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地种玉米处罚规定范文

刘玉英说，这些东西有毒，自己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知道是谁将它们放在了地里，却至今讨不回赔偿。

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果不是这些有毒废物，这个秋天自己应该在蔬菜大棚里忙着收获芹菜、青椒或者西蓝花，然后运到市场上卖掉。

现在，对着地里多种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泥土、上千棵卖不出去的杨树，想想欠下的一身外债，刘玉英欲哭无泪。

地里被倾倒了大量危险废物

刘玉英说，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就是不怕吃苦”，做过木材生意，开过网吧。据她身边的人说，前些年刘玉英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近几年，密云县政府打造“生态密云”的政策让刘玉英想回到农业上寻找新的机会。

2010年4月，刘玉英卖掉两个网吧，东拼西凑了1000多万元，从他人手中转租来一块位于密云县西田各庄镇大辛庄村村西的土地，面积184亩，租期50年，土地上生长的3700棵杨树也一并买下。

这块地虽然种了杨树，但刘玉英从田各庄镇政府和密云县国土局核实后了解到，其性质是基本农田——原属村集体，村里种了杨树后承包给了个人。刘玉英承包这块地后，本打算到林业部门申请木材砍伐许可证后，将它们卖掉，然后在地里盖上蔬菜大棚，种植有机蔬菜。

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承包这块地的时候，她看到地里有一些垃圾，但是量不算多，就没太上心。但不到一年，就发现地里的很多树上都长了大块的结疤，树皮轻轻一抠就会脱落，还有些树死掉了。

2011年9月，刘玉英仔细检查后，在地里发现了大量混杂着黑色粉末的垃圾，还发现有人在地里挖了很深的坑，倒进了同样的垃圾。刘玉英从中翻拣出一些产品标签和很多厚度不到1厘米，形状、大小一致的金属片。有人认出，这是汽车刹车片。

垃圾中找出的很多标签上有“北京贝乐尔”或“凯比（北京）”字样，刘玉英后来了解到：离这块地三四公里处，有一家原名“北京贝乐尔摩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凯比（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凯比公司”）的韩国独资企业，主要产品为汽车刹车片，倒在她家地里的是这家企业生产的刹车片残次品和生产中打磨下来的粉末。

后经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间，凯比公司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未经大辛庄村村民委员会同意，向上述地块中堆放固态生产废物。而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0—2011年，自己还多次发现有人向自己的地里倾倒凯比公司的生产垃圾。

这还怎么种菜？刘玉英去找凯比公司。据其介绍，当时，企业有关负责人承认，这些废物是凯比公司转包给个人倾倒的，并在2011年11月与刘玉英约定赔偿树木损失，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清理这些垃圾。

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后来自己上门商讨赔偿款项时，对方突然变卦，不肯赔付，并否认对刘玉英的承包田造成污染和破坏。

随后，刘玉英向密云县环保局举报此事。2011年12月26日，密云县环保局联系刘玉英现场勘察。2012年1月5日，环保局联系检测单位对土壤进行检测。

2012年2月29日，密云县环保局给刘玉英的回复函称，产出灰黑色粉尘的是凯比公司，该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树脂粉末等危险废物，一部分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置，倾倒在大辛庄村村西的林地中，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密云县环保局对凯比公司依法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将倾倒的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并依法高限进行行政处罚。

因证据不足而输了官司

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密云县环保局罚款后，她向县环保局提出自己的经济赔偿事宜，县环保局答复称：我们是环保方面的执法单位，经济索赔的事不归我们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关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

刘玉英认为，根据这一规定，索赔的事，环保局“可以管”，但既然对方不管，她就在2012年3月自行委托具备CMA（中国计量认证/认可）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树林中的土样进行检测，并向密云县农委提交了检测结果。农委表示：这块土地现状已经不能耕种农作物，土地质量标准只能达到林地标准。她的蔬菜大棚计划就这样抛锚了。

考虑到污染源头是韩资企业，刘玉英还致函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反映情况。使馆回复称：该企业在中国经营，应该由当地政府解决，大使馆不予干涉。

无奈之下，2012年4月，刘玉英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凯比公司赔偿占地费、树木损失及检测费共计112.38万元，并请求法院对该土地进行证据保全——在没有判决结果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污染现场。

