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生态学理论篇1

我国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我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要的转型，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文艺学与美学的变化与转型，出现诸如网络文艺学、消费文化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等一系列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形态。我这里着重谈一下新时期之“新”与当代生态审美观之“新”的必然联系。

首先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时代的需要。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具体讲就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的产物。新时期三十年，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发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对于这种转型如何理解与阐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2004年4月，我国学者又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标志，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指导原则将逐步地从人类中心转向生态整体，由“战天斗地”转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等等。正是在这种重要的经济社会与理论原则转型的背景下，才使传统的以“人化自然”为其特点的美学观愈加显示其局限性，从而使新的生态审美观得以应运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为生态美学建设在内涵上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新时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观念。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掉了一切“左”的禁锢，为我们在包括美学与文艺学在内的学术领域的创新与借鉴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正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理论界的同仁共同努力，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和更新生态审美观的内涵。事实证明，生态审美观的确具有不同于以往美学观的崭新内容。其最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理论”，以此区别于传统的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理论。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从哲学观上实现由机械认识论到现代存在论以及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深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论中的生态内涵并对其进行唯物实践存在论的阐释。并借鉴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论哲学家有关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在世关系的理论，代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在世关系理论。由此克服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绝对的“人化自然”的理论对美学的束缚。第二，在美学的研究对象上，克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将自然审美排除在外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观念，而将“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研究对象是与传统的“自然美”不同的。也是与西方环境美学中有可能外在于人的“环境”有明显区别的。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运用生态现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与对自然过渡掠夺的物欲加以“悬搁”，回到人的精神的自然基础这个事情本身，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理性关系，并导致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适度承认。由此，进入人与万物平等对话、共生共存的审美境界。第四，在美学观念上，明确提出生态审美本性论。一改完全从认识的角度对审美的阐释，而是认为人对自然的亲和与审美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它包括人的生态本源性，正视人来自自然并最终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以及人有亲近自然的天性这样的事实；人的生态环链性，说明人只有在生态环链中才得以生存，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环链须臾难分；人的生态自觉性，也就是人是生态环链中唯一有自觉意识的物种，人应该具有维护生态环链平衡与稳定的自觉意识，而且也只有人类具有破坏与保持生态环链平衡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人文主义。这种生态人文主义是优于传统的主体性人文主义的，是新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得以长期美好生存的法宝。第五，在美学内涵上，与传统的“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相对，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美学观念。诸如，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美学批评等等。这些美学观念的特点在于不是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而是主要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阐释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不是以认识的完善而是以人的生存的美好来界定审美，因而将人与自然的因缘协协调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所以在美学范畴上是全新的。第六，生态美学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所有的现代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而绝不是离开实际的坐而论道。这是生态美学区别于传统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品格首先表现在它将生态审美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认为生态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人们的文化立场，使人们确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观念，确立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的观念。诚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切伊所说环境问题归根揭底是一个文化态度问题。由此说明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而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环境教育则是1972年联合国通过的具有国际法律地位的教育形式。由此彰现生态审美教育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同时，生态美学吸收环境美学的某些内容，努力对于人类的生产实际、特别是生存环境的建设提出某些有价值的理念。转贴于

新时期使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逐步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我国的生态美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于新世纪，目前仍然处于建设完善阶段。它尽管吸收借鉴了大量西方资源，但总体上还是产生于中国自己的土地之上，因而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当然生态美学具有国际对话的通约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通约性与特色性的共存正是生态美学的特色和我们的努力方向。其特色性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生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通常所说的“硬道理”。而且我国也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十分有限。因此，我国生态美学建设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为此，我们在生态美学建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整体观的指导。力主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与环境以及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双赢。我们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放弃“战天斗地”与“人定胜天”的口号，走环境友好之路。同时，我们也不同意生态中心主义，不同意无限制地夸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在对待西方的“荒野哲学”的态度上，我们承认“荒野哲学”的价值意义，力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但具体到中国环境资源空前紧缺的情况下，这种“荒野哲学”一般只具有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而难以变成现实。而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中，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提法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一般不使用西方盛行的“环境美学”的提法。因为“生态美学”更加强调其研究对象为人与自然万物共存的“生态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有可能外在于人并与人对立的“自然”。事实证明，环境美学是一种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比较复杂的美学理论形态，对西方当代美学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参照。但不仅“环境”一词的模糊性容易产生其外在于人的主客对立的理解，而且“环境美学”也有“如画风景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自然全美”论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而这两种倾向的美学理论都是理论上不完善的，也是不适合于我国的。所谓“如画风景论”完全将自然环境看作人观赏与游玩的对象，甚至可以任意破坏，许多著名景点在所谓“度假环境周”所遭到的难以修复的破坏就是明证，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而“自然全美论”则从任何自然存在物[包括细菌]都是合理的着眼，论证自然的都是美的。这当然是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全面肯定，但自然全美与内在价值都是在保持生态环链稳定平衡的前提之下的，并非是无条件的，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共生理论，而不是无条件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种“自然全美论”如果在已经完成现代化并且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还可以说说的话，在我国则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立场是生态整体论。第二努力吸收融合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首先应该对于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给予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估价。应该说，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的文明古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农业大国，我国古代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于生态审美的体悟的确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并逐步形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美学形态。如果说，在我国古代像西方那样以“模仿”与“感性认识的完善”为其特点的美学难以找到的话，但却独具以“天人之际”、“生生为易”为其特色的生存论与生命论美学，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生态审美资源。《周易》的“元亨利贞四德”、“居位正体之至美”；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位育中和”；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法界缘起”、“善待众生”等等都包含十分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可以作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生态审美智慧毕竟是前现代的产物，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需要现代的改造与扬弃。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同时又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与国内的学术对话当中，生态美学的建设一定会更加健康，并逐步走向繁荣。

