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新历史观；指导；分析

一、前言

中国经济史涉及到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指导基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接近40年，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适合指导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革命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伟大的革命家恩格斯曾说：“……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就表示先人革命者对待事情的严谨态度，以实求是的态度面对事情。正因为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指导基础，因此，应该深入分析唯物主义历史观，包括认识起点问题，社会基本矛盾，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与突破三方面。现就以上三方面展开分析。

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起点问题分析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提到：“……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效证明两位伟大的革命家要对阶级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做研究，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但两位导师的表述与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不相符。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已经存在40年的时间，距离马克思导师去世已经过去了5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在“……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句话上做上标注，特说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根据该注解，恩格斯在1848年对《共产党宣言》中将“……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改为“至今一切有文字……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经过这样的改动，发现与原意是相差不大的，但也有力证明两位革命导师研究人类唯物主义历史观，只限于阶级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而没有关于人类社会起源方面的研究，换言之，即没有对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展开详细探究。由此可见，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提到的“……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就是将这一句话作为判断基础，明确提到“……消灭私有制”。从现代历史展开分析，有如上述，在《共产党宣言》问世40年后，恩格斯对此做出标注，意识到之前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没有概括在一起，但随着他们的逝世，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也留下了不确定性的表述。而在1888年之后，关于两位革命家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人再做更改。一直至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表示阶级社会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斗争过程才使得我们人类社会有所发展。但不管从哪一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一定要将人类社会的起源作为基础，不能只对保留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定为历史开始的时间。也可以说阶级社会出现阶级时是与历史研究逻辑不符的。分析历史和社会理论，未能将全部人类历史纳入研究中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要改革现代哲学史社会科学研究，就要重视该方面的研究范围，确定阶级社会的开始就是研究的起点，这比明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难度要大得很多，若无法明确导致出现一系列错误。该错误提示没有对阶级社会以及私有制的出现和人类劳动发展进行综合思考，客观表现了历史发展进程。并且随着阶级社会、私有制和人类劳动的发展，人为意志是无法改变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私有制看作是猛兽，并将终极目标设置为消灭剥削，不完整地概括历史就表示对历史观的狭隘认识。

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正是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20世纪就有表述：“……社会制度的改变不过是其决定作用下的表现而已。……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却是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矛盾表现……。”由此可见，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矛盾，并不是社会基本规律。新的研究表示，劳动内部矛盾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样也是社会基本规律。

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分析

回顾历史，在19世纪，人类对地球的认识有限，而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类对地球有着更深一步的认识。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提出批评，并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但截至今日所有的实践活动中，还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另外，受限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纳入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合理的。反之，在19世纪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条件还不够成熟。而在社会认识方面，两位导师则将无产阶级当作是需要经历磨难的一个阶级，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寄希望于天才人物。因此在19世纪，重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展开分析，而一味沿用旧思想与现实不符，难以促进社会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者要通过实践活动证明科学，从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所差异，前者提出消灭剥削的理论，而不是之前提出的消灭一切劳动剥削的理论，主要消除寄生性、暴力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可见人类社会劳动理论又得到完善，避免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并坚定社会主义道路。

五、关于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与突破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认识基础，未能将物质生产中的生态和变态区分开。在20世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场几乎都让人类面临随时毁灭的境地。变态物质供应使得世界发展得以持续，正是因为没能将物质生产中正态与变态进行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对此提出任何看法。单从这一方面分析，在20世纪末辨证历史唯物主义与19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相对比，前者思想要更具完整性。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人类航天时代的开始。随后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航天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火星，在1997年7月4日，美国相关探测器对火星展开第一次探索，这也是人类高科技的一大进步。事实证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快速，而回看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明显落后。让现代人感觉困惑的地方，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发展，如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等。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封建社会则有地主与农民的存在，而资本主义则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存在。对以上关系展开深究，恐怕越不能单纯使用其对立关系来分析社会发展，缺少科学根据，因此不能从这一角度分析。因此，随着时间的延长，人和人间的关系不能当作研究社会这一观点已经明确，但反过来看，不从人的角度分析社会，那么又如何解释人的社会呢？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开始对人和人间的关系展开探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现代国家发展趋向共性。时代进入21世纪，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国际恐怖主义到处恐吓，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更为迷茫了。因此，现代人类需要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这个社会进行认识，也就是现代人需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开展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同志表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辨证历史唯物主义是现代社会出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及人类社会起源的认识，同时展示了人类劳动内部矛盾，对现展有一个科学的表述，是可以正确区分物质生产的正态与变态的历史观。辨证历史唯物主义探究中表示常态劳动决定的是常态社会，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物质生产的研究中也要正确区分人性生产和变态动物性生产的差异，而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为对社会物质生产作用认识。

六、结束语

20世纪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笼统对阶级社会历史展开分析，对原始军事变态劳动动物性方面缺乏认识，对未来战争对人类社会的伤害没有做出解释。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并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纳入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并明确任何自然的对抗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均是变态劳动方面的内容，强烈提出要消灭一切变态劳动，实现社会大同。辨证历史唯物主义体现创新性、超前性且有一定的深度，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新，可以有效指导中国经济史研究，并且在见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也会展开一个新的方向，跟上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田晓忠、李埏先生与中国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4（03）：135-142.

[2]陈峰：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建立———以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为中心的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04）：101-111.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1篇2

“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重写文学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1985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注：“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见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及“”“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文艺“正名”(注：对《纪要》的否定是从对“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开始突破的，而以对“文艺黑线论”的批判构成了对《纪要》的彻底否定。1978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978年5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强调文艺本身的规律。)，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陈思和正是这样来正确地理解“重写文学史”的脉络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注：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2期。“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并不是陈思和个人的看法。作为《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编辑，毛时安更清楚地认识到“重写文学史”的政治实践意义：“‘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彻底否定‘’就必然要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

从根本上来说，构成“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有力支撑的是两个中心的观念：这就是“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观念。“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因此，在80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现代化”又理解为“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这种理解直到90年代被固定为常识。90年代后期，以“文学现代性”为题产生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讨论，其论文结集出版，基本上体现了这种80年代的常识。夏志清在美国接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的规范和训练。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的理解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与此同时，“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也在80年代被作为文学理论的“圣经”译介到中国并且发生了覆盖性的影响。《文学理论》所提出的有关“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剖析被奉为不刊之论，由此发动了“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潮流。1982年，唐tāo@①即指出：“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注：唐tāo@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根据龚鹏程的看法，最早将现代化的标准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的是严家炎。1981年，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中明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追求定位为中国文学现代化。80年代“现代文学史学科的重建”实际上是一个“文学现代化”取代《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文学史叙述和评价标准的过程。王瑶说：“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注：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5期。)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集中反映了“文学现代化”的思维。文学现代化作为文学评价标准最早是徐迟在1978年重新提出的(注：徐迟：《文艺与“现代化”》，见《文艺报》，1978年3期。)。而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又是来自于7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转换和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现代化(注：《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见1979年1月出版的《文艺报》2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龚鹏程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系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理解上。现代化，又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一方面亚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皆因受西方势力及文化之冲击，而展开其现代化，显现出脱离个别传统文化，汇入世界的大趋势……从文学上来说，即‘世界文学’。……此一思路，实际上仍采用西力东渐、中国逐渐西化现代化世界化的历史解释模型。然而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20世纪中国文学”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命题提出来的；然而，在当时，20世纪中国文学本身是远未结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重写文学史”在后来被视为是一个“反对政治”的“文学性”实践；然而，实际上却明显地甚至直接地受到政治的规划，无疑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耐人寻味的是，“重写文学史”并不是追溯到“文学性”的实践，而是追溯到“”结束之后的新的政治实践。龚鹏程为“努力想摆脱政治羁绊的文学研究，为何不能自我厘清文学史论和政论之间的分际”而困惑不已(注：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见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和“重写文学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实际上，正如王富仁所指出的那样，重写文学史从来就是和新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注：王富仁曾经指出过“重写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实践意义：“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凡是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或要求。”他认为，从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在不断地“重写”。尤其是50年代以来，每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都导致一次文学史的重写。见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载《上海文论》，1989年6期。)。龚鹏程批评说，文学现代化论者没有走出现代化的迷思，他们将20世纪的历史简单地解释为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而没有思考“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复杂内涵以及全球现代化历史的复杂性(注：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见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可是，这对于当代现代化论者来说是一种过高的期望。

