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1

关键词：证券投资效益；价值；相关性；盈余管理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上市企业的数量与质量逐渐提高。上市企业是证券市场投资的课题，也是主体，同时，也是参与者。上市企业对证券市场的参与，通常是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目前，我国上市企业较多，且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通过对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上市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

1证券投资概况

在我国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在证券投资过程中，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企业需要对自身的业务特点进行分析，结合风险管理要求来综合考虑证券投资。企业取得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的时候需要对其进行分类：根据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金融资产的损益情况；持有至到期的投资；专供出售金融资产；贷款与应收款项。在获取短期收益为目的的时候，上市企业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计量类的金融资产投资中，与专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在直接出售的时候，获取的损益会直接计入到投资收益中。这种证券投资收益包括已经实现与未实现的收益。在证券投资中，采用双重确认收益模式，上市企业能够对金融资产出售来选择证券投资的收益[1]。证券投资收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独立性。上市企业的证券投资与其他经营资产相互独立，其收益与上市企业的业务经营能力无关，却与证券市场行情有着密切联系。其次，波动性。上市企业的证券投资收益具有不稳定性，不持续性特点。另外，可预见性。活跃的金融市场会促进证券投资力度，通过对上市企业的证券投资金融资产进行分析，投资者可以对证券投资收益进行评估。这些特征导致证券投资在股价中的反应名次区别于企业营业利润。在证券投资收益中，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对其收益进行确认，对证券市场的定价特性与有效性进行了解，并能够深入的了解两种确认方法的优劣情况[2]。证券投资收益的特征使得其在股价中的反应可能会与企业的营业利润有较大差异,而证券投资收益的两种确认模式,又使得两部分证券投资收益可能存在不同的盈余管理状况。对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与定价特征以及证券投资收益的信息质量(相关性、可靠性与及时性),并可以进一步了解两种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的优劣,为金融危机下争论较多的公允价值确认损益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2理论分析与假设

根据会计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将盈余分为暂时性盈余与永久性盈余，后者是可持续的，稳定性的；而前者是一次性的，波动性的。永久性盈余在估值中的作用明显高于暂时性盈余。企业的营业利润通常为永久性盈余，证券投资收益为暂时性盈余。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会比营业利润低，在估值模型中价值乘数也会明显低于营业利润。在实际资本市场中，盈余反应系数会跟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可以根据理论分析对其进行合理的预期。与证券投资收益价值乘数相比，其盈余反应系数会明显较大。根据理论分析研究，可以对其提出相关假设：与营业利润盈余反应系数相比，证券投资收益价值乘数相对较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能够促进会计盈余信息相关性的提高，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与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相比，前者更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证券投资收益信息缺乏及时性，与年报信息区间内的股价变化关系不大；盈余管理现象存在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中，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则没有。

3研究设计

3.1样本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中的证券投资收益包括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与出售金融资产的直接收益。两者数据来源不同，前者为上市企业年报投资收益项目中计算得出的；而后者是年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算得出的。

3.2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四个假设进行模型设计，其中前两个假设需要根据价格模型进行论证，第三个假设需要报酬率模型论证，最后一个假设采用盈余管理模型论证。

3.2.1价格模型

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研究，根据以往相关专家的观点与建议进行分析，并结合本次研究实际情况，对价格模型进行设计。净资产=截距项+资本成本倒数×每股税后营业利润+1×证券投资收益暂时性盈余+自变量系数×（每股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误差项。将其对假设1进行论证。在假设2中论证，需要在上诉模型中增加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情况，在解释变量中，以每股净资产为标准。并分析价值相关性是否存在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从而对模型的解释力度进行增加。

3.2.2报酬率模型

在对该模型进行设计的时候，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到在一定的时期内，会计盈余对股价变化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会计信息进行探究，以便分析其对股价造成的影响。根据证券投资收益的可预见性特点进行分析，在证券市场中可能会出现提前反应现象。在该模型中，并没有与价值模型相同的价值相关性。其模型公式为持有累计月报酬率=截距项+自变量系数（每股税后营业利润/收盘价）+自变量系数（每股税后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收盘价）+自变量系数（每股税后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收盘价）-误差项。

3.2.3盈余管理模型

根据盈余管理的动机对证券投资收益盈余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以便设计盈余管理模型，对其有效契约观与不对称信息观进行分析与研究。其模型公式为：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在利润总比重的百分比=截距项+自变量系数×再融资变量+自变量系数×扭亏变量+自变量系数×营业利润增长率+自变量系数×规模变量+自变量系数×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百分比+自变量系数×行业变量+误差项。

4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分析模型的变量情况，对每个样本的描述进行计量计算，以便对其进行评估。其中大多数上市企业会以增加当年的利润总额为目的，对其选择适当的获利了结。或将金融资产归纳到不影响损益的专供出售金融资产中。

4.2模型结果分析

在我国模型中，增加未实现证券投资收益，对模型进行解释。在价格与报酬率模型中，证券投资收益会对股票价的及时性进行影响。由于证券投资收益具有可预测性，不具备及时性，对年报信息区的股价汇报。

5结论

在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上市企业越来越重视证券投资收益，其也是企业的经济来源之一，在企业的盈余管理中，需要重视对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以便为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提供有利的依据[3]。根据结果进行评价，我国证券市场能够对证券投资收益与营业利润进行区分，并根据其重要性给予不同的估值。上市企业根据出售前的实际选址，对已实现证券进行盈余管理。证券投资收益具有价值相关性，不具备及时性[4]。证券投资主要采用公允价值变动情况对损益方式进行收益，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避免盈余管理。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我国证券投资进行公允值计量模式，对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能够造成较大的突破[5]。通过对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对其盈余管理进行了解，可以为证券投资收益提供相关内容，促进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孟鹏单位:厦门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战篪.证券投资的盈余管理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经纬，2013，19（02）：193-194.

[2]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17（02）：127-128.

[3]吴战篪，罗绍德，王伟，等.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13，19（09）：121-122.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

【关键词】盈亏平衡分析;医院管理;变动费用;成本动因

本文应用财务盈亏平衡理论和医院管理技术方法,结合医院财务管理的特性财务指标及其200*年实际案例数据(某在京中央三级甲等国有医院200*年度的真实数据),分别对医疗、药品、诊次和床日的盈亏平衡及综合盈亏平衡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新的理论实践角度研究医院运行和管理机制中的有关问题和突出矛盾,从而为医院财务管理、制度改革等提供必要的方法依据。同时,也以实际案例初探医院管理中应用盈亏平衡分析的意义。

一、理论依据和设计应用

(一)盈亏平衡分析理论

盈亏平衡分析,又称“本―量―利”分析,是“成本、服务量、结余”分析的简称,即指成本、业务量、结余三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又称CVP分析、保本分析、盈亏临界点分析。

(二)本量利分析对医院运营管理和财务决策的作用

1.能够科学进行运营决策和有效控制经济过程

将本量利分析与医院预测技术相结合,可以对医院医疗服务进行保本预测,确定医院保本服务的收入或服务量水平,有利于医院的运营决策。

医院在持续运营过程中,可以将本量利分析用于医疗服务成本的目标控制;可以确定医院实现有关目标,控制所需目标的服务量、目标收入额和目标成本水平,并有效实施医院运营过程中的目标管理。

2.能够降低医院运营风险及用于医疗收费价格决策

本量利分析与医院运营过程中的风险相联系,可以促使医院重视其运营杠杆作用,从而采取措施努力降低其运营风险。医院在运营过程中,将本量利分析用于医疗服务价格决策和医疗服务成本控制等方面,可以促使医院持续、健康地运转。

3.能够使医院管理者随时掌握本量利的变化数据信息

医院在运营管理活动中,管理人员希望掌握某医疗项目服务量的变动对其经营的影响,或某项结余变动时完成其目标需要掌握达到的目标服务量,而本量利的分析可以科学、动态地提供测算方法和数据信息。

4.对全面预算、责任会计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三)本量利分析的前提条件

本量利分析所建立和使用的数学模型和有关图形是建立在一定假设的基础上的。如果离开了如下所述的假定条件或者假定条件不能成立时,就有可能造成本量利分析不准确,据此进行决策就有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因此,进行本量利分析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假定条件:

1.成本性态分析的假定

本量利分析必须以完成成本性态分析为前提,即医院的全部成本都必须被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并且建立了成本性态模型。

2.相关范围及一元线性假定

假定医院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服务量范围内成本水平保持不变,即在相关范围内,固定成本总额和单位变动成本保持不变,成本和业务收入在相关范围内均表现为直线关系。

3.医院服务项目构成保持不变的假定

假定医院在多种医疗服务项目的情况下,其总的服务量发生变化时,各个服务项目的收入额在全部医疗服务项目总收入额中所占比重不会发生变化,即医疗服务项目的种类及其收入额的构成一般保持不变。

