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1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封建法律思想,儒家,神权政治,宗法等级,百家诸子,德主刑辅

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以法家、道家及阴阳五行家的法律思想，经过上千年的演变至西汉时形成的，又经过从西汉至封建社会末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体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下面，就以时间顺序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以下解析。

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信奉神明的传统从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就普遍虔诚信仰神明，以任德而不任刑”为主要理论观点的神权法思想就成为适应奴隶制统治的神明、天道观念的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不断，宗法制渐渐失去主体地位，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政权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掌控。因为刚刚经过混乱的诸侯纷争，他们在立法过程中便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强化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司马迁曾经在讲述战国时期的立法时说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钳制。

直至汉初，经过连年的战乱法家的思想主张已经不再适用，汉武帝便启用黄老之学的思想，缓和战乱留下的阴影与民休憩。但是安稳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势力逐渐强大的各诸侯王同中央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法律制度方面出现了上无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混乱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便成为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西汉中期，著名儒士董仲舒所倡导的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好适应统治者进行集权大一统的要求，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将儒家思想奉为正统。儒家思想经过他的完善，借鉴了《中庸》的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墨家的君主法天”、道家的阴阳结合”等思想，提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大其德而小其刑”。在立法中实行德刑结合：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于是德主刑辅”的思想便成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至此，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最终形成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西汉时期——形成阶段

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新儒学，它是有别于先秦儒学的一种新思想。一方面它把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加工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吸取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和黄老学说中有利于当时统治的内容作为补充，使之成了具有很强适应性的精神武器和统治工具。董仲舒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神权政治思想、宗法等级制度、阴阳五行说和百家诸子学。

综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主要倡导者的新儒学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他把先前的法律思想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概述，毕业论文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至此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上。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硝烟四起，处于异常混乱的局面，长期呈现出分裂割据的状况，因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礼入律，以经立法。《春秋繁露.精华》中有语：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体现出了引经注释，春秋决狱的内容。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建设继往开来的性质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是传统法律制度发展至成熟完备期过渡的重要阶段。

（三）隋唐时期——走向成熟和完备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也对法律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隋唐法律达到中国封建法律的高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开皇律》是一部在中国法制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隋文帝时期所编纂的。唐朝时期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应运而生——《唐律疏议》，至此，达到了中国立法史上的巅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及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都很好的体现出了唐朝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稳定及严明。

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的全面体现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法典《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至完备成熟的里程碑。

（四）宋朝至清末——延伸及消亡

宋朝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一步步加强达到顶峰。与此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一步步走向严明精致。元时断狱，亦每引唐律为据”，明律则篇目一准于唐”，可见唐朝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延伸。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封建法制历经近两千年的发展，辗转相承，相当完备。清朝法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法律的完备性，因此可以说清朝的法制建设不仅承上，而且启下，不仅是传统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态，而且开了近代法制历史的先河。

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败、封建社会的瓦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变革，近代法律制度呼之欲出，逐渐发展。

三、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历史作用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自西汉确立、经过各个朝代的总结发展而形成的、位居我国封建社会重要地位的思想体制。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给予它们发展的指导性与前瞻性，顺应并推动的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但是同时，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法律文化的萌芽。它是把双刃剑，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现代社会所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心定罪”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发展因素在法律领域内反射”的结果。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随之寿终正寝，但研究其形成及发展的历程对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汉书.匈奴传.

[2]战国，魏国，李悝.法经.

[3]汉书.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儒林外史》；蕴含；商业文化；中国古典小说

在“儒林”当中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十分排斥商业心理的，认为君子应当清高，视名利为粪土。但是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晚期，很多文人士子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追求功名利禄。文人士子在沽名钓誉倡导儒家文化的同时，又纷纷抛弃学术专心的从事商业活动。《儒林外史》就是将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子的矛盾的心理和表现描写出来，让人对于描写内容中的“读书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终究走上末路的原因的思考。

一、《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

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探究，首先应当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通过总结《儒林外史》的描写内容，主要可以将其所蕴含的商业文化总结如下：

1.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文”思想主导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

