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1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BOT；套牢问题

一、前言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最早于1984年由土耳其总理奥热扎尔提出，我国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BOT项目融资模式，目前主要应用于交通、能源、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BOT项目融资模式中，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协议将项目的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交给由投资企业设立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在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的经营权移交给政府部门。

BOT项目的套牢问题不同于传统产权关系的套牢问题，国内很多文献对BOT项目融资的特许期和定价机制进行研究，但对项目融资过程中的套牢问题和协议设计的研究较少。本文对BOT项目套牢问题进行分析，介绍了BOT项目套牢问题产生的机理，讨论了项目公司的是否降低项目建设投入的决策，分析了产品购买方的套牢行为，并得出结论。

二、BOT项目套牢问题分析

Hart认为契约签订时双方事前不能预知未来所有的或然状态，同时难以向第三方证实这些或然状态，因此双方事前签订的合同是不完全的。当相关或然状态可证实后，双方可能对初始契约进行再谈判，此时当事人已经履约投入了相应的专用性资产，导致再谈判过程中一方利用另一方被锁定的效应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套牢另一方，攫取专用性资产形成的可占用性准租。当事人预见到被套牢的情况会减少事前的专用性投资，从而导致契约的最优效率不能实现。为了激励参与方的投资积极性，事前将产权分配给投资重要的一方，提高其在再谈判过程中的外部选择权和谈判力，投资较重的一方获得更多的投资剩余，减少了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的扭曲。

在BOT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公司以资金和专有技术等作为项目的初始投入，项目公司的投入具有不同程度的专用性，被称为专用性投资，一旦项目建设完成，项目公司就失去了项目产品价格的谈判优势。产品购买方掌握了项目产品价格谈判的主动权，只要项目产品的价格高于其边际运营成本，项目公司都会继续经营项目，但不能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这种具有“可剥夺性”的预期利润就成为“可占用租金”，租金的可占用性来源于契约的不完全性。项目公司投入的资金和技术的大小通过项目的建设成本反映，当建设完成项目后，一旦产品购买方（政府的事业性公司）降低项目产品的购买价格，项目公司的部分收益将被套牢。项目公司预知到产品购买方的套牢行为，事前减少项目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项目和项目产品的质量同项目公司的努力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当项目公司降低努力程度时，项目不能达到预期的使用状态且项目产品质量也会下降，导致项目的社会效益遭受损失。因此，政府在特许权协议中会分配给项目公司更多的权益比例，减少事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的扭曲。BOT项目中，项目公司是项目的投资方，特许期内项目的收益全部属于项目公司，产权大小由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占项目生命周期的比例大小决定。在项目的特许期一定时，项目公司为了避免事后被产品购买方套牢，通过更多的权益比例增大其在再谈判过程中的套牢收益的分配额和外部选择收益。政府会对项目公司的努力程度进行监督，防止项目公司事前投入的不足，当政府监督有效时，将会产生事前不努力导致的事后特许权协议的再谈判。

三、项目公司的决策分析

BOT项目中，投资者组建项目公司的负责项目建设和经营，项目公司通过特许期内对项目产品的购买者或使用者收取的费用回收其投资成本并获得相应的收益；特许期结束后，项目公司无偿地将项目移交给政府。BOT项目的生命周期如图1所示。

政府与项目公司在t0时刻签订特许权协议，项目公司按照特许权协议的要求建设项目，项目在t1时刻建设完成，在t2时刻进行移交。项目公司是营利性组织，其目标是最大化项目经营期的经济收益，项目的经济收益为项目产品的收入减去其建设成本和经营成本，则项目经营期的经济收益函数如下所示：

E=-k+■[PQt-cQt]e-？酌tdt（1）

其中，项目的建设成本为k，经营成本为c，时间折现因子为？酌。t时刻项目产量为Qt，项目产品的价格为P。

参照Laffont和Tirole（1993）的观点，政府具有行政性和利益性。其目标是最大化项目的社会效益，项目的社会效益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剩余减去社会成本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差值，BOT项目的社会效益函数如公式（2）所示。

G=-（1+？姿）k+■[S（Qt）-cQt-？姿Tt]e-？酌tdt（2）

其中，Tt为项目在t时刻政府的转移支付；？姿是社会公共基金的影子成本，反映了政府的经济干预。？籽Tt反映了转移支付的社会成本；S（Qt）为项目的消费者获得的瞬间总盈余，项目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P=S′（Qt），政府通过提高消费者剩余增加项目的社会效益。

当项目公司预知产品购买方的套牢行为时，事前会减少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的努力程度，在不违背特许权协议的前提下改变项目的自然属性和项目的运营状态，导致项目的社会效益受损，因此，政府需要对项目公司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进行监督。若项目公司降低努力程度，当政府监督有效时，将会产生特许权协议的再谈判，对项目收益重新分配。

设政府的监督成本为s，政府监督的效用函数为u（s），其大小是双方再谈判时收益分配的依据。项目公司的努力程度为？籽（s），？籽（s）∈（0，1]，且？籽′（s）>0，？籽″（s）

