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协会工作计划范文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是面向未来，具有精心的组织、系统的规划、科学的指导和优良装备的城市，并且是一个已为可持续发展制定了相应发展计划的城市，它包括了:城市管理的精心到位、城市对资源的节约高效使用、城市发展的全球性战略眼光、城市的生态系统规划和建设。进入21世纪，伴随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广泛传播，学者的研究已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概念研究深入到实践研究，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正是得益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广泛传播。据《2013－2017年中国生态城市规划行业深度调研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开始，全国各地城市推出各具特色的一系列生态城市的建设方案，对直接推动我国生态城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目标。生态城市(英文:ECO－City)，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伟大创新之处是深刻反思、扬弃了传统的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自觉寻求克服“城市病”、并引导人类从灰色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思想和行动指导，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与协调。其本质上遵循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增长模式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有机融合的多元发展模式的转变。它体现了城市发展理念中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理性的人本主义的转变，反映出城市发展在认识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取得新的突破，使城市发展不再是仅仅简单地追求物质形态上的发展，更是关注到精神和文化上的进步，即更加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生态城市的建设，其特点和目标是基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标准的生态城市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高效性、区域性、整体性、持续性、和谐性和结构合理、关系协调。

2厦门市构建生态体育城市的基本路径

部级生态城市要求厦门市的80%的区必须达到国家生态区建设指标并获得命名，区下辖80%的镇必须达到国家生态镇建设指标并获得命名，辖区80%的行政村必须通过市级以上生态村命名。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岛外的海沧、集美、同安、翔安四个涉农区已全部顺利通过部级生态区考核验收，岛外辖区的14个涉农镇已全部获得部级生态镇的命名，另厦门辖区156个村(社区)中已有146个获得省级生态村命名。生态文明为生态体育建设提供了指导和依据。生态体育是厦门市建设生态城市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体育与生态城市的建设密切相关，是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促使深刻的体育发展变革，它涉及自然环境的生态建设、体育发展观念、生活方式等多层面的变革。生态环境与体育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体育活动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时时刻刻受到生态环境影响与制约，体育活动也无时不刻在的改变着城市生活中自然环境的面貌，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作用。体育活动与环境协调发展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永恒主题。调查表明，厦门市为实施构建生态体育城市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2．1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保障

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建立，离不开政府持久和坚定的支持。厦门市始终坚持“生态立市，文明兴市，保护优先，科学发展”的理念。

2．2生态与体育发展空间规划的融合

城市建设发展目标是以最少的空间开发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城市规划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调控。规划生态体育运动的场地设施，应该加强城市、街道、社区中的体育区域合理布局，不仅能让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位居民充分享有绿色户外运动空间，且能进一步每一位居民提供全民健身服务的基础保障。最终实现与城市的人口分布、功能规划布局和生态环境条件互相协调发展，确保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更大程度地提高。调查显示，从2011—2014年市区两级财政投入到全民健身经费共达6．24亿元，年均投入超过了1．5亿元。现有各类体育设施5501个，体育场地总面积741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02平方米(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位列福建省第一位，已初步构建了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以上的大型体育设施规划。目前已着手组织各界有关专家对《厦门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进行修编，将为构建厦门市提出的市民“十五分钟健身圈”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在调查中了解到，厦门市在规划城市体育生活圈、布置体育资源时，充分考虑到城市文化的特点、背景及其对体育项目开展的影响，着重发展一些符合或突出本地地域城市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设施。目前，已形成较具特色和影响力的项目有:厦门国际马拉松、国际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国际帆船、国际自行车等赛事。厦门是典型的山、水、城空间相融合的城市，集美、海沧、同安和翔安与厦门岛是辅城与主城的关系。水面、山体和绿地既是四个辅城内的有效分割，也是有效串联，对城市生态系统网络的构建提供了天然的帮助，同时对特色鲜明的组团城市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2011年4月，厦门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之一提出“开设绿道—打造厦门城市建设的一条新道”。同期，就开展了厦门市绿道与慢行系统总体规划建设，建设以结合新城、小城镇建设及溪流整治重点全面展开。2012年初，国家住建部正式下文把厦门市列为全国第二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项目示范城市。厦门市以示范项目建设为契机，依托厦门岛山体、环岛、湾区等资源，已逐步形成高品质、完善的绿道与慢行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是厦门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2．3宣传全民健身生态保护意识和组织活动

