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理解范例(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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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1
关键词:阿芒・马特拉;传播学史;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传播学的多学科历史谱系
1.拼图式的历史图景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描述“本书试图理清这个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和全球、个体和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①
作为一本学术发展史,马特拉们并不致力于呈现传播学科的连续的发展历史,而更侧重传播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如何成为研究对象、彼时不同学科的研究发展和提供给传播学的研究基础与条件、传播学与这些学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播话语产生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历史背景。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媒介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文化、历史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
因此马特拉所描述的传播学发展图景是拼图式的,他对传播学历史的描绘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认识,也不是针对传播学连续性的追溯,而是多元的、分散的视野,因此使得这种描述更为宏大和复杂。
2.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学术史的写作方法,马特拉说自己主要受到米歇尔・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影响,“从福柯那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谱系学方法,解构观点系统、挖掘它们的根源和谱系及其明显的联系、归属、互动框架,关注被忽略的来源。”②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特拉在材料组织及叙述时的选择,他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结构,而是把它们展现给我们,强调抓住原因和结果的多种关系和历史主体的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了解,他所理解的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其涵盖之广阔,其内容之繁杂,以及它又是如何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3.对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回答
在马特拉们的拼图中,关于传播在许多片段上均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的传播现象的研究分布在语言学、历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借助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解释,很多重要的传播研究发展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旗号下获得的。③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传播学常常对诸多学科概念和框架的借用,使得其作为一个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对此,马特拉认为“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关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陈卫星教授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代译序《马特拉的词与物》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更有明确的答案,“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地位,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类比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④
对于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传播学,在梳理了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后,马特拉对它的认识是“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一些都待开创。”于中国的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是引进才区区三十几年的舶来品,我们的传播学在新闻学基础上开始发展,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多效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沿袭使用既有理论,鲜有创新和新的发现。处在传播学西方中心体系下的边缘地位,我们一直在求索传播学本土化路径,马特拉的视角或许对我们思路的开拓有所助益。
二、批判视角:传播学背后的“控制”
马特拉从不讳言自己的批判立场,总体上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传播学简史》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鲜明风格。该书主体的7个章节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丰富、视野宽阔,但从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传播学发展背后“控制”的力量与“反控制”的反思。
1.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
(1)人类整合与社会管理的工具
第一章“社会有机体”追溯传播学概念的起源。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整合因素的概念浮现。马特拉认为,“劳动分工”的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9世纪后半叶,以圣西门和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将社会视为网络和有机整体的观点使得信息流通被视为社会调节的信息系统。因而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之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在19世纪末得到普遍认可。
作者认为,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而此后延续至今的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的“发展”的历史观也正是源于此。
到19世纪末,社会物理学、随机分布理论、概率论等被应用于社会管理,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为必要的沟通理念提供了基础;社会心理学领域,西皮奥・西盖勒⑤与斯塔夫・勒庞共同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塔尔德的“模仿理论”、西美尔、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引发人们对传播互动的分析兴趣――使得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
(2)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工具
延续19世纪末“发展”的观点,即社会科学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第二章“新大陆的经验主义”也发生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20世纪的前10年,承袭西美尔和塔尔德观点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社会的“分光镜”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其整个学派都到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1927年拉斯韦尔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的巧妙的“万能工具”。基于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约翰・B・华生开创的行为主义、俄国心理学家伊万・P・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和英国社会心理学先驱威廉・麦克杜格尔的简单冲动或本能揭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思想,一种“靶子观”竖立起来。
沿着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1937年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创办的《公众舆论季刊》标志着传播学这门新学科的创立。此时的传播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的、实用的、为回应社会实践需求,更直白地说多是研究赞助商对政府信息策略、公司广告战略或军队对战时宣传力的关系。⑥此时,传播学建立起5W模式、传播的功能理论和效果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工具制造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以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为己任,发展出一种工具实证主义。其研究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不是为了社会更加完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民主系统已经很完善了;战后麦肯锡主义盛行,使得试图发明或完善系统的想法都不安全。这使得拉扎斯菲尔德选择一种工具实证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其思想变化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科学界一种潜在趋势。
(3)系统的控制网络编织完整
第三章“信息理论”介绍了30-4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及它们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对传播学模式的转型推动;增加了反馈和系统的思想。
至此,我们可以对于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力量可以做简单的梳理:19世纪,传播作为神经网络成为社会整合和管理人群的必须而初现。当群体心理学给不经控制的群众贴上“群氓”标签使得控制取得合法性,此时的传播对象被视为靶子而宣传被认为具有强大效果。当各种功能主义范式的研究――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就编制的非常完整。
2.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
然而“控制”从不可能密不透风。即使在19世纪末那个充满乌托邦话语和救赎技术幻想的时代,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反对将技术视为拯救社会的源泉的工具论,提出在技术理性飙升的环境中人类主观性缓慢变质的问题。
(1)美国:功能主义之外不同的声音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个体差异的存在产生沟通的需求,他们一方面屈从于标准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这种力量。
与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C・赖特・米尔斯的文化研究提出一种“另类传播学”,反对研究者局限于“验证琐碎问题或孤立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营与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社会集体利害之间的关系,重建了文化和权力、从属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帕洛阿尔托学派和跨文化传播者的研究努力摆脱孤立的传播模式而用一种持续的社会过程的传播概念来取代。
(2)结构主义:对传播制度控制的批判
在批判者眼中,媒介成为暴力符号,成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因此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从本质上同“测量文化”相区别。
接续前面三章零散提到的传播学研究中“反控制”的思想,从第四章开始作者集中于批判学者的部分。20世纪40年代,受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关注文化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甚至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哈贝马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创新地提出了解决方法应,即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并扩展到全社会。
不同于美国传播学的功能主义视角,批判学者们更多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如符号学者们以及法国学派,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重新开始强调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讨论机器和抽象的国家;福柯则讨论“机制”或“制度安排”,其著作帮助人们识别权力-传播的组织中的部署情况。
(3)从文本向受众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关系的结构理论和其他所有宏大解释系统一起开始衰落,结构主义受到批评,批评主要围绕着主体、社会行动者与受众的中介作用与社会角色等核心问题――文化研究者认为其对社会机能的简化和对主体的抹杀,忽略了活生生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解码。
文化研究在此时获得认同。20世纪60、70年代弗兰克・雷蒙・利维斯⑦反对媒介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应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以帮助个体在大众媒介的扩张中拯救自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其理论发展受到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如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互动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关于媒介意识形态作用及性质的研究,戴维・莫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心对女性再现”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将媒介研究从文本分析推向了受众分析。
马特拉在书的结尾指出,持续性线性进步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传播已经接管了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传播及其行动者的比较研究正在理论视野中消失。批判性研究的核心思想受到了乌托邦和替代性危机的冲击,新功利主义在传播研究中蔓延,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脱工具形象。
作者引用基勒斯・德勒斯⑧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控管社会”的时代,一种持久、高速且不断循环的技术控制机制正在增强。马特拉认为,“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虑及此处他提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问题的必要性。⑨(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NicholasRenggeretal.SpecialIssue:CultureandPoliticsofGlobalCommunication,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34,SpecialIssue,January2008:28.
③同注释①,译者序。
④[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M].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代译序
⑤西皮奥・西盖勒(1868-1913),意大利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群众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基本思想与勒庞非常相似,以至于二人一直就谁是原创而纠缠不清。
⑥同注释①,第21页。
⑦弗兰克・雷蒙・利维斯(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体育传播学;“三步式”教学
NewsituationofthesportsCommunicationofinnovationandthinking
――Sportscommunicationinthe"threesteps"toteachingpractice
XIAOMin
(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450044,Henan)
【Abstract】communicationthroughtheteachingmethodinthereformofthesportstheprofessionalstudentstodisseminatethissubjecthasadeep-rootedunderstandandhold;communicationteachingreform,especiallyforsportsandjournalismstudents,shouldforitsownrequirementsandrefiningteaching;Theuseof"threesteps"toteachingmethod,letthestudentstoparticipateintheclassroomteachingstudentstolearnistoimprovetheinitiative.Practical.
