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原理论文篇1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需要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单行本,对我国革命力量的成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在延安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相继推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等经典著作,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得到长足发展,陆续推出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一大批经典著作,有力促进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2004年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重新修订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

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核编辑方案,就编辑方针、审订原则和出版质量提出明确要求,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使两部文集成为精品。同时,在编译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指导,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从根本上保证了两部文集编译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抽调最强的编译力量,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这是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要部署,是一个强基固本、凝魂聚气的重大举措。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支柱和强大思想武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可以说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课题组负责人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也要与时俱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或多或少存在编译不够准确、阐释注解不到位甚至不正确的地方,有必要重新进行校译和审核,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更好的版本。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版的选集、全集或失之过简,或篇幅过大,不能满足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研究的需求,迫切需要有一个能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篇幅适中的基础性读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问世,为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供了权威的基础文本。

还要看到,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没有足够重视、深入阐发;对一些本来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附会、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论述作了机械的、僵化的理解。

重新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人们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2004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辑和译文审核修订工作启动;8月,《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工作拉开序幕。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精心组织下,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这项重要工作圆满完成。

两部文集的出版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重大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砥砺奋进,精益求精

――更加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两部文集从立项之日起,工程主管部门就十分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从具体内容到装帧设计都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先后组织召开7次集中审议会和两次书面审议,对两部文集的总体框架、收文原则、各卷编目以及译文修订和题注等内容进行认真审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极大地提升了两部文集的编译质量。

工程咨询委员以极端负责的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出色地完成了政治和学术把关任务。有的咨询委员抱病审读提纲和书稿。有的咨询委员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参加每一次审议。有的咨询委员不辞辛劳,查阅大量资料,认真修改、精心批注。他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激励着每一位课题组成员。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项严肃的事业。5年来,课题组和编审委员会时刻铭记党中央的嘱托,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相互砥砺、埋头苦干,度过了20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课题组成员年龄最大的80岁,最年轻的不到30岁。多位退下来的老专家不计名利,不讲报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在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中,老专家发挥了中坚作用。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完成了一个个攻坚任务。

一位参加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老同志动情地说:“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还能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重点项目的工作,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感到十分荣幸和无比欣慰。”

编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审核修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除《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不久前刚刚修订过译文,这次只是作个别修订外,其余各卷译文都对照原文逐字逐句作了审核和修订,主要修改了没有确切反映原著理论内涵和逻辑思路的译文,还修改了译文表达不顺畅、逻辑关系不清楚、容易引起歧义的段落句子。

译文修订不是简单的文字改动,必须确切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对一些不易理解的语句,课题组都要反复推敲,参考不同文字的多个版本的译文,通过集体讨论,在弄清原意后再作修订。有些重大修改经过编审委员会的认真研究才确定修改方案。在修订过程中,还收集了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文的意见,对这些意见作了认真研究,汲取其中合理的建议。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保证了译文修订的准确性。

不忽略一处细节,不放过一个错误,这是课题组全体成员对待这项工作的共同态度。

为了精益求精,编译中要进行大量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十分枯燥,比如各处引文的统一、各专门术语和名词的统一,都要在每篇著作中逐一对照。据介绍,仅名目索引的核校这一项工作,就花去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年半的时间。

为了精益求精,常常要咬文嚼字。在编译过程中,有些学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十分中肯,对提高译文的准确性有很多帮助,课题组接受了一些意见,修订了原来的译文。对一些有争议的译文,课题组本着科学的精神,反复研究,不管是否修改,都提出了充分理由。

为了确保译著文字、标点准确无误,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了20多遍校核,努力保证不错一字一点。

特色鲜明,重点突出

――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正文约480万字,各种资料约160万字,总字数约640万字。《列宁专题文集》正文约120万字,各种资料约30万字,总字数约150万字。打开两部文集,读者会发现它们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品格和创新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文精当,内容完整,既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文集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数以千计的书信中选收了280封书信编成专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体例新颖,结构严谨,既反映经典作家理论创造的历程,又突出重点著作的地位。与以前出版的全集和选集均按照编年原则编排不同,文集首次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辑方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又突出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则采取了另一种思路。文集从60卷《列宁全集》中精选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时从本卷未收的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论述,编成《重要论述摘编》,作为对所收文献的补充。这种新的编辑体例,把系统反映列宁主义科学内涵同密切结合新时期理论武装工作需要这两个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既注重反映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又着眼于适应干部群众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