人文生态学理论篇2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人文生态学理论篇3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转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人文生态学理论篇4

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高校英语文学课堂；教学意义

在高校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工作的开展，应该更加关注对人才思维和生态意识的培养，引导学生更多地对于文学作品进深入地分析。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上，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自己的思想对于相关内容的价值进行判断，这样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素质成长效果。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起更加关注从生态问题的角度，利用文艺理论的方式展开批评，并且通过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精神、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生态的关注，达到对生态危机进行消除的目的。对于学术界来说，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近年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对于文学作品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对于作品中思想文化进行了探索，关注对作品反映出的现实的思考和探索。

一、人文素养培养需求的实现

现阶段，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对于人文素养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知，往往更加关注对学生知识、技巧以及技能的培养，而对于学生情感、个性、需求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深刻的感受到，外界社会上，大学生本身面临着很多就业、生活、工作、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这种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自身的理想、情感、心理方面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一部分学生面临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方面的困境。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和应用，起更加关注对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阅读，学生可以更加科学、客观、全面地对于作品进行解读，了解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学生自身的思维方式也可以得到更好地完善和成长，学生本身可以形成更加科学、正确的意识理念，对于爱情观、消费观、就业观等多方面的观念也可以得到正确地塑造。这对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提升学生的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是当前高校人文素养培养需求实现的一个重要举措。例如，对一些优秀的短篇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上，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当代社会的心灵拜物化，精神空虚，迷茫的的思想，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了解这种思想的成因，从而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帮助学生形成具备更高高度的人文意识。

二、更好地适应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语文学课堂教学中，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入，可以让学生自身英语基础能力水平得到有效地提高，并且提升学生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深度。在英语文学中，很多知识内容的学习，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迁移过程，来达到知识掌握的目的和内容。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应用上，更好地促进了这一知识迁移的过程，学生可以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原著内容的赏析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符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需求。在当前社会多种文化冲击下，学生自身很容易陷入一个思想和精神方面的误区，产生一定的不良心态。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可以更好地对于这些负面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进行驱逐，同时打破物欲文化的枷锁。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下，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负面心理和情绪，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出现和应用，对于打破这一问题，促进人与社会形成和谐的发展关系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对学生观念意识的引导

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本身的角度是由生态批评进行入手的，通过独特的视角对于作品内容、人物、文化进行分析，起可以让学生对于这种内容的分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形成更加独特的意识理念，从自我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对于学生爱情观、消费观、就业观等多方面的观念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通过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对于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理论可以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于实际生活进行连接。例如，对于《瓦尔登湖》阅读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对于自身的体验进行融入，让学生感悟大自然和生命，了解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相关话题，对于一些道德、生命等深度问题进行思考。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在应用上，可以融入更多对自然和生命进行关爱的思想意识，让学生对消费这一行为产生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并结合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消费行为，对于一些不良的习惯进行思考，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目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应用，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可以更好地完成对学生思想的引导，让学生感受到英语文学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提升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阅读的热情，这对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关键的。

结语

人文生态学理论篇5

关键词：两种文化；鄱阳湖；生态文化；文化节；现状

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建设与具体实施，需要寻找到契合当下文化特点与环境的具体语境。而“两种文化”的视域正是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难以逾越的现实文化语境。所谓“两种文化”，借用斯诺的界定，是指“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

