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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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1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我国中西医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中医和西医相互渗透所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尤其当现代医学疾病谱改变,现代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更促使中西医之间的渗透日益加深和扩展。如在代谢综合征、医源性疾病、sars等疾病方面,中、西医临床医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中西医学诊疗手段进行治疗工作,并取得了比单纯中医或西医更好的疗效,充分显示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极大优势。

1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

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源于东方中国文化的中医学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的西医学,尽管研究对象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认识与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

1.1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优势特色

西医学侧重于研究作为生物体的人;其立论以实验结果为主要依据,理论严谨,概念明确,体系开放,可重复性强;其治疗上强调人得的病”,疾病诊断规范,疗效确切,体现的多是普遍性。中医学则重视得病的人”;其立论具备现代三论”科学思想的整体恒动观,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和养生防病更符合现代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其治疗上偏重于研究自然、社会、身心一体化的人,临床上强调个性化治疗,体现更多的是特殊性。

1.2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缺点不足

中、西医两种医学在弘扬自身优势的同时,亦显现出各自的缺陷与不足。如西医学偏重局部微观研究和定量检测,整体认识复杂的生命现象存在不足,总体上仍偏重于生物医学,尚未真正完成医学模式的现代转变,导致医源性、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多。中医学则受传统文化羁绊,学科的现代医学科学基础较薄弱,理论概念较抽象,以经验知识主导,临床疗效可重复性低,技术方法传统古朴,缺乏当代医学公认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标准,不利于学术创新发展。故有人评价西医学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格物太过则涉于固,中医学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信理太过而涉于虚。

比较不难发现,中、西医学的不足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恰好是对方的优势所在。重视整体与辨证论治的中医学与重视局部器官、细胞形态结构的西医学,具有明显的可相融性和可互补性,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取彼之长,克己之短,临床互用。中西医结合医学正是两种医学从差异、互补逐步走向渗透、融合的新学科。目前,中西医结合学科从患者的临床现象入手,从现代科学的定性、定量,对患者的整体和局部病理生理学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化研究,即病证结合”诊疗模式,提高了临床疗效。相信,这一新学科将会在科学相近相似之处——寻求还原分析法与系统整体法相结合,进而揭示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变化规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赢得越来越多的共识。现代医学发展的这一走向,决定了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的现实可行与不可或缺。而病证结合”这一中西医结合模式所展示的疗效,也体现了理论发展和教育本身的规律,即由点到面,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由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中西医结合本科人才培养及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中西医结合为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各自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察方法,比较两者的不同点,吸收两者之长,确定两者结合点,从而融汇贯通,创建的一种医学理论新体系[1]。中西医结合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对中西医理论体系、逻辑方法、临床思维特点、诊疗疾病策略、科研方法等都有所洞识、有所融合、有所创新的具有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2]。

就中西医临床本科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而言,传统中医院校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因其中医教学力量雄厚而西医教学力量相对薄弱,在课程设置中多只增加了西医课程的内容和学时,多数仍以中医学课程为主。而与之相对的西医院校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则因其西医基础及临床教研室齐全,西医学资源雄厚,课程设置以西医学课程为重,中医学课程相对较少。无论是西医院校还是中医院校的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都或多或少存在整体优化模式欠完善、培养方式针对性不强、培养质量欠理想等状况[3~4],具体表现为:(1)在课程设置上,课程主体简单由中医基础、中医临床、西医基础、西医临床四大块组成,课程间缺乏横向联系和纵向沟通;(2)学科之间彼此孤立,课程设置体系上缺少人文、理学等衔接课程的引导;(3)较多强调必修课学时而较少开设选修课;(4)教材编写多以各自学科系统为逻辑,彼此缺少联系,较少中、西医有机结合课程,使学生难以理解和汲取两种理论体系的精华。

那么,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西学中?中学西?中西医同步?)才能适应我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卫生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到2022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需求?才能使学生在基本中医知识、技能方面,不逊于中医本科水平;在基本西医知识、技能方面,不逊于西医本科水平;在适应社会需求方面,比中医、西医专业本科生更符合基层临床实践对医学人才的需求?

3我校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课程设置及改革

面对上述状况,我们除了更新教学理念、重视人文熏陶、改革教学方法、培育临床思维、强化实践技能,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外,几年来我们通过不断摸索,努力探索一种既能克服中医药院校自身不足,又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体现时代和专业特色的中西医临床医学课程体系。下面简介我们在该专业课程设置体系中的主要举措,以供参考。

3.1强化特色,构建合理有序的课程体系

根据我校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面向基层的中西医结合实用型人才的定位目标,结合学生大一至大四期间是学生记忆力、接受力最强的生理特点,在学生一入学除了对他们进行常规的入学教育,让他们了解医学院校,了解自己专业外,大一期间我们增设了《临床疾病诊疗康复概要》课程并安排学生假期到各级医院见习,帮助他们尽早向医学生角色转变,培育学生们临床医师的角色意识,使学生们认识到疾病的治疗不仅包括临床治疗,还涉及疾病的预防、康复、护理、健康知识的教育与指导,进而确立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整体思维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另外通过增设该课程,有意识地促发学生主动将日后的基础与临床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基础医学阶段学习的盲目性、茫然性,同时激发学生对医学的兴趣和求知欲。入学第二年开设《中西医结合科研思路开拓》,并选派以教授为主体、以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问题为经纬的科研思路与方法的选修课程,培养学生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创新思维。入学第三年开设一系列综合性、设计性及研究性实验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创新精神。入学第四年开设我校在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方面有明显特色的选修课程,如《中西医结合老年病学》、《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西医结合肾病学》、《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与代谢病学》,以增强中西医临床课程核心,体现中西医临床上病症结合”的特色优势,使学生熟悉中西医结合临床优势病种在临床诊疗康复中的作用和意义。毕业实习前还安排近4周的岗前培训,结合《走近临床》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医院的功能与特点、医院核心制度与流程、医疗质量的组织与管理、群体健康和医疗安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医患沟通要求、外伤的应对等,并通过病历书写、临床基本技能训练以及临床技能逐一过关的考核制度,帮助医学生向实习医生角色转换。

3.2增强西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

鉴于中医院校在主体观念、师资力量、教学设备较西医院校逊色一筹,西医学课程学时相对不足,要求不够严格,教学深度不够,对西医基础理论浅尝辄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上,实施了(1)增加西医学课程学时,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所设置的西医:中医为7∶3,以强化学生西医学基础知识;(2)严格要求,除了常规的课程半期、期末考核外,所有西医学基础课程设置为实验:理论≥1∶3,并建立了各门课程规范的实验技能考核制度,以强化学生的实验技能;(3)配齐配全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我校的西医学基础实验教学方面,全面实现了基本仪器设备人手一套,如常用的显微镜、滴定管、刻度吸管等,一般仪器设备4人一套,如紫外分光光度仪、机能学实验系统;(4)增强西医基础课程师资力量(至2010年12月,西医基础专任教师近80人,其中高职称32人,硕博以上学历占79%,40岁以下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学位;(5)以两基础一临床”模式(即中、西医两个基础、临床主干课程中西医一体化,包括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形成中西医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体系。