4.变动成本法的假定

假定医院的各医疗服务项目的成本是按变动成本法计算的。

(四)盈亏平衡分析理论在医疗行业的具体设计和应用基础

本量利分析在医疗行业的设计和应用是以成本性态分析为基础,根据医疗服务量、价格、成本、结余之间的内在联系,计算医疗服务保本点和结余额的一套分析方法。主要是研究医院在持续运营活动中有关因素的变动对收支结余的影响、为实现医院目标结余所应采取的措施、不同的服务量安排或生产方法下结余的对比分析以及实现收支结余的最优规划等,正确地运用本量利分析可为医院的运营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本文应用盈亏平衡分析理论,结合医院财务管理的特性财务指标及其200*年实际案例数据,进行盈亏平衡分析。具体是在医院服务过程中,对医疗成本、医疗服务量和收益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分析,旨在寻求医院某项或全部医疗服务项目的盈亏平衡点,以规划目标收益,并进行医疗服务分析,降低医院大额投资的决策风险。

1.医院财务指标

本文以实际国有公立医院主业为案例,分别对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盈亏平衡、诊次和床日盈亏平衡及综合盈亏平衡情况进行了分析。

2.资料来源

(1)该医院200*年《资产负债表》、《业务收入支出表》和相关明细表。

(2)该医院200*年《全院病房门诊急诊医疗工作统计》报表。

3.分析方法

(1)根据盈亏平衡分析的基本公式,收集所需的基础数据。

即:收益(或利润)=医疗收入-(变动费

用+固定费用)=(服务项目单价-服务单位变动费用)×服务量-固定费用。

(2)根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合理区分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

(3)运用财务技术手段处理相关报表数据,绘

制盈亏平衡分析图。

(4)通过医院当年财务报表及相关因素分析,获得当年该医院的特定财务指标信息,见表1。

二、实际应用模型和结果分析

(一)综合盈亏平衡分析等式

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盈亏点门诊量+每床日收费水平×住院床日=每门诊变动费用×盈亏点门诊量+每床日变动费用×住院床日+固定费用

根据分析等式,采用连环替代法,可以算出一定床日占用率下的保本门诊量,同理也可以算出一定门诊量下的保本床日占用率,结合外部经济环境和医院自身发展趋势等影响因素,将为医院的门诊量、占用床日、费用水平等指标提供保本的计量标准。

(二)诊次和床日的盈亏平衡分析

1.诊次盈亏平衡分析等式

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盈亏点门诊量=每门诊变动费用×盈亏点门诊量+门诊固定费用

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得出:

每门诊量贡献毛益=192.91-138.58=54.33(元)

每门诊量贡献毛益率=54.33/192.91=28.16%

盈亏点门诊收入=2371.26/28.16%=8420.67(万元)

盈亏点门诊量=84206700/192.91=436508(人次)

2.床日盈亏平衡分析等式

每住院床日收费水平×盈亏点住院床日=每住院床日变动费用×盈亏点住院床日+住院固定费用

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得出:

每床日贡献毛益=464.14-309.57=154.57(元)

每床日贡献毛益率=154.57/464.14=33.3%

盈亏点住院收入=3556.89/33.3%=10681.35(万元)

盈亏点住院床日=106813500/464.14=230132(床日)

根据以上资料和计算结果,绘制诊次和床日盈亏平衡分析图(图1、图2)。

3.有关分析

通过诊次、床日盈亏平衡分析图(图1、图2),可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实际住院床日低于盈亏平衡点,实际门诊量高于盈亏平衡点。(2)在200*年,医院实际开放床日数远低于保本点的住院床日数。(3)床日的固定成本较高,但床日的贡献毛益率也较高;相反,诊次固定成本较低,其贡献毛益率也较低。(4)因床日贡献毛益率较诊次贡献毛益率高,每床日比每门诊量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目前该公立医院是以门诊养住院;实际开放床日数处于低水平。因此,根据医院的实际发展态势,医院应当扩大住院规模,积极收治病人,以求获得较高的合理收益。

(三)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的盈亏平衡分析

盈亏点医疗收入=医疗变动成本率×盈亏点医疗收入+医疗固定费用

盈亏点药品收入=药品变动成本率×盈亏点药品收入+药品固定费用

根据基础数据得出:盈亏点医疗收入=8402.68(万元);盈亏点药品收入=8500.18(万元)。

根据以上资料和计算结果,绘制医疗和药品盈亏平衡分析图(图3、图4)。

由图3和图4可见:

1.该医院医疗收入低于盈亏平衡点,药品收入高于盈亏平衡点。当前,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以药养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很严重。2.医疗变动成本较低,固定成本较高;相反,药品变动成本较高,固定成本较低。3.因医疗变动成本率较药品变动成本率低,所以一旦达到盈亏平衡点,同等的收入中增加额医疗收入比药品收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

三、盈亏平衡定量分析的应用意义和政策效应

从以上盈亏平衡方法和结果可以看出,该公立医院“以药养医”、“以门诊养住院”等现象突出,从定量和指标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社会性。盈亏平衡分析的用途不仅限于计算盈亏平衡点,在未来相当的大范围内,应用盈亏平衡分析可以预测医院某项诊疗项目、某个科室或整个医院主业的收益、服务量、医疗收入;可以应用于医院新项目、固定资产等的投资风险预测。同时,对医院来说,可以用于中医优势病种、重点专科(专病)的盈亏分析、业务预测和绩效评价评估等方面。

针对当前的医改,盈亏平衡定量的分析理念及研究结果可以成为研究制定相关医改以及中医药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如:当前应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和建设,定期开展医疗服务成本(如某项医疗服务成本或中医特色项目成本)和盈亏平衡测算,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鼓励探索建立由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等相关方参与的改革,增加医疗服务项目内容,降低药品比重;转变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同时,大力推进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监管机制改革,鼓励公立医院探索创新,引入市场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等,从机制上根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肯尼思・考夫曼(KennethKaufman),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卫生财会分会审定(程薇、王振宇等).FinanceinbriefSixKeyConceptsforhealthcareleaders[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7.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京津冀养老产业盈利模式探讨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发展也面临着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当前该地区各种养老资金的筹集也多是采取家庭自我筹集（包含退休人员退休金、子女供养资金等）和政府社会养老资金专项财政扶持的方式。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产业在过去几年发展也较为迅速，各种养老医疗、地产养老等新型养老服务方式正在逐渐出现①。但是，京津冀地区各种养老产业盈利状况非常不乐观，大多数养老产业出现不盈利、甚至亏本经营的状态。2014年，笔者对京津冀地区36家养老服务机构（北京、天津两地10家，河北16家）抽样调查显示，71.6%的养老机构出现亏损现象，其中38.2%已经连年亏损。尤其是在河北省部分边远落后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甚至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发展态势。京津冀地区抽样调查的养老产业盈利现状分析具体如下：

北京市养老产业现状与盈利状况分析。北京市当前采取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以居民家庭自我养老为主，各种社区养老机构为辅的方式。虽然10家抽样养老机构中有8家经营老人福利院等养老专业场所，但是真正入住情况并不乐观，以北京顺义区某私立养老机构为例，共有养老床位530多张，实际使用床位为410多张，空置率达到22.64%。其他养老机构提供的床位空置率虽然没有这么高，但是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床位空置现象。只有1家养老机构在2014年提出房产养老方案，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分析北京市抽样调查的10家养老机构盈利状况，5家养老机构收支基本平衡，4家养老机构自2015年养老资金支出明显大于收入，出现亏损状态，1家养老机构自2012年开始已经连续四年出现入不敷出的状态，虽然当地政府对其进行了适当财政补贴但是收效甚微。只有1家养老机构运营状况良好，出现一定盈余现象。

天津市养老产业现状与盈利状况分析。在天津市抽样调查的10家养老机构中，其中实现养老盈利的仅为3家，其余7家养老机构都出现养老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其中2家养老机构已经连续多年亏损，如果没有当地政府财政扶持也许早已倒闭。在盈利的3家养老机构中，仅有开办家庭医疗养老服务业务的2家养老机构实现自2013年以来连续三年的持续盈利，另外1家养老机构只是收入略大于支出，略有盈余。

河北省养老产业现状与盈利状况分析。河北省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养老情况比北京、天津复杂的多。因此为了公平起见，主要选择河北石家庄市（6家）、张家口市（5家）和秦皇岛市（5家）三个省内较为发达的城市作为抽样数据的来源地。但是抽样调查显示，这三个城市在养老产业发展中，采取的各种养老服务方式与北京、天津两地大同小异。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6家抽样调查的养老机构中，全部以社区福利院养老服务方式为主。但是6家养老服务员的床位空置率相对较高，个别养老机构开设的福利院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3成。唯一做得较为突出的是秦皇岛市，该地作为国内旅游养老圣地，接待外来养老人员多，各种新型的度假村养老方式、以房养老等方式比其他地方较多。河北省三个不同城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盈利状况差距非常明显。其中，河北省会石家庄市6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家出现收支平衡，其他5家出现一定养老赤字。张家口市5家养老机构中，1家机构2015年出现盈利，1家机构出现收支平衡，另外3家养老机构已经出现亏损。秦皇岛市5家养老机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3家机构出现明显盈利状态，其中2家养老机构由于涉足旅游养老、度假村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已经连续多年持续盈利。另外2家养老机构在2015年出现亏损现象，但是亏损额度不大。

