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篇1

(一)国外文献回顾

舒尔茨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其着重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范围概括为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迁移等方面。Becker(1964)指出，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医疗等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个体的产出量依赖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对个体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中，Easterlin(1981)认为教育的形式很重要，并结合西班牙教会对教育解禁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Maddison(1991)以1882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巴西等国家每万人口中的小学数，与三十年后该国人均GDP高低具有高度关联性。Mincer(1974)认为，个人“挣得能力”(individualearnings)是其所受教育年限和经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个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Spurr(1983)以哥伦比亚6－1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经研究指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密切影响其当前的健康水平，而且对长大后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影响。Basta(1979)以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工人为研究对象，得出工人身体状况的好坏能极大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间接影响收入水平。Bhargava(2001)对一百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证明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二)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方面来分别做了论证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建国(2002)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并经过实证研究计算得出1990－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14%;闫淑敏、张生太(2003)认为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嫘、刘怫翔(2009)根据辽宁省的农村实际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地方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农民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贡献最大。刘恩伶(2009)认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货币收益，还更多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朱韵洁、于兰(2011)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也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能明显促进经济增长;翁杰(2012)利用杭州市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培训是一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且个人培训的效果优于政府培训。在交通迁移投资方面，刘纯阳(2005)通过对湖南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调查研究发现，交通通信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居于首位，且家庭交通通信支出比例严重偏低，并提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医疗保健方面，王引、尹志超(2009)在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热量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且热量摄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孙昂、姚洋(2005)经实证研究证明，农民家庭中大病冲击与其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明显呈负相关。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多从政府的视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出发，较少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探析，尤其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选取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阐述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建议。

二、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个人和家庭用于就业迁移的成本等方面来论述。

(一)教育方面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服务和相关用品的总支出。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在2004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80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步拉大趋势，在2011年两者相差118.2元。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文化教育投资发展势头良好、速度呈递增趋势，但相比国家平均水平和周边省份的增速明显偏慢。对比数据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河南省此项消费支出与同位于中部省份的河北、湖北、安徽、山西等六省相比处于垫底的位置。一是河南省人口众多，家庭规模相对较大;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渠道单一，由于农村家庭财力所限，普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够重视，整体资金投入不足。“生活支出”也叫“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类。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人均家庭教育投资从1995年的63．53元增加到2012年的343．8元，增加了4.25倍。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3年增长更为迅速，从占生活总支出的6.84%增加到10．67%，各年度教育投资的增长均高于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但自2003年以来，此项投资比重却不断下降，一度在2011年低至只占生活支出的6．43%。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激增，但四年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陡增，让许多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不再信心百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农村家庭继续投资教育人力资本造成了负面效应，导致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甚至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又有逐渐抬头趋势。

(二)医疗保健卫生方面

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定义，指农村住户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用品、医疗保健服务费和医疗卫生设备、用品加工修理费等。河南省自2004年至2012年人均/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其水平仍处在中部邻省以及黄河中游省份中靠后的位置。2012年河南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468．8元，仍和全国平均水平513．8元有不小差距，与湖北、河北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河南省要实现把人口大省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首先，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全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其次，要向农民宣传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人的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不能“拖病扛病”，要加快完善医疗保障网络及其覆盖面。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投资占生活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医疗保健支出近十八年来虽然逐年增加，但其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医疗保健整体投入不足。在2005年以前人均不足100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只有在2011年和2012年比例略微抬升，占到生活总支出的9．25%和9.32%。这主要是因为河南省农民收入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依然较低，农民多以务农为主，且收入渠道单一，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增收压力较大;导致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对保健支出微乎其微，就连在医疗上也是“能省则省”，看不起病或者不愿看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通过在河南省封丘县、原阳县、延津县等地走访农户了解到的情况发现，农民的健康投资绝大多数是医药看病类支出，而营养保健、卫生预防等开支所占比例较低;这凸显出农民保健意识淡薄，政府应引导农民主动防病而非被动治病，大力开展农村医药卫生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医保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三)农村家庭人均就业迁移成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较于其在农村务农，有利于增加其家庭收入、知识才干，有利于拓展社会人际关系和开阔眼界，进而提高其思想观念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交通和通信的工具、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用支出，主要指农民进城务工所要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以及在外食宿等费用的总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中用于迁移的成本投入。通过对比分析近年来河南省与其周边省份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情况可知，河南省近年来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很快，2004年该项支出为121．2元，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192．6元，与周边省份相比为倒数第一名，但在2012年此项支出达到525．1元，居中部六省前列，远高于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其中农村居民因外出务工乘坐交通工具和与亲人通信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为该指标迅速增长贡献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南省在外出务工方面有人口输出优势，能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河南省经济欠发达，本省吸纳消化劳动力能力不足。有鉴于此，河南应该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的宣传力度和政策鼓励，加强对劳动力培训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群众技能水平;同时也应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结合当地实际特色的乡镇企业，引进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争取让农民就近就业。