3.3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学生实践技能

面对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实践(验)课教学、实践环节、实际动手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我们通过一方面将各系列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拍成录像、挂上网,便于学生观摩复习,强化规范化操作技能,提高实验课效率和实验成功率外;还将所开设的实验课公布于学院电子公告栏,扩大学生获益面。另一方面我院大力倡导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改革为重点的实验教学,内容涉及(1)积极鼓励各实验系列对论证后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列入实验教学大纲并纳入实验教学进度表(即由选做改为必做);(2)因材施教,逐步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的内涵,即由大一、大二的部分综合(小综合)到高年级的全面设计、综合(设计+综合);或由专业基础课程的1~2项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所构成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进展到完全由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构成的实验选修课程。(3)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和开放范畴。如学院除了实验课内容或项目的定期后续延伸开放外;还增加了①由综合性、设计性的实验项目组成的开放性实验选修课;②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设计的创新性科研项目;③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子课题研究等若干开放形式。同时学院出台了一系列与教师绩效考核和学生综合积分考评相结合的配套激励政策,极大调动了广大教师申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选修课程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如解剖学教研室,面对尸体紧缺、较难开设综合性、设计性选修课的现状,解剖学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协调配合,利用研究生解剖过的尸体以及容易获得的猪、羊、兔等动物,面向本科生开设了《关节解剖学》、《内脏解剖学》、《管道铸型标本的制作与应用》等解剖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选修课,通过学生自主设计、亲手制作或灌注标本,及自制标本底座、框架,配制溶液,封框保存标本等系列环节,并结合举办学院历年本科生解剖标本作品展”等,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性。几年来中西医结合学院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逐年增加,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实验课程已全部成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自2008年以来我院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关节解剖学》、《内脏解剖学》、《管道铸型标本的制作与应用》《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医学细胞生物学与医学遗传学实验》、《生理学自行设计实验》、《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现代组织学技术》、《体格检查和临床基本技能》等多门实验、实训选修课程,开设了诸如中药、中药复方对高糖/高脂大/小鼠糖脂代谢……的影响及机制”等系列设计性、研究性实验项目,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创新意识。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2

【关键词】中医儿科学/发展趋势;中西医结合;中医学术发掘;辨证论治;辨病;辩证

自扁鹊为“小儿医”以来的2400余年中,中医儿科学经历了起源、奠基、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自成体系。同时,中医儿科学领域的多项成就,从钱乙的脏腑辨证论治纲领与创立的五脏虚实补泻方剂,以及钱乙的脾胃学术思想,到叶天士《幼科要略》中关于小儿四时病症的诊治而发展成温病学说等等,又为推动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儿科学体系而论,中医儿科学还创立了多项世界记录,如隋唐时期已经有多部儿科学专著问世,已在太医署正规培养5年制少小科专科医生;宋代建立了理论与临床内容完备、水平较高的儿科学体系,刘昉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儿科学巨著;明清时代儿科学术水平快速发展提高;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及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等等。人类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医儿科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机遇与挑战。

如何面对机遇、面对挑战,如何与时俱进,使中医儿科学术健康发展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儿科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回顾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历史,面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向前探索与发展。

1关于中西医结合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东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西医的理论体系是东西方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但都能达到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自20世纪开始,西医文化的大量进入,给中华土地上的中医文化带来巨大撞击。虽谓“殊途同归”,但毕竟“道不同”、认识不同。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医学领域却不能“不相为谋”,如何沟通,互相促进,达到真正的结合,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应当是大有裨益的。因此,20世纪开始便提出了“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大抵在20世纪前半叶,是以理论认识上的对照“汇通”为主,后半叶则在医疗、教学、科研领域里,“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这种“主要的形式”的实际内容,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病名的对照;运用西医的认识来解释中医;运用西医西药的理论来研究中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临床上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等。因此在近50年来,虽然“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中西医在理论上、在临床上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结合点,离中西医结合的理念还相距甚远。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与思路,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达到真正的有机结合,是当今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1.1关于中西医病名对照中西医病名对照,是中西医汇通的第一步。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自20世纪初即开始了中西医病名的对照汇通。1918年出版的顾鸣盛撰著的《中西合纂幼科大全》,即将中西医儿科病名作了初步的对应,1947年沈伯超著《儿科更新》则几乎主张以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病名。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则几乎达到中西医病名双重诊断。

应当指出,西医在认识疾病上,由于科学的进步,微观的认识比较细致、直观、可取。虽然有许多未知认识,但就已知的得到科学证实的疾病认识,已得到公认。这些认识,基本上揭示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应当说西医病名的认识更为客观、直观。实际上,中医病名的认识,经过一两千年临床检验而确立的病名,也揭示了中医的认识规律。因此许多病名可以相通、或可相近,比如天花、麻疹、水痘等,就可相通;其他大量的病名,如厌食、腹泻、水肿、肺炎喘嗽等等就可相近。中医病名以证的认识为主,而证的认识包涵的范围较广,比较笼统;西医的病名对某一疾病的认识单一性好,也更为直观。中西医病名对照,应当是一种进步,是中西医沟通的第一步,为进一步的沟通和结合打下基础。但是医学领域有太多的未知数,许多疾病的病名目前还无法对应、无法对照,勉强对照,是不恰当的,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乙脑和暑温,乙脑属于暑温,但不是说乙脑就是暑温,或暑温就是乙脑。应当采取同则同之,不能同的,又不能共的,采取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在病名问题上,中西医有许多疾病名称不同,应当求同存异。目前不宜急于求成,强调一律,过早的搞中西医病名对照,事实上还不可能。不能要求大家接受目前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也不能要求大家丢弃已经认识的事物。

1.2关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目前在儿科领域,甚至整个中医领域,均采取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形式。应当说,这一形式值得称道,也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很重要的实践。这一形式,既能展示西医辨病的长处,又能领略中医辨证的优势,应当说这是两长相加,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在新时期的切入点。

几千年来,中医学是在东方文化的理念指导下,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医是通过中医的病名来确立和认识疾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医的东进,加上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医病名的更加直观、更加客观、更具有单一性的揭示疾病规律的认识,为中医所接受,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医的进入为中医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撞击,也带来巨大的机遇。

如何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使之更好地发挥长处,为临床医疗服务,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面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医学从固有的中医疾病认识,转移至对西医病名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认识。这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跳跃。在这个跳跃中,应当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探索,充分地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把中医辨证论治发挥极至,而不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

