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氏小体的遗传学意义范文

浅析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摘要: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天生具有一套普遍语法,它使一切正常儿童在具体语言环境的“触发”下,便可掌握具体的语言。本文主要通过讨论与乔氏语言习得理论有关的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的观点,引出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进一步解析乔氏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对乔氏的语言习得理论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语言习得、乔姆斯基、经验主义、普遍语法

儿童的语言习得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它不仅与语言学、人类学密切相关,还关乎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学等众多学科。也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异常复杂和艰巨。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该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讨并且富有成果的主要有两个阵营——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乔姆斯基就是唯理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语言习得理论极具创造性,在倍受人们重视的同时也倍受争议。

一、经验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

经验主义者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个外来的构成物,是通过“条件作用”来教授的,或者是通过训练和清楚明白的解释来教授的,或是通过基本的“数据处理”程序建立起来的。简而言之,经验主义者认为儿童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学会语言的。

该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普洛夫,斯金纳和约翰?洛克等。斯金纳继承和发展了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着名的“刺激——反应——强化”理论,斯金纳认为儿童学会语言的过程是一开始在成人话语的的刺激下,逐渐模仿一些单字或比较简单的句子,随着不断地强化,逐渐掌握了较复杂的语句,从而学会了语言。经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洛克,他批判了天赋观念说,提出了着名的“白板说”,认为人出生时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或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最终都导源于经验。

综上可见,经验主义者认为语言来源于经验,语言的结构相对来说是独立于任何固有的智力的。

二、唯理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

对语言习得问题的探讨,唯理主义者与经验主义者持相当不同的看法,其特点是从唯理主义的角度对心理活动的过程进行探讨,认为人脑中有各种各样的固有观念和原则,它们用一种可能是相当有限的并且经过严密组织的方式来确定所获得知识的形式,固有机制开始活动的条件是得到适当的刺激。这一阵营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波尔-罗瓦雅尔、莱布尼茨、洪堡特和乔姆斯基等。

迪卡尔认为固有的观念是从思想力而不是从外界物体产生的,波尔-罗瓦雅尔更进一步地分析道:心灵在感官的“引诱”下形成不同的观念,没有这个诱因,心灵就不会形成观念。莱布尼茨以相同的论调拒不接受先天固有与后天学习的明显区别,他认为我们的知识是无限量的,因此,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它们,甚至当我们需要它们时也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经验来证实灵魂中的理想性的永恒法则的存在。洪堡特把这一唯理主义的观点应用于语言学习中,他得出结论说“语言不仅只是被动地接受印象,而且还从无限多样的、可能的智力发展途径中选择一条确定的途径,并通过独立自主的内部活动改变每一种加于它之上的外部影响……事实却是,语言是不可教授的,语言只能够在心灵中唤醒,人只能递给语言一根它将沿之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线索。”

唯理主义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萨皮尔提出的“背景知识”极其相似,即人们视为当然、意识不到的东西,只有在例外情况发生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该它的存在。在唯理主义者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能意识到儿童学习语言的这种心灵倾向的存在,但它一旦受到经验的“触发”就会产生巨大的功用。可见,唯理主义并没有像经验主义排斥固有智力那样排斥经验,相反,他们认为儿童要掌握语言离不开经验,只是固有智力的作用更为基础和核心罢了。

三、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

乔姆斯基的理论是以唯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他本人也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理论者。可以说,唯理主义先贤对语言习得的尝试和探讨,为乔姆斯基极具创造性的语言习得理论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乔氏就这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了具有探索性和颠覆性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当今,把如此复杂的人类成就归于几个月(至多几年)的经验,而不归于几百万年的进化或神经组织原则,这是毫无道理的。其实后者更符合物质规律,更能使人们认定人在获得知识方面与动物不同”。他认为人的语言系统如此丰富和复杂,人们却还能在有限的、而且经常是有缺陷的言语的基础上掌握语言,是因为人脑中天生具有一套普遍语法,它们决定了每一种人类语言的普遍框架。换句话说,“普遍语法是一切人类语言必须具有的原则、条件和规则系统,代表了人类语言的最基本东西”,普遍语法是人类语言所独有的。乔姆斯基还推测人的天赋属性严格控制着语言的习得,他假定人脑中有一种由遗传决定的初始状态,“普遍语法就是构成语言学习者的‘初始状态’的一组特性、条件和其他东西,所以是语言知识发展的基础。”更具体地说,“普遍语法是一种在初始状态中遗传地决定的体系,它在经验所树立的条件下被具体化、提炼、整理、加工,从而产生在达到稳定状态时所表达出来的特殊语法。”。也就是说,乔氏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叫做普遍语法,普遍语法只有受到具体语言环境的“触发”才能被唤醒,从而发展成为具体的语法,儿童才能掌握具体的语言。

