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调研篇1

自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化国家以来，老年人口开始呈现快速上涨趋势。截止2013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0243亿，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31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9.7%，比上年增长了0.6个百分点。并预计到2055年老龄人口达到最高峰值，约为3.4亿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趋势显著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规模较大。虽然目前人口增速缓慢，但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影响下，老年人口规模日渐庞大；伴随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也将日益显著。杜鹏等（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百年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得出从现在到2053年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时期，2055年预计老年人口将达到3.4亿，达到最高峰值，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则是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二）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态势较为严重，人口分布与经济发达程度的正向相关趋势并不显著，因而中国老龄化的地区分布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发达程度的区域划分作为依据。从总体区域分布来看，东部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西部地区，但部分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省份，虽然经济不及东部地区发达，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呈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依据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域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中高度老龄化地区、初始阶段老龄化地区和未进入老龄化地区。其中，中高度老龄化地区，其老年人口比重均在10%以上，这部分地区除江苏、天津外，其余都为中部人口较为密集地区；我国大部分省市所面临的均为老龄化的初始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在7%―10%之间；只有新疆、广东、宁夏、四地的老年人口比重低于7%，并未进入老龄化。

（三）高龄人口持续上升，老龄化形势复杂

与其他步入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高龄老人的数量也在快速提高。2009年至2010年，60―79岁之间的老年人口增速出现了下降，而自2001年以来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到2025年之前，中国高龄人口将持续保持年均100万的增长态势。

同时，伴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失能，患病的比例也在增加。2013年失能老年人口已达到3750万人，而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数已突破了1亿人大关。据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抽样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老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明显降低，出现病患以及失能的比例也大大高于低龄老人。随着年龄的上升，处于健康或基本健康的老年人比重大大下降，而身体出现病患、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重却有了大幅度上升。

二、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现状

（一）养老产业发展滞后，存在较大空白

2013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共计4.3万个，床位474.6万张，与快速增长的老年人数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目前老年人口年消费已达1万亿元，而全国老龄委调查的数据却显示，国内每年为老年人提品的总价值不足1000亿元，与老年服务相关的医疗、生活休闲、复健用品等相关行业存在研究不足，涉及老年精神消费的教育、旅游、金融等行业更是存在较大空白。目前阶段，国内相关的养老产业也主要是局限于养老设施方面。同时，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养老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民办机构的运营面临较大困难，这也使得部分意图进入养老产业的资本望而畏怯，造成了养老产业发展较为滞后的局面。

（二）养老设施区域分布不均，资源利用率较低

依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对各地区老龄事业单位数的统计可以发现，区域养老设施分配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表1）。老龄事业单位的区域发展分布缺乏国家统一的宏观调控。以老年人口比重均低于7%的新疆、两地为例，二者均属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较为相近，但老龄事业单位的分布却存在着明显差距。新疆老龄事业单位数为236个，在全国位于首位；而的老龄事业单位却仅有两家。此外，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重庆市，其老龄事业单位也仅有36家。区域之间养老设施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巨大不匹配，一方面会造成部分地区养老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存在大量闲置现象；另一方面，确实存在巨大养老需求的地区，又会因为缺乏资源从而阻碍了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日本养老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2011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国家总人口的23.39%，居世界第一。作为亚洲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但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影响下，日本的养老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居世界一流水平。在庞大的老年人口市场的吸引下，日本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的养老设施为核心，老年住宅、老年金融、家政服务、福利器械用品、化生活服务等并存的养老产业格局。

首先，在养老设施的建设上，除政府外，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均可以建设养老设施。但其区别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只是基本保障；非盈利组织则主要针对一些无收入来源的、有认知障碍等的特殊群体；而企业则是依据中等收入及以上阶层的老人对生活品质等的要求建立的商业化养老设施。同时，依照老年人所需的服务类型，日本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型、长期居住型、疗养型、健康恢复型等多种类别，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并颁布《老人福祉法》规定，65岁以上老人可使用社会医疗保险入住养老设施。