【Keywords】communicationsportscommunication"threesteps"teaching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一定的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任何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都是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一种自然或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人们认识和研究这种现象的新学科就会随之产生。人类社会存在了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关于传播的思考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传播现象的日趋复杂和多样,人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的情况下产生的,传播也不例外。在对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的诸多研究当中,大部分理论虽然是“舶来品”,但是中国新闻传播界也在逐步加大对《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光、清华大学的李彬等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本土传播学专家。将对“新闻”的视角扩展为“传播”的角度,从更大的范围内对新闻传播这个学科进行分析研究和实践,成为当今新闻传播界的趋势,正是因为如此,《传播学》这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日益引起众多高校包括体育类高校对传播学的重视。然而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讲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何针对教学中的难点逐一攻破,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1《传播学》在教学过程中的难点
1.1教学内容理论化
与新闻学当中的众多实践性科目不同,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从整体学科上来看,传播学属于边缘性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传播学一种理论的讲解,经常会应用到多种理论作为辅助。这就使得传播学本身的理论化色彩更为浓烈。作为传播学分支的体育传播学也是如此。体育传播学理论是体育传播学的核心和主干。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体育传播的基本概念、对象、内涵、外延及体育传播的关系;体育传播的规律;体育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育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体育传播的基本途径、方法、手段和类型等问题,从而为体育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对传播理论的学习,是传播学以及体育传播学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1.2理论模式抽象化
模式在传播学这门学科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大的。传播学当中的模式除了理论性文字表述外,还包括图形和代码。运用图形对理论模式描摹和再现,这一方法可以使复杂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但是对于体育新闻专业的本科生来讲,对图形本身的理解程度还达不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论学习的难度,代码也是如此。传播模式研究的图形表述,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化的方法。复杂性事物经过简单化的符号化处理,变成了模式图形中一个又一个关键的节点,有时还辅以字母和代码。这种不同于语言结构的代码式的简化,完成了图形模式对传播理论更高程度的抽象。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当中的具体化,他们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传播学中理论模式的抽象化同样适用于体育传播学。
1.3效果应用滞后化
“我学习传播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传播学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问题、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人类的五种传播方式、传播制度、媒介性质和用、受众、传播效果及宏观效果研究、国际传播等内容,体育传播学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对像和问题、体育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体育传播的过程、体育与大众媒介、体育中的受众、效果研究等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传播学的整个学科还是具体到体育传播学主要的授课内容集中在人类传播角度,这和具体的实践性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等技能型授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对于传播学及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成效往往是在日后工作实践的潜移默化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从学生角度来看,这种效果的滞后性容易带来在学习中的惰性。
2体育传播学教学难点的解决原则
2.1学理与实践互动
学理与实践的互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确是我们在处理教学尤其是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教学中必须要坚持的原则。传播尤其是体育传播作为一个应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务虚和务实应当并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务虚也并不“虚”,它能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层次上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能够使人们置身于显示的纠缠之外去审视客观存在和现象,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作为现象和信息的实际问题,为解决问题加入思想深度。务实应该更具专业精神的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在真正的“实”的基础上恰切的处理问题。
2.2抽象模式具体化
抽象的模式在讲解中要还原为具体,这是解决问题的又一原则。教师在此过程中要认真领略理论模式本身的的解释力、预测力、组织力、启发力和可证伪力。在解释传播学的众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时,教师要采用全方位、多角度、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同时把授课过程理解为“搭积木”,将手中本来抽象的几何“代码”通过语言组装成学生能够理解的具体形象,为学生构建出来一种“沙盘上的军事演习”,使传播模式的建构更加符合实际传播中的复杂情况。
2.3理论案例实践化
首先要对传播学和体育传播学的学习效果有个客观明确的把握。我们对其效果的期待不能像吃完馒头就立即量身高一样,本身理论性学科的特点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慢慢渗透和运用的。但是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在实践中尽量从实际的案例入手,从案例当中使学生明白理论的具体运用,比如在讲到“议程设置”时,可以引用08年奥运会媒体之前的造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奥运会公众关注高潮,让学生从实际中明晰媒体在人们日常行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体育新闻专业“三步式”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该理论源于皮亚杰,后经布鲁纳、维果茨基等教育心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以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如何学习,如何从求知活动中发现规则,整理组织成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协作学习”是意义建构的关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模式的启示在于: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已知知识出发去发现和生成事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首创精神,教师应将协作或对话过程视为教学过程的核心,组织学生形成学习共同体,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协作交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翻译的性质、规律以及原语与目地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在这种理论的启示下,笔者认为针对现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可以从“三步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具体情况如下:
3.1第一步:引入“任务”教学
这里谈到的“任务”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设计任务,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利用信息资源主动完成任务,以实现意义建构,提高学生理论能力的相对稳定的操作性框架。在这里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1明确学生的“中心”地位
教师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主体作用。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学生的认知参与、主动思考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离开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任何学习都是无效的。教是为学而存在、为学而服务。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发,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设计不同的任务,创设适当的问题情景,鼓励学生自己总结理论。
3.1.2把握“任务”主线
“任务”教学区别于其它教学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强调以各种各样的任务为主线,强调采用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来帮助学生更主动地学习和掌握理论。所谓任务,就是一种活动,具有以意义为主,有某种交际问题需要解决,与真实世界的活动有某种联系,完成任务优先,以结果评估任务等五个特征。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可以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观察某一段时间媒体或者社会动向并尝试总结。
3.1.3重视问题“情景”
情景是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学习情境对翻译知识和技巧的建构起重要作用,不同的问题情景对传播理论的理解与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传播学中的经典理论大都是由美国及日本学者研究而成,体育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在对学生进行任务布置及理论总结引导时,教师需要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和文化背景,要注意到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不能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同于理论创设时期的情景。
3.2第二步:建立学习“工作室”
对于理论性学科,如果按照自上而下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教师解说多于学生表述、教师引导探究多于学生自主探究,那么,可能会形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和思维惰性。“工作室”教学就是针对传统教学中的弊端,结合体育传播学自身的实际创建出来的一种方法。在传播学当中有很多实践调研型理论,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既有政治倾向”指数等,都是在具体的问卷调查中得出的指数分析。“工作室”就是让学生分组,成立小的“调查机构”,这个机构便是通过数据“证实”或者“证伪”某一种经典理论,在对理论的具体证明过程当中,学生要建立一种“协作关系”,有明确的分工,数据收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结论分别责任到人,教师在此过程当中以传播领域中的“程序性知识”与“情境知识”为施教核心,提供问题导向与信息处理的知识,训练学生了解情境,进而解决问题,并在仿真经验中学习自我反省。
3.3第三步:培养“科研”意识
现在高校教学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重教学,轻科研”,“科研”对于本科学生,甚至部分硕士研究生都是个在校园里经常听到、却又十分抽象的词语。很多人把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而将科研认为是研究生以后才要去面对的问题,这其实不利于研究性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对学科的钻研。在体育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可以从数据收集工作开始,让学生设计、发放、收集问卷,开展小组访谈和个人深访,鼓励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挖掘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完成数据分析、典型案例分析、并且概括总结,拿总结出的理论和教材上经典理论的对比,分析在理论总结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完善自我的理论体系。这样下来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中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所做的数据可以为日后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4结论
传播学专业尤其是体育传播学的本科教育本身具有了一定的挑战,在教学过程中的创新和实践也只是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次摸索,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实际问题,学生在完成“任务”及组建“工作室”中的积极性调动问题,相关的硬件设施的不完备,没有专门的实验室等等,不过我们相信通过课堂教学形式的创新、增加科研实践的比例,加强学生职业适应性和竞争力,“摸着石头过河”,及时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就可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学习与应用互相促进、理论与实践互相整合、专业知识与能力相互融合,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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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1篇3
关键词: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余年。多年来,中国传播学从推介基本概念,到1996年学科地位被国家教委认可,再到2002年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分会的成立,传播学在中国由引入普及逐渐走向独立深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发展,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早已出现了拓荒者,并开展研究,形成新的学科。随着中国体育事业、传媒事业的发展,以社会发展需要为背景、以学科发展必然趋势为前提,形成了传播学、体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体育传播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还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体育事业管理者、体育产业经营者、体育信息传播者等大量的应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体育学院率先设立了体育新闻写作班,标志着中国体育新闻教育的诞生。1997年,成都体育学院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正式招收体育新闻学方向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新闻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作为二级学科“新闻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下属的“体育新闻学”硕士点在我国普通高校已初具规模。
体育传媒的巨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体育传播专业教育。因此,对体育传播专门人才(即体育传播主体)的培养和教育就愈发重要。根据调查,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还没有“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也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体育传播理论和高级体育传播人才培养体系。201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在二级学科“传播学”下,增设了“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向”,标志着“体育传播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以此为前提,本研究以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旨在为体育传播学科建设与人才的培养提供新的视角。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包括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体育学等方面的著作;查阅中国期刊网相关论文60余篇。
2.2调查访问法
以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状况为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采集信息。访谈传播学界、体育学界、体育传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讨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获取体育传播学界前沿信息。
2.3对比研究法
将体育传播学与体育新闻学、传播学、新闻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了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的对比;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与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对比。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新闻学与体育传播学科之异同