调查了解到，厦门市将生态环境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正式出版了《厦门市中小学环境教育知识读本》，定期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各种环保活动，全市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90%以上。厦门市市委、市政府把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全市各中小学每年坚持开展不同形式、不同载体、不同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弘扬生态文化，增强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理念，使创建生态市成为市民的自觉行为。实现城市生态体育的发展，必须在社会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生态意识，倡导城市发展的生态价值和提升城市发展的健康发展理念，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优化。厦门市为实现城市生态体育的发展，在宣传方式上，通过宣传册、电视、电台、报纸和互联网等进行宣传普及;在宣传形式上，通过日常教育、学校与社区教育等形式进行宣传，使生态教育、全民教育与终身体育融为一体;在宣传手段上，通过富有特色的生态体育节、生态教育行动计划与生态体育示范工程等活动来进一步普及生态体育意识。调查得知，截止到2015年7月，市、区两级的体育职能部门通过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类群众体育组织，强化体育指导员的培养，使得全市90%的社区(村)已建有社区文化体育协会，这些协会广泛开展适合社区特点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群众广泛参与的文艺表演、知识竞赛、体育健身、科普宣传等文体活动，让社区能充分发挥城市与社区生态建设发展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场地的作用。

3拓宽城市生态体育空间，加强生态体育城市的建设

3．1依托赛事，生态体育城市的起步

厦门从2003年起连续12年举办国际马拉松赛事，该赛事连续五年获得“国际田联路跑金牌赛事”的称号。厦门的赛道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赛道之一，沿海的环岛路依山傍海，风光优美，景点星罗棋布，道路平坦宽阔。厦门市历年的“国际马拉松”赛事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元素聚焦赛事，不断注入新理念，确定以旅游，生态为基点的宣传元素，吸引了国内外知名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参与。同时进行的市长论坛、国际路跑大会的年会、赛事的摄影大赛、拉拉队大赛、化妆马拉松、花车巡游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让全体市民都能参与其中，提升了市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该赛事从2003年的1．2万人的参赛运动员发展到2014年的7．7万人(数据来源:厦门市体育局)，厦门市民的全民健身的参与度持续升温，在环岛路上时时看到市民们健步走和跑步，骑行的身影，美丽的赛道是对生态的保护和体育的完美融合，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美景，还有锻炼时愉快的心情。毫无疑问，马拉松赛掀起了新一轮“环境革命”，最终受益者是老百姓，因为市民将拥有更优美的生活环境，但马拉松赛带来更重要的效应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因为马拉松赛的成功举办，使得厦门多了一张城市名片，这张名片需要通过不懈改善各种软硬环境去呵护――这种巨大的压力，将成为推动城市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调查表明，厦门国际马拉松的赛道有着独特的设计理念，该赛道的设计是与城市道路的有机融合，使得体育赛事向城市空间扩展，向城市生活场所延伸，以此形成以自然环境和广阔城市空间为体育竞赛舞台背景的“景观赛事”。赛事在吸引更多市民参与赛事活动的同时，也展示了厦门的城市形象和生态体育文化。

3．2公共自行车系统—构筑全民生态体育理念

调查显示，2014年7月25日，厦门市岛内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投入使用;截止到2015年7月，岛内的思明区和湖里区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工程共建有355个站点，7000辆自行车投用，通过对旧系统的升级改造，让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线路和站点不断向社区延伸，为市民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可以预见，未来的厦门市岛内将形成与公交、地铁有效衔接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与此同时，2013年7月中旬，厦门市岛外的海沧区政府率先投建公共自行车系统，并在2013年9月1日，第一期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目前，公共自行车系统已覆盖全区的海沧、新阳和东孚三大片区，累计建成绿道总长163公里，建成公共自行车道163公里、设立站点130个、配备自行车3200辆、办卡3．6万张，有18%的生活区市民办理了公共自行车易通卡，锁柱的使用率高达每天6次，部分站点最高超过每天30次，累计骑行总量约344万人次，日均骑行约6056人次。调查中了解到，海沧区政府计划在2016年5月建成150个站点，公共自行车增加至6000辆，重点打造富有特色的景点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一日游游玩线路，该线路不仅可以让游客和市民利用公共自行车系统出行，还可享受到城市景观和乡村田园风光。生态环境是公共自行车运营源源不竭的生命力，海沧区利用独特的海湾，规划与建设了首条公共自行车系统，使海沧湾公园、市民公园和乡村景点得到有效地串联，吸引了广大市民和骑行爱好者走进海沧。在对海沧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访谈中了解到，海沧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营将组织社会力量来探索其运营模式，从单纯的骑行自行车，提升到与运动休闲、旅游和便民服务等相关业务联动起来，借此带动旅游观光自行车服务业、户外运动休闲、自行车户外用品、海沧湖游船和广告等相关配套服务产业。调查表明，厦门市所倡导“公共交通为主导+步行与自行车共衔接”的绿色低碳出行模式，是厦门市列为缓解“行路难”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作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战略部署的实践与行动项目，厦门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已经进入建设发展阶段。它不仅为厦门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大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一种健康休闲的运动方式。