其次，日本也将与养老相关的部门产业定位未来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抢占先机，参与国际竞争。2010年，日本将“医疗和看护产业”划归为国家战略项目，并将针对居家养老的“上门看护”服务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以世界各地的中高端客户为目标群体，重点投资发展跨国医疗服务，放宽“医疗签证”，在机场周边开设24小时医疗机构，为周边国家人事赴日体检提供便利。在老年房产行业，日本重点发展两类房产，一类是环境优美、配套以医疗、生活、娱乐等设施的休闲疗养型地产；另一类是为方便高龄人群使用的，配有一些列看护设备、无障碍设施及安全警报装置等的看护型地产，这两类项目都围绕着老年人的切实需求，独具养老特色。此外，日本旅游业也将老年人口列为重要客户群体，为老年人设计了专门的旅游项目、商业项目等，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化需求。

四、我国区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探究

由于我国各地区人口老年化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在面对养老问题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养老产业发展策略。

在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经济较为发达，但人口老年程度并不显著的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虽不是迫在眉睫，但也需未雨绸缪，做好未来大量老年人口出现的准备。这些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先进的科研优势，加大对老年看护设备、复健用品、高端生活用品等的研发力度，走科技化养老产业之路。同时，还应遵循政府的积极引导，完善养老体制改革，坚持养老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一方面能为积极应对未来人口的老龄化，另一方面也能为广东省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在、新疆、青海等渐老未富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显著，经济也较为落后。这些地区的养老产业发展应以基本的养老服务设施为基础并配套以养老医疗服务等。由于地处西部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国家财政的支持是这些地区发展养老产业的基本保障。同时这些地区均处于较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也较为落后。因而政府在建设基本养老设施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医疗卫生改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保障。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帮助这类地区建设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同时，注重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老年人口的需求为前提，合理建设，兼顾公平，提高养老设施的实际利用率。

在湖南、四川、重庆等未富先老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发达。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较为安逸，人口寿命较长，因而老龄化严重。同时由于地处中部，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较多，造成了较为落后的局面。但由于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养老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需求。因而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多种资本进入的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是这些地区的首选。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等，一方面鼓励进入养老产业的民间资本，为其提供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养老产业的发展做出合理规范，引导资本的合理运营，实现良好的市场化运作。

我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正逐步加深，同时经济也在逐步增长。这些地区代表了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日渐完善，医疗卫生条件也基本满足居民要求，但巨大的老年消费需求仍得不到满足，主要体现为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老年精神需求等。在此局面下，发展以不同老年消费群体为对象的多元化养老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地区在发展养老产业时，首先应完善基本的养老设施建设以满足大部分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同时还应以不同收入的老年消费人口为对象，为其提供特殊养老需求。如建设配有医疗、娱乐等为一体的老年公寓，提供社区上门养老服务，开发老年旅游项目，设计以老年人为主体的金融理财产品等，以满足新时期老年人群不断上升的精神生活需求。

参考献：

[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

[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R].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

[3]田香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比较研究――以日本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王土贵.广东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1（8）

[5]王娜.人口老龄化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J].发展论坛，2014（3）

[6]李余，詹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关系研究―以四川为例[J].统计与决策，2013（11）

人口老龄化调研篇2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低水平，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需要，否则，我们的工作就要陷入被动局面。

一、健全养老保障体制任重道远

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到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二、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相结合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已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查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三、提高人口素质和关注成年人问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人口老龄化调研篇3

任远,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2006年获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十大青年人口学家”称号。是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中国人口学学会(CPA)等学术团体会员。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人口和城市发展。近年来,在中国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城市化与移民、老龄化研究、人口•就业与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研究、城市管理、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几个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研究。近5年来,主持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政府决策咨询课题和国际合作课题30余项,获得包括国家人口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

换一种积极的态度

看待人口老龄化

新沪商:当前我国正在经历迅速的老龄化。对于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普遍具有一种悲观和负面的看法。在您看来,这样的看法是否全面?