“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学传播理论的学生虽然也需要了解传媒,但他们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结果,是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他们不需要了解过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条新闻的每一个制作环节。”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接受访问时发表了对新闻与传播异同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区别。
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别,从传播的性质方面说,它和各类内容的新闻一样,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体育新闻同其他新闻相比,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性质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决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质不同,其发展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新闻事实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异。体育新闻具有如下特征:发生的规定性(时间、环境、技术的规定性);数字特征(比赛成绩、比赛结果的数字呈现)。
与体育新闻学不同,体育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对体育思想、知识、理论、规则与运动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传递,也包括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传递。它不仅涉及到体育界之间通过比赛、互访等形式的交流、传播,同时也有体育事务经营管理中的传播现象,更涉及到体育与大众传媒的相互关系。
体育传播学既是传播学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和运用,又是体育学在传播学中的延伸和拓展,是传播学和体育学相互渗透的结果。研究体育传播学有助于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独立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提供依据。
3.2体育传播学硕士培养目标的定位
新闻学、传播学同样隶属于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本科阶段大多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要核心,博士阶段强调培养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硕士培养阶段,各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却不甚明确,是继续强化本科阶段实践能力的培养?或是提升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这已成为困扰高校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问题。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亦是如此。
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他们对于现代体育传播现象有职业敏感,并能够利用现代体育传播理论分析体育传播现象;运用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划、组织和开展各类传播活动,对大众体育传播的相关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3.3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现状
3.3.1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硕士)招生现状
为了解我国高等学校体育传播学学科建设现状,笔者通过互联网浏览10余所高等学校招生网页,收集了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传播学科建设的现状(见表1)。
在被调查的11所高校中,体育院校6所,综合类院校5所。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受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很深,奉传统的密苏里、哥伦比亚新闻教育为典范,主要以人文学科为基础。课程设置一方面重视采、写、编、评类的基础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开设大量的新闻传播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据调查,在当前的体育新闻传播教育之中,所有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都将文学基础类和新闻传播理论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见表2)。
上述课程仅是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院校都以此类课程作为基础主干课程。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类院校中开设体育传播学教学较早的两所院校,其课程设置也相对成熟,可为其他高校体育传播学科的建设提供参考。
3.4体育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媒介的发展速度、媒介总量、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传播学科学生的就业。目前,我国媒介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复合型、专业型、创新型新闻人才转变。无论是国外的媒体实践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都证明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EPS趋势,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众化,Special-特色、专业性或专门性。因此,如何培养高级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4.1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
从国外研究生发展过程来看,随着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多样化,培养方式也从单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专业式”、“教学式”和“协作式”等方式。美国是传播学的发源地,传播学教育质量居世界前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实务与理论并重。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做硕士论文时,有两名导师,一名来自于新闻学院的导师(媒介工作者),一名来自于他们所选修专业方向的导师。该学院认为通过让业界人员和指导教师一起合作,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学和指导结果。
体育传播学在高级人才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协作式”培养模式。组织锻炼“多元化”的指导教师队伍,教师队伍中既有体育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又有媒介高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协作培养的方式,由多名专业方向的专家共同形成导师小组,协同所修专业的导师,对体育传播学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
3.4.2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是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进入20世纪70年代,课程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六大趋势: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强调学习者的经验和体验;2)从强调目标、计划到强调过程本身的价值;3)从强调教材这一单因素到强调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因素的整合;4)从只强调显性课程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5)从强调“实际课程”到强调“实际课程”与“空无课程”并重;6)从只强调学校课程到强调学校课程与校外课程的整合。
建设体育传播专业课程,必须凸显体育的专业性特征的要求及当代体育传播的特征要求。围绕体育传播学科的培养目标,提高课程的综合相关程度;确定好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的比例,精简必修课程,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结构。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大学科"教育,加强基础素质、强化专业理论、重视媒体业界实践、实现一专多能的课程体系的设置。
3.4.3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对22国的新闻教育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实践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个方面的基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体育传播学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将媒体运行与体育传播学科课程体系紧密结合,组建仿真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体育传播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培养学生的能力,课堂内的概念课、校内媒体工作机会、校外媒体实习机会。实际上,在新闻传播领域,各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台”等等。
体育传播学科的实践教学体系可参照前人的优秀实践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视体育基础理论、体育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
3.4.4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访问时说到:“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今年进校的学生要几年后才进入市场接受检验,我们应当考虑到他们毕业时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一方面要倾听传媒业界的意见,同时要自己做判断,根据业界对现状的分析预测他们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需求”。体育传播学科的产生源于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媒体业界的需要是检验体育传播人才培养质量的唯一标准。“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才是体育传播人才培养的落脚点。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通过对传播学、体育学培养目标的解读,对比体育新闻学硕士培养目标,我们把体育传播学硕士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面向体育及传媒界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较高专业体育理论、传播理论和文化洞察力,适应媒体业界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的高层次体育传播研究与实务人才。
4.1.2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于体育院系,招生专业方向主要隶属于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新闻学”。中国传媒大学的体育传播硕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隶属于“传播学”的招生专业,目前招生工作正在准备过程中。隶属于二级学科“传播学”下的体育传播学科(硕士)建设刚刚开始,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状态。
4.1.3探索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方式。构建“多元化”指导教师队伍,实现多个专业领域指导教师“协作式”培养;构建厚基础、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组建仿真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界与业界紧密联合,以业界需求为导向,共同培养体育传播人才。
4.2建议
4.2.1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促生优化效应。
4.2.2改变学界与业界脱节的培养模式,加强与传播领域的合作,强化实践能力培养的措施。
4.2.3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宗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专业人才的高度培养业界广泛认可的人才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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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钢.学界与业界在交流中融合、发展――新闻学者的思考与期待,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三个方向性融合[J].中国记者,2009(3).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4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介绍了早期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和库利对人际传播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作者主要介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和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作者认为,米德在认得互动之间插入了一个符号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依据;米德和库利关于“自我”的理论则对于人际传播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初级群体”理论在“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后,被重新发现,并在传播学界获得广泛的重视。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1863-1931)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1864-1929)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早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他们对于后来被称之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对日后传播研究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自从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来我国介绍了他认为的四位奠基者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观点。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1]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传播问题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诺总结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姿势对话”和“符号互动”米德和库利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者,尽管库利并不曾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际互动上,库利的社会互动理论和米德的社会动作理论,为“符号互动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思想。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人与人的互动与动物的互动一样,被认为是出自本能的,米德和他所参与的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超出了本能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提出,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语言则是人类独有的一套十分精致的符号系统。米德的学生布鲁默用“符号互动”一词来总结老师的观点时指出:“‘符号互动’一词当然是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寓于这一事实之中,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他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做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2]米德认为,记号只能诱导出某种确定的反应。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记号刺激引出的反应是固定的,即某种刺激一旦出现,必有某种反应出现。而符号则不然。对符号的反应必须由参与这种符号互动的人的解释来确定。对那些把从老鼠或其它动物身上获得的某些发现,作为建立论点的唯一论据,并用这些论据去说明人类世界的行为主义者,米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如果行为主义想对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它就必须去考察符号行为的性质。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一些考察对后来的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符号与它所表达的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对应关系。紧握双拳并不总是表示敌意或愤怒,也许是在鼓励加油。“cat”与“猫”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纯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符号行为的这一性质决定了人的传播能力要大大高于其它动物,使得人类传播不只局限于此时此地得直接的感觉经验,而且可以传播时空距离很远的目标和行动。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创造出代表抽象的普遍概念的符号,从而把特定的经验客体看成仅仅是它们被划归其中的抽象概念的实例。因此,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看,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来的传播研究者吸收了上述思想,对符号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们甚至认为:“对传播中所使用的符号的研究,对运作于这些符号的规则的研究,以及对符号,规则使用者的研究,构成了传播研究的核心。”