“重写文学史”恢复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在“重写”中对于一度成为“历史空白”的历史的过分关注和倾斜，使历史又一次失去了重心，从而再一次颠覆了“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一开始就带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和矫枉过正的策略。尤其是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越来越有意地把“新时期”的开展解释为“五四”的重述，也就是说把“改革开放”简单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次重述，等同于“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因此，必然导致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文学实践这些不同的现代性内容的拒斥与否定，这些新的现代性实践也被排斥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外。正如王瑶所言：“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注：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见《文学评论》，1999年1期。)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重写文学史”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重写文学史”已经固化为缺乏自我反思能力的新教条，沦为新的僵化思维。“重写文学史”逐渐生成了“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同时构成悖论的是，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然而，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样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自由主义文学”逐渐凸显成为了文学史的“中心”和“主流”，而左翼文学则不断受到贬低和排斥，并且大有被放逐于现代文学史之外之势。“重写文学史”是以对“”“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和“历史空白论”的“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和批判开始，但“重写文学史”的结果却是同样形成了新的“空白论”。“重写文学史”的“洞见”最终变成了文学史的“盲视”。更有甚者，“重写文学史”以批判“文艺黑线论”开始，却以认同“文艺黑线论”终。不仅将“‘’文学”，而且甚至将“十七年文学”视为文学史的空白。1949年至1978年间的“中国当代文学”被视为从根本上失去了文学史的合法性，甚至于形成了文学研究的。

“重写文学史”的这种“洞见”和“盲视”不仅体现在一些墨守成规的僵化头脑里，也同样隐含在新时期最优秀和杰出的学者这里。例如1999年出版的两部受到崇高评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同样反映了“重写文学史”的“洞见”和“盲视”(注：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规避和“潜在写作”的开掘实际上造成了一场文学史的“”，否定了传统的文学史叙述而重新构造了一个新的文学史。李扬在有关书评中指出：“这样的文学史很难说具有真正‘完整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空白论’，如果这种‘盲视’并不是文学史的写作者的主观选择，那么就一定是写作者采用的文学史方法存在问题。”(注：李扬：《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见《文学评论》，2000年3期。)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方面回避文学经典，一方面去发掘“潜在写作”，以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以边缘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史写作策略。它典型、鲜明地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洞见”与“盲视”。洪子诚与陈思和都将“审美主义”和“纯文学”固定为文学的本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体化”的和反文学的。这样一种看法体现在其“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述结构上。王光明在有关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评中曾指出，“一体化”这样的概念无法完整、有效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尽管陈思和和洪子诚的两部文学史都强调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并没有真正贯彻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叙述原则。他们对于文学史的整理并不是真正从“审美性”和“文学性”出发的。李云雷指出，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宣称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标准；然而，实际上却不是审美的把握，其特色主要在于对文学环境、文学规范和文学制度的深刻剖析与把握(注：李云雷：《小说之“美”的鉴赏与探寻》，12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话语逐步扩展和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视野，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知识。海外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孟悦以及国内汪晖、李扬等人对于现代性的重新理解和反思，对“以现代为目标”的“重写文学史”的基础和前提提出了质疑。钱理群在《矛盾与困惑中写作》中指出，90年代的现实生活无情地粉碎了80年代关于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从而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还引发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之两者间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所有这些反思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开拓了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现代性的反思”突破了80年代文学现代化的知识局限。与此同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在经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分裂、对立和“向内转”之后，在“文学性”之外重新引入了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视角，将文学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幽闭中拯救出来，正如80年代提出的“纯文学”使文学从政治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一样。今天对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重新否定和批评，正如70年代末对于文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否定和批评一样，是为了重新开启文学必要的视野。通过对于“纯文学”和“文学性”的重新否定和批判，更新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王晓明的《一份杂志与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和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商场经济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等著述以及罗岗、王本朝等人对于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力地更新了传统的文学史眼光和方法。与此同时，李陀重新讨论了“纯文学”的概念(注：李陀提出：“我们今天讨论文学应该对‘纯文学’的观念进行反思。”见《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3月号。)。文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文学史写作不是要简单地捍卫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而是将文学放回到历史之中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理解文学。同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捍卫文学的“文学性”，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广泛的、密不可分的联系。80年代的“纯文学”概念是为了否定“左”倾教条主义和政治对于文学的控制，“纯文学”在当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在今天，我们应该批判性地重新检讨充满了意识形态的“预设性”或“后设性”的“重写文学史”运动，瓦解这些已经常识化的故事，摧毁这些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和“常识”，尤其是摧毁有关“纯文学”和“文学性”的神话，让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场景，最大限度地历史化文学。最后，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要否定1978年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意义，而只是宣告“重写文学史”这样的一个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故事来征服和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实践已经丧失了其神秘性、吸引力和想像力。用鲁迅的话来说，“老调子已经唱完”。“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重写文学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新的重写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站在80年代“文学现代化”、“纯文学”和“文学性”神话的废墟上，并且通过对于80年代文学“常识”的反思，形成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学史叙述．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3

在历史学习的长河中，无论社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时间的顺序可以把他们连载一起，“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按一定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①所以要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务的变迁，就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之中。要了解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探究某一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离开了时间就会显得杂乱无章。初中学生刚刚接触历史这门学科，学生对于“历史”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对于历史要素的认识学习就首先应从时间上去学习认识，只有把握住时间的脉搏，才能进一步掌握好其他要素。

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人物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就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抽出时间因素，便无从考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内在联系，也就无从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发现它的发展规律。

现行《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明确要求学生要“形成正确的历史时间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识别和使用历史图表等基本能力”。而对于时间的掌握，或者对时序思维技能的重要性的认识，著名历史学教授赵亚夫先生也有过论述：“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等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某种时间的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因素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②”。由此可见，对于时间观念，计算历史年代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了。而在教学过程中，本人发现学生对于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近现代的划分、世纪的认识等普遍分辨不清。即使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掌握不好，而中考历史虽然不考具体的年代时间，但也十分重视对学生历史时间概念的考查，如让学生排列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判断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阶段特征，依据时间定位发生的中外重大事件等，都会涉及到时间问题。实践表明，初中历史教学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重视这一基本能力的培养。

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掌握具体的时间。只有掌握了具体的时间，才能记住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记住事件发生的历史意义。如中国近代史上某些特定的时间，像1919年5月4日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等等。

这类记住具体时间的比较多，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像刚才两点都是的，而世界历史上的要少些。这些要准确记住历史年代的重大事件，一定要牢牢记住，把握其历史意义。

其次，有些时间可以记住大概的时期，明确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或者知道一些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如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南北战争，要知道这是19世纪中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一些国家为摆脱危机和解决内部矛盾，适应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掀起了一场国家体制改革和革命的狂潮，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要能够明确这是在19世纪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近代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事件，比如二战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德军突袭波兰、日军突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雅尔塔会议等重大事件，要能知道发生的前后顺序，不必记住准确的时间，而且经常会考。这类问题要能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或者发生发展的规律等，就比较容易处理此类问题了。