4结语

马拉松协会工作计划范文篇2

由美国长期、大规模地向拉美提供经济援助的设想并不是美国的“原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一直要求美国增加经济援助,实施一项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方案。1954年,泛美经社理事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拉美国家采取共同立场,向美国提出了一个系统的、量化的援助计划。该计划提出在今后10年或更长的时期内,拉美每年需要输入10亿美元的外资,私人资本最多承担3亿~3.5亿美元,

其余的6.5亿~7亿美元要由公共资本承担,其中美国的援助最重要。(注:UnitedNation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ALatinAmericanDevelopmentPolicy,E/CN.12/359,NewYork,1954,pp.105~106.)这个方案是争取进步联盟的雏形和渊源,其中的很多思想和主张后来被联盟吸收。但是当时美国拒绝了这一方案。四五十年代,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拉美的经济援助上实行了消极无为的政策,对拉美国家的援助要求置之不理。究其原因,是西半球在冷战初期比较稳定。虽然苏联试图在拉美扩大影响,但效果甚微,没有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泛美体系没有出现危机,因此美国就不重视拉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1958年以后,美国政府改变了立场,开始逐步调整援助政策。这一调整经历了3个步骤,每一步都是对不断发展的泛美危机的反应。危机越深刻,政策的调整力度也越大。

5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屡次要求美国采取积极态度,成立一个美洲金融机构,专门对拉美国家发放贷款。1954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拉美国家就该机构的资本构成、设址、组织机构等技术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设计。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论调是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已足以向拉美提供发展所需的外部公共资金,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美洲金融机构:“关于拉美国家提议建立泛美机构来资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美国认为参加拟议的这种机构将会重复和妨碍对拉美的发展贷款项目,因而是不适宜的。它(美国)相信通过利用既存的国际信贷工具,拉美国家可以取得比建立泛美机构更大的进步。制约进一步贷款的因素不是缺乏贷款机构,而是借贷国在能力范围之内缺乏合理的项目。”(注: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AmericanForeignPolicy:CurrentDocuments:

1957,p.365,pp.408~409.)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改变了这一立场。8月12日,副国务卿迪龙在紧急召开的泛美经社理事会上宣布:“现在,国务卿授权我向你们通报,美国政府准备考虑建立一个美洲区域开发机构,它将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美国在完成与其他美洲共和国进行磋商等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将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起的、(各国都)相互便利的会议上讨论该机构的组建及其责任。”(注: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AmericanForeignPolicy:CurrentDocuments:1957,p.365,pp.408~409.)美国立场的改变为美洲开发银行的建立扫清了障碍。1959年1月8日,由各国代表组成的“谈判和起草美洲开发银行章程的特别委员会”开始工作。经过3个月的协商和谈判,该委员会于4月8日结束了新银行章程的起草工作,各国代表签订了协定。

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在一夜之间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1958年8月11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务卿赫托、财政部长安德森等人在一起开会。艾森豪威尔表示两天后他将在联合国提议建立一个中东发展银行。安德森马上想到拉美人一直要求建立泛美金融机构,意识到要是美国拒绝具有“特殊关系”的拉美邻国的要求而支持遥远的中东建立地区开发银行,必将在拉美招致反美浪潮,使泛美关系出现危机。于是他提议尽快行动,在提议建立中东发展银行之前宣布美国支持建立美洲开发银行。艾森豪威尔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安德森马上给迪龙等人打电话,连夜准备声明。第二天,在美国的要求下,泛美经社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迪龙宣布了美国政府的决定。(注:T.GraydonUpton,“TheEarlyDaysoftheIDB:APersonalReminiscence”,inScheman:TheAllianceforProgress:ARetrospective,p.139;FRUS:1958~1960,Vol.V.MicroficheSupplements,Fiche3,84-370~84-373.)这一过程虽然简单,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说明美国的目的是安抚拉美人,避免泛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

事实上,由于美国长期漠视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当时的泛美关系已出现危机。危机突出地体现在3个月前的“尼克松事件”上。1958年4月27日~5月15日,尼克松前往阿根廷等8个拉美国家进行“亲善”访问,却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到访各国群众都打出了鲜明的反美口号。在利马和加拉加斯还出现了暴力袭击,大批示威者在机场用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砸打汽车,玻璃碎片打到了尼克松身上。还有人试图将尼克松乘坐的汽车掀翻。最后,尼克松不得不取消在加拉加斯的公开活动,匆匆返回华盛顿。这一事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一直标榜的所谓西半球特殊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时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贝奥兰克后来指出:“很显然,并不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和政治上的无知者在利马向尼克松示威;而是拉美人通过尼克松向美国示威。”(注:WillardL.Beaulac,ADiplomatLooksatAidtoLatinAmerica,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Press,1970.pp.7~8.)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建立美洲开发银行,正是对这种泛美危机做出的反应。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建立美洲开发银行,可以极大地安抚拉美人,缓解对美国的不满,修复泛美关系,化解业已出现的危机。正如列文森所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从其在泛美事务上的立场动摇,不是因为(拉美人的)呼吁或争论,而是因为尼克松副总统在1958年4~5月间前往拉美的亲善访问中遭遇的暴力。”(注:JeromeLevinsonandJuandeOnis,TheAllianceThatLostItsWay,Chicago,the

Twenty

CenturyFund,Inc.,1970,p.44.)