在这派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3]今天的传播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符号行为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进展。相比较而言,当年米德关于符号行为性质的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浅显,但不管怎样,是米德提请世人注意这方面问题的,而他的研究为后世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米德在研究中还指出,在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出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并不是对符号本身直接做出反应,而是对符号背后所表示的意义做出反应,所以,这种反应必定要视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而定。如果符号意义能够被参加互动的人共同理解,那么互动就会变得有规则或比较容易;反之,互动只能在低水平上继续下去,但在较高水平上将受到限制,甚至出现混乱或完全中断。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为特殊的个体,他们都根据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来参与传播关系,来使用和解释符号的话“百分之百的传通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符号的使用和解释往往不同,传播自然就变得困难。提出符号行为的这一特点,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方法论上,它意味着:人类传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加以精确分析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传播研究中,与科学学派侧重于借助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对传播行为作精确分析不同,人文学派更多的运用哲学、文化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理论对传播行为作定型研究。5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的研究,都开始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主观性、选择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到纽科姆的“ABX模式”,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出“符号互动论”思想的影响。[4]“符号互动论”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插入了一个解释的因素这是后来传播研究视角转移的理论依据。在行为主义,尤其是本能心理学的影响下,早期传播研究注重对传播者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是以普遍相同的方式感受刺激,所以传播者如何巧妙的设计刺激内容成了传播研究的关键。关于传播效果的“魔弹理论”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魔弹论”受到质疑后,传播研究开始对接受者给予较多的关注。因此产生了传播效果的各种“影响不一致理论”,如个人差异论、社会分化论等。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并不是传播者传递意义,而是接受者“引出意义的过程。引出的意义越接近传递意义,传播的效果越好。关于“自我”的理论“自我”是占据米德和库利思想的又一个关键性概念。当人们在自我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自我问题上争论不休时,米德和库利坚持认为自我和社会是一个共同过程的两个部分,是同一事物的集合与分散的不同方面,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不研究自我。反之,研究自我也不能不研究社会。米德和库利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来阐明关于“自我”的理论的,其中许多理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发展,被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直接吸收和采用。库利认为:“社会是各个精神自我的交织物。我想象你的思想,特别是你对我的思想的想象,和你所想象的我对你的思想的想象。我在你的思想面前表现我的想法,期望你会在我的思想面前表现你的想法,谁若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一点,那他就不懂得如何交往。”[5]正是人际间的交往,使所有个性成为有机的社会整体;反过来,在这种交往中,社会也内化为个性精神。在库利的思想中,一个人的自我多少还带有某些先天成份,米德则认为,自我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其中并无先天成份。人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体的我(I)与客体的我(Me)之间的互动过程。如同思维过程以一种内部对话方式构成一样,自我的基础是个人对其自身的自我定义或身份的潜在指定,这种潜在指定是通过他人对自身的行为所做出的反应。米德把自我概念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模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扮演”其他一些人的角色,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看别人所期待他的是什么。儿童在这个阶段,逐渐使自己具有一种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对他有意义的人的地位的能力,从而为符号运作能力和传播能力的进一步获得做必要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能够借助想象来扮演他人的角色,进而过渡到第二个阶段-“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不仅能扮演某一特定的他人角色,而且能够同时承担好几个其它角色,并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同时,参加游戏的人必须学会游戏的各种规则。儿童通过这一阶段,把自己与周围的人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并感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这时的儿童,其符号运用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开始了解到一些起码的互动或传播规则,并努力遵守这些规则。由此他们开始跨入人类传播的门坎。第三阶段显然是“游戏”的高级阶段,米德称之为“概念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阶段。它的特点是,“概念化的他人”不是和特定的人的期待相联系,而是由一般的期待和标准构成,即人们按照一般非人格的群体角色标准来控制他们的互相行为来计划和执行他们的互动行为计划。至此,自我溶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两者互为前提或条件,密不可分。尽管米德和库利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些分歧,但在下述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获得有关自我的概念,自我概念又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际交往,两者相辅相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传播研究,尤其是人际传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方不少传播学著作中都辟专章论述“自我概念”或“自我观”,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的行为,选择与谁传播,乃至传播到什么样的程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6]不得不承认这些观点和论述得益于米德和库利早年的研究。
“初级群体”理论“初级群体”与“镜中之我”是库利学说中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在库利的理论中,人们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并从他人的反应中来获得自我概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概念也不断的延伸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映照过程中,我们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一过程,在库利看来,是在“初级群体”中开始的。他说:“初级群体在我看来是那种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的群体。说它是初级的,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和理想的基础,亲密交往的结果,从心理上说,是个性融合到一个共同整体之中,这样,至少从许多方面来说人们的自我本身就是群体的共同生活和目的。也许最简单的描述这种整体性的方式,就是说‘我们’(we)。‘我们’包含着某种同感和彼此认同,因此‘我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了。一个人生活在整体的情感之中,并在这种情感中找到他的意志的重要目标。”[7]从“镜中之我”的观点看,自我不过是由许多个他人组成的群体;从“初级群体”观点看,群众则不过是包含他人在内的自我,了解了这一思想,便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传播在库利的理论中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范畴了。他是这样为传播下定义的:“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递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施拉姆对于库利从宏观社会着眼人类传播的思想给予了充分重视,他在《传播学概念》一书中引用了库利对传播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发挥。库利把初级群体视为“人性的托儿所”,“在初级群体中,人性逐渐产生,人性不是人生出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得到人性,而人性又可以在孤立中失去。”[9]几十年后,经验主义学者通过对“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的研究,才开始不断重复库利的上述观点。[10]库利认为,最基本的初级群体包括家庭、儿童游戏群体、邻里或社区群体,正是在这类群体中,人们通过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交往开始了解整体的最大利益,产生人类的合作和友谊,培养同情心和情感纽带。库利相信,初级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不是利用关系。这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体利益。尽管这种群体中也存在竞争、冲突和对立,但这些个人主义的冲动最终会被人们之间的同情和理解,会被保证群体团结的共同感情所缓和或控制。从这一思想出发,库利认为,更大的社会单位(如科层组织或大规模的社会机构),将依赖于初级群体中人际传播过程所形成的共同感情和观念。在他看来,“一种社会制度不过是公众精神的一种规定的和确立的状态在基本性质上与公众舆论没有什么不同。”[11]但构成社会制度基础的公众舆论和情感并不是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的简单相加。公众舆论是社会现实产生的新的层次,是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公众舆论是通过人际传播产生的,尽管人们将他们的个别部分贡献给整体的公众精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观念又是由对他人的意见和情绪的知觉而塑造的。库利对现代民主社会的设想是,整个社会的公众精神应当和一个初级群体中的群体精神一样具有热情和同情心。当库利利用这一思想来观察现代传播媒介时,得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结论: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那种过去只在初级群体中具有的面对面的、直接而真诚的传播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成了现实。新的传播媒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心理上的改造,增长了人类在社会整体中表现自我的人性力量,从而为人类进入更人道的社会和开创道德进步的时代铺开一条道路,“他们有可能使得社会的组织越来越依靠人们的才能、信息和同情,而不是去依靠权威、等级和惯例。它们意味着自由、远见和无限的可能性。”可当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时,库利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疑虑之中。[12]但不管怎样,库利对于现代传播媒介作用的研究与思考是具有开拓和启发意义的库利的“初级群体”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如果说反应的话,起初对这一理论的反应大多是批评性的。直到40年代末,人们才突然“重新发现”。这一重新发现可以追溯到两组与传播效果研究密切相关的调查上。一组是1949年出版的《美国士兵》的作者塞缪尔·斯托弗等人的调查研究。另一组是被施拉姆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选举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并写出来《人民的选择》、《选举》和《个人影响》等论著。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现了初级群体的忠诚性的重大意义。他们都指出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通过初级群体中的关系的影响尔得以发生的。这样,以“魔弹论”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的直接影响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研究者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发现,大众传播的信息是通过两个基本阶段传递的:第一,从媒介传到经常收看收听大众传播媒介、消息比较灵通的所谓“意见领袖”;第二,从这些“意见领袖”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给那些不那么直接接触媒介、依靠他人得到信息的人。社会上许多人都是这样获取信息的。这一传播过程理论后来被称为“二级传播”理论。“二级传播”理论并不是在库利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但却促成了库利思想的重新发现。从此,库利的许多思想逐渐受到传播研究的重视。美国学者切特罗姆这样评价道:“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作出成功尝试的人。多年以后,经验主义学者们回到了库利关于基本团体(即初级群体,引者注)的主张上,他们发现,家庭、朋友、游戏伙伴及相同地位者的团体的社会内容,与一度广泛流行的现代媒介模式不相符,这种模式会直接而粗暴的干涉被动的个人。今天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尚未被很好的了解,而库利是第一个为探索它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13]结语一、米德和库利的主要理论都与人类传播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二、从传播研究的发展情况看,米德和库利的许多理论贡献越来越引起西方传播作者的关注。一方面,米德和库利一些关键思想总结而来的“符号互动论”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另一方面,米德和库利关于传播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包括科学学派在内的许多传播学者所广泛引用;另外,后来的社会学家也在米德和库利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其中许多分支理论,如“情境理论”、“标签理论”、“本土方法论”、“拟剧理论”等,又被传播研究广泛吸收,从而大大丰富了传播研究。三、从研究方法看,米德和库利可以划入人文学派,尤其是库利,他们曾被后世经验主义学者嘲笑为“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正是他们的一些思想,被那些热衷于实地调查和实验研究学者们“重新发现”并津津乐道。这一事实本是对长期偏重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研究无疑是个提醒,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不过是人类在追求真理道路上向前迈步的左右腿,彼此不可偏废。四、综上所述,施拉姆将米德和库利之后的四位学者视为“传播学的奠基者”多少有些欠公允。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传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时,其研究重点在大众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上,施拉姆提到的四位学者还是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政治学学者,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学的影响似乎要来的更直接、更具体些。(二)传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比较注重实地的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到了施拉姆着手做“集大成”的工作时,传播学中的科学学派、行为主义仍占据上风,起码拉斯韦尔等四位学者在传播效果研究中采用的时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三)从施拉姆本人看,他对自然科学相对要陌生的多,面对传播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流行的学术氛围,他不得不对这一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1]①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三民书局,15页[2]①见〔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178页、138~147页[3]②齐瑞《关于人类传播》,载《传播研究文选》1985年英文版,3~9页,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4]①参阅《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26~34页[5]②库利《生活和学者》,纽约1927年英文版,201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6]①T·k·Camble、Communication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84,32~33[7]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29年英文版,23页、313页,转引自《社会学理论》[8]①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译本,106页、106~109页、110页[9]②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30页,转引自《社会学思想名家》[10]③同61页①[11]④同63页②[12]⑤同④,106-109页[13]⑥同63页③,110页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5