三、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影响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知状况、预期收益等;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价值导向、政府政策环境等。

(一)增收渠道单一，家庭收入水平低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除政府以外的另一个投资主体，家庭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强;加上河南省农民基数庞大、农民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且短期内粮食单产增收已达上限，后备耕地资源亦不足，所以总体发展压力较大。另外，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致使农业效益较低。近年来，上游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成本不断攀高，使农产品获利空间备受压缩。河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活力不足，本地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差，唯一可以转移劳动力的渠道就是外出打工，但受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出口效益疲软，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统计资料显示:河南省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524元，比同期国家平均水平7917元低近400元。

(二)社会竞争压力大，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

河南省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尖锐，工业化水平低。截至2013年年底，河南省人口为1．06亿人，人均GDP为34187元，全国排名第23位。分析发现，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缺乏适销对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无法极大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大量农民抛家舍子、不远千里常年在外打工，生存压力较大。另外，河南省农村现有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人员及设备不足问题较为突出。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农村每千人医生数和医疗床位数等基层基本卫生医疗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一个承担国家粮食主产核心任务的农村人口来说，不利于新型农业化的推行和新型农民的培养，也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

(三)投资与回报率偏低

根据收入与成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当效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显现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强的偏好。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上更为明显。但目前河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致使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加上河南省特殊的省情，后一个问题表现更加严峻，尤其是那些辛辛苦苦让孩子在独立院校就读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投资失望。这些现象都给社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致使后续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四)消极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影响

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将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对生活越有信心就越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将湮灭人们对工作的信心，进而逐步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农村长期以来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影响，至今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秉持“读书无用论”的家庭早早让孩子辍学在家，出去打工两年就回家结婚，致使近年来早婚现象又有逐渐抬头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利于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秉持“读书至上论”的家庭则表现出一种非理，对教育认知存在偏见，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从河南省的情况可见一斑，要解决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既要改变农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认识问题，又要社会舆论做引导，更要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享有等涉及民生问题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

四、河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路径选择

(一)广开农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经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呈正相关。农村家庭经济水平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保障，而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河南省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加快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让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较多，可以由政府牵头对农民进行培训、组建劳务公司，打造专业品牌、成建制输出劳动力。其次，应该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发展庭院经济，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资金扶持;规范和保护民间自由信贷，为家庭创业和投资提供安全快捷的农村金融环境，把农村资本市场这池水搞活，让创造财富的资源要素充分涌动。再次，针对河南省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业务，降低农民家庭及财产因意外受损而导致的返贫情况，比如，可以施行农作物保险、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家禽畜保险。

(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医疗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农村各项医疗设备很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且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可以利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比如，河南省可以在河南中医学院和新乡医学院两所医科院校培养农村紧缺的全科医生，充实农村基层卫生事业需要;也可以安排乡镇优秀基层卫生人员去市级甲等医院、医学院定期进修，发扬“传、帮、带”的优良风尚。要建立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减少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提高农村医疗补贴标准和完善农村卫生预防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现有医疗环境，尤其是豫北太行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等长期贫穷落后地区。政府及媒体应大力宣传健康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卫生知识的重要性，让农民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增强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三)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科技水平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微观主体，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进度。然而，目前农民工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太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且现有初高中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有鉴于此，河南省可以抓住新课改的契机，针对实际勇于开拓创新，改善目前初高中课程内容结构，尤其是对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实践能力;另外，还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由政府牵头，县农广校、成人高校、农业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因地制宜、结合农民意愿和兴趣开展农村特色课程培训，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开展的特色产业加工生产，学习“一村一品”特色种养殖经验，开展厨师、焊工等紧俏工种培训等值得借鉴。

(四)树立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导向

资本家篇2

公司金融学术界在“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上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公认一致的结果。《新财富》推出“100企业家”和“100资本家”，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予以分类，比较了二者在经营业绩和股市表现方面的若干差异。结果表明，“企业家”控股的公司业绩强于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也好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