设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

1960年7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罗德岛新港的新闻会上宣布,他将向国会申请一笔特别的公共资金,帮助拉美国家的下层民众改善生活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8月1日,迪龙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的有关情况。具体内容如下。1.至少需要6亿美元(其中1亿美元用于智利地震后的重建)。“要讲清楚的是,这笔钱不会在一个特定的财政年度支出,而是要在一段时期内使用,要有利用它的好机会出现。还要讲清楚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长远计划的首期,根据该计划的影响和受援国的表现,将来会要求另外的款项来满足经过论证的需要。”2.这笔资金主要用于社会项目,如拓荒、改善对土地的利用、修建住房、建设社区基本设施、发展职业教育。3.由美洲开发银行代为管理,以贷款或赠款的形式发放。4.为了减轻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这些贷款主要是软贷款,可以用当地货币而不是美元偿还。5.拉美国家期望看到美国专门为拉美建立援助资金的具体行动,所以美国国务院希望在波哥大会议之前国会能够通过有关的授权。(注:FRUS:1958~1960,Vol.V,MicroficheSupplements,Fiche4,84-473~84-477.)根据这个备忘录,8月8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申请。1个月后,国会在波哥大会议举行期间通过了授权法。这一计划被写进了《波哥大行动》计划中,命名为“社会进步信托基金”。

设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标志着美国从根本上调整了援助政策。首先,这是一个有实际内容的援助计划,美国不仅承诺了具体的援助金额、援助领域和项目,而且表示还有后续资金。正因为如此,《波哥大行动》不同于“21人委员会”(注:该委员会在“尼克松事件”以后成立,由美国和拉美各国的代表组成,任务是推动泛美经济合作。1958~1960年分别在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波哥大召开过3次会议。)前两次会议通过的文件。其次,建立美洲开发银行是拉美人早就提出来的明确要求,美国只是顺水推舟,满足了他们的夙愿;而设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是美国主动、自发地提出来的援助方案。美国决策层在一夜之间突然决定支持建立美洲开发银行,而设立该基金,决策层在半年时间内逐步酝酿,精心准备,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所以,建立社会进步信托基金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拉美消极无为的经济援助政策,是争取进步联盟形成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步。

艾森豪威尔政府做出这种调整,是因为1959年泛美体系开始出现深刻的危机。这年元旦,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了美国长期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这场革命是古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巴蒂斯塔1952年通过军事上台以后,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解散议会,废除进步的1940年宪法,宣布进步政党非法,残酷杀害人民。经济上两极分化严重,富人过着美国百万富翁都难以企及的奢侈生活,而广大下层人民的状况却每况愈下。工人生活水平显着下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高达劳动力的60%。农村中土地兼并十分严重,8%的庄园占有全国3/4的耕地,而数以万计的无地农民沦为非法占地的“自耕农”。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导致了武装革命。

1959年5月,古巴新政权颁布了《法》,废除大庄园制,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据此,古巴政府征收了美国人占有的土地16.2万卡(约合217万公顷)。美国国务院就此提出交涉,要求以现金赔偿美国人,并威胁将进行报复,削减食糖份额。古巴政府则表示目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赔偿,并宣布有权采取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措施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双方关系开始紧张。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第5次外长协商会议上竭力孤立古巴,并阻挠英国向古巴出售“驯鹰者”喷气式战斗机。古巴毫不妥协,继续推行国内改革。10月,古巴政府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废除一切租让地,对美资采矿业一律课以重税。美国对古巴日益采取敌视政策,古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的霸权利益遇到了有力的挑战,西半球出现了新的危机。

巴蒂斯塔统治时期的古巴是拉美地区的一个缩影,其他拉美国家同样由于两极分化严重而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古巴新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大改善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促进了社会公正。革命政权不仅在古巴国内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而且在其他拉美国家人民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许多拉美国家的群众心目中是一个英雄。他们把他看作被践踏的人们的先锋,看作在一多半拉美国家掌握着财富和政府的特权者的敌人。”(注:艾森豪威尔着:《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北京,三联书店,1977,第592~593页。)拉美各国人民受到古巴革命的鼓舞,希望在自己的国家也进行这样一场深刻的、彻底的变革,重组社会结构,对社会财富进行公正的分配。拉美地区开始出现动荡的局势,一股革命的浪潮正在涌来。在6月30日的第449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赫托指出了拉美面临的严峻形势:多年以来,富人的财富和权力持续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各国普遍存在着贫富悬殊,特别是土地是该地区的严重问题。所以,卡斯特罗革命在南美洲的影响非常显着,一股社会动荡的浪潮正在蔓延。(注:DeclassifiedDocumentsReferenceSystem,London,GaleGroups,Fiche#:1991-194.)

