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闻(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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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新闻篇1

关键词:北洋政府;新闻立法;新闻自由

中图分类号:G2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032-02

一、北洋政府新闻立法概述

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的新闻法制制度在曲折中发展。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闻法规,着眼于出版法、著作法、出版、新闻等方面的内容,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活动针对于两点:一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型法律法规;二是对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法律法规进行若干调整。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法制制度完整化,明确规定了北洋军阀时期的新闻事业活动。

二、新闻立法干涉新闻自由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其他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确立了以言论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新闻法律制度。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虽仍具有以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新闻体制外壳,但本质上却运用法律手段对自由新闻体制进行扭曲与破坏。

(一)保押费制度

1914年4月2日,北洋政府颁布《报纸条例》,规定了报纸发行的保证金制度。《报纸条例》第六条规定:“发行人应于警察官署认可后,报纸发行而是日前,以下列各款规定,分别缴纳保押费:一、日刊者,三百五十元;二、不定期刊者,三百元;三、周刊者,二百五十元;四、旬刊者,二百元;五、月刊者,一百五十元;六、年刊者,一百元。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地方发行者,加倍缴纳保押费。专载学术、艺事、统计、官文书、物价、报告之报纸,得免缴保押费。保押费于禁止发行或自行停版后还付之”[1]。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破败,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剥削,高额的保证金制度让办报成为相对富裕阶层的活动,而这些相对的富裕阶层都与北洋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社会底层人民的言论无法通过报纸的声音发出,不但严重阻碍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并且对日后北洋政府统治的中国的灭亡也埋下了伏笔并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外,保证金金额与办报的发型频率与地域也有关系,日刊者保押费金额三百五十元,不定期刊者保押费金额三百元,周刊者保押费金额二百五十元,旬刊者保押费金额二百元,月刊者保押费金额一百五十元,年刊者保押费金额一百元:从日到年形成依次递减。对于京师及会商埠地等重要城市,保押费金额则进行加倍,这也说明了北洋政府办报自由的虚伪面容:表面给予办报自由,但实际却利用高额的保押费限制舆论传播的时效性与数量,通过提高办报的门槛以减弱社会舆论的力量,从而维护中华民国特别是重要地区的统治。

《报纸条例》第六条对学术、艺事等报纸实行免缴保押费,一方面促进了学术、艺事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学术、艺事、物价等领域的新闻传播对于维护北洋政府的统治并没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学术、艺事、物价等领域新闻传播的自由,实际上是北洋政府为维护从中华民国建立时所延续下来的新闻自由而寻找的一个新闻自由的突破口,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

(二)确立预先检查制度

1914年12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二十三条《出版法》,对出版行为进行详细规定。北洋政府通过《出版法》第四条:“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1]。”北洋政府在法条中运用“禀报”一词,表面上是指各出版机构在出版之前只需上有关部门告知即可,但由于其词义模糊,再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新闻出版物极易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各地方警察官署在执行“禀报”的工作命令时便对涵义擅自扩大,警察官署也逐渐演变成出版前的“把关人”。并且,《出版法》第四条并未明确提出需经警察官署同意方可出版,表面上是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对出版自由的延续,但由于规定出版物须送至内务部备案,因此实际形成一种“暗中监管”。因此,当某一出版物或新闻一旦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北洋政府即可根据档案资料对出版机构进行查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惩治手段阴狠、毒辣。因此,许多出版机构在将出版物送至警察官署之前,都迫于北洋政府恐怖的统治和惩治手段首先自行“审查”。因此,《出版法》的颁布,实际上确立了出版前的预检制度:自我审查和官署审查。

(三)禁载事项泛滥

除了预先检查制度,北洋政府还通过禁载事项对新闻自由进行抑制。北洋政府对禁载事项极为看重,从《报纸条例》到《出版法》,北洋政府对禁载事项进行了二次修订,但实际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对第四至第八款的细枝末节进行修改。《出版法》第十一条的第四至第八款是:“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属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再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与之前《报纸条例》:“外交、军事之秘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五、预审未经公判之案件及诉讼之禁止旁听者;六、国会即其他官署会议,按照法令禁止旁听者;七、煽动、曲庇、赞赏、救护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八、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1]”相比只是稍作修改,而对真正需要加以诠释的前四条法案,尤其以“一、混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1]”两条需要重新修订,因为什么行为属“混乱政体”、什么行为属“妨害治安”,北洋政府均并未对其详细含义进行详细阐述。

