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主客体关系；对比分析；研究回顾

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必不可少的要件和元素。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有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结构系统及其基本规律，规约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完善。正因为该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学界尤为重视，相关论点也精彩纷呈。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的研究进行简单回顾和评述，特别是将近来部分学者提出的“六要素说”和已纳入学科经典原理之中并长期沿用的“四要素说”进行对比分析，思考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认识的主要差异及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从学理上把握和明确这一重要问题。

一、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主要观点回顾与问题聚焦点

从近年的研究文献来看，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论述虽不算太多，但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理论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初步查阅相应文献，可将当前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构成的观点大致归纳为：“三要素说”、“三体一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含“新五要素说”)、“六要素说”、“七要素说”、“八要素说”、“十要素说”等[①]。

毫无疑问，这些探索都是富有意义。这里，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要素？从概念上分析，系统和要素是自然界、社会、思维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系统和要素两个方面。系统是诸要素（不少于两个要素）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要素是组成一个整体而相互作用的部分，是指“组成系统的各个单元、因子、部分”。[1](p49)一方面要素要充分地体现与系统整体事物之间的直接联系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素与要素之间要充分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但凡举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都应力求把握三点：一是从特征上要充分彰显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中的不可或缺性，强调少了其一就难以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运行过程，即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构成实体，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构成；二是从功能上要能够充分反映和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形态上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即作为要素要能够在任何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当中找到相应对针的部分；三是从属性上要尽可能地可以突显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性，即要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具体实践给予定性，强调一定内属性与独特性。以此为据，对现有的要素说试作分析，我们认为：传统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要求“三要素”说未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动态的过程外显出来，略缺动力性系统环节方面的描述。“五要素说”忽略了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其无力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状态下出现的新变化。“新五要素说”的教育媒介与教育环境语义关系不明，区分性不强，没有构成彼此独立的次级系统。“七要素说”所提出的教育效果和教育反馈已内在地包含于教育方式当中的，而且效果、反馈本身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后才出现的问题，不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系统必不可少的部分。“八要素说”所提出的教育噪音等也与“七要素说”类似，没有根本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实质，不太符合要素的要求。“十要素说”用系统论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中观系统的角度分析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客观上讲任何一项人的行为活动都可以推论到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概括性和内属性不强，且各系统之间存在重叠交叉之嫌。总的分析，按其定义逻辑和要求，很明显，还是“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实质和特性，而且事实上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争论的聚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四要素说”和“六要素说”上，两者在诸要素论中也是最受关注的。具体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受教育者。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用主客体的范畴来概括有欠恰当，因为主客体关系不能定义和说明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指出既然教育者和受教者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么人就应该有自己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选择，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受教育者）都是主体，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完全是主体决定客体，客体反映主体的关系，两者的角色定位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同时，有学者从哲学层面对何谓主体、客体的概念先进行了分析，继而对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难辩难分的事实进行说明，指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表述，必须是清晰明确、不致产生任何歧义的。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话语形式不利于基本概念的厘清，并一定程度上造成语义不清、歧义不断，为此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还是不宜替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受教育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这里，有人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附加到仅仅用于事实描述的主客体要素上从而提出主客体不能作为要素的结论。其实“四要素说”的主体、客体都是以实体形式出现的，作为要素时两者本身是原始且静态的，不带有认识论层面的主客体关系。

二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各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缺一不可，应独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存在。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不妥，思想政治教育介体不能笼统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等；把内容和方法合并为思想政治教育介体要素，确实减少了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个数，给人一目了然之感，但是这些合并项的要素的质不同，在系统中的地位不同，为系统功能所做的贡献不同，把他们强行合并到一起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研究。同时也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内涵和外延不同，功能也不同，其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教育内容不能作为介体来对待，内容是由目标决定的，目标的客观性决定内容的存在，因此内容应该是教育的要素之一，但它不是基本要素而是目标决定的非基本要素。[2]（p27）

三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所不具备的可控性和可创设性，离开对“情境”和“环境”的区分，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逻辑上站不住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3](p106)这种情境相对于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生成而言是一种外部的客观存在，但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本身就是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中的一个要素。同时提出有些环境因素虽然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但却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不能有效掌控的，相反情境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而有计划地创设的具体教育条件，它的创设和存在就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初步印证其所接受的思想意识的正确性提供具体情境，其无时无刻不渗透和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具有实际可控性。[4]（p71）同时“五要素”论者抓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的解释给予反驳，认为不应该专指“外部条件”，“内部条件”也当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范畴，并且认为环境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任何事物或活动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但不能把这些视为其构成要素。然而，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所指的“思想政治教育介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环体相互联结的纽带”，[5]（p243）就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内部环境因素，这个内部环境因素体现在主体、客体与环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中。为此，上述看法实际上是认识角度的不同所致。