两部文集用新的思路改写了各篇著作的题注,力求用简练的文字概述每篇著作的主要观点,帮助读者掌握原著的理论要义和思想精髓,增强了题注的导读性,不仅可以让读者理解原著,而且有助于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一些误解。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运用。两部文集的出版,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鲜活教材。在两部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学习运用两部文集,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紧密联系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从事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把学习研究两部文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密结合起来,与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原理论文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面向两个维度，即“中国化”和“还原化”。但是，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不处于平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天平指针指向“中国化”的一方。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这两个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的历程都是不平衡的。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猛然惊醒。他们开始抛弃往昔“天朝型模世界观”①的心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反思中国自身的内在不足，并进而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器物文化（“船坚炮利”之类）、制度文化（西方政治制度）引进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衰败的颓局。因而，国人日渐意识到输入精神文化（哲学、思想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传入中国的，具体而言，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层面文化进入中国的。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过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马克思主义是直线上升式地一路“中国化”下去。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向“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内在张力之下和双向互动之中不断“中国化”的。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在现实中考量，“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中都是不平衡的。

一、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简单的过程。从理论层面看，“中国化”和“还原化”两个维度都是这个过程得以展开的逻辑要求。以下，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交流与互动两个理论视角分析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

首先，无论是“中国化”还是“还原化”，其中的“化”在本质上说都是一种诠释。这里所说的“诠释”，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诠释，包括“解释”、“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言，“还原化”主要是指“解释”和“理解”方向的诠释，而“中国化”主要是指“应用”或者说实践方向的诠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实质也就主要是中国人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过程。此处的实践指应用性诠释。而根据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创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样，同一文本由于解释者之间的主体差异就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承认了这种意义多元论，也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诠释。中国化诠释的结果必然会受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结构尤其是时代主题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基于对时代主题的解答和对实践的不断总结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然而，一味地“中国化”诠释肯定是失之偏颇的。虽然复制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始意向的所谓“绝对客观的文本诠释”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这种照像式的复制由于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而陷于故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随意的主观解释，而放弃对作者原意的探究。在中国，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的，而没有“还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我们是需要“还原化”为“中国化”提供学理支持的。因此，我们要尽量“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了最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原义，诠释主体必须首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主观意向，通过抽象思维把自己融入马克思主义创作者的精神境地，这样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设身处地地再现和体验其原始意向。这种学术性的“还原化”是实践性的“中国化”创造诠释的前提和基础，前者要服务于后者。再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中国化”的诠释维度必然是二者之中相对重要的。

其次，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既然是外来文化，其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产生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成分很多，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譬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主客二分的。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是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因而，它必须照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理背景和文化口味，以便中国人愿意并能够接受其基本观念。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积极主动地本土化，营造两种异质文化系统的共同“视界”。此处所说“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动力，也正在于它能够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本土文化相结合。它在传入中国后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断地从中国老百姓不熟悉的欧洲形式转变为他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形式，使其理论具备了中国特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中国化的演变。然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并不只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是双向的。既然是互动，那么作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义必然会展现一定的辐射能力，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和导向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一种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退一步说，既使会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的理论形态，我们也不能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必定要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保证这种血缘关系的连续，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反观、回顾或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始初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因此，“中国化”和“还原化”的双重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只有“中国化”而没有“还原化”，则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精神就会逐步丧失，从而导致扭曲乃至篡改马克思主义。这样，“中国化”也就因为不能担保“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而使它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失去生命之根。相反，如果只有“还原化”而没有“中国化”，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展，它的现实意义也无法得到展开，这种纯粹的“还原化”在中国也就失去了价值。历史也证明，纯粹原样的没有发生本土转化的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唯识宗）在中国是没有办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因而，“中国化”和“还原化”的维度不应该是平衡的，二者的天平指针是指向“中国化”的。“还原化”是形式，“中国化”才是实质，“中国化”是在“还原化”的形式下进行的，“还原化”是为了“中国化”。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关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双重维度，使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中国化”和“还原化”进行良性互动。“还原化”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异”，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延续性，能够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中国化”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一”，注重前后理论形态的变异性，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真精神和新境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双重维度的不平衡性的现实考量