必须指出,当前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结合”,在中医辨证方面过于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一个病名之下,列二三个、三四个、或五六个中医“证型”,就作为大学的教科书,作为临床的规范,作为国家行业的标准,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过于程式、过于固定。须知中医辨证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虽然每一疾病有一定规律,但决不是那么简单和固定。中医是辨证论治,从来也没有过“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不能真正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功经验,即是辨病与辨证的一个范例。1955年石家庄发生乙型脑炎流行,运用“清热解毒养阴”治则,采用白虎汤、清温败毒饮为主取得满意疗效。1956年北京地区又复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疗效不佳,后用清暑化湿诸法(即白虎汤加苍术等)而显效。蒲辅周先生为此总结出乙脑治疗八法,这是因为当年北京暑盛挟湿,时值丙申太阴湿土在泉,气候湿热。1958年广州地区又发生乙型脑炎流行,使用上述地区经验疗效均不佳,是因当年燥热伤阴,按运气为戊戌“化火运”,气候燥热,故又在白虎汤基础上加生脉饮(即人参白虎汤加味之意),取得较佳疗效。疗效均达90%以上,并使当时的医疗界震惊。《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指出[1],“50年代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有两大意义,一是以其卓效在尚无抗病毒药物的条件下,说明辨证论治的价值;二是由于五运六气理论在治疗本病时取得一定疗效,引起人们重新对五运六气的重视和“估价”。这也充分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动态论的辨证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分型”就能代替的。用西医学明确疾病诊断,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特长,摒弃简单化、程式化的“分型”,真正做到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真正发挥中医的疗效。

1.3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这是近30年来中医医疗上的一大特点,在儿科领域更是明显。临床上双重诊断,有西医病名诊断,又有中医病名及辨证诊断,这应该是件好事,正如上述所论有助于中西医的沟通,有助于中医对西医病名疾病的认识。但是,也同样存在上述内容中谈到的难免出现中西医的勉强对照,中医辨证简单化。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因此,双重诊断存在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何改进、如何提高,正是当今面临应当认真探索加以解决的问题。

双重治疗,在大多情况下弊大于利。顾名思义所谓“双重治疗”,即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这是西药、中药相加,是凑合,是“拼盘”,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在目前的现状下,所谓中西医结合治疗做得比较好的是,中西医在治疗某一疾病相互取长补短,针对某一病理状态、某一疾病阶段,发挥中西药的特效作用而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以发挥最佳疗效,减少副反应,缩短病程。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肾病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被认为是特效药物,然而激素的副反应大,肾病综合征的“反跳”与复发率高。然而在激素应用的不同阶段,根据辨证配合中药治疗能减轻激素的副反应,减少“反跳”,预防“复发”,同时还能增强体质,巩固疗效。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药合用,取长补短,有较好的临床治疗优点。

然而中西医双重治疗,中西药合用,很明显妨碍中医的发展,阻碍中医医疗技术的提高。因为西医治疗、西药的应用,靶向性较强,针对性较强,而且化学药物的定性定量准确,疗效确切。上述肾病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激素的疗效确切,但副反应大,易复发,应用中医中药以巩固激素的疗效,并减轻激素的副反应,预防复发。在这个成功的“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的例子中,中医中药也只是辅助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临床治疗现实却往往是中西药的合用是凑合,中药只是陪衬,或是点缀。中医治疗也往往不会认真思考、深入探索。尤其是儿科临床,西药针剂的注射往往比口服中药简单快捷,患儿家长都容易接受。既然西药起效了,何必再用中药,何必再去辨证论治,有了西医西药的拐杖,中医中药就必然“骨质疏松”,必然“缺钙”,中医的内涵就荒芜了,中医的特色就发挥不了,中医必然走向衰退。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极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医疗经验。即使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临床上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情况下,也不应把中医辨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发挥中医的独特疗效,或与西医西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向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迈进。

2关于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而中医的临证思维、辨证论治,则是发挥中医疗效的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2.1破除“辨证分型”、“分型论治”要提高中医技术水平,提高临证能力,就必须真正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学家孟庆云提出中医辨证论治三个阶段(即三个境界)的理论:第一阶段叫做“对号入座”,即初入门的中医,在临证时往往根据教科书的证侯分类、寒热虚实、阴虚阳虚来分证治疗,叫对号入座;第二阶段由辨证的对号入座进入“机圆法治”,这是因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疾病在变化,治法也要随之而变化,这是辨证论治的高一层次,也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个境界。对疾病规律的掌握,对疾病治疗的把握,能够“机圆法活”善于变化,疗效自然也会提高;第三阶段是“非法为法”(不以成法为法,不以现法为法)。更加运用自如,掌握疾病治疗的主动权,这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这种境界才能把中医发挥极至。“上工治未病”,何谓“上工治未病”,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以预防为主;二是治法先机,在疾病发展的每一过程中都能把握先机,治未病,治病之先。这就是不法为法。中医要立足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临证水平,必须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力求更高第三境界。

在此必须指出,上述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目前风行的“辨证分型”。中医本来就没有“辨证分型”的说法,这个“辨证分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它的思路是把中医的辨证按照西医疾病的分型来处理,结果就成了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证型(即辨证分型)。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分型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没有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动态观、整体观,呈现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定势思维,而不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辨证思维。中医从来没有“辨证分型”。因此,这个“型”是桎梏中医的枷锁,“辨证分型”与辨证论治不可同日而语。但自觉不自觉的还在讲“辨证分型”,这种分“型”成习惯了,中医就停止发展了,中医的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辨证分型”何止讲过一千次、一万次,现在真的似乎“辨证分型”成了中医的术语,多么可怕!若是把“辨证分型”成为国家标准,成为中医规范,那就真正置中医于死地了。因此,现在到了该彻底破除“辨证分型”,还辨证论治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2.2深化中医辨证论治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应当深化,除了传统的望闻问切之外,还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结合起来。所谓宏观辨证是应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来辨别病位、病性及其变化,所谓微观辨证主要是指把西医的物理化学检查纳入中医辨证。

近30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现代生物化学、免疫学、影像学以及生物电等方面的发展,不仅为疾病的诊断与预后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中医学的辨证提供了新的资料。目前这些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不少已为临床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借鉴,比如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热毒证等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微观辨证的指标。应当指出,这些微观辨证指标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之更具有特异性。毫无疑问,微观辨证的深入,将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深化和发展。

3关于科研与教育

科研与教育,是促进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科研与教育在规模上应当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医科研与教育仍是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3.1“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目前中医儿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概括起来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主要是选用西医学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指标来验证或探索中医儿科临床辨证论治;另一方面,是对某些方药制剂治疗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上述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有从中央到省市多层次的大量的立题或成果。这些研究统而言之可概括为“研究中医”,即是主要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中医、研究中医,而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角度进行中医研究。即便是“研究中医”,但这里面仍然有值得深思的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目前虽然希望发现某些客观指标为辨证依据,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特异性强,是否真正先进,是否真正揭示中医辨证机制的实质,而且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又是以“分型”为标准,这种“分型”能否真正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显然,这种“分型”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果说,研究的“起点”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或其本身就不可靠、不可信,那得出的结论又能说明什么。再者,这种科研的思路仅仅在于应用西医学的指标(或者西医学的概念)来认识中医,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话是“中医的现代化”。如果说,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最多也是用现阶段的西医知识认识中医而已,而且认识的中医还不是真正的中医,“分型”不能代表中医。中医的精髓是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而真正需要的科研,需要对中医学、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科学研究,不只是“研究中医”,更要做“中医研究”,是揭示中医学的本质,揭示中医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必须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上去做科学研究。