从《报纸条例》到《出版法》,北洋政府选择对“混乱政体者”与“妨害治安者”两条例“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北洋政府对于某些新闻立法方面的工作只是“官样文章”,其真正本质仍然是限制新闻自由,任何与北洋政府统治相违背的事件,都可与“混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的罪名逮捕并给予惩罚,颁布新闻法律法规本应成为界定新闻工作的合法与违法之界限,但北洋政府的新闻法规却将这一法规实则无限扩大化,使整个新闻界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上的避而不谈,才是北洋政府新闻立法的真正目的。

(四)误读法律,直接干预新闻自由

1923年10月10日,北洋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2]。这是对1914年5月1日所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的错误解读,《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2],即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言论、著作、刊行、机会、结社等的自由。北洋政府抓住“人民与法律范围内”这一句话进行错误解读,认为人民享有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因此,通过新闻立法对中华民国人民的言论、著作、刊行、机会、结社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进行重新修订理所应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皆是以宪法为基础进行修订,北洋政府对宪法进行错误解读,其实质是动摇了中华民国法律的根本制度,从而为北洋政府针对新闻自由立法的干涉和限制新闻自由找到了合理的法律依据。

(五)恐怖统治,威胁新闻自由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闻皖北地区军队滋事扰民,相继了《命陆军部严加约束士兵令》、《命陆军部颁行军令整顿军纪令》以及《令内务部通饬所属保护人民财产文》等规定,严禁军队侵扰人民。

然而,袁世凯上台颁布《法》,规定了特殊情况下的一切行政及司法实务的管辖权属于该地部队的司令官,民、刑案件庵军阀处置并且不得控诉。《法》为北洋军阀的恐怖统治提供法律依据:由于各系军阀混战,常年处在战争或等特殊时期,因此《法》取代了和平时期的法律法案,军事法庭取代了正式法庭的地位,军事审判由此大行其道。凡与军阀统治相违背,均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依据相关法律定罪。这为北洋军阀的严酷统治奠定了法律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对报刊及报人滥用军法处置的事件不计其数,无数为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报人因此就义。1926年4月24日,著名报人邵飘萍因抨击反动军阀被奉系军阀逮捕,于4月26日被枪杀于北京天桥刑场。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因撰文抨击军阀张宗昌的御用政客潘复,被张宗昌部宪兵逮捕,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于数小时后直接枪决。北洋政府在新闻领域的严酷统治,不仅严重抑制新闻自由,更让中国近代的新闻业失去了众多做出突出贡献的报人,严重阻碍了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北洋政府新闻立法实质

北洋政府新闻立法的实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抑制和阻碍。北洋政府推行的一些列法律法规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完整,但实际却对于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是灾难性的打击。北洋政府以干涉新闻自由为目的,通过多种方式阻碍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不仅使中国损失了众多对新闻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报人,也让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即辛亥革命后短暂的“黄金时代”发展后停滞不前,严重滞后于世界各国和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发展。

参考文献:

法治新闻篇2

>>多元传播格局催生新闻传播立法电视新闻也要有可“读”性电视时政新闻要有可看性教育新闻报道要有前瞻性立法要有权力制衡《立法法》第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合宪性质疑合宪性推定原则的功能探析税收优惠政策之合宪性分析新闻传播立法之我见副刊也要有“新闻”新闻摄影要有“五创”意识新闻价值要有“三吻新闻写作要有精品意识新闻记者要有全局意识新闻评论要有逻辑的力量文娱新闻要有文化品位青少年保护立法要有新视角新载体教育立法要有“十双眼睛”何谓合宪性解释:性质\正当性\限制及运用新闻传播立法的国外国内视角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作者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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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之魂

从理论上讲,法治意识来自民主政治实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有什么样的法治意识,就有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法治意识普及到什么程度,法治国家就有可能推进到什么程度。