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从认识论到实践论两次范式转换。而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意义的认识论范式中进行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思维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早在被后人视为其哲学体系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标志①之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明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改变世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认识论谱系向实践范式转变的重要提示。于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求面向现实的，它具备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要求。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诠释，它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武器。

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经过、陈独秀、艾思奇、瞿秋白、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从学术层面对之进行传播和阐释的阶段之后，逐步由学术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从而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课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层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态，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时至今日，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他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复杂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党如何在这种复杂情境中保持先进性并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驱力。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内涵的党建新理论、新思想，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当今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单一追求GDP发展，而以环境污染和过渡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城乡差距增大等等。鉴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于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十七大报告中，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确定为当今主题，进而把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完整的、一贯的统一体。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整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应该指出的是，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需要不断反思的。但是，由于它除了具备理论功能以外，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指导实践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时代课题往往具有当下的、迫切的性质，所以，反思和完善的任务更多地要由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也确实经历了从学术转向政治到学术辅助政治的过程。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为政治层面服务，为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政治层面要为学术层面提供思维方向和学术环境，不能利用政治的优势地位不适当地干预正常的学术思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更为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事实证明，没有发生本土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抗战初期，王明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引起党内极大混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教训提示我们，缺乏对中国革命的了解，缺乏实际经验的学院派做法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然而，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还原化”也是必须的，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很难保证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性。原因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的源头是二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而中国最初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来自日本和苏联。因此，我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两次翻译，即首先从德语翻译成日语或俄语，再由日语或俄语翻译成汉语。而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每次翻译所得的译文都不会完全符合文本原文，因为译者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与文本所蕴涵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是有差异的。这样，经过再次转手翻译而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就会产出某种程度的偏失。第二，长期的教条主义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把握。上个世纪30年代直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居于“正统”是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蓝本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学界长期只重原理而不重原著的风气。第三，上世纪90年代，重“论”轻“史”的局面不利于深探马克思主义真义。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着重发挥己“论”而不着重“史”的原貌。而且，作为“论”之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挤压在一个平面，对早、中、晚期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发展的立体历程缺乏有深度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涉猎的也大多是西方哲学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探究马克思主义本真义理的最佳途径。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学术层面的，加强对它的研究也并不代表它可以与“中国化”的维度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化”是服务于其“中国化”的。它不仅要服务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间接服务于其政治层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与“中国化”维度的繁盛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还原化”维度是不景气的，只有两次高潮。第一，1978年，中国首次马哲史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展现本来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可以视为从哲学这一侧面对马克思主义一次“还原化”。第二，1999年，张一兵先生《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虽然他的本意仍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当代生成，但是此书却激起了学界对原教旨意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探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如聂锦芳、郝敬之等越来越注意到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了版本考证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过程稿和笔记的研究。一些代表性的成果随之问世。这无疑也是一种“还原化”思潮。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还原化”的两个维度的不平衡性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还原化”的维度，而是应该在学界前辈“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本的认真解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更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马克思原理论文篇3

Abstract:TheacademicworldistryingtoexplorehowtoconstructacontemporaryformofMarxistphilosophy.However,thelogicalstartingpointofthecontemporaryformofMarxistphilosophyisreturningtoMarx.ReturningtoMarxisthenecessarypreconditiontoupholdanddevelopMarxistphilosophy.Marx''sphilosophyisaheadofitstimessowecanreturntoMarx.Innewera,returningtoMarxistodevelopMarxism.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逻辑起点

Keywords:Marxistphilosophy；develop；logicalstartingpoint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293-02

0引言

“回到马克思”最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口号。卢卡奇针对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首先提出“回到马克思”。20世纪90年代，随着张一兵教授《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出版，回到马克思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回到马克思，意在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1回到马克思何以必要

回到马克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是否必要？

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看，随着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我们必须要回到马克思，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及东欧各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凭借其自由民主制度，通过经济政治领域的一系列调控，促进了经济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社会相对繁荣稳定。这时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受到怀疑，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福山的社会主义“终结论”喧嚣尘上，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混乱，甚至产生了动摇悲观情绪。克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不是要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态度。这就需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进行反思，如何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哲学，厘清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消除悲观情绪,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一源多流的态势，各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之间纷争不断，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还原一个真实意义上的马克思。