媒介素养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传媒教育理念。当时,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导致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森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影响深远的问题,于是提出反对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意图引导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浅层次满足。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并陆续开发出许多教学模式,媒介素养逐渐成为一种通识教育。我国传媒学界对媒介素养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这一研究已经日益引起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这极大拓展了传播学的关注视角与领域。
一、专业学生媒介素养相对缺乏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虽然其媒介素养普遍好于其他专业学生,但是仍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总体而言,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有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能够较为熟练地运用媒介技术制作和信息,对传媒的信息收集、守望功能的认识较为全面,承认作为受众的自己在大众传播中的相对被动地位,能够意识到传媒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影响,但是对于媒介信息中隐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判断能力相对较弱,未能认识到传媒对自己价值观形成的深层影响。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的时代,该专业学生对娱乐信息有更多选择偏好,习惯于接受媒体给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思想钝化的倾向。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学生偏重于传播实践所需要的具体技术与操作方法,而整体思维的批判能力较弱。
比如,传播学教学中有个经典案例:关于“一位老人在街头摔倒”的报道。这则报道有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四个版本。大陆的版本侧重于救助了老人的两个做好事不留姓名的小伙子,侧重于全社会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香港版本侧重于政府对在税收的使用和公共设施的改善上的作为。台湾版本侧重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由此引发的争端。美国的版本则爆点更多:首先老人向美国政府要求巨额赔偿,同时老人获得了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全美牙医协会也表示对老人的同情,由此引发美国的就业机会、医疗价格过高、要求减少军费开支等等后续事端。课堂讲授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是带着好玩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报道,这反映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在整体思维方面媒介素养的缺乏和批判性的缺乏。
虽然这是一则假想中的报道,但却真实反应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各因素的关系。因为媒介与社会其他系统彼此间有密切的联系,互相制约。首先,大众传播要受到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其次,大众传播的内容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控制。由此,大众传播对社会的依赖就带来了社会对传播的控制,使得传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和牵制。其他社会系统会出于各种目的,采用各种形式,自觉不自觉地给大众传播事业施加各种影响。无论在何种体制下,任何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与控制机制相联系,传播者都必然地、无可选择地处于各种控制网络的交汇点。因此,即便是面对题材类似的报道,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也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版本。
二、如何在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战略
在传播学教学实践中贯彻媒介素养战略,就要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从宏观、全局性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微观的传播模式、传播效果的学习。事实上,传播学本身是一门带有浓厚批判性色彩的学科,本身就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传统学派两个思想相对立的学派。美国传统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他们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但是他们对现存社会及其传播体制持一种肯定态度,很少对传播现状提出质疑。欧洲批判学派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它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念,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媒介进行了深入批判,把传播现象置于其所处的宏阔社会背景中,强调传播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广泛与深刻联系。批判学派对传统学派持否定态度,但是其学术关照视角对传统学派也有一定影响,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理论的提出,就是批判性思维胜出的表现。
因此,课堂教学中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出发,帮助学生从经济基础角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播的性质,让学生意识到媒介工业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由此出发来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而在对经验学派相关理论的教学中,也要帮助学生辩证地去理解,要将经验学派的理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认识其历史意义和局限。
同时,还要在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的基础上,改变单向讲授的传统教学法,采用参与、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事实上,单向的传播模式本身就被传播学研究所批判――从心理学角度对于传播学做出贡献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认为,领导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剥削式的集权领导、仁慈式的集权领导、协商式的民主领导和参与式的民主领导。传统单向讲授的教学方式有些类似于剥削式的集权领导,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决策都由组织的领导者制定,上下级之间沟通不畅,因而传播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参与、互动式的教学则类似参与式的民主领导,由领导者实施目标管理,向下级提出具体的目标而不过多干涉下级实现目标的方法,领导者主要使用奖励的方法调动职工积极性,上下级之间充分信任,信息沟通准确流畅。李克特认为参与式的民主领导的效果最好,能产生工作的高效率,能使每一个人参与管理,上下级的关系也比较理想。
而参与式教学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愿望来教学,以主体性为内核,以自觉性选择性为特征。教学过程中,教师真诚地把学生当做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成为学习主人的真正乐趣,以及与老师、同学共同探求知识的幸福。其具体方法多样,如游戏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动作教学法、活动教学法等等。在实践中,参与式教学开展合作学习,有利于师生间、生生间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有利于思维的撞击和智慧火花的迸发,能够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由此营造一种积极的学习氛围。尤其对认知结构、能力水平、学习进度、个性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学生来说,参与式学习弥补了教师一个人不能面向全体学生的不足,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达到知识互补的状态。
实践证明,在传播学教学中,参与、互动式教学的确能极大增强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有很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参与、互动式教学法并不是简单的老师提问以及学生回答,而是有很强的策略性,具体操作可以视实际需要调整。比如,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教学中,可以针对当下某个热点问题,让学生关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不同媒介的传播方式,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让他们在自己的参与下,真正理解对于相同的传播主题,不同媒介的传播特质在哪里,进而帮助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的复杂性、丰富性,让学生在互动中更好地理解学科精髓。
可以想见,参与式教学离开多媒体技术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对文本、图形、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综合处理、建立逻辑关系和人机交互作用的技术。近年来,多媒体技术已经在全国高校的几乎所有课程上普及开来。但是多媒体技术对于传播学教学有着特别的意义。
首先,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未来职业取向很可能是媒体行业,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必将是他们工作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技能,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也能更直观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对于自己专业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
其次,传播学的理论多而且抽象,理论的解释力强但是应用性不足。同时,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多科性背景,牵涉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这些特点使得单靠板书、讲授,很难将传播学的理论阐释透彻。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图文声像的结合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对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理论有非常显著的效果。例如,在讲解二级传播或者多级传播这一理论时,可以播放当下流行的一些影视明星代言的广告,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询问学生许多广告为何采用这一模式?借此帮助学生理解通过意见领袖而进行的多级传播的效果。
但是多媒体的使用要避免喧宾夺主。多媒体是教学手段的一种,其目的是更直观、形象地传达教学内容,即传播学理论。由于多媒体表达手段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学生往往会沉浸在其中,而忽略真正的教学内容,所以如何在课堂上把握好多媒体使用的分寸,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问题。
此外,传播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在于让学生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传统传播学教学一直以来与新闻学教学分道扬镳,单纯注重理论性,在锻炼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方面重视不足。传播学教学可参照新闻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让媒介素养实施的目标落到实处。如果有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在学校平台或者学院平台上,办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将传播学课堂上所授理论用实践行为加以演练。如果资金等条件有限制,可以利用免费网络,让学生在网上开办电子报纸、杂志。同时,教师应该创设多种条件,聘请在业界较有知名度的媒体从业人员,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开展沟通,具体形式做讲座、开讨论会等。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媒体参观,或尽早参加实习,让学生处于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角色当中,将课堂描述的场景转化为实际情境,培养学生对新闻出版业的兴趣,增强他们对行业的切身体验,为他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总之,在传播学教学中实施媒介素养战略,对于传播学教学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然,除了课堂之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主动式、终身式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学生本身也应该通过各种信息平台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政府则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并提供相关的资源和指导,学校以及教师也要以自身优势参与到社会整体的媒介素养培养体系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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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立国,杨娟.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中国电化教育,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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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汤书昆,孙文彬.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述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4).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理念传播路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受到经济利益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与调适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需要积极的保护,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广泛的传播,否则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是加大其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对两种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这三个方面论述,旨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实践有所帮助。
一、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特性
1、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
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以符号的形式所体现的民族的价值观念。具体来说,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要素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单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来说,就包含了诸如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理想信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①民族文化,就是在一定地域内生活的,以血缘或密切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具有共同的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历史和现今所共同创造的、能够代表该共同体特点的,观念的、制度的和器物的文明成果的总和。②中华民族文化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的含义既适用于中华民族文化,也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本文引用此概念主要在于解释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调适的重大问题。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含义是我们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
2、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历史悠久,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形成,并且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我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地域性强、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不同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气息,多姿多彩,争奇斗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的独特性,语言形态的完善,是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语言使民族文化在内部系统中广泛传播,相互学习,促进沟通。然而语言的差异性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少数民族文化以上的特点使得民族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障碍,不利于人们更多的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也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
二、对当前两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的分析
1、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