任远: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具有一些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国家宏观发展和家庭微观结构都将产生全面和深远的影响。例如持续的低生育率和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成长、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很快将开始下降、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以及人口空间结构的重新分布,等等。

人口老龄化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人口变动过程。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长期执行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约为12%,老年人口总数约为1.6亿。和西方国家的老龄化过程不同,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预计到2022年全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45亿,占总人口数的16.6%;到2030年预计将增长到3.55亿,占总人口比重增加到23.3%;2050年达到4.38亿人口,比重增加到28.8%,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20年中我国将增加约2亿老年人口,每年老年人口数量都将净增加约1000万。我国不仅是一个超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很快也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超大规模老龄社会国家。

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目前对老龄化的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还相对比较“悲观”,甚至认为老龄化将会形成中国发展的危机。支持这样的看法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可能会相对弱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基金的压力会持续增加,例如上海养老金给付在1993年时是550亿人民币,而到2008年已经达到6500亿,上海从1992年开始每年的养老金账户的赤字超过40亿,而到2008年养老金账户的赤字已经达到100亿;现在国家的社会抚养水平是下降的,而人口机会窗口将很快关闭,社会抚养水平很快将调头向上,那么意味着需要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社会抚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意味着劳动力更多地配置于老年服务而减少生产性投入,等等。

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既然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我们也不能被人口老龄化这把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吓住了。国家发展应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发现,老龄化一方面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方面,同时对相关市场和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当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老龄化,老龄化其实也能够带来市场的新机遇。

包括养老、健康、老年社区开发等等老年产业将会形成巨大市场。这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老年人口的收入和储蓄有了显著增加。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就业,使不少老年人口能够在退休以后获得养老金收入的支持,老年人口养老保障覆盖率日益提高也使老年消费倾向得到增强。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当前城市老年人口中有42.8%的人拥有储蓄存款,到2010年我国退休金将增加到8383亿元,届时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将超过1.4万亿。例如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的60%以上都是由老年人口拥有,我国老年人口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也会不断增加。这些都意味着老年消费和服务市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同时,城市化下的老年人口生活方式也在现代化,老年人口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老龄消费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老龄社会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同步现代化”,推动着相应市场需求和服务的提高。对这样的一个老龄社会所蕴藏的发展机遇可能超出我们当前对老年生活的现实观察,超出我们对老龄社会所构想出的“悲观想像”。

养老护理和服务的

社会化和市场化

新沪商: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不断下降,养老需求将会增加很快,同时家庭的养老功能正有所弱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老年护理和服务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任远:确实如你所说,随着护理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老年护理服务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老年的过程,老人的疾病率和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下降,对老年护理和服务的需求都有很大增加。我曾经在2003年时对上海的老龄化和老年护理服务进行的分析,一个60岁的老人平均预期可以继续存活22.09年,而他健康存活的预期寿命是10.22年,也就是他将有约12年需要完全自理或者半自理。结合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假设完全不能自理的每天护理时间定义为15小时,处于半自理状态的每天护理时间为5小时。我们可以推算目前上海市老年护理服务每天需求总量为222万小时,而到2040年老年人口长期护理服务每天需求总量将增加到670万小时。如果我们做第一个假设,使老年人口长期护理完全实现社会化,当前在劳动力市场上能解决约30万全职的就业,到2040年将能解决85万全职的就业机会。我们还可以作第二个假设,假如每一个护理小时的费用为5元,假设老年人口长期护理完全实现市场化,目前长期护理服务的年经济产值将达到40.5亿元,到2040年将达到120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规模年产值有40.5亿元,并不是说现实中市场中就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多数的护理和服务都是看不见的服务产业,而主要是在家庭中由家庭成员承担着的。目前真正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养老护理服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随着家庭功能在逐步减弱,空巢家庭数量增加,这使老年的护理和服务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老年护理和服务产业将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并且客观来看,家庭护理服务虽然并未直接显示为GDP,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客观对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巨大价值。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生活福利,即使是由家庭来承担着非市场化的老年护理服务,其影子的市场价值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养老产业的广阔发展空间

新沪商:在养老护理和服务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呢?