从实践上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场“啃硬骨头”的改革,而其最艰难也是最重要之点,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这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无疑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革命。

法治新闻篇3

一、柏林自由观”在新闻自由上的体现

1、柏林自由观及新闻自由概念界说

柏林指出,积极自由是指做......的自由”,强调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人。消极自由是指免于......的自由”,强调没有外力干涉和强制。[1]而新闻自由是在自由的背景中提出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部分。新闻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表现,是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了解各种信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项基本权利。

2、新闻自由: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

如今中国所传播的新闻自由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积极自由概念。这种概念确实鼓舞人心,但却存在些负面影响:新闻自由往往被滥用。法律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手段。法律基本规定了行为主体的权力范围,规范与传媒相关的国家机关的行为,而不是过度积极自由”。而在我国,尤其当前社会转型期,新闻媒介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这对于更好利用新闻自由法治及其规范化的新闻自由活动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带来严重制约。由于我国新闻自由还不成熟,不具备一蹴而就放开新闻自由内外部条件,因此应该通过法制来对其合理限制,应该将柏林两种自由观结合起来,遵循适度原则”。

二、转型期新闻自由法治化建设的政治根基

1、转型期政治建设需推进新闻自由法治化

与西方相比我国新闻自由权保障制度和新闻自由法治化建设还相对落后。当前新旧体制碰撞、市场经济不完善、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客观上都需新闻媒体加强对社会舆论监督。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新闻自由界限、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新闻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时与其他社会利益之间出现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纠葛,必须加强新闻自由本身的法治化建设。同时保障新闻自由权和新闻自由的法治化规制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公众介入到了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民众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保障公众知情权,新闻自由权就是保障其知情权最好方式之一,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发展。

2、维持与健全转型期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新闻自由是人民表示同意和进行自我统治的基本原则;新闻自由是制约公共权力和避免民主从多数统治走向多数暴政的保障;新闻自由促进着社会内不同群体之间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2]民主政治建立在自愿真实的共识基础上,新闻自由对民主过程具有重要作用。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要求新闻必须完全自由,不应受到限制。虽然民主强调人民主权,但人民主权并不是不受限制,因为任何权力都存在被滥用危险,是需要对权力进行限制的,那么在社会中最重要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机构就是媒体。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媒介在揭示政府机构和官员权力滥用等不法行为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将对整个社会民主有序运行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转型期新闻自由法治建设的路径取向

1、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界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基础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我国新闻自由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具有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无产阶级指出新闻自由有阶级性。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人民的自由,这与资产阶级否定新闻自由的阶级性本质区别。其次,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代表多数人的意见,而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研究两者区别目的在于划清两者间界限,也正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界限,我们所探寻的新闻自由法治建设基本原则、路径也存在差异。我们一方面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需推进我国新闻自由本土化,使其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相适应,探索有本土特色的新闻自由法治化路径。

2、制度层面路径取向

(1)制定具体的新闻法规制

新闻自由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权力,具有不同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独立的功能,因此宪法应该将其作为一项独立权利而明确规定。只有新闻自由入宪,新闻自由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新闻自由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新闻自由的法律规制应包括对其的保障和限制两方面。在限制方面,应严格限定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防止过重侵权责任束缚媒体,还应规定其抗辩事由等。在保障方面,应明确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和内容,赋予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与其职业性质相适应的权利,为其新闻活动提供法律依据。新闻自由法律规制的内容应结合我国政治、媒体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实际情况来制定,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转型期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提高政治文明程度。

(2)坚持党管新闻”的制度原则

在新闻自由法治化和党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即坚持党的领导和新闻自由法治是统一的。党十六大报告概况了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为人民服务之间关系。党的领导是各项工作根本保证,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依据法律行使公共权力,党和政府也须遵循这一原则。实行新闻自由法治化的实质是将党对媒介管理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新闻法治形式来管理媒体的新闻自由,使党的政策在法律保障下得到更有利落实,新闻自由法治化规制可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对媒体的管理效能。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国家各方面面临着更加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各方面工作都更应加强党的领导。媒体对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决定新闻自由更需坚持党的领导。