再次，对于一些年代的换算要会计算，掌握公元前公元后历史年代的不同，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换算，分清世纪初、世纪中期、世纪末等几个概念。例如公元前21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哪个早，学生初次接触，很多同学不懂，教师就结合数学上的正负数来讲，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就能够掌握的较快了。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只要记住中间的参数是1911，这样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学生在处理世纪与具体年代的变化时，有时不注意，或者记住具体年代而不去想世纪，导致出现问题。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制是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法国大革命开始是1789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1775年，学生往往注意不到这是17到18世纪是发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需要教师提示，以后要注意此类问题。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4

上个世纪80年代文科大学生大都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这是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在当时思想解放时期让人耳目一新。同长期流行的正统历史教科书不同，此书有血有肉，将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熔入一炉，以小见大，以大释小，让人反复玩味，不忍释手。作者不仅告诉读者为什么即使贵为皇帝，万历也无法向群臣强加他的主张，而且假设如果按照当今的法律程序，皇帝佬还有可能胜诉的前景。这就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古代专制制度的局限，也具体看到了道德体系与法制国家的两种不同历史境界。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著名口号。年鉴学派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我喜欢的两部法国史学著作正是出于年鉴学派的领军人布罗代尔之手。一是其成名作《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和他的第二部鸿篇巨制《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在“地中海”一书中，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而成为他书中的历史的主人公，充满了生气和激情，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而在后一部书中，他从前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和型构他的总体历史观。

读历史著作往往需要耐心，历史不是逻辑的思辨，但是，读布罗代尔的著作，你可以感到其清晰的逻辑和细致而又宏阔的运思。这里用得上所谓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意识和思想能力的“支援意识”的说法。什么是“支援意识”？我的感觉是，当你读过一部书，你觉得积于心中的很多问题豁然化解，觉得思考和判断有了更多的底气，甚至在为人处世上也更多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支援意识。就我的感觉，历史书浩如烟海，但又不得不读，不读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面对人生，都将缺乏必要的历史厚度。找准好的历史典籍来读，其实是一种捷径，因为读了以后你会受用无穷。读布罗代尔，我就有这样的体验。

最后，我必须提及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不时翻阅的典籍是法国19世纪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其代表作有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代学人不断从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发现光照后世的灵感。他对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动方向的独到洞察，对平等―――他指的是“地位的平等”―――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的动力的敏锐把握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5

一、世界近代史的涵义

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p.112）这句话应理解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印度、欧洲、伊斯兰世界，还有美洲等地区自成文化圈，只是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足以成为体系，各地区都受到它的控制，同时全球各地的联系空前加强，才有了整体的世界史。人类向美好的共产主义迈进，是世界历史的完善化。古代史即原始社会及奴隶制、封建制社会的历史，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而且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因为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它的逐渐成长壮大，才使地球上各个分散的文化圈联系了起来。

要科学地反映这一进程，必须把握纵向和横向发展的脉络，即要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首先从西方优势的奠基以及向周围的扩张描述起，然后展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全貌，同时要体现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对政治文化等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作为人类文化的两个主要载体──宗教和国家的变迁过程，更需要进行纵横交错的整体描述。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各种事件的性质获得明确的认识。

西方史学家也反对把世界史写成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或各种文化的拼盘。《剑桥近代史》的主编阿克顿曾说：“世界史截然不同于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它不会成为记忆的负担，相反，将照亮人们的心灵。虽然它将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做出贡献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讲述他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本身，而是与一个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一系统。”［2］（p.2）

要使世界近代史能说明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教材内容就应力求从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系上来描绘这一客观规律，而且能让人们感到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联系的规模和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改革开放政策必要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例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海上商业扩张和殖民活动导致世界各地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这种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转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资本势力对封建农业体系的瓦解，乃至后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3］（总序p.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大工业出现后社会阶级的急剧分化有关，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立法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与其斗争推动的结果。另外，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斗争等，都应在世界近代史中纵横编织，才能有声有色。

可见，资本主义发展史不等同于世界近代史，后者在范围上更大程度着眼于全球，在时间界定上趋向资本主义优势形成以后，阐明一些影响全局的事件、矛盾冲突的变化过程及人类文明距今不久前的步伐；然而资本主义史则可上溯到该种生产方式的最初萌芽，直到现今的发展，例如，可以去“证明在12世纪资本主义就已存在”［4］（p.146）。

吴于廑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的条目中指出：世界史学科在分期方法上，不能以“政治兴替或重大事件”为标准［3］（p.13），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提示。这次高教版的教材改变了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崩溃”这一过时的定义，认为“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3］（前言p.1）。这无疑是客观的。但笔者认为它仍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特别未体现资本主义只是发展到确定的优势阶段才有了整体的世界史，未指出世界近代史就是距今不久前的全球史。

我非常欣赏国内一位学者的话：“一部好的教材，是作者根据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博采众长，把各家稳定性的研究成果综合成一个符合教学原则的学科知识体系。教材编写的功夫，是一种‘揉’的功夫。反复地、来回地、长年累月地实践，思考和修改，把教学的基本内容形成为规律性的科学体系。”［5］（序言p.1）一本优秀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首先应体现该学科名称的涵义。

二、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过去，全国统编教材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索。尼德兰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事件先后被提出作为开端的标志；1992年高教出版社推出《世界史·近代史编》（建议大学本科用）、1999年6月推出《世界近代史》（全国师专文科系列教材），都采用1500年左右开端说。

笔者提出：是否在15、16或者17世纪，世界从整体讲就进入了近代？以欧洲为例，尽管英国的教科书上讲英国1485年结束了中世纪，但真正英国的近代社会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实现的［8］（p.97）。法国近代史开始于1789年，德意志和意大利在19世纪初，俄罗斯是在1861年。在亚洲，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日本是1868年。马克思指出：“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1］（p.109）。所以，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假如你不在地球上的某一位置，而是在一个“时空卫星”上认真地考察我们人类的近代史，就会提出“16世纪开端说”还是值得商榷的。

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虽然得到西方人的美赞，但西班牙人当年在拉丁美洲杀人越货、劫掠金银的行为，绝非近代方式。且不说加里福尼亚海岸发现的泊船用的“石锚”可能属于数千年前的中国，连西班牙、葡萄牙本国的资本主义化都要迟至19世纪。当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仅在西北非海岸探险，15世纪中国人郑和已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亚非三十多国。1580年前后，明政府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提出“资农厚商”、“饬武备”、“御夷敌”等改革方略。尽管16世纪是西方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但直到18世纪前半叶欧洲优势的前景还是难卜的。那时拥有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亚洲仍是地球上经济繁荣的中心。在西亚，奥斯曼帝国雄踞地中海之东，堵住了欧洲人从陆上去东方的道路；中亚的波斯王朝，号称占有伊斯兰世界的一半。18世纪的中国清王朝，还在它的全盛时期，周围许多国家和地区向其称臣。法国的启蒙大师伏尔泰特别服膺中国文化，认为西洋的一切都应向中国看齐。“在印度，自达·伽马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才强大到足以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开始他们对印度领土的征服。［2］（p.226）可见，18世纪末以前亚欧几个文化圈还是独立发展的。

另外，虽然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被尊为近代世界伟人之一，但当“经济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政治走向专制主义之路”时，他所重视的主要是基督教。他眼中的上帝“像摩西的上帝一样，是居于暴风云中并乘着风的翅膀而行的上帝。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主也怎样怜悯……［7］（pp.261-262）与16世纪中国的改革没有影响西方一样，好几个世纪中，路德也不被中国人知晓。

世界史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世界近代史要着眼全球，其内容还要靠近当代，更要摒除形态学派的影响。倘若还是以农为本、耕作居于支配地位，就还没有进入近代。认为1500年左右世界开始近代化的历程，这是西方人眼中的近代史观点，他们的500年近代史还包含现代史在内。如果21世纪的史学界，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把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不是后移而是前提，这不仅难以让人接受，也难以适应新世纪教学的需要。