四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否属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现着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和要求，形式上是客观的，但实质上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一旦确立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和轴心，应当将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但有人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际上已经天然地内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者（主导者）身上了，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设定和依托教育内容进行教育时已经内在地蕴涵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了，为此按照要素的定义无须单独列出。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见解不同的原因

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认识的差异其实主要还是根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即在于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性社会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还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场”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质上，“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的不同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认识的宏观（一般性）与微观（具体性）的区别，两者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本质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按照一般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可以分为三层意思，即它首先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其次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然后是一种有组织计划地以教育为中心形式并体现主导阶级意志的社会意识实践活动。为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在范围上就存在差异，宏观上可以理解为一切对人们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培育教化人的活动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而微观上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场合下教育者对特定对象所开展的具体教育实践活动，即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种在特定的时空下，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时空共同“在场”的具体范围内存在的教育实践活动，如中小学思想品德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学习报告会、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企事业单位各种思想教育活动等等。不难发现，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就导致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等认识的差异。例如，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一种在特定时空下教育者、受教育者“在场”的教育实践活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时空条件的具体性和可控性，那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自然比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②]更能体现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式特征和范围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也就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更能够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但是，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上升到整个社会实践层面从宏观上来理解，那么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就远远不只是基于教育者、受教育者、特定场合（思想政治教育情景）的“共场”问题了，它实际上涉及和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酝酿、组织、管理、实施、反馈等一系列过程。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分析一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者”两个概念。一般而言，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体现为主导性、创造性与预见性的统一。但当用作指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结构的要素时，笔者认为教育者的概念则不应泛化，教育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最活跃、最直接、最正面作用于教育对象的人。“教育者”这一概念本身无法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直接参与具体教育但直接负责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组织管理机构、部门和人员等（下文有进一步解释），尤其是上级党政领导部门。同样，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景谁作为要素更合适的争论也源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如果也把思想政治教育限作是在特定、具体的教育者和受教者共同在场的教育实践活动，无疑，在特定的教育者主导性作用下，这个时空条件也是特定的，即教育者能够充分地通过预先设定和掌控具体情景来影响教育对象，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便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如果不基于特定的具体教育实践形式来理解，环境就自然且理所当然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

可以说，“四要素说”始终是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这同“六要素说”事实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只是彼此思维起点不同，即把思想政治教育定位为是“国家（主体）（中介）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还是狭义的“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客体）”的过程[③]。这一点，正是这两种观点最主要的差异所在。

三、“四要素说”与“六要素说”的对比分析

其实无论“四要素说”还是“六要素说”恰巧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这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四要素说”比较切合设定为要素的要求，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领域内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的“四要素说”有着较为积极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是主体、客体、介体、环体这“四体”概念更能在系统层面反映和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社会性与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性，能够从整体上高度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结构的同时定性思想政治教育。二是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在语义表述上能够涵盖、囊括、体现和对应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不至于出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却无力说明和映照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表现形态上的新变化的“尴尬”。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涵和关系属性上要明显小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核心和实质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当中直面教育对象的教育施动者，不应全部涵盖各个组织、管理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员、组织和机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概念比教育者更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工作特征，以及所不同于一般性学校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居于首要的政治性特点。一方面显示实践范式上的组织科层性，即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性育人活动在统领部署和组织实施上的“自上而下”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显示当思想政治教育被纳入教育学话语体系下来作为一种教育形态来理解时所内涵的特色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主导和引领职能。

用教育者、受教育者取代主体、客体可以规避主客体之间在关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避免把受教育者当作纯粹自然化的客体来对待，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及其现实实践的必然要求。但也随之产生了两个疑惑：一是“教育者”一词在语义上应不应（暂不讲“能不能”）包括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复杂系统的承担者、发动者、实施者？二是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能不能做到“双主体”乃至“主体间性”，而没有主导的一方或相对被主导的一方的存在？