“君子重义，商人重利”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同时“无奸不商”也能够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商人的轻视。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改革，很多文人士子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封建社会晚期，这一思想的发展存在了严重的偏差，《儒林外史》中的所体现的商业文化，已经呈现出了极为“重理轻文”的思想，因而社会人情也逐步的呈现出冷漠、势利的特点。

2.社会的商业文化呈现出“思想败坏”的趋势

在中国的早期经济文化和商业文化当中，倡导的思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时代的发展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的必然，但是君子获取经济利益，不应当是以牺牲自身的人格为前提的。在《儒林外史》所反映出的社会商业文化当中，很多文人已经“斯文尽失”，唯利是图，丝毫不见读书人的儒雅气息，市侩的本色表露无遗，得势的文人和不得势的文人都表现出了十分极端的病态思想，要么穷欲极奢，要么视财如命，全面的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整体文化的穷途末路。

3.商业文化中的“唯利是图”深刻的影响了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的思想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事件的发生背景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清朝末期，这一时期政府对于典当行业的重视，使得文人开当铺、做盐商，剥削底层群众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道义尽失，唯利是图的思想使得社会风气日益沦丧。

通过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可知，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末期，商业文化中的“重利轻文”思想主导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唯利是图”深刻的影响了封建社会末日的文人的思想，并且社会的商业文化呈现出“思想败坏”的趋势。在这一文人纷纷追求金钱并且商业道德逐渐败坏的大背景下，社会所呈现出的腐败、颓废、奢靡的现象之严重也便可想而知。

二、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

针对于《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进行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主要可以将思考内容总结归纳为以下两点：

1.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嘲讽与厌恶

作者将《儒林外史》中的士子的丑态刻画的入木三分，带有着深深的嘲讽和厌恶之情。

2.显现出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败坏与不堪

文人士子是封建晚期统治阶层的主要成员构成，因此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不堪程度，通过《儒林外史》也便不得而知。

开展对于《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的思考可知，《儒林外史》以诙谐、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通过描写封建晚期社会的文人士子阶层的众生百态，深刻的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嘲讽与厌恶，同时也无情的显现出了封建社会统治下的官场的败坏与不堪。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体现的核心，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儒林外史》描写中呈现出的“原则尽失”的晚期社会商业文化，则让我们更加了解了那个时代消亡的必然。

三、结语

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探究，首先应当进行《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的总结分类，进而针对于《儒林外史》中所蕴含的大量的商业文化，对于《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开展《儒林外史》中蕴含的商业文化研究，可以使得我们通过封建社会末期的文人阶层，更好的去了解封建社会的消亡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王_.《儒林外史》的商业文化价值[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5，04：94-98.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影响；途径

在中国,从夏商周及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经历朝历代的传承沿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体政治文化.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又称之为儒家政治文化.时至今日,虽然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也不断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条宗法制的永恒脐带。马克思·韦伯在对中国和埃及这两个君主专制政治共同体的比较中,就指出过宗法制度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他说：“在埃及，至高无上的是对死的崇拜，而不是对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也不例外。无论是从中国奴隶制的氏族国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中间经历了政治发展与血缘宗亲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重大变化，虽然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宗法制这条永恒的脐带却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

其次，君主王权至上，无视法制，空白。“君权神授”，“顺天应人”“君主崇拜”等等意识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权力崇拜意识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上层人士及所谓的“草民”阶层的心中。这种君主集权式的专制导致对皇权的崇拜，对权威的认同，使得君主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框架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国民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顺从。不仅如此，而且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人固有的一种伦理至上观念的浸染，也使他们产生一种政治上的强烈依附感。随着从周公制礼到孔孟的儒家学说的承继与发展，“礼”，“义”等观念也日益深入民心，成为君主维护自身统治，禁锢人们思想，鱼肉广大民众的强大武器。在君权至上和孔孟儒学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下，法制被抛之一旁，至于，更是无从所谈。