可见,乔氏的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是普遍语法,但他并不认为儿童具有了这样一套由遗传而来的普遍语法,就等于掌握了具体的语言,他还高度重视经验在掌握具体语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乔姆斯基对唯理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使后者的理论变得更加概念化,具体化。

四、乔姆斯基对经验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的批判

乔姆斯基之所以会对经验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进行批判,一方面是因为他深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乔姆斯基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发展起了自己的语言理论,他认为不应该像经验主义一样把儿童掌握语言的过程从根本上看作是一种“学习模式”,而应看成是语言的“成熟模式”或“发展模式”。

乔氏的论据是:儿童天生具有一套普遍语法,它们只有到了一个特定的成熟阶段,才能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活动起来。正如同“性的成熟——或者死亡——也一样,虽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但它总要在一个生活的特别阶段才会发生。就像在身体的物质构造的情况中那样,身体的成熟发育的时间性和确切性质本身可以被环境因素多影响。”在没有经验刺激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普遍语法的存在,而儿童内在的语言知识一旦被唤醒,它就会积极主动地生长、发展和成熟,所以儿童能够很快学会母语,并且掌握比他经验到的东西更为广泛的知识。因此,乔姆斯基应该把儿童掌握具体语言的过程看作是语言“成熟”过程或“发展”过程。但是乔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倍受质疑。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把语言看成按照一个固定的,由遗传决定的程序,并通过经验用特殊内容加以改造和充实而生长出来的,是因为语言的普遍属性构成我们学习语言时必须利用的、恒在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特别注意。“对于在日常生活中与语言打交道的正常人来说……比较深层的原则无论如何是远远意识不到的,因而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

乔氏同时也注意到了另一种情况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定会感觉到语言的差异和经验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正如同“每一只青蛙都认为他的同伴是一群显着不同的和有趣的动物,只要它们的行为与它自己的行为相符合,它认为这种行为方式是自然的和明显的,不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因此,乔氏认为经验主义的“学习模式”广受普通大众的信奉是不足为奇的。乔氏对大众的“偏爱”与“误见”持理解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向经验主义妥协,他仍极力反驳经验主义的习得理论。他认为经验主义的观点假定语言是一种习惯和技巧的系统,是通过概括、定型、归纳和抽象而组建得到的。也就是说,语言知识是一种学的范畴和模式的体系,人们把它运用于经验材料,便学会了语法。他认为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验的作用,忽视了固有智力的作用,无法解释儿童是怎样掌握比他经验到的东西更为广泛的知识的。所以,应该对经验主义的语言习得理论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

结论:乔姆斯基站在唯理主义先贤的肩膀上,在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语言习得理论。他强调固有智力(普遍语法)对掌握语言的重要作用,批判经验主义在夸大经验在儿童掌握语言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忽视了人的固有智力。但相反的情况是,人们的认知往往仔细关注那些不能预见到的不规范性,却不注意一些普遍的、恒在的东西。因而,经验主义的理论广受信奉,而乔氏的的理论却倍受质疑。我们不难感受到乔氏对这种状况的无奈。也就是说,儿童到底是怎样掌握语言的这个难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去探索、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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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小体的遗传学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苗族独木龙舟；原始竞技；体育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8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8-0094-04

在国务院2006年5月20日公布第1批和2008年6月14日公布第2批《关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非物质文化共有10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苗族龙舟节”被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类”收录。因此，“苗族龙舟节”的节日文化得到了有效保护。而在国务院关于公布《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的中华民族体育竞技却始终处于交叉共生状态。以“民俗类别”为例，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瑶族达努节、侗族的花炮节、鄂温克族的来阔勒节、傈僳族刀杆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大量的体育活动存在。如何传承保护和看待处于交叉共生状态的苗族龙舟竞技?界定独木龙舟传统竞技中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质?以及独木龙舟传统竞技文化属性?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独木龙舟是民族体育竞技项目，属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范畴，应当由体育学界去研究；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调查研究，体育界的专家学者认为，“传统运动项目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萌芽，幸存下来的传统运动和竞赛项目也濒临消失和灭绝的危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会议2005年8月的《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以下简称《》)“预期目标和结果”提出：“传统竞赛和体育运动作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丰富性即便不是不为公众所知，至少也是鲜为人知的。保护传统竞赛和体育运动也具有文化多样性意义……”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研究过苗族独木龙舟的学者，对独木龙舟的悠久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感到惊讶的同时，对它能否顽强持久地保存下去感到担忧。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界定项目众多的中华民族传统运动和竞赛项目归属体育文化遗产，也是当前体育学界对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的开拓性研究。