对第一个疑惑：笔者专此翻阅了不少文献中对“教育者”一词的定义，发现“教育者”的解释也有多种，且大多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鲁洁、王逢贤认为“从广义上凡是有意识地形成或改善他人思想品德的主体都是教育者，包括教师家长亲友和其它社会成员；而狭义上就学校教育而言，全体教师都是教育者，都是德育主体”。[6](p435)那么，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者自然就应该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组织者、发动者、实施者等。但恰巧不行，过于泛化的理解会带来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无法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整体系统完全子系统化，也无法准确定位和定性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上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自然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那么管理也就不需要再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教育与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范畴）。笔者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组织、协调、控制、反馈等的总称；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专指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特定实践过程，并直接采取“面对面（face-to-face）”或“面——载体——面（face-carrier-face）”的方式与教育对象进行思想观念的直接互动交流，并对对象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的人员。即强调两个“直接性”：身体直接在场或依托媒介直接在场、直接思想观念信息的沟通互动。这样区分，在有利于我们科学而有层次地把握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运作模式的同时，才可以更好地引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问题，谈相互关系也才有了现实的话语平台，否则由于教育者定位的“繁芜边际”必定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疑惑。

对第二个疑惑：笔者认为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要素表面上规避了“主客体说”所带来的认识论层面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疑惑，但实践中却遭遇现实性的不可能，而且很容易产生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一个“悖论”——主导性与主体性（含双主体、主体间性）的矛盾，即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要求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主体性理论之间能否实现一致？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能不能使然产生出主导性？[④]尽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多样的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主客体也可以相互转化，但转化是有条件的。其实，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关系在很大程度和更多时候是特定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和内含的。主体还是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方，客体总是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的一方。我们不能因为要达到双方关系地位的平等而否认主体与客体存在的特定性。如果每个人都是主体，那就不存在客体，显然也就难以存在“接受”与“被接受”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所谓方向、立场和信仰。“双主体说”、“无主体说”与“多主体说”都是片面夸大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而对二者不可省略的对立则采取了忽视的态度。[7](p214)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转化都是在一定条件和背景下才出现的，不是无条件地都发挥“主体”作用。

于此，需要补充的是：当前我们形成的共识是“当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体要素加以指明和概括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机整体的主要组成要素，它们是原始的，不加评论的。而当超越了实体性论证进入认识论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所具有的认识论的本质属性，使我们在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过程时，需要引进主体与客体这对哲学概念，以便更加清晰地阐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论系统中，主体和客体在它们的对象性关系中，双方相互作用的机制、过程和运动轨迹”。[⑤][8]（p30）我们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要把握两点：一是动态性；认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很难以也不应该苛求达成一致，或者是视为固定模式，而且所谓固定模式也只是相对而言最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较为普遍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动态性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但也要注意这种动态性关系相对在很多时空条件下所显现出来的一般性，那就是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发挥教育者的主导性。二是具体性；例如课堂思想政治教育比其它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目标、方法等方面更带有即定性和规划性，为此课堂教学模式下教育者就很难与教育对象完全处于平等状态，即便是平等状态只会在表面的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得到体现，本质上只要是教育者作为主讲（教育内容主导）这一实体存在，就不能说教育者非处于主导状态。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丰富多彩的，这决定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关系应该根据不同实践状态及其实践要求来具体认识区分，只不过在动态性与具体性的把握中我们要致力寻找当中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定关系。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但“四要素论”都能够很好地框定这些新变化，从而避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却不能全面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变化发展的现象。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隐性化和网络化趋势大大加强，出现了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和虚拟性思想政治教育三种形态。而在生活化、隐形化和网络化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越来越不同于传统师生同场的学校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它的特征就是超越时空的具体限制，让思想政治教育无时无刻都在发生，但同时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无时无刻都不发生（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场所也随着消失，传统强调“在场”的教育模式变为“不在场”，“特定的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变为“不一定特定人、针对不确定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情景也变得不再具有明显的可控性和可创设性，相反教育对象可以更为丰富地展开联想乃至于完全超越了原初教育者预先设定的情景和内容。与此同时，在生活化和网络化形态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日渐隐性化和掩藏化，教育者越来越不明显，教育对象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模糊，对象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表现为不确定性和整体集群性。这时，教育者、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情景就存在无力说明和映证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新变化新特征的问题。但不同的是，主客体可以无限地框定各种实践形态的变化，主体可以框定各类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和机构而不论这种组织实施方式多么复杂和不确定；客体也可以很好地框定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不论对象是多么混杂。因为每个人必定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而每一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都必定是影响其他人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但不管“教与被教”如何转化互动，现实的客体的存在却是无法规避的。而表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联系的介体也能够框定这些发生在主客二者之间的各种互动交往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跨域虚实之间，可以明显亦可以模糊，但这种关系却是实实在在存在且发生着的。至于环体更是可以涵盖对人的思想品德观念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远比情景更具有作用域上的广泛性和兼容性。