任远:养老产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远远超过对老年人口的护理服务本身。正是服务于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护理和服务需求,服务于老年人口对更高质量的护理和服务的需求,能通过密切联系的产业链体系带动经济发展,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

在这个老年护理和服务产业链上,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的需求是重要的一块。以上海为例,上海提出“9073”的养老格局,即未来90%的老年人口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在2006年底,上海养老床位数一共有6万张,到2010年,即使我们不考虑外来人口,按照1400万户籍人口和25%的老龄化率,上海在机构养老的床位数也需要10.5万张,意味着有4.5万张的床位数缺口。从2010年到2022年,即使不考虑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因素,机构养老床位数的需求将增加到12.6万,即继续要增加2万张床位数。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机构的设施建设将进入一个高峰时期。作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已经迫切地面临着这一问题,并且在其他城市和地区将逐步地展现出来。仅以养老院建设为例,根据介绍,如果经营中等规模的养老院,投资约在500万元左右;如果是小型养老院,约需50万元以上;如果是一般的社区托老中心,大约20万元即可。也就是每个养老床位大约要投资50万-80万元。那么对于上海这一个城市,即使不考虑土地的价值,只是养老院建设在未来10年多内可能就将达到500多亿的投资市场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对于老年机构和设施,不仅包括养老院、护理院,同时也包括老年疾病的专业性医院、社区性的老年活动中心、托老所和社区性老年活动场地和器械、以及家庭内部设计的老年化改造,因此光养老产业的“硬件建设”就是非常巨大的市场。

老年护理服务人员的培训市场和劳务派遣是养老产业链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当前来说,对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非常短缺。养老护理(以及月嫂、医院护理)多数依靠外来人口和失业人口,提供的服务非专业化而且非技能化,很难满足老龄化社会中由于老年疾病和老年特殊需求所引发的专业护理需求。一方面社会上对专业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很高,而专业化的护理培训服务机构严重不足,这使对老年护理的培训市场、以及对培训机构的评估市场都带来很大发展空间。另外,对于养老护理服务培训的市场还不仅仅局限在本地,在整个中国迅速老龄化,以及亚洲国家快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背景下,老年护理服务的劳务输出也有巨大需求。菲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是菲律宾抓住了亚洲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过程中的市场机遇,那么以劳动力密集为特点的中国也可以应对我国快速老龄化和亚洲老龄化的背景,来适应和建立老年市场。在当前时期,发展专业护理的劳务出口也是应对我国就业困难的一种路径选择。

养老服务相关联的产业还包括护理服务下游配套的各种产品市场、技术创新市场和服务市场。对老年护理、治疗康复的产品需求会不断扩大。例如,对于居家养老来说,各种社区,如盒饭、家庭生活设施的改造修理,以及各种专业咨询服务等都将成为护理服务衍生出的巨大市场空间。同时,老年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在深化养老服务,现在信息技术在养老机构、社区和家庭中开始得到应用,包括建立完善的信息监控和应急呼叫体系,包括专业化的护理咨询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养老产业链的展开和根据不同需求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护理服务,能使老年护理服务模式具有多样性,这些能够极大地扩展市场潜力。

进一步地看养老产业的发展,还包括养老服务所衍生出的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融产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具有广阔市场机遇。除了对老年人口储蓄的基金产品,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本化运作,针对老年护理服务也发展出各种金融市场产品。以老年护理服务为主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在不少国家都得到发展,如日本和德国已经实施了社会化的长期护理保险,而美国等更多的国家则发展起广泛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人口在年轻时购买护理保险,而在丧失自理能力时可以得到必要的护理服务。其他与养老有关的金融产品还包括老年房地产的倒按揭、寿险产品的证券化产权市场、通过会员制来进行老年事业发展融资,等等。养老产业和金融市场结合起来,是现代金融服务渗透到老龄化社会中的必然趋势。这些与养老相关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产品,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或者说还没有起步,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不少良好的实践,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因此综合起来看,在老年人口护理和服务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将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养老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富矿”,当然这个富矿的“富”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老年人口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基础上。

适应人口老龄化

调整城市的经济结构

新沪商:从养老产业的例子,我们看到即使在老龄社会中,经济发展仍然能够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可以将老龄化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存在什么困难,有什么特别需要重视的方面?