1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文化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典型代表之一，其突出特征是通过肢体动作符号表达该民族的意识、思想、情感、精神、价值理念等。作为体育活动，民族传统体育外显化的肢体语言有利于身体健康，肢体动作的技术、技巧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世界语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通过肢体的动作来表达人的意识、思想、情感……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的瑰宝。所以挖掘、整理残存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利于珍惜文化、重塑文化、传播文化。

苗族独木龙舟是世界上仅存的能够承载数十人于其上，由3棵独木杉掏空绑制而成的独木舟。“独木龙舟竞渡”是苗族同胞共同参与的节日欢娱活动，节日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亲友的“接龙”、男女青年的“游方”、女性主持的“踩鼓舞”，但是节日主题活动是“独木龙舟竞渡”共同伴生的龙船下水仪式、龙舟竞技、民族禁忌、民族习俗等。苗族独木龙舟竞技和节日娱乐是处于与苗族其他节日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很难从苗族的节日集会、休闲娱乐、宗教仪式中剥离出来。节日活动包括宗教和民族习俗的限制，民族习俗习惯法的“残余”。比如，宗教禁忌、民族约束等。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残存”概念是指旧有的习俗和观念，并证明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后，从原来的社会阶段残存下来的那些习俗和观念仍有原来的意义和功能。正如我国体育人类学专家所描述：民族传统体育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

考证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在中华文化几千年记载历史的记事文献中，记载苗族龙舟的只有远离中央政府的边远府志里的寥寥几笔，“重安江由胜秉入清水江，苗人于5月25日亦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树挖槽为舟，两树合并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可载三、四十人。皆站立划桨，险极。”

2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体育文化特性

2.1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原始技能模仿

人类最初、最原始的各式各样的身体活动实质上是后来体育活动的萌芽。从原始社会人类的一些劳动技能和出自身心需要的自发娱乐活动，演化出模仿劳动技能或为提高素质服务的最早的“身体练习”，以及有意识的娱乐活动，这确是原始体育的第一次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人类的体育起源的第一步。苗族青年从小就在竞赛龙舟的长辈们带领下，通过言传身教去模仿和学习竞赛龙舟的技巧，正常苗族青年在16～18岁以后基本掌握竞赛龙舟的划船技巧和学会参与到龙舟竞赛活动中，他们娴熟地融入众人划船必须遵循的集体配合环境中，他们没有通过任何专门的划龙船训练，也没有专门的教练和教学方法，每年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畔的苗族支系“下游苗”村寨的青少年耳闻目睹苗族龙舟节的独木龙舟竞赛活动成长，通过每年独木龙舟竞赛活动的观察和原始技能模仿，苗族青少年成年后自然而娴熟地掌握划龙舟技巧，并参加到每年苗族传统龙舟竞赛活动中。

2.2富有传统的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组织

1)苗族独木龙舟竞赛协会组织。独木龙舟竞赛的组织形式有史以来每年都是由民间自发自愿组织赛龙舟，20世纪90年代后成立了苗族民间独木龙舟协会，如施洞地区独木龙舟协会、平寨独木龙舟协会等。按照传统习俗，农历5月25日苗族龙舟节的施洞地区独木龙舟竞渡组织由施洞地区独木龙舟协会承担。然而，最上游的南哨寨与河对岸的巴往寨是农历5月24日传统赛“龙头”的比赛点，赛点为平寨码头，为此赛“龙头”的活动由平寨村委组织。当年下水的独木龙舟是否参加农历24、25、26日的“赛龙头”、“赛龙身”、“分龙赛…‘赛龙尾”等，仍然保持自觉自愿参加的传统，独木龙舟下水后可以选择性地参加以上任何地点的比赛。政府在苗族独木龙舟节只是参与协调水上安全和辅以适当的经费支助，同时重视对独木龙舟竞渡的原生态组织形式的保护和支持，确保原始组织形式不受行政干预。