到1960年春夏,泛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古巴已经完全成为威胁美国利益的敌人。而局势动荡的其他拉美国家,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古巴式的革命,出现更多的卡斯特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根本上调整了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政策,设立了社会进步信托基金。这种调整旨在缓和拉美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防止古巴革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避免西半球出现更多与美国敌对的激进政权。正如负责政策规划的助理国务卿史密斯在7月6日给迪龙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说,经济援助“将在拉美大大遏制卡斯特罗主义的号召,并且抵消美国反对卡斯特罗的行动的负面影响。”(注:FRUS:1958~1960,Vol.V,MicroficheSupplements,Fiche4,84-450~84-456.)

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出台

1960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拉美地区的危机不仅迫使行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政策,而且也成为总统竞选人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在酝酿社会进步信托基金的过程中,迪龙为了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找到了刚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肯尼迪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但是希望能推迟到大选以后。这样,如果肯尼迪当选,他就能把这个计划纳入自己更宏大的援助计划中。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妥协:肯尼迪承诺努力促成国会同意这一方案,在8月通过授权法,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同意真正的拨款推迟到1961年新总统就职以后。(注:C.DouglasDillon,“ThePrelude”,inScheman:theAllianceforProgress:ARetrospective,pp.65~66.)

波哥大会议结束1个月后,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县公布了一个演讲稿,提出了自己的援助计划。他首次使用“争取进步联盟”一词,表示如果当选,将对拉美采取全新的援助政策。“我们的新政策可以用一个西班牙语短语‘alianzaparaprogreso’——争取进步联盟来最好地概括。这是在自由和经济发展上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联盟,通过共同努力,开发整个半球的资源,加强民主力量,扩大美洲所有人民的就业和教育机会。”(注:KennedyLibrary,Pre-PresidentialPapers,Box913.)入主白宫不到两个月,肯尼迪就在白宫东厅对拉美国家外交使团发表演讲,正式启动了联盟计划。他具体提出了作为争取进步联盟的10点初步内容。主要包括:该计划将持续10年,美国将在拉美国家自己努力的前提下提供“足够的”资金,拉美国家要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支持拉美一体化,稳定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实施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扩大文化交流,等等。8月,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财政部长或经济部长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告美洲人民书》和《埃斯特角》,对争取进步联盟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开始实施这一前所未有的经济援助计划。

争取进步联盟是一个内容更全面、有着具体目标的援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拉美国家在10年之内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要达到2.5%,同时“通过更平等的国民收入分配,使经济的进步惠及经济和社会群体的所有公民,较快提高更贫穷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此,美国政府承诺提供大量公共资金。在埃斯特角会议开幕式上,美国代表团团长、此时已任肯尼迪政府财政部长的迪龙宣布,美国将在联盟计划的第1年(即1962年3月之前)提供10亿美元。《埃斯特角》第4章“支持国家发展计划的外部援助”规定:“美国将援助那些发展计划中制定了自助措施、经济社会政策和计划与本的目标和原则相一致的参加国。作为这类国家内部努力的补充,美国将与来自其他外部渠道的预期援助一道分配资金,这些资金在范围和规模上将足以实现本设想的目标。”(注:PanAmericanUnion,AllianceforProgress:OfficialDocumentsEmanatingfromthe

SpecialMeetingoftheInter-AmericanEconomicandSocialCouncilattheMinisterialLevel,OEA/Ser.H/XII.1,

Rev.2,p.12.)无论是先期提供的10亿美元,还是后续的“足够”援款,美国所做的承诺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埃斯特角宪章》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最重要的内容。

米尔顿在谈到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根源时认为:“我们应当记住,联盟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与卡斯特罗共产主义无关,即使没有共产党的威胁,这个计划也势在必行,它与我们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民主信条相吻合,我们持久的目标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注:MiltonEisenhower,“TheAllianceforProgress:HistoricalRoots”,inJohnC.Dreier,eds.,TheAlliance

forProgress:

ProblemsandPerspectives,Baltimore:theJohnsHopkinsPress,1962,p.23.)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肯尼迪政府推出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从根本上说是对西半球出现的冷战形势的反应。古巴革命后美古关系的恶化为苏联发展与古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双方签订贸易协定,苏联保证在1960年购买古巴食糖425000吨,此后4年每年购买古巴糖100万吨。苏联每年向古巴提供600万吨石油(约占古巴总需求量的1/3到1/2),到岸价格比委内瑞拉石油价格低33%。苏联还答应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古巴实现工业化。此后不久,双方正式恢复巴蒂斯塔时期中断的外交关系。另外,苏联公开表示要以自身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古巴,使之免遭美国的干涉。7月9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在必要时,苏联的炮手可以用自己的火箭火力支持古巴人民,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对古巴发动干涉的话。”几天以后,赫鲁晓夫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门罗主义发出了挑战:“我们认为,门罗主义已经过时了,已经寿终正寝了。这个主义的遗体最好是埋葬掉,以免它腐烂而毒化空气。”(注:洪育沂、徐世澄:《拉美国际关系史纲》,第239~240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新的决策层认为,冷战前线已经从亚洲和欧洲延伸到了拉美,共产主义已经来到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大后方,威胁到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利益和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战略利益。肯尼迪称西半球的独立受到了海外势力的威胁:“在古巴,共产党已经获得了一个卫星国,建立了一个渗透和颠覆所有拉美国家的基地。”在其他国家,“精力旺盛、竭力鼓噪的共产党人正在利用国内的穷困和动荡,怂恿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不满,设法把共产党的统治施加到这些国家。”(注:KennedyLibrary,Pre-PresidentialPapers,Box913.)大选获胜以后,肯尼迪马上组织了“关于当前拉美问题的工作小组”,筹划新政府的政策。该小组在1月4日向肯尼迪提交了报告,指出美国在西半球面临的主要形势是:“莫斯科和北京看起来已经达成一致,把通过革命夺取拉美的一部分作为‘冷战’的早期目标,这种‘冷战’目前在加勒比地区还很活跃。”“在美国看来,目前拉美的共产党挑战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纳粹法西斯威胁很相似,而且较之更为危险,需要更大胆、更富想象力的回应。”(注:FRUS:1961~1963,Vol.XII,pp.9~10.)

争取进步联盟正是这种“更大胆、更富想象力的回应”。肯尼迪及其智囊团普遍认为,冷战来到西半球的根本原因是拉美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发达的经济、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是动荡的根源,为共产主义的扩张和苏联的渗透创造了条件。所以,美国必须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拉美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状况。这样才能避免拉美国家爆发革命“使拉美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社会变革脱离海外的共产党国家、防止被其利用。”(注:FRUS:1961~1963,Vol.XII,pp.9~10.)可见,争取进步联盟的出台,主要是政治驱动的,是为了应对西半球出现的冷战局面。

马拉松协会工作计划范文

“今天，你跑马了吗？”

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年近古稀的老大爷，在中国，马拉松赛事已成为一项风靡各个年龄人群的健身运动。在北京马拉松开跑前，转让跑马资格甚至成了黄牛们新的牟利方式，火热程度可见一斑。湖边、公园里、江滨路上，马拉松运动被视为新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识。

不久前刚结束的上海马拉松参加人数高达3.8万人，而历史悠久的波士顿马拉松近年来的参赛人数高峰不过3.18万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赛事中，负责医疗救援的东方医院医疗站共接诊560人，其中轻伤556人，重伤4人，转院4人。患者主要被诊断为肌肉痉挛、擦伤、扭伤、低血压、低血糖和脱水等。

无独有偶，今年3月，在广东清远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中救治人数达到12208人次。这引发了不少社会公众的疑问，马拉松比赛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从地名到全民运动

马拉松本来是希腊的一个地名，历史上曾是古希腊诸城邦和波斯帝国的交战地。当希腊军队抗击入侵的波斯王大流士得胜时，作为信使的斐里庇得斯不停歇地从马拉松河谷跑回雅典报告这一消息。当他跑到雅典时，已上气不接下气，他激动地喊道“欢……乐吧，雅典人，我们……胜利了”，说完，就倒在地上死了。

1896年，当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举行首届奥运会时，采纳了历史学家布莱尔以纪念该故事设立的新运动项目：马拉松。当时设定的长跑距离42.193公里据称就是斐里庇得斯跑过的距离。奥运会过去仅一年，1897年，马拉松专项比赛在美国波士顿举行，自此，作为一项运动的马拉松在各大洲传播开来。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马拉松运动几乎成为了我国一二线城市的标配。中国田径协会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只有22场；2014年则是51场；到了2015，马拉松赛事达到134场。2015年取消马拉松赛事审批制度以后，截至2016年11月7日，在中国田径协会登记的马拉松赛事高达422场。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争相组织马拉松比赛呢？据了解，自2015年马拉松赛事取消审批后，马拉松赛事分为注册赛事和共办赛事。举办一场注册制马拉松赛事的主体不限，只需要在中国马拉松网站上提交注册，经电话核准就可以开办，赛道认证也可以在网上申请，赛后只需要提交赛事成绩和赛事总结报告就可以。而共办赛事则由田径协会负责指导、培训和赛道丈量，后者更为严格。在数量上，中国田径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注册马拉松赛事和共办马拉松赛事分别为306场和116场，比例约为三比一。