可见，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的盈利模式非常不理想，传统养老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发展的需要②。京津冀地区必须根据当地老年人养老消费市场趋势的变化特点，对原有养老产业盈利模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完善。

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传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滞后于京津冀地区未来养老产业发展的需要。京津冀地区目前养老产业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传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还是比较盛行。这种养老模式主要采取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方式，各种养老资金主要是由家庭自我筹集与政府社会养老财政专项扶持方式进行。这种传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适合在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或者老龄化初期阶段的国家。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现有传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滞后于未来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我国当前人口结构中，年轻人人数占比呈现日益下降趋势，一对年轻夫妇承担两对老人养老的家庭养老现象已经比较普遍，这给我国现有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带来严峻压力③。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50年我国退休人员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会达到64：100的峰值。传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已经面临发展的瓶颈期。如果不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京津冀地区和我国其他地方一样将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养老问题。

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未能引起社会公众的重视。近些年虽然国外一些新型养老盈利模式逐渐传入中国，给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是，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并未能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重视，发展现状非常不理想。江苏南京市早在2005年就借鉴美国“以房养老”的做法，建设了汤山鎏园养老公寓，提出“以房换养”新型养老方案。但是最终该方案运行两年多并无一人签约，最终在2009年宣布失败。京津冀地区在2010年开始也逐渐采取“以房养老”的试点，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与国外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在医疗养老、异地养老、养老度假村等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探索中，京津冀地区也进行了尝试，但是大多数地方的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探索最终归于失败。

京津冀地区政府缺乏扶持当地养老产业长远发展的前瞻性政策。京津冀地区政府在当地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宏观调控作用，但是总体上看，三地政府制定的各种扶持当地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过于保守、固态化，未能结合自己所处地区养老产业发展特点制定可行的针对性养老政策。以河北省为例，在上述调研的石家庄市、张家口市和秦皇岛市，很多地方政府出台的养老产业扶持政策多是对中央政府、省政府等政策的简单执行与贯彻。而京津冀地区如果不能够根据自己地方养老产业发展的特点出台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未来三地养老产业发展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养老产业普遍亏损现状不会得到明显改观。

京津冀地区建立与时俱进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建议

转变传统养老产业运营模式，提高养老产业盈利水平。京津冀地区必须要改变以往传统家庭养老为主的方式，要根据当地老年人口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原有养老方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完善。因为，随着京津冀地区养老趋势的日益严峻，再靠传统“养儿防老”等养老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和未来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建立新型的“家庭+政府+社会”三位一体新型养老模式。尤其是随着我国养老问题的日益严峻，社会化、商业化养老模式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要大力扶持当地养老企业发展，为各种社会资金进入当地养老领域提供更多便利，要适当降低社会资金投资养老产业的准入门槛。2015年我国提出城乡养老并轨的发展战略，这更加迫切呼唤商业化养老模式的介入，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养老专项财政资金扶持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发展战略目标。未来只有建立像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完备的社会化、商业化养老运营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养老产业盈利状况不佳问题，进而提高整个养老产业的盈利水平④。

加大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地点与推广，提高社会公众认可度。对待一些国外已经运行比较成熟的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京津冀地区应当大胆地予以引进。要做好各种新型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试点与推广工作，尽快让社会公众接受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以近几年我国养老产业界比较推崇的“以房养老”方式为例，京津冀地区可以根据自己地方特点，推出自己的“以房养老”发展策略。要畅通各种“以房养老”的信息渠道和融资渠道，让以房养老这种全新的养老方式真正在京津冀地区生根发芽。再以“投资养老”为例，京津冀地区应当扶持一些大型专业“投资养老”基金机构的发展，让各种专业投资人士为百姓做好“养命钱”的投资保值和升值等业务。再以“医疗养老”为例，京津冀地区应当建立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结合的全新医疗养老体系。

地方政府出台适合当地养老产业长远发展的前瞻性政策。要想保障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长远发展，当地政府必须要制定适合自己地方养老产业发展的前瞻性发展策略。地方政府在严格遵循上级政府养老产业发展政策的前提下，应当更多发挥自己地方主观能动性，深入调研自己地方在养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个性化问题，真正立足当地养老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养老产业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发展战略。如北京、天津作为我国两个直辖市，可以更加侧重于养老医疗、养老投资增值、养老护理等养老服务型产业的发展。而河北省不同地区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经济、地理、人文等特点制定出台差异化的养老政策等，如河北承德、秦皇岛等旅游发达城市可以更多开展异地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建立更多高端养老度假村、养老圣地等。总之，只有建立更多差异化的、与时俱进的地方性养老产业长远发展前瞻性政策法规，才能为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发挥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

未来京津冀地区几种新型养老模式的畅想

“以房养老”盈利模式。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未来京津冀地区建立的“以房养老”盈利模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做法：一是京津冀地区居民把自己多余的房产通过出租方式，获取租金以赚取养老金的方式。相关养老产业主要做好居民与租房者之间中介与桥梁的作用；二是建立“以房换老”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主要适合一些寡居无子女的老人，可以把自己房产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换取养老资金，在自己去世后把相关房抵押给相关金融机构，或者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老人生前与其签订合同代为管理房产，如出租、贷款抵押等运营方式，获取的各种收益双方共同分享等方式；三是“房产置换”养老方式，即在征得老人同意后，采取置换的方式，将老人的原有住房与各种老年公寓住房等进行等价换房，到老人去世之后，再将原置换的房产折价返还给其法定继承人；四是采取美国等国家“反按揭”等养老方式，如房产转换抵押贷款、住房保留计划、财务独立计划等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与上述三种方式存在部分重合之处⑤。当然，京津冀地区也可以根据自己地方“以房养老”养老产业发展特点，创新更加新型有效的盈利模式。

“医疗养老”盈利模式。“医疗养老”盈利模式是近几年我国各地政府和养老产业界也比较推崇的养老模式。由于老年人晚年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身体健康就医问题，因此建立切实可行的“医疗养老”盈利模式是保障京津冀地区未来养老产业稳步发展的重要方面。未来京津冀地区建立的“医疗养老”盈利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建立“家庭+医疗机构”的医疗养老方式，实现医疗资源与居民家庭的直接对接，如可以大力扶持各种“家庭医疗保健”产业的发展等；二是建立“社区+医疗机构”的医疗养老模式，就是在居民社区直接建立各种社区医疗机构，如社区门诊等方式，让广大老年人能够就近获得医疗服务等⑥；三是建立“家庭+社区+医疗机构”的立体式医疗养老体系，可以实现上述三者之间的直接对接，能够更加灵活方便地满足老年居民医疗服务消费需要，同时让各种医疗资源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用等。其中，第三种“医疗养老”盈利模式是未来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最佳选择。

“投资养老”盈利模式。“投资养老”盈利模式，严格来说不是直接针对养老的一种做法，其主要是通过养老资金运作实现资金的增值，为老年居民提供更多养老资金保障。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常规的社会养老资金管理方式，主要是对企事业单位上缴的养老公积金进行的一种投资管理方式，如可以把这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债券等二级市场实现保值增值等，这种养老方式的管理主体应当逐渐由政府管理为主向市场化管理、政府监督方式转变；二是居民自我购买的养老商业保险等资金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让相关商业保险公司为其提供养老保障，这种养老方式的主体是居民自己；三是建立养老保险专项基金，由国内金融投资专业机构负责相关基金的运作，以实现养老资金的不断增值；四是居民自我购买相关投资产品实现的资金增值等。但是，京津冀地区要想建立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完善有序的“投资养老”盈利模式，需要我国健全各种投资政策，保障投资场所公开透明，同时还需要加大对相关基金管理人员、保险管理人员和居民自身投资素养的培养。

综上所述，京津冀地区要想在未来建立可持续性发展的养老产业盈利模式，必须要重视深入分析当前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现状，查找制约当地养老产业盈利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养老产业盈利政策。未来要特别重视各种新型社会化、商业化养老产业盈利模式的创新与推广，这样才能推进京津冀地区养老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作者均为河北行政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6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异地养老意愿对京津冀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456103D）

【注释】

①马艳林，李艳杰，张贵祥：“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都市圈养老一体化模式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第189～190页。

②赵培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养老产业服务也协同发展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9月。

③张蕾蕾：“河北省养老服务社会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8月。

④闫希成：“我国养老地产发展模式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9月。

⑤许连颖：“发展现代老年服务业打造京津养老‘后花园’”，《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28～30页。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

关键词：PPP；财政资金；现金流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一、对S县未来PPP项目的情况进行模拟

假设四川省S县在未来几年的时间中计划以PPP的方式建立两座污水处理厂，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个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以及当地某职业学校的食堂和宿舍。同时根据该县过去10年的财政情况拟定其PPP项目每年的承压极限为600万元。以虚拟的方式来对这些项目的政府各阶段资金投入的现金流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然后进行规划安排，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分析组合方法来对S县的财政承压能力进行讨论。