至于另一方面对中药制剂的研制研究,大多是一病一方一药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医药理药效方面的实验项目。这些也只是应用西医的药效学研究开发中药制剂的项目研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研究。

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深奥无比。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深奥的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是十分深奥的科学,中医学是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指导来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因为“研究中医”最多只是说明中医,解释中医,而要发展中医必须是“中医研究”。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入中医儿科学,使之转化为中医儿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研究中医儿科学术理论,提高中医儿科辨证论治水平,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基本点,离开这个基本点将是舍本逐末。

3.2“种树”与“养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基础。中医教育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术的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医家朱良春指出,“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而疗效之关键在于人才”。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乏术、后继乏人。表面看中医队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从业人员众多,但真正的中医、中医水平较高的中医仍然太少。这首先与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医教育从广义讲应当包括入门(入行)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医的入门(或称入行)教育,主要是在中医院校进行的学历教育,中医教育应当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来进行、来管理,但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医学的教育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医教育是培养后继之人,现在培养出来的人越多,却反而越造成后继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培养出来的中医不相信中医,不懂得中医的内涵,培养的不是真正的中医。因此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是后继乏术。

作者认为目前中医教育至少应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学习,不能把中医经典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或者断章取义进行选编,或者任意套用时髦的名词进行解释,如果一位中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没有很好读过《伤寒论》,以后是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的;二是加强中医辨证思维的培养,忽略中医理论思维的培养,反而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教育模式来进行中医教育,是根本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来的;三是要注重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加强临床带教,特别要加强师带徒的教育传授模式,因为能够在临床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医药实践经验很难在课堂中学到。如果只强调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不会用中医中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先生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是中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中国历史上,传承数代甚至数十代的中医世家也有不少。几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名医,但现今的中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执业资格与职称晋升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少。应当引起大家的反思。

“种树”与“养花”不同,这本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用种树的方法去养花,或用养花的方法去种树,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医教育亟待改革。中医儿科在整个中医界又是弱势群体,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中医儿科学人才的培养更应引起大家重视。

4继承、发扬、创新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就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继承和发扬是中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我们要的是“推陈出新,而决不是弃陈出新,更不是灭陈出新”。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能急于求成。中医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实践、在于疗效。现代临床由于环境的变化,更需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以提高疗效。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曾强调指出,要切实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是辨证的统一,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既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也不能舍弃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要统筹兼顾文献整理、科研立项、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和中药研发,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二是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有利于重大疾病的防治、独特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优秀临床人才的成长、具有良好疗效中药的研制等方面的课题,坚持医、产、学、研紧密结合,联合攻关,实现突破;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牢牢把握整体观、辨证论治等科学思维,认真挖掘整理、大力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独特诊疗技术方法,进一步做强做大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优势领域,注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中开发中药新药、注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注重挖掘和传承中药传统炮制技术。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仍然是继承和发扬的问题。继承,就是要发掘和整理中医儿科学固有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使中医儿科学术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在继承中发扬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创新。更好地为亿万儿童的健康服务。

中医学的发展要强调继承,继承是发扬的基础,没有继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学如何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健康发展,如何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嫁接,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义不容辞的任务。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基因组学研究迅猛发展,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已全面影响整个医学界,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为促进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的沟通,寻求新的研究和发展领域与途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于19990314在北京召开了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提出以基因组学作为中医药学现展切入点的观点[3]。

这次会议在以下三大方面取得共识:(1)中医药学与基因组学研究相互渗透的可能性;(2)中医药学可与基因组学结合研究的领域:①中医证候学与相关(易感)基因研究;②中医药治疗作用与抗病基因研究;③中医药治疗作用与基因调控、修饰论;④中医药与蛋白质组学研究;⑤道地药材的基因组研究;⑥基因芯片技术与中医药学;⑦数学和信息分析技术与中医药学;(3)基因组学与中医药学交叉渗透的切入点:①证候发生与演变的基因组学研究;②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基因组学研究;③证候基因诊断与证候基因模型。

中医学与基因组学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相互渗透是可能的。基因组学从整体上研究各个基因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与中医整体观相似;基因按功能分为结构基因与调控基因,基因组有“内含子”及“外显子”,“内含子”中又有“增强子”与“抑制子”,“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等都相当于一对对阴阳,基因之间也要保持动态平衡,与中医的阴阳学说一致。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规律,基因组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搞清同组基因不同功能与不同基因功能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有助于中医科学深层次的内涵研究,对探索中医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证候是内、外因相互作用导致的病机变化过程,依据多基因致病的关联特性,用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证候发生的基因表达调控规律、证候表现的基因特性、基因表达调控的变化及其规律,探讨疾病证候、亚健康状态(也有证候表现)与正常生命活动三种状态基因表达的差异性。证候发生的基因组学特征研究,为证候基因诊断、疗效评价指标体系、证候的动物模型复制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的基因调控、修饰过程,以期找出复方药物生物化学环境,对受体等靶点的基因表达及基因表达产物影响的生物环境与规律的作用。

“藏象”及“证”的生物基础研究、中药药理及复方作用研究,都需要样品中大量基因序列及表达信息,而基因芯片为中医微观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中医基于自身特点应抢先利用这一方法,以揭示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和中药的有效成分,通过中医临床试验,并探析中医理论的复杂问题。

如果说过去引入现代科学指标的中西结合,为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那么把基因组学融入中医药学,对基础理论的突破性研究,可能才是战略目标,才是发展中医学术之“本”。基因组学有可能是中医学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中医药学以基因组学为突破口的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中医在引入基因组学后,将带来一次质的飞跃,中医药学将迎来一个以分子层次(主要是基因组学)为主导,全层次(包括整体和群体)发展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

[1]孟庆云.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78.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3

在《中医外科学》的教学中,如何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医外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中医理、法、方、药诊治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必须抓住中医与西医的不同点,突出中医特色,运用中医独特的理论知识和基本诊疗技能,配合临床行之有效的诊治方法及典型病案讨论进行教学,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1中西医对比讲,突出中医特色

对于中医外科的某一种疾病而言,中医特色就是依据中医理论所提出的具体、独到的见解及诊治方法。在《中医外科学》的教学中,笔者常把中西医对比讲授作为每堂课的导入点,在简短、精要的中西医对比介绍中,强调中医对此病的独特认识。以这种方式教学,不但能突出疾病的中医特点,提高学生认识该病和对学习中医诊治该病的兴趣,而且还为后面重点讲授该病的中医特色铺平了道路,学生也能比较容易地接受课堂讲授的内容,还能了解到西医对本病的认识。例如在讲授疖”时,首先指出西医对疖的认识是单个毛囊及附属脂肪腺的急性化脓性感染”,它不单包括了中医的疖”,而且包括了中医的颜面疔疮”,也就是中医将西医的疖”分为病位浅、病性轻的疖”和病位深、病性重、易出现走黄”的颜面疔疮”两种病,这样很自然地引出了中医对疖”的认识是一种生于皮肤浅表的急性化脓性疾病”。这样讲授既突出了疖”的中医特色,也有利于学生对中、西医疖”的全面了解。在教学中,采用中西医对比讲授法,是否会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西医,从而影响对中医的学习呢?答案是有这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的把握,重点是对内容与时间、主与次两个方面的掌握。西医的内容只是对此病的一般认识,讲授时间必须少,主要内容是中医对本病的认识及诊断、处理,西医内容始终是处于衬托中医特色的次要地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把每节课的重点和绝大多数时间放在中医教学上就能保证突出中医特色,圆满完成中医外科的教学。