这个结论应该不出乎意料，因为上市公司多为国有控股。属于“资本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多为收购的业绩差的民营上市公司，或者是收购国有上市公司而来；而“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主要是民营企业，历经十多年的竞争锤炼而成长，在行业中具有较领先的地位。

这种控股股东性质的分类为理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业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务实的视角。一般而言，企业家们从一而终，更执著专注于自己辛苦创立、打拼出来的企业，从企业持续发展角度制定业务战略和经营计划；资本家更关注资本升值而非企业经营，容易见异思迁，不断追逐新的资本增值机会，资本家善于以资本市场价值角度评价、购买经营企业，并倾向于在资本市场估值高时出售企业股权，投入下一个资本增值企业。企业家不追求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是希望自己长久经营企业；而资本家比较强调股权的流动性，控股的目的在于降低资本增值的风险。企业家比资本家更有耐心经营企业，对处于高度竞争的国企来说，民营化改革中出售给企业家更好。例如，健力宝应该出售给李经纬等管理团队，而不是张海这种资本市场出身的资本家。

《新财富》的分析结果还说明，以往对“一股独大”的批评比较笼统，相当于把控股股东视为同类。企业家的“一股独大”并非坏事。在欧美股市上，上市时间不太长的企业往往是企业家“一股独大”的，如盖茨、戴尔。总体来说，中国上市公司中，企业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还很少。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发展、股权分置的解决、国企民营化改革以及风险投资推动下的境外上市，企业家的公司会显著增加。

资本家篇3

一个“科学家”，一个“巫师”，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和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总裁张海这两位曾经名满天下的“资本玩家”，今年11月前赴后继坐上了广东佛山中院的被告席，就连佛山中院的办案人员都如此形容：“这才真正叫做多事之秋!”

历史没有“如果”

顾雏军是个狂人，狂得有点传奇。从“怀揣500美元”出走海外的落魄“青年科学狂人”，到构建格林柯尔系、控制四家上市公司的“资本狂人”，顾雏军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技巧上演了一出“曲别针换别墅”的活剧。

如果不涉足商海，顾雏军可能会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优秀科学家，他不到30岁就发明了“顾氏循环理论”，研制出颇有争议的“顾氏制冷剂”，如果他不把手伸向资本市场，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至少他在科龙的下属们到现在还这么认为。

任何一个“如果”成立，顾雏军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正面人物，可情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已是顺德鸿洋贸易公司老总的科龙原高管熊政纲对顾氏时代科龙的辉煌和活力还记忆犹新。“老顾来了之后，破除裙带关系，大刀阔斧地改革，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活力大大增强。”熊政纲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科龙的高管，薪水可能只有老顾时代的一半左右，科龙空调今年的销量相比老顾当政的前年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

熊政纲对顾雏军的认可和佩服发自内心。“我当时还买了大量科龙的股票，谁又会料到他挪用科龙资金呢?”

就在顾雏军案庭审期间，一位处于失业状态的格林柯尔高管还明确表示，只要顾雏军出来，他还愿意跟着干。在他看来，只要顾雏军出来，格林柯尔就能起死回生。

顾雏军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这种“爱好”即使到了法庭上也不例外，“风采”甚至不减当年：11月7日，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庭上，尽管审判长不止一次打断他“于法无据”的要求，但老顾仍然不依不饶地坚持“必须趁这个机会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清楚!”

也许不依不饶的老顾深知，他的发言机会不多，2006的中国不再是“资本玩家”的天堂，“顾氏帝国”的辉煌或许将只是过眼云烟。

法庭上的“牛话”

14岁就“大器早成”，拥有了“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张海，用巫师念咒语般的手段迅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魔水”健力宝的掌门人，从“巫师”迅速“转型”成为一个资本运营大师。

这种带有“巫师神棍”色彩的经历，在中国很难博得人们的同情。但这对于心理素质非同寻常的张海来说，无关紧要，别人不同情他，他可以自己“同情”自己。也正因为如此，张海在庭审与关押期间的表现相比顾雏军要显得“魅力四射”。

涉嫌编制虚假财务报表罪、虚假出资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多项罪名而成为被告的顾雏军走上法庭时，驼着背，趿着鞋，头发花白，一副落魄老汉的样子。而涉嫌职务侵占与挪用1．2亿元资金成为被告的张海，在法庭上却是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对检察官提交绝大多数的证据，基本上都字正腔圆地给予了否定。