为增加所建模型的可信度和合理性，本文将以近年来国内做的较多的项目类型为考虑的基点，尽可能全面的模拟将要承建的项目。但是由于该模型是以四川境内的一个县为基础的，故不考虑在沿海地带建设较多的码头港口的PPP项目，以及在市级及以上才能进行收费的公路，地铁，高速公路等PPP项目。

二、以典型PPP项目的情况进行模拟

（一）盈利型PPP项目

下列项目均为近年来产生的县级的TOT项目，且均已投入运营，可作为S县污水处理A厂TOT模拟项目的数据出发点。[1-2]

TOT模式污水处理厂

通过搜集相关典型PPP项目资料，整理得出如表1所示分析数据：

故拟定S县采用TOT的方式转让出污水处理A厂的特许经营权。该项目于2008年底建成，2009年元月以来，由S县自来水公司托管营运。在此次TOT模式竞标出让中，经专家评审，X集团以其雄厚的财力、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一举中标。资产转让价为6537万元，出让期限为28年。

对于A水厂项目，在其运营期内该县政府采用政策性扶持的方式，而不提供财政性补助。对于在项目前期城司所支付的一系列费用，共计173.3万元，则由中标人X集团在中标后一次性返还给当地政府。由上所述，该县政府在污水处理A厂TOT项目中资金投入现金流情况如图1所示。

（二）半盈利型PPP项目

通过相关典型PPP项目搜集分析得出一下分析数据：

S县确定采用BOT的方式建设一座城市自来水B厂。项目建设期2年，试运营期一年，建成后政府特许经营20年（不包括建设期）。最终，该项目由Y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进行投资建设运营，项目总投资超过一亿元。中标后Y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S县政府一次性返还前期政府所垫付的资金，共计278.74万元。在运营期间S县政府按照协议内容对水厂水费进行补贴。前期投入费用即为建设场地及三通一平的费用，共计357.4万元。而根据该地情况，该自来水B厂的处理成本较高，S县政府在试运营阶段每吨水0.2元的额度进行补贴，试运营期为3个月，共计109.5万元。所以，该县政府在自来水B厂BOT项目中资金投入现金流情况如图2所示。

（三）非盈利型PPP项目

由于下列模型的大背景数据来自于四川省财政厅及省民政厅发出的方案，故不再补充其他PPP案例，而是以S县自身条件来拟定具体的PPP项目的资金需求情况。

假定该县拟建床位300个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贴息补偿金额为200万元，且用于接收城镇三无老人及农村五保对象进行集中供养的床位全部住满，那么前期的政府方投入就是650万元，运营期第一年补贴10.5万元。同时假定该项目的建设期为两年，试运营期一年，运营期二十年。保守估计该县的养老机构入住率为70%。那么之后的20年每年的补贴费54万元。由以上条件可以得出该县政府资金投入现金流的情况如图3所示。

三、总结

文章通过对大量典型PPP项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得出了基础的分析数据，并分为三大类：盈利型PPP项目、半盈利型PPP项目与非盈利型PPP项目，在此基础之上模拟除了不同类型的项目在S县的一个现金流出图，为下一步的优化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5

关键词：盈亏平衡分析盈亏平衡点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

中图分类号：F407.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盈亏平衡分析所要测算的是项目在项目投产运行后正常生产年份的财务盈亏平衡点，用以衡量项目适应生产或销售情况变化的能力，从一个侧面考察项目的风险承受能力。

盈亏平衡点（BreakEvenPoint，表示为BEP）是指当项目的成本和收益达到平衡时所必须的最低生产水平或销售水平。它表示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或销售水平时，项目即无盈利，也不亏损，用以考察项目对产出品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盈亏平衡点通常采用正常生产年份的产品产量或销售量、可变成本、固定成本、产品价格和销售税金及附加等数据计算，盈亏平衡点越低，说明项目盈利的可能性越大，亏损的可能性越小，因而项目有较大的抗风险能力。

一、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中盈亏平衡分析

煤炭建设项目盈亏平衡分析的原理模型是假设在评价期内产品价格不随其他因素的变动而变动，从而销售收入与销售量呈线性关系，即：

B=PQ

式中：B----------产品销售收入；

P----------单位产品价格；

Q----------产品销售量。

产品的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固定成本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不随产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费用。在线性盈亏平衡分析中，可变成本是指与产量成正比例关系的成本费用。总成本的计算如下：

C=Cf+cvQ

式中：C----------总成本；

Cf----------总固定成本；

cv----------单位产品可变成本；

Q----------产品产量

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线性盈亏平衡分析有以下假定条件：

①产品产量等于销售量；

②煤炭产品的产量变化，单位可变成本不变，从而总成本费用是产量的线性函数；

③产品的产量变化，产品售价不变，从而销售收入是销售量的线性函数；

当产品销售收入等于生产总成本时，求出的产量即为盈亏平衡点产量（销售量）Q*。

根据《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实施细则》的规定，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中煤炭销售价格按不含税价格进行的，并在生产成本中扣除材料、燃料及动力等费用的进项税，因此在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中盈亏平衡分析中是不含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

煤炭建设项目销售税金及附加是指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等，在计算盈亏平衡时应该予以考虑，即只有当销售收入=总成本+煤炭建设项目销售税金及附加时，才能达到盈亏平衡。

考虑煤炭建设项目销售税金及附加后，盈亏平衡产量公式调整为：

PQ*=Cf+cvQ*+Q*W

Q*=

式中：W----------单位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

从图1可知，如果项目小于Q*的产量下组织生产，项目亏损；如果在大于Q*的产量下生产，项目盈利。

图1线性盈亏平衡分析

总结以上结论，则煤炭建设项目线性盈亏平衡点公式为：

（1）BEP生产能力利用率=

经济意义：它是保本时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的生产能力。保本时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越小，项目的抗风险能力越大。

根据《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实施细则》，一般应以70%作为判定项目抗风险能力的BEP生产能力利用率判据标准，项目BEP生产能力利用率小于或等于70%时，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强；BEP生产能力利用率大于70%时，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弱。

（2）BEP产量=

经济意义：它是保本时必须达到的最低产量。保本的产量越低，项目的抗风险能力越大。

通过对BEP产量公式分析可以发现：

1）当固定成本增加时，BEP产量值变大，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变弱；当固定成本减少时，BEP产量值变小，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变强；

2）当单位产品可变成本增加时，BEP产量值变大，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变弱；当单位产品可变成本减少时，BEP产量值变小，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变强；

因此，煤炭企业应合理的控制生产成本，降低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将建设项目的BEP产量值降低，有效地规避由生产成本和销售收入带来的风险，提升煤炭建设项目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盈亏平衡分析在陕北地区某煤炭建设项目经济评价中的应用

陕北地区拟建某煤矿，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0.9Mt/a，煤炭销售不含税价格为每吨555.56元,生产总成本为22314.22万元，其中固定成本为13734.58万元，单位可变成本为95.33元，单位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为每吨7.93元（其中城市建设维护税0.80元/t，教育费附加3.97元/t，资源税3.16元/t）。则：

1、以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BEP生产能力利用率==33.74%

计算结果表明，该拟建项目只要达到设计能力的33.74%就可以保本可见，且BEP生产能力利用率小于70%，所以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强。

2、以产量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BEP产量==30.37万吨

计算结果表明，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量只能要能达到30.37万吨就可以保本，保本点低，所以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3、利用Excel绘制盈亏平衡分析图

图2盈亏平衡分析图

（注：图中销售收入为扣除销售税金及附加后的销售收入）

从图2可知，如果该拟建煤矿产量小于30.37万吨，则该项目将亏损；如果产量大于30.37万吨，则该项目将盈利。

该煤矿项目的设计成本构成中，材料费、薪酬、其他支出费用占总成本的45.78%，所占比例较大，因此该煤矿企业应通过如下措施以降低成本：

1）避免材料的浪费，降低生产过程中材料消耗；2）提高矿井生产效率，达到减少人员的数量，从而降低成本中薪酬的支出；3）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其它支出费用等。

通过上述措施来减少生产成本的实际支出，从而将该建设项目的BEP产量值降低，全面提升该项目的市场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6

(一)平滑所得税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公司对存货后进先出法和先进先出法的选择方面，由于要求公司财务会计、税收会计要具有一致性，很多公司出于税赋目的而选择后进先出法。当公司预计存货成本会提高时，选择后进先出法可以降低所得税的税负，从而间接地增加现金流入。该方面的研究表明，倾向价值最大化的公司管理层会选择后进先出法。Cloyd(1996)等研究所得课税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公司是否出于纳税考虑而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同时选择与此相应的财务报告处理方式使二者趋于一致，尽管账面税金和实际纳税额并不要求一致，但通过上述方法的应用，可以提高国内收入署允许其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法的可能性。同时发现，当避税带来的利益明显超出了预计偷税的成本时，公司就会选择一致的财务报告方法。Jennings等(1996)在判断后进先出法是否造成了损益表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时，发现采用了后进先出法的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比没采用的资产价值更高。KevinHolland与RichardH.G.Jackson(2004)在“盈余管理与公司税”一文中研究分析了公司递延所得税储备的情况，认为在考察期的公司可能有很强的激励进行盈余管理，片面地披露延迟税储备(即不足或过度递延纳税储备)，并发现不足或过度操控递延税储备的规模在经济上的显著性。