我们提倡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科学。面向未来。因此，我认为把18世纪后期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要比1500年开端说理由更为充足。列宁在世时就持有这一观点［8］（p.2）。首先，产业革命奠定了西方优势的物质基础。此前，英国GNP年均增长不足1％，此后，达到3．5％，“最终结束了中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的状态，长时期快速增长成为一种自动机制”［8］（p.394）。第二，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的确影响到全世界；中国清朝由极盛转衰，白莲教起义等人民的反抗暴露出清廷的腐败；伊斯兰诸帝国普遍衰落，奥斯曼帝国受到俄国的入侵，出现了瓜分其遗产的“东方问题”。第三，拉丁美洲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葡萄牙、西班牙中世纪封建式的长期殖民统治在西半球将告结束；非洲和大洋洲开始殖民化。从此，全球各地曾经孤立、闭塞的状态即将改变，实在意义的近代世界史开始了。

三、断代史和世界近代史

马克思曾说：“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界线的。”［9］（p.408）但是，人们却习惯把人类历史称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部曲，这就是断代史。当然，各国断代的方式、用词和包括的时段不尽一致。例如，在西方国家，就称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了现代史这个概念，指的是1945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不过在广义上，还属近代史范畴。前苏联曾把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在我国史学界，有人说世界历史是“五部曲”：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和当代。我以为这种断代方式、特别在用词上，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词不达义，容易造成概念的误解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困难。古代史上本来就有远古史、史前史等述语，“上古”会引起歧义；“中古”不好翻译，因为它与西方中世纪包括的时段不一样；至于“近代、现代和当代”，更容易相互混淆。如果说“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化，那么“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化、共产主义化吗？而且“现代”与“当代”本来意义相同，与当今现实密切相连，我们总不能说现代的某个事件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吧？但说它发生在近代，就完全讲得通。

其次，我们知道，15世纪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1392—1463年），最先使用“中世纪”这个概念，意即“历史三部曲”的中间部分。这与我们今天通常讲的近代史，意义完全相同，因为近代是沟通古代与现代的桥梁。他的名著《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记述了公元410至1400年的历史，此前为古代，此后为现代，他所写的千年史是中世纪、中介期，是不久前的近代。他在断代时完全没有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认为他所在的文艺复兴时代是现代史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经济形态的观点研究西欧史，不同意19世纪当时一些人不顾时过境迁，仍坚持14、15世纪就开始现代史的观点，经过分析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p.222）20世纪初，革命导师列宁又提出近代史开始于18世纪末。

第三，“三部曲”中的中间一部曲的断限是关键。既然比昂多的千年欧洲中世纪史没有在当时被称为近代史，而且后人还沿用了下来，那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史被当成世界近代史沿用至今，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的大学兼有教学与科研两种职能，应该为21世纪的教育着想，创立我们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的观念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新。目前，各高校采用高教版世界近代史教材，以“1500—1900年的世界史”命名更为恰当。这个体系只能是一个过渡，也是古代到现代的中介期，虽称之为世界近代史，后人将会以“第二中世纪”重新命名它的。

当代人总认为现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它有不同于近代的特点；近代则是古代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期，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世界近代史不同于自给自足、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也有别于市场经济、工业发达的现代；它是世界各地的联系和影响比较紧密，由信息闭塞向快捷过渡，由农耕为主向工业化的过渡。如果要断限，把18世纪后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界定为世界近代史（中部曲）的范畴，应该说是较为科学的。

四、世界近代史的分期

过去的教材以巴黎公社革命为界，把世界近代史分为两个时期；现在采用“1500—1900年体系”，四百年跨度的世界史如何分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10］（p.408）。这四百年的世界历史不容否认要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的成就进行分期，虽然绝对合理不大可能，但我们可以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以及革命与改革的史料，慎重地找出分期的界标。笔者认为：1763、1848、1871这三个年份是学术界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界标。

（一）1763年以前的二百五十多年，西方在整体的世界史上的地位实在是有限的，东方文明古国封建制的优势没有受到动摇。但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鼎盛，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从简单操作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预示着西方崛起的可能与希望。尼德兰、英国革命和西欧国际关系可列专章，一直到启蒙运动和开明君主的改革。但也不要忽略对荷兰和瑞典兴衰的评论，不要回避17世纪欧洲整体上“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商业危机”的实情，因为“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不景气和停滞的时代，‘请从鼠疫、饥饿和战争中拯救我们吧’这种祷告声回响在整个欧洲”［11］（p.172）。

（二）1763—1848年，既有美国、法国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产生，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铁犁”深翻了欧洲的封建土壤，又有英国工业革命及以商品为“重炮”的殖民扩；18世纪后期，英国在海军的保护下，完成了地理大发现“白银时代”的任务［12］（p.300）。19世纪初，既有维也纳会议上的祝酒与跳舞，又有人民不满神圣同盟的抗争；既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和其后的半殖民地化，又有西学与东学的交流以及面对西方优势的挑战、亚洲封建大帝国的败落；既有无产阶级作为“第三战士”的登台，又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然而，铁的事实却表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p.256）

（三）1848—1871年，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作为第三时期，世界近代格局就在此时形成。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使那里残存的封建旧秩序再难维持，德国与意大利的统一、俄罗斯农奴制的废除虽都自上而下，但说明历史潮流不可逆转。此时，与西欧远隔的美国和日本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捷足先登的英国不仅本土的议会改革进一步深入，而且其殖民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也有了民主或繁荣的转机。亚洲的反抗与第一国际的活动则是另外两个革命潮流的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性地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1871年，在国际革命的中心地爆发了19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运动，此后，这一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面对无产阶级的不满，俾斯麦的政策是软硬皆施，但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该世纪最后30年和世纪之交，第二次科技革命出现高潮，蒸汽时代即将被电气时代所取代；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在相互关系上，既有矛盾又有结盟；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亚洲的觉醒以及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组织领导过两次“国际”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谢世，青年列宁又发展了他们的革命理论。总之，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步成型时期，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2］斯塔夫瑞安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刘祚昌、王觉非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4］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

［5］彭树智主编：《世界近代史教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6］G.M.特里维连：《英国社会史》（英文版），1946年。

［7］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年。

［8］张跃发：《民族国家与世界经济》，时事出版社，1999年。

［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

作为这样的历史事件，为了能够成为被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其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随后的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或解释，都只是对最初所描述出来的历史事件的一种分析和解释。而不管是逻辑性的推理还是叙事性的描述都是语言的凝聚、象征以及两度修改后的文本产生过程中的产物。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文本。这种文体是经过整理加工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产物，其内在的本质结构实际上是融合了当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具有历史寓意的一种话语结构。怀特指出，历史一直存在于历史文本中，历史的书写方式具有多样化，但是叙事一直是历史文本形成的中心模式，同时也是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方法。传统的历史再现和反映论，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必然律的纯粹的对历史的解释，本质上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这种历史被看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而处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社会制度和实践，都被视为其本身的功能。因此，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和历史必然律为核心的历史再现式书写，将当代人的历史审美体验过程转化为了被动接受的阅读过程，造成了当代人阐释历史主动性的一种沦丧，而缺少了当代人的精神对话的历史文本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任何历史事件都首先需要经过语言的描述才能够对其进行解释，因而就决定了历史书写必须要包含一种内在的诗性语言结构，并且能够充当一种未经批判就能被大众接受的模式，这就是怀特所谓的“诗构”。历史文本，尤其是以叙事为主的文本，其所包含的内在的语言结构内容，在本质上是诗性的，特别是语言上的诗性。在几乎所有解释历史的文本中，这种范式所扮演的是一种“元史学”要素的角色，要比一般的报告性文本和资料更易理解。美国的托尼•莫里森作为第一位黑人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黑人作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品《宠儿》通常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文本。