第三，儒家政治文化的屹立。历代王朝的更替或是衰败，或是同化吸收，或成一枝独秀，其中各种学派争鸣，各显神通，终究未能屹立不倒，惟独儒家学说站居主导位置，成为我国传统的主体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儒学是在宗法制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统治所创立和完善的。儒家学说的基本框架来自于孔子，“礼”“仁”“天”则是其基础体系。它是从价值观，哲学观等各个领域引申并放大成的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所强调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以及所谓崇尚治，尚有为等一系列观念，为其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支持。儒学的产生的和发展，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不仅奠定和稳固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使自身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持久性，它并不随旧制度的湮灭而随之消失。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当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排斥性。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际贯彻,但是人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控制。在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政治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大一统”的政治观，君权神授的权力观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认识，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小农意识，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传统政治文化的痕迹，而且大量残存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政治系统之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进程。在今天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但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呈现阶层性特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加剧，亚文化广泛存在，并且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在并存中冲突加剧。

其次，中国农村的某些封闭，保守的思想意识和特有的人际观念对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农民与几千年来一样，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甚至没有表达看法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前也基本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几千年来习惯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小农意识在旧社会意识，政治文化的支配下对于以资产阶级民主为核心的新型政治文化本身就具有一种无形坚韧的抵制力量，而在解放后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有一种表达自己思想认识，一种参政议政的意识，其实他们并不是像共产党员一样多受到马列主义新思想的影响，而依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崇拜权力，企盼明主的思维模式。而这些传统思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显得似乎已经被新事物取代，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的，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期间，对绝对权威的崇拜和血统论等旧政治文化特征发生了总的爆发。然而他们以一种暴力的、摧毁其他权威的形式进行着。这是旧政治文化的总的爆发，也是对旧的政治文化的一种摧毁。中国最为牢固的信仰——家庭，在这场运动中，被无情地撕成碎片。中国的传统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所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基础-以农耕为主的小生产方式没有得到破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枯萎。

当然，农民的这种人际关系思想也是古已有之。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早在春秋之际,孔子就提出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克己复礼”与“忠忽之道”。“克己复礼”,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政治文化心理，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盛行，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这些伦理道德、观念意识的长期教化侵蚀了人的心灵，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不是主动参与型而是被动参与型。

其三，现有的制度性腐败，古代的贪渎文化、崇权意识依然在起作用。以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宗法制社会重视伦理治国而忽视制度化建设，当今中国由于对官员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助长了公民利用行贿等方式去谋利。中国古代的很多朝代，对官僚的薪俸非常之低（比如清朝），或者甚至没有薪俸（比如孝文帝改革前的北魏），而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僚通常要供养一个大家族。这就使贪污受贿成为了官僚的家常便饭乃至生活方式。由此贪污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一直到现在，这种痕迹仍清晰可见。人们在没有直接受到腐败的伤害时，虽然在公开场合也表示不满，但普遍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屈从态度或者回避打击报复的心理。腐败者在中国一点不臭，反腐败者是会被认为是不通世故。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在入狱后竟受到家乡官僚的“回报”，并有人认为这是饮水思源、仗义。中国的百姓普遍崇拜权力，对有权势人士有近乎虔诚的恭敬态度，连学校校庆都以培养了多少干部和总经理为荣。人们在收受贿赂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们现代人的口里经常会谈论着马克思、尼采乃至弗洛伊德。对孔孟庄子老子韩非子、程朱理学等等却抛之一旁，提起来似是半知半解，倒是现在于丹等教授对论语，老子等名家名著多有讲解，或许使我们了解的更多，体会更深刻一些了，所以我们算不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痕迹的一些体现。我们不直接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但我们继承了它的结果。崇拜权力不但被我们继承着，而且在现在看来，或许也将一代一代继承着。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许多东西并没有机械地随着特定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往往可以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或传承下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较多，民主法制较少。”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集权主义的推崇、对伦理道德的注重、对“清官”、“仁政”等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观念等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复杂的影响。它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范围仍很广泛,影响力度也是各有所异,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的认识将会逐渐得到提高,努力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推进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体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该体会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并非只有它根深蒂固且施加着坏的影响，正如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继承。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专制主义可以概括一切，但是文化并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绝非意识形态所能包容的。