2)苗族独木龙舟参赛队伍的宗氏族组织。一条苗族独木龙舟开划，需要40～60人(包括后勤)参与，一支独木龙舟队一般为本村寨的“鼓头”组织或本村寨全体村民“村寨集资”组成等两种参赛组织形式：“鼓头”由苗族部族村寨氏族选举，每年轮流选举出本村寨一名德高望重的子女多的男性长者担当，称为“龙

主”(俗称“鼓头”苗语音“嘎纽”)，“鼓头”负责当年独木龙舟竞赛的人员安排、饮食、亲友接待、龙舟下水、归棚、祭祀等一切经费开支，它的核心是“龙主”，当年竞赛的龙舟是以姓氏为主题(“龙主”)身份参加比赛。“村寨集资”组织参赛形式就是代表村寨集体参加比赛，宗族共同承担龙舟竞赛经费的组织形式。可见它是单一的部族盛会，是苗族内部姓氏、宗族之间的民俗活动。“下游苗”38个村寨的氏族代表“鼓头”组织和村寨集体代表宗族的组织参与龙舟竞渡，其形式几千年来从未被改变过，表现了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组成形式具有极其严格的宗、氏族内部传承的民族独特性。

2.3苗族独木龙舟传统单性别、小族群的宗氏族竞技

苗族独木龙舟传统竞技特点之一就是独木龙舟竞渡的男性参与制度，龙舟竞渡期间严禁女性触及龙船，并对竞赛期间不同人群和异有许多宗教禁忌。

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1911年出版的《民族学方法论》中使用文化圈概念作为研究民族学的方法论。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具有支系区域竞渡特点。独木龙舟竞赛圈定了它特有的“小区域”、“微众群体”参加的竞技文化圈。苗族同胞把居住在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畔沿岸的苗族称为“FangbNang(音)”(意：下游)，将居住在靠山的苗族支系称为“Fangbbil”(音)(意：高山)。几千年来苗族独木龙舟竞赛是在苗族单一“下游苗”支系内部传承，参加独木龙舟竞赛的队伍必须是“下游苗”支系苗族。多年考察确认：在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竞渡独木龙舟的区域共有苗族支系“下游苗”村寨38个。2008年尚保存独木龙舟42条，2009年巴拉河村、偏寨等村修复部分被毁坏的独木龙舟后，增加到45条。

3苗族独木龙舟竞技的体育文化遗产论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第6条“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作为体育文化遗产”6.2(备选案文1)必须编制一个体育文化遗产名录，汇编符合下列的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具有代表文化特性的特殊作用；具有与现代体育不同的特性；具有具体的地区和渊源和特点；具有历史传统；具有文化复杂性和伦理特点；不论在发源国还是在国际交流时，被冠以‘全民体育’是否贴切。”

3.1苗族独木龙舟具有代表文化特性的特殊作用

龙舟竞渡节日是众苗族村寨集中欢庆的日子。节日期间人群来自苗疆四面八方，方圆几十里众多的苗族同胞相继赶来欢度独木龙舟节，苗族同胞的节日大型民族集会，几千年传统盛大的龙舟节日盛会始终如此传承，形成苗族独木龙舟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随着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原始人的教育、娱乐活动也在发展和丰富。首先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在原始军事教育中的训练活动，其次是原始娱乐、原始医疗保健以及原始的宗教活动”。

据《镇远府志》记载：“是日男妇极其粉饰；女人富有者，盛装、锦衣、项圈、大耳环，与男子好看者答话，唱歌酬和，已而同语，语至深处，即由此定婚，甚至有时背去者。”独木龙舟节的竞赛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在《》第3条“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描述中得以充分说明：“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有助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群体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是它们彰显个性的手段。”

