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文化概论范文篇1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广播电视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电视传播;教育传播;融合

一、研究概述

进入21世纪,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互联网络日益成为各国获取信息最为方便和快捷的通道。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这就使得互联网这种现代手段往往只在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得以安装,而在西部等欠发达的地区,互联网还没有得以普及与安装,因此,就我国而言,电视的入户率和普及程度远远高于互联网络。这就是说,在我国,现今人们仍以电视作为主要的获取信息的来源。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电子媒介,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走进了千家万户,近年来利用电视媒介传播教育内容的电视栏目更是与日俱增,这表明大众传播中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地表现出原本专属于学校教学传播的许多特征。然而各类学校的教学传播中体现大众传播特征的现象却并不多见,且多是手段、资源的利用性融入以及方法的借鉴性融入。

正是基于现今我国学校教育传播中很少应用于大众传播的有效策略这一背景之下,对学校教育传播中融入大众电视传播的有效策略的研究将有着广泛的前景和深远的意义。研究如何把大众电视传播中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应用于教育传播之中,使大众电视传播与教育传播相互渗透和融合,从而让人们在如同观看电视栏目般轻松自在的氛围之中获得学校课堂般获得知识的效果,无疑将为获得更好的教育传播效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为教育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出新的途径。

二、基本概念及其对比

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这个词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线电广播普及之后才出现的。美国传播学的先驱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1946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科学》中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视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也日趋活跃。

“大众传播是指职业的传播机构,使用各种印刷与电子媒介,广泛、迅速、连续地传播信息,以期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受传者中收到传播的预期效果,试图在各个方面影响受众的一种行为的过程。”[1]

“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2]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与人类的一般传播活动相比,除了都是信息传递外,有其自身的特性,即教育传播有其特定的传播目的、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及传播媒介,它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大众传播和教育传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和划分:

1.大众传播所传递的内容是广泛的,系统性不强,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医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学科知识,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育传播传递的则是特定的内容,其内容往往只是针对某一领域或某一年龄段。例如初中英语课程,高中化学课程等。

2.大众传播的受者是随意的,受众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学历文化等。而教育传播则有特定的受者,例如大学的教材就是给大学生学习用的,而不能当做高中的教材。

3.大众传播往往趋向于单向传播,而教育传播则更多是双向交流。大众传播在同一时间可以将同一消息传递到世界各地,让成千上万的受众得到信息。而传播的效果如何则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受者的反馈。与之相反,教育传播则往往趋向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例如传统的学校课堂之中,教师讲授完某个问题可以从学生的表情、从小测验中得到及时的反馈,以了解传播的效果,对不足之处可以及时改进。

三、大众电视传播与教育传播相融合的现象分析

(一)大众电视传播中的教育传播现象的分析

1.专门播放教育节目的大众电视栏目

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有线电视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精彩频道,其中专门用于播放教育类栏目的节目逐渐多起来。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就是一档典型的以知识传播为主的教育类大众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发挥了一种巨大的传播作用,承载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是这档栏目推出的历史文化知识讲座暗合了近年来广大国人对历史文化知识、中国文化传统的求知热。除《百家讲坛》外,电视上其他类别的讲座类栏目,究其本质来言,都是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思想在大众传播中的良好体现;《走近科学》是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的一档科普教育类节目。该节目以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传播科学知识为宗旨,十年来制作了大量优质的电视科技节目,已成为中国电视科普的一面旗帜。类似的专门用于教育的栏目还有很多,这里只列举几个。

2.融入教育要素的大众电视节目

融入教育要素的电视节目在程度上介于专门的教育节目和增设教育环节节目之间,就是说它虽不是纯粹的教育节目,但却把教育的内容贯穿于节目的始终,而非片面地加入一些具有教育功能的环节。这类节目也有很多,其中以《三星智力快车》《联合对抗》《开心辞典》等一系列竞技类益智答题栏目为典型代表。选手们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来展示才华与智慧、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广大的电视观众则在收看之中学到了丰富的各类知识。

3.增设教育环节的大众电视节目

除了专门用于播放教育类节目的电视栏目,大众电视中还有不少具有教育意义,但本身并非专门传播教育内容的电视栏目,而是在节目中穿插了一些具有教育作用的环节。例如,中央一套每周日播出的《正大综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档综艺类节目,让现场选手和广大电视观众在娱乐的氛围中领略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而在领略异国风情的中途通过插入一些小问题,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的目的。

