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

关键词：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成人教育教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8-037-03

隋朝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开创了秦汉以后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其在政治、赋税、律令、兵制等发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文教方面，由于统治集团历史意识增强，客观上推动了隋朝经学、史学的大发展。隋朝经史之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当时图书建设与管理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书籍编修、典藏、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这对于终身教育体系下还不够完善成熟的成人教育教材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

（一）南北融合，经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政治文化的对立造成南北经学学风不同、义疏各异、彼此分立。至隋朝统一之后，北学渐衰，南学渐盛，进入了经学统一的时代。

隋文帝作为隋朝的开国者，假儒、佛、道三家思想，希冀缔造“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并逐渐形成了三教并存的混合意识形态。其中，隋朝儒家思想主要是继承发展了汉代儒学的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并发展形成了若干亚传统。开皇三年（583年）四月隋文帝诏曰：“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抵朕意，劝学行礼。”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再次下诏促学行礼。此举极大推动了隋初官学、私学的发展，出现了“京邑达乎四方，皆广黉校”的盛况。然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故隋文帝于仁寿元年（601年）废学，取消太学、四门及州县学，仅留国子学生七十余人。由此可见，尽管隋文帝推崇儒家思想，认为儒学之道能够“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直接促进社会道德完善、培养得力官员的部分却弃之如敝屣。

尽管隋文帝缔造了“开皇之治”的盛况，但真正使经学得到大发展的却当推隋朝第二任帝王隋炀帝杨广。隋炀帝一生有过诸多创举——开凿运河、营建东都、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征伐高丽。除此之外，隋炀帝对于南北经学的统一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第一，重视学校教育。大业元年（605年）七月，隋炀帝拟《劝学诏》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有兹始。”一方面，隋炀帝吸收前朝教训，命专使搜寻才德兼备之士；另一方面，下令恢复中央及地方学校。第二，热衷学术活动。《北史·儒林传》曰：“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一以闻奏焉。”据《隋书》记载，隋炀帝征辟儒生这一文教政策的施行使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传统得益兼容并包。史料记载，隋炀帝爱好文学艺术，曾命臣下将禁中秘阁之书，抄录副本，分为三等，藏于洛阳观文殿的东西厢书库中，又在殿后另筑二台，聚藏魏以来的书法名画。此外，还作有《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春江花月夜》等四十多首诗歌，兼有北人尚武精神以及南人的充沛情感，为隋朝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第三，尊崇儒教礼仪。隋炀帝时期曾下令寻找孔子后裔并尊孔子为“先师”，自此“释尊”便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与此同时，隋炀帝时期还定出了许多典礼仪式，如恒山祭祀以及首次远征高丽之前隋炀帝亲自主持的三次古代祭祀。

隋朝经学能够实现南北统一，除了帝王们的重视，还得益于经学大儒们的讲论著述。隋朝时期经学大家辈出：王通，聚徒授道，主张践行王道，致力于建立儒家新经学，其思想被后人称为“河汾道统”，著有《续诗》十卷、《续书》二十五卷、《礼论》十卷、《乐论》十卷、《元经》十五卷、《赞易》十卷，合称《王氏六经》。元善被隋文帝称为“人伦仪表”。对于辛彦之，沈重赞其言论为“金城汤池”。对于萧该、包恺，《汉书》称二人为“宗匠”。房晖远被牛弘称为“五经库”。对于马光，《隋书》赞其曰：“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之后，惟宗光一人。”对于刘焯、刘炫，《隋书·儒林传》曾说：“于时（隋炀帝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捂绅威师宗之。”这些儒学大家，穷毕生之力著书立学，给后世留下了璀璨无比的文化瑰宝。

（二）大备经籍，成绩斐然

隋王朝大备经籍，成绩斐然，其藏书数目之众、范围之广、装帧之精美，超越以往任何朝代，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化繁荣、治学发展，更为古代文明的传承夯实了基础。