(二)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Dhaliwal&Wang(1992)论证了那些受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影响的公司，一般会通过跨期转换盈余来使所得课税对可选择最小化所得税税负的影响最小化，以调整财务会计数据。Boynton，Dobbins&Plesko(1992)对美国199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公司可选择最低税收账面条款而可能作出的盈余操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公司在最低税收账面条款的第一年使用主观应计部分减少盈余。同时发现，实证结果与公司规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只有小型公司操纵可控应计项目。但其研究结果并不像Dhaliwal&Wang的研究结果那样令人信服。这可能与他们使用的是估计的可控应计项目(不是可控应计项目总额)或者样本数量太小有关。CharlesE.Boynton等(1992)针对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公司可选择的最低税负条款而可能作出的盈利管理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公司1987年确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与应计制手段减少部分盈余。Guenther(1994)研究了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影响下，降低税率对公司当期财务会计应计项目的影响。这些公司都是采用税收和财务报告目的的应计制会计。研究发现，公司出于平滑不同期间所得税税负的考虑，会通过应计项目将净盈余从高税率会计期间调整到低税率会计期间。

以降低所得税税负为基础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Harris(1993)检验了税率变化对跨国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尤其是1986年税收改革法引起了跨国公司将盈余输送到美国。研究发现，那些有很大弹性可以转移更多盈余的公司的确如此。除此之外，Collins等(1998)认为，当美国跨国公司面临外国的平均税率高于本国税率时，这些跨国公司比其他跨国公司更容易实施基于所得税负的盈余转移。Jacob(1996)通过区分跨国盈余转移是基于对当地报告收益的判断(包括经营的地理位置)还是通过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对Harris(1993)的分析进行了拓展研究，发现了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进行盈余转移的有力证据。

二、所得税税负与财务报告成本权衡的盈余管理研究

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也会发生成本，除了要面临未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外，一项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税成本。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多支付所得税。因此，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常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成本之间的权衡。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合适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债务契约提前终止、政府管制力度加强等。税收成本是指由于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认为人为增加利润而导致的所得税支出的增加。

ShackelfordandShevlin(2001)和Erickson,HanlonandMaydew(2004)的研究在考察公司所得税税负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时，假定盈余管理行为一定会导致所得税负的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所得税成本确实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地说，公司所得税税负(实际所得税税率)越高，盈余管理的收益越低，则公司越没有激励进行盈余管理，即所得税课税的负担成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及相关会计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所得税避税的盈余管理研究

对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差异，由于有些业务仅仅影响会计利润总额，并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某些盈余管理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变化。Phillips等认为，盈余管理之所以不会必然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增加，还由于财务会计制度比税收制度更加灵活，从而公司管理层在操控盈余时并不一定带来所得税费用的变化。就我国而言，税法规定企业在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时，须经过税务部门批准方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若企业折旧政策变更未经税务管理部门同意，则虽然会影响到会计利润总额，但须进行纳税调整，因此并不影响应税所得额，这种差异即非应税项目损益。如果公司主要通过调节非应税项目损益来操控利润，那么其盈余管理活动就不会导致所得税税负的上升。如由于我国税法规定，存货跌价准备不允许在税前列支，因而当公司通过大量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调减利润时，公司的应税所得不会因此而下降；当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以后转回时，应税所得也不会因此而增加(高金平，2001)。当然，并非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都可以避免所得税费用，如当通过操纵销售收入的方式调增利润时，公司的所得税费用将会相应上升。

这表明，由于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存在，盈余管理并不必然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增加。Klassen(1997)认为，在考察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时，若不考虑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有可能会导致有偏的回归结果。然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将盈余管理区分为应税项目和非应税项目管理，并考察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Erickson,HanlonandMaydew,2004)。叶康涛(2006)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究。他以中国200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就财务报告成本与所得税负成本的权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负成本；其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

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负成本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而低税率组别的上市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这种特点；此外，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但是，叶文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其所得税税负成本较为有限；他还发现，高税率公司存在较强的通过非应税损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所得课税假设的提出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管理报酬三大盈余管理假设均围绕企业会计利润总额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笔者认为，在考量所得课税这一因素后，可以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延伸到税后净利润指标，考察各种盈余管理行为与所得课税之间的关系。因政治成本假设涉及降低利润总额，可能相应导致所得税负的降低，因此从该视角出发，降低政治成本与降低所得税税负的目标之间就没有冲突。如果该结论成立，盈余管理行为就具有既减少政治成本，又可以达到降低所得税税负的双重效果。由于债务契约假设和报酬契约假设均涉及增加总会计利润总额，而增加会计利润总额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导致相应提高企业所得税税负就值得关注。此外，现实中为规避所得课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也不在少数。Bernard和Skinner(1996)认为盈余管理的深入研究需要使用具有同质环境而非大规模的数据，并且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对管理者操纵特定账户的能力具有更多的信息。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提出盈余管理研究的第四个假设――所得课税假设。而且，基于该假设下的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将会丰富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

(二)纳税筹划与考量所得课税的盈余管理之间的部分重合出于所得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公司在遵循国际惯例、遵守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对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最小化本期税负或最小化以后期间所得税支付现值，有利于实现公司整体财务目标的谋划与安排。可见，考量所得课税影响的盈余管理研究使企业纳税筹划与盈余管理之间形成了交集。我国目前的税收筹划研究基本上停留于税法与会计制度条文的异同分析层面，还没有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而开展该领域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可拓宽税收筹划研究的内容，并可相应改变税收筹划领域的研究范式。如针对减免所得税政策对纳税人行为的影响，纳税人可能存在将非减免年度的盈余转移至减免税年度，导致纳税年度出现亏损乃至重亏，至于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可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变更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盈余管理

理论界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变化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结论认为新准则提高了对财务报表附注等方面的要求，企业管理者运用会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减少，另有部分研究则认为新准则环境下，利用会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依然存在，同时新的盈余管理方式——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越来越“受宠”，更有甚者认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盈余管理方式依然没变。为解争议，本文进行了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新准则的实施规范了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了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减少了管理者运用旧准则的漏洞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1、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所减小

新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认定方法的主观性，使其可能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新手段。特别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界人士更是认为公允价值是公司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罪魁祸首。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2、新准则实施后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司盈余管理正相关

虽说新准则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管理者运用会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消除管理者以此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3、新准则实施后会计变更仍然与公司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新准则的实施一方面减少了管理者运用会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又为管理者带来了新的盈余管理方法。在这种新旧方法更替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更愿意用新方法进行盈余管理。据此，本文提出了第四个研究假设：新准则实施后管理者更愿意利用公允价值手段进行盈余管理

（二）实证模型的设计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了观察样本企业净利润指标在2007年前后的变化情况（即净利润标准差）来判断新准则在防控盈余管理方面的实施效果，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NI=■（1）

为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笔者选择了学术界众多公认的修正JONES模型[5]，具体模型表述如下：

TAt/At=al（1/At）+a2REVt/At+a3（PPEt/At）+εt（2）

NDAt=al（1/At—1）+a2（REVt-RECt）+a3（PPEt）（3）

DAt=TAt-NDAt（4）

其中：TAt为第t年总的应计利润，At为第t年平均总资产，REVt为第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相对于第t-1年的变化程度，PPE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平均水平，NDAt为第t年的非操控应计利润项目，RECt为第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相对于第t-1年的变化水平，DAt为第t年企业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即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为进一步研究会计变更、公允价值分别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笔者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DA=γ0+γ1FV+γ3Lev+γ5Size+γ4Ind+ε（5）

DA=γ0+γ1AC+γ2Lev+γ3Size+γ4Ind+ε（6）

DA=γ0+γ1FVD+γ2ACD+γ3Lev+γ4Size+γ5Ind+ε（7）

其中，FV为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有则为“1”，无则为“0”；AC也为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存在会计变更行为，有则为“1”，无则为“0”；Lev为资产负债率，Size为期末总资产自然对数，Ind为研究对象所属的行业；FVD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自然对数；ACD为会计变更对利润产生的影响额的自然对数。

（三）变量的定义

第一，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量。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为DA，即可操控应计利润项目，用来表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第二，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又称为自变量，它的变化会带来因变量的变动。本文中的解释变量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会计变更产生的利润变动额，分别用FV、AC表示。

第三，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在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时，那些需要控制的、对因变量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因素。为了更清晰地分辨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净”关系，笔者选取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分别用Lev、Size、Ind表示。

二、研究样本的选取与数据预处理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1354家非PT企业2004年至2011年的年报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研究新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变化时，笔者将研究期间分为了2004年至2006年和2007年至2011年两个观测阶段。在研究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变化时，本文选择了初始样本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所有研究数据将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上交所和深交所官方网站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

（二）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就是运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计算研究样本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过程。具体如下图所示：