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心目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人民愿意去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人文地貌等知识和信息。然而少数民族文化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什么样的传播理念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提出了不少见解,其中不少学者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刘祥平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有效推动其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贵州民族地区从客观现实出发,应使用本地传统媒体进行对内文化传播,用网络新媒体和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进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③民族文化传播大众化的传播理念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在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实现“三贴近”的原则。在传媒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传媒产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个理念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产品化传播理念也受到学者的肯定。陈刚认为,通过营销方式打造一个强势的传媒,使其承担起对外传播优秀的藏民族文化,对内传播先进的、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而为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发挥重要作用。④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大众化的传播理念备受推崇,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理念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实践中传播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2、批判的研究视野
尽管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传播理念,但是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依然显得很薄弱。民族文化的传播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有限的。与此同时,对当前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也存在很多批判。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现象严重;少数民族文化重开发、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庸俗化;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变样等问题。郑自军、蔡叶两位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媒介在地区间表现出严重的非均衡发展,传播分化现象十分明显,民族文化的传播失衡非常突出。缺少民族文化的绽放,我们的文化版图是残缺的。因此,探寻当前民族文化传播失衡的原因,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⑤中国传媒大学张燕认为,大众传媒对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功利性,导致其传播理念与传播议程设置上的一些偏差和缺憾。对于原发性与独特性十分显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观照与传播,应给予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并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其原有的文化面貌,这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和使命。⑥以上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出的思考和批判是恰当的,提出的问题正是结合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质,也指出了传播中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做法带来的负面问题。建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理念,这些批判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批判也是在完善理论,最终建立更好的理论框架,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指导思想,促进文化传播者,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更好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建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也是一项急切的任务。现实的情况需要我们尽早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在这种历史性的文化变迁大潮中,如何传承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的、甚至不成熟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探索民族文化传播的路径。
三、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合理路径
1、“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
民族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做好民族文化传播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是,如何进行民族文化传播,是吸收传播学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还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走精英文化传播的道路?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是也不完全对立。怎么来实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呢?
本文认为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理念。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殊性,又具有传播的急切性,在民族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在民族文化传播的初期,也就是现阶段,依靠大众传播大众化、产品化的传播理念,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将民族文化内容转化为媒介生产的产品,以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民族文化,使社会大众更广泛的了解民族文化。第二阶段是,在受众知晓与了解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其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等。当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只是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自然过渡状态。
2、路径选择的依据
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现实的需要。这个现实即包括民族文化的现实特征,又包括民族文化的传播问题。这两个现实,使得民族文化传播必须两步走。
从传播对象的角度分析,也需要采取两步走的路径,外界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层次较浅,从认知的阶段分析,也应该一步一步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的了解民族文化。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过程至少包括四个环节:知晓(了解)、劝服、决定(决策)、确认(证实)。⑦新知识和文化、信息等的传播需要分阶段,采取不同的传播路径。所以,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来考虑,民族文化传播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民族文化传播的思路应该具体,恰当,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也应该既有所区别,又分步骤。民族文化传播首先应该使民族内外区别传播。在民族内部,保留和传播原生态的民族文化,采取各种传播策略,如,老传少,民间说唱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传播民族文化也构成了文化本身。在民族外部,即民族之间的传播,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
最关键的是民族文化传播应该采取“两个阶段,两步走”的传播路径。短期内,应该采取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方式,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易懂易记,使民族文化最大范围的传播。长期的传播策略应该是回归文化本身,传播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高雅文化的成分,并且尽可能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使受众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思想。
参考文献
①光、何锡章、邹诗鹏:《民族信念与文化特征――民族精神的理论研究》,民族精神研究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喻云涛,《文化、民族文化概念解析》,《学术探索》,2001(2)
③刘祥平,《论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贵州民族研究》,2009(3)
④陈刚,《浅谈传媒营销》,《中国民族》,2010(1)
⑤郑自军、蔡叶,《民族文化传播的失衡问题研究》,《传媒观察》,2007(10)
⑥张燕,《大众传媒语境下原生态民族文化传播问题探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⑦[美]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的扩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7
[论文摘要]课堂文化主要指教学活动中师生的主体文化。话题是课堂文化传播的具体形态,话题的价值粘连是课堂文化传播的根本动力。教师和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教师在课堂文化传播中处于控制地位,但其动力是文化传播的助动力,而不是原动力。课堂文化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师主导话题阶段;二是话题朝着学生主导的方向转变;三是学生主导话题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动力是对话、理解和需求。
文化传播是教育的重要功能,课堂教学是文化传播的核心环节,课堂文化传播当然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课题。由于文化本身的歧义和复杂性,因而课堂文化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对课堂文化的解读,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介绍三种:第一种认为,教学文化由社会文化环境、教学活动本身和教学活动主体文化三个层面构成,即“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教学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教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教学活动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自主人格的养成。”第二种认为,教学文化由师生在教学生活中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要素和支持教学生活方式的要素构成,“支持性要素由近及远分别是教学集体无意识、教学风俗习惯、教学制度和教学思想。”第三种认为,教学文化的历史使命,是人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双重建构,“以知识为基础,以人文同化、化育成人为宗旨,在传承知识、培育智能、涵养品性、助长生命等诸方面实现人的文化生成。”从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看,本文的课堂文化侧重于教学活动的主体文化,关注师生在教学生活中的生活方式,试想揭示教与学的结合是如何基于具体知识的理解,按照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方向与人的发展的现实需求,师生逐步走向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诸方面的和谐,走向文化的存在和生命的完美。
一、话题—传播形态的动力分析
话题是课堂文化传播的具体形态。文化传播并非裸的教材中的知识,也不是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静态意义上的构成人的素养的文化要素,而是这些文化要素被教学的具体形态裹持,通过教学的具体形态进行传播的。根据新课程理念,我们以为,话题应是裹持课堂文化的具体形态。话题作为文化的具体形态,它不是教材文本,不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原原本本的事实,也不是生活事实与教材文本的简单相加,抑或设立的探究情境。能成为一个话题至少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新闻背景,即生活中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二是学生讨论,即事件能进人教学主体的意识,被教学主体认识和把握;三是学习提示,即教材中的文本能进人学习者的“期待视野”获得某种阐释。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成为有意义的话题。以高中思想政治课“文化生活”中的传文化教学为例。
【新闻背景】经过广泛征求各界意见,2008年1月1日,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施行,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被增加为法定节假日。
【同学议论】同学甲:喜欢长假,集中旅游,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同学乙:旅游只是欣赏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同学丙、同学丁……
【学习提示]同学甲认为,利用长假集中旅游,一睹为快是个好想法。传统建筑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同学可以利用假日休息时间游览名胜古迹,感悟其中的真谛和精华,实际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同学乙的观点显得思路开阔。古诗名句、经典名著、传统绘画、特色建筑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身边的人与物、人与事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精神。所以,读书、吟诗陶醉于民族文化之中,这也是很好的休闲方式。
话题之所以能成为传播课堂文化的形态,是因为话题有“生成性、偶在性、情景性、具体性”。的特点。我们以为,话题具有传播文化的动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赋予话题的主观色彩,这一点我们在文字上并看不出,其实教师在课堂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对新闻背景的展示,还是激励学生讨论都赋予了爱、关心、希望等主观情感因子,使师生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于话题的“切身性”,话题能激发主体的需求。试想,传统节日放假,对于压着沉重学习负担的学生来说,是个多么有意义的话题啊,这样的话题怎么可能不把学习者卷人其中呢?因此,话题与人的价值相粘连使话题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具有播撒的动力特征,话题与主体价值的粘连强度越大,其动力也就越大。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课堂文化传播形态的根本动力是话题的价值粘连。
为什么话题的价值粘连是课堂文化传播形态的根本动力呢?教材的文本知识是一种客观事实,它是前人的经验总结,一旦形成文本知识就与前人的实践相脱离、与前人的价值相脱离,成了没有生命力的符号,因此,知识必须与价值相粘连,知识才能真正“返魅”,才能成为全面、深刻地影响人的文化力量,所以,价值粘连成了文化知识传播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并非文化的承袭,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是文化的传承,而且当下的生活事件与当下的学习需求又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话题是新闻背景、学生讨论、学习提示的统一,学生讨论是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主体价值的粘连越大,学生讨论越热烈,生成的文化内涵就越丰富,学生就越能理解话题中所蕴含的道理和知识。
二、师生—传播主体的动力分析
课堂文化传播的两个中心。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文化传播只是人的活动,课堂文化传播只能是师生的活动。教师和学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那么自然就有教师文化传播中心和学生文化传播中心。
教师作为文化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二是教师自己的文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遵从课程的社会文化选择,将载负由整个社会文化水平决定的文化质量的课程内容无条件地传授给学生,实现课程文化的最大化‘复制’,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团用统治阶级的规范、价值体系来规范和影响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代替国家与社会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教师在传播社会文化的同时也传播自己的文化。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教师的教学设计、教师课堂实施过程中的应变能力、对学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等等都渗透着教师个体文化修养,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
学生不是一张白纸,“学生时期是整个人生过程中的特殊时期,他们的身体、生理、心理和情感状态,形成他们的生存、生活内容和生存、生活方式,即形成他们特有的文化。”基础教育不同阶段的学生有不同的文化,小学生有小学生的文化,初中生有初中生的文化,高中生有高中生的文化。从身体与生理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性别文化。从生存、生活方式看,有群体文化。如学生在课堂上的合作讨论小组是以座位这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形成的群体文化。再如,学生在课堂上活跃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强势群体文化和弱势群体文化,他们是以学习成绩的差异、教师对学生的固有看法、教师给予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机会等因素决定的。此外,还有因共同爱好而集成的较为稳定的群体文化等等。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不同。教师在课堂文化传播中处于控制地位,学生处于被引导、被规范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课堂教学要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必须按照社会化的要求对学生实行控制,而不是基于学生的需求来开展教学活动的;二是教师制度化权威的确立,教师是以法定代言人的身份来传播课程内容的,教师主导课堂教学的话语权;三是社会、学校、家庭对教师的期望,以理性逻辑为考查对象的高考,鼓励教师规范学生的表达,教师答题的格式成为学生模仿与学习的摹本。
