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范文篇1

关键词：训诂辞章汉文韩文湘乡派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曾国藩一生著述鸿富，《曾国藩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曾国藩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曾国藩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兼重训诂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曾国藩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不主一偏

曾国藩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曾国藩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曾国藩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曾国藩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曾国藩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国藩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国藩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曾国藩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推尊两汉师法昌黎

在训诂和辞章具体结合的技术层面上，曾国藩也有实用性的阐释，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列举训诂辞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为学习和模拟的典范，从对经典的模仿中体会其微妙之处。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

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尔能看《汉书》，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玄成为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坚于典雅瑰伟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

对桐城家法最显得有所变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资《汉书》的重要性，因为由此可以强化锻炼融汇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在他看来，《汉书》乃至《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中所录的汉代辞赋奏议等文，其审美要义不可轻忽，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云：

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训诂精确，二日声调铿铿……《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宏之血，鸟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从这一审美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韩愈古文成就的解读也是独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的家书中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

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杨、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精当。而试观《祭张署文》、《平淮西碑》诸篇，则知韩文实与《诗经》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杨、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

以“训诂精确”来看待韩文的好处，这是曾氏的特识。那么，虽然韩愈在清代颇受推崇，桐城派也标举“文在韩欧之间”，但曾氏不满于“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实际上在如何学韩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拓宇桐城

曾国藩论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别是方苞和姚鼐，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对他的启蒙性影响，即“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并且与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为密友，可见曾国藩古文理论实出于桐城派。

与此同时，他对桐城诸老也不乏微词，对于方苞的经世之文，“持论太高”，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小有疵误”，也不讳言。至于桐城派对归有光的称道，更是不以为然，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近时缀文之世，颇有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可同日而语矣。”可见，曾国藩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为桐城义法所拘禁，而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弊端做了积极的修正。正如郭预衡先生所说：“世称曾国藩为桐城古文的继承者。现在看来，从理论到实践，并非尽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义法理论在语言方面的主张是“雅洁”，要求用最为洗练的言语画出文章的内涵，而尽量删削与文章无关紧要的文字。他说：“但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久不讲。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家，或延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人语录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汉赋厚重典奥的语言在方苞看来是板重无用的，其无益于文等之于小说家和魏晋骈语，为了雅洁起见，这种板重字眼是在摈弃之列的。姚鼐在《复鲁絮非书》云：“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义理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姚鼐这里倡导的“雅驯”和方苞的“雅洁”在内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章的精致凝练作出的禁忌和约束。这对于实现古文的雅化和洁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确实也对桐城古文影响巨大，在这一理论的导引下产生了一批雅洁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过分地拘泥于“雅洁”的教条，也使得古文出现了许多弊病，古文的雅洁有余而气势不足就为当时人所诟病，桐城流裔“气弱”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为了纠正桐城派气弱的不足，曾国藩引入了气势雄伟浑厚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和《汉书》，同时也师法具有戛戛独造之气的韩愈之文。并且曾国藩对汉代文章和韩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切实地将其作为典范来师法，甚至曾国藩的许多文章就直接是对汉文和韩文的摹拟，汪辟疆在《曾湘乡诗文》札记中就指出：“窃意湘乡为文，亦尤昌黎陈言务去，戛戛独造为能事。稍长，遍读《求阙斋诗文》，乃知其篇摹句拟亦复犹人……今约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陈岱云丧妻诗》摹韩文公《东野丧子诗》，皆可比拟。《户部员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则全摹《汉书·赵广汉传》。至其窃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苟柯文篇序》。……清代治朴学末流之弊实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汉书·艺文志》一段与曾氏言正复相类。”

清代桐城派范文

关键词：方苞；桐城派；“义法”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21-01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在清代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清代散文才能取得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暂新局面。由于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世人把他们及其追随者统称为“桐城派”，而尊方、刘、姚为桐城派三祖。其中，方苞在文论方面提出了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成为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发端和纲领。本文试通过对方苞“义法”说的述评，以探讨方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影响。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的文论成果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义法”说，把前人创立的文论思想加以具体化、理论化。