新历史主义叙事下的中国新世纪初文学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1988年，王逢振在其著作《近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首次介绍了新历史主义，并将其纳入西方文论研究范畴。随后，韩加明、杨正润、赵一凡等进一步对新历史主义谱系加以介绍和研究，盛宁、程巍等也开始翻译引进有关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文章，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京媛翻译和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标志着新历史主义正式被引入中国。虽然，前期的引入理论还非常有限，但是依然掀起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新历史主义研究高潮。随后开始进入发展缓慢期，直至新世纪初期，才开始有所回升。张进成为了新世纪新历史主义研究的领军者，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与著作，2004年，《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正式出版，详细研究和探讨了西方新历史主义和我国本土新历史主义，可以说，开启了新历史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先河，包括赵一凡、王岳川等前辈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加入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阵营。国外新历史主义与国内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之间是彼此策应，相互推动的。一些作家，如莫言、李锐、李洱、格非等人，如在创作中，自然地运用了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下，我国新世纪初文学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首先，浅层次的平面现实描写。新世纪初文学剔除了传统文本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历史在文本中成为了一个非常空洞的能指，彻底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社会欲望的随意书写，历史人物形象也开始了凡俗化，与现实中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切的历史描写都源于当下现实。重大的严肃的历史事件被平面化为浅层次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明显的阶级身份标签被消解。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从第一次西门闹转世后的西门驴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合作社时期，农民入社与单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描写。与传统历史叙事中，刻意弘扬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有意丑化单干的顽固分子不同，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不再像传统叙事中将单干户刻画为生活作风、道德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将其塑造为正面人物，《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那样的憨厚、朴实、可爱，对人畜都关怀备至，比如他坚持不把西门驴变成阉驴，在西门驴被打折腿后，蓝颜还为其四处讨药，甚至为其做了假肢，将驴视为亲兄弟般。其次，偶然性的历史叙事。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生于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而历史文本恰好是这种历史观的稳定阐释，历史的真实成为了历史叙事的基础和背景，所以在，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偶然性事件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忽视。而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却抛却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去实现历史叙事的多样化，叙事重心开始转向偶然性事件的历史作用的阐释。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小说由旺财收到刘兰亭发送的“水电报”开始，可以说，由偶然性导致的突变贯穿整个小说:桐江知府由于偶然性的疏忽而被革命党人炸死;欧阳朗云在行刺时偶然性留下的伤口，成为了时候被通缉的线索;而正式因为这一偶然性的刺杀行为，岳天义才率领袍哥起义等等，可以说，偶然性主宰着整个小说的历史叙事。种种纷繁线索，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禁令读者思考这一切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最后，个人主观想象性叙述。在对传统的宏大的历史叙事失去兴趣后，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开始将叙事重点转移到正史以外的周边资源，从侧面挖掘历史价值，这就是已经被证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虚构性，但是同文学的虚构性有所不同，历史虚构并非作家随意的编造，而是以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文本化。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就是作者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去还原那些被掩藏的原生态历史。历史已经不再是传统概念中只见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人们对那些文献已经失去了信心，需要用新的途径去发现和挖掘历史，彻底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隔膜，即便是凤毛麟角，冰山一隅，无需惊讶，这样的历史比传统的历史更加震撼人心。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化的历史，带有极其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包括零散、浅层化以及破碎等。这是一种反抗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具有一种主观化想象性的历史。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1篇7

宇宙的历史要以亿年为单位计算，相比之下，300万年的人类历史、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可谓微不足道，而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出现的历史更是只有区区两千多年。就此种意义而言，历史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而真正能经受住历史长河冲刷的伟大历史学家堪称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仅知道简单地挑拣和组合各种材料的“文字搬运工”，只能称之为历史工作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往往出现在重大历史时期或者转折阶段。见证希波战争时期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探究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原因的波利比乌斯，乃至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汤因比，莫不如是。他们能敏锐地看到自己创作主题的重要性，捕捉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他们紧紧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或乐于探究事件真相、解释因果而不疲，或以研究人类文明和人类自身命运为己任，并以生花妙笔在各自的历史著作中表现出来。伟大的历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先知的角色，因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记录并加以解释。不可否认，西方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从他们身上能探究出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也能把握西方精神文明的前进脉络。

希罗多德是公认的西方古典历史主义的开山鼻祖。从他开始，叙事体历史著作取代了《荷马史诗》这样的诗歌韵文。西方历史学在滥觞之时的特点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如希罗多德记载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战争之《希波战争史》、修昔底德记载希腊城邦内部战乱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记载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回归希腊之《长征记》等名著都属此类，并开创了兼具重视现实和理性分析的优秀传统。而自基督教兴起以来，人类第一次展开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其代表就是奥古斯丁所著的宗教色彩和论辩色彩浓厚的《上帝之城》。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学处于一个转折时代，也可以视为历史学在曲折中积累的一个阶段。18世纪启蒙运动史学奉行理性主义，主张历史研究能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公式化理解，可以发挥实际功能。19世纪则是历史学空前高度发展和获得重大成就的时代，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当时代表时展潮流的兰克学派已使用近代科学的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更加深入，几乎无所不包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历史学家在记录历史时还会把自己的思想融合进来。历史与哲学结合而促成了历史哲学家的应运而生。历史哲学家倾向于对历史和历史学进行哲学反思。这些思考在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出现。自维柯的《新科学》从哲学意义上开始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探讨以来，黑格尔、马克思都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命题；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提出“文化形态史观”，以文化或文明为单位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性思考；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些命题都对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学领域中形成后现代历史哲学，在历史的叙述以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看法，既对历史学家提出重大挑战，同时也形成一种促进因素。

历史学家研究的仅仅是过去吗？在历史学家看来，不仅现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过去也因为新的发现而在变化。历史学家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可以说他们同时使用后视镜、显微镜和望远镜三种工具。历史学家特有的时代感是其他学科学者无法比拟的。历史学又是一门常用常新的学科，如心理学、考古学、生物学等方法无不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历史学家的创作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人们所写的那种历史，或人们思考历史的方式，无不深刻地打上时代烙印和个人特点”。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而言也在不断变化。正如克罗奇指出的那样，古代史学符合古人关于国教、伦理以及整个真实界的概念；中世纪的史学符合基督教的神学和论理学；19世纪前半期的史学符合唯心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哲学，19世纪后办半期的史学符合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

“历史无用”的潜台词就是历史学家无用。所以有人声称说历史已经死亡或者历史已经终结。的确，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区别。正如尼采认为，历史只要服务于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历史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上不能重复。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完全探知过去的确切真相，亦无法预知未来的精确结果，而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可以精确推算和重演。历史学家曾不断地想让历史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特征。如美国新史学就以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为研究方法，拿做科学试验的办法研究历史。而20世纪中叶以来，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开创社会科学派，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历史学新天地。人类的好奇心永无止境，多少历史幽微尚待探索！兰克认为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马可・布洛赫认为历史的魅力首先在于激发人们对它的兴趣，继而有所作为。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最现实的功能是让人自由地思考。谁是那个能对历史产生兴趣并自由思考的人呢？

历史不是伟人的传记，不是人类丑行的记录，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著作应该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更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的一家之言。历史并不遥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周围一切都是历史积淀，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今天是昨天的明天”，历史对于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现实生活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也是克罗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意义所在。过度沉浸在历史感中，对个人和民族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丝毫没有历史感，这样的个人和民族没有前途可言。历史学家们正是通过现在理解过去，通过过去理解未来，进而看到“历史有如未来”。譬如希腊城邦内部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欧陆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惊人相像。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主宰地位，又与今日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何等类似。