Es=-？籽（s）k+■[PQt-cQt]e-？酌tdt（3）

Gs=-（1+？姿）？籽（s）k-s+■[？籽（s）S（Qt）-cQt-？姿Tt]e-？酌tdt（4）

当项目公司降低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时，项目公司的投入的建设成本为？籽（s）k，而通过项目产品获得的收入不变，因此有Es>E。由Es>E可知项目公司降低项目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能获得更多收益，项目公司通过降低项目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获得的收益为？驻R=Es-E。将项目公司的收益函数对政府的监督成本求导可得？坠Es/？坠s=-k？籽′（s）-？籽′（s）■cQte-？酌tdt，由于？籽′（s）>0，则？坠Es/？坠s

若项目公司降低项目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当政府监督有效时，政府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通过再谈判对项目收益重新分配，采取有助于解决项目公司努力程度降低的行为。此时，项目公司追加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进一步完善项目的建设，使项目达到预期的使用状态，保证项目产品质量。设项目公司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的成本为cn，当■（p-c）Qte-？酌tdt-cn>？驻R且G-Gs

四、产品购买方的套牢行为分析

项目产品的购买方一般是政府的事业部门（事业性公司），通常是项目产品的垄断需求方，由于事前签订的特许权协议的不完全性，产品购买方可能通过项目产品价格的再谈判套牢项目公司。政府作为特许权的授予者和项目的监管者，不参与项目收益的分配，产品购买方通过谈判获得的套牢收益的最终受益者是广大消费者，产品购买方的目标是最大化项目的社会效益。项目公司运营BOT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最大化其经济收益。

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公司失去了项目产品价格谈判的优势。产品购买方掌握了再谈判的主动权，产品购买方通过对产品价格的再谈判对项目收益进行重新分配。政府为了提高特许权协议的实现效率，在事前将产权更多地分配给项目公司，提高其在再谈判过程中的外部选择权和谈判力，减少项目公司事前投资激励的不足。设特许权协议约定项目公司的权益比例为？琢，？琢∈（0，1），产品购买方采取套牢行为时项目产品的价格为P*1，且P*1

E*1=-k+■[P*1Qt-cQt]e-？酌tdt（5）

B*1=G+？驻R1（6）

设项目公司和产品购买方外部选择的收益分别为Re，Rg，双方进一步完善特许权协议的缔约成本为c*。由于事前特许权协议规定了项目公司的权益比例，增大了其外部选择收益，因此，项目公司采取外部选择时的最终收益为（1+？琢）Re。当产品购买方套牢项目公司时，在BOT项目建设结束后项目产品价格再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双方采取有助于解决套牢问题的行为，对项目收益进行重新分配，进一步完善特许权协议，使得项目的社会效益最好。第二种情况是双方重新缔造特许权协议，但没有采取有助于解决套牢问题的行为，这种情况是双方的次优选择。第三种情况是未能重新缔造特许权协议，双方都采取外部选择，产品购买方和项目公司的合作停止。当E*1>（1+？琢）Re且B*1>Re时，项目公司和产品购买方参与再谈判的收益都大于其外部选择的收益，双方愿意采取有助于解决套牢问题的行为，进一步完善特许权协议，通过重新设定项目产品的价格对于项目收益进行分配，后文将会进一步讨论项目产品的价格的确定；当E*1>（1+？琢）Re且B*1

若双方采取有助于解决套牢问题的行为，在再谈判过程中，项目公司的收益为项目的经济收益和产品价格再谈判时被套牢收益分配额，产品购买方的收益为采取套牢行为的收益。项目公司参与再谈判的成本为缔约成本，产品购买方的成本为再谈判按权益比例分配给项目公司的套牢收益和缔约成本，因此，重新缔约时项目公司和产品购买方的收益如公式（7）和（8）所示。

E1=E*1+？琢？驻R1-c*（7）

B1=B*1-？琢？驻R1-c*=G+（1-？琢）？驻R1-c*（8）

项目公司的收益与事前约定的权益比例成正比例变化，产品购买方的收益与项目公司的权益比例成反比例变化，因此，通过事前的特许权协议将更多的权益比例分配给项目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项目公司被套牢的风险。由P*1

五、结论

BOT项目融资模式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产品购买方在项目建设完成后通过降低项目产品的价格套牢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事前预知到产品购买方的套牢行为会降低项目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导致项目投资不足，政府为了激励项目公司的投资积极性，增大项目公司的权益比例。同时，政府需要对项目公司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进行监督，政府监督有效时，双方会对项目公司努力程度降低的问题进行再谈判，当项目公司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的经济收益大于其通过降低努力程度获得的收益，且项目损失的社会效益能够通过再谈判分配的收益得到补偿时，双方将重新签订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建设的特许权协议。项目公司的收益与事前约定的权益比例成正比例变化，产品购买方的收益与项目公司的权益比例成反比例变化，因此，特许权协议约定的权益比例能够减少产项目公司被套牢的风险，项目公司在再谈判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受事前建设投入的努力程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项目公司的努力程度对BOT项目套牢问题的影响，但关于特许协议中除了努力程度和技术投入外的套牢问题仍需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启明，申立银.基础设施BOT项目特许期权的决策模型.管理工程学报，2000，14（1）：43-47.

2.周晶，何建敏，杨宏伟.基于委托——理论模型BOT模式的有效性分析.东南大学学报，2005，35（3）：489-492.

3.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06，（2）：104-114.