3.2苗族独木龙舟具有具体地区和渊源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行政辖区进行了划分，今天苗族38个“方南”支系村寨一部分属于施秉县，一部分归属台江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行政文化圈是以清水江为界，由施秉县与台江县共辖。在清水江流域，由“十里长塘”下的巴往寨起，抵清水江竞赛独木龙舟的最末一个自然村寨――六河小寨，长度为42.88km。共有“下游苗”苗族支系村寨38个，2008年尚保存独木龙舟42条，2009年巴拉河村、偏寨村修复部分被毁坏的独木龙舟，增加到45条。位于清水江东北面的行政区域归属施秉县管辖。他们是施秉县双井镇的巴往寨、竹子寨、寨胆、鲤鱼塘、铜鼓；马号乡的大冲、坪地营、八埂、溪口、大寨、潘家寨、廖家寨、邰家寨、六合小寨等14个村寨。位于清水江西南面的行政区域(包括巴拉河流域所有拥有独木龙舟的自然村寨)归属台江县管辖。他们是台江县施洞镇的南哨、四新、旧州、八梗、天堂、柏子坪、芳寨、塘坝、塘龙、偏寨、石家寨、杨家寨、平兆、巴拉河、平敏、平阳；老屯乡的白土、榕山、岩脚、花果山、老屯、上槁仰、下槁仰、长滩等24个村寨。苗族“方南”38个村寨现行行政镇级分布为：双井镇5个、马号乡9个、施洞镇16个、老屯乡8个。可见苗族“方南”38个村寨以施洞镇分布最多。在竞赛独木龙舟的清水江及其支系巴拉河沿岸夹杂有部分非“下游苗”的民族村寨，如平寨、马号、江西街寨、沙湾寨、望虎屯等等都是明清时期以前形成的汉苗杂居村寨，他们皆不能制作和参与独木龙舟竞赛。而与苗族支系“下游苗”相距不远的地区，如距离施洞镇34km远的镇远县舞阳河镇，以及南哨村上游60km外的麻江县下司镇等地区竞渡的是与苗族完全不同的中华传统龙舟。

3.3苗族独木龙舟具有历史传统

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具有久远的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起源。“每当挖掘、整理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会牵带出一个神话传说，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远古时期精神和物质文化是混杂在一起，难于分辨，对神话传说、宗教仪式等超自然力量的研究有历史再现的效果”。从远古至今，独木龙舟竞渡是遵照苗族神话故事传说“保公”的儿子被恶龙所害，“保公”烧杀恶龙众苗人分食龙肉的时间地点等情节，从而确定了独木龙舟节期间龙舟竞渡的时间和地点。在农历5月24日集中在平寨码头(赛龙头)，25日集中在塘龙码头竟渡龙舟(赛龙身)，26日“分龙竞渡”，27日施洞“赛龙尾”。

独木龙舟竞渡文化包涵独特的习俗，比如竞渡同一龙舟者必须是同一村寨或者同一家族的人员，节日期间龙舟将游走于清水江及其支系巴拉河流域的38个村寨，游到其他村寨码头有亲戚的就来迎接他们的亲友龙舟。苗族内部有很强的宗族传统习惯法则，“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农村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来说，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活跃”。改革开放后，苗族青年在外打工人员很多，节日期间，“寨老”、“鼓头”号令召回苗族青年回乡参与龙舟竞渡，在外打工人员则必须返乡，拒绝回乡不参加龙舟竞渡者，将要连累其家属受到寨规的处罚。事实上，能够参加独木龙舟节日划龙船也是苗族青年主动意愿，他们自愿返乡，自觉地参与到龙舟制作、龙舟竞赛等活动中展现自我已经是祖辈流传至今的传统。

遵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会议2005年8

月《国际传统运动与竞赛项目》的精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文化符合《》6.2(备选案文1)必须编制的体育文化遗产名录要求，应属于体育文化遗产。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正是处于萌芽状态下的竞技娱乐，在苗族龙舟节日里独木龙舟竞渡包涵了龙舟竞技、走亲访友、民族舞蹈、宗教活动、节日娱乐、民族商贸等等众多民俗活动内容于一体；它处于与苗族其他节日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是贵州苗族部族的欢娱节日；独木龙舟竞赛形式原始，可以视为体育萌芽，但实质上更应当作为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待。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的节日欢娱活动兼有教育、文化交流和增进苗族内部团结、缓释内部矛盾纠纷等作用，建议政府对它加以正确的引导和保护，使其远离体育竞技全球化或标准化改造和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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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小体的遗传学意义范文

