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需求篇1

关键词：下岗再就业；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就业市场化

（一）

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转移是改革的内在要求。但是，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国有企业尚处在两种体制的夹层中，正经历着一个蛹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刚刚开始，无论在观念上和法律上都不成熟；因此，下岗再就业就成为人力资源配置和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特殊环节。

与其他要素市场一样，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也可以用以下两个基本指标来测度：一个是交换行为的普遍程度，一个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①从第一个指标来看，现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换行为普遍化的制度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竞争与流动只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难以真正实行平等竞争。从第二个指标来看，工资决定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的工资既不反映劳动力成本，也不反映劳动力供求，工资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主要价格机制和杠杆作用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流动出现较大的价格信号偏差。而部分非国有企业实行市场决定的原则，又使得劳动力价格内的这种价格失真与偏差，不能形成劳动市场运行的主要参数。因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还远未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状态。

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不同于通常市场意义上的失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个部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所作的界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是指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不含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合同工），以及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且合同期未满的合同制职工中，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下岗，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单位普遍形成了封闭的“小社会”，国有企业包揽了本应由社会和财政负担的各种社会保障。因此，企业内部的冗员不会在外部显现。而且，由于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对于处境困难的企业，政府一般不会任其破产，从而剩余劳动力不会向社会释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重负之下的国有企业跟不上市场竞争，潜在失业问题就逐渐显现起来。因而在企业改革进程中，暂时回家休业（下岗）的潜在失业现象随处可见，同时，没有被国有企业以外的劳动力市场所吸引而留在国有企业内的潜在失业者也大大增加，这样，国有企业中根深蒂固的潜在失业问题，就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而演变成大范围的下岗问题。所谓再就业工程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帮助企业和下岗职工寻找和创造多种就业机会，使其摆脱目前困境的多种措施的组合。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统包统配，也不同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与竞争就业。可以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并由前者向后者转化、过渡的一种临时安置性的就业机制。

（二）

在延续了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劳动力资源采取了国家“统包统配”、统一安排就业的行政性配置方式。这种方式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于是“低工资、多就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就成为就业政策的指导原则。由于否定失业，在主观上企图消灭失业，于是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在自身的劳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不得不接受计划部门过量的劳动力配给。于是“冗员”和“在职剩余劳动力”的广泛存在，便成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内生的制度性缺陷之一。同时，在传统经济体制内，国有企业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权力、升迁是和企业规模（而人员又是衡量企业规模的基本指标之一）成正比的。因此，每个企业除存在投资饥渴症之外，同样存在就业指标饥渴症，各企业领导都有使本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本企业职工越来越多的行为偏好。其结果，“隐性失业”在旧体制内不仅难以克服，而且作为旧体制的产物日益走向膨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作为微观基础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运作，使企业正在一步步成为自负盈亏，具有刚性预算约束、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市场主体。在这种变革的制度框架内，企业对生产要素投入组合的选择，就不再依据上级政府的纵向指令，而是依据市场供求和价格信号，通过成本最小化原则来予以确定。这样，在严格的成本约束条件下，那些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作为无效劳动力会被“滤”出经济过程。无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挤压下因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和管理不善而被迫退出经济领域。这一退出行为，一般表现为破产、兼并和资产重组。而国有企业的退出行为，同时也就意味着在这些企业就业的国有企业职工也随之退出就业岗位而成为下岗职工。这说明传统的就业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职工下岗再就业已成为新旧就业模式转型时期必然的产物。而下岗再就业工程，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险体系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减轻下岗职工困难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模式。

（三）

劳动力市场是由劳动用人单位的需方和劳动力所有者的供方所构成。劳动力的需求供给的变化，是市场运行的主流，劳动力市场是在协调需求与供给关系的过程中运行着。供求机制、价格（工资）机制、竞争机制，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机制。

首先，我们来观察劳动力的需求方。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市场就业直接为非国有企业的用工提供了劳动力来源。非国有企业如城镇新办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都是独立自主经营，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的条件组织生产。因此，非国有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国家不能指派，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它们直接到市场选择、招收录用，这就为市场就业提供了客观依据。据统计，在“八五”前四年中，全部职工的平均增长率为1．8％，而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为18．5％，相当于全部职工平均增长率的10倍以上。在全国职工中，国有经济单位人数平均增长1．5％，非国有单位为40．8％，两者相差27倍。②速率上的巨大差别，反映出大量新就业人员通过劳动力市场进入到非国有单位，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配置和非市场配置份额的相对消长。事实证明，由于实行市场就业，非国有经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

市场就业同国有企业拥有用工自相配套。企业用工自，既是经营自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自负盈亏的一个关键，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用工自正在逐步确立。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使企业用工有了约束，不能任意招工，也不能接受国家管理部门的分配。1986年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目前又在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使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用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们再来观察劳动力的供给方。