4.聂辉华.契约不完全一定导致投资无效率吗？——一个带有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经济研究，2008，（2）：132-143.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

关键词：国际收支拐点；资本与金融项目；短暂逆转

F8316A

常文琪（1991-），女，安徽淮南人，本科生，研究方向：经济学。

一、国际收支拐点

国际收支拐点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短期内总收支或个别项目由顺差变为逆差，或由逆差变为顺差；二是从长期看，收支变动总趋势发生改变，比如从正增长变为负增长或平稳增长，从负增长变为正增长等。通过准确把握国际收支变动趋势：外贸公司或投资者可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投资策略，从而促进产业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可及时出台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家合理进行宏观调控。

二、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国际收支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根据2009—2013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了国际收支结构简表（见表1），同时根据1982—2013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关数据，绘制中国国际收支主要项目的变动趋势图（如图1）。

从表1和图1中可以清楚看出：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总体呈现从2000年为界点先平稳增长后迅速上升态势，保持着高“双顺差”，直到2012年首次出现“一顺一逆”状态：即经常账户继续保持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却出现了168亿美元的逆差。同时2012年国际收支报告表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国际收支总差额较2011年上涨6%，国际收支调节自主性增强。但这种“一顺一逆”格局是短暂的，2013上半年的国际收支报告表明，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总体为净流入，顺差1187亿美元，恢复到“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那么2012年就可以看作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一个拐点。

三、我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原因

（一）外在周期性原因

1欧美债危机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与难测，欧元汇率的不稳定性使国际机构投资者纷纷去杠杆化，即通过抛售资产等方式降低负债，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将国际资本大量投向传统资产安全港，从而导致国际资本流向改变，而且人民币预期贬值造成短期资本大量从中国流出，致使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出现了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现象。

22012年9月份以来，美国继续推行第三轮量化宽松、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各国又宣布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这些传统及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本流动性泛滥，我国资本大量流出。但是2013年5月以来，美联储对量化宽松政策预期的减缓，伴随着美国长期国债等资产价格上扬，形成正利差，使我国资本又重新流入，所以2013年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又重归顺差地位。

（二）内在结构性原因

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市场化，资本项目逐渐开放，若其可自由兑换，国外公民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国际借贷等途径持有并储备人民币，从而使经常项目波动幅度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双顺差减少，国际收支平稳运行，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国际收支格局。

2随着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使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上涨要求也不断加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加上我国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导致我国出口商品成本不断上涨且出口价格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持续顺差的贸易收支状况。

3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对国外奢侈品牌的追捧以及国际交通的便捷，推动了我国出国旅游消费和留学人数的激增。2012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已超过美国和德国，境外消费总额1020亿美元，旅游项目逆差520亿美元，2013年上半年逆差进一步扩大，达357亿美元（见图2），上半年就到。服务与旅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改善了经常项目的顺差，同时出国换汇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储备资产与金融项目顺差。

四、我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带来的变化

（一）有利影响

12012—2013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表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已经趋于平衡，资本与金融项目首次出现逆差，这是多年来我国一直追求的国际收支格局，虽是短暂的，但是说明我国国际收支自主性平衡能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进一步发挥作用。

2“藏汇于民”初步成效。“藏汇于民”是指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化解和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或是结构不够合理的外汇储备。目前，国内外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增加，人民币升值加速，“藏汇于民”可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际贸易收支恶化。

3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可减少国际收支差额波动，提高国际收支调节的自主化、稳定化，形成合理的正利差，促进国际资本流动的合理配置。

4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逆差表明国内资本从我国市场流出，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加强对外投资，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不利影响

1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国内要素价格上涨，服务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国外投资收益负值增大，表明国民福利水平下降，最终会导致国际贸易恶化。

22012年第二、三季度短暂出现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在201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反弹，这种短暂态势表明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基础尚不稳定，国际收支稳定的内在动力不足，而外在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

3短暂的国际收支格局逆转表明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对外资依存度较高，我国资本流出大部分是通过“其他投资”项目完成的，而对外直接投资较少，直接控制程度较弱，我国企业还需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

五、世界主要大国出现国际收支拐点的原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世界主要大国国际收支拐点出现的原因总结

国际收支出现拐点是世界各国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有可能是一种短期格局，也有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启示

研究世界主要大国国际收支拐点出现的规律与特殊原因，对于我国国际收支格局的进一步预期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除了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与国际金融态势，完善政策预警方案，更应按照2013年两会提出的“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方针，转变我国国际收支短暂外部平衡为长期内在平衡，建立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提高平衡调水平。

[参考文献]

[1]余永定，覃东海中国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31-41

[2]高海红，刘东民2012—2013年国际金融形势回顾与展望[J]全球化，2013（2）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3

[论文摘要]效益最大化是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终极目的。税务筹划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合法为前提，合理地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企业的利润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本文从会计政策的选择出发，主要论述了会计政策中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1篇4

关键词水资源；水权制度；政府管制；博弈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5-0075-05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目前，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原因，除水资源本身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开发利用技术的局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之外，水资源的管理制度，尤其是水权的管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为了减轻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本文从水权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的支付函数、策略空间和信息结构，建立了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的纯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和混和策略纳什均衡模型。此类模型可以深入分析不同政策下管理者与用水户双方的行为特征，影响双方行为决策的因素，以及双方的行为互动对水资源利用产生的影响。针对影响管理者和用水户行为的因素，认为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或政策组合，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导致的流域水资源的过度取用。