人类在浩渺的宇宙中至多相当于沧海一蜉蝣，所谓“人定胜天”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夸张而已。大地母亲既是众多古代文明的摇篮，亦是它们最后的归宿，即是一个最好例证。我们今日视为圭臬的自然科学，若干年后大概会被视为古代迷信。今天的历史学家将来也可能被当作古代祭司巫祝：他们比普通人知道的东西多，可以解释部分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更多，解释不了的问题更多。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在有限的生命中还是能够创作出生命力长久的优秀历史著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坐标。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和历史学家的认识进步，既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间接作用力之一。我们生活的时代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更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横空出世。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8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9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TrendsofRe－searchintheSocialandHuman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RiseoftheWest，AHistoryoftheHuman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World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Worldsince1500：A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world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Ziegler，Traditions＆Encoun-ters：AGlobalPerspectiveonthe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andWilliam．H．Mcneill，TheHumanWeb：ABirds－EyeViewofWorld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

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对“历史哲学”的前提做出了一个天才式的神学阐释。他认为现代历史哲学将历史看成一个线性的、有目的的过程，来自于基督教的末世论。洛维特如此定义“历史哲学”:“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1］(P4)他指出了伏尔泰没有明确的地方，即历史必须与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基督教末世论设定历史是走向末日审判这个目标，一切历史材料都以这个戏剧为中心。上帝是导演，人类是演员。在导演的指导下，演员领会导演的意图，却又表演各异。基督教末世论勾画了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时间成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同时，在终点之处将有审判，将有一个完善的新天新地出现。基督教末世论蕴含的终极意义与线性的时间观成为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

一

当讲到西方思想的时候，自然会追溯到希腊文化与基督教这两个源头。而在历史哲学这个问题上，希腊文化却恰恰构成一个对照。希腊思想将宇宙视为和谐，历史运动就是一个循环，没有起点，没有终结，没有“历史完成”的意识，它处于永恒的循环往复之中。对于希腊人而言，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可以注意到，没有一位希腊的哲学家把历史看得过重。对于人的命运，希腊人是一种古典式的服从。可以说，历史的思想是从犹太人那里引入的。［2］

一部《旧约》书写了犹太人的起点与未来，它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家谱，实际上揭示的是犹太人个人、民族与历史的时间节奏。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在苦难中，不是对命运的服从，而是不断地在偏离上帝与回归上帝中循环。在《创世纪》中，以诺是walkwithGod(《旧约•创世纪》5∶22)，亚伯拉罕是walkbeforeGod(《旧约•创世纪》5∶24)，雅各与神角力，而不是亦步亦趋的followGod(《旧约•创世纪》17∶1)。与神与人较力，点明了以色列民族的特征，尤其是前者是以色列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1946年，在现代以色列建国之前，德籍犹太裔的论文家与诗人萨斯门(MargareteSusman)将约伯作为犹太民族的模型，把他们看作代表人类继续与神争辩的代表。萨斯门认为如今的以色列只顾“与人较力”，并且获得巨大成功。虽然他们理当如此，然而却使以色列民族陷入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真正的命运乃在于与神较力，这是萨斯门对以色列民族的反思。［3］(P238)因为有神的痕迹，所以在历史中不是绝望，而是带有盼望，等待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临的弥赛亚将要亲自参与到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完成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这使犹太人思想具有一种历史感与紧迫感，弥赛亚主义作为一种未来承诺成为历史哲学重要的宗教来源。洛维特的阐释重在基督教末世论这方面，因为弥赛怀或者乌托邦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出现过，但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却是之前未有过的，而这种线性的时间观是历史哲学的中心。

在洛维特的书中，他以倒叙的方式分析基督教的救赎历史如何转变为世界历史。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二分，上帝之城才是真正的归属。历史本身没有趣味和意义，世俗的历史对于信仰来说也没有直接的助益，因为信仰突破了一切历史的发展和危机。［1］(P198)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成为主导思想。到12世纪，约阿西姆(Joachim，1131－1202)开创灵修社团运动，否定罗马教会。通过对《启示录》的重新诠释，把历史看成是世界历史中的救赎历史。上帝的救赎需要在世俗历史的时间内部完成。这样，世俗历史便具有了正当性与神圣性。这一转变导向宗教的俗化，但他没有料到，宗教俗化将会转向世界的世俗化。［1］(P176、198)

《启示录》中的末世论使历史奔向最终的救赎，而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历史也被时间化。18世纪的维柯(Vico，1668－1744)第一次从天意出发，以经验的方式构思人类的历史，他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人创造的历史。历史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循环的。神虽然主宰着历史，但是神不再干预历史，人能够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维柯这里，历史有一个半基督教式的复归，其目的是通过人类社会本性的再生来“教育”乃至“治愈”人类。［1］(P137、161)基督教内部强调个人心灵与上帝的私密关系，个人的选择与自由非常重要，它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宗教渊源，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是落在信仰上，而人文主义逐渐将人神化。在学术史上，维柯是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人。

在马克思这里，他清算了过去的哲学与信仰，书写唯物主义的历史。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仍然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变形。洛维特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程序，是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写照，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1］(P53)马克思宣称这是一种科学的发现，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将世俗性与神圣性、科学与理想集合在历史当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19世纪，线性的时间观与进步观相结合。进步观对时间采取一种虚妄的态度，它凭借过去和现在把未来加以神化。被分割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意味着现在与未来比过去进步，未来比过去、现在更重要，历史是指向未来的，甚至进步本身成为一种信仰。同时，历史的最终实现是要通过不同阶段来实现的。

二

洛维特论述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关系，源于对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在希望中受难”的苦楚的反思。尽管世界历史来源于基督教，但是它却背离了基督教。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的盼望乃在于与上帝同在的永恒盼望。确切地说，世界只是人的客旅之所，历史也是暂时的。然而，世俗化的世界历史将彼岸的盼望变为对未来的信仰，甚至是对历史的信仰。在历史的进程中，种种灾难，包括希特勒，都是在高举信仰的旗帜下发生的。最值得反思的，不是说可以阻止灾难再次发生，而是它有一套解释逻辑，认为灾难只是历史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把它变为可以被坦然接受的事实。正如信仰不会因为发生与信仰相悖的事情而发生动摇，因为现实既不能论证它，也不能它。同样，世界历史的进步信仰模式也不会因为从法国大革命至希特勒的恐怖而消除。因此，洛维特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历史的认识。如果不改变对历史的信仰，不改变对未来的信心，在希望中受难在未来仍将不可避免。洛维特在二战期间的回忆录的后记中写道，读者常常误解他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4］他不仅要揭示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而且想要表达希腊的永恒复归的宇宙观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剂良药。如果紧紧盯住历史，盯住那有限的世界，只在进步的时间中生活，人类是无法走出“上帝死后”的虚无主义，无法医治“人类开始在希望中受难”的创伤。

洛维特的研究除了发现救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还试图提醒人们“历史有意义”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它存在其他的选项，如希腊思想，历史是运动的重复，是面向过去而非未来。如东方思想，印度教、佛教也将历史放在一个不重要的地位，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将眼光转向东方，来回应西方的没落。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以新教立场阐述自己的神学思想，认为上帝才是真正的“终极关怀”，但是到晚年，他发现印度教、佛教、儒家等东方思想也有终极关怀，于是打算重写他的《系统神学》;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对东方思想也是情有独钟，最后一本小说《玻璃球游戏》里有很多关于老子的东西;洛维特在二战期间流亡日本，由于笔者阅读所限，不知道后期的写作中是否有影响;约翰•希克(JohnHick)作为宗教多元论的提出者，古稀之年还在补中国古典的课。对笔者而言，这个阅读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开始换一种眼光重新看待历史本身。