四、结语

由于“六要素说”是从特定、微观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层面上来理解的，强调的是具体时空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更多带有教育学理论中关于教育要素的色彩，所以它更多与整个宏观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视角不同。从各自的特性上看，“四要素说”体现为整体性和实体性，能够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系统的实质；而“六要素说”体现为具体性和过程性，能够从具体过程的角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运行过程的实质，反映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认识更为精细、具体、动态。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六要素说”实质上只是“四要素说”的一种再细分化的表述，本质上不存在绝对分歧。这正是两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观的主要差异。

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只具有一般学校教育的属性，同时也具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属性，是一种比学校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更为普遍存在的教育形态。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不宜太拘泥于学校教育层面来阐发，它必须能够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思想观念教育实践的社会性、群众性和广泛性特征，并能够在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定性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定性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而不是属于教育学学科。综合分析，可以说，经过多年探索业已形成并坚持下来的“四要素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是较科学合理的。

参考文献：

[1]查有梁.系统科学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于晓雷.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研究回顾与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7，（3）：25-27

[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赵子林.思想政治教育要素问题新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5）：69-71

[5]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7]余亚平.思想政治教育学新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祖嘉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特性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7，（3）：29-34

注释：

①三体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要求）；三体一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和媒介）；四要素说（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五要素说（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新五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媒介、教育环境）；六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情景）；七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育效果、教育反馈）；八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信息、教育载体、教育噪音、教育情境、教育效果、教育反馈）；十要素说（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内容系统、方法系统、环境系统、思想系统、原则系统、信息系统、决策系统、评价系统）。

②这里对主体、客体的认识属于实体性认识，不是指进入认识论层面的主客体关系。主体特指对一定客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客体特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作用对象，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或受动者。

③笔者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构成的分析应立足于其社会性本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性逻辑思维脉路。与之相一致的观点可参见张耀灿教授《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思维》一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0期）和邵献平《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体育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综述；结构；矛盾；规律

一、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结构的研究

1.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的研究

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首先要弄清楚这个过程的构成要素，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目前主要的观点有：

（1）三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要求三个要素组成的。也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教育内容、受教育者三要素相互作用构成。［1］而于光远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是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三个要素。［2］三要素说的几种观点，其共同点是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要素，不同点在于对除此两要素之外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的认定。这些观点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形成初期的观点，已经涵盖当今流行的四要素说的部分内容。

（2）四要素说或三体一要素说四要素说认为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介体）、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环体）。［3］三体一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三个独立的实体和媒介要素（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活动）组成。［4］

这两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二者在形式上看有区别，但实质上二者都承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或社会）环境、媒介（或介体）这四者的运动和相互关系构成。只是对这四者的具体内容和地位认识稍有差异。三体一要素说是将四要素以“体”和“要素”来划分，更加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整个教育活动中的地位；事实上也承认所谓的“三体”也是要素，只不过是本源性要素，而“媒介要素”是非本源性要素。［5］

（3）多要素说（五要素及以上）主要有五要素说、六要素说、八要素说等。五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目标五大要素。［6］六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主体活动，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7］八要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目的、内容、原则、方法等）、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噪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反馈这八个基本要素。［8］

五要素和六要素说都把教育环境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之外，八要素说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也纳入其构成要素。多要素说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构成要素划分较为细致，有些甚至到了繁杂的地步。究其实质，是将四要素说中的教育介体或教育环境做了具体的划分，略显繁杂，缺乏概括和凝练。所以此几种观点未能为多数学者认同，影响不大。

（4）系统说：早期系统说（十大子系统）和分层系统说早期系统说从系统工程学的角度，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划分为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内容系统、方法系统、环境系统、思想系统、原则系统、信息系统、决策系统、评价系统十个子系统。这十个子系统是思想教育母系统的十个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9］分层系统说把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分为多个层次，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价值、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内容、评估、方法等是第一层次的要素。而第一层次的要素内部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包含第二层次的要素，第二层次结构之下又有第三层次结构。［10］

系统说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系统性，也表明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早期系统说较为复杂，分层系统说也只是提出研究的思路，而缺乏实际系统研究，故影响都不大。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构成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分歧与共识并存。四要素说（包括三体一要素说）凭借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囊括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一优点，逐渐占据了主流的位置，逐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11］但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其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地位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其对思想政治教育起重要影响作用，但能不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还待进一步的研究。有的学者就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就是: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体。至于教育环境，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的因素，不能将其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12］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表述较为模糊、内涵过于狭窄。四要素说认为教育介体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双边活动的中介，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13］然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的双边活动绝不仅仅只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又如何体现为介体，作为介体其地位和作用差别在哪里，能否合并作为一体,这些都要讨论。“介体”一词是从生物化学上借用来的一个名词，如何表述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并科学界定其内涵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和基本环节的研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阶段的主要观点：三阶段论和八阶段论三阶段论包括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从发展过程角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内化阶段、外化阶段、反馈调节和重新教育阶段。［14］八阶段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有：问题阶段、准备阶段、沟通阶段、启发阶段、转化阶段、提高阶段、解决阶段、评价阶段等构成，这一系列阶段有机地结合，便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过程。［15］