1水权制度的政府管制

目前，世界范围内水权管理方式主要有3种，即政府管制、市场配置以及资源使用者的内部协商。研究表明，政府管制的主要目标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达到全流域整体利益的最优，但这种集权式的管理制度会出现效率低下，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情况，即“政府失灵”。许多学者分析了出现“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

(1)决策失效。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准确得知用水户真实的用水生产函数，或者为了得到用水户的真实生产函数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以至于基本不可行，从而导致以此为依据进行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不能达到整体利益最优［1］；满足全流域效益最优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对各地区来说是无激励的，政府指令性的配水方式缺乏激励补偿机制［2］，上下游的用水户之间缺少合作的动机［3］。

(2)政策运行的低效率。由于监督管理成本的存在，无法实现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并且随着监督范围的扩大，管理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导致政府不监督，水资源被过度使用［4］；不同级别政府间目标与职责的差异，缺乏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使政府内部出现“委托―”问题；大流域的地区分割管理与部门分割管理同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管理失控；水权的政府管制通常以层层审批的方式进行，这种运行机制会延长管理链条，降低管理效率。

上述问题是可以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加以改进的，而博弈模型正是分析行为人之间决策以及决策的均衡的典型方法。由于我国流域的水权制度主要采取政府管制的方式，因此，本文以水量分配的水权管理模式为例，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管理者与用水户的行为互动关系，找到能够影响博弈均衡的因素，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期能够部分地解决“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管理的失效。

2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

2.1纯策略博弈模型

假定某流域处于水资源比较紧缺的状态，实行固定水量分配的水权管理模式，并且由流域管理委员会对水权实施的情况，即水量取用，进行一种事后的检查，即在一个水权实施期间结束之后，检查用水户的取水量是否超出了所分配的定额。如果发生了超额取水行为，则对超额部分进行经济惩罚，如收取超额罚金，但是不能收回已经被用水户取用的水资源，同时，该流域管理委员会也是上级政府的一个人，其管理绩效会受到上级政府的检查。

2.2纯策略纳什均衡与政策分析

假定管理者和用水户都采取纯策略，即管理者或者采取检查行为，或者采取不检查行为，而用水户或者超额取水，或者不超额。管理者的政策目标是希望用水户能够按照水量分配方案进行取水，不超额取水，以保证全流域水资源供给以及河流的生态平衡。通过对管理者与用水户纯策略检查博弈（见表1）的分析，可以得知：

由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用水户能够按照水量分配方案进行取水，不超额取水，即尽可能地降低用水户超额取水的(2)提高失职成本[WTBX]M。失职成本M与超额取水概率αi负相关，即当出现超额取水行为，管理者没有及时检查，管理者因此所受到的惩罚越高，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行为的概率越低。这是政策的目标与政策的结果之间呈现一种意外的关系，增加失职成本M的本意是督促管理者加强管理，提高检查活动的概率，但这种作用只在短期有效，当管理者加强检查的频率时，同分析(1）相似的，用水户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yi会下降，从而降低了超额取水的内在动力，超额取水的频率也随之降低，当管理者预期到超额取水行为减少后，其检查行为也会随之减少。因此，督促管理者的政策在长期会达到减少用水户超额取水活动的效果。失职成本M的增加会使管理者采取不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ng斜率下降，用水户的最优超额取水概率α*i降低至α*i，M(见图3)。

(3)提高超额罚金Pe。首先，超额罚金Pe与超额取水概率αi、采取检查行为的概率β都呈负相关关系，即当管理者对超额取水采取的惩罚水平越高，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行为的频率越小，管理者的检查频率也越小。这是因为更高的惩罚水平直接降低了用水户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其超额取水的内在动力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也随之降低，当管理者预期到超额取水行为减少后，其检查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当管理者提高超额罚金Pe时，用水户除了降低超额取水的概率，还可以采取减少超额取水量Qe的方法，或者采用两种方法的组合策略。即当管理者提高超额罚金时，超额罚金Pe的上升所引起的超额取水量Qe的下降会抵消或部分抵消超额取水概率αi的下降，大规模超额取水行为将趋于减少，而小规模超额取水行为会有所上升。在实践中，小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比大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更容易发生，而政府也倾向于对小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采取更为宽松的检查态度；反之，用水户对大规模的超额取水行为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管理者也会加强检查，因为大规模的超额取水对全流域的影响更加严重。用水户大规模的超额取水会同时影响管理者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yg和不检查行为的期望收益曲线ung，最终导致用水户大规模超额取水的最优超额取水概率α*i,Q相对较小(见图5)。

此外，由公式（12）可以得知，管理者的检查频率β与超额罚金Pe负相关，与用水户关于水资源的生产技术系数Ai正相关。即当管理者以同样的频率β对全流域进行检查时，针对拥有较高生产技术系数Ai的用水户，应该收取较高的超额罚金Pe，而当管理者以同样的超额罚金Pe对全流域的超额取水行为进行惩罚时，针对拥有较高生产技术系数Ai的用水户，应该加强检查的频率。

由公式（18）、（19）可知，当管理者以相同的频率β和超额罚金Pe对全流域进行检查和惩处时，生产技术系数Ai较高的用水户采取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yi要大于不超额取水的期望收益uni，此时，这些用户会进行超额取水。