对于部分跑友关心的“国际”马拉松冠名问题，记者了解到，审批制度取消后，大部分赛事都会以某某国际马拉松赛事命名，在申请时并不需要额外条件，这并不是一个判断赛事质量高低的标准。世界上最出名的六大马拉松赛事并不冠以“国际”二字。目前，申请举办马拉松对主办方并没有硬性要求。据记者了解，《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管理办法》仅笼统规定了主办方要取得赛道使用权，有足够的经费等，并未给出具体标准。

根据距离不同，马拉松赛事又分为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四分马拉松（即全程马拉松距离的四分之一）三种，在国内赛事中，还包含5-10千米面向普通爱好者的迷你马拉松。“北京马拉松的专业选手一般都是特邀的，以比赛成绩为标准。比如今年20多位特邀选手，历史成绩一般在2小时10分钟左右。”北京马拉松组委会工作人员李腾说，对于报名选手，自2014年以来由于报名人数过多，会根据报名时提交的成绩审查后放入抽签池，统一抽签。

一般而言，国内城市举办马拉松会从半程起步，逐渐发展到全程或者两者混合，最终成熟的赛事以全程马拉松为主。“国内马拉松很少有5千米到10千米的迷你马拉松。但一些国际知名赛事如布拉格马拉松、东京马拉松，都会针对大众选手专门设立前述对大众开放的项目，而且会为专业选手和大众选手分开赛道。在起跑顺序上，一般是残疾选手先跑，然后是大众选手，最后是专业选手，这主要是考虑保护大众选手的积极性。在这些城市，马拉松是一个万民空巷的全民节日。”吉林体育学院耐力项目重点实验室主任杨明表示。

等中签就像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

前些年，马拉松刚起步的时候，报名费最常见的区间在30-60元。不少偏远点的城市甚至是免费报名。2013年首次举办的深圳马拉松以全程200元、半程150元成为最贵的城市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则从两年前的120元上涨至今年的全程200元。

“很多跑友觉得报名费涨了是因为主办方要盈利，这是个误解。”常州国际马拉松赛事经理黄璐洁介绍，除了部分政府主导的马拉松赛事能得到专项拨款外，国内马拉松赛事主要靠赞助商的赞助。报名费仅仅是赛事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大家热议的赛事转播权，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展示赞助商的品牌，报名费主要起到一个筛选的门槛作用。

报名费并没有阻挡跑者的热情。虽然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多了，但越来越多的跑友发现参加比赛的机会却变小了。“现在要参加比赛还得摇号，以前根本不用”，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在重庆、厦门、杭州等国内马拉松赛事从2015年开始“摇号”。比如2016年广州马拉松虽增加一万人名额，但连迷你马拉松的中签率都只有29%。上海马拉松2015年官方公布的中签率全程马拉松为27.9%，半程马拉松为16.0%。

抽签是解决报名人数过多的一种方式，有的马拉松赛事也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报满名额截止。还有如上海马拉松设有精英通道，之前的赛事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可以使用直通名额参加，但并不是每个赛事都会有精英通道。

“等中签就像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谁中签了就在朋友圈里奔走相告。”在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袁明参加的8个马拉松比赛中，就有6个需要抽签。“省会城市举办的马拉松一般都要抽签，报名参加的人数太多了。”袁明说。

报名众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内马拉松赛事的参加门槛并不高。虽然无论是全马还是半马都要求参赛选手需要有系统的训练，甚至一定的赛事经验积累，但是目前对参加者的要求还是主要体现在年龄和健康状况上，比如有的半马赛事要求参加者年龄在18岁以上。各个赛事的标准也不同，大多不会强制要求提供体检报告。

99%都是大众选手

相比之下，部分马拉松赛事的报名门槛很高，如波士顿马拉松就以严格的波士顿资格（BostonQualifier，简称BQ）著称。不少跑者的终生目标就是达标神圣的BQ。比如，2016年18-34岁参赛男选手的起步成绩是3小时5分钟，并且只认可波士顿马拉松认证的其他马拉松赛事。目前国内受到认证的马拉松赛事有北京国际马拉松，大连国际马拉松，杭州国际马拉松，兰州国际马拉松，上海国际马拉松，长城马拉松，厦门国际马拉松。与之相比，2016年北京马拉松20-34岁选手的平均成绩在4小时45分钟到4小时49分钟。

国内马拉松比赛参赛者众多，但跑步者群体的素质却参差不齐。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大卫就称我国马拉松赛事中“99%都是大众选手”。大多数草根跑者，训练模式仅参照网上资料以及他人的经验传授，缺乏专业的教练指导。还有一些刚刚兴起的跑步俱乐部，聘请的教练不是专业队退役就是从健身教练转行，采取的也是批量教学模式，无法根据业余跑者的个体差异性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更不要说伤病期的康复训练变化。就算有那么寥寥几个专业的训练营，也因为昂贵的收费标准，使草根跑者们望而却步。