1广开门路，搜集图书。隋朝时期非常注重文化传承，短暂的统治时期内，隋文帝、隋炀帝曾通过各种途径，广开门路，大力开展书籍收集工作。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曾下诏收集前朝遗书，涉及陈朝、北周、南梁等多个朝代，其中，北周收集藏书就有15000余册。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上《请开献书之路表》：“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开学，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昔陆贾秦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谱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隋文帝遂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以此激励民间献书。此后，隋文帝再次命牛弘向民间征书，征书中心移至江南一带。此次征书，使隋王朝获得大量宝贵典籍，藏书规模激增。隋炀帝时开展了第三次民间征书，较之隋文帝时的两次征书，第三次民间征书范围更广、内容更多，除了经、史、集，还涉及字画、书法、宗教典籍等。但即便进行了三次规模浩大的征书活动，依然有部分私人收藏的珍贵典籍无法收录，为此，隋朝时期创造性地出台了抄录政策，极大地完善了隋朝的藏书体系。

2述而且作，书籍修纂。隋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较之前朝进一步增强，不但重视继承，也注重创造，真正践履“述而且作”思想。继承方面不仅表现在收集前朝旧书，也突出体现于修撰前朝史书。隋文帝曾命魏澹、颜之推、辛源德等重修《魏书》，隋炀帝再次令杨素修《魏书》。另有李德林续修《齐史》，增至三十八篇；王劭撰《齐志》二十卷、《齐书》纪传一百卷；何之元著《梁典》；史家姚撰《梁后略》；牛弘著《周纪》。除了修撰前朝史书，隋朝时期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作。其一，重视国史修编，有柳顾言的《晋王伐北记》、王劭的《隋书》八十卷。其二，出现了大量目录学著作，如牛弘的《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开皇八年四部目录》、《开皇二十年四部目录》，柳顾言的《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许善心的《七林》等。其三，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著述，如牛弘的《五礼》百卷、《仪礼》百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王劭的《皇隋灵感志》、《读书记》，姚察的《汉书训纂》，柳顾言的《史书音解》三十卷，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五十卷、《东都图记》等，另有《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等。

3机构完备，纂集典藏。隋朝成立了非常完备的修史机构，著作曹设置著作郎二人、著作侍郎八人，隋炀帝时增为十二人。另据记载，隋朝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秘书省，负责书籍整理校勘工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隋炀帝执政晚期增设宫内秘书省官员一百二十名，均由学识卓著者担任。隋朝还成立了完备的藏书机构，包括位于大兴城的嘉则殿、秘书省以及位于东都洛阳的修文殿和观文殿。其中，嘉则殿主要收集皇家藏书，凡三十七万册；秘书省专管图书典藏，为五省之一；修文殿纳御本供隋炀帝翻阅；观文殿则典藏古籍、字画、书法作品等，种类繁多。

关于典藏方式，书中记载：“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物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日妙楷台，藏古迹；西日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朝时期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这一开创性的四部分类法一直为后世各朝沿用。

二、隋朝图书建设与管理对我国成人教育教材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学习型社会、建设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成人教育，也急需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完善自身。但是，目前成人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备，尤其是在成人教育教材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教材建设和教材管理两个方面。从教材建设方面看，存在着教材编写质量低劣、内容陈旧更新缓慢、针对性差、实用性不强等问题；从教材管理方面看，存在着管理滞后、计划性差、手段落后、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成人教育教材本身就是成人教学内容的直接载体，担负着实现成人教育培养目标、保证成人教育质量的重任，因此，必须解决成人教育教材存在的问题，而隋朝在书籍编写及典藏方面的经验无疑对实现成人教育教材合理高效的建设与管理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树立精品意识，编写成人教育精品教材

精品教材具有引导性、先进性、整体性、适用性、精良性、稳定性的特点，成人教育要想突破质量瓶颈，教材是否精品化举足轻重。

1精良的编写队伍是精品教材成型的基本前提。大唐文化昌盛得益于隋朝的积淀，而隋朝书籍修纂的成就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大批经学大儒们的卓著贡献。这些经学集注的编写者有着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高尚的作风，既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大量的著作，又能保证书籍编写的超高品质，与那些素质参差不齐、照搬照抄学术造假的教材编写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要想编写出品质优良的成人教育教材，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一批具有精品意识、科学严谨的编写队伍。