2抓住中医特色,重点讲清讲透

在某一疾病的开头,以中西医对比讲,引出中医特点,接着就应从病因病机、辨证、治疗、预防等方面运用中医理论重点讲解。首先是抓准每个病症的关键,例如疮疡的病因有多种,但以热毒、火毒居多,而火毒为痈疽、疔疖等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在疖”一节的讲述中,一要强调疖”为热毒而致,以此为切入点向发病、辨证、治疗、预防等方面展开;二要抓住发生于皮肤浅表的急性化脓疾病中的浅表”二字。在讲述中以病因乃热毒”、病位是浅表”作为主线,结合发病、症状、诊断、治疗进行讲解:因为皮肤损伤,伤口易感热(火)毒,热毒搏结于皮肤浅表”,引出疖”起病后皮肤易红、易肿痛、根脚表浅、范围局限的临床症状特点;因为浅表”,引出疖”易脓、易溃、易愈,且全身症状不重的病证特点。而在治疗中,抓住热毒”搏结于皮肤,治以清热解毒为主;病位浅表”,外治疗效好,引出注重外治,提高疗效,缩短疗程的中医治疗特色。这样既突出了中医特色,又能使学生听懂、学好。

又如中医对肛瘘治疗的挂线疗法非常有特色,但又是课堂的讲授难点,故在课堂讲授时突出以线(压力)代刀、边切边长、移深至浅的治疗机理的讲解,使学生不但能很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更体会到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综上所述,在突出中医特点重点讲解的过程中,既要抓住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又要抓住每个病的特点,并将这些共性和个性融会贯通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这样才能达到突出中医特点,重点讲清讲透的目的。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4

一、中国医学范式的构建是医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医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与自然界长期的抗争过程中孕育诞生。公元前5世纪前后,《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构建的东西方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医学发展史上两座不朽的丰碑。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张仲景与盖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系统的中医辨证体系;盖伦以解剖生理、观察实验为基础,著出堪称系统的百科全书,发端了分析还原的西方实验医学科技方法。中西方开辟了医学发展的不同路径。随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挟裹下,西方医学作为强势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医学交流史。

1.中西医汇通:“折衷归于一是”的梦想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人们不得不思考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关系。受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医家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主张,形成了“汇通派”。代表医家有唐容川、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等。唐容川第一次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朱沛文著《中西脏腑图象合纂》,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恽铁樵指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汇通派”站在中医的立场上,从不同角度探索沟通中西医学的途径,比较两种医学体系的异同与优劣,并在比较与汇通中维护中医学理论,希冀通过“折衷归于一是”,保存和发展中医学。由于时代局限,汇通派没有、也不可能寻找到一条中西医学“汇通”的有效途径,但是其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西医学共同发展的新方向。

2.中医科学化:“整理中医”的单向尝试

20世纪20年代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检验中国学术的唯一标尺,“中医科学化”思潮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应运而生。丁福保最早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认为“沟通中西医应自中医科学化始,撷采彼长,以补吾短,适为保存国粹之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何云鹤、陆渊雷、谭次仲、时逸人、施今墨等,他们主张借西方医学来整理中医,去除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实现中医学的确切性和实证性。

中医科学化提出了科学整理中医的目标和任务,反映了工业化时期对医学发展方向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其尝试简单地运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的方法,显然具有狭隘性。同样,简单地用西医理论来整理中医学,也难免走入死胡同。

3.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的双向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站在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高度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认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指示明确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西医结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病证结合”诊疗模式、“菌毒并治”防治方法、肿瘤治疗的中国模式等,均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中西医结合却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尴尬,即现行的中西医结合,主要停留在中西医治疗上的配合阶段,即中西医两法治病,只是一种低层次的结合,没有打破各自理论体系,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医学模式。

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同志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讲话对于校正长期以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以西医学为基准的方向有着战略性指导意义,也促进我们不得不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中西医结合,去思考更高层次的中西医融合问题。

从“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到“中西医结合”,形成了中西医相遇后大致的三个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立场和侧重点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诉求:那就是希望发挥两种医学体系的长处,并能够融通结合。尽管这种有机融合尚待时日,但这一历史逻辑的指向却是清晰的。随着医学的发展,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中国医学”的诞生已呼之欲出。

二、现代科学搭建了孕育中国医学的温床

现代科学发展促进了医学发展,同时搭建了孕育中国医学的温床。随着纳米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的迅速发展,医学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这是宏观文明和微观文明并进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以宏观见长的中医学,与以微观见著的西医学的高度融合寻找到了契合点。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医理论“不谋而合”。由于中西医理论基础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医学理论被认为不“科学”,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神秘”的中医理论揭开了面纱,呈现了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的“不谋而合”状态。如,细菌、病毒、寄生虫、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等理论印证了中医外邪致病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现,情志的异常变化可以导致神经、体液的异常,内分泌紊乱和免疫功能的低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医情志致病的理论;现代时间生物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地理学的发展已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气候的人群患病有不同的规律性,堪称是对中医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

系统生命科学促进中西医疗法的“不期而遇”。“辨证论治”个性化诊疗是中医学的特色。近几十年以来,西医无差别化医疗模式遭遇湍流,以“单一疾病一单一靶标——以一概全”的观念正向个体化医疗转变,利用多种治疗药物,并将营养、心理和生活方式等因素考虑在治疗方案内,尤其有助于在一些慢性疾病的治疗上达到最佳效果。医疗实践上的这种转变需要以系统科学一系统生物

学为基础。旨在了解动态和非线性系统内的彼此相互独立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及相关性,及其出现在某些组织水平的性能。这个系统概念与我们的中医学理论是相通的。因此最近几年,科学领域中出现一个新兴的“健康”概念,而长期以来这个概念都是以中国传统医学的健康理论为核心。随着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草本组学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促进中西医“个性化”疗法的汇合。

现代科技推进中西药物研究“殊途同归”。中西不同的医学体系形成了不同的药物研发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医疗实践中。20世纪随着生理学、生物化学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西药物研发模式的交叉。如中药砒霜(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教授和他的团队,以“以毒攻毒”的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发明的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白血病取得的成效让世界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用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案。另一个例证是获得2011年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的中国科学家屠吻吻,表彰她在青高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三氧化二砷和青蒿素都是从中药中提取出来的,这两项工作用事实表明了中药的巨大潜力。他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科学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项成就打开了药物研究的视野,促使更多的研究者从中医经典中寻找研究灵感,用现代科技方法使传统药物走向世界,造福人类。