4结论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在实施定量水权分配制度的过程中，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是非合作的。在一次博弈过程中，管理者和用水户只能进行纯策略的选择时，双方会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状态，此时只有通过提高超额罚金，才能使用水户不超额取水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管理者与用水户是以水量分配方案的时间段为周期进行重复博弈，虽然双方都无法完全得知对方的收益函数和行为偏好，但通过分析影响该博弈纳什均衡点移动的因素能够得知，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政策或政策组合：①采用更先进的检查工具、更为科学的检查程序以及优化政府内部的组织管理等，以降低检查成本；②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者的失职成本；③对超额取水行为收取高额罚金；④对具有不同水资源生产技术系数的用水户收取有差别的超额罚金。这些政策可以促使用水户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以实现全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目标，有效地减少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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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5

【论文摘要】中越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交往比较频繁，贸易额也在不断地增长，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中越边境贸易的一些特点、目前面临的困难、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不稳定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论文关键词】广西越南边境贸易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24.6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87.1%。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28.15亿美元，增长14.2%，其中中国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17.4%，进口10.1亿美元，增长8.8%。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46.34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10.34%。据越南海关统计，2011年中越贸易总额达71.9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7.68%。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11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二、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11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4.改良小额贸易退税政策。由于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境贸易时是以人民币结算为主要方式，边境贸易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因此，要通过多方政策联动，把边贸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以此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边贸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给予退税，这样既鼓励边贸多出口，也有利于巩固人民币的信用，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5.放宽政策取消部分限制。国家应该给予边境地区贸易长期稳定的政策，鼓励边民积极参与边贸经营。放宽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的限制，给予参与边贸经营的边民以一定的扶持，适当放宽对越南大宗进口商品的限制，减少中越贸易顺差，促进边贸健康发展，边境贸易前景将会十分广阔。6.推行外贸制。要加快双方边贸的发展，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改良目前的贸易制。在双方推行制，不仅可以使边境贸易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而且可以转移部分风险，缓解当地的财政压力。7.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中越双方都应该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双方在关税和非关税等方面的贸易门槛。8.大力挖掘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广西与越南的边贸资源具有互补及竞争性，因此双方都应该大力挖掘自己国内的资源，产品应该扬长避短。越南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提供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广西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向越南提供生产、生活的工业制成品。双方互惠互利，前景大好。参考文献：田孟清钟金伶:广西(中越)边贸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第27卷第3期周英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广西边境贸易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19卷第3期(越南)阮文历:越南—广西贸易现状、前景和发展措施.东南亚纵横，2004第11期周毅覃合:“两廊一圈”与中国—东盟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6期张建中:广西与越南贸易互补性研究.东南亚纵横，2006.1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6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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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8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适用性

目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以环境税取代其他税种的研究，试图减少传统税种对资本或劳动要素征税所引发的经济扭曲问题。环境税能否在改善税收系统的同时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看，设计合理的环境税可以有效地限制污染行为，提高财政收入，避免其他形式的税收对市场运行造成扭曲，提高税收体系的有效性，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

从实践上看，从1990年开始，OECD的一些国家，如荷兰、挪威、瑞典都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环境税（包括某种形式的碳税），都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和较好的效果。但OECD国家的经验并不能全盘照抄，毕竟西方国家的税收体制和中国国情是不吻合的，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些还运用实证的方法对绿色税收改革能否产生“双重红利”进行论证。如武亚军、宣晓伟两人（200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硫税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的硫税收入的使用情况下，实际的GDP变化不同但同向变动，与硫税收入显著负相关，由此证明“双重红利”不存在。

王德发（2006）根据2002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均衡CGE模型，结果表明能源税的征收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对能源的替代，促进了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导致大气污染物的减少，同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表明对煤征收能源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即“双重红利”存在。因此本文将阐述“双重红利”的理论框架，探讨“双重红利”在中国目前税制中是否存在，环境税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双重红利”的研究概述

“双重红利”的含义是：在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的综合性环境税制改革中，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投资税或储蓄税，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不变，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改善环境质量和节约资源的一重“红利”，还可以获得刺激投资、拉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红利”。

1、早期研究阶段（1967-1990年）

“双重红利”的思想最早出现在Tullock（1967）对水资源研究的论文中。早期学者对双重收益的研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他们也没有将其称为“双重红利”。表1对“双重红利”的早期研究做了一个概括。

2、认同“双重红利”假说的初步研究阶段（1991-1993年）

“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的概念由Pearce（1991）年首次提出，他认为第一重红利是环境质量的改善，第二重红利是税制扭曲程度的降低。这一时期，气候变化政策吸引了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环境税的经济学意义。具体研究情况见表2。

3、“双重红利”假说争论阶段（1994年至今）

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更多的实证分析，“双重红利”假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激烈争论（见表3）。

二、“双重红利”与中国实际联系及意义

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双重红利”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需要取决于理论上的一些假设条件或者实践中的相关联的一些条件，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地方有其独特性，环境税是否有可行性有待商榷。

第一，初始扭曲的范围与类型。若最初根本没有扭曲的税制，那就不会有“双重红利”。只有在适当的较大扭曲前提下，预期到“双重红利”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很低。比如，2004年所得税占总税收的19%，并且是历年来的最高点。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60%都在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税收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对投资和储蓄的扭曲也主要表现在某些税收政策上，而不仅仅是税负过重造成的。所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