大致来说，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是内容决定形式的逻辑关系。他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发现各种文体在创作上是有着不同要求的。方苞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文脉通畅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而“不主一道”。这就是说写作的内容须符合文体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说的“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根据这一“义法”说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其次，“义法”是对文章选材以及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方苞明确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须与人物的身份相符，“虚实详略”要因人而异，即由“义”来决定“法”。方苞赞赏《史记・项羽本纪》该文“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他认为《项羽本纪》中对“高祖、留侯、项伯相语凡数百言，而以三语括之”，是因为“其事与言不可没，而与帝纪则不可详也”。这些话再次说明作文宜详则详，当略则略，必须符合法度，这样才能显得相得益彰。

再次，“义法”要求作文追求雅洁的文风。为了与“义法”相一致，方苞提出了“雅洁”的审美标准。方苞所言的“雅洁”，不仅指作文在语言文字方面要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原则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他所说的“气体最洁”。方苞特别称许《史记》行文的雅洁，他认为《史记》“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所以方苞常常以《史记》等文为语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朴、简洁的文风。方苞标举的“雅洁”，后来成为了桐城派作家在文章审美上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创作实践上桐城派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雅洁”。

通过对方苞文论的综合辩证地考察，我们认为其“义法”说的本质特点是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绝对首位，强调为人先于为文，但方苞最为专注、反复阐述最多的，还在于“言有序”即文章写作规律，如经传义理、篇章法度、详略虚实、措注排纂等，至于文采形象、风格境界等有关散文艺术美方面，方苞则很少涉及。难能可贵的是，方苞并没有将自己的“义法”说视为古今不可逾越的法则。他不仅承认先秦诸子的文章，用一般法难以说明；又认为学习古文能得门径，须博览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因此，他推崇与自己风格相异的作品，又收下与自己的“雅洁”标准有些不合的刘大作为弟子，这实际上隐含着完善桐城派文论的一种期待。也正是因为如此，自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才会日臻完善，文风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广为流传，一时倾倒朝野，对此后人称赞方苞有“能集古今之大成”的历史功绩，回过头来对照我们当前的文坛景象，此现象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对于方苞倡导的“古文义法”，一直以来学术界中有不少学者对此有些误解。如谓“义”即“言有物”，即文章内容，其具体所指，基本上就是宋儒的“义理”，即封建纲常之理。把“义”与宋儒的“义理”及“封建纲常之理”三者等同起来。这样，“桐城文派”就只能是谬种了。其实，方苞并非全讲“封建纲常之理”，无怪乎曾国藩、吴汝纶等人才会说“古文无所不宜，惟不宜于说理”。上述那种看法，其实是望文生义的臆测，我们可以看看方孝岳、朱自清和钱钟书的解释就很明白了。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在《左传义法举要》里，他方苞又有几句话，差不多是替“义法”二字下了一个简明的解释。他说：“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这“义之所不得不然”一句话，不特明确解释“义法”二字的意思，实在又可扫除文学、批评里的无限葛藤。……总括起来，望溪是主张“义之所不得不然”的“义法”；换句话说，就是“辞理皆‘是’的清真雅正。”

朱自清说：

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

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编续编》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语，可以说对理解方苞“义法“说大有裨益。钱钟书先生他是这么说的：

南宋及金人均已标举桐城派之职志。……“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o窗先生挥周、陈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词，程、朱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盖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浑忘苟充周、程之道，则韩、欧辈且无处讨生活。《古文家别集类案》乙案叙录上谓桐城派“尊程、朱如帝天”而“文论则不敢援朱子”，因引方苞语：“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说之曰：分别言之，判若泾渭，固其慎也。夫分别言之，已是二本，大信程、朱之学行矣。