任远:将老龄化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产业要适应人口老龄化进行调整。在应对老龄化的研究中,我们已经重视社会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等等经济制度要应对老龄化,社会组织的发育和社会养老体系等社会制度要适应老龄化。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经济产业的发展也要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变动趋势,这个题目现在认识得还不够。同时,老龄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

城市的经济结构要适应人口老龄化来进行调整,促进老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推动相关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等等。这些创新都需要有一定的研发投入,也需要培养老年产业发展的各类专业人才。例如专业性护理人才和社会工作者,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老年健康产品的研发和推广,需要熟悉的专业人才;而老年地产的开发和规划,也需要在城市规划中增加对于老龄化和老年需求的专业知识培训,等等。因此我们的教育培训体系也应该适应老龄社会进行调整。不仅是要发展老年大学,而是教育培训体系的知识结构要适应老龄社会的需要。

老年产业是一种新兴发展性产业,甚至能够在未来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因此首先还应该对老年产业发展进行规划。老年产业是一个新的概念和领域,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和完整规划,才能有利于推动产业的逐步发展。

产业发展的标准化建设是市场发展的前提。而目前老年市场还相当的混乱,迫切在老年产业发展过程中推动标准化,在加强标准化过程中推动老年产业发展。例如老年护理服务的标准的制定、包括机构建设的标准、各类物业服务、餐饮食品、健康保健服务等需要有行业公认的标准,以及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国际标准对于我国老年护理服务事业发展有借鉴作用,同时这些产品标准和服务标准也要适应我国的特点有所本土化。

人口老龄化调研篇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市老年女性养老问题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问题及对策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镇社区居家养老的可行性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机制的创新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新型养老模式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借鉴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调查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养老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研究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地流转问题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养老模式初探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7]伊恩G库克，杰森L鲍威尔.老龄化城市社会：言论与政策[M].鲁哲，唐磊，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47-266.

[8]杨青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人口老龄化调研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颇多关注，各国都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积极应对是中国“城市化水平、速度”向“城市质量、内涵”转变的重要方面，加强城市规划中老龄化人研究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和内涵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城市地区老龄化格局及其进程

当前我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文地理、城市社会学等领域。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国家层面特别是省际等层面的研究比较多。由于我国处于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家政策等原因，人口老龄化将会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学科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大多数城市进入到“老龄化城市”，

“老年人空间残留”特征明显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在调查取样的344个城市中，有2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7％，有80个城市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图1，图2)。将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是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如成渝地区、关中地区、苏北地区、东北边境地区；速度较慢的地区是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走廊等地区。除了部分地区，尤其是严寒地区(如漠河等)居民的人均寿命提升造成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外，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大多是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老年人空间残留”现象。

图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22000——2010~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速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2老年人口的需求与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老年人空间残留”的一个表现是各种学术文章和新闻媒体所提的“留守老人”。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郊区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城市空间要素及社会构成等发生急剧革。在变革过程中，老年人口在居住、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变化。例如，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北京市60岁及以上来自外省(市)的流动老年人口约为5万人，其中，到北京务工或经商的老年人比例仅为4.17％，其余的大部分是以养老为目的的。这一结果容易造成大城市周边的“养老型”住宅和住区建设日趋升温，如北京和上海周边已形成了各种“养老房产带”。人口老龄化在城市中心城区的表现也十分显著，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与老年人的社会公平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统筹与优化。以北京和上海为例，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都突破了12％，其中，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2.51％，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和静安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达14.37％。2000年～2010年，虽然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放缓(上海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临近中心城区的“功能拓展地区”(如北京的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和闵行区)的老年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图3，图4)。我国城市中心城区的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空间资源的高效率配置。

图3北京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图4上海各区县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全国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二面向快速老龄化的规划应对理论和方法

虽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规划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我国的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要性，意识到“城市规划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研究老年型城市社区规划的迫切性”“城市规划必须在思想方法、政策法规、经济技术指标等方面进行调整”。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城市规划对老年人的研究仍缺乏深度和广度，城市规划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有诸多空白。

1系统评估中国老龄化问题特征和趋势

(1)空间特征和机制须进一步探讨。在国家层面，人口老龄化水平主要取决于整体人口生命周期的变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而在地区层面，人口老龄化在不同地区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包括老年人口的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关系、老年人口空间变化的原因及影响等。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关于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的系统研究。城市规划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密切合作，以了解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集聚格局、过程和深层次的机制。