人类历史迈入21世纪，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种种关乎整个世界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解决。然而当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寻找思想武器时，竟发现马克思已不再是马克思了。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里，后人强加给马克思的各种误读、曲解太多了，甚至形成了在马克思之后，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的局面，各种各样的“马克思”粉墨登场，都自称发现了“马克思的真精神”，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自居，相互指责，争论不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内涵丰富、视野宏大，但马克思生前从未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过全面系统的阐述。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后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概括出来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澄清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纷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1]“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2]所以只有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还原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才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现状看，当前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力求全面、准确、公正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是我们领会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依据，要把握他的真精神，文本研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1883年马克思去世，留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手稿和藏书，其中手稿包括数千页原稿、1542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和4400封他人致马克思的信，藏书中则有马克思众多的眉批、评注等等。[3]这些文本在马克思生前公开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至今也没有一部包括马克思全部著作的可靠版本。[4]马克思著作出版方面最权威的版本是其“历史考证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过程稿及相关文献的编辑本，该书第1版中途夭折。[5]第2版（MEGA2）历经坎坷，在前苏联东欧事件后，转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组织出版，卷数确定为114卷，目前仅出版52卷。[6]马克思的文本中有相当部分没有面世，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而且我们过去主要研究那些表征马克思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成型的著作，对大量的笔记、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即使是那些成型的著作，我们的研究也不是全面的，往往是从中挑选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部分，根据需要去文本中寻求理论支撑，在这里文本被当成了工具，严重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随着MEGA2的陆续问世，许多新的文献、新的研究成果正在不断被发表出来，这使研究者可以接触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为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回到马克思”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立足于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认为对文本的解读、理解，是一个效果历史事件、是一个无限的对话过程，我们总是从一定的前见出发，得出的结论总是具有很大的偏向性，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本真的马克思。那么回到马克思是否可能呢？

2回到马克思何以可能

回到马克思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超时代性。

超越时代的问题视域。哲学文本总是追寻一定的问题意识，通过对问题的追问和回答，构筑起自己的问题视域。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回答当代社会的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虽然创作于19世纪，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资本主义社会被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并存，马克思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仍然契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文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具有了后现代的哲学意蕴。马克思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和价值，他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异化,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体现了人类永恒的追求，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正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才孕育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才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这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特性。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承认任何神圣的、绝对的、最终的东西，存在的只有永无休止的产生和灭亡，“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超越时代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马克思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哲学立足于实践，将自然、社会、人看作客观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过程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把握属人世界,理解、诠释和评价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思维方式。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思维的制高点。

3回到马克思的方法省思

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进行精深解读，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精心选取文本。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内容丰富，我们要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著作，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把握本真精神。对选取的文本的具体内容做层次上的区分，哪些是关乎具体事件的论述，哪些是论述中所表现的观点和方法，要着重把握马克思的真精神。

保持价值中立。在文本研究中，我们要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严格依据马克思原始文本的论述梳理线索，概括观点。

注重历史语境。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历史背景，撇开历史性基础，就难以理解和把握原著的精神。

加强整体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结构完整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个理论之间、各个论点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把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纳入研究视野整体把握，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

总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强调的是“返本”,意在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深入挖掘其本真思想，只有这样，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才有真确的前提。“返本”是为了“开新”，回到马克思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新时期我们更要结合实践的发展，借鉴和吸收其他哲学的优秀成果，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05.

[3]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史的初步清理与方法论省思[J].哲学研究.2002（4）：16.

[4]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实并不全，它只是供广大阅读者阅读的，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版本.

[5]1924年，由苏联著名学者梁赞诺夫领导和组织工作班子，着手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原定40卷，但由于种种原因，只编辑出版了12卷(13册)便中断了.