这两种阶段论，前一种更为学界所认可，但从内化、外化、反馈调节这些具体的词来看，更多的强调的是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形成和实践过程，如内化是受教育者的内化，外化是受教育者外化，虽然其中必然包含着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但这应该是受教育者政治思想道德形成和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似乎不应以其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来划分。后一种观点过于繁琐，虽提出较早，但影响不大。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环节的主要观点：三环节论、四环节论和五环节论三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过程包括确定目标、促成转化和反馈控制三个基本环节。这三个基本环节前后相继、相互渗透，构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16］也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方案、实施、评估三个阶段。［17］还有的论著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包括：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实施影响，促成转化；信息反馈，评估控制这三个环节。［18］

四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包括：确定教育目标和制定教育计划、选择教育机制、指导受教育者践行社会要求、总结检查。［19］

五环节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搜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调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结五个环节。［20］

这几种划分环节的观点主要从行政管理学理论中移植而来，总的来看，这些意见大同小异，没有原则分歧。区别在于后一种都比其前面的一种在具体环节的划分上更加详细，共同点是都从动态的和实践操作的层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问题在于反馈或控制阶段和“三环节”中的第三环节重复，也就是环节和阶段的划分有冲突。

（3）部分学者的观点部分学者倾向于不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划分为阶段和环节这两个方面来探讨，而是将这一总过程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子过程，把具体的阶段和环节纳入子过程中。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含三个相互联结和相互制约的过程，即教育者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转化过程，是三个过程的统一。［21］在教育者施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过程中又分为五个环节（见上文）。又如，认为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实践活动过程；德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实践活动过程。这四个子过程的依次展开,构成了德育过程。［22］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和环节的划分问题比较混乱，主要的表现：一是环节与阶段概念区分不清。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时说：“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方案、实施、评估三个阶段”［23］。既然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如何又划分为三个阶段呢。二是阶段和环节的划分不一致问题。由此，争论主要围绕两个焦点：一是这一过程是否需要以环节和阶段的方式来划分。二是这一过程如果划分为阶段和环节，这就需要厘清阶段与环节的区别以及二者的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可以将阶段纳入环节来考察，而不要区分为阶段和环节，这样也可以避免二者在某些方面重复的问题。即，准备环节，主要包括目标、机制、方案等；实施环节，主要包括内化、外化等；评估环节，主要包括反馈、控制、调节、准备重新教育等。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

1.划分为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的研究

（1）对基本矛盾的研究主要有这些观点：第一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掌握的社会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四因素的相互矛盾关系的集中表现。［24］第二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与教育工作对象现有水平的矛盾。［25］第三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实施的社会对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现状之间的矛盾。［26］第四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主要的矛盾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求同受教育者具有的政治思想水平之间的不一致，这一矛盾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发展的基本力量。［27］

这四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思想政治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现状的矛盾；区别在于，这个思想政治要求是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还是教育者掌握（或转化、实施）的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即社会的要求与教育者掌握的社会要求的区别。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的原因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否有区别的不同理解导致的。有学者认为应该将这二者加以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的社会发展要求同人的实际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28］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应该是经教育者转化和掌握的社会思想品德要求，而不是社会直接的思想道德要求，即教育者所掌握的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29］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体现第一种观点认为，基本矛盾的展开体现为：教育要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本人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着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30］第二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从认知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现有的思想品德水平的差距上;从情感方面来看，主要体现在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受教育者的具体的优势需要的差距上。［31］

有很多学者将第一种观点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后的具体矛盾，实际上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是具体矛盾，仅将上述矛盾看作是基本矛盾的体现。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应当是教育目的、任务、途径、方式方法与教育效果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内部矛盾。［32］第二种观点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体现，关注了受教育者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视点。

（3）对具体矛盾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是基本矛盾的表现，主要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受教育者与教育介体之间的矛盾、教育者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受教育者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教育介体与教育环体之间的矛盾。［33］第二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是指教育目的、任务、途径、方式方法与教育效果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内部矛盾。［34］第三种观点，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划分具体矛盾：准备阶段的具体矛盾、实施阶段的具体矛盾、总结评估阶段的具体矛盾。［35］