“两种文化”的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因为无论是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还是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均存在有待修正的若个偏差。就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而言，一方面，侧重于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设，将生态文化的现实追求消解在浩瀚无边的文化海洋里。另一方面，侧重于生态环境小而精的规划与设计，将生态文化的宏观瞻望疲惫于形色多样的生态现实。如果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显然前者侧重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操守；后者侧重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现实建构。就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来看，所谓的“生态”与环境生态趋同，未能较大限度地突出生态文化的文化意义。将此个案分析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笔者发现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天平上，无意识地向科学文化的一端倾斜。即使是对人文文化的理解，也存在窄化为民俗文化的嫌疑。可见，当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十分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之中，并深化对“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理论理解与逻辑分析，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建构并逐步完善生态文化的核心理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一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是对当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其理论建构既要考虑到鄱阳湖文化生态的现状，又要兼顾生态文化的基本理论与原则。所以，在讨论与建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时候，必须清楚地了解生态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水平，同时，要熟悉鄱阳湖当下的文化现状，并寻找到其生态文化建设的可行性依据。相比较而言，前者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后者是生态文化理论的具体化。但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方面，两者却产生明显的脱节。目前，关于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纯粹理论研究，较为稀缺。或许，人们潜意识中已经将生态文化的理论直接等同于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从而导致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基本上宽泛为一种文化哲学，没有顾及到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而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的现状研究，更是滑向了纯粹的民俗特色文化分析或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前者有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傩文化数字化保方面的研究；后者有对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品牌方面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提出，“江西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部崛起新跨越的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餐饮业的发展，加强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建设，促进餐饮业又好又快发展，使之成为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助力。”[2]此举固然注意到了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却又有可能忽视鄱阳湖文化建设中生态取向的人文意义。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落脚点，应该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因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服务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其理论上应该重视文化独特属性，尤其是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效能应该得到张扬。所以，从理论上分析，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响应与监督。作为一种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经济区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核心是顾及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文化的层面，表征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谐共处问题。所以，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因为，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学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3]显然，“两种文化”问题是生态文化出现与发展的文化背景，也应该是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历史锲入点。

在“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理论上看，鄱阳湖生态文化是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科学文化导向的重要监督。有必要时刻警醒人类：在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利益诉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应该求得较为合理的平衡，这就需要人文文化方面无现实功利性的宽广胸怀与长远眼光。但人类又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科学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在“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可以有效地避免滑向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构，也可以较好地防止偏向生态环境或民俗特色方面细而精的设计与规划。

二

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标志性实践事件，是2010年11月中下旬隆重举行的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这次文化节“是中国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后江西省举办的首次大型生态文化盛会，以‘生态中国、绿色江西’为主题，以招商招展和交易为核心，全力打造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生态文化产业和生态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国际国内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传播生态文化理念。”[4]

仅就这届文化节的主题而言，“生态中国、绿色江西”的大气磅礴，寄托了人们对环鄱阳湖地区乃至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美好希望。生态的和谐诉求，绿色的健康发展，无不是对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的重要纠偏。这个美好主题显然在当今冷漠的经济社会氛围中，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似乎有意识地疏远了科学文化的利益诉求。然而接下来的招商、产业、产品等却又强化了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固有观念，没有有效地突出文化独特的反思、批判与监督的效能。而最后传播的生态理念究竟是什么，只有到具体的文化展区去各自感悟了。

具体来看，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主要集中在：生态文化产业项目、生态文化创意、特色生态文化、生态生活文化、国际及港澳台生态文化、生态艺术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所有这些展出的文化及文化产品，虽然都被冠于生态之名，却不免有民俗风情之嫌；虽说确是文化成就，却有时被科技创新喧宾夺主。问题还在于一些艺术品，虽为手工制作，其材料如瓷板却是高耗能或高污染之产品，实则与生态之意相抵触。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方面而言，虽然不免令人感受到似乎重在对科学文化的张扬，而传统的人文文化不过是搭台唱戏的陪衬角色，但是，此次文化节从主题到具体的内容，至少有意或无意地已经触及到了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即上述所谓的“两种文化”问题。从“生态中国、绿色江西”浓厚的人文底蕴、民族民俗文化的自然天成，到现代文化产业及产品的科技创新，无不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相辉映。尤其是现代文化产业，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产物。例如电影艺术，“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科技与人文的现代隐喻：无论科技发达到怎样的地步，科技仍然是为人的工具，人文才是做人的目的。只有科技的充分发展，才有现实的人文意义；只有永恒的人文精神，才有真正的科技方向。”[5]所以，真正能够作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个案，应该是能够彰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氛围的文化行为及产品等。就文化层面而言，应该是可以令人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融合，甚或是融合的趋势与可能，而不是两者分裂的危机有增无减而难以弥合。

总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工业文明后提出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可持续发展模式。”[6]作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生态文化是在综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更为健康持续的新型关系。而就更为具体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而言，无论是在生态文化理论的创新与拓展方面，还是在生态文化实践的继续完善方面，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一方面，鄱阳湖生态文化的理论建设应该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重点突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共存、互生共长。另一方面，类似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文化实践，应该与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齐头并进，而不是各自为营导致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鄱阳湖生态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为建设美丽和谐的环鄱阳湖地区，发挥更大的文化导向作用和前瞻性效能。

参考文献：

[1][英]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A].两种文化[C].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3-4.

[2]赵卫宏.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品牌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8（9）：219-224.

[3]王丛霞.生态文化：“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背景[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22（6）：22-24.

[4]百度百科.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2012-07-22].http：///view/4679776.htm.

人文生态学理论篇6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