3、社会层面路径取向

(1)实现媒体和政府、公民三方关系的法治化

媒体和政府、公民三方关系是新闻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实现三方关系的法治化,构建三方的和谐关系,也是我国转型期新闻自由法治建设重要内容。媒体与政府关系可分为喉舌模式”、法治平衡模式”和自由模式”,其中法治平衡模型”是现代社会各国的主要模式。与矛盾的重要途径,媒体与政府、公民的关系需通过法治来保障,因此实现三方关系的法治化是中国转型期实现民主法治的要求。在三方关系中,媒体与政府既相互监督,又互相服务合作。只有实现媒体与政府关系法治化,才能实现政府对媒体的法治,这对于当前我国转型期实际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传统新闻管理中,政府或党的宣传部门主要以政策文件形式对媒体进行硬性管理,而不是依法管理。传统方式已不适全球化发展趋势,应制定依法对新闻自由进行规制,以保障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文明发展。

(2)以法为据,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突发事件信息的内容。消息后各大媒体纷纷批评这个草案的规定等于取消舆论监督”。国务院法制办指出此规定不是限制记者报道突发事件的信息,而是希望记者正确运用新闻自由,更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此规定从本质上说,舆论监督是为民主政治建设服务的,加强舆论监督,是人民自觉关注和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建立现代公民社会,首先要保证公共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正当行使,除了要完善舆论监督之外,最终还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没有法治条件下的新闻自由健康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更谈不上崇高的政治文明,也不可能平稳地进行社会转型,越是社会矛盾多和转型时期,越需要媒体在行使其新闻自由权时考虑法律的规制,这样才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和国家政治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柏林《自由四论》胡传胜译林出版设2003-01

法治新闻篇4

美国《科学》周刊主编鲁宾斯坦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记者,有的是学纯科学的,有的是学新闻的。重要的不是他们大学中学过的科学课程,而在于他们的新闻敏感,在于他们能够了解到故事后面的新闻。”

同志曾经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打好五个根底,第一个根底就是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理论路线根底打好了,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形势怎么变化,都会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新闻工作实际上就是认识世界的工作,并通过新闻报道不断反映这个迅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记者每天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矛盾,要卓有成效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决策主张、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通过对新闻信息的传播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能动地去改造客观世界。新闻,实际上是向人们提供外界的情报,从而帮助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新闻要发挥好这种功能,决非易事,它要求记者具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正确反映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像万花筒一样多变,而受众又要求报道主体在匆忙中对客体进行正确的反映。在《记者头脑要冷静》一文中指出:“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他还指出:“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里说的“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既告诫记者不要被下面的干部牵着鼻子走,同时也是对记者不加分析地拿着文件找事例的工作方法的否定。有些记者感到搞新闻无从下手,缺乏新闻敏感,不知道什么东西该抓,什么东西不该抓。究其原因,这种新闻上的迟钝直接与政治思想的模糊麻木有关。平时不注意学习政治,不培养政治敏感,就不能增强新闻敏感,就不能把握时事大局,遇事就分不清哪些是重哪些是轻,因而就会“人云亦云”。相反,如果政治敏感很强,就能及时发现和捕捉新闻线索,就能在新闻实践中明白该抓什么,怎么去抓,心里就有谱。

1959年6月明确提出要政治家办报,并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标志是:要“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善断和多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记者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没有政治敏感性无法善断,没有政治洞察力,不可能多谋。在新闻实践中,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可以说是一个记者成功的必备条件,而政治敏感直接影响着在纷繁复杂的事物矛盾中,能否抓住主要矛盾,能否抓住要害,能否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预见未来,能否抓住带有本质特征和规律的东西,能否形成高人一筹的报道思路,抓出有深度、有力度的好新闻。特别是当新生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如果没有很强的政治敏感,记者就不会及时发现它,就会坐失良机,使好新闻从眼皮底下溜走。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范长江的成功不在于他优美的文笔,也不在于他有什么高超的采访技巧,主要在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远见。他自言去西北采访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情况怎么样?这两个问题当时是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重大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当他得知中共也已参加进去,便立即决定只身进入西安,“弄清当时的政治大方向,采访当时全国也是世界性的大新闻,以便向全国宣传”。范长江以他强烈的政治敏感,判断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因此写出了不朽之作《中国的西北角》。