三

从微观上讲，这也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反思。18世纪末，德国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启蒙运动的普适性价值的反思，并与浪漫主义合流。从路德派衍发而来的虔敬派，其非理性、个人化、独特性等特点都对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影响。以赫尔德为转捩点，前期的历史主义是对理性主义和法国式专制的警惕，它充分肯定各民族都有其文化价值，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精神，日耳曼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高，法国人也不比德国人优秀。后期历史主义却转向与国家主义结合，国家理性至上，并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此时，便具有一种排外性，甚至侵略性。伊格尔斯等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主义”与纳粹上台、威权主义的确立密切相关。［5］果然，极权主义不仅对进步的历史目的论构成反思，也对历史主义构成反思。沟口雄三曾经分析为什么近代中国倾向民族主义，日本倾向国家主义，他的理由便是国家主义的最高权威是天皇或国家，这符合日本的思想，而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具有世界主义的成分，中国从古代到晚清、五四，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精神，因此较倾向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6］(P50)这样看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但是民族主义的包容性或排外性必须取决于它与什么思想结合。当然，德国历史主义的悍将梅尼克并不认为法西斯与德国历史文化有什么瓜葛，它认为法西斯的出现完全是偶然性的事件。［7］(P6)无论历史主义是否与极权主义相关，但19世纪末开始，历史主义已经面临相对主义的危机。

雅斯贝尔斯写作《历史的目的与起源》也重在批评历史主义的狭隘，他认为存在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轴心时代的提出便是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在轴心时代，东西方文化都得到发展，并表现出一些类似的特征，如哲学的发展、人的觉醒等。然而，洛维特与上面都不同，他有点釜底抽薪的味道，历史主义也罢，普遍原理也罢，仍然是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兜圈圈。于是，他直入世界历史的前提，挑战历史与时间这两个核心。当然，这并非洛维特的独创，尼采一直都是洛维特的重要思想来源。总的来说，20世纪对“历史主义”的探讨和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阐述，直接源于对极权主义的反思。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11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西洋史”，西方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2-0067-06

世界近代史是一门断代史学科，是世界通史的一部分。它的萌生与发展是与世界通史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西洋通史》曾是《世界通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始。《西洋近代史》即讲述文艺复兴后的欧美史，也就成为中国世界近代史学科的萌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领域开始居于指导地位，《西洋史》名称被抛弃，正式有了《世界近代史》的名称。该学科也伴随新中国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

一、1949～1978年间的学科状况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家着手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探索世界史问题。从1934年起，苏联的大中学校都设置了世界近代史课程，并编写教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要建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世界近代史》，借鉴苏联经验和成果则是一条捷径，加之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就更加重了“学苏联”的氛围。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就已着手翻译苏联的世界史著作。1949～1950年出版的几种著作对开创中国世界近代史教研工作帮助很大，例如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叶文雄等译），其中3、4、5部分讲近代史，颇有参考价值。又如古柏尔主编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吴清友译）上卷，讲述1789～1918年的内容，这是在《西洋史》中很少见到的。50年代中后期由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卷）和各种断代史、国别史著作被大量翻译，这就更丰富了对苏联世界近代史学科的学习内容。例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教程》（5卷）、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下册、波尔什涅夫等所著《新编近代史》（第1卷）等。来华讲学的苏联学者的讲义也被译出，例如尼基甫洛夫的《世界通史讲义》（3卷）、科切托夫的《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3卷）等，这些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创建是有积极贡献的，但也带来史学领域中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

中国史学家在译介和采用苏联世界史著作的同时，也着手编创有自己特色的世界近代史教研读物，这项工作首先是从改写中学的世界史课本入手。1951年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初级中学外国历史课本》（1949年版），共有六章：

第一章，古代的文明世界；

第二章，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世界；

第三章，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四章，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勃兴；

第五章，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法西斯主义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样的体系反映了“厚今薄古”、突出人民革命的特点，也规定了世界近代史在整个世界史教学中占有的地位。①1951年，林举岱先生将原有的《西洋近代史纲》改写为《世界近代史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供高中外国史教学之用。

高等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学起初均由各校教师自行处置。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史教研室于1953年在《新建设》第7～9期上发表的《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提纲》颇有影响。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织了编写该课教学大纲的工作，对统一和提高各文科院校的世界近代史教研起了指导作用。1958年，多所院校自编世界近代史讲义，并注重要有中国特色。20世纪60年代初，《光明日报》等报刊组织开展了关于世界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不少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例如，吴于廑著文《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的本质，是“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他主张，“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①周谷城在《史学上的全局观念》《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等文中批判了西方史观，但他认为在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世界近代史时期“欧洲的中心作用”不应全然否定。②1962年，史学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4册，其中《近代史》两册，占一半篇幅，这套书不仅代表了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新水平、新理念，对于世界近代史学科来说，它也是代表作。它的编写宗旨、分期体系和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评述，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如下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重视人民革命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将国际工人运动写入世界近代史之中，从英国宪章运动到第一、第二国际建立，这在过去的《西洋史》中是罕见的，为此编译了文献资料，此外还围绕纪念巴黎公社等项活动发表有大量著述。③

其二，为了突破“西欧中心论”，重视研究亚非拉历史，特别是亚非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958～1961年，南开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老师们集体编写了六本有关亚非拉的书。季羡林先生对印度，纳忠先生对埃及，李春辉先生对拉美的著述，杨人■在北大开讲《非洲史》。上述著述和教学都颇有水平，诸多学者克服资料缺乏、可供借鉴成果很少的困难，对亚非拉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④

其三，开始将中国写入世界近代史，并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前言中就指出：“本书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又声称要“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从1951年，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侵华史料》，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的问世是这一新动态的起始。

其四，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有新的解读。例如黄绍湘对美国史，林举岱、刘祚昌、蒋孟引等对英国史，王荣堂、张芝联、刘宗绪等对法国史的解读都有新意。“文革”后期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简明扼要，对读者了解西方世界也颇有裨益。⑤二、1978年以来中国学界

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新思考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中国学者有机会出国留学、访问，许多国外同行也能来华讲学。中国史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史学家们也开始冲破了长期束缚自身思想的教条主义说教，走出误区，突破禁区，广开思路，大胆探索。

在世界近代史学界首先考虑的是走出“五段论”模式重构世界近代史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世界史体系承袭苏联史学界“五段论”（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不敢突破，并相应地作出历史分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为世界古代史（或称上古）时期，封建社会为世界中世纪史（或称中古）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世界近代史时期，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社会为现当代史时期。“五段论”的划分法还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主线，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为界标。这种指导思想的绝对化导致史学家思维模式的定向化和研究方法的僵化。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和其他教授在探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的演讲过程时发现“五段论”的提法，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罗荣渠认为：

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序列是各种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公式”，它们之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更没有说每个民族都按这个序列循序上升。①

袁林先生指出，这种“五段论”有两个逻辑缺陷：其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原则；其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他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②

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从1978年起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提出世界史不仅要讲述社会的纵向发展而且还有考虑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根据此思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六卷本《世界史?近代史卷》在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1500年至1900年为期，讲述这一时期世界历史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这是中国世界近代史体系构架的一个创新。该体系从宏观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是如何打破隔绝状态，最后形成一个互相倚仗、互相影响的整体。该体系把这一过程分为四步：

第一步是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彼此隔绝的状态，实现了彼此之间的直接接触；第二步是由于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和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到1760年前后欧洲与这些殖民地之间已形成密切的经济关系，世界各地区间联系进一步加强；第三步是由于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至1850～1870年间，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继续加强；第四步是1871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导致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资本主义势力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到19世纪末，世界已形成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整体。

刘宗绪在1986年主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致力于走出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而代之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1991年，他再次主编出版《世界近代史》，将其理论系统地贯彻于新的教材体系中。该书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以工业化为主线，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来编排章节纲目。他界定：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时期的历史。正是在近代时期，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封建制度，又经过自身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是在这个体系之下连成一气，并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基本定型之时，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结束的标志。