三、中国医学范式的特征优势

所谓“中国医学”,即传承中医学精髓,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交叉融合,体现现代科学发展水平与方向,具有世界推广价值的当代医学新范式。它以发挥中国传统医学整体观、个性化的优势为基点;在生命与疾病的认识思维、辨治模式、处方用药等方面集中西医学之大成,中西医相互融合协同的全新医学范式。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医学的特征突出表现在融合与协同两个方面。融合:中医学的向内用功与西医学向外探索的融合;中医的自然观、生命观、健康观与西医学的科学观、人体观、疾病观融通;中医的生命时空变动之道与现代医学的人体结构功能之学融通;既具中国传统原创,又兼具国际现代融通。

协同即在方法论上,中医整体论与西医还原论的协同;在认知方式上,中医察同与西医察异的协同;在思维方式上,中医直觉思维和西医逻辑思维的协同;在研究方法上,中医主观经验和西医客观实验的协同;在诊疗方式上,中医辨机辨证与西医辨病辨症的协同;在治疗理念上,中医针对人的“调理”观与西医针对病的“修理”观的协同;在治疗方法上,整体与靶点的结合,体内过程与体外表征的观照,复方与单体的选择性运用协同。

中国医学为集中西医学大成的全新的医学体系,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和先进性。中国科技自古领先于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却被西方甩到了后面。经过100多年的追赶,毋庸置疑,目前我国医学的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具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更为罕见。但是,通过积极开发我国宝贵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医学资源,以独特发展视角构建中国医学新范式,形成具有中国原创性的集成优势。可以在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医学率先取得领先地位。

理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医学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优势。它吸收了当前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具有多元医学内容兼容并蓄的当代医学整体的知识论模式,符合人类医学发展趋势。其将构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知识、技术和方法的创新平台,既可以在理论与方法上为当代医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的若千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同时反过来也使得传统的中医学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临床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中国医学的优势,体现在临床的高效上和对疗效评价的全面性上。比如扩大了诊断视野;用新的理论分析、揭示疾病的内在规律;将疾病发生、演变、转归同立法处方用药紧密相连;将生理、病理、医理和药理连贯思考等。将局部的病理变化和人体疾病过程的整体反应、动态变化相结合,两种理论融会贯通,对疾病认识更加细致,提供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创造出新理论、新药物。并且对疗效的评价,将打破目前以单一指标为评价标准的局限性,建立更全面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四、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使命

引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在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肩负起知识与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历史重任。中国医学以传承中医学精髓为核心,融合中西医学为基础,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担负起引领中国医学发展方向的历史责任。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将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动物模型、临床研究等多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下,产生出一批可以统摄、涵盖、交融两种医学思想和医学知识的术语,打破中医科研是单纯“以西解中”的局面,形成一批可以阐释中医、也可以阐释西医并且能够有效表达人体和疾病的复杂现象的新的术语群;将实体模型与唯象模型相结合,把中医的藏象研究与西医的解剖形态研究结合,促进医学新的发展;在药物研发上,研究具有多靶点优势的药物,开发出疗效高、毒副作用小的新药品种。

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国务院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千意见》。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当充分发挥中国医学的特点,秉承中医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辨证施治的诊疗思想,药物及非药物千预等养生方法,融合西医学优势,不断提升维护健康、千预亚健康到疾病的防治能力与水平,从而提升中国健康事业的水平。

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医学是既具中国传统医学原创、又具国际现代医学融通的当代医学体系。新医学范式的出现必将带动人才培养模式的革命,同时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将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带动中国医学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为此,中医药高等院校担当的首要使命就是创新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医学培养合格人才。为此,我们既着眼于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前沿,充分借鉴现代医学教育模式的长处;又承继师承制教育模式的“合理内核”,将民族医药教育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打造全新的中国医学教育模式,构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中国医学全球教育平台,促进中医医学教育模式现代性与传统性、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有机结合。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5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医疗;以患者为中心;可及性

NewThinkingofPatient-centeredIntegratedMedicine/ZHANGQiu,LIDa-ping.//MedicalInnovationofChina,2015,12(18):096-099

【Abstract】Asthebirthplace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aboutintegratedmedicineismuchlowerthanexpected.Debatesonintegratedmedicinehavebeenpresent,themodernmedicalmodelencouragesthatmanisnotjustanorganism,thepatients’interestsandautonomyshouldbeconcernedaboutmost.Thisarticleattemptstocomplementandperfecttheconcept,existingquestionsandfuturedirectionfromthepointofviewon“patient-centered”.

【Keywords】Integratedmedicine;Patient-centered;Accessibility

First-author’saddress:GuangdongPharmaceut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5.18.035

在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获进步奖6项,其中5项都是关于中国传统中药的理论方法创新和研发技术突破,如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进步奖一等),源于中医临床的中药药效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进步奖二等)和调肝启枢化浊法防治糖脂代谢紊乱性疾病基础与应用研究(进步奖二等)等,这说明国家对于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视和支持。在这些项目当中,中西医结合医疗的思维对于研究方法的建立和新药品的研发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国内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争论和质疑一直都存在。现代医学模式认为: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体,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心理、社会、文化和精神特征的综合整体,所以更强调病患的利益和自,笔者就尝试围绕“以患者为中心”这个主题对中西医结合医疗的概念,就现存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新的补充和完善。

1中西医结合医疗之争论

WHO在2002年发表《2002-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疗及替代医疗全球策略》,建议各国将传统医疗纳入现有的医疗服务之中。至目前为止,全球应用中医药的国家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余个。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都已成为当前全球医疗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但是,作为传统中医的发源地,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和应用还远低于预期,多数情况属于“中西医的并存”而非“中西医的结合或者融合”。而且在国内,关于“是否废除中医”的网络讨论及中西医打赌“论战”的新闻却时有发生。参考国内文章,我国学者和公众对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的争论主要在于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还是“中学西”,以及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否会消融传统中医的存在和发展”。无论是哪一种该观点,都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种新的医学模式是为谁服务的,是满足谁的需求为前提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ofCos,460-377B.C.)誓言:我一定会用自己的能力及判断力来医治和扶持患者……且永远不会伤害他们。中国的“医圣”张仲景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下以救贫贱之厄[1]。由此看见,医道的本质无论中西都是相同的,医师尽己所能来医治患者。所以,只要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很多的争论和研究就会更有建设性。

2中西医结合医疗之概念新解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从被提出来,就一直没有一个内涵确定、外延清晰的科学定义:这期间,有的把懂得一些中医又懂得一些西医的人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临床上中西药并用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教学上中西药并用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进行验证、解释、改造称之为中西医结合;有的把管理西医的方法照搬到中医管理上来称之为中西医结合;近年来有的更把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称之为中西医结合[2]。

2.1WHO对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定义定义为:结合科学知识和方法融合传统医药和西方医学的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定义中包含了三个部分:(1)这是传统中医持续发展的过程,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未来的方向;(2)方法上,涉及到现代科学知识和测量方法;(3)中西医结合是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的重要交融结果。