2012年12月17日，刘玉英一审败诉。

判决书显示，刘玉英没有举出有力证据，证明倾倒废弃物造成污染、对她的权益造成了侵害；而密云县环保局向法院出具的有关材料证明，经过对该地块的现场抽样检测，其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故对于刘玉英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刘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审败诉后，为了补充证据，自己向密云县国土局申请测量被倾倒垃圾的土地面积，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和自己一起测量后发现，倾倒和填埋过这些垃圾的面积有60亩，当时已经有184棵杨树死亡。

2013年1月，刘玉英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3月28日，二审开庭，刘玉英未能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4月3日，刘玉英收到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不支持其对凯比公司提出赔偿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凯比公司非法堆放固体废物，行为不当，法院予以批评，并承担该案一、二审的相关受理费用。

据媒体报道，4月3日—7日，在密云县环保局组织下，凯比公司对倾倒在刘玉英承包地里的垃圾进行了清理。

刘玉英一审、二审败诉的原因都是证据不足。判决书显示，该案审理期间，刘玉英和凯比公司均向法院申请进行土壤检测的相关司法鉴定，但北京市高院选定的鉴定机构中，没有相关环境污染方面的鉴定机构。一、二审法院多次依法咨询审查，未能找到有资质的能够对本案争议问题进行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

知名环境公益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夏军了解刘玉英诉讼的过程，他认为，从法律上说，整个案件的审判没有大的毛病，只不过社会效果不好，让老百姓和受害人没法理解。

夏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密云县环保局出具的认定刘玉英林地“土壤达标”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是影响判决结果的关键。有了这个关键证据，刘玉英就非常被动，她没有举出充分的、能与之对抗的证据，法院就没办法支持她。

夏军说，这样的困境在环保诉讼中十分普遍。要证明刘玉英的损失，需要做司法鉴定，而中国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鉴定机构特别少，且不接受个人委托，即便有机构接受委托，费用也会非常高昂——有时损失可能是十几万元，鉴定费用则可能要近百万元。

专家：这是一起恶意倾倒、污染严重的案件

刘玉英不服，6月中旬，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同时，在环保志愿者的帮助下，她请来了一家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再测林地中的土壤成分。检测报告称，清理之后采集的不同土样中，锶的含量最高超过限值1900倍，铜含量最高超过限值56000倍，在土壤标准中没有列入的金属锑，含量超过背景值10000倍左右。但这份报告也无法证明树木的生病和死亡与土壤污染之间是否有关、关联度多大。

知名土壤修复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也到刘玉英的地里看过，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块地中超标的锶以及没标准但含量远超背景值的锑等在国内还是比较“新”的重金属，相关数据报告不多，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不一定像铬、镉那样有明显的表观特征，但是它们都是有毒物质。以锶为例，美国有研究认为，这是比砷毒性还要强的物质，而锑也有致癌风险。

陈能场说，目前他无法判断刘玉英地里受伤害的杨树与这些超标重金属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他建议刘玉英找林业专家进行鉴定。但是从他的角度看，无疑这块地的土壤生态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在上面种植蔬菜或其他农作物，会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显然已经不能作为农田使用。

对于密云县环保局向法院出具的有关“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Ⅲ类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检测结果，陈能场表示，我国的标准是1995年定的，只规定了8种重金属，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自标准制定到现在，产生了成百上千种化学物质，在这块土地上，原先的土壤标准已经失去意义。

陈能场认为，这是一起恶意倾倒的污染案件，造成了土壤特别严重的污染。

这块地向西不远处，离埋藏了黑色粉末最近的林地不足10米远，有一条宽阔的河道，目前正是枯水期，有人告诉记者，那就是牤牛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处在密云水库上游——而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地表饮用水源地。“要对周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系进行研究，如果对水体产生污染，危害也会很严重。”陈能场说。

林地种玉米处罚规定范文

2014年，吉林市种子管理站在吉林市农业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认真执行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为目标，紧密围绕加强种子市场监管中心任务，切实强化执法检查，加强规范化管理，加大指导服务力度，着实措施、创新理念、务求实效，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业绩。