(2)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年均增长率将突破0.5％(图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总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后，从1982年开始明显增长。2000年～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增长了约3062万，年增长率约为3.5％；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了1.91％，人口老龄化速度和日本1970年～1980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综合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快，每10年的人口老龄化比重增长可能突破5％，预测到2030年可能突破15％，老龄化人口将高达2亿～3亿。因此，需要全面进行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可能性预景分析。对于老年人口而言，关键问题是“就地养老”和迁移两方面。受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城市文化和社区的景观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迁移的富裕老年人集中在可以提供各类住房、娱乐和医疗服务的区域；不愿迁移、贫穷或独立性较强的老年人则可能留在设备简陋的社区。在我国，年轻人口流出所引发的“留守老人”“空巢村”现象较突出，同时一些相对富裕的老年人口开始集聚在一些气候和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

图5全国老年人口增长及老龄化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

2老龄化城市规划应对的“两个面向”

（1）面向老年人口居住、医疗、交通等行为和需求规律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

老年人在居住、交通、医疗、休憩和购物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传统上，许多老人更倾向于家庭成员的照顾而不是正式的服务，但这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导致老人对服务更敏感。

①居住。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传统的老年人口住房研究有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主要是制度化“专用住房”的研究，特别集中在“疗养院”“住宅护理”“养老院”方面。然而，这些住房只涉及相对较小部分的老年人口。建造集中居住社区的目的是减少当地人口的流动性、提高医疗水平、减少设施以外的后续投资。城市规划或地域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关于养老院的选址，往往需要拟定一个选址原则，而这个原则通常并不适用于所有老年人口住房的形式。例如，养老院通常不靠近服务方便的地方，而是位于远离其他社区的地方。第二种方法被称为“住房及替代品的选择最大化”，认为老年人口是需要用多种解决方案解决其需求的特殊人群。因此，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完全解决老年人口的住房问题，也没有一个居住模型是完全得到公认的。研究人员需根据老年人口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广泛的居住选择。第三种方法研究的是“就地养老”，包括在家养老或不在以前的家庭、但在同一社区养老两种类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家养老作为解决老年人口居住问题的方案，变得越来越流行。就地养老在政策上是一种解决老年人口对昂贵设施需求不断增加的方案，同时，被看作是减轻替代性住房成本上升的方案。

Haldemann和Wister认为，以上三种研究方法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补充：a老年人口通过一种被称为“社会心理过程”的方式适应其环境；b老年人口的居住决定与其环境(地域)体验有关；c以“关心环境”(为老年人口提供关爱、关心的服务环境和氛围)作为社交的背景；d追求“场所感”，以环境经验和环境作为社交背景，探寻“场所感”的产生缘由和机制。

②医疗。

老年人口的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谁应该接受家居照顾服务(即标准是什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提供服务(非盈利组织、私营部门还是公部门)？谁为服务买单(个人、国家或是两者结合)？国外的一些规划者和社会学家认为，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社区中是政策和规划的最终目标。

③交通。

交通是影响老年人独立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空间的变化性。虽然家庭环境对老年人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良好的交通可以提供老年人口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与可用的交通方式紧密相连，英美老年人口的住房也通常与公共交通靠近，既是为了增加出行方式的选择，也是考虑到这样可以减少迁移。因此，老年人口的住宅往往靠近城市中心。

（2）面向老年人口需求满足、城市空间和要素资源合理配置的“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

随着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转换，城市规划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研究应从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调控着手，实现空间利益的合理分配；既要满足老年人群的空间利益，又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要加强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指导能力，以人为本，将更多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之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以减少贫困老年人口为目标，相继出台了一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国家养老金等。

在空间方面，以边缘地区为例，该区域的老年人口是否一定要高度集聚在土地成本较高、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中心城区？是否需要通过一定的规划和制度措施引导老年人口迁居到生态环境较好、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边缘地区需要怎样的设施、政策才能吸引老年人口从中心城区疏散出去？如何从城市规划角度解决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老年人口的需求？如何解决好城市和乡村、小集镇的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要素方面，以交通为例，交通规划者是否要考虑改造现有运输系统的车辆和车站，以适应一部分体弱和残疾的老年人，并考虑为他们开发新的交通服务？这种服务要不要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分开？理论上讲，第一个问题强调的是一体化和公平性，而第二个问题则强调了隔离和效率。

参考文献：

[1]柴彦威．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人口老龄化调研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1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口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同时它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在人口控制的问题上取得了卓效可喜的成绩。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的统计，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这种生育率的下降让我国13亿人口日到来推迟了整整4年。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发展也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某一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按国际通用标准，6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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