没有政治敏感,新闻敏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法发现或判断新闻的价值,还可能导致新闻敏感偏离政治方向,误导舆论。

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产生新闻舆论误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记者缺乏政治敏感。衡量记者政治敏感的强弱的标准是能否明辨政治上的是非曲直、真假利弊,能否辨析一定时期的政治气候、动向、发展态势。政治敏感的培养,要从打好马列主义、思想的根底入手,要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做到在政治上能够明辨是非,懂得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政治上清醒,理论上坚定,才能做到遇到任何风浪不动摇,才能发现挖掘出导向正确的好新闻。

政治敏感需要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强化。有些记者误认为政治敏感就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文件上有什么就写什么”。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拿着文件找事例,拿着领导的讲话找典型,硬性图解方针政策。这样形成的报道既没有文件完整准确,也不能深入人心,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这样做,不是具有政治敏感的表现,而是本本主义的表现,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是理论上的浅薄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欠缺的表现。因此在熟练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理论知识后,要发挥能动作用,要深入调查研究,要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观察、了解和分析。

法治新闻篇5

被调查者中P岁及以下者占0.47%,18~30岁者占58.41%,31~40岁者占27.1%,41~50岁者占12.62%,51~60岁者占1.4%。

2.性别构成

本次调查中,男性被调查者占44.86%,女性被调查者占55.14%,男女比为1:1.23。

3.学历构成

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被调查者占8.4%,大学专科学历被调查者占15.42%,大学本科学历被调查者占59.35%,硕士学历被调查者占)4.49%,博士学历被调查者占2.34%。

4.职业构成

被调查者中,高校学生占23.38%,企业领导或管理人员占17.92%,一般职员/文员/秘书占17.29%,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占15.89%,工人/商业服务业普通员工占11.21%,政府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占6.07%,农民或外来打工者占1.87%,私营或个体劳动者占1.8?%,公检法/军人/武警占〗.4%,离退体人员占0.93%,其他占2.8%。

法治新闻关注情况

1.报道关注度

调查数据显示,公众比较关注法治新闻报道,超过九成的被调查者对法治新闻报道有着不同程度的关注,不太关注法治新闻的被调查者仅占55%。

2.法治新闻的价值

被调查者如何看待法治新闻的价值?调查显示,88.79%的祓调查者看重法治新闻“普及法律知识”的价值,66.36%的被调查者认为法治新闻具有传播新闻信息的价值,54.21%的被调查者认为法治新闻承担了社会安全警醒的任务,41.12%的被调查者认为法治新闻的价值是呈现有冲突、有悬念的故事情节,3.27%的被调查者认为法治新闻报道具有其他价值。

3.报道满意度

数据表明,累计79.44%的被调查者对现阶段的法治新闻报道持肯定态度。其中,表示满意的被调查者占71.5%,非常满意的占了.94%;对法治新闻报道表示不满意的被调查者占18.69%,特别不满意的占1.87%。

4.民众的期望

数据显示,多数被调查者希望法治新闻报道能够加强对人们的理性观察、法治素养等方面的培育与引导。法治新闻报道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公众的这些需求。

"掏鸟窝获刑”报道调查

1.报道关注原因

被调查者对“掏鸟窝获刑”新闻报道的关注出于多方面原因。34.11%的被调查者出于对标题信息的质疑而关注了报道,23.83%的被调查者因对该事件好奇而关注报道,21.5%的被调查者因为话题出现在热搜榜就点击浏览了报道,14.49%的被调查者想获悉专家、记者的相关解读,4.67%的被调查者由于报道和自己的生活贴近而关注,还有1+4%的被调查者出于其他原因关注了这一新闻。

2.报道关注点

被调查者关注报道中有关“量刑是否过重”(69.16%)、“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65.42%)、“案件细节回顾”(40.19%)等方面的内容。