1、五花八门的习俗在塞内加尔的巴兰特人中，酋长对其部落中的所有属民不仅拥有生杀大权，而且还拥有领主权，任何女子，在酋长为她破贞之前，均不得嫁人。尼日利亚的巴格勒部落、古代埃及领属的利比亚部落，酋长或者国王也享有此种权利。在加纳利群岛的一些部落中，新娘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要把贞操先献给国王。国王本人如不想与她同床，便把她转交给在地位上仅次于国王的祭司或者法官，也可以转交给国王宠信的某个贵族。美洲的某些印第安人，初夜权是赋予巫师或者首领的。未破贞的新娘必须同祭司共度新婚第一夜，现今委内瑞拉的库马纳地区，被娶为正妻的女子，必须由祭司实行破贞，娶妾则不在此例。古巴的加勒比人也严格禁止新郎新娘在新婚第一夜同床共枕。在这里，地位低下的人结婚时，就请酋长或者祭司为新娘破贞，贵为酋长的人结婚，也必须遵从此俗，请其他酋长先同自己的新娘同床。

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在其名作《历史》中记载说：“当一个纳撒摩涅司的男子第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照习惯和所有来宾依次性交。”据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说，在巴利阿里群岛，亲友们参加了新人的婚礼之后，先由其中最年长的男人同新娘睡觉，然后其他人按照年龄大小依次与新娘性交，这些程序过后，新郎才能跟新娘亲近。在波多黎各土着居民中，新娘在新婚之夜要先同与自己丈夫地位相同的人交媾，无论是酋长还是普通人，都得遵从此俗。在马克萨斯群岛的努库西瓦岛，有名望的人家在女儿出嫁时，都要宰杀很多头猪，还要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前来聚会。婚礼上，每位宾客只要征得新娘同意，即可共享交合之欢。婚宴一般都要持续两三天，新娘至少可以享有这两三天的性自由。

在这些破贞习俗中，由宗教神职人员为少女破贞似乎广为流行。在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一直在担任给新娘破贞的角色。卡利卡特的国王娶亲时，必须找一位最富有、最显赫的婆罗门同自己的新娘共度新婚之夜并为其破贞，国王为此还得给婆罗门支付400-500金币作为辛苦费。

这种对神职人员的向往甚至在已婚妇女中也很流行。在格陵兰，如果一位土着妇女得到先知的一番抚爱，就会认为自己十分幸运。有时，做丈夫的还乐于因为先知同自己的妻子交合而支付酬金。在吕基亚的塔奇塔德希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宗教聚会，聚会期间，神职人员有权同他看上的任何女子交媾，女子全家都会为此感到荣幸。在摩洛哥某地，一位神职人员在大街上看上了一位年轻女子，马上当街同她交媾。这位女子的同伴们在周围发出欢快的叫声，祝贺她交上了好运。同时，还有人跑到女子的丈夫那里对他表示祝贺。

2、习俗的文化含义丈夫不能享有新婚妻子的初夜权，这种婚姻现象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古代社会群婚制度的残留。英国的达尔文和斯宾塞、美国的摩尔根、瑞典的巴霍芬等等人类学界划时代的重要学者都认为，现在的人类文化和制度，是在比较原始的基础上进化而成，婚姻制度也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演变。人类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群婚制度，也就是一个氏族某个辈分的全部男性，与另一个氏族相对应辈分的全部女性，结成群体共有的性交关系，这边所有男性和那边所有女性互为夫妻那时并无夫妻概念。这就是所谓原始共妻制度，也就是群婚制度。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财产私有观念的发展，创造财富的男性在族群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希望将财富遗留给自己的亲生孩子，对女性婚后的贞操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以保证孩子的父系血缘关系真实可靠。于是，以男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逐渐取得主流地位，女性逐渐失去了共夫和多夫的权利。作为对这种逐步失去的权利的补偿，女性一度继续享有婚前的性自由按照恩格斯的解读，丈夫不能享有妻子的初夜权，意味着女子在结婚以前可以享受充分的性自由。一个充分享有婚前性自由的女性，当然不一定能够将她的贞操和初夜奉献给自己的丈夫。

恩格斯这样讨论古代群婚制的残余问题：“在北美的至少40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一些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显然，这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个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个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

接下来恩格斯论述了女子婚前性自由问题，诸如到神庙里破贞、由丈夫之外的其他男人破贞等问题，这都是群婚制的遗风，并且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恩格斯说：“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一个……在另一些民族中，则有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简单地说，新郎放弃对于新娘的初夜权，乃是为了日后长期独占其妻子所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一种权利用以赎买另一种更加需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