四、教育传播中的大众电视传播现象的分析

教育传播中应用大众电视传播手段的一个典型代表当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初期采用广播、电视、文字和音像教材等多种媒体,世纪之交融入了计算机网络进行教学,是面向全国进行远程开放教育的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

教育传播中的大众电视传播现象的另一个典型代表是电视节目在教学中的应用。这个例子也很好举出。例如,在讲授近代史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老电影《地雷战》《》等影片;在生物课上可以用到科教类电视节目《人与自然》中的相关片段等。这样既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利于日后对相关知识的回忆和熟记。

通过上面对大众传播和教育传播的概念的分析以及对两者的不同点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现今将二者融合的最佳的产物莫过于教育电视台了。首先,除去收看特定课程的固定人群外,教育台的群体是不固定的,有着极大的随意性。其次,教育电视台播出的栏目基于一个开放的系统,栏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新变化。这符合大众传播的特点。再次,每期栏目的播出内容又是系统的,有计划的;某一档节目可能是针对某个年龄段人群的,这又符合教育传播的一些特点。这就是说,教育电视台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教育传播的特点,将两种传播优势实现了很好的融合,尽可能既扩大了收视人群,又具有了学校教学般的教育效果和目的。

大众电视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电视化,使得现代教育从教育体制、教育观念到教学方法都面临着全面的挑战。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学校教育可以在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状态中按部就班地“传道、授业、解惑”,而电视的出现,使教室之外的信息和知识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进入电视时代,学生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

五、大众电视传播手段应用于教育传播的具体策略

通过上述的研究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播中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地体现出原本专属于学校教育传播的特征。而学校教育传播中体现大众传播特征的却很少,且多是手段、资源的利用性融入以及方法的借鉴性融入。可见,研究如何在教育传播中有效融入大众电视传播中的有效策略不仅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流趋势,也将为学校的教学传播探索出一条新的实践道路,前景十分可观。

其实上述不少栏目传播教育信息的基本策略究其本质并不是大众传播的独创,而属于教育传播研究的成果,古今中外许多教育专家也进行了相应的论述。然而现实中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却很少采用。反过来,大众电视传播领域可能这样的理论较少,而他们能躬身亲行。因此,下面总结的策略是将学校教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与大众传播的技术手段和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其中的有些手段可能是教育传播领域早有的教学方法,但是其在实际的应用之中却往往被忽略掉,而大众传播由于借鉴了某些教育传播的方式却得到了良好的效果。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教育传播中借鉴大众传播的一些技术手段的同时,努力把教育传播中早有的教学手段提取出来,加以应用,不要只注重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其实际的应用。

总之,今后在学校的教育传播过程之中,教师和学科专家等应该在课堂教学传播中更加注重将大众电视传播的相关策略融于其中。尤其是对于今后在大众电视传播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的技术与手段、新的理论与思考,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将其中合理的理论与实践成分融于学校的教学传播之中,更加大胆地尝试将各种新兴的大众传播相关的实际活动融于教学活动中来,从而使得教育传播中类属于学校的教学传播中常有新的策略注入,为探索出更好的教学传播过程、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奠定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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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文化概论范文

200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邮编361005)。

电邮：

2009年7月31日，科技部、广电总局和上海市共同启动了“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NextGenerationBroadcasting，NGB)”的示范项目：以此为标志，NGB开始走向实施阶段。此时，距离2008年12月4日“部局合作协议”的签署，才不过短短8个月。相比几年前的IPTV，这个节奏多少透露出了几许“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政策制订和产业推进的同时，关于“三网融合”的讨论声音也始终不断。罗小布提出澄清基本概念的想法(参照阅读：本期罗小布专栏P28～P37)，使我联想到科学史上曾经发生的澄清基本概念的情形――往往是在学科范式尚未确立的时期，或者是科学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夜，而在“常规科学”的阶段，科学共同体通常不会去质疑基本概念。

既然NGB是“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其技术被寄予的革命意义毋庸置疑，由此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概念进行反思，看来确有其必要。笔者以为，重新审视“广播”、“带宽”以及“融合”等三个基本概念，是理解NGB的关键。

NGB还是不是广播?