“如果说为了朋友义气，我可以做替死鬼。但是，我不想做替罪羊。”张海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人摆布的“棋子”，越发令人感到“张海案”的扑朔迷离。

“他个人表述的时间甚至超过检察官或律师的发言时间，以至于检察官多次抗议要求张海遵守法庭规则。”一位在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望东方周刊》。

“这小子的意志力真强，在看守所还坚持天天练功。”佛山看守所的一位干警告诉《望东方周刊》。

但是顾雏军和张海却又有着惊人相似的个性：牛、张扬。不久前刚刚离开科龙，号称“五朝元老”(潘宁、王国端、许铁峰、顾雏军、海信)的“老臣子”杨绍平告诉《望东方周刊》，正是这种“牛气”和张扬的个性使老顾显得过于自信和刚愎自用，最后导致翻船。而张海，即使在法庭上还放出“牛话”：“只要再给我机会，我保证24小时内筹集资金，解决健力宝的困难。”

“土法”上马

同顾雏军、张海两位传奇式的“资本玩家”相比，32岁的年轻亿万富豪周益明显得比较逊色。

比“张海案”开庭早两天，10月31日在西削、城四川遂宁市，这位昔日“福布斯最年轻富豪”、四川明星电力股份公司原董事长被押上法庭。

这个中等个头，略显清瘦的“资本玩家”虽然在法庭上表现得相当镇定，但对于审判还是相当配合，对具体涉案的金额没有提出异议，而且还坚持“在出现问题后，他协助调查追回损失4000余万元”争取自首情节，唯一狡辩的是“并非骗取明星电力巨额资金，而只是经营上的挪用”。

资本家篇4

关键词：工资；本质；地位；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67-02

一、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制度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1]

《1848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永远处于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地位，工人没有获得任何财富的权利。工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资本家提供的与本身劳动创造出的价值不符的工资。

工人的劳动不是商品，所以资本家不会以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付给工人。“在资本家同工人的买卖关系中，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2]所以工人不能主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而是只领取资本家所制定出的社会工资。劳动不仅包括生产价值，还包括工人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只需支付工人的生产价值，就可以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收益。

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剥削，然而资本家却并不承认对工人的剥削，所以用工资形式来掩盖这种本质。表面是付给了工人与劳动价值相符的工资，工人劳动一天，就有一天的工资，但是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另一部分价值就被资本家所占有并且掩盖了。“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3]这样工人看起来是获取的与自己劳动相符的生活资料，实际上工资的本质还是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

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力的交换和一般商品的交换一样，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出卖劳动力。劳动是工人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形式为以最少的货币换取更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把低价购买劳动作为利润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工资的本质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资本家只需出一小部分的钱就能获得工人的劳动力和其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从而达到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只有辛苦地工作，每天重复劳动来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工人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会失去生存的能力，而资本家却不用担心失去工人会不能生存，因为工人的数量远远多过于资本家的数量，所以工人不仅要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要参与和其他工人激烈的竞争。从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中，我们可以得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规律，所以当工人的数量多过资本家所需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就会有所下降，而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却不会变，也就是说，资本家就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收益。

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

“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1]587这段话告诉我们因为无论是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还是幸福的状态下，工人都是最受压迫的。

当社会的发展处于低潮、经济萧条的时候，由于生产资料变得紧缺，资本家也就不需要更多的工人来为其工作，所以这就导致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资本家会将给工人的一小部分的报酬降低到最少。而工人在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可以说是无法生产的，因为他们除了能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已经是一无所有的。

当社会的发展逐渐变好，人们生活质量开始上升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苦难依旧没有除去。因为资本家为了能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通常都会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完全不去考虑工人能承受多长时间和多少强度的劳动。具体到每一个人，资本家是从他的劳动能不能创造以及创造多少剩余价值出发，从而来决定他的工资是多少。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行的原则就是谁带来的利润多，他的工资就高，却不会考虑工人是否会因过度劳动而造成身体上的更大破坏。所以工人阶级不管在社会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工人可以说是在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却不能更多地享受到由于自己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

“因此，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1]8

通过上面这段话，我们能看出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资本家的地位都是在工人阶级之上的。资本家总是能束缚和要求工人的活动，使得工人像失去自由一样地为其工作。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因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本，所以他有权利对自己的所有财产进行分配。资本家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他们都想用最小的投资来换取更大的收益。