三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认真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相较之制度形态等等更具有广泛作用范围，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表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一体的国家，传统政治文化已深深地渗入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态度、情感、心理和行为等等层次上都发挥着顽强的作用。所以如果坚持运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看法去分析认识问题，抛弃前人处于当时历史条件做出的个别结论，破除用教条主义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紧跟时代的发展，开拓新视野，汲取先进的认识成果，才能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消除某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情绪，从根本上破除封建主义的影响，有效抵制资产阶级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袭，才能为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二，找准结合点，争取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过渡的完美转身。现代化是中国的政治的目标，我们最终是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的，离开现代化去空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其中政治文化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导向实现加快现代化政治文化的进程。虽然传统政治文化中包含许多值得我们能够继承的思想精华，但和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加快发展现代政治文化的目标相比有许多不适应性，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不仅是一个质的飞跃更是一个挑战，传统政治文化的人治观，集权观，等级观，依附观与现代所倡导的法治观，权利观，平等参与观，竞争观等等都形成对立，如果从中把握住一个好的切入点，从而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等级观念到平等观念等一系列的转变，比如传统政治文化中“仁”的概念是具有很大的伦理色彩的，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运用，古代的“仁治”也常为“人治”，如放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来思考，“仁治”中的合理成份就有诸多可鉴之处，如再加以改造，更能突显其可贵之处。又如封建时期的民本思想与我们现代所提“以人为本”，封建时代民本思想也是从底层民众的出发，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对国家的兴亡起着重要的作用。总理曾多次充满深情地提到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正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更是用“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句话将民本思想提高到”民贵君轻“的高度。这些都体现了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过渡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只要找准就能将其优秀的思想拿来为实现现代化目标服务。

第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以往政治文化的漫长发展过程的一种积淀和凝聚。正如梁漱冥先生《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指‘中国文化“历史长久，并世莫与之比“。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封建性质的文化，自然有应该扬弃的糟粕部分。然而，作为人们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独特方式，能够在人类发展史上不间断地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它合理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有极强穿透力的政治文化，必然有它顽强的逻辑支点和历史借鉴。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着，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已经发展到现代政治文化的全新状态，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传统的负面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甄别和重塑传统政治文化，选择一条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顺利进行现代化转换的有效路径，从而服务于当前我国先进政治文化建设之需，能够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超时代的力量，因此，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

[2]许和隆.《冲突与互动》[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8.

[3]王宝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换路径分析》[m].理论月刊.2007.1.

[4]金太军.王庆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5

关键词:婚丧嫁娶;伦理道德;土家文化

在湘、鄂、黔、渝交界的一块土地上,逶迤的崇山峻岭之间,世世代代生活着一个智慧、勇敢、朴实的民族,他们就是土家族。这些辛勤的男男女女往返于潺潺的山涧溪谷与玲珑秀丽的吊角楼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经受了一定的时代洗礼,创造了堪为瑰丽的民族文化。这些深厚的人文意蕴与武陵山区绝妙的自然风光浑然一体,就如同陶翁笔下那令人神往的桃花源,散发着不可抗拒的的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他们曾像深谷幽兰一样自开自败,不为外人知。

然而,当历史的河流在交汇处掀起重重波浪的时候,这个古老封闭的民族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扑面而来的新空气。民族的融合使新的思想融入到它的四肢百骸,并不露痕迹地合为一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首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到土家文化的河流之中。

自从秦王朝席卷天下,四海归一之后,这块土地便被纳入到统一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而当秦亡汉立之后,作为汉代文化核心的儒学就开始传入到封闭的土家山区。尽管儒学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土家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在缓缓渗透着。从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后,儒学便以其巨大的文化势能全面影响土家地区.而传播的途径首推学校教育。

土家族地区在秦汉以后逐渐有了学校教育,特别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儒学影响土家族地区。土家族的学校教育从东汉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其教学内容基本上以儒学为主。封建时代,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有两方面:科举取士,立德立言,培养统治人才;道德教化,奴役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儒学在土家族地区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到土家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家族教育的基本思想对当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代土家族大都以学校输送多少人才走出山门为主要目标,长期应试教育,实际上是受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影响;长期儒家道德教化的灌输,加上小农经济伴随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也会使土家族人民形成一些如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等落后的心理积淀。

儒学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所形成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仁”即如何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而“礼”是“仁”的具体表现。清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地区的一些封建官僚纷纷以儒学伦理规范建章立制来规范土家人的言行和思想。曾经一位土家地区的知府下文告示:“人秉五常,一举一动皆有规矩”。经过较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及地方官员的主导,土家人的婚丧嫁娶等礼仪等被深深打上了儒学伦理道德的烙印。