■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笔者将取得的原始数据导入到EXCEL2003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了相关系数a1、a2、a3的值：

表1系数取值表

■

接下来，根据线性回归求得的a1、a2、a3值、模型（3）以及相关原始数据，便可计算得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项目（NDAt）的值，然后运用模型（4）便可计算出每个样本企业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值。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新准则实施前后样本企业净利润指标分两组导入SPSS16.0，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如表2所示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新准则实施后净利润的标准差是实施前的3倍之多，表明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比2007年之前变动幅度要大，说明新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证明本文的假设1成立。

表2DescriptiveStatistics（2004年-2006年）

■

（二）相关性分析

为研究新准则实施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会计变更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笔者将运用2011年面板数据求得的各变量值导入SPSS分析软件，得到如表3所示的结果：

表3偏相关分析结果

■

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出现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新准则实施后会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已经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本文假设2成立、假设3不成立。

（三）回归分析

首先，将数据预处理的得到的各变量分析软件，对回归模型效度进行检验，得到如表4所示的结果：

表4模型效度检验结果

■

由此可见，模型（5）、（6）、（7）Sig.均为0.000，说明三个模型是显著的，具有统计学意义。调整后的R方分别为0.319、0.151、0.152，说明模型（5）、模型（6）、模型（7）的解释程度分别为31.9%、15.1和15.2%。

接下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知，新准则实施之后公允价值（FV）与盈余管理（DAt）之间的关系是显著正相关的，而会计变更（AC）与盈余管理（DAt）之间的关系则是非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管理者们已经不再青睐于利用会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而是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证明假设4是成立的。

表5回归分析结果

■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新准则实施之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程度整体有所降低但依然存在，盈余管理最主要手段由会计变更转变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因此，为更好地防控新准则坏境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笔者建议相关部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准则体系，减少盈余管理空间；其次需建立全面的管理者业绩考核体系，从根本上减少上市公司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再次，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加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特别需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审计。

参考文献：

[1]张兆亮.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5）：第73-75页

[2]张先治，王语嫣.会计政策变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4）：第55-58页

[3]王虹.公允价值计量是否成了盈余管理工具——基于上市公司2007～2009年财务数据的分析.财会月刊，2011（29）：第3-5页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1篇8

关键词：“11超日债”业绩变脸盈余管理坏账准备

盈余管理一般是指公司管理层使用会计方法或通过安排真实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的内容，从而误导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契约。盈余管理不但与投资者保护制度密切相关，而且会影响会计准则和政策的制定，是当前会计和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随着国内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其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问题应引起债券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等债券市场参与各方的重视。本文以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1超日债”为对象，研究该公司在公司债券发行前后如何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揭开其业绩操纵的面纱。

事件简要回顾

2011年3月18日，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并且将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1年3月19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期限不超过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起息日为2012年3月7日。

然而，在“11超日债”发行之后，因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交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11超日债”暂停上市。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债前后的“业绩变脸”问题引起了市场参与方的广泛关注。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借助盈余管理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盈余管理指标的计算方法

首先，需要对“11超日债”发债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参照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同时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来估计盈余管理程度。

（一）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

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是衡量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理想方法。总应计利润包括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前者是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应计利润，而后者则是企业出于某种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而产生的应计利润。该模型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总应计利润（Totalaccruals，TA）。

（1）

其中，i表示上市公司，t表示年度，NI表示上市公司某一会计年度的净利润水平，CFO表示上市公司某一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水平。为了尽可能减小上市公司规模差异给研究结论所造成的影响，上述模型中的所有变量都除以上一年度的年末总资产。

其次，计算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accruals，NDA）。

（2）

其中，NDA表示经上一年度总资产标准化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表示营业收入的增加额，因为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变化，总应计利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表示应收账款的增加额；PPE代表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总额；A代表上市公司的总资产。

为了估计公式（2）中的各个参数，本文采用分行业、分年度的方法对下列模型进行回归，从而得到各个参数的估计值：

（3）

其中，TA为总应计利润水平，、、、为参数的估计值，为随机误差项。

再次，计算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DA）。

由于总应计利润由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构成，所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算方法如下：

（4）

在计算的过程中，使用发债主体所在行业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公式（3）进行估计，并且按照年度每年估计一次。

（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标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建立经营现金净流量模型。使用模型（5）估计公司当期正常的经营现金净流量，用公司实际的现金净流量减去估计出来的现金净流量，便得到操控性经营现金净流量。

（5）

其中，CFO表示企业当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SALES表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SALES表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情况，A表示上年年末的总资产。

其次，建立生产成本模型。使用模型（6）估计企业当期正常的生产成本，用企业本年度实际的生产成本减去估计出来的生产成本，便得到操控性生产成本。

（6）

其中，PROD表示企业当年总的生产成本。

再次，建立酌量性费用模型。使用模型（7）估计企业当期正常的酌量性费用，用企业本年度实际的酌量性费用减去估计出来的酌量性费用，便得到操控性酌量性费用。

（7）

其中，DISEXP表示企业当年的酌量性费用。

最后，建立真实盈余管理总量模型。为了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将上述三个衡量指标结合为一个综合指标。具体见模型（8）。

（8）

其中，DREM表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DPROD、DCFO、DDISEXP分别表示操控性的生产成本、经营现金净流量以及酌量性费用。

“11超日债”发行前后盈余管理行为分析

（一）发债企业业绩突变的原因

2012年2月，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宣称2011年度盈利超过8200万元。一周以后，该公司公开发行了10亿元公司债券，并且在3月26日宣告推迟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间。直到4月16日，该公司了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将2011年度的净利润由盈利8300万元变为亏损5800万元，净利润前后相差大约1.42亿元。对于公司债券发行前后的业绩突变，该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计提了坏账准备，主要由于欧洲国家的太阳能补贴政策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公司对部分应收账款追加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由原来的5%提高到10%。从计提坏账准备的时间节点以及公司给出的理由来看，在公司债券发行之后追加坏账准备，很可能是该公司的主观安排。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坏账准备等应计项目进行操纵，从而来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是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比较常见的手段之一。

从“11超日债”发行前后的表现中可以初步推测，在该债券发行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活动。按照公司债券发行条例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需要提交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那么，除了在公司债券发行节点前后存在着明显的盈余管理之外，“11超日债”在发行的前后几个会计年度中是否存在着盈余管理活动，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都有待通过更为详细的财务数据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二）发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深入分析

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制造业中的电子行业。由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公告的公司债发行时间为2011年3月，下面本文将详细考察“11超日债”发行前两年以及当年，该公司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并且与行业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本文计算了2009至2011年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年度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其中，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操控性生产成本、操控性酌量性费用以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标四个层面来度量。同时，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到2009至2011年度该公司所在的电子制造行业的平均盈余管理水平，即行业平均值1，并将该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行业平均值进行比较（见表1）。

数据来源：计算盈余管理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研究数据库

通过将“11超日债”发债企业盈余管理指标与行业平均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一是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指标来看，在“11超日债”发行前两年，即2009年和2010年，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分别为-0.064和0.137，均大幅超过了行业平均值。尤其是在公司债券发行前一年，该公司存在着显著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公司债券发行的当年，即2011年，该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低于行业平均值。这主要是因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活动并不改变公司的真实盈利水平，只是通过将应计项目在不同的会计年度进行调整，来改变某一会计年度的盈余水平，因此多记的盈余在以后年度还需要转回。这就解释了为何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在公司债发行的前一年度高于行业平均值，而在公司债券发行的当年又低于行业平均值。

二是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指标来看，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09年至2011年的操控性经营现金净流量盈余管理水平均低于行业的平均值，说明其进行现金流量操控的可能性不大。2009年和2010年操控性生产成本盈余管理水平分别为1.558和1.847，显著超过行业平均值0.706和0.878，在公司债券发行当年该指标有所下降，略低于行业平均值。这说明该公司在发行公司债券之前，很有可能通过增加产量来操控生产成本，增加公司的盈利水平。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该公司存货水平的变化得到验证。2009年和2010年该公司的存货水平分别为16956.85万元和25751.29万元，2011年6月增加到470848.44万元，存货水平增加迅速2。2009年和2010年酌量性费用盈余管理水平分别为0.216和0.159，略高于行业平均值0.131和0.146，公司债券发行当年该指标低于行业平均值。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总量来看，2009年和2010年该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分别为1.245和1.674，远高于行业平均值0.454和0.639，公司债券发行当年则略低于行业平均值。

综合来看，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公司债券之前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同时使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来进行盈余操控。其中，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发生在发行公司债券的前一年，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在发行公司债券的前两年均存在，并且主要通过增加产量的方式来进行操控性生产成本盈余管理。由此可见，除了在公司债券发行前后月份中通过计提坏账准备进行业绩变脸以外，该公司在发债前的会计年度中也存在着盈余管理现象。

结论与启示

盈余管理是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一些公司在进行融资活动之前经常出现盈余管理行为。股票市场中的盈余管理和财务问题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国内公司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这些问题已经扩展到了债券市场。