他的新版《世界近代史》将400余年近代世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6世纪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经济在一切领域中猛烈冲击着封建的自然经济所有制。领主和农民出卖土地增多，散布在城市和农村的手工工场，破坏传统的宗法制度，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是，手工工场的生产能力还不足以改造整个社会，更谈不上改造全世界。第二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法、美、德、俄等国相继展开并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起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呈现稳定和发展。第三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继续征服世界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模式和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基本定型。

以往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以1871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段，理论根据是列宁在1915年所著《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此后“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①

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资本主义衰亡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即：第一部分，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1870年普法战争和随后的巴黎公社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第三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目前（1934年）的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②斯大林的话被当做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苏联多次重编世界近代史教材，开端时间虽有变化，但时段分期没有变。我国陆续编撰出版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也基本遵照这一基调，即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产生、发展走向死亡”或“衰亡”“衰落”的历史。上限是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是1917年十月革命。其间，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后一时期使资本主义衰亡开始的时期，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阶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衰亡论”提出了质疑，大家根据历史事实，发表研究成果，还原历史真实。笔者曾撰文指出：

纵观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继续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是加速工业化、现代化、“不发达走向发达”的百年，“是帝国主义的百年”。在这100余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有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至今仍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③

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不少学者认为，垄断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优胜劣汰、以先进改造落后的进步趋向。企业大了，不仅资金充实，更利于技术改造，而且在管理上也会更讲究科学，超大型企业更有条件设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和信息网络。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自我调整，纠正和克服着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显示它新的活力。故而应该否定“衰亡论”。

通史的综合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充分研究基础上。没有这些研究，作为综合学科的世界近代史是不可能有新的水平，为此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涌现不少佳作，为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创造了条件。④

三、1978年以来对世界近代史

诸多课题的新探讨

改革开放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对革命给以极大关注和重视，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而对改革则将其作为革命的对立面贬低其地位和作用。在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中，英法美革命、巴黎公社、俄国革命等，均作为重大事件来描述和评介，而对很多改革事件或不作反映，或轻描淡写地将其作为革命的辅助手段或革命的副产品提及，甚至冠以“欺骗”“政治花样”等字眼来进行批判否定。1962年出版的4卷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提到的俄国彼得一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英国1832年国会改革、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均未有充分的积极评介。

纵观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外乎两种形式：剧变和渐变。革命是社会的剧变，改革是社会的渐变。革命和改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对社会实行改造，推动社会前进的社会运动。

有的学者们通过史实研究将世界近代史的改革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促进型”，如彼得一世改革等，具有促进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和发展的功能；第二类是“过渡型”，如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使封建统治阶级本身逐步资本主义化，向资本主义过渡；第三类是“自救型”，如日本明治维新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自救；第四类是“完善型”，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过的改革，调整和缓社会矛盾，废除封建残余，完善资本主义制度。①

为了给改革运动正名，学者们指出它有四大作用：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改革克服落后状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第三，在封建制度出现危机，而资产阶级力量较为软弱的国家，改革促进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渐转化；第四，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②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改革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本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自我完善的主要方式，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我调节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手段。③甚至认为改革有胜过革命的优点，它能避免革命带来的破坏和动乱，能保持社会的和平安定局面，而这种局面是经济发展和文化昌盛的必要条件。④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方式。于是改革的通史、改革断代史、改革专题史、国别改革史便越来越多了。⑤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现代化而启动，所以现代化便成为世界近代史的热门话题。现代化即工业化贯穿近代史全过程。现代化的准备大体上是在16世纪；现代化的起源大体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现代化的发展大体为19世纪初至1900年；从1900年开始，现代化向全球扩张。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先生首开先河，把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新研究项目进行倡导，得到普遍响应。他的著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⑥从宏观史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他强调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中轴，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探讨，颇有指导意义。北京大学等单位成立了现代化研究中心。钱乘旦在推出其力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1987年）后，又主编10卷本的《世界现代化历程》。⑦李安山主编的《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⑧对近代非洲的一些现代化初试进行了概述，虽属草创之作，但却填补了空白。

现代化带来城市化的发展，世界近代的城市化问题也随之成为大家关注的热门课题。1991年9月初，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举办了该课题的研讨会，并将数十位学者成果汇集成书。⑨该书对世界各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源、进程、道路和特点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之后涌现了大量相关著述。⑩

改革开放前，在世界近代史中重视政治史，忽视文化史是较普遍现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后半部分，几乎完全没有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为改变此状况，河南大学历史系较早地进行《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①周谷城、田汝康主编的《世界文化丛书》也陆续出版。接着汝信主编的12卷本《世界文明大系》于1999～2002年先后出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客观论述世界各主要文明的跨学科成果。为适应各级教学的需要，各种文化史大量涌现，开创了一个新局面。②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篇12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由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计算，直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

“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公元15—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衰亡直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间世纪，即“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列尔在其所著的《通史》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中世纪”的概念便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二、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成就

1.缔造了一种系统的特色鲜明的、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也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大众的、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中世纪，文化普及文本《圣经》被大量转抄复制传播，其通俗的教义家喻户晓。教会僧侣制度遍及每一个社会角落，每个教区设置了专职布道的神职人员，为社区为大众提供了简洁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观念，为人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提供了简单易行的规范或标准，成为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来源之一。简便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以及星罗棋布的教堂，使信仰成为世俗日常活动和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或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和思想交流成为常规；促进了公共理性的发展，而传统的血缘同族同乡等宗法关系被日益淡化。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团体活动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的开端和基础，这是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雏形。

2.开创了大众教育

西方大规模的普及性、基础性和义务性教育是从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开始的。在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方面，基督教的贡献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中世纪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建立。全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大学都是在中世纪建立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说：“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杰出产物，包括了艺术、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

3.革新了审美和艺术的观念及其创作方法，创造了新的工艺和艺术风格、建筑工艺、绘画和雕塑、音乐、文学等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中世纪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们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达。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的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其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三、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评价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如果从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来看，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后、最封建的基督教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造成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停滞，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成为“神学的婢女”。此时，基督教禁锢着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如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所以中世纪在西方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史上发展最缓慢的时期。

由于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以神学为衡量文化的最高标准，所以把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文化看成是异教文化，贬低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前的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就。这样就中断了西方文化传统，用来自东方的一神教宗教取代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民主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被中断，文化停滞，以宗教专制取代了民主制度，以宗教文化取代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这些方面都说明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野蛮的、倒退的。

然而，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人们总是在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多次高度赞扬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能否认，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基督教在中世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与宗教改革，最终使基督教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世界性宗教，它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从最初的政教合一统治，逐步演绎出政教分离、封建民族国家的建立，最终较早地结束了专制制度与封建社会，进入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大约从14世纪起，西欧国家农业与工商业普遍进步，经济发展迅速，取代原地中海地区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由于西欧国家靠近大西洋，所以被称之为大西洋文化。

也正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才成为了与东方的中国、印度一样拥有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与国民经济财富积累的地区。当然，由于具有这种地位与经济实力，才可能出现骑士与破落贵族进行的。也正是在新经济发展的需求下，15世纪后期西班牙葡萄牙首先开始海上探险，导致地理大发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在思想文化领域才能出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代表工商业阶层与城市市民意志的各种思潮才可能得以兴起。

总之，西方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西方的中世纪固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却埋下了人类文化未来发芽的种子。当必要的条件出现时，这颗文化的种子就能冲破黑暗，成长生根发芽。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西方中世纪文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全面考察这段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化。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都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认为这是一个思想文化衰落的时代，中世纪几乎成了蒙昧、落后、倒退的代名词。事实上，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们只有深刻剖析中世纪文化的特点与历史进程，才能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历史功过。

【关键词】西方中世纪文化功过

参考文献：

[1]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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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穆尔.基督教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