土家族的婚姻在“改土归流”之前是比较自由的。未婚男女只要相亲相爱,经过土司作证即可成亲。不受任何礼仪限制,也不要男女任何钱财,婚礼程序也很朴实。有载道:“至于婚丧,亦俭约不奢”。那时侯,土家青年男女的交往是比较自由的,甚至可以通过“女儿会”以歌传情、私定终身。“土司地处万山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路相遇,以歌为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但改土归流之后,土家地区受儒学礼教的影响,不仅限制男女交往,同时以包办婚姻代替了土家旧俗。有记载“男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出中门,载在典礼,所以严内外之别也。”又令“凡一切不经之言,对女无轻出诸口,女子说不应该之话,即戒息之,毋令与男子同坐,以礼约其身,久久习惯,自尔端庄矣。”可见当时礼教已经比较森严。

而古朴纯真的婚姻习俗、礼仪方式受到冲击和影响,自由婚姻也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染上“周公六礼”的痕迹,男婚女嫁需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求“门当户对”。“篾门对篾门,板门对板门”在官宦,土司、士绅人家便成了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似乎成为勿庸置疑的信条。所以即使是平民百姓中的自由恋爱联姻,表面上的“媒妁之言”也是少不了的。官府曾下令:“男女人道之始,不娶同姓……然后请凭媒约,两家通知明白,依礼聘家……此定礼也”。“至于选婿,祖父母、父母主持之,不必问女子之愿否。或女子,口称不愿,不妨依法决罚。一与聘定,终身莫改”。总之“婚姻为人之首”,土家人对于“事宗庙,继后世”的婚姻大事,十分慎重,相当认真。其基本礼仪深深表现出儒家文化“礼”的传统,儒家以婚嫁作为“礼之本”,从议婚到完婚过程中必须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不能混淆,也不能减免。土家族的婚嫁程序基本上遵循了儒家的礼仪制度。但是,经过长期积淀的一个民族的习俗,仍然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独有的特征。土家族青年男女,始终把自由相爱而结合,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的婚姻,作为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土家族大量的情歌,都洋溢着对这种自由婚姻执着追求的精神,迸发出强烈的呼声。有歌为证:“十八姑娘三岁郎,天天洗脚抱上床。要是不怕公婆骂,一脚把你蹬下床。”“十七八岁正当春,妻大夫小配不成,媒婆起了害人心,喊声地来喊声天”这些歌曲都表达了他们的反抗意识,倾诉了他们渴望自由的心声。

儒家一贯重视丧礼、葬礼。特别是父母的丧事,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以丧礼哀死亡”形成了一套严格、完整的礼制。土家人的丧事虽然没有那么繁复,但也有许多讲究,其基本内容仍是儒家礼制。改土归流之前,土家地区有火葬习俗,丧葬仪式由老土司主持,且极为简朴。改土归流后,火葬习俗被废止,普遍推行土葬,同时严格限制土司职权,办丧事由道士取代土司。

湘西土家族的丧葬,对老人和长辈比较讲究,青年人则随便些。人死后,由死者的长子或长女(无儿无女者派其他晚辈),到水井取一茶罐或一竹筒新鲜水,烧热后给死者洗澡,然后穿上寿衣和大红寿鞋,腰上要捆一支白纱(按死者享年,一岁一根),用门板放在火炕的房中,脸上盖张白纸,胸口压一个鼎罐盖,脚边点上清油灯。这时,把死者病中睡过的床铺草在屋外十字路口烧掉。死者病中睡过的被盖,穿过的衣服都要洗晒。将棺材放在堂屋正中,从七至九户邻居家中取来火坑灰撒在棺材内,铺上皮纸,就入殓,待亲人看过后再密封。死者的孝男孝女,孝子孝孙,都要戴孝,近亲属要戴白麻布者白布头巾,要穿不钉扣子,以布条相结的白长衫,叫孝衣。孝帕要连续戴满三年。死者的亲生儿子在死者安葬后三个月内不剃头发,以表哀思。在“改土归流”前,由土司举行葬礼。这些无疑都渗透着儒家最重要的“孝”的观念。“改土归流”后改为道士开路和举行葬礼。死者一般要停柩三至七天才上山,在堂屋中设灵堂。这几天内选择一吉日为“火葬日”举行葬礼,给死者杀猪宰牛作祭奠。白天要道士或土老司“解结”和“超度亡魂”。出丧时,邻寨青壮年男子,自愿抬灵柩上山。开吊期间,每晚所唱的孝歌歌词内容大部分为死者的生平待人处事,唱词多取自儒学历史故事。如《徐母骂曹》《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孟仲哭竹》《王祥卧冰》等。整个唱词突出了忠信仁义的主题。不仅赞扬亡者,而且也是用儒教忠孝考节义观念教育诱导生者。