上述诸家所论，皆说明了桐城派是个文学流派，它遵循文学“言有物”、“言有序”的创作规律，至于程、朱理学之类的大道理，不过是他们用来装门面的“门面语”罢了。我们既要批判地指出其主观上有尊崇程、朱理学的一面，但不应该把这种门面语看得过重，不能一股脑地把他们那些反映了社会现实内容的文章，也一概斥之为“程、朱理学的反动思潮”。用方苞《方苞集》里的话来说：“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文学创作要用“情辞”，要具有“动人心目”的艺术魅力。为此，作家就得突破其主观思想上的一些理念的束缚，而服从于文学创作自身的需要，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不能把桐城文派“义法”说与清王朝的政治同日而语，否则这既不合乎桐城派的实际，又完全抹杀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自身的特殊规律，这是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都是大有害的。

绾而结之，桐城派“三祖”中，方苞深于学，通于经，所以讲“义法”，这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方苞“义法”说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必然继承和发展，方苞的文论主张是一种“学行”与“文章”二元论，虽“尊程、朱如帝天”，而“论文则不敢援朱子”。也就是说，方苞毕竟是文学家，而跟程、朱等理学家是有所不同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对于合理解读方苞的“义法”说很重要。至于能写出虽无磅礴大气但不乏高品位的“小文章”来的方苞，其以理取胜而质朴的文风被后人津津乐道，时至今日，诸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文，一直被作为范文收录在中学、大学的语文教材中，仍对现在的年轻一代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即是方苞“义法”说消而不失，价值长存的铁证。

参考文献：

清代桐城派范文

崇文重教之风世代相袭，这使明清时期的桐城以文化名城著称于世。新中国成立后，桐城籍人才群芳竞起。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现价值，文化创造财富”的共识深入人心，桐城文化在保护与开发并举、扬弃与创新同行的基础上，焕发新彩。

文化是纽带，亦是支撑。2007年以来，桐城先后荣获“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和谐之城”、“徽商最具投资潜力城市”等20多项殊荣。文化是资源，亦是财富。桐城“地下无矿藏可挖，地上无区位优势，只有靠脑袋富民强市”。20世纪80年代桐城推销员不仅创造了“步行进入墨脱县找业务”的传奇，而且留下了无数“以文交友、以文促商”的佳话。

近年来，起步于“小袋子上印字刷画”的桐城包装印刷业，已逐渐成为桐城的传统支柱产业，桐城成为中国三大包装印刷基地之一。“养在深闺人不识”的桐城文化遗产，也相继成为巨富大贾的“香饽饽”，推动了方兴未艾的文化旅游产业。由北京中坤集团投资20亿元开发的孔城老街旅游度假项目、安徽永佳集团投资10亿元打造的投子山文化园项目、南京雨润集团注资8亿元建设“水乡典范小城镇”项目先后跃出蓝图。其中，孔城老街开发一期工程基本完工，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桐城接待境内外游客近70万人次，实现旅游产值近4亿元。

中国桐城派文化博物馆项目、桐城历史文化遗产老城区“三街一巷”保护工程、安徽百蕊集团投资建设的中国文化论坛项目、桐城玉雕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新的文化产业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借助历史遗存的形态、附着的文化神态、现代商业经营业态的融合和大文化、大项目、大企业的互动，桐城的文化产业已经涵盖了包装印刷、工艺美术、旅游休闲、地方特产加工、文艺演出、新闻出版、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佛光公司跻身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嬉子湖生态湿地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桐城市域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桐城以文化领域的改革创新为动力，率先在安徽省启动国有文化社团改革，桐城市黄梅戏剧团转企改制圆满成功后，精品力作接踵而出，继黄梅戏《胭脂湖》登上荧屏并揽获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金黄梅奖”之后，黄梅戏《桐城六尺巷》又在2010年安徽省第九届艺术节上，一举夺得优秀剧目奖等8个奖项。目前，该剧已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扶持剧目，推荐参与角逐中国第十三届“文华奖”，与此同时，该剧还被改编成数字电影。在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桐城文化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桐城的文艺人才队伍建设也呈现出新气象，面向普通市民、旨在文化普及的“文都讲坛”正以“名家讲课、群众受益”的姿态，培育着新一代桐城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