课堂文化传播的动力性质不同。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人是生活,动物仅仅是生存,人需要文化丰富,这可以从正式学校教育之前的语言学习、幼儿的游戏、幼儿的模仿、学生痴迷于网络文化等等现象中看出,因此,文化传播的原动力是学生对文化、对享受成长的需求。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些解释,有学者认为,“学是教育本体的因素,同时也是教育原发的因素,更是最活跃的多变的目标性因素。”一是学生原本就要学,其动力来源于生命和自然,即人之生命中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以避免危害、求取生存和繁衍发展的内在力量。二是学是教的目的和归依。无论是教育的社会需求、或者是知识的规定、或是教者的意志,相对于学生的学都是次要的、次生的和非本体的,都是为学而备的,教师的教只是为学创设更广阔的空间。教师的教为自主学习提供必须的空间、时间和氛围,而不是学本身,教学的效果与依托学的程度呈正相关。三是学习者的成长基本上是在学的活动中发生的。知识需要学生的理解才能掌握,道德观念只有学生接受才能指导他们的行动。教无法代替学生理解、接受、自我完善的过程,所有的教都必须由学生自己来完成。
上面的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教师在文化传播中居于控制地位,但其动力是文化传播的助动力,而不是原动力。也正因为学生、教师在文化传播的地位与动力性质的交错状况,才使文化传播的动力分析充满变数,值得关注和研究,才使传播形态及传播过程的研究显得必要和有意义。
三、转变—传播过程的动力分析
课堂文化传播是依赖于师生围绕话题展开的,师生在话题把握上随着教学过程的展开而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形成了课堂文化传播的阶段。我们认为,课堂文化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教师主导话题阶段;二是话题朝着学生主导的方向转变;三是学生主导话题阶段。示意图如下。
1.教师主导话题阶段
文化传播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教师,体现在教师情境创设的吸引动力,对学生应答作出合理反馈的对话动力,以及对话题进一步拓展的交往动力。情境创设之所以有吸引动力是因为情境的趣味性、问题的挑战性或是教师话语的情感性,它让学生在心理上激发起参与课堂文化交流的热情,助长了参与课堂文化交流的行为诱因,因此情境创设发挥着激发、助长的动力作用。教师的合理反馈不仅表明教师对学生观点的尊重,有着平等性,而且表明学生表达的意义被理解或是被接受,并有助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树立自信,因此,对话是文化传播的流动性的载体,为课堂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切人点和基本轨迹。师生的交往互动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不仅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教学气氛,而且克服了教师只与几个学生交流的弊端,是多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实现了交往的多边化,话题得到不断扩展,为话题的转变做好准备。
2.话题转换阶段
教师主导话题的地位为什么被学生夺得?是什么力量在控制着课堂文化传播的方向?我们认为,是理解对学生产生的作用。理解这一动力因素贯穿课堂文化传播的始终,与对话、交往等动力相比较更具基础性,“理解是主体参与发生的前提,在学生参与过程中它始终起着定向的作用”。在话题转换阶段更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
首先,理解内涵进一步扩大。学生在理解中参与,在参与中理解,理解的内涵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原来创设情境、展开对话、交往互动等活动仅为学生理解教材服务的,通过参与学生不仅理解教材,而且理解教师、同学的观点。理解本来是教学的目的,让学生参与仅仅是手段,事实上,理解又是参与的前提,通过理解、参与的轮番运作,理解这一魔力把更多的学习者卷人其中,更多的观点成了理解的对象,教师的观点逐渐衰微,成为众多观点中的一种,话题的主导地位当然被学生夺得。
其次,理解将意义符号还原为对人的意义。理解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魔力?是因为理解是意义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中介。学生为什么对抽象的知识不感兴趣?知识仅仅是意义的符号,在被师生理解之前没有任何意义,而理解是通往符号与意义的唯一桥梁,学生一旦理解了意义符号,符号就对学生产生了意义,学生就会产生与符号理解相对应的学习行为。这种行为与教师外在控制下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实质性参与,而不是形式性参与,是围绕共同话题的和谐共振,而不是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为生生互动的文化传播提供了组织、思想、方向的准备。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1篇8
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
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9
在我院,传播学是针对广告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我们所使用的是部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教材共有十五章,需要教师对这十五章内容进行分析整合:第一章为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第二章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第三章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第四章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第十四章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第十五章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此六章均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按部就班地讲授。第五章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微观层面的两种传播类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第六章为中观层面的两种类型——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第七章和第十三章为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些传播类型可按照定义、特点、功能、发生机制来讲授。需要整合的是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大众传播的分论部分,可以按照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把这些章节分别划入五大板块中,即第八章第二节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第九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化入控制研究;第三章的符号与意义属于内容研究,可不再续述;第八章第一节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可划入到媒介研究;第十章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属于受众研究;第十一、十二章属于效果研究。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清晰明了,学生易于理解。
二、案例教学法是重点
针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应用性不足的课程特点,案例教学法是最为实用的可操作性方法。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在选择案例时,应当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显示了媒介强大的效果,而现今的电视对于世界杯直播所造成的万人空巷的媒介事件亦可以成为“魔弹论”的一个时新的注解。又如:非典时期广州抢购板蓝根和白醋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可用来讲授群体传播中的集合行为及第三人效果理论,韩国影星崔真实等人的自杀事件、满文军吸毒事件、窦唯烧车事件可用来分析流言的负面影响及存在的合理性,引导学生辩证的看待流言的存在;孙志刚事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舆论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美国《时代》周刊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用来理解“拟态环境”,《猫和老鼠》、韩剧的跨文化传播可以对“培养”理论作一注解;《大话西游》特殊的流行过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基模”理论。另一方面,大千世界瞬息万变,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教师可结合当下的传媒现象和新闻热点问题讲授理论内容,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形象的新闻事例或传媒现象来学习理论,应该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今,新闻传播学的案例教学理念已被大部分高校承认,并进入到实践阶段。在《新闻传播学案例教学现状调查》这篇论文中,作者论述了案例教学在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必要性,考察了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这一起建于2007年的最为完备、专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平台,并提出借鉴日、德等发达国家以案例为主的新闻传播课程授课方式。人大新闻学院也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其成果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6本案例教材。
三、运用问题教学法辅助案例教学
问题教学法则是引导学生发问或由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从提出方式看,一种是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而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增强联系学生实际进行教学的针对性。另一种是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思考、讨论,最后教师有针对性地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质疑与探究热情,把学生的思维迅速地导向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两种方式各有裨益,可依据讲授内容交替使用。问题教学法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增强问题设计的针对性。鉴于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抽象性,教师不能就知识论知识地为学生讲授,可以将知识、概念、理论等巧妙地寓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教师在设计问题时,首先要搞清楚设问的目的。要让每一个问题都能服务于整体教学的某一点。其次,问题在精不在多。课堂时间有限,过多过杂的问题会挤压教师总结指导及学生理解接受的时间。因而,教师课堂设问的次数要适度,做到少而精。这都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10
关键词:高校管理干部;网络传播;决策;科学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共WIFI的普及,小屏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特点。这对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传播决策科学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管理干部预判、决断带来新的考验。
1网络传播对高校管理干部提出新挑战
1.1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特点
清楚认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将有助于高校管理干部准确把握网络信息的本质,处理事宜。总地来说,其特点体现以在下几个方面。其一,传播模式立体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是新旧方式交互,网络传播正成为这一时期大众接收和发送信息的最重要渠道。网络传播也呈现出了与其他媒介不同的特点和特征,传播模式立体化,不再单一局限于文字和图片,短视频成为新方式。信息传播阵地不仅仅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传媒,新媒体如论坛、APP、微信、微博等网络社区逐渐成为新渠道,受到年轻一代喜爱。其二,传播速度瞬间化。每个人都是传声筒,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点。网络技术的发展让信息传播速度倍增,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信息传播的发起点,或中转站,或接收站。信息传播不再是点对点的单向传播,而处于点对面的状况,并呈现出以点为中心的爆炸式的圆形覆盖式扩散。其三,传播信息碎片化。移动互联网让每个人都变成了传播者。信息传播不再经过筛选、加工,传播者对信息的甄别和鉴定能力参差不齐,信息传播的角度各不相同。这些信息所涵盖范围涉及各方面,大量的信息狂飙式、碎片化地涌向受众。这一方面让受众大量接收了外界信息,也可能导致受众无法有效辨别信息的核心,无法形成有效信息的连线。其四,传播主体平民化。移动互联网赋予每个人“记者”的属性。传播主体变得大众化和平民化,传播主体构成来源广且大。单个个体或者任何组织、团体都可以作为传播主体传播任何身边发生的事,或转发异地发生的事。其五,传播对象泛众化。除了特定专属情况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可以适用于任何受众,没有特定传播对象。因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和平民化,信息内容也较生活化,信息语言也更朴实化,受众也更容易接受。
1.2网络传播对高校管理干部决策提出新挑战
高校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沿社区,大学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群体。传播主体虽然多以年轻群体为主,但容易被社会化和复杂化。这些都在挑战着高校管理干部的决策能力,挑战着高校管理水平。首先,高校管理干部要在思想上要转变。高校管理干部要快速适应网络传播的新要求,从“监管”转变为“疏导”,掌握网络传播的特点,把握住网络传播主体的诉求变化,这都将为高校管理干部科学决策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在沟通方式上要采用交互的方式。高校管理干部要摒弃传统的单一的信息者的身份,要将自己既作为者又作为接收者。随着社会发展,教育的前进,大学生不再只是知识的接收者,还成为思想的表达者,而且他们喜好通过新媒体交流沟通。高校管理干部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现代技术了解、知晓大学生群体,为高校管理提供可用信息。第三,高校管理干部在信息传播应变上要迅速。高校范围内的信息传播同样具有瞬间化的特点,且因传播群体密度大,认知相当,更容易信息扩散。对于一些负面信息传播,如不及时有效应变可能会引发其他事情的发酵。高校管理干部在信息应对上要迅速应变,且要具有集成信息的能力,快速分析、预判信息,疏导信息流向。第四,高校管理干部在应对网络信息传播判断时要准确。网络信息传播时间瞬时化,内容碎片化、杂乱化,信源多方化,这对信息受众分析和辨别提出了考验。准确判断信息是有效处理事件,遏制恶性发展,引导正面发展的前提。高校管理干部作为信息的集成者,要剥皮看核,通过大量信息的汇总与分析,得到真实有效的信息。第五,高校管理干部在获取网络信息时信源要多方。网络传播主体平民化,每个大学生都是一个传播者。高校管理干部对于信息来源要做到耳听八方,要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要建立广泛信源。要充分利用学生群团组织、学生干部等获得重要信息。
2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传播决策科学化的思维路径
高校管理干部所应对的网络传播信息大多与学校相关,且多数是校内信息传播,主体多是大学生,涉及学校及师生利益。如何有效引导网络传播,是高校管理干部必备功课。选择正确思维路径是应对网络传播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
2.1界定问题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
正确界定网络传播信息(定性),是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传播决策科学化的前提。高校管理干部定性相关信息时,要设定范围、厘清细节,要认识到高校网络传播信息多数应该是从校内引发的,无论信息的源头在何处,信息者多数是从维护学校和师生利益出发的,可以说是“内部矛盾”。不能一味认为网络上传播的信息都是虚、假、伪的,不能一味将网络上传播的信息定性为恶性。界定问题时要从维护学校和师生根本利益出发,所站角度和立场要正确,禁忌凡事必对立的思维解决问题,要将高校内部信息传播的可控性和社会恶意传播区别区分开。
2.2信息提炼,是决策科学化的准备
高校管理干部是高校信息的集成者,拥有优于其他师生的先知条件和可能性。面对蜂拥而来的大量的信息,提炼信息将是高校管理干部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准备。高校管理干部获取信息的来源有很多,既有学校相关部门也有一线师生,但他们的信息不一定能够总是保持一致,甚或在传播过程中导致信息的偏差与删减。这都为高校管理干部获取正确信息加大了难度。面对来源各方不同的信息,高校管理者要找出关联性及相对重要的信息。同时,面对网络传播的多个信息,引发的多个问题,要明确和设定优先顺序,限定条件。
2.3制订方案,是决策科学化的选择
应对网络信息传播,高校管理干部不能盲目出击。制定和优化方案,有针对性地从根源解决问题,才能引导信息走向正面,才能以德育人。在认清和界定问题后,在信息提炼的基础上,站在维护学校和师生利益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方案,并选择最优方案。方案既要解决网络传播信息的短期诉求,也要兼顾师生的发展要求和长远期盼。方案的制订既要理性思考,要也考虑师生感情,给予人文关怀。高校管理干部在应对网络信息传播科学决策时,要有预案意识,综合关联信息,统筹安排。
2.4执行落实,是决策科学化的反馈
方案制定,执行落实是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信息传播决策科学化的思维路径的最后一步。有效执行方案,不走偏差,是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信息传播的决策科学化的最重要保证。执行即是一个反馈的过程。高校管理干部要充分应用现代网络技术掌握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情况变化,关注师生动态,在人文上关怀,在法理上教育,在行动上坚决。
3高校管理干部应对网络传播决策科学化能力提升途径
管理干部科学决策能力关系到管理活动的效果和成败。提升高校管理干部决策科学化能力,将有利于营造和谐的氛围,有利于打造通畅的信源,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管理的主动性,促进高校管理水平提升,达成高质量人才培养目标,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3.1转变思想观念,培育开放的思维预判能力