[6]魏小萍.马克思主义研究将向更加精确和科学的方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研究、编辑和出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4）：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马克思原理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7-0031-0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化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搞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特点，对于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几千年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地位、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和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论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作为当时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文明成就，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很多国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族发展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传播时，民族性的问题就出现了。

恩格斯较早地论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他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国应用的民族化和形成自己民族性特点的问题。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对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时，也首先强调列宁主义的俄国性问题。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俄国性是列宁主义理论的首要特点。所谓俄国性就是民族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出现过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课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不单是指民族性问题，但是，首要的问题就是民族性问题。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再次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其中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此，明确指出中国化就是民族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不同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特点形成问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问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党、不同时期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组成部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民族化特点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它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成。

国内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论述观点很多，但是，共识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中国的。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又提升总结了中国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和思想文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应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而从微观上究竟如何创新和继承，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民族性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建构的内涵特点，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单纯从过程和内容上高度抽象概括，直观解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十分深刻，在谈到民族化问题时，大多是几句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把这个问题阐述了，而对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以及文明地位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的观点时，大都把其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很多著名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我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理论价值认识的深刻，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重大的深入。尤其是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在这里，同志从理论、实践、中华文明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全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构成要素。这其中肯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所以，在提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问题，定论性的理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就是其民族性特点形成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基本的认识和论述。这些论述从宏观上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发展方向。但是，如何在内容和形式上具体勾画这些民族化的特点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的理解，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

文化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语言通俗地描述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用民族语言描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主要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熟悉的语言，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思想。如用“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它表明我们开始从我们的民族文化环境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过程。

第三个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最核心问题，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特别是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回归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与中国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还不仅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民族性的最高境界和理论层面。

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进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核心思想和精神财富呢?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两个最基本的思想财富：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核心思想和思想财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把这两个精神财富民族化。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中提炼和总结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境界，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例如，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最终被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唯物辩证史观的精髓。因此，、邓小平、等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普遍原则转译为，一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由此，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表述思想内涵的方式上更具有了中国民族性特点，特别是把中国文化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高度统一起来。

这种一致也表现在内在思想精神上。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矛盾斗争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把矛盾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峰时期，而矛盾斗争从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奋斗的宗旨是解放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在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真正回归，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理论宗旨和终极价值的一致。而以人为本的思想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例如，儒家哲学代表孟子讲“以民为本”，墨家讲“民为贵”等)的核心思想。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结合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文明中的合法性和文化地位。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的结合，这是民族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是其特色所在，是其区别其他理论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的延续。因此，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很重大。

马克思原理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形态时代化大众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迅速，充分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而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战略的提出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更显巨大，并呈现出新的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形态，对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形态的解读

就当下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两种重要形态，即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就是说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是形成独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由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代化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即理论创新的时代化、理论解读的时代化和回应时代课题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与要求，纵观当今时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形态，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当代价值，但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旧是我国重要的指导思想、核心思想，是指导社会实践的重要武器，为人类自身解放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依旧是其永恒的话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的实际需求，是其本身与时俱进品质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保持其本身理论的现实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主要表现在语言范式的生动化、抽象理论的具体化、理论创新的实效化和内容阐述的形象化等几方面。与时代化相同，大众化也是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早在上世纪我国便已有所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建设与发展，以人民群众为根本和核心，其应遵循科学性、实践性、通俗性、主体性等基本原则，用科学的理论方法，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加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法为群众这一主体提供服务，突出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中的主体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形态的发展构思

（一）以创新为动力，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r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发展，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环境亦在改变，这一系列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时代化形态特征，以满足当代社会建设发展对其的需求。因此，我们应以创新为视角和动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创新，充分挖掘与利用其当代价值，以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发展提供推动力。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推进理论时代化发展，广泛吸纳世界文明，回答时代课题，把握世界整体趋势，注重实践，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发展。

（二）以群众为核心，把握时代主旋律

任何一种理论思想都不能为未来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是如此，这就要求与时俱进，对时代主旋律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突出时代特征。即了解当下实践发展，了解群众实际需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一个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通俗的、大众化的向人民群众进行渗透和教育，提高群众思想认识，树立正确世界观，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因而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应以群众为核心，把握时代主旋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不断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三）以立场观点为指导，正确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明确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立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实现以通俗化、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广泛宣传教育的前提基础。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结合当代时代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发展基本要求，运用历史经验，我国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坚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队伍建设，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正确理解，对理论思想精神实质的完整把握，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发展指明方向，打好基础。

三、结语

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发挥及其当代形态构建是我国当前要做的两项重要工作。总之，时代化与大众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个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王恒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2011.

[2]马彬.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2.

[3]建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刘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山东大学，2013.