在上述案例中，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2年2月底公告盈利，在一周之后发行了无担保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一个多月以后便公告亏损，其时间节点的选择，存在着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通过上文的深入分析，该公司其实在公司债券发行之前的会计年度中已经存在盈余管理问题。该公司债券融资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为公司债券市场传递了信号，说明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盈余管理等财务诚信问题应该成为对公司债券进行投资价值评估的重要影响因素，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按照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连续两年亏损的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将被暂停上市交易。由于2011年及2012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均为亏损，“11超日债”已经暂停上市交易，而回售期为发行后的第三年年末，这将对公司债券的流动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投资者在对公司债券进行定价时，需要考虑到连续两年亏损所带来的债券流动性问题。因为按照债券定价理论，债券流动性是影响其价格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另外，虽然发行时的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均为AA级，在业绩恶化的情况下，评级可能随时会被下调，评级下调后往往有大量机构投资者会将该债券调出投资组合，这也会对债券的流动性造成冲击。

综上所述，投资者在对公司债券进行投资和定价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发债主体的盈余管理活动。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来说，也需要在评级的过程中纳入盈余管理因子，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发债主体的真实信用水平。而一旦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考虑到了盈余管理因素，将对公司债券的定价和融资成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

1.笔者根据上述盈余管理模型中的公式，计算出电子行业中每一家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然后得出电子行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平均值。

2.数据来源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

参考文献：

[1]杨大楷，王鹏.股权集中下的大股东侵占和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评述[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97-103.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ESL模型家具行业改进建议

2007年我国家具行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出口总额221.46亿美元。同时经历了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接受着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兴起，分享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但随着中国城市老城区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了消化外部不利影响的盈利空间。本文拟用ELS模型对中国家具业的盈利模式进行分析，提出支持家具业持续高速增长的改进建议，以供家具业参考。

一、模型回顾

ESL模型又被称为揩快债模型，由卿放、干胜道于2003年提出，具体模型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EBIT/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资产）×（EBT/EBIT）]×(资产/净资产)×(EAT/EBT)=盈利创利率×资产周转率×财务杠杆乘数×（1-所得税率）式中，EBIT为息税前利润，EAT为税后利润，EBT为税前利润。

该模型认为，由于各国税收方面都实行国民待遇，因此所得税率差异不大，而用三个因子来分析不同企业的盈利模式差异：(1)营业创利率，表示企业从市场中的揩油水平，反应企业的效率（Efficiency）;(2)资产周转率，体现企业资本的运动速度（Speed）;(3)财务杠杆乘数，反映企业资本结构政策和对风险的态度，体现借力的程度（Level）。ESL模型通过这三个因子对企业进行财务分析，探寻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产组合的企业所适应的盈利模式，及揩得多、跑得快、善用债的方法。并给出了八种不同的ESL组合模式，其中最优的为三项因子都强，这也是家具行业所要追求的组合模式。

二、应用ESL模型进行的家具行业实证分析

国内家具行业上市公司共有六家，其中大亚科技由于其家具类产品在主营业务中所占比重不高，S*ST光明为被特殊处理的个股而被排除，现以其余四家为样本进行分析。下表显示了四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研究思路:根据ESL模型,分别计算各企业的三个盈利模式影响因子,再按年份分别计算各指标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变异系数，以揭示企业差距的产生原因及改进措施。由数据CV得出，尽管为同一行业，但是四家公司各项财务指标的差异还是颇为明显，所以利用ESL模型对家具行业的盈利模式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1.E――企业效率分析及改进建议

从CV值来看，ESL模型的三个因子中，差距最为明显的是营业利润率。宜华以稳定的20%以上的营业利润率遥遥领先。家具业初期以量的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在现阶段已不能再为企业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制造、装配环节由于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取替，利润空间狭小。为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成为应对产业格局及消费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只有依靠技术研发，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积极进行产业模式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才能提升产品附加值，保障企业稳定持续的增长。家具企业应加强与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或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提升产品设计、生产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当技术的创新和概念的创新相得益彰时，企业才能享受品牌效应带来的高附加值。

2.S――企业资产运营能力分析及改进建议

在体现企业资本运营能力的资产周转率方面，兔宝宝三年蝉联首位。为了提升一定时间内资产转化为收入的速度，企业应该优化产业链的每一环节，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形成产业链一体化的核心竞争力。家具制造业是典型的资源型企业，木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有着确保充足、低廉木材资源的战略定位，企业应建立上游原材料配套产业整合资源。在整个运营环节导入JIT生产方式，将精益思想贯穿于整个企业流程中。根据企业目标和能力合理细分市场，确定合理的营销战略。积极引入第三方物流，降低成本，提高客服水平，加速产品流通。在交易时，要考虑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对资金回笼安全的影响，使用现金折扣等措施鼓励客户尽早还款，建立客户档案，有差别的提供商业信用，减少坏账损失。

3.L――企业借力程度分析及改进建议

从财务杠杆乘数来看，四家上市公司的差距在逐渐缩短。2008年家具业的自有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基本持平，这在宏观经济波动的环境下可以保持企业财务的安全性。但家具行业的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大，即其破产清算及担保价值较大，所以为了更好地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家具业可以适度提高负债率。企业应建立适度的长期化负债结构，规避短期借款比重过高带来的财务风险，根据项目分析、调研，合理确定资金需求的数量和时间，协调长短期负债的比重，以保持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卿放干胜道:ESL:企业盈利模式分析方法.四川会计，2003.12

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10

关键词：盈余分布总体应计特定应计盈余管理测量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界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来传达给外部信息使用者。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计准则允许管理层运用他们的的知识和职业判断来编制报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审计的不完善性，管理层在利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表的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目前，理论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无统一认识，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一）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Schipper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1989）。Schipper在定义盈余管理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盈余管理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发生在外部披露过程的任何地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盈余管理的定义稍加扩展，盈余管理还应该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资或者融资决策的时间安排来改变报告盈余或其某些组成部分的行为。由此可见，Schipper实际上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会计系统提供的机会，如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另一类是通过安排研发支出水平，或者广告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生产线等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很难区分真实盈余管理是用来最大化股东利益，还是盈余管理，因而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更难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觉。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个人私利，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管理层的动机或目的对盈余管理进行定义的方式欠妥，因为人的动机和意图是内心且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为这种定义下的“盈余管理”进行变量的界定和直接测量（宁亚平，2004）。

（二）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William.K.Scott1997）。与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相比，Scott明确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会计准则赋予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达到自利或者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这样就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欺诈或者说盈余舞弊区分开来。此外，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更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但盈余管理的应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应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金流量的波动，从而达到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目的。但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过窄，因为一个企业的盈余，不但可以通过会计选择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提前或者拖后实际经营决策来调整盈余，如在会计期末通过增加价格折扣或者优惠的信贷条件来加速存货的销售，使当期的账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订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andWahlen，1999）。在这个定义中，Healy和Wahlen明确指出了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即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认会计原则所给予企业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估计之间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实的交易，通过对交易的性质、时间和内容进行刻意筹划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说是目前最全面。它对Schipper和Scott的定义进行了综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义中对盈余管理类型的说明，又兼容了Scott定义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是理论界研究应用最广的。

二、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式的比较分析

根据近二十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设计方法主要有即频率分布方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其中频率分布法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还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一）频率分布方法频率分布方法的特点是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密度来检测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种方法首先假定未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态分布，然后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就说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Burgstahler和Dichev最早应用频率分布法估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学者，他们认为，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盈余分布函数在统计意义上是光滑的，当阙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阙值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低，右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高，从而造成在阙值处密度分布函数不光滑或者不连续，因此，可以通过检验阙值左右两侧单位区间内的观测实际数与预期数是否显著异于零，而判断盈余管理程度（BurgstahlerandDichev1997）。在Burgstahler和Dichev研究的基础上，Degeorge等（1999）提出了利用分布函数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这几位学者构建了一个模型，通过对报告盈余分布密度的T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频率分布法是从宏观层面提供了样本整体盈余管理幅度和频率的相对比例，因而频率分布法的突出优点就是，仅仅通过检查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鉴别出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的行为。但运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无法获得关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程度的信息，因而研究结果无法进一步用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程度、经济后果、市场识别、限制因素等各方面的研究，应用领域较为狭窄。