除了婚丧嫁娶之外,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例如人际交往中,儒学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天条。而且,随着儒学对土家地区的全面侵染,土家族社会中,忠孝、行善、正义、勇敢、勤劳、助人为乐等都贯穿于青少年教育的始终,并逐渐成为传统沉淀于土家族心理意识之中,成为浓厚的家风、寨风和社会风气。

当然,在众多方面中,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对土家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最为主要的。事物往往是两面性的,在儒家文化对土家文化产生积极的、进步影响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土家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认真理清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6

一．原始儒家伦理思想

二．汉以后的儒家伦理思想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1、务实的政治文化

2、重民的政治文化

3、伦常的政治文化

参考书目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政治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

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新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本文所谓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伦理思想又是儒学的核心。儒家的伦理思想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维系中华文明几千年不绝。直至今日，儒家的伦理思想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世人产生着影响。

一．原始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源自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其以“亲亲”和“尊尊”为核心。

西周社会就是如此，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关系，便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亲缘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要维护宗法关系最要紧的是维护“亲亲”和“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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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7

摘要：儒家思想在我国从古至今都影响深远，儒家思想核心体系中的“忠”，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臣子对君主的忠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愚忠”，这种愚忠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一代的人对“忠”这种价值观念的认识，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的忠心，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愚忠”。这种“愚忠”思想，同样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社会，儒家的思想体系在我国是影响深远的，“愚忠”思想也随着整个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影响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工作和生活。

关键词：愚忠；儒家思想；影响

早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出现了祖先崇拜的思想。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在商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崇拜主要表现在对先王先帝的崇拜上。在商代后期，已经产生了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得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君主就是天的代言人，君主的权力是天所赋予的，他的权力是替天统治民众。所以君主就是民众的主宰，民众必须服从商王的统治观念。这种尚祖尚王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得到了发展，又有了里程碑式的进步。

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儒家体系思想中，关于“礼”的学说中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一位合格的统治者应该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和对待自己的臣子；而作为一个合格的臣子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以自己的忠心来对待自己的统治者。君主为臣纲的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关系的主导思想。封建社会的君主日益成为臣子崇拜和遵从的对象。君主的思想就代表了上天的旨意，臣子的遵从是理所应当的。忠心是臣子对君主必须遵从的原则。儒家这种忠信的思想在人们的思想理念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忠”指的是对统治者一个人的“忠”。只有遵从统治者的意志就为“忠”。一个臣子的一生中辅佐一个朝廷，只有这样才能被称为是忠臣。更有甚者被称为三朝、四朝元老，这不愧为臣子的楷模，忠臣的标志。难道臣子的一生中不弃旧主就可以成为“忠臣”了吗？其实则不然，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如果说统治者作恶，残害百姓、生灵涂炭，而臣子依然听从其旨意，而不给予劝解，这样的臣子是忠于了统治者，但却是一种助纣为虐的效忠，是一种“愚忠”的行为。