2科学的教材编写是铸造精品教材的灵魂所在。首先，精品教材的“精”体现在教材内容的科学化。被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在改革北大时就论证了“学”与“术”的关系，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成人教育教材不仅要向成人传播文化理论知识，还要注重实践应用的践履，因此，成人教育教材的编写，必须要保证内容的科学性，既强调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结合，还要强调内容的针对性。其次，精品教材的“精”体现在教材特色的成人化。成人教育对象有别于普通教育对象，具有学习欲望强烈但学习时间有限、知识积累较多但生理老化等特点，因而成人教育教材的编写必须要考虑成人的特点，激发学习兴趣、锻炼自学能力、突出继续教育特征。再次，精品教材的“精”体现在组织编排的理性化。从纵向维度看，成人教育教材的编写要遵循人类学习的基本规律——由简入繁、从易到难，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处理好内容的主次关系；从横向维度看，成人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注重内容之间的横向联系，拓宽教材知识的广度。最后，精品教材的“精”体现在教材装帧的适用性。隋朝时期所修经籍大都制作精致优良，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格调高雅，朴实大方。成人教育教材不必一味追求包装的华美，但也要保证装帧的得体适用。

3合理的激励机制是精品教材编写的助推剂。教材编写本身就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工作，一本好的成人教育教材更是需要广大成人教育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汗水。隋朝遵循“述而且作”的思想，对有卓越贡献的土人进行奖励，如对隋朝文化制度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藏书史研究第一人牛弘就备受隋朝两代君王荣宠，隋炀帝甚至专门赋诗称赞，给予了极高的赞赏和信任。同样，必要而合理的奖励机制对于成人教育教材编写工作者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奖励基金的形式来激发编写者们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性的优惠，来鼓励广大成人教育工作者。

（二）实地管理与信息化管理相结合，建立高效的成人教育教材管理机制

隋朝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书籍典藏制度，不仅成立了完备的藏书机构——嘉则殿、秘书省、修文殿和观文殿，还开创性地使用四部分类法，并根据书籍内容进行编号分类典藏，这些举措都给当前成人教育教材管理提供了诸多宝贵经验。

1成人教育教材管理要建立合理的书库实地管理制度。书库实地管理制度是否完备将直接影响到成人教育教材管理水平的高低，因而需要从教材的入库、上架、出库等三个方面进行管理。首先，教材入库阶段要坚持照章办事，认真办理入库手续。凡入库教材均要拆包验收，并据实填写入库书籍的数据信息，并据实及时更新数据。其次，教材上架阶段要对已入库教材按专业、品种、级别等标准进行分类，并遵循分类上架原则，保证教材安放层次分明、便于查阅。再次，教材出库阶段也要认真办理出库手续，并做好出库整理，保证记录完整，做到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物相符。

2成人教育教材管理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教材管理信息化。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功能，能够极大地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必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成人教育教材管理也不例外。一方面，成人教育教材管理负责人要经常组织信息技术的学习和培训，保证管理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成人教育教材管理人员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并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材管理，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使自己的管理方式由经验型向科学管理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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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篇2

摘要：日语谚语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刻的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很多的谚语都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本文针对于此，首先提出了日语谚语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吸收，进而分析了中国文化信息传播对日本谚语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语；谚语；吸收；影响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一衣带水，所以自古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是深远，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于日语谚语的影响更是可以追溯很长的历史时间。笔者在研究日语谚语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日语中很多流传下来的名言警句都具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日语谚语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全面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深刻的丰富了日本语言的表达形式，成为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助推剂。而日语谚语中存在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就是对于了中日文化共融的一种具体体现。

一、日语谚语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吸收

（一）结构形式上的吸收

研究日语谚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日语谚语在形式结构上显示了对于中国文化的全面的吸收。因为很多的汉语中的成语或者是谚语都讲究的是对偶，因此日语谚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其这方面的影响，也有着很多的具有对偶形式的谚语出现。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谚语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的口口相授传承下来的。因此，往往为了大家的记忆或者是口头表达，很多的谚语都采取叠词和近义词的重复使用的形式，这样的使用形式在客观上也有利于谚语的历代传承。

例如，日本谚语“Rには\ってみよ、人には添うてみよ”对应的中国谚语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单单从结构形式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谚语就是模仿了中国的对偶的排列方式。这些日语谚语都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了中国谚语关于叠词和对偶的使用形式，与中国谚语在使用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内容上多出自于汉语的成语、典籍或是诗歌

对于日语谚语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很多的日语谚语都出自于中国的成语或者是一些诗歌典籍等。根据历史记载，白济人王仁携带了大量的《论语》、千字文来到了日本，至此汉字开始传入进了日本，由此中国的文化和文字开始大量的被日本的统治阶级所熟悉和学习。