第二，环境税的环境政策是否会有效减少初始扭曲。不能排除环境税将会引入新的额外扭曲，那么环境税在生产领域会带来额外的机会成本，“双重红利”就会变为负的。一是征收环境税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刺激劳动供给、增加就业。收入返回作用得以体现，而由于目前我国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所以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收入返回作用大于税收相互作用，“双重红利”可能存在。二是当互赖作用增加的成本大于收入效应带来的效益时，“双重红利”不存在。这时会产生更大的税制扭曲，从最优状态变为次优状态。互赖效果反应出环境税不仅会对要素市场造成扭曲，而且会对中间投入和消费选择产生影响。要区分出收入返回作用效应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当收入返回作用效应提升的福利大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成本，“双重红利”才有存在的可能。对于资源以及污染征税，可能会使能源制造产品的价格上升，而低收入家庭对能源和污染的需求弹性较小，因而他们会为此承担更大的赋税，引起社会的非“公平”。因此，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在对课税对象的确定上要有所区别，保证环境税是对于生产要素进行征收而不是对于消费产品。因为对于生产要素而言，因为同时具有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权衡，其效果较为不确定，但是如果对于消费品征税，则对低收入家庭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必然。

第三，关于环境税改革的实际讨论是与由环境税代替劳动税、社会保险税相联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税基是否受到侵蚀。如果降低污染的技术和其他方面能够避免污染物质排放税，环境税对税基的侵蚀影响使得税基减少，那么政府不可能在预算上足量削减其他扭曲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通过足量的减免税来补偿经济主体，结果是税收制度的扭曲加大。

第四，在使用对污染品课征的产品税代替污染物排放税的情形下，负外部性产品和干净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必须予以限制，以便控制税基的侵蚀影响。

三、结论

目前学术界对“双重红利”的研究尚有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双重红利”的实现条件上。如果“双重红利”赖以实现的理论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环境税在具体实施时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加上“双重红利”的研究一直以国外为主，而我国情况又有其特殊性，所以，环境税的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武亚军、宣晓伟：环境税经济理论及对中国的应用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王德发：能源税征收的劳动替代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2002年大气污染的CGE模型的试算[J].财经研究，2006（6）.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3/8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

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篇11

（一）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不容乐观，存在持续衰退的隐忧

欧元区经济复苏状况令人失望。2014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在持续中减缓。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2%、0和0.2%；同比增长0.9%、0.5%和0.8%。失业率仍然高企。欧元区失业率由2008年的7.3%上升至2013年的峰值12%，2014年10月仅回落至11.5%，青年失业率仍高达23.3%，仅略低于2013年同期的23.9%。

核心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利于欧元区整体复苏。德国经济形势并未完全体现出欧元区增长引擎的特质。年初由于暖冬推动建筑活动，一季度GDP环比增长达0.8%。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萎缩0.1%，三季度有微弱回升，GDP环比增长0.1%。法国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为0、-0.1%和0.3%，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波兰、匈牙利、卢森堡、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及爱尔兰经济增长情况较好，一、二季度GDP环比增长在0.6%至1.1%之间。

通缩压力持续增大，欧洲央行实现略低于2.0%通胀目标面临很大难度。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年率自2011年9月的3%逐步下降，2014年由1月份的0.8%逐步收窄至10月份0.4%。HICP指数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值。

（二）欧元区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问题

1、欧央行的宽松刺激政策未能有效推动银行信贷扩大，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2014年以来，欧央行已经连续两次降息，并推出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计划以促使银行增加信贷、提振经济，但仍未显现出明显效果。虽然欧央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欧元区企业足够的信贷需求才是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关键。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相配合，其所提供的流动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前各国银行对于欧央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持观望态度，主要是受乌克兰危机以及欧元区整体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各国银行放贷意愿不强。从实际效果看，欧央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

2、欧元区实体经济未恢复活力，增加了陷入新一轮衰退的风险

欧元区2014年11月综合PMI终值降至51.4，降至16个月新低。制造业及服务业均表现不佳。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降至50.1，亦创16个月新低，新订单增长15个月以来首次下滑，服务业活动增速和新业务增长均创6个月以来新低。

实体经济情况最好的德国三季度工业产出也出现下滑。德国2014年11月制造业PMI终值49.5，创17个月新低。11月制造业产业增长为2013年6月以来最弱，新订单也以两年来最快速度下跌。有观点认为德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趋势正在下滑。法国制造业也陷入疲弱，新订单以近一年来最快速度下滑，商业活动连续7个月萎缩。

3、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阻力重重，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欧央行在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敦促各国政府推出配合央行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然而欧元区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仍然缓慢。政府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来改善财政状况，但是改革欧洲的高福利政策难度非常大，往往会引发民众的抗议与游行。柏林、布鲁塞尔和罗马2014年均出现出租车司机罢工、警察罢工和公共交通运输人员罢工，以抗议政府在福利和税收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意大利在2012年实行的增加税收改革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效果并不理想。

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关系到经济恢复动力，企业扩大投资，政府财政状况好转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总体看，欧元区各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都比较大，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效果有限。