在东汉末年的三国后期吴国实力逐渐弱化，当时中国社会其实质为魏蜀之争，但其实质却是蜀国诸葛亮和魏国司马氏之间的争夺。在后人看来，诸葛亮才华过人令古今中外的人们所称赞。天下归蜀是人们所期望的结果，也是一种最为合理的历史发展方向。但最终的结果是天下归晋，这种结果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与诸葛亮个人更确切的说要归结与他的愚忠思想。诸葛亮对于刘氏家族的愚忠是他最大的错误。本来阿斗就是扶不起来的，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却任然坚守对刘备的诺言这是他最大的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过诸葛亮的一失事用千虑都难以弥补的。审时度势，才不失明智之举，诸葛亮为辅佐刘备而出山，那是十分正确的。而为了扶不起的阿斗效犬马之劳，那确实十分悲哀的。“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不失为君子之德的，而像诸葛亮那样的愚忠只能为历史留下无尽的感慨与后人的叹息。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忠”、“恕”、“仁”。儒家思想中得“忠”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愚忠”的思想。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让人们盲从地忠诚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论统治者是否是一位合格的统治者盲目的去追求绝对的效忠。儒家这种愚忠思想不仅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愚忠”的思想而且在我国现在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用当代的社会价值观来衡量感激和效忠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所提倡的。这种思想在我国的官场中体现也是很浓厚的。在我国现在的官场中，这种感激和效忠于对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很多。这种感激和效忠的行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感恩“行为。这些官员深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每个官吏的晋升都有提拔自己的领导，这些被领导提拔上来的官员，为了表达自己对领导的知遇之恩，往往表现为对领导绝对的服从，对领导忠心耿耿，这种所谓的“忠心”其实是一种“愚忠”的思想。这种愚忠思想的滋生就造就了现在社会官场当中的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最终危害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危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这些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应该更清楚，他们的职位和地位是人民所赋予的，他们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人。如果他们真的可以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封建社会的余毒——愚忠思想将不复存在。

在民主社会中这种愚忠思想是一定要消除的，这种思想存在一天，民主社会建设将举步维艰，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社会，铲除这种愚忠思想势在必行。但想要从根源上铲除铲除这一毒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人民共同的区努力，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刘述先.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儒家；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任何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核心，教育目标的确立、培养与实现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希望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贤”和“君子”，这种教育目标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大的价值与影响。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就确立的希望达到并争取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是实施教育活动后应该达到的状态标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认为“君子”“圣贤”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标准是成为君子的最主要的条件，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小人则是用土地钱财来衡量，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应该舍利取义。

（二）君子要注重修养。要成为君子，必须要注重自己的修养，养成一种道德自觉。儒家的社会政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子曾对子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养自己，以认真对待一切。孔子还认为一个人有了这种修养，并且把这种修养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可以利国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说空话，而干实事。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轻易说话而行动上却要敏捷。“君子”的品质，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行为层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统一，不仅要有道德、重修养，还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须转化为行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

（四）君子要知识渊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广泛地学习知识，用礼节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呀！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博览群书，成为样样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它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儒家“君子”“圣贤”的教育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国家建设。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国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我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公民的价值取向也从一元走向多元。近几年，我国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断出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道德观教育。其次，儒家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知行统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梦的实现既包括国家层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括实现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对国家而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广大政工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目标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对每个人而言，要想实现个人的理想、目标，也必须做到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能促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好的开展。儒家“君子”观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务的确立与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学等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培养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养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质。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注重修养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养上特别重视“内省”“修身”，强调内省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导的“诚意”、“正心”正是强调把主体的道德认知转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强调的内省、慎独正是当代社会我国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需要我们有道德认知、知道善恶美丑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没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的制约下，仍然能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君子”“圣贤”的理想道德人格，这种教育目标的培养也对我国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建设都需要从中汲取养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贤的目标，需要我们批判的继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张向东，孙征.孔子“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2.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0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秦汉时期文化板块小结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汉武帝那个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那个年代，当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是引起对立与矛盾的根源。对统治者在政治上极为不利，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统治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让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和几千年来思想的主流。是它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可能是正确的，对统治者有利，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否定了其他学派，每个学派都各有所长。如道家学派，创始人是老子，他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人们与世无争，天下就能太平。后来，战国时期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再如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要求人们互爱互利，反对各国相互攻伐兼并，残害生命。他还提出要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并批判贵族的奢侈生活，提倡节俭。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思想。在当时，各学派相互抨击，而又相互影响，如果作为统治者能取长补短，不将其他学派一棍子打死，那更能让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昌盛。

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片面性，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的定式；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是凡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儒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2