3.记者质疑量刑

对于记者在“掏鸟窝获刑”新闻报道中质疑量刑过重的做法,累计77.2%的被调查者表示出了对记者质疑司法裁决的支持。其中,5e.M%的被调查者支持记者的质疑,2o.56%的被调查者强烈支持记者的屑疑。18.69%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质疑,称应尊重法官判决;4.21%的被调查者对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貭疑司法裁决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

应当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赝疑量刑过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记者和大部分民众的法律素养都有待提升,记者尤其需要尊重司法的专业性。

对审判的影响

1.报道对审判的影响力

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媒体报道可以影响到司法审判结果。64.02%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报道能对司法审判产生重大影响,15.55%的祓调查者认为媒体报道能一定程庋上影响到司法审判。另外,18.22%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没什么大影响,2.34%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仅有1.87%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报道对司法审判一点影响都没有。

2.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

分析法律问题时,对人情、道理和法律规定三者的侧重直接反映了被调查者法律思维与法治意识的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分析法律问题时55.61%的被调查者优先关注它是否合乎常理,33.64%的被调查者最关注它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彳0.75%的被调查者则优先考虑是否合乎人情。

分析法律问题本当以法律为依归,然而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优先考虑情、理,这表明民众的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仍有待提升。当然,前提是法律为“良法”而非“恶法”,法律条款的制定必须公平公正。

3.对裁决结果的评论

新闻媒体能否对司法裁决结果发表评论意见?1.4%的被调查者认为,媒体在任何阶段都不应对司法裁决结果发表评论;16.36%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允许媒体在终审宣判后对裁决结果进行评论;45.34%的被调查者表示应允许媒体在一审宣判后关于裁决结果的评论;36.92%的被调查者表示,任何阶段都应允许媒体对裁决结果进行评论。

4.媒体审判与独立审判

在被调查者的心目中,司法机关在审判量刑上是否应该考虑媒体和大众的意见呢?调查数据表明,2.8%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机关审理判决时“绝对不应该”参考媒体和大众的意见,应独立审判;21.03%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机关审判时“不应该”参考媒体和大众意见,以保证独立审判。

47.2%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机关在进行审判量刑时应该参考媒体和公众意见;16.35%的被调查者表示11说不好如何回答这一问题”;12.62%的被调查者强烈建议司法机关审判时要考虑媒体及大众的意见。

应该说,被调查者对司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认识仍有待提高。记者则尤其需要注意杜绝媒体审判行为,切英借舆论之手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审判。

新闻业务操作

1.报道现存问题

被调查者认为现阶段法治新闻报道存在什么问题呢?调查数据显示,62.62%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不够真实、全面;50%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中记者过多地发表了主观意见;45.33%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信息不够准确;43.46%的被调查者表示报道常出现违反法律常识的做法;39.25%的被调查者认为报道脱离实际和群众;H.5%的被调查者表示报道中记者不尊重司法机关,太自以为是;5.14%的被调查者认为法治新闻存在其他问题。

2.不可强行采访法官

若法官拒绝采访,记者可以强行采访吗?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记者的采访自由不是无限的,不宜强行采访。65.89%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不可强行采访,法官有拒绝的权利;仅34.11%的被调查者认为记者可以不顾法官的拒绝权利强行采访,履行获取新闻信息的天职。

从职业规范角度讲,法官具有拒绝记者采访的权利,记者在法治新闻采访过程中必须遵循新闻职业规范,不应该强行采访法官。

3.新闻报道写作

在报道中可否出现“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等未审先判、倾向性明显的词汇?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使用此类词汇并不妥当,累计占比61.69%。其中,认为不妥的被调查者有45.33%,认为极为不妥的有〗6.36%。

记者没有任何权利对犯葬嫌疑人进行审判,新闻写作中也不应该出现“罪大恶极”“十恶不救”等明显带有审判意味和人身攻击的词汇。

4.报道规范建议

法治新闻篇6

第一条为了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满足公众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的需求,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

第三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国家鼓励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健康、文明的新闻信息。

第四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全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设立

第五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分为以下三类:

(一)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超出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二)非新闻单位设立的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三)新闻单位设立的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和有关行政法规,设立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