这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是把“四要素说”中四要素之间由于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六对关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矛盾；第二种观点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操作步骤层面讨论具体矛盾；第三种是从过程的阶段论述不同阶段具体矛盾。

2.系统论的分层研究

之所以将这种观点单独列出，是因为其既不同于以往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划分为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的做法，又在系统分层的基础上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故而单列。

这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矛盾依据其存在与作用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与外部环境的矛盾；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部的矛盾，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过程中内部各子系统（主要是教育子系统和接受子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自身（教育者、受教育者）的矛盾。［36］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教育子系统与接受子系统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子系统包含了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几个要素，接受子系统则主要是指接受主体自身。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可具体表述为:1）接受系统的状况对教育系统具有决定作用。2）作为接受主体，一方面，社会化的需求使之要努力去适应、接受教育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主体性又在不断地对来自教育系统的影响进行选择、过滤。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内部的其他矛盾都会受教育系统与接受系统矛盾运动状况的影响而调整与改变。［37］

系统分层研究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归结为施教与受教过程中教育子系统与接受子系统的矛盾，并作为其它一切矛盾的根源。较之传统的观点在概括性和系统性上，都有很大进步。但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表述并不明确，是依次递进的还是相互平等的；其次，对教育子系统和接受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证不够充分和完整，缺乏细节论证，意思的表达不够明确；第三，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的影响和制约机制也有待作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学者们都认同存在基本矛盾，而且这个基本矛盾与三者有关——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要求、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现状（或水平）。虽然有的学者在基本矛盾中未明确提及教育者，但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要求传达给受教育者的过程中教育者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矛盾的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是具体矛盾内容上的区别；二是具体矛盾与基本矛盾的体现（或展开）有无不同。系统分层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矛盾提供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思路，就是我们可以把具体矛盾纳入三个层次的矛盾系统中来研究，这样也许可以避免矛盾丛生的局面。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

1.基本规律独一说

基本规律独一说，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其下又包括若干个具体规律。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适应超越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而在具体规律上有差异。一些研究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体规律包括：双向互动律、内化外化律、协调控制律。［38］另一些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具体分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积极施加教育影响的规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认知、互动的规律；教育者、受教育者与教育环境作用相协调的规律。［49］第二种观点从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所要解决的具体矛盾来着手，认为内化与外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40］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为: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一定要适合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或状况）的规律。［41］有学者从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心理规律入手，认为其基本心理规律可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导的施教系统必须适合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的规律。［42］两种说法角度不同，但有类似之处，就是强调重视受教育者的状况，但都忽略了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要求这个重要的方面。

2.基本规律多元说

基本规律多元说，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或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规律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

第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包括：社会适应规律；要素协同规律；过程充足规律；人格行为规律；自我同一规律等五个基本规律。［43］第二种观点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可作表述为：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规律；协调与控制各种影响因素使之同向发挥作用的规律这三大规律。［44］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具有全局意义的规律主要有三条，即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辩证统一的规律；协调自觉影响与控制自发影响辩证统一的规律；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的规律。［45］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和个性化相统一、互教性和自教性相统一，要求和需要相统一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大规律。［46］

3.新规律说

有的学者认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应有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第一，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规律；第二，社会化规律；第三，主体间多向互动规律。［47］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与时俱进，遵循自身特殊的规律，即动态平衡规律、和而不同规律、开源引流规律、整合超越规律等。［48］

4.阶段规律体系说

阶段规律体系说，即认为既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分为内化、外化和反馈检验三个阶段，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自然就包含内化规律、外化规律和反馈检验规律三条规律。这三条规律又都各自拥有自身的子规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构成了一个规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内化规律，主要有内在需要驱动律、主体素质支配律、教育方法影响律；第二，外化规律，主要有主观精神参与律、外在环境制约律、内化外化反复律；第三，反馈检验规律，主要有交互整合律、协调控制并存律。［49］

综上，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研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分歧很大。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对规律的认识问题。规律是客观的，人类只能认识和利用它，而不能创造和消灭。我们现在已有的各种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观点，并非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本身，而是对这一客观规律的主观认识，属于认识范畴，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差异的产生也就是可能和必然的了。其二，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认识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认识的不一致。人类认识和发现一事物的规律，总是基于对这一事物内部矛盾的认识，对矛盾的认识不同，对规律的认识自然也不一致。