2.2国内的代表性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即提出主张: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在倡导西医学习中医的基础上,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药。这是官方首次界定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和途径。陈士奎[3]在“中西医结合定义探析”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定义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王振瑞博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史论”则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学的过程。这两种提法,都是以新医学体系为目标。李致重[4]的定义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谓之中西医结合。这一观点强调了临床疗效的重要性。杨云松博士在总结各家的观点基础上,认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发展人类科学医学,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指向应该是为人类科学医学增添新的内容,包括新的理论认识、新的治疗观念和操作措施,此观点认识到了人类医学的目标导向。

2.3笔者关于中西医结合医疗概念之见解上述定义,都强调科学方法和合作,就是中医、西医、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一起合作,发掘中医和西医的新内容,最后形成新医学,而且是具有民族特色,统一中西医的新医学或者人类医学。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虽然网络偶有争论或者民间医者偶有论战,但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两种医学的融合,对传统医学的新发展,虽然到现在,由于临床、研发、教学和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制约,新的医学体系并未形成,但由于中西医的结合,在新药的研制、疾病的控制、临床的疗效等方面都取得了绝大的进步[5]。例如这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项目―调肝启枢化浊法防治糖脂代谢紊乱性疾病基础与应用研究,贡献在于运用现代实验方法发现肝在糖脂代谢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研制出兼具降糖、降脂、抗炎、保护内皮等综合调控作用且成分与机制明确的创新中药,并构建国际先进的糖脂代谢病中西医结合研发平台,打开了防治糖脂代谢病研究通路,改善了人类的健康,这就是中西医结合医疗代表性的成效之一。

所以笔者认为,中西结合的定义应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以患者为中心”的前提,如何让患者得到更好地治疗效果和更高的生存质量,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存在基础和研究的前提;(2)多层次人才和医疗机构的合作,这是中西医结合可行的必备基础,如果没有通晓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及两者兼备的人才通过交流和尝试,没有医疗机构作为研究平台,新的药品及治疗方法则不可能产生;(3)科学方法的建立,主要在于两者融合成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常态模式和转化途径;(4)以增进人类健康为最终目标,这是中西医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满足人们健康改善和提升的需要,两者的结合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市场基础。

3中西医结合医疗之现存关键问题分析

3.1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就诊可及性差关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可及性差表现在三个方面:(1)就诊的医疗机构比其他西医门诊或者中医门诊相对较少且地处偏远,国内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立大多由综合性医院或中医医院翻牌而来,以广州市及周边为例,有三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地处花都区),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地处佛山),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地处广州),数量少,就医偏远等都影响了患者对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的选择;(2)现实中,中西医结合医院不仅缺乏领军的名老中医和知名的西医高级专家,高端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更是难得和匮乏。从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资格准入工作看,虽然现在增加了中西医结合医师这一类别,但这是附属在中医师大类下的。从上海出台的规定看,只有属于中医师类别的人员,才能申请中西医结合医师的执业资格,如果一名医师原来的执业资格是临床西医,就不能申请中西医结合的执业资格,同样,如果是中医职业资格,则不能申请西医的临床职业资格。这样就剥夺了许多已取得西医执业证书、长期以来学习研究中医并在西医科室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专业人员申请中西医结合医师的资格[6]。同时因为人才流动机制不完善,缺乏良好的研究平台和晋升渠道,以广东省为例,大部分的优秀毕业生都愿意留在广州及周边城市的三甲医院。缺乏竞争力的领军人物和青黄不接的人才梯队使中西医结合医院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3)可获得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的信息比较少。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报纸新闻对中医药新闻的报导内容多是养生、保健、美容、医疗常识性等议题,对中医临床治疗疾病方面的报导相对较少,即便有,也存在中医药新闻报导的范式,诸如强调西医的科学优越性,西医的诊断非常必要;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平衡报导;或是用边缘化及琐碎化来处理中医药新闻。大众媒体处理中医药新闻所偏重的角度,无形中便会影响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公众自然而然地将中医药定位在养生、食补及治疗跌打损伤的医疗照顾,即便中医已发展到临床治疗重大疾病的阶段,一般对中医陌生的民众对中医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刻版印象,将中医视为较不科学,另类的治疗,对中医抱持不信任且怀疑的态度,唯有在西医宣布弃守的疾病领域,其他范型的医疗照顾始有机会介入[7]。

3.2中医药医保政策的报销范围和比例有限国家政策规定由物价部门制定了收费标准的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1版)中纳入诊疗项目9574项,其中中医医疗服务327项,仅占3.41%。许多安全有效、费用适宜、易于推广、符合国家纳入标准的中医诊疗技术尚未纳入医保范围,增加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影响患者的就医选择及治疗,并导致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不利于中医的传承延续。而且目前中医诊疗项目收费标准基本上套用西医诊疗收费价格,其定价未能体现中医诊疗的特点和价值,同时收费价格过低,无法体现中医技术价值[8]。而且药品收入占中医医疗机构门诊业务收入的比重过高,属于中医诊疗项目较少,同时使得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没有得到相应体现。不仅范围有限,而且能够报销的比例也受限制,比如山西省医保政策中有这样的规定:参保患者单次住院费用中物理治疗与康复,中医及民族医诊疗类费用占住院患者比例,三级医疗机构不超过15%,对于定点中医专科医院,三级医疗机构不超过20%,这给患者增加了很大负担,都不利于发挥中西医结合医疗在提高临床疗效,同时降低单病种、次均费用,提高参保人群健康水平,和降低医保统筹基金的支付额度的优势作用[9]。

3.3传统医疗疗效评估与质量保证的工作尚未制度化安全性是中药应用与推广的基础和关键。中医治病强调“因人、因时和因地”,以疾病反应为情报,是不脱离现场和具体的患者个体进行的治疗,中医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就是随机性治疗的典型案例。但随机性冶疗存在局限性,如治疗手段和技术比较落后,治疗过程上中医主观性较强,客观性不足等。根据证候分类理论和“有故无殒”的思想,对证应用是避免或减低毒性的关键[10]。因此,基于对证进行安全性评价才是客观的。但是,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很难建立既具有特异性、又有广适性的证候模型。而且中医药实验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对象的特异联系,否则结论就难以说明问题。这就造成中医药的使用很难有一个规范的用药标准和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西医结合医疗的使用和发展[11]。

3.4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支持力度不足中西医在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除了文章之前讲过的一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得到的扶植力度不足,以2008年和2012年为例,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课题的立项课题经费只有0.5万元,在2012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清单中,中药和中西医结合的项目所占的总数比重和资金资助比重都非常少,而传统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所涉及到的项目都因为实验手段和条件以及对象的限制,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很多,这都不利于中西医结合医疗研究成果的发现和转化。

4中西医结合医疗未来发展建议――紧紧围绕“以患者为中心”这个发展前提

4.1从人才培养、多种资本参与和信息宣传等方面提高中西医结合医疗的可及性为方便患者就医,更多的享受到中西医结合医疗的治疗优势,国家应当从人才的培养,机构的建立和评价,资本的参与以及信息的宣传方面给予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在中西医结合专业学制方面,加强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完善中西医结合学历教育,扩大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的培养;在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审批和监督方面,要考虑到传统中医药同西医的不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同时鼓励更多的医疗机构设置中西医结合门诊,鼓励民营资本参与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为预算不足而导致的优秀人才不到位和流失的现象,而且民营医院的管理更具有弹性和科学性,可以为现在发展缓慢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提供新的模式。