广播兼具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含义，NGB对“广播制度”的颠覆性创新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所以，建设NGB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系统问题。

与近年来热议的下一代网络(NGN)、下一代互联网(NGI)以及IPV6等诸多“下一代”新技术相比，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广播”显得有些古旧。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商用的电台广播，到30年代走向商用的电视广播，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的“广播”，不仅代表一种向大规模受众传递声音和影像的技术手段，更象征着工业社会形成的向大量聚集(尤其是聚居在城市)的“大众”(mass)传递信息(以单向传递为主)的制度。(文中红色突出显示效果为编辑所加，下同――编者注)

上个世纪广播制度的形成具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即模拟的开路发射技术无法精确限定接收者的权限；也有社会方面的需求，即工业社会向大众传递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是精英集团整合并掌控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条件之下，形成了以中央化的传播与个性化的接收为基本矛盾的现代广播制度(Williams，1974)，而商业广告赞助和征税成为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两种主要手段，并相应地形成商营和公营两种主要的广播体制。

由此可见，广播具有技术与社会的双重含义。

在实现数字化转换之后，有线电视网在技术层面上与传统广播网已经具有显著区别：由于能够精确控制接收者的收视权限，因而不只能够向“大众”进行“广泛”播出，而且能够精确地向特定“小众”进行“窄播”；与此同时，由于能够实现即时双向互动，也不再限于单向的“放送”。有线电视城域网在完成数字化整体转换的基础之上，通过采用大规模汇聚路由器(ACR)以及基于新数据接口标准(DOCSIS3.0)的一些技术，已经能够以较大的带宽提供点对点的双向交互功能，从上海嘉定试验网初步实现的某些互动业务，人们依稀可以看到NGB浮现在地平线上的曙光，然而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物理网络方面，NGB与电信网络已经没有太大的实质区别，但与传统“广播”网却有着本质差异。作为对广播技术的革命，NGB可以向下兼容广播功能，但显然不是传统“广播”网。由此看来，NGB中的Broadcasting只能解读为一种行业立场：这是以广播电视部门为主导、以现有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尤其是有线电视城域网)为改造对象的“三网融合”方式。

既然NGB有行业立场，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再次面对IPTV在许多国家曾经遭遇过的“IP”与“TV”的技术范式(technicalparadigm)冲突。由于执行主体不同、基础条件不同，不同部门在实施网络融合时必然选择不同的路径。与此同时，由于NGB在技术上与传统广播相比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社会意义也将随之发生新的调整，这势必要求运营商不能再以广播的思维模式来运营NGB。

基于上述对“广播”基本概念的反思，可知建设NGB的目标给广电运营商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是一个系统问题!那么，广电部门应该采取怎样的融合策略，才能有效地改造广播基础设施并转换运营思路，从而真正实现“三网融合”的NGB呢?

带宽与宽带

带宽(bandwidth)是网络的物理属性，宽带(broadband)互联网接入是基于网络应用的用户业务；但NGB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增加宽带业务，而是带来了基于视频的流畅互动体验，后者才符合用户的新媒体消费行为特征。

宽带接入需要网络带宽，带宽是网络性能的重要指标，这是常识。曾经听到某运营商谈及NGB时说，“NGB是对广电网络的全面升级，升级之后网络的带宽得到极大改善，使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增值业务尤其是宽带业务，从而具备与其他运营商全面竞争的可能性。”――笔者对这个观点感到有些疑惑，改善网络性能是为了什么?按照罗小布的说法，运营商其实更应该重新反思用户的需求。用户究竟需要什么，无限增加带宽的宽带接入吗?

记得互联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在美国走向商用的时候，WWW曾被戏称为“waiting(等待)”、“waste(浪费)”和“waffle(闲聊)”，足见互联网起步阶段的情形：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上网，速度奇慢费用极高，而且内容很少。刷新一次网页需要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在讨论区看帖、发帖已经勉为其难了，更不要奢谈网络视频。相比80年代的广播电视，当时的互联网在性能上显然有许多不足，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也是类似情形。可令人费解的是，人们竟然喜欢互联网!

今天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以至于1PV4拥有的2－1地址资源即将被分配殆尽。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3.38亿(CNNIC，2009)。如果说带宽是制约网络发展的因素，那么互联网怎么会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笔者以为，互联网能够迅速发展，根源在于用户体验!