然而工人是因为一无所有并且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所以不得不到资本家那去工作。所以工人如果没有资本家，不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但是资本家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工人，依然能依靠机器和其他愿意为其工作的工人来维持生产活动。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直处于有多种选择权利和分配权利的地位，而工人就只有被选择、被压迫和被淘汰的命运。

三、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拥有的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无利可得。”[1]8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按照价值规律，商品的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与价值相一致是非常偶然的，所以总会出现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因此出现相对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资本家总是凭借经济地位的优势，利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竭力把工资压低到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理因素的范围内。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给工人发放工资时，为了鼓励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也会采用某种反映激励机制要求的工资形式。例如，鼓励工人延长劳动的计时工资，鼓励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的计件工资，鼓励工人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的岗位津贴，等。乍一看，好像是资本家在为工人考虑，照顾工人，提高工人工资，但是资本家给工人增长工资的前提一定是工人能为其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一样要从工人通过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资本家给工人涨工资的本质还是为了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却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身体上的劳动。工人不是机器，所以总会出现劳动过度而引起的各种疾病，资本家却从来不会为此担心，因为资本家失去一个或几个工人比工人不能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从资本家那里获取工资更为自由。

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永远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是资本家无法掩盖的事实。虽然资本家有付给工人工资，但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远远少于工人为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赢利的。所以这就会导致资本家会越来越富有，而工人除了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外，还是一无所有。

综上所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工资的本质就是被榨取了剩余价值后的劳动力价格，工人的劳动不仅能创造出生产价值，还能为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取得的工资却只能用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工人除了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就是一无所有。

所以，工人一直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而资本家不仅能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还有固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地租等，资本家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来获得最大收益。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经济情况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都不会改变。工人永远是在遭受深重的苦难。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因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造成的。所以在不改变、不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也一直会是被压迫和压迫的关系。工人的工资永远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满足自己的各项生活需求，因为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自由的。在经济飞速发展和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的今天，工人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处于不重要甚至是可以被机器代替的位置了，所以工人能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少，工资就会更少。

所以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彻底解放，才能通过劳动换取与其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相应的报酬。这是一个在人类社会中必然的趋势，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8年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资本家篇5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经济手段；发展模式；私人资本；新兴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027-04

“国家资本主义”本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就有学者把上述现象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做过认真分析和评价。他们所使用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其涵义是清楚的、明确的。但是近年来，西方一些右翼学者和政客给中国、俄罗斯等经济增长较为迅速的新兴国家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攻击这些国家扶持国有经济发展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做法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市场经济造成了威胁。他们宣称“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市场的效率大规模降低了，并使民粹主义政治进入了经济决策中。”[1]一时间，“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国际政经界的热点话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西方少数人的上述做法，无非是通过诋毁中国等新兴国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以达到遏制这些国家发展、维持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地位的目的。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其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他们故意误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颇有几分学术味道的标签却迷惑了不少人，也造成了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辨析，澄清其准确内涵。

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形式或经济成分，而不是一种发展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它们既有相同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列宁给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分别下过定义。他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3]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归纳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共同点，即由国家政权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由此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社会经济中众多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众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如私人企业，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我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及为数众多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列宁在1921年就曾经指出，苏俄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4]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以下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显然，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或一种经济成分，与其他经济成分相并列。而且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它都不曾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