在日语谚语发展的最初阶段，日语谚语都是大量的照搬中国的谚语的结构和形式，对于中国的谚语进行全盘的模仿。例如，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如“一石二B”、“百k百中”等的日语谚语，这些都是对于中国谚语的直接照搬。

后来，随着日本本国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日本在引进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形式上的改动和兼容并包，这个时期出现的日语谚语就开始不再是对中国谚语的照搬全抄了，而是开始在语法、字数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以适合本国文化的发展。例如，“一をいて十を知る”对应的中国成语就是“闻一知十”的意思，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日语谚语已经开始在吸收继承的基础上开始做了结构上的改动了。

此时，还出现的一类日语谚语是在受到中国谚语的影响下而自己创造出来的且适合日语表达形式的日语谚语，例如，“キジもQかずば膜沥郡欷蓼ぁ！钡囊馑嘉“不叫的鸟不会被击中”，这个日本谚语分显然和和汉语的“枪打出头鸟”这句谚语有着几乎相同的表达意思，这个就是日语谚语模仿中国谚语而进行自创的一种新的谚语的表达形式。

隋唐时期，随着中日交流的不断加深与频繁，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变得更加的深远和巨大。在加之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相当重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在这个时期内派遣了很多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吸收先进的文化知识。根据相关历史史料记载，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先后派遣了12次的遣唐使到中国进行学习。这些大量回国的遣唐使给日本国内带去了大量的中国的诗歌和文化典籍等，再加之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中国的文化、思想、语言、艺术等方方面面都深深的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并逐渐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与中国出自于中国文学诗歌或者是典籍中的日语谚语。例如这个时期出现的日语谚语“鹿を指してうまとなす”指的是指鹿为马的意思。而“指鹿为马”一词正是出自于中国的文学典籍《史记》中。这个时期大量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出现和使用，直接的使得这个时期的日语谚语包含了众多的关于中国元素，也使得日语谚语在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都得以丰富和完善，从而极大的推动了日语谚语的发展。

（三）涵义上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论语》就已经传入了日本。因此，孔子的儒家思想自然对日语谚语有着深远的影响。再加之大量的遣唐使的回归也带来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儒家的文学典籍与儒家思想。以此，很多的日语谚语都直接出自于《论语》的原文。例如，“温故知新”源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此后的江户时期更是儒学在日本大行其道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内，日本本国的文人将儒家思想与本国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为儒家文化在日本的发展带来了更新的前景。

二、中国文化信息传播对日本谚语的影响

中国文化信息的大量的在日本国内的传播对日语谚语有着深远的影响。日语谚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丰富了日本本国的文化内涵＼、拓展了日本文化的外延，也使得中日文化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交融。日语谚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古汉语的相关的语法使用规则、词汇表达习惯等，这也在间接的保留了与古汉语相关的文化意义。例如，如日本人在学习“断琴之交”这个成语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成语进一步的了解与这个成语相关的出处与相应的故事，并且通过对于这个成语也将中国的“知音之交”的处世之道广泛的传播进入了日本。又比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句谚语也可以使得学习这些谚语的日本人加深对于中国儒家思想的理解，明白相应的中国的文化理念中传递的文化含义。

结束语

自古以来，日本就受到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很多日语的谚语也是与中国的文化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日语谚语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全面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丰富了日语的表达形式，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言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到了近现代随着日本本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对于中国的文化的吸收已经越来越少了。（作者单位：山东省齐鲁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范文

有这样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捍卫“儒教就是宗教”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20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6年，他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但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

1959年10月13日深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从《从儒家到儒教》、《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佛教向儒教靠拢》、《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他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又直接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

“小长征”奠定学术走向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或短衣绑腿，或长袍礼帽，浩浩荡荡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行程历经60余天、1400多里路。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敲击着这位年轻的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他从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耄耋之年，任继愈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半个世纪文化苦旅

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对这部珍贵典籍虎视眈眈。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有趣的是，任继愈担任北图馆长后，认为珍贵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高中时的老师，因此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2005年8月底，举行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在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冯其庸、金开诚等学者都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表示担忧。任继愈说，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面临着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的危机。

尽管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在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