互联网提供一种无限的可能，让用户高度卷入地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邀游探索。这种用户体验，正是基于传播方式的根本变革：从集中单向的广播转向互动式去中心化的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渗透，这种双向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逐渐塑造了一种所谓“参与式文化”或者俗称“前倾式文化”。以往大众传媒的受众养成的习惯是：仰靠着沙发被动地从报纸电视获得娱乐和资讯。与这种“后仰式文化”相比，“前倾式”文化需要用户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去主动参与。电视机从没有遥控到有遥控、电视节目从“观众callin”栏目到草根选秀、互联网应用从以网站提供内容为主的Web1.0走向以网站提供互动平台为主的Web2.0，推动新媒体发展的是用户的参与精神!

一个偶然但鲜明的例子是，《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起的“贾君鹏”现象，正是海量用户参与下的传播爆发力体现――这则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火爆“水帖”提醒我们：用户需要的是参与，注重行动本身所体现着的存在，而不是内容所具有的符号含义，这构成了用户新媒体消鼻行为的基本特征。

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带宽尽管很重要，但也要联系具体服务谈带宽才有意义。如果宽带业务提供的仍然是集中供给的内容，那么运营商提供再多的带宽也无济于事。试想，内容严重同质化的电视节目从30套增加到300套，对用户又能增加多少吸引力?所以，来来NcB的接入网带宽会有显著改善，但怎样用好带宽更重要!

综观广电与电信的历史，有线电视网络在用户带宽方面曾经具有的优势并没有带来竞争胜势。因此，对于广电运营商来说，不必执着于带宽，更不必纠结于宽带接入业务以及互联网国际出口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非广电的主营业务，也不是用户的真正需求)。NGB对广电的意义。不是增加了多少带宽或者增加了宽带业务。而是增强了用户的互动体验。并且是基于视频的互动――用户的真正需要不是带宽本身，而是通过更加顺畅的信息传输来实现更为真实的“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

融合与分离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关于融合，前人的论述虽然已经很多，而要理解NGB，却还需反思融合。罗小布提出区别媒介与媒体的观点，对于认识融合概念是有启发意义的；其意义在于：应对媒介与其承载的内容进行区分。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Jenkins(2006)对融合的理解是：“内容跨媒介平台的流动、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

无论是视频内容从广播网向电信网的流动，或者语音通话从电信网转向互联网，都属于媒介融合之后常见的情形。对比通常讨论的多层次融合的观点，Jenkins强调的是对媒介与内容的区分，从而引出融合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平台要互联互通，这是需要兼容标准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内容要自由流动，这是需要监管政策来解决的问题。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相互联通因而能够彼此交融。可见，要实现融合，不仅需要解决技术标准的兼容问题，更涉及监管政策和部门利益问题。许多国家在IPTV行业监管方面发生“IP”与“TV”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就是内容流动引起用户迁移，从而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

目前讨论最多的融合，主要是关于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与内容产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的TerryFlew(2008)认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融合问题也还是这三个产业的合作问题(如附图所示)。

无论是“三网融合”还是“N网融合”，首先都需要解决物理层与业务层的分离，物理网络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业务则需要鼓励竞争。将物理网络的差异对业务的可能影响屏蔽掉，也正是基于软交换的NGN的核心精神之所在。笔者以为，影响未来NGB实施的主要因素很可能在于“网台分离”政策的执行问题。2008年“1号文”关于“加强市场培育与监管”的规定，第一条就明确提出“转变广播电视运营方式，推进实施网台分离，形成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营机制”。网台分离不是难以理解的理论问题，而是难以执行的实践问题，这似乎已是政府、业界以及学界的共识。

在广播时代，广播电视网以城域网为主，其性能与规模的关系还不是十分密切，虽然网络规模通过运营成本能够间接影响网络的绩效，但是并不存在显著的网络效应。然而，NGB不是传统广播网，用户之间需要互动，这使得网络具有了外部效应。从理论上讲，用户越多网络越吸引人。对于NGB所能提供的基于互动的各种增值业务来说，网络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改善网络性能需要扩大网络规模，即便不能全国统一，也要尽量鼓励跨地区兼并。试想在网台结合、地区割据的条件下，各项业务如何能够自由地跨地区、跨媒介平台流动?

网络不允许地方割据，必须互联互通。只要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网与台很难改变“名分实合”的局面。这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标准、全程全网的能否真正实现的问题。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