2）相对价格的影响；

（3）劳动力供应的影响。

生产力的影响是通过降低转移海外的任务成本来实现的。公司承担成本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任务的离岸成本较低，推动国内需求因素的回归。相对价格的影响通过一国贸易条件改变实现，这种影响可能会以低技术劳工返回不利的影响。贸易条件的改善，出口价格/进口价格，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的压力，高技术产业出口利润更丰厚，并将吸收进口竞争行业的资源。最后，劳工供应的影响是通过释放国内劳动力，释放的劳工迁往海外。此效果也可能会压低低技术工人的工资。

与此同时，离岸外包的成本下降影响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不过，相对价格影响及劳工供应的影响有如此直接的影响。相对价格的影响，导致贸易条件的增加，提高了高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提高高技能劳动力回报率。

任务贸易理论表明，离岸业务因为成本下降可以不同方式影响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回报率。对低技术劳工，积极生产效率超过了负面的影响相对价格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高技能劳工的回报率将会增加，因为相对价格和劳工供应的影响是积极。所以从分配角度来看低技术劳工的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国内的低技术劳工因离岸外包增加而获益，国内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因素并不受影响。像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可以影响世界价格，情况则不同。生产力是否超过相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贸易商品的需求弹性，它决定价格走势。结论是，低技术劳工的收益和损失的可能性是对半分。高技能劳动力回报率是唯一受到相对影响价格的影响，受益于离岸外包产生的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