关键词：儒学神化；社会思潮；引领；途径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16-02

一、社会思潮与儒学神化

社会思潮是在某一历史阶段，集中反映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非主流思想倾向和思想潮流，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的巨变，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儒家等各流派社会思潮在中国思想和政治舞台上交相呼应，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社会思潮最为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开启了封建大一统时代的大幕。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伴随着秦朝的灭亡和法家思想的沉浮，儒家思想以神化的方式步入了中国正统思想的殿堂。在儒学由社会思潮上升为统治思想的过程中，儒学五经之一的《春秋》以神化儒学的方式与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融合起来，为儒家各学派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内容上，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对儒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神化了君主专制的核心要素――皇权，神化了维护封建秩序的关键――三纲五常，神化了孝，将其内化为心灵深处自觉服从的力量，还神化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力量――政权机构，将其定位为“天道”在社会中运行制约的力量。至此儒学神化初步完成，中国进入儒学引领中国社会思潮的新时代。

二、儒学神化的本质――引领时代多元社会思潮

1.儒学神化建立在百家争鸣社会思潮之上

先秦社会思潮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西周以来形成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分崩离析，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礼乐制度走到尽头。各诸侯国如失控的洪水，军事上对峙，抢夺领土，战乱频繁。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1]

2.儒学神化及其发展得益于儒学对其他社会思潮的成功引领

秦汉之际，儒学吸收了先秦以来形成的社会思潮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益内容，对先秦儒学体系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儒学体系，具体表现为：君权至上，皇权绝对神圣化；君权为纲，等级秩序绝对化；德主刑辅，治国方略规范化；文化专制，思想意识一元化；规范教育，政治伦理社会化。儒学最终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并最终发展为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成功构建起了“一元”的政治思想格局，但是“一元”格局不是中国社会思潮的终结，汉代及以后两千多年里，中国本土社会思潮和外来思想从未动摇儒学的根基，根本原因在于儒学在引领社会思潮的同时，坚持儒学统治思想不动摇，坚持儒学理论的创新，强化多种形式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这种引领的直接结果促成了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指导思想的影响力和统治力，不仅影响了有汉一代，而且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影响。

三、儒学神化对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走进中国的不仅仅是贸易商品还有伴随而来的各种思想观念，多元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不同群体的思想、愿望、利益和要求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不断被表达出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竞相争鸣的局面，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反映了人们精神世界和个性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社会进步和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相互借鉴，有利于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增强其适应性。

1.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提高策略引领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不同群体的思想、愿望、利益和要求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被表达出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迭荡起伏局面，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多方面需求，以及人们精神世界和个性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社会进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辩证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一项行之有效的重大方针。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与差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依存关系，承认和尊重差异，包容和善待多样。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和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权益，推动政治和文化的繁荣。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错误思潮坚持批判引领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的方向性科学，坚持马克思主的指导地位是我党革命和实践证明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才能保证我党的领导和决策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败的全局,关系到党能否执好政的全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不动摇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克服前进困难、坚持正确方向并确保党及其事业永葆生机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力，坚持包容性引领

在当代社会思潮多元的背景下，有多种意识形态成分的存在。在这多种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通过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思潮起到一种引领和规范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其他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要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要为改革开放大局服务，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强大动力，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为实现民族和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4.最大限度达成思想共识，丰富引领路径

“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共同的这个目标取向。党的十闭幕以后，以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这是在现阶段不同阶层群体共同的思想共识，即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共同目标取向，有了这样的社会思想共识,才能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要达成这种共识，必须丰富中国共产党引领的路径。

一是找准引领的着力点。党和政府应该认真分析研究不同社会思潮的本质内容、表现形式、社会影响以及产生的根源,善于抓住关键因素和环节,在兼顾一般的同时,有重点地做好“引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要把那些带有全局性影响的社会思潮作为重点对象来加以“引领”,下大力气求得突破性进展,以造成辐射式的社会效应。要把引领社会思潮同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群众基础。

二是找准引领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不仅仅是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率作用，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要求。要通过学校、社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各种途径,把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部位和各个环节。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渗透到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具体行为准则之中。

三是强化主阵地引领。要重视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宣传阵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引进。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各类协会、研究会的引导和管理，加强对互联网上哲学社会科学网站和论坛的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建构党和国家各级机关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行，以其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带动、感召广大群众的认同；建构高等学校党委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到教育教学中，体现到日常管理中，内化到师生的头脑中；必须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界用党的先进性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激励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捍卫、发展和践行，营造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中抵制错误和腐朽思想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