（二）总体应计模型总体应计模型试图根据总体应计利润和其解释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哪些应计利润是操纵型的，即用一定的模型将总的应计利润分离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Healy（1985）以及DeAngelo（1986），他们分别用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来衡量管理层对盈余的操纵程度。继Healy和DeAngelo之后，Jones（1991）引入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控制影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操纵型因素，在总应计利润和销售收入变化以及固定资产的变化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关系。表（1）汇总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模型。总体应计模型的特点是将会计盈余分为经营现金流量和总体应计利润两部分，同时又将总体应计利润按照操纵程度的难易划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代表盈余操纵的程度。但由于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因此，通常是先设计一个模型来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比较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大小，如果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总应计利润，就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量就是二者之差。总体应计模型是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样本个体盈余管理计量的绝对值，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各种应计操纵行为，如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变化，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计量相对简单，对研究企业没有特殊要求，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性。Bartov，Gul和Tsui（2001）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收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几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但由于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因素太多，而现有的截面Johns模型和修正的截面Johns模型仅仅考虑了资产规模、收入增长等因素，没有考虑负债、盈余预期增长速度等其他经济因素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因而加大了计量偏差。孟越等（2011）进一步指出导致操纵性应计利润估计误差的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企业重组；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影响；销售策略与客户关系。McNichols曾经指出Johns模型仅仅控制了当年销售收入的增长，但是没有考虑到拥有不同长期盈余增长能力的企业其营运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有不同（McNichols，2000）。此外，根据前面对盈余管理定义的梳理，可以发现盈余管理主要包括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两种实施手段。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研究发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操纵行为有所遏制，但交易操纵活动显著增加（Cohen，Deyetal.2008）。而目前的总体应计模型主要侧重于对由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而带来的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水平进行计量，对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明显估计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到计量的准确性。

（三）特定应计模型特定应计模型的特点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应计项目或者一组特定的应计项目来建立计量模型，以此来检测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等。最早应用特定应计模型来研究盈余管理的是McNicholsandWilson，他们集中对坏账准备这一特定的具体项目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管理者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也能够对资产减值损失做出无偏估计，那么坏账准备的当期提取额应取决于管理者根据现有信息对未来冲销所作的合理预期，这样根据“坏账准备”账户的期初余额，当期冲销额，下期冲销额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Provt=α0+α1Bgbdt+α2Writeofft+α3Writeofft+1+resprovt。这个回归方程式中的回归残差resprov作为坏账计提的操控性应计，用来检验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McNichols和Wilson是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检测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Roychowdhury则开始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检测中。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Roychowdhury采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分别作为加速销售、过量生产和削减可操纵开支等操纵行为的替代指标来检验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Roychowdhury，2006）。CohenandZarowin（2010）则利用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测量模型，构建了一个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的测量公式，认为一个企业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应该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或者是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相对于总体应计模型来讲，使用特定应计模型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研究解释变量与单一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与各个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不同，如有的正相关，有的负相关，利用总体应计利润方法会因此产生误差，但具体应计利润项目可以克服这一不足。研究者可以根据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的理解，从而针对特定盈余管理手段所产生的单项操控性应计进行检验，降低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噪音，因而在度量可操控性应计上的精确性优于总体应计模型；另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那些更隐蔽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计量。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运用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清楚哪些应计利润项目纵，该方法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与总体应计利润项目相比，具体应计利润项目的操纵量更小，如果所选择的具体应计项目不够敏感，则会使某些实际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无法被检测出来。

三、结论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如何准确地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个难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的测量方面。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被收紧，公司高管通过会计操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遏制，同时为了规避责任，公司高管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隐蔽性更高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达到误导报表使用者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求理论界开发出更合理、更准确地模型来更好地衡量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在盈余管理测量方面主要存在三种测量方式，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但采用特定应计模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特定项目单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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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篇11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2）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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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盈利模式分析范文1篇12

【关键词】新准则上市公司利润来源构成分析

前言

我国在2006年2月15日正式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包括1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38项《企业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已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正式实行。新会计准则的和实施，使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有了实质性趋同，给会计实务带来了诸多的挑战与机遇，对促使上市公司防范金融风险、注重公司资本质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统计实证和案例分析方法，考查了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每年上市公司公布年报时，投资者最关心的往往是”每股收益”，每股收益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但是仅了解每股收益是不够的，因为上市公司的利润除来自正常经营收入外，还可能来自资产转让、税收返还、补贴收入和投资收益等，不同的利润来源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不同。利润主要由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构成。通过对利润的来源，分析贡献度的大小，可以判断出其收入的健康程度、可持续程度等。而其他业务利润中的投资收益，可以从上市公司投资性质进行判断，如非控股型、一次性、可持续性投资，关键是其投资收益是否可持续。例如“投资股票”的收益成分，那么我们认为可能持续性、价值程度较弱；像巴菲特式的股票价值投资，市场成功概率毕竟属于少数；而收益来源分析一般分为核心收益和其他业务收益回报，其中，上市公司的核心收益的贡献越高，我们则能判断其盈利质量越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需要注意的是利润的同比和环比数据都比较重要，结合比较将使得判断更为全面客观。在判断一个上市公司将会出现拐点的时候，环比数据的价值会突显。此外，分析财务报表中的财务费用，主要看以下几步：首先，要看上市公司负债率的变动情况，在不考虑利率变化的因素中，着重分析该公司的财务杠杆运用是否合理，判断风险程度；其次，要看其负债是短期还是长期，是否在进行“滚动融资”的操作；最后，要细看公司节省财务支出方法的合理性。

1.分析方法的选择

对单个企业，利润总额可以根据利润表由以下公式求得：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一营业成本一管理费用一销售费用一财务费用一营业税金及附加十投资收益一资产减值损失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十营业外收入一营业外支出。

但是如果要从总体上分析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构成和来源，就不能将此公式直接转化为多元回归模型求系数。根本原因在于这些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如“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如果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方法，这种变量多重共线性就会严重危害参数估计，扩大模型误差，并破坏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拟采用自组织数据挖掘的数据分组处理方法（GHDH）对利润总额的来源和构成进行分析。

2.数据分组处理方法的基本思路

数据分组处理方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数据挖掘方法，它最早由乌克兰科学院入作为一种自动产生模型的算法，它使用的是演化的原则，实现一个模型结构综合和模型确认的自动化过程：模型从数据中自动产生，以最优的传递函数网络的形式，重复产生大量具有增长复杂度的竞争模型，进行相应的模型确认并留下最好的选择，直到产生一个最优复杂度模型。自组织建模算法以客观的方式自动地实现以下的步骤：

（1）将观测样本数据分成训练集和检测集；（2）在每阶段按不同的变量和增长的复杂度产生待选模型；（3）对于参数模型，在训练集上估计未知参数；（4）在每阶段利用检测集的数据选出一些最好的模型。

3.GMDH解决多重共线性机理分析

作为组织数据挖掘的核心算法，GMDH方法采用多项式神经元网络，从根本上避开了多重共线情况导致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诸多问题。GMDH方法的停止法则由最优复杂度原理给出模型的复杂度逐渐增加时，具有“外补充”性质的称之为外准则的照则值达到极小，全局极小的实现标示最优复杂度模型的存在。GMDH算法是通过不能再改善外准则值停止的，其停止法则可以保证在一定噪声水平下得到数据拟合精度和预测能力之间实现最优平衡的最优复杂度模型。

CMDH建模的特点是数据分组和贯穿于整个建模过程中的内、外准则的运用。它将观测样本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检测集。由于应用不完全归纳法，它能从被研究对象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筛选出最具有相关性的一些输入变量并生成简洁的模型结构，所以任何一个可能影响被研究对象的变量都可以当做潜在的输入变量而不必考虑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GMDH算法选取的变量（因素）可尽量全面、广泛，不必经过专门的主观筛选，客观信息容量大。

4.基于GMDH的上市公司利润来源与构成分析

4.1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

4.2样本选择：分析不同财务状况企业利润的来源与差异，需要考虑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由于连续三年亏损退市制度的执行，避免亏损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美国经理人通常使用对会计政策和估计的选择权来回避对小额亏损的报告。在我国，陆建桥（1999）发现亏损上市公司运用营运资金项目，尤其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李增泉（2001）发现具有扭亏、配股动机和处于临界边缘的上市公司一般会选择增加（或不减少）当期收益的资产减值政策；虽然有人认为管理层有动机和诱因去回避任何损失，但是他们只有有限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因此在巨额亏损的时候，他们不能谎报盈利（除非恶意造假）。对于小额亏损来说，管理层更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权来编造盈利。因此，本研究选择两个对照组进行分析：小额盈利企业和扣除小额盈利企业后的其他企业（以下称非小额盈利企业）。小额盈利计算，是用税后利润与总资产之比。小额盈利是在该比值为0.00—0.01之间。

2007年度全部上市公司剔除数据不全的企业为197家，根据以上方法计算2007会计年度的小额盈利企业为154家；对照组为全部企业1636家扣除小额盈利企业后的剩余企业（以下简称非小额盈余企业），为1343家。小额盈利企业利润的正的影响因素是营业总收入、资产减值损益，负的影响因素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营业成本。非小额盈利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后的差额。这说明小额盈利利润的主要贡献除来源、营业总收入外，最重要的就是资产减值损益，即小额盈利企业大量使用了提取减值准备再转回的办法调增利润。同时，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利润总额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会计界一直担心上市公司会利用公允价值收益调增利润的情况并不存在。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相对较小的非小额盈利企业，其利润的主要构成为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对于具有较强的调增利润动机的小额盈利企业，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为除营业收入外，还包括营业外收入、资产减值损益。其中营业外收入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即为债务重组收入和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这些构成部分为进一步研究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公允价值会否成为盈余管理的手段问题，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利润的影响为负相关，表明上市公司并未大量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调增利润。

参考文献：

[1]李海燕.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的利润质量分析[J]管理观察200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