4、德国与欧央行以及法意等国家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意见存在分歧

当前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削减支出与刺激经济间的矛盾凸显。在经济疲弱的压力下，欧央行强调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齐头并进，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投资，包括给小企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以及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对德国这样仍有财政调整空间的国家，欧央行呼吁其提高投资方面的公共支出。

德国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美国和欧元区成员国都希望德国利用自身健康的预算状况扩大公共投资，刺激需求以提振欧元区经济增长，敦促德国使用“财政空间”，通过减税和投资老化的道路、铁路、能源和电信网络来刺激经济。

然而德国的“财政空间”可能不如外界理解的那么大，德国存在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的问题，需要通过预算盈余来满足未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开支。德国政府已表示要坚持预算平衡的策略，坚持财政紧缩，强调财政纪律。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竞争力是欧元区实现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而通过负债来实现更多公共开支会减轻各国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欧元区各国在财政政策上也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意大利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加大政府投资，但这样会带来更多负债。法国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率达4.3%，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赤字率目标。而基于法国疲软的经济现状，政府仅计划削减占GDP0.2%的支出，也不符合此前法国与欧盟达成共识的0.8%标准。德国批评意大利和法国，指责两国不断推迟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欧盟表示，法国此举使得其财政预算与欧盟的赤字紧缩政策“极不一致”，欧洲委员会可能将此预算驳回并要求法国修正。

这表明欧盟虽然希望各国能够有力量增加公共投资，但在财政纪律方面也不会一再放松。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平衡是欧盟面临的难题。欧元区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分歧使得未来财政政策走向不明朗，也使得财政政策配合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难以实现。

5、乌克兰危机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构成负面影响

乌克兰危机以及其后欧美对俄的制裁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商业市场信心、金融市场以及政治压力等方面。从俄欧的经贸关系来看，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出口仅占欧盟出口总额的3%―4%，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对欧盟的总出口构成明显影响。

欧盟与俄罗斯紧密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天然气供应方面，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但欧盟并不希望在能源领域与俄罗斯矛盾彻底激化。能源领域的制裁对于俄罗斯和欧盟双方而言都十分不利，只能产生两败俱伤的后果。

（三）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综合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表现出在持续中减退的趋势。虽然目前尚未看到欧元区出现日本式通缩，但不排除欧元区有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

从各国情况看，目前欧元区经济虽比2012年最低潮时期有好转。葡萄牙、希腊等一些重债国推行了部分结构改革措施，逐渐走出危机，欧元区也走出了解散的阴影。但核心国经济乏力，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已出现停滞与衰退。2014年10月德国经济部将2014、2015年的GDP增长预测分别下调至1.2%和1.3%，低于4月预估的1.8%和2%。意大利政府也大幅调低经济增长预期，预测2014年意大利经济将萎缩0.3%，2015年增长率为0.6%。

欧元区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展不明显，高福利导致的财政赤字问题难以解决，德国与法意等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仍有较大分歧，导致各国财政政策出现不一致，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有限。在金融层面，欧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降低信贷成本，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但在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信心不足、私人企业投资下滑、消费疲弱。欧元区仍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在未来政策走向方面，欧洲央行将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与当前美国退出QE以及升息预期加强步调不一致。欧央行的宽松措施将使欧元贬值趋势增强，有利于出口贸易和经济复苏。未来若欧元区经济复苏仍乏力，不排除欧央行由当前采取的信贷宽松政策转向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

10月IMF展望报告将欧元区2014年GDP增长下调为0.8%，2015年为1.3%。

二、中欧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景

（一）中欧双边贸易环境总体趋好，仍存在不同诉求

欧盟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欧贸易强劲增长，年增长率达19.5%以上。2013年中欧双边贸易增长2.1%，贸易额达5590亿美元，超过中美贸易380亿美元。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占中欧贸易额的28.9%，以下为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未来中欧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中欧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尤其在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附件等中国对欧的主要贸易领域。全球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加深将使欧盟有更多产品在进口基础上加工再出口。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中欧投资关系的快速发展，中欧产业内贸易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和空间。

在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间贸易摩擦趋缓，贸易环境好转。2014年中欧间光伏、多晶硅、葡萄酒、移动电信通信产品与关键设备等一系列贸易争端均通过双边协商得以解决，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磋商解决争端表明中欧双方正步入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基本平复也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进扫清了障碍。

中欧在双边贸易关系中仍有不同诉求。欧盟重视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希望中国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同时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竞争政策方面进一步改善。中国则希望欧盟放宽科技产品出口、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关于中欧自贸区，欧盟方面认为应首先完成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中期内予以考虑。中方则希望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二）中欧投资合作前景广阔，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稳步推进

中欧双边直接投资未来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美国和瑞士。2012年美国和瑞士合计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5%，其余国家所占比重均低于5%，中国仅占2%，尚不及巴西、俄罗斯。2013年欧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德国仅列中国吸引外资的第7位。

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地位快速提升。危机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9年以来，中国对欧各年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均超过5%，2011年甚至超过10%。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重也不断提升，2012年达到5.9%。