设立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第六条新闻单位与非新闻单位合作设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新闻单位拥有的股权不低于51%的,视为新闻单位设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新闻单位拥有的股权低于51%的,视为非新闻单位设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第七条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章制度;

(二)有5名以上在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新闻编辑人员;

(三)有必要的场所、设备和资金,资金来源应当合法。

可以申请设立前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机构,应当是中央新闻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

审批设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除应当依照本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总量、结构、布局的要求。

第八条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除应当具备本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条件外,还应当有10名以上专职新闻编辑人员;其中,在新闻单位从事新闻工作3年以上的新闻编辑人员不少于5名。

可以申请设立前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组织,应当是依法设立2年以上的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法人,并在最近2年内没有因违反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申请组织为企业法人的,注册资本应当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

审批设立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除应当依照本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的总量、结构、布局的要求。

第九条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与境内外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进行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业务的合作,应当报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

第十条申请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填写申请登记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章制度;

(二)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和资金的来源、数额证明;

申请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机构,还应当提交新闻单位资质证明;申请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组织,还应当提交法人资格证明。

第十一条申请设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中央新闻单位应当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直属新闻单位以及非新闻单位应当通过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出申请。

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提出申请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实地检查,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40日内作出决定。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出申请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40日内进行实地检查,作出决定。批准的,发给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属于中央新闻单位设立的,应当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之日起1个月内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备案;属于其他新闻单位设立的,应当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之日起1个月内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办理备案时,应当填写备案登记表,并提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章制度和新闻单位资质证明。

第十三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依照本规定设立后,应当依照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行政法规向电信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股权构成、服务项目、网站网址等事项的,应当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申请换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根据电信管理的有关规定,需报电信主管部门批准或者需要电信主管部门办理许可证或者备案变更手续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股权构成、网站网址等事项的,应当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案;但是,股权构成变更后,新闻单位拥有的股权低于51%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办理许可手续。根据电信管理的有关规定,需报电信主管部门批准或者需要电信主管部门办理许可证或者备案变更手续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规范

第十五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按照核定的服务项目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第十六条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或者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应当转载、发送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信息,并应当注明新闻信息来源,不得歪曲原新闻信息的内容。

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

第十七条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转载新闻信息,应当与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签订书面协议。中央新闻单位设立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将协议副本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备案;其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将协议副本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备案。

中央新闻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签订前款规定的协议,应当核验对方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不得向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单位提供新闻信息。

第十八条中央新闻单位与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开展除供稿之外的互联网新闻业务合作,应当在开展合作业务10日前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报告;其他新闻单位与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开展除供稿之外的互联网新闻业务合作,应当在开展合作业务10日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报告。

第十九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五)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和封建迷信的;

(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散布、色情、、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

(十)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

(十一)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二十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建立新闻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制度。不得登载、发送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新闻信息;发现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中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应当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二十一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记录所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内容及其时间、互联网地址,记录备份应当至少保存60日,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法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实地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二十三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应当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进行监督;发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中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规定内容的,应当通知其删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立即删除,保存有关记录,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第二十四条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属于中央新闻单位设立的,应当每年在规定期限内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年度业务报告;属于其他新闻单位或者非新闻单位设立的,应当每年在规定期限内通过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交年度业务报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根据报告情况,可以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的管理制度、人员资质、服务内容等进行检查。

第二十五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接受公众监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应当公布举报网站网址、电话,接受公众举报并依法处理;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举报,应当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擅自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或者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超出核定的服务项目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据各自职权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电信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书面认定意见,按照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行政法规的规定停止其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责令互联网接入服务者停止接入服务。

第二十七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含有本规定第十九条禁止内容,或者拒不履行删除义务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电信主管部门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书面认定意见,按照有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行政法规的规定停止其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责令互联网接入服务者停止接入服务。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含有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内容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据各自职权依照前款规定的处罚种类、幅度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转载来源不合法的新闻信息、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或者歪曲原新闻信息内容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据各自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未注明新闻信息来源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据各自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依据各自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履行备案义务的;

(二)未履行报告义务的;

(三)未履行记录、记录备份保存或者提供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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