从已有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来看，虽然分歧较大，各说其事，但大多数学者在具体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时候都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上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多数也还都是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适应、超越、协同、协调、双向、互动、统一等等，这些词汇无疑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要素之间关系的不同解读和表述。也正是因为对这些关系的认识的不同，才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众说纷纭的局面。但是，以上的这些观点是否就是或者能够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构成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还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明确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关系是研究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否有区别，有哪些区别。在讨论如上文所述的构成要素、发展环节阶段、矛盾、规律等问题上，我们发现多数学者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没有进行认真的区别，这是造成观点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节阶段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环节和阶段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的异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的异同。这些问题的澄清都有赖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关系的界定。此外，对这两者的界定也利于厘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的范围。

2.要用整体的和联系的观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其构成要素、发展环节或阶段、矛盾、规律都是密切联系的。各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前后呼应、互相印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作用过程可以划分为一定的环节或阶段；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致的情况，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要素之间的相对（或相反）的、不一致的作用关系，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环节或阶段、矛盾、规律的研究成果，必然是相互照应的，成体系的。例如，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与其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的研究要能相互印证。因为我们要在首先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认识其规律。事物的内部矛盾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认识事物的矛盾，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获得对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规律应该反映矛盾，矛盾应该是规律的。如果出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研究成果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研究成果脱节或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无疑这个研究是失败的。

3.要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本身是实践的，是一项实践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应该基于思想政治育的实践，任何脱离这一实践的纯书斋式的学术探讨都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能够指导实践，所以，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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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影响因素；结构方程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3）11-0008-04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教育界对素质教育概念界定、素质构成要素、素质教育理论基础与实现途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在素质教育的概念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对素质内涵进行解析。（2）在素质教育构成上提出了二分法、四分法、六分法。（3）在理论基础研究上提出了认知结构理论、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本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作为素质教育研究的理论支撑。（4）在实现途径上提出了自我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然而，现有的文献主要以理论论述、定性研究为主，少有数据分析、实验研究。为此，本课题组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影响学生自我素质教育的公共因子，构建自我素质教育影响因素的因果模型，并进行样本统计分析，检验研究假设，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自我素质教育的模式。

素质教育与自我素质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自我素质教育是近年在素质教育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是素质教育在实施途径维度上的分支，对其定义研究甚少。本课题组在对素质教育与自我教育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作为主体的人（个人或群体）在外部教育的引导或激励下，以培养人性全面发展为目标，把自身作为教育对象，主动地提出自身素质修养目标，并在正确认识、评价自身现有素质结构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激励自我、调控自我，为促进个体和社会和谐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持续性教育实践活动。

素质教育与自我素质教育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们认为，自我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其内容是素质教育，其形式是自我教育，其过程是内化。后者影响前者，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折射后者，二者相辅相成。

素质教育与自我素质教育存在三种联系：（1）学生自我认识能力、评价能力影响着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学生的素质水平。（2）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自控能力、自制能力与自学能力。（3）素质教育与自我素质教育目标有着一致性，即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视角下自我素质教育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对于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研究而言，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部分重要因素无法直接测量，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鉴于此，我们引进了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模型可分为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两部分。结构模型反映结构变量、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测量模型描述结构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观测变量含有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前者指测量上的不准确性，后者反映指标同时测量结构变量以外的特性，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统称为测量误差，但结构变量不含这些误差。SEM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先前的理论和已有知识，经过推论和假设形成一个关于一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然后经过测量，获得一组观测变量数据和基于此数据而形成的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矩阵），再由样本数据对所设定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找出模型成立时变量间的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矩阵），SEM就是要与拟合性进行检验，如果假设模型能拟合样本数据，说明模型成立；否则就要修正。如果修正之后仍然不符合拟合指标的要求，就要否定假设模型。

为了验证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开展自我素质教育的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理论基础，我们构建了一个SEM理论模型。模型共包括7个潜在变量，其中2个为外洐潜在变量（ξ），5个为内洐潜在变量（η）。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提出11条待验证的因果路径，见下页图1。在模型图中，H01：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水平中的政治思想素质发展有显著影响；H02：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水平中的身体心理素质发展有显著影响；H03：外部环境对高职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正面感知水平有显著影响；H04：外部环境对高职学生身体心理素质正面感知水平有显著影响；H05：高职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对身体心理素质有显著影响；H11：政治思想素质对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H12：政治思想素质对高职学生职业技能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H13：政治思想素质对高职学生职业发展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H21：学生身体心理素质对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H22：学生身体心理素质对高职学生职业技能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H23：学生身体心理素质对高职学生发展素质的自我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

实证检验

（一）数据采集

2009年5月，以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为研究案例，对30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40道题，其中，7道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8道涉及外部环境（X），25道涉及结构变量测量指标（Y）。调查问卷共发放300份，收回293份，其中有效问卷254份，问卷有效率为85%。从被调查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分析看，男、女性别比例接近2∶1，与理工学院男女生总体比例一致。样本包含了不同生源地、不同学校级别、不同高考成绩、不同年级、不同人均收入的学生，样本随机性较强，在各方面都有较强的代表性，保证分析的可靠性（见表1）。