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传播方式方法发生了改变和飞跃。高校管理干部是推动学校发展和提升教育事业水平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必须要紧跟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知晓新媒体技术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在观念上接受和转变,掌握新媒体快速变化、信息传递的便利性等特征,掌握新媒体技术使用能力。了解网络中的热词,懂得网络中非书面用法的言语涵义。关注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和动态,并以一种开放的、共商的、探讨的理念对待大学生,感情上予以理解,行为上予以规范。对于网络信息可能引发的问题要有预判能力,要有敏感性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尽可能在可控范围内将负面信息疏解。
3.2认知“把关人”理论,培育准确的分析能力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网络信息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已经边缘化。对于这种情况,高校管理干部更要认识到把关人的重要性,必须具备对网络传播信息准确的分析、辨别能力,界定网络信息的性质,要掌握信息的提炼和加工能力。这是有效、快速处理网络突发事件的重要前提条件。
3.3储备危机管理知识,培育快速的决断能力
快速决断处理网络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高校管理干部应该具备的应对能力之一。高校管理干部在预判、分析、提炼的基础上快速决断还需要一定的危机管理知识的支撑。高校管理干部必须储备相关管理知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因应策略,提升自我对危机管理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3.4建设民主氛围,培育师生的参与能力
高校内部网络信息误传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不了解过程,不清楚真相。高校管理干部作为管理者在管理中开创民主风气,在师生管理、教育过程中多指导和引导师生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流程,提供师生参与的平台,并不时地选择与师生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与学习。避免将管理者的角色定义为“管人”,渠道要通畅,制度要完善。高校管理干部要将服务意识融入管理角色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和获取真实有用信息,有效帮助管理者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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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高琴.高校校园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研究[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4):42-47.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1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范围;主要区别
中图法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25-02
近年来,有人提出,进入21世纪,新闻学必须审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影响。一些新闻定义丢弃“事实”与“报道”的传统品牌转而突出“信息”与“传播”。这就又引出一个话题,传播学与新闻学是否一回事?在研究这个问题前,先要搞清什么叫新闻。
一、对新闻定义的讨论
1.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先看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知道新闻的定义最早是陆定一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几乎占据主流观点半个多世纪,用今天的眼光看,确实存在着“时态单一”的先天不足,所以后来有人又加了“和正在发生、发现的”几个词,合起来就成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和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我的看法是,这个定义排除了报道主体的限定(不仅仅是新闻媒体或者记者,但加这八字有点多余——以前的新闻定义谁也没有设定主体),加了报道方式和手段,加了“将要发生的”,时态更全面,但加了“重要”限定过于模糊,什么是重要或者不重要?有什么标准?同时报道者也见仁见智。应该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而加上“具有新闻价值的”,既多余重复又互相矛盾(这里的“事实”一定有新闻价值,否则就不可能叫新闻;同时解释概念时不能出现和概念相同的词语);说成是“竞争活动”显然又舍本求末,因为新闻报道的目的是将新闻事实传播给大众,而竞争是报道过程中的状态和表象,它说明不了新闻的本质内涵。故我认为还是用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发现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比较合适。去掉报道方式是因媒体不同各有所表,无须多言;去掉“重要”的原因已讲了。新近限定了新闻的本质,正在发生是因为现代传媒手段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电视、网络、手机的现场直播,将要发生的是说预测性报道和重大事件可以提前策划,进行报道。而“发现”有两层涵义,一是原本发生或者存在但现在才为人所知,如考故发现,档案解密等;另一层就是现在媒体都越来越强调“解读新闻”,即在别人或者自己已经报道过的事实基础上发掘出新的,更深的意义(后面专门要谈)。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定义讨论。这是把报道者作为主体来定义的,要是将受众作为主体来定义,我认为更简单: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实。”新近发生是新,闻者,听也,观也,思也。
一个概念,叙述角度不同,可能解释的词语也就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如谈媒体传播的符号时,说分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其中视听可以说“声像”或者“音画”。至于在新闻学中,能不能用“信息”来代替“事实”,用“传播”来取代“报道”,我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人们都明白传播学和新闻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并没有谁取代谁的意思。因为信息中肯定包含事实,而新闻报道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只不过这里传播(或者叫报道)的信息是有新闻价值的,即新闻信息。
2.对信息概念的理解。信息论中对信息是这样解释的: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还是messaging?)。信息的通俗哲学表达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状态与转换方式,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信息相关资料:图片信息(又称作讯息),又称资讯,是一种消息,通常以文字或声音、图象的形式来表现,是数据按有意义的关联排列的结果。信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文献是信息的一种,即通常讲到的文献信息。信息就是指以声音、语言、文字、图像、动画、气味等方式所表示的实际内容。
传递信息的方法:多种多样,数之不尽。一般的公众信息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包括网络、广播、电视、手机、海报、报纸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介绍信息的:(1)音信、消息;(2)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可见,事实是信息的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新闻无事实不是新闻,信息无事实不成信息,故而我们研究新闻学不要拘泥于名词的变换,理解本质才是重要的。有人干脆把新闻学称其为新闻传播学,但要这样称呼,又可能会引起新的误会和混淆,还是沿用新闻学为妥。
3.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两门既联系紧密又有本质区别的学科: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学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如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新闻传播学”)。所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要比新闻广很多。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
国内早期提出的新闻学,因其是在较高层次传业,一般是大学的专科,所以加上了一个学字,其实新闻本身包含的学术内容很少。1949年以后国内仅存的几所大学新闻系,就新闻教学而言,依然主要是传授从事新闻工作的技艺,而没有什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新闻教学的学人开始探讨除了新闻业务以外的问题,例如新闻传播活动和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关系,新闻教学开始带上了一点学,有了一些学术内容。
新闻及其相关活动作为传播现象,并不局限于新闻采编现象,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对传媒运作,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传播内容对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1.从两个学科研究范围比较。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2.从两个学科的诞生背景、起源、现状和未来比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早在20世纪前,德国的大学中就开始有学生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20世纪初新闻学作为一门概念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热门学科,其理论研究已很成熟。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新闻学院,进行新闻学教育;而传播学真正形成,则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以属一门很年轻的新兴科学。同时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传播学的对象问题既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已经有公认的定论,它的研究领域也并不十分明确。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索传播问题,有人从传播效果方面提出“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的观点。有人从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提出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学说(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5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what)?对谁(to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等,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学科的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泊来品,国内传播学研究起步不久,发展程度还很有限,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播学无疑占尽优势。新闻学则与本国国情结合较为紧密。但从就业看来,两者差别不大。
3.从两者的研究对象方面来进行比较。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新闻采编现象或者说新闻传播现象,而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传播活动现象,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而新闻的传播,主要依赖的是大众媒介,也是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播学较之新闻学要大的多。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新闻学研究的则是这些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对传播学的理解范文篇12
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起,英国学者将批判性的传播研究进一步推向了深入和繁荣。一方面,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另一方面又吸取了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成果,如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学科理论。批判理论使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此后的传播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兼具,既看树木又要看到森林;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争锋,既服务现实又指出了超越的维度。当然,这些重大发展、完善和普及推广,也使传播学的多学科性质达到了新的水平。传播学的多学科性质,甚至使其自身的制度化和合法性面临质疑,比如许多学者都认为,传播学不是一门学科,而仅仅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理由是传播学多元了,但又缺乏一以贯之的主线。
传播学自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而传播学关注的范围又非常宽泛,如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等,这种从学科基础到学科对象的“双重多元”性质,使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本科阶段的传播学理论教学面对很大困难和挑战。首先,是学生的认识不足,对理论课的学习探讨缺乏准备。新闻院系的定位一般是应用性学科,学生报考乃至进入大学后,都以增加实战技能、为将来从事新闻实践做准备,因此心理上对应用性的采、写、编、播、摄、录、评等方面的应用性课程高度重视,对与此相关的实习实践活动充满激情,而对传播学理论等理论课程则认识不够,对各类传播现象的研究,则往往被视为畏途,或认为与己无关,从而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次,是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难以接受和理解多学科资源构建的传播学理论。新闻院系的本科课程大多属于应用类和实践操作类的,构成传播学基础学科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没有学习和涉猎。这就使学生对一些具体的理论难以全面理解和把握,也增加了授课的难度。特别是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对本科学生而言难度更大。约翰•费斯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将传播学分为过程学派与符号学派(3),大致对应于以往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划分。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不仅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习创见,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学科之一,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更是如此。
第三,难以把握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全部面目。现有的本科传播学教材,重点是经验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讲授与学习。这些研究是具体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等,量化特点明显,与大学生比较接轨,比较而言是易于学习的。而批判的研究,则没有充分的篇幅和介绍,这就使学生可能对传播学的认识不够全面,缺乏对传播现象的批判超越维度的养成。最后,理论与现实的对接不足。一是现有传播学理论主要产生于西方国家的传播实践,是外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介绍,这使我们的学生感到隔膜,产生了距离感。二是传播实践和传播技术发展太快,使传播学理论与现实也有一些距离,让学生感到陌生和疏离。比如,由于自媒体、移动上网媒体的普及,以及新媒体内容的私人化、娱乐化,学生接触大众传媒的机会减少。这就容易导致教与学脱节,理论与现实分离的局面。与此相关的是,在国内高校新闻院系中,传播学专业多年来一直是到研究生阶段才设立的专业,本科阶段一般是不开设的。其中原因之一,也是传播学研究理论性强、对基础和研究能力要求较高。近年来,传播学专业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已经制度化了,但其内容定位则主要是公共舆情调查和受众调查等应用能力的培养,主要的并不是学理化和研究性的教育。
传播学理论具有多学科性质,使该门课程的教学面对较多的困难与挑战。教学中,教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并正视困难,引导学生重视理论课的学习,同时积极不断地寻找克服这些困难、激发学生兴趣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办法。
第一,围绕教材,对相关知识内容进行延伸,为学生提供进一步理解的材料。笔者讲授传播学理论课程,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作者是郭庆光教授。近年来,笔者在授课期间,组织学生对该教材的注释进行开掘与延伸的整理,每讲完一章,即将注释的整理工作布置给若干学生。两周以后,再将学生的整理进行验收,然后以电子版形式分发给全体学生,供大家复习和消化该章的知识和理论,待一轮课讲下来,全书所有注释都进行了整理。对外文资料还要关注和提供其中译本情况。这些注释涉及的文献材料来自于多个学科,通过熟悉这些材料,能对相应的学科、成果有所了解,尤其是有助于理解教材中涉及到的传播学理论和观点,不仅能明了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指导。因此成为学生学习和深化的重要辅助材料。
第二,注意了解学生的知识地图,在传播学理论教学中注意让学生从已有知识出发,去打通新知识,掌握新理论。在这一方面,笔者首先了解把握学生的历史知识情况。传播学理论涉及到印刷术产生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知识,尤其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传播学在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中的产生和变革情况,更要求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有所了解。教学中可以结合学生中学时代的历史学习,也可以结合学生大学期间的现代史与中国革命史学习,来形成理解传播学理论的路径。其次就是结合学生的新闻理论、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学习,来进一步理解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传播学理论的课程一般在高年级开设,此时学生已经有了新闻学的基础,应充分利用这一知识积累,使其成为理解传播学的进身之阶。此外,要利用学生思政课中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观,来理解教材中的理论角度,特别是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和批判学派的理论时,要动用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打通其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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