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电力网络、电信、交通基础设施、电动汽车、中高端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制造业等领域都有良好的投资机会。2014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买下意大利能源网络控股公司35%的股权成为中国在意大利的最大投资之一。目前意大利正筹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资金，包括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筹资，这将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更多机会。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正在积极推进中，已进行4轮谈判，但尚未进入协定文本内容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虽然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均在谈判中，但仍是两个独立的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拟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在中欧双边协定中不一定必然采用，仍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另外，不排除在中欧双边协定中纳入可持续标准的条款，即对企业和生产的一系列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标准。欧盟在此方面对所有成员国有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令。可持续标准条款的纳入将可能成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焦点之一。

三、相关建议

（一）推进丝绸之路建设，使其成为中欧经济合作的战略平台

目前欧委会已推出欧盟互联互通项目（CEF），在2014―2022年间将拨款260亿欧元用于建设9条交通走廊，以建成欧盟核心交通网络。未来应积极推动欧盟CEF项目与丝绸之路对接，进而建设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和通信网络组成的亚欧综合互联互通网络。该网络将有助于推动中欧市场、要素和产业整合，推进中欧双方贸易投资合作、技术交流及人才往来，成为未来中欧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

（二）加强贸易政策协调，推进中欧双边贸易健康增长

未来应充分利用现有双边机制，加强贸易规则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优先采取对话磋商处理双边贸易摩擦。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增长以及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对话。加强政府采购政策交流，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协议》谈判进程。在双边贸易中鼓励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开展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共同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双减政策现状范文1篇12

关键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

县级政府作为最接近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是政策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作为中央及上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公共政策最终落脚点，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对政策的贯彻落实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国际上对基层政府的重视程度日趋增长，以及国内省直管县的地方政府改革推广的大背景下，规范基层权力运行，评估并改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显得尤为重要。政界和学界都对此十分重视，本文之前已有学者针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但还未引起对县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的足够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内在因素，以期为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促进政策执行力提升提供参考。

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现状：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现已有较大进步性，但相对于社会发展需求仍有较大不足。县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地方事务负责并实施管理，作为地方在中央的代表，管辖区域较小，可以因地制宜的针对县域内部特点执行落实政策，但仍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现象，令人遗憾。

“动力-阻力”机制模型，是指透过执行力不足现状，分析可能会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产生影响的主要动、阻力因素，并模拟两种相互制约因素对政策执行力走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建立执行力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并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对策。其中动、阻力因素分别为：

（1）动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促进作用。a.利益的直接驱动作用。当政策本身对于政府或者执行部门有直接利益以及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为达到绩效考核目标时，会积极主动地推动政策实施。同时，若政策本身对于政策对象有益从而引起政策对象的高度配合，也会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b.县级地方政府基层地位的特殊性。县级政府作为直接接触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出身于本地，政策执行者往往与政策对象关系较为亲近，有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政策执行者对于本县域内情况较为了解，利于因地制宜的落实政策。c.舆论监督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倡导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同时科技的发展，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使得舆论监督力量强大且无处不在，迫于压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加强执行力。d.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政府工作人员对本县域内发展有责任感，弘扬公共精神，主动为民服务，积极促进政策的执行落实，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对于政策执行力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1]

（2）阻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阻碍作用。a.政策执行者与公民素质限制。我国县政府现阶段服务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构建独特的执行文化。工作人员素质难以保证，导致政策理解偏差，以及缺乏管理知识，行政效率低下，都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同时，由于政策对象受文化传统、民族习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会产生对政策的理解偏差或认同障碍等现象，影响政策的推进执行。b.政策本身的不足。决策程序没有纳入民主环节，导致政策本身不够科学合理；或者产生政策朝令夕改，政策间相互冲突等现象。政策执行过程繁琐，不仅不利于政策实施，还造成政策执行成本高、社会资源浪费等问题。c.监督反馈机制的缺乏。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本身具有“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身份双重性。d.县级政府自身条件的缺陷。县级政府自身资源缺乏，实施政策的配套资源不够完善，也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同时作为基层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往往规模较小，工作人员数量较少，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行政策以减少成本与工作量。e.外部环境制约。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地形多变，许多县域面较大且交通不便，例如尼玛县面积达27万平方千米且地形以高原丘陵为主，加之经济较为落后，严重阻碍了县级政府对政策的宣传与推广，也阻碍了公民对政策执行的反馈。

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如图1所示，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走向同时受到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的双重影响，当阻力因素远大于动力因素时，便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只有着力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才能有效的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利益平衡：由县级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可看出，利益因素作为关键因素同时出现在动力与阻力中，政府与公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均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种在实现个人利益时同时实现他人及公共利益的激励相容机制以促进利益平衡，无疑可以降低执行力提升难度。例如近几年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禁止秸秆焚烧政策中，初期依靠严惩措施并未遏制秸秆焚烧现象，后期转为收购秸秆、提供肥力补贴等，农民个人利益得以补偿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了政府绩效与威信，达到了个人、公共与政府三方利益的统一。

（3）内生机制触动县级政府内部生发力量

充分发挥作为道德的潜在作用，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将执行力的提升由外在强制走向由内而生。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离不开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精神层次的提高。积极引导建立独特的执行文化，建立激励机制与监督惩处机制，个人与外在同步，激励与约束同步，促使其增强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自发的提高执行力。

建立评价体系，执行力提升有据可依：深入分析内在影响因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寻求政策执行力提升路径。参照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建立直观的执行力评价体系，使监督、评价、反馈有据可依。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将明确指明政策执行力改善方向，避免执行力提升走弯路、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