由于劳动者具有独立人格，劳动力归其个人所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大部分由本人及其家庭负担；劳动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等，使劳动者天然具有选择就业的意识。又由于各个人的劳动力存在异质性，个人的兴趣不同，对就业地点、单位以及劳动条件等的选择都各有所好，因此，他们要求进入市场，自主择业，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是一种理。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市场就业在逐步扩展。80年代初实行的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就业方针，使劳动者在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方面，开始运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自主择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者可以与企业签订合同、续订或终止合同，从而使市场就业有了合法的手段。市场就业也使劳动者在各种经济成份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流动率大大提高，并改变了行政调配办法，而是经过市场，以应聘、借调、劳务承包、停薪留职、辞职等多种形式进行流动。

劳动者在市场就业方面，目前主要表现为挑剔性的择业意识较强，尤其在新成长的劳动者群体中表现明显。一些毕业学生，在就业选择上，对脏、险、苦、累、差的工作不愿干，离家远的单位不愿去，收入不多的岗位不感兴趣。这些情况，造成有的行业招工难，有的行业招工蜂拥而上，使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职业结构。为此，就业服务机构要负起就业指导的责任，指导和帮助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使他们既根据自身的体力素质，工作能力和个人兴趣等情况，同时也考虑社会的需要，进行比较理性的职业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市场就业要求极为迫切。由于相应的市场培育滞后，使剩余劳动力纷纷自发地向外地流动。其中有组织的流动，如接受外来招工或集体劳务输出，以及经过市场机构组织流动的仅占10％，这种状况，迫切需要建立地区的、局部的、以至乡镇的劳动力市场，以掌握信息，加强管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就业问题。

（四）

下岗再就业工程作为解决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国有企业减亏增盈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国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但这毕竟是由国有企业特殊体制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特殊措施，不应以此来代替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来看，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使下岗再就业工程与劳动市场的发育对接起来，实现这种对接的基本思路可以作如下表述：

1．变下岗身份为失业身份，使下岗职工在劳动关系上脱离原企业走向大市场。下岗与失业虽然都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但属不同的概念范畴。下岗并不脱离原企业，而失业则是劳动力市场的后备军，失业者不是哪个企业的失业者，而是社会的失业者，因此，要由社会来负责。失业有多种不同性质，大体可分为三种：①摩擦性失业，指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停地变动工作而引起的失业；②结构性失业，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而造成的失业；③周期性失业，指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总需求减少而导致的失业。从根本上说，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出现失业，是这种劳动制度的必然现象。在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虽然能提供就业机会，但不保证就业。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是与失业后备军的存在分不开的。在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是双生子，不可能只有就业而无失业，从个人来说，就业与失业也是处在相互转化过程中。我们在发展的目标上可以提出充分就业的期望，但充分就业也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地就业，能做到相对的绝大多数就业就可以了。因此，变更“下岗”身份为失业身份，要做大量工作，除转变观念外，一些企业采用赎买方式一次买断劳动关系，使下岗者不得不投身于劳动力市场。据悉，广东省国有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原则上采取一步到位的办法，即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支付补偿金，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现有的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积极创造再就业条件，少进“中心”，快出“中心”。从2003年起，不再保留“中心”组织，企业富余人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2．把失业保障、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有机统一起来。失业意味着劳动者失去了获取收益、维持生计的机会和手段。为了使失业者能够生存，政府具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必须建立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对摩擦性、结构性失业者，要采取职业培训措施，使其提高就业能力，适应科技进步和就业竞争的要求，并大力发展再就业工程，促进劳动力就业。

3．提高劳动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由于组织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往往是需求方（组织程度高）处于有利地位，而供给方（分散化）处于不利地位，在就业条件、工资报酬等方面处于被动。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有组织的劳动交换方式，使供给方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工会组织在保证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提高劳动就业的组织化程度。

4．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在劳动交换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西方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非常发达，对达成劳资交易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要大力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完善职业介绍机构及其自律性机制，使中介组织真正发挥促成劳动交换，沟通就业渠道的重要作用。

5．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单纯的市场配置会产生劳动力市场的失灵，这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的基本经验，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是一种客观需要。战后西方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其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要加强劳动力的法制管理，完善劳动力市场立法，包括劳动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安全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使法律体系完善；其次要通过公共支出扩大就业渠道，救济失业者，实行就业的再培训等，使就业的路子更为宽广；再次是要实行长期稳定的就业政策，使就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综合配套，尽可能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注释：

劳动力市场需求篇2

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

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劳动力市场需求篇3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21-241.

[4]李伟.中国失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5).

[5]周天勇.中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与出路[J].学习与探索，2005，(2).

[6]张车伟.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J].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7，(3).