（二）验证性因子和路径分析

用AMOS7.0打开相应数据，将254份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模型分析运算。检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外显性的可以直接测量的指标进行检验，即验证性因子分析；第二阶段为结构变量（因子）之间因果关系的检验，即路经分析。输出结果显示，软件通过了迭代17次收敛运算。通过t值判断和以因子载荷大于0.4为标准对指标变量进行筛选，经整理，发现删除指标为6个。通过路径系数相应临界比（C.R.）绝对值对原11条因果路径假设进行检验，发现有7条路径在初始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相应临界比（C.R.）绝对值均0.05，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分别是H02、H03、H04、H11、H12、H13、H23。对原模型进行适度修正，去掉7条因果关系不显著的路径，最终模型如下页图2所示。

在最终确定的修正模型中，观察修正模型整体适度主要指标（见表2）和修正模型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路径系数，相应临界比（C.R.）的绝对值均大于1.96的参考值，在P

由下页图2可以看出，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高职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正面感知在0.05水平上产生显著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6，C.R.=1.978，P=0.002）。关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高职学生自我素质教育水平中的政治思想素质发展有显著影响的假设H01成立，说明居民人口学特征不同，政治思想素质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人口学特征排在前二位的分别是rv7自信心（0.62）、rv8自尊心（0.54），排在最后一位的是rv2生源地（0.34）；排在中间两位的分别是rv3毕业中学（0.47），rv5年级（0.41），说明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对人口学特征影响最大，毕业中学与所在年级的影响处于中间水平，生源地的影响最小。自信心和自尊心对人口特征有正向影响，即自信心、自尊心强的学生对自我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感知水平高于自信心与自尊心相对较弱的学生。

无论是在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上，还是在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上，外部环境都无显著因果关系。分析原因有二：（1）高职院校学生的自我学习行为意识淡薄，自制能力较差，学习环境的好与坏对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影响不大。（2）受案例本身限制。本课题由于多方面原因，只选取了个别高职院校为研究案例，学生的环境感知综合水平较差。同时，政治思想对职业道德素质与职业技能素质、创新素质也无显著影响。

然而，通过对模型修正，发现外部环境对高职学生职业技能自我素质教育水平有显著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1，C.R.=-2.917，P=0.004）。研究发现，学院的师资水平WV3、wv7父母职业对外部环境的负载分别是0.11和0.16，说明对学院师资水平的满意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职业技能素质自我教育水平。同时，父母职业较稳定、家庭环境的优越度也影响着学生的职业技能素质自我教育水平，即家庭环境越好，对自我职业技能素质培养的需求越低。

政治思想素质虽然与职业道德素质之间无显著的因果关系，但政治思想素质却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心素质，它们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90，而学生的身心素质又直接影响着其职业道德素质，它们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93。说明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通过身心素质间接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道德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在影响职业道德素质的同时，对学生的职业发展素质也有直接关系，路径系数达到了0.83。可以看出，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在整个自我素质教育构成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影响着其他素质水平的高低。

对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

从自我素质教育外部影响因素看，既受非可抗力因素（人口学特征）的影响，也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比如学院的师资队伍、家庭环境、文化环境等。因此，要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自我素质教育水平，第一要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入手，充分发挥教师队伍的示范作用、引领作用。第二要加强学院的校园文化建设、内涵建设，提升学院的文化品质，增加学生的荣辱感、责任感、使命感、感恩感，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水平。第三要从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入手，注重家庭教育，注重父母素质的提升，发挥父母的教育功能，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水平。

从自我素质教育内部影响因素看，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在自我素质教育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创新素质。因此，要提高高职学生的自我素质教育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而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与政治思想素质存在着因果关系，即政治思想素质水平影响身体心理素质。因此，高职院校要重视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辅之以有利于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外部环境创设，以外因激发内因，达到提升身体心理素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教育水平的目标。

今后的研究还需要思考以下几点：（1）模型的影响因素涉及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两方面，较为全面。然而，由于学生的个性特征难以用有限的几个问项体现，因而评价结果在个性特质方面的彰显不是很突出。这点不足可以通过“非结构法”来弥补。（2）由于调查事件的选取和样本采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外部环境与自我素质教育各构成要素之间以及自我素质教育内部结构之间的因果路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来进行验证。通过对不同院校资料的采集，可以比较不同学院的自我素质教育水平之间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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