一是着力强化执法宣传检查，依法规范了种子市场秩序。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开展种子管理法律法规宣传150余次，发放宣传材料30余万份，提高了种子生产经营者和农民群众对种子法律法规的认识。举办种子经营业户培训班9次，在种子经营档案标准化制作、违法经营案例、品种搭配种植等方面，对620名从业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深入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业户积极开展“六查”活动：一查经营生产证照是否齐全，二查对农民销售种子手续是否完备，三查经营场所是否合格，四查经销人员是否懂得种子相关知识，五查经营种子是否假冒伪劣，六查种子生产企业农作物种子标签是否合格，维护了全市种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共检查种子企业21户、种子零售商店660余家；处理种子案件44起、罚款14.78万元、没收所得8.76万元、没收种子3160斤、取缔非法摊点11个。完成了农业部、省农委下达的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抽查任务，扦取样品88个，检测264个样次。

二是适时提出了农作物品种指导意见，为农民群众搞好咨询服务。为确保全市农作物品种种植安全，指导农民群众做好备耕生产工作，在上年全面调研基础上，年初实及早提出了“2014年吉林市主要粮食作物品种使用指导意见”，为广大农户合理定向选种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盲目越区种植的风险。对种子生产单位报批的品种进行了严格审核，认真完成了年度“种子许可证”的审核工作。

三是圆满完成新品种示范展示工作，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更好地搭建科研育种单位、种子企业和广大农民间的服务平台，为良种推广提供技术支撑，集中开展了玉米、水稻新品种示范展示推广，建立玉米示范展示田3块、面积7公顷，试验展示玉米新品种28个；建立水稻示范展示田1块、面积5公顷，种植展示品种27个。成功组织了“吉林市水稻种子产业发展方向研讨会”，9月15日，组织召开了玉米、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会，对在示范田表现好的10个水稻品种和5个玉米新品种进行了重点推介，得到了省内31家主要粮食作物种子生产经营企业、200余户种子经营业户和近400名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2015年，将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全面我市农业农村经济加快发展的关键一年，我市种子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推进全市种业发展为核心，以严格执法为重点，以规范企业行为为切入点，以集中整治和引导为手段，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打防结合、综合治理”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大种子执法力度，全面净化市场，探索建立种子监管长效机制，全面实现良种有效供应和种业健康发展目标，确保完成品种种植安全、供种数量安全、种子质量安全、种子生产安全的“四大安全”任务。我们将着力抓好种子市场执法监管、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开展新品种展示推广等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全面开创吉林市种子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林地种玉米处罚规定范文篇3

逮癞蛤蟆被定罪的“第一人”

2014年7月5日凌晨，在村头附近的河沟里逮了87只蟾蜍的驻马店市确山县留庄镇谭庄村村民汪某，本打算把捕捉到的蟾蜍拿到黑市上换俩钱。没想到，他刚上公路就被巡逻的民警抓获，87只蟾蜍被及时放生。

警方对查获的蟾蜍进行鉴定：这种蟾蜍是生活在当地的“癞蛤蟆”，学名又叫中华蟾蜍，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癞蛤蟆虽然没有被列入国家一、二、三级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但进入了“三有动物”名录。虽然“三有动物”并不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让汪某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他因捕捉癞蛤蟆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因涉嫌非法狩猎罪于7月17日被逮捕，7月29日被确山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认为，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私自捕捉“三有动物”20只以上就构成犯罪。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就其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进行了严格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汪某非法猎捕87只癞蛤蟆，属于在禁猎区、禁猎期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为重大案件，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2014年11月，法院判处汪某拘役三个月，汪某成为我国因逮癞蛤蟆不足百只被定罪的“第一人”。

河南首设禁猎期

自2000年以来，河南省林业厅相继公布了一批禁猎区，河南过半的县、区、市已相继被省林业厅批准公布为禁猎区。2013年11月，驻马店市的九县三区已被全部划为禁猎区。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在驻马店境内各县区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能随随便便逮野生动物了。抓一只麻雀、一只壁虎，甚至一只癞蛤蟆都违法。

划定为禁猎区后，驻马店市曾多次执法打击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2000年，确山县林业公安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倒卖野生动物案件，34只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獾子被解救。2013年，驻马店的平舆等地有人用“噪音干扰”的“高科技”手段捕杀山鸡、野兔，遭查处。2014年9月15日，驻马店市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特殊举措，即日起，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者将被重罚，提供重大线索者奖励1万元。