劳动力市场需求篇4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动,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超过了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问题之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就业结构,把就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促进就业成为了我国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针对结构性失业,笔者尝试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并借此寻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理论依据,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董志强.结构性失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失业现状的解释[j].重庆工商学院学报,2001,15(1).

[2](美)坎贝尔•r•麦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m].刘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包叟.中国it业软件人才缺口巨大专业人才尚缺25万[eb/ol].[2007-08-02]./cysc/tech/07ityj/guonei/200708/02/t20070802_12403571.shtml.

劳动力市场需求篇5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对数线性回归影响因素变量显著性检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供求保持动态的平衡，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进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的研究为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降低失业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力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因素

社会劳动力需求总量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因为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社会各企、事业单位之所以需要雇佣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能够为市场提品或服务。因此，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通过概括以往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影响劳动力需求总量变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三个方面。

1.经济增长

从宏观上说，劳动力需求总量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以及发展的质量等。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增加，新增资本追加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增长还会带来技术进步，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取代了本来由人完成的大量工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力需求增长的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验证了这一点。

2.政策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政府很少干涉普通商品市场，而往往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由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因此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劳动力市场中，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很大程度上受最低工资率影响甚至由其决定，如果雇主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裁员或减少招募新员工。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增加10%，会减少年轻人就业率1%～3%。通过调节产业结构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用人结构也是政策调整的手段之一，比如鼓励用人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此外，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也会对劳动力需求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3.季节性

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季节变动指以一年为周期的周期变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四季变化、节日或寒暑假等。第一产业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且劳动强度大，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季节性需求。建筑、房地产、原材料开采、旅游、娱乐等第二、三产行业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季节影响。

二、劳动力需求总量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某国10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为基础，建立了用于分析和判别劳动力需求总量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据此进行对该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趋势的判别与预测。长期固定工作具有如下特点：劳动期限不固定，雇主无法定的合理原因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以最低工资为下限的薪金并缴纳各类保险。长期固定合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在该国劳动力市场也最为普遍，因此最具有代表性。

某国劳动力市场1995年～2005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为该国官方劳动统计机构

1.模型的初建

首先，我们选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作为变量来建立初步的劳动力需求模型。

对于计量模型的选择，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独立的，再加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因变量对于各解释变量的弹性，因此，选择对数线型模型来建立劳动力需求函数。

经过分析，建立初步计量模型如下：

LnY=at+b+∑ai*Ri*t+∑bi*Ri+∑cj*Sj

Y-劳动力需求总量

t-时间（单位：年）

Ri-政策虚拟变量

Sj-季节虚拟变量

a,ai,b,bi,cj-未知参数

i=1,2,3,4

j=1,2,3…12

其中a值大小反应劳动力需求随时间增长的总趋势，其根本原因为经济随时间的累积而增长；1995年～2005年间该国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政策变动有四次，分别在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分别用虚拟变量R1、R2、R3、R4表示,即1996年以后R1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以此类推；季节虚拟变量S1，S2…S12分别表示一年中的12个月份。

2.初步回归模型检验。用SA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除S1、S2、S4、S5、R1*t外其余变量都能够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表明一月、二月、四月、五月对该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基本没有影响，第一项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趋势影响较小，因此将它们从模型中剔除。

3.修正回归模型的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从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测定系数R-squared值为0.8744，拟合度良好。

(2)残差序列自相关性检验。在上述方程的回归结果中，DW值为2.060，可见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3)变量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拒绝概率都小于0.05，全部通过检验。经过整理后，最终建立的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Y=(0.009+0.121R2-0.205R3+0.095R4)*t+0.294R1-

0.471R2+0.635R3-0.063R4+0.107S3+0.068S6-0.044S7-

0.146S8+0.184S9+0.069S10-0.132S11-0.262S12+11.525

三、实证分析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上述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有微弱上升的趋势，年增长率大约为0.9%（ea-1）,假设这十年内该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则可推论该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0.18%。

2.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该国出台的政策对劳动力需求起到促进作用，加速了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别使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提高了13%和10%,而2000年出台的政策则减少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减少了19%。

3.季节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是该国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时节，尤其三月份和九月份比平时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七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是劳动力市场最为惨淡的季节，特别是十二月份的劳动力需求比平时减少了23%.

四、所建计量模型的意义

综上所述，该计量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变动趋势。在给出未来某时期全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依据该模型计算出劳动力需求的预测值，可大体观测劳动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为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劳动力市场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分析依据。有利于各方主体进行理性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以规避风险、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规范化进程，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rnaudRYS,NicolasVANEECLOO.Econométrie:théorieetApplication[M].Nathan,Paris.1998

[2]童玉芬:北京劳动力需求量变动及影响因素的分析[J].求是学刊,2007(9)

劳动力市场需求篇6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