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等以国家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主义。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国有企业就在小范围存在。马克思在1857年12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明，当时就有国家资本主义现象存在。马克思写道：“法国的资本……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象法国政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破产者（用一个黑格尔可能用的说法），它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十分明显的。”[6]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恩格斯曾经批判过把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当相信。”[7]在1891年3月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恩格斯再一次对资本主义的国有化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由国家或者地方机关为剩余工人提供工作以及食品贸易的国有化，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应提得比您信中所提的更广泛一些。这里不仅应包括本国食品的贸易，而且应包括其生产。不然，您如何给剩余工人提供工作呢？要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剩余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可是，这里我们就涉及到剥夺土地私有者的问题了，这已大大超过现代的德意志国家或奥地利国家所能实行的限度。……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8]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国有企业等国家资本只不过是一种改变了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从属部分，资本主义绝不会容忍国家资本主义的无限发展。恩格斯的这一判断得到了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力量大大加强。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指国有企业，而是另有所指。列宁曾经把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租让制，即国家把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出租给资本家，后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第二种是合作社，即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第三种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9]第四种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10]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按照上述标准，当前中国经济成分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一些为国家或国有企业加工、代工的民营企业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基金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是对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曲解，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掌握的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现阶段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改制，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它的资本属于全体人民，属于公有性质；它的主要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它的全部利润首先归国家所有，然后根据需要在国家、企业和相关人员之间分配；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服从国家总体发展和长远发展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它还要承担大量其他经济成分可以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公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对立、相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就有学者批驳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加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反复引发经济危机。为了缓和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越来越深地介入经济活动，于是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纷纷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立和扶持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改造传统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建立了直接由国家控制和经营的国有经济，而且国家对其他经济成分的监督和控制也大大提高。于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学者以此为根据，认为一种新型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出现了，并冠名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他们不加区别地把这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统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左翼学者AlexDupuy和BarryTruchil早在1979年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11]他们指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根本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在私人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生产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掌握在国家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既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又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在理论和逻辑上是含糊不清的。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私人资本并没有从属于国家，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运行也并没有置于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固有要素，只不过比以前发挥了更大作用。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中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内容，因而是难以成立的。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更是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在计划经济部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具有商品的属性；其次，不能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与资本家阶级在功能和作用上划等号，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既不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也不能购买劳动力；第三，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围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还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但它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受到国家政策的监督和限制。

今天的社会主义虽然已经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当前宣扬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者和政客把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捏在一起，强行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混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混乱的。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手段，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发挥不同的作用

如前所述，列宁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区分不仅仅是为了标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社会背景，更主要地是为了突出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仅其内容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其作用也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劳资矛盾的加剧、公共产品的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私人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整体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客观上要求国家作为资本家总体的代表，利用政权的力量，协调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维护资本的总体利益。归根结底，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为资本的总体利益服务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忘记了自己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甚至鼓励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出于两个目的：第一，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在夺取政权初期，都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的手段。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政权的力量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小私有者的改造，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因此列宁特别赞赏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甚至说，把德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用无产阶级国家来替代，就可以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苏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式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12]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将私人资本逐步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将其改造成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二，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以促进经济的发展。1921年以后，列宁逐步认识到，在苏俄这样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完全取消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资本主义，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但是必须把它置于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国家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本、厂房设备、土地和其他资源，与私人资本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灵活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其社会制度中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维护作为社会统治精英的资本家集团的总体利益，而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故意混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指责中国等新兴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少数统治精英的利益，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

三、西方学者和政客借“国家资本主义”之名抹黑中国等新兴国家

2012年1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标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封面文章，指责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正在推行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该文章的观点得到了《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著名媒体和一些学者、政客的呼应，一时间造成巨大影响。近年来对新兴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董事长伊恩·布雷默（IanBremmer）。他于2010年出版了《自由市场的终结》一书，宣称一种新的制度——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崛起，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该书中，他把“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国家主要为了获取政治收益而控制市场的制度”[13]，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目标不是经济上的（经济增长最大化），而是政治上的（国家权力和领导集团生存机会最大化）。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制度有两个本质区别：第一，自由市场制度把政府介入经济活动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手段，目的是把经济从衰退中挽救出来，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作为长期的政策选择，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第二，自由市场制度把市场看作为个体创造机会的引擎，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把市场看作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至少是服务少数统治精英的工具，它通过市场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扩展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布雷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的主要工具有以下四类：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国有企业、私营国家龙头企业、财富基金。通过这些工具，新兴国家的政府不仅控制了本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从而对自由市场制度造成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新兴国家市场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进入新兴市场。由于这些国家开放哪些市场以及开放程度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造成西方公司对这些国家的依赖。为了在新兴市场做生意，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屈从这些国家政府的意志。一旦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或商业冲突，西方公司就面临危险。第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政府的力量，扶持本国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与西方国家的公司展开竞争，或进行跨国兼并，利用投资基金进行跨国投资或收购。为了抢占市场、获取西方公司的技术，或达到其他目的，这些企业往往不计成本，这不仅扭曲了市场机制，而且威胁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安全。第三，由于新兴国家的政府多为独裁统治，它们不会面临反对党、法院或独立媒体的约束，因而更倾向于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本国经济，保护主义削弱了自由市场制度创造机会和经济繁荣的能力，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