4.2将中西医结合医疗手段更多纳入全面医保范围在确保治疗效果的同时,为了降低患者就医的医疗成本,国家应将中医适宜技术和合适的医诊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组织中医药专家和医疗卫生机构对部分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中医诊疗服务项目和适宜技术进行研究论证和筛选,将已发展为临床诊疗必需、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诊疗目录有关规定的中医诊疗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和住院支付范围。同时实行中医诊疗项目登记制度,促进定点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有效运转。

4.3科研方面的大力支持要想让患者接受更好的治疗手段,中医学结合医疗就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掘,但是因为实验手段和条件以及对象的限制,项目进程转化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是很多,这就需要政府及科研部门对中西医结合医疗的项目在评审方面以及资金资助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中医药局的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攻关课题等。

4.4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推广和疾病末期的安宁治疗无论在疾病的哪个阶段,以“患者为中心”,增进住院病患的舒适感都是护理工作的重心所在。中西医结合护理研究主要是通过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中医护理理论和临床护理实践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其标准化与客观化。中、西医学是风格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中医学是建立在整体、立体思维基础上,强调从宏观整体揭示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辨证、宏观、定性、自然疗法为特点。西医学是建立在直观、线性思维基础上,注重探析人体微观结构和功能,以辨病、定位、定量、对抗性治疗为特点。所以中医护理更侧重于以“证”为中心,西医护理则侧重于以“病”为重点。两者有机结合,使护理发展更趋完善[12]。

尤其在疾病末期阶段,积极地侵入性地治疗已不能改变生命的结束进程,反而会加重患者的病痛,降低其生活质量,此时辅以温和的中医料理,反而能缓和其情绪,增加其舒适感,例如:恶性肿瘤的末期病患,可以采用安宁治疗,其目标是为患者提供积极的支持,通过减轻疼痛或缓解其他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3]。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改善症状及证候,除传统的姑息性手术、放疗、化疗外,还包括疼痛控制、介入治疗、置管引流加药物灌注化疗及心理支持[14]。中医药安宁治疗从整体观念出发,扶正祛邪;结合现代科技,中药剂型的多样化给患者更多的选择。姑息治疗在疾病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早期治疗症状及缓解根治性抗癌治疗副作用,保持生活质量;中期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晚期提供临终关怀及善终服务。

全球已经有140多个国家采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西医结合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朗,但是作为中医的发源地,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远低于预期[15]。所以本文,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来考虑中西医结合的模式和中西医结合的关键问题所在,希望可以为国家的新医学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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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篇6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中国特色概况

脑卒中是指由于急性或慢性缺血缺氧引起的脑组织损害所产生的高级神经认知功能障碍为主的一组临床综合症。是目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病程长、合并症多及治愈率低的特点,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制定一种有效的脑血管疾病管理的新手段是当务之急。2000年初,英国医学杂志公布了应用循证医学的手段对脑血管病目前治疗手段的重新评价,按照这个评价结果,目前治疗卒中最有效的手段不是一种具体的药物而是一个管理系统,即卒中单元[1]。自此,起源于欧洲的卒中单元,作为一种新的脑血管病管理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我国脑血管疾病临床究人员的关注。

狭义的卒中单元指在医院的一定区域内,如卒中病房中,组织神经专科医生及专职的物理治疗师、职业康复师、语言康复师、心理学家、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对卒中病人或发生过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人进行全面的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以改善预后、提高疗效的卒中病人管理模式。广义的卒中单元把卒中病人的管理延续到出院之后的家庭医疗和社区医疗及社会收容机构医疗,形成卒中病人管理的社会系统工程[2]。2003年美国和欧洲的卒中指南都明确指出:卒中患者应该在卒中单元里接受治疗,卒中单元是今后卒中治疗的方向。

中医对中风偏瘫的认识很多,究其病因,虽历代各医家学说纷纭,不外虚实两类,虚、火、风、痰、气、瘀六种病因。其病位皆为脑和经络。其病机较复杂,《素问·调经论》篇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亦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在我国,中医已经长久广泛地用于卒中的治疗中,并获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中风的诊断、治疗和调护方面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医疗模式,至今与西医方法并存于临床。StrokeUnit突出以人为本,这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不是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从理论上进行有机的结合;从管理上将中西医各自在治疗、护理和康复中的优势在临床上进行优化组合,将西医的紧急救治和中医在治疗康复中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更能体现卒中单元的效率和有效性。中医在治疗中风偏瘫方面疗效是我国的特色,将国际上通用的卒中单元模式与有效的传统中医治疗方法相结合,将中医治疗脑卒中的中药、推拿、针刺方法融入卒中单元之中,建立并完善规范的融西药、现代康复技术、中药、针灸、推拿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模式,是我国目前脑血管病临床实践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石学敏院士推广以针灸为主的“石氏中风单元疗法”在国内的应用,揭开了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模式序幕。李向荣等[3]通过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卒中单元对住院卒中病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住院病死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西组死于并发症低于对照组(P

李丹丹等[11]将94例严重脑卒中(牛津残障量表评定均为5级)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中西组和对照组,两组均按卒中单元模式进行治疗,中西组加用规范化中医药辨证施治及针灸治疗,观察项目为住院病死率、住院费用、并发症发生率、斯堪的纳维亚卒中量表(SSS)、功能独立性量表(FIM)、牛津残障量表(OHS)评分等。结果中西组SSS、FIM评分治疗前后差值均高于对照组(P

通过探讨一种中西医结合脑卒中治疗模式的特点和运作方式,为脑卒中治疗模式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是我国在治疗脑卒中方面的特色和优势,王法德等[12]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卒中单元应该坚持“五个”结合。(1)中医与西医结合;(2)中药与针灸、推拿结合;(3)治疗与康复结合;(4)内治与外治结合;(5)治疗与预防结合。白小欣等[13]认为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建立和实施中西医结合脑卒中治疗新模式,有助于降低脑卒中患者的死亡率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童。

总体来说,我国卒中单元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现仍正处于起步阶段。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新的管理模式,目前在我国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研究应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重治疗轻预防2.重药物轻康复3.重西医轻中医4.重肌力改变而轻正确运动模式的再学习5.重运动功能的恢复而轻语言训练和心理治疗卒中单元。神经功能的恢复、重建或代偿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终身的过程。近些年中医针刺、推拿、中药等治疗方法,结合现代神经病学对于卒中后偏瘫的研究和认识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应当用现代科学手段揭开中医治疗中风的机制,同时进行多中心、多样本的观察研究,为循证医学提供依据,形成治疗指南,充分发挥中医简、效、廉、便的优势,根据本国实际,将中医、西医各自的特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一定能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疗效更高的中西医结合卒中单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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