“我身边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专业训练，一般通过微信、微博和跑友交流跑路经验。我也考虑过参加训练营或者请个教练，但是现在专业的培训机构比较少，此外工作太忙，也缺少相应的时间。”袁明说，他所组织的以检察官为主的正义跑团中的大部分人还处于跑马拉松的初级阶段，主要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未经科学训练，不当运动导致的选手受伤乃至死亡的风险也在马拉松比赛中显现。在今年9月的第21届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上，就出现惊险一幕：一位30多岁、参加半程马拉松的男选手，在终点后50米处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幸运的是，负责赛事急救的医生和志愿者立刻实施心肺复苏、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除颤，患者成功救活。

其实根据中国田径协会的规定，马拉松赛事举办前一周，一般会有专门的马拉松救助培训，还有救护车等流动医疗工具也会安排好救援路线，赛前会进行彩排演练，沿途会设几十个医疗站，为参赛者提供一些药品，并安排医疗陪跑者。

并非所有马拉松选手都如上海那位选手那样幸运。今年5月28日，江西省德兴铜矿马拉松赛开赛。一位参加10公里迷你马拉松赛的53岁参赛者猝死，这位当地矿厂职工在快到终点时发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就在一个月前，在陕西省杨凌农科城国际马拉松赛中，一名全程马拉松的参赛者猝死。

“最后几公里的冲刺阶段，因为冲刺时耗氧量瞬间增加，使得冠状动脉供氧系统和耗氧系统的平衡突然被打破，引发心脏骤停。”马拉松保障专家、美国心脏协会主任导师李永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坚持跑步6年的北京跑友“小黑”告诉记者：“跑马拉松还是要进行专门训练，必须在参赛前3个月甚至半年就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否则身体很难扛住那么大的负荷。”

主办方不分赛道、选手盲目跟风的攀比心理也容易导致事故发生。“尤其是年轻人容易逞强，盲目追赶跑得快的老人，却不了解对方平时积累的大量训练，包括在现场氛围的感染下不切实际，期望能有超水平的发挥。”杨明表示。

免责协议一定能免责吗

在马拉松赛事中受伤、猝死事件并非今年才爆发。早在2012年广州马拉松两例猝死事件曾引起了关于责任承担问题的大讨论，两位猝死选手陈杰和丁喜桥的家人则在广州体育局前打起横幅讨要说法。事件最后，陈杰家属获赔35万元，其中20万元属于保险赔偿，另外15万元是“组委会赔偿”。

马拉松选手猝死是一个普遍问题。据世界知名跑步专业杂志《跑者世界》统计，每5万至8.8万名马拉松参赛者，就有1人死亡（包括赛后24小时以内的猝死者）。

针对马拉松猝死事件，目前大多数赛事主办方在报名时要求参赛者签订免责协议，这也被马拉松跑者称为“生死状”。例如2015年上饶马拉松赛事主办方在网站上做出免责声明：“比赛中，因个人身体及其他原因导致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由参赛者个人承担责任。”

北京汉鼎律师所律师汤浩表示：“免责条款并不全然有效。参加马拉松需要一定的报名费用，这表明选手和组办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作为有偿服务提供的主办方对选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如果主办方因赛事组织、医疗保障不到位导致选手受伤、死亡，不能因先前的协议免责。当然，参赛者隐瞒身体状况，以不合格的健康状况参赛产生的后果由选手自负。”对于参赛者权益保护问题，汤浩还建议，选手在开跑前购买相关保险规避风险。

关于保险，黄璐洁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参赛者的权益，现在全国每一场马拉松比赛的参赛者都有购买保险，保险的险种也比较丰富，除此之外，因为之前发生过志愿者猝死的情况，所以志愿者和其它工作人员也有投保。”

“比如今年北京马拉松中，阳光保险为选手提供了意外伤害险和意外医疗险两种保险。如果选手出现受伤事故，会有赛事承办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保险公司进行赔付。”李腾说。

在名为“北京约跑族”的QQ群中，一位参加过多次马拉松的“老马”告诉记者，自己周围有人跟风跑马拉松，为了提高成绩，训练方式简单粗暴，最多的一周跑了4次，最后膝盖受不了了，休息了一周才勉强缓过劲来。

大量对长跑猝死事件的研究发现，发生猝死的时间段，主要在半程段、冲刺时，以及到达终点之后。“长跑中出现运动极限点，简称极点。就是比赛进行中人体感到最‘难受’的阶段，心跳和呼吸加快并感到肌肉无力。”前述“老马”告诉记者，“这种状况往往在长跑进行到半程时出现，人们常说“咬咬牙就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