布雷默等人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武断地把国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划等号。这一点前面已分析过，不再赘述。他指责中国等国家控制国有企业和财富基金等国有资本是为了获取政治收益，即为了维持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力，这是不顾事实的臆断和中伤。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好，财富基金也好，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营主体，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其基本目标也是收益最大化。它们都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而且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国有企业经过多轮以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现在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无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所谓国家通过国有资本获取政治收益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况且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它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其他政治集团可以合法地挑战它的执政地位，它根本不需要通过国有资本获取什么政治收益。恰恰是美国这样的多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需要通过干预和调节经济，以经济绩效来换取政治收益，即连续执政的机会。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充分揭露了这一事实。

西方媒体和学者指责中国等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贸易公平，更是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长久以来，世界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输出的是高附加值的知识、技术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则是资源型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垄断地位，以超高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产品和服务，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通过不平等、不对称的贸易结构，全球的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贸易体系毫无公正可言，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进出口总额最大的国家，实际上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体系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产品以价格低廉闻名全球，这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以廉价的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利益受损的是中国。西方国家在享受中国廉价产品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破坏了贸易公平，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至于说中国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也无可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晚，实力较弱，靠自身根本无法与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展开平等竞争。更何况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样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开拓市场。西方媒体为此而指责中国等新兴国家是毫无道理的。说到底，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给中国等新兴国家扣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因为新兴国家近年来的快速崛起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他们妄图通过各种手段为新兴国家设置障碍，阻止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长久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终究是会被的，这一世界大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西方少数人的魍魉之计注定是徒劳的。

参考文献：

[1]布雷默.国家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J].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5）：11-17.

[2][3][4][9][10]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0、670、490、508、508.

[5]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1319-132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3-16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8.

[11]Dupuy，A.andTruchil，B.，ProblemsintheTheoryofstateCapitalism[J].TheoryandSociety，1979，（1）：1-38.

资本家篇6

格兰仕在积极准备，计划将微波炉主业登陆A股主板市场；万和投资1亿元，成立顺德第一家民资创司……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家电巨头们积极开拓资本市场，打造更好发展平台。

格兰仕筹划IPO

据了解，格兰仕将三大产业的资源分立，计划将微波炉主业登陆A股主板市场。格兰仕有关负责人说，尽管目前资本市场并不景气，但从长远来说，上市有利于企业更规范发展。

近期中国股市成为全球市场的“一枝独秀”，IPO审批重启在即，这也然格兰仕看到上市的希望。据介绍，格兰仕的IPO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之中。“主要考虑在国内上市”。

“早在去年底，格兰仕空调在业内率先降价，千元空调已经成为现实。如今企业的弦绷得很紧，目前的企业战略已经从发展调整为生存，‘剩者为王’，生存成了第一要务。”格兰仕集团企划部部长陈娟说。

在严峻的形势下，格兰仕去年仍然实现了逆市增长。据格兰仕中国市场微波炉销售公司总经理梁红生介绍，2008年格兰仕微波炉创造了650万台的内销历史新高，在中国市场仍然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

万和试水VC

万和集团有关负责人说，万和进军资本市场不单是一个融资问题。通过上市之路，可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吸引人才进来创业。同时通过资本运作，还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目前燃气具主业扩张到机械、汽配等领域，把主业和资本经营整合在一起发展。

2008年下半年，万和试水风投行业，以1亿元资金注册的顺德首家民营专业性风险投资公司硕富投资正式挂牌运作。业内人士认为。金融危机下许多中小企业处境窘迫，这也是顺德众多企业和产业进入高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良机，许多好的项目需要风险投资的帮助。

家电企业积极开拓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不时闪现地方政府的身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主任苏贤安说，容桂积极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改善治理结构，支持企业开拓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呈现出新的面貌，上市梯队逐渐形成。

价格站和其库存的压力

其实，在家电市场“价格战”硝烟四起的环境中，开拓资本市场，既是企业应对严峻挑战的无奈之举，更是寻求多方位突围的主动出击。

众多企业纷纷“应战”。从4月1日起，在一个月内买一台志高空调，在一年内如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厂家将无条件召回并免费更换新机。而在此前，美的也对变频空调作出了购机一个月内无条件退换货的承诺。更令业内触动的是，格兰仕近期推出了千元空调。

虽然有“家电下乡”的政策支持。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宏观经济形势仍然给众多企业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家电行业2009年会面临新―轮的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