马克思原理论文篇6

关键词：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

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属性之一。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做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进一步做到融汇贯通，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成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问题已经为学界理论界较为关注。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有整体性，以及对整体性问题的回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独立二级学科的成立与否，也就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与命运的问题[1]。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究竟是什么，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学术界与理论界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笔者就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相关论述做了一个总结。

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张雷声从三个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整体、逻辑整体以及历史整体。用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个组成部分，以及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看，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整体。一是从客观世界、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二是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关系来看;以上两个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整体是通过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整体;从“三个统一”的运用来看，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整体[2]。

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角度出发。吴育林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包括各种各样人文社会科学专门学科的思想体系，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既是相互独立存在，又是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中心线索，三者又相得益彰地链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整体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统一的整体性、系统性[3]。

从把握精神实质和要义的关键角度出发。杨志平、胡海波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可沿着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各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联系的向度展开的横向贯通性研究;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向度展开的纵向过程性研究;三是以实践为视域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向度展开的实践性研究[4]。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孙文营谈到要改进“原理”课的整体性教学，必须加强教学组织和管理，注重对教材体系的整体性转化，提高教师授课能力和理论素养[5]。孙月红、郭彩星指出，采取灵活多样的整体性教学方法改进“原理”课整体性教学的对策[6]。张云飞把整体性看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特征之一，主要从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理论品质和实践功能三方面阐述了整体性的内涵[7]。程宏如也从教学角度出发，认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不可分割的“一整块钢”[8]。此外，梅荣政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64号文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表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解读。分别从研究对象、逻辑范畴、根本属性以及学科建构这四方面展开论述。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一以贯之，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9]。

二、研究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新世纪，我国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又提出“依法治国”等等。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都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的思维方法，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

教学方面。龙小平谈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实效性、帮助学生系统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0]。龙小平、张华波指出在教学研究中，要着重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研究。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要理解和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从而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青年学生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11]。吴育林谈到，为了贯彻以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在论述的共同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及人类解放，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整体性[12]。

还有一些学者，比如张锦智提出，坚持和贯彻“原理”课的整体性教学原则不仅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不断接近，而且又有利于教学目的有效实现，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原理课的实效性[13]。孙文营指出，为使大学生系统、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整体性教学[14]。张建也提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应该从多维度、多视角展开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进行研究，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引导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块有机联系的“整刚”，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15]。

培养人才方面。程宏如说从整体性角度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能进一步使大学生系统的理解和掌握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切实完成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使命[16]。孙月红、郭采星谈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整体性教学，是为了帮助大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是为了使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17]。

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张建云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同时有利于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有利于马克思理论学科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18]，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张雷声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基石上，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了全面而深刻的丰富与发展[19]。谈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解读，能够在新的社会形势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战略性、整体性和全局性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20]。

另外，田雨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保障中国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营造和谐世界与和谐中国的氛围[21]。袁银传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基本国情想结合的产物，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一般规律做了一个展示，从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了一个规划和布局，从整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做了一个方向设计[22]。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3]。”

三、结语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理论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展开了热烈讨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笔者认为在研究中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时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不可把二者混淆，同时又要注意把握二者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包涵内容广泛，不仅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而且还有伦理学、生态学、文化学等多个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应该是相当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即它把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涵盖其中。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就是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过程。在研究中，一方面，要注意把握二者在一定方面或内容上的联系;另一方面，二者也存在区别，有的学者在讨论中出现把二者混淆起来的现象。

第二、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同样需要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学者们主要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角度、把握精神实质和要义的关键角度、学科建设的角度等等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笔者认为，还可以从实现最高目标―共产主义角度、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多数文章都只阐明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是却没有提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运用于实践，以及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运用到中国实际问题之中。

第三、多数学者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角度论述了整体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笔者粗浅的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找到一种正确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整体简单而有效地传授给当代大学生，并加强研究如何不断丰富课堂形式与内容，深入浅出的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让学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信仰。

此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还需关注以下方面：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相结合研究，使二者在相互交流、碰撞中促进双方的发展，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第二、整体性研究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而且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与新时代新阶段的特点相结合。整体性研究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服务。（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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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文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整体性教学的影响因素和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3）.

[6]孙月红，郭彩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整体性教学改进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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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文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整体性教学的影响因素和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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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田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梦”的实践[J].前沿，2013（22）.

[22]袁银传.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8）.

[23]杜艳丽.浅析如何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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