河南省处在候鸟迁徙的中线，是野生鸟类重要的迁飞通道、停歇地、越冬地、繁殖地和栖息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为进一步加强鸟类资源保护，2014年1月27日，河南省首发鸟类禁猎期通告。《通告》中指出，禁猎期为2014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禁猎期间，除科学研究、疫病防控、保障航空安全等特殊情形外，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猎捕鸟类的行政许可申请一律不予审批。禁猎期间，群众若发现乱捕滥猎等破坏鸟类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可向林业保护部门或森林公安部门举报。

2014年，驻马店市森林公安局处理了几起乱捕滥猎“三有动物”的案件。8月2日凌晨2时许，确山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有人利用粘网在该县的留庄镇黑刘庄村非法狩猎。森林民警驱车赶到现场，见张某在村头张开的是伸缩网，两只飞鸟已撞到网上。经确山县林业技术工程师鉴定，被张某网住的两只飞鸟为黑水鸡，又名“红冠水鸡”。确山县森林公安局办案民警杨林说，黑水鸡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张某在禁猎区使用禁止使用的狩猎工具粘网非法狩猎，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哪怕只是逮了一只，也要被刑拘。

网友质疑处罚严苛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捕猎癞蛤蟆、青蛙、壁虎、麻雀等不对，但并未意识到已经触犯了法律。2014年9月7日22时许，被告人赵某、李某、葛某、田某等七人，驾驶一辆面包车到张桥镇新东村，他们使用自制的捕捉器和照明设备，携矿灯、竹竿、贴鼠板等工具，在农户家院墙外捕捉壁虎进行销售。7人捕捉壁虎数分别为153只、374只、309只、104只、291只、198只、260只，共1689只。

经鉴定，七人捕捉的壁虎种类均为无蹼壁虎，为国家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三有动物”。警方认为，根据刑法规定，捕捉20只以上野生壁虎构成犯罪，50只以上属重大刑事案件，100只以上属特大刑事案件。随后，他们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狩猎罪刑拘、逮捕。鄢陵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七人涉嫌犯非法狩猎罪，向鄢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等七人使用禁用的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但考虑到案发后，被捕捉壁虎已全部放生，法院一审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六名被告人（另外一人在逃，另案处理）罚金2000元。

这些案件被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从未听说过“青蛙、壁虎等动物受国家保护”，也不清楚抓了这些动物会违法，这样的法规是不是过于严苛？网友“旭日”表示，确立禁猎区、禁猎期是好事，可惜地方林业机构在禁猎区等方面的规定常常模糊不清，且禁猎规定也只是下发下属单位了事，少有禁猎区建立标示告知普通民众，不少人也因此“中枪”。

和壁虎一样，农村常见的蚯蚓也属于“三有动物”。蚯蚓俗称曲蟮，中药称地龙，地龙性寒味咸。主治高热狂躁，惊风抽搐，风热头痛，目赤、半身不遂等，有科研价值；蚯蚓粪可当饲料和肥料卖钱，有经济价值；蚯蚓能松土，能分解垃圾，蚯蚓粪是一种很好的生物肥，有益环境。按照相关法规，在禁猎区私自捕捉20条蚯蚓也构成犯罪。驻马店市林业局和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人们都知道狮子、老虎不能伤害，不晓得麻雀、青蛙、癞蛤蟆逮了也违法。为此，他们印发了10万张宣传单，执法人员走上街头广泛宣传，并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人们保护“三有动物”。

行政处罚与刑罚缺乏衔接

其实，自从河南的一些地方被划定为禁猎区后，各地法院已经审理了不少此类案件。2010年9月15日上午11时许，王志然、刘卫红及张春生等人在汝南县西郊药死麻雀582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志然、刘卫红非法猎杀禁猎区内的麻雀，其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建议以非法狩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1年1月10日，汝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志然拘役四个月，判处刘卫红拘役三个月。

2011年8月4日，商丘市睢阳区的秦某提供农药，让任某、邹某等四人非法狩猎，后收购任某、邹某等四人用农药拌小麦毒杀的麻雀和斑鸠等鸟类共计5090只。经鉴定，被毒杀的小鸟全部为“三有动物”。法院认为，被告人秦某、任某违反狩猎法规，使用禁止的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猎罪。被告人秦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任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2012年7月27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以犯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秦某罚金1.2万元、任某罚金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