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线上教学的建议和意见范文

——党员干部如何解决"四风"问题

四风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党员干部如何解决"四风"问题。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们必须不否定我们存在这些不足甚至不阳光的一面。只有正视它们，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如何解决这四大问题，指导意见和要求如下；

一是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重点是搞好学习宣传和思想教育。要适当集中时间，强化集体学习讨论，着力提高学习教育的成效。积极组织学习，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精神。研读《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等学习材料。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性党风党纪和道德品行教育，紧紧围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根本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养，增强党纪观念，努力提高辨别能力、政治定力和实践能力。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讨论，重点围绕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围绕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四风"具体表现和危害，围绕为民务实清廉的具体要求等进行研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

二是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坚持开门搞活动，一开始就要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和建议。突出听取意见的重点，着重听取群众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作风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听取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听取意见的内容必须聚焦反对"四风",避免分散主题。明确听取意见的范围，广泛听取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注意听取老同志和"两代表一委员"的意见。改进听取意见的方式，党员领导干部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党组织可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民主评议，还可开展问卷调查、设置意见箱等，拓宽听取意见渠道。要原汁原味梳理意见和建议，及时向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反馈。

对线上教学的建议和意见范文篇2

指示军队整风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接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批评后，粟裕认为向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选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同意后，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月2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对此并未理会。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次郑重表态。

、萧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年6月20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6月21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日，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

人民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说：“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

7月10日，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月19日，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宗派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教条主义”冤案的

1978年11月7日，总政治部在《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对线上教学的建议和意见范文

关键词：意见；基本要求；发展要求；说明；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为加强对全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学科教学工作的指导，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在研究相关文件、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基础上，（下简称《意见》）。旨在帮助教师克服、解决在新课程教学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本《意见》按模块开设顺序编排，每个模块分专题或单元，按照“课标内容”、“教学要求”、“教学建议”三个栏目编写，“教学要求”是最重要的部分，按课采用表格的形式，分“基本要求”、“发展要求”和“说明”列出。笔者作为长期奋战在高中地理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在按《意见》实施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或困惑，现一一列出，旨在请教各位专家，以求明鉴。

意见一：“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如何划分？

《意见》对“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所作的规定和解释是：“基本要求”是指全体学生都要达到的要求，“发展要求”是指有条件的学校或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逐步可以达到的要求，并非全体学生都应达到。

由此可以看出，“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区别主要在于是对学生要求范围不同，“基本要求”是对全体学生的要求，“发展要求”是指有条件的学校或有这方面兴趣的学生逐步可以达到的要求，并非全体学生都应达到。从表象上看，这两个概念是明确清晰的，但认真执行起来，发现里面有问题：

“基本”的含义是基础性的、根本的、主要的，“发展”的含义是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因此，“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的区别标准应是知识的层次水平，而不应是学生的范围。而且不管同一学校、还是不同学校的学生，在地理课堂上都应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意见》里面对“基本要求”和“发展要求”所作的规定和解释只是专家们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规定。

从逻辑联系来看，知识是基础，应是陈述性知识，这才符合基本要求。而过程和方法（程序性知识）是基础知识的一种提升，是利用地理原理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设计和合理的教与学的方法得出地理规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是思维主线，这才是属于发展的范畴。同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隐性或显性地体现在过程和方法中，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是情感主线，这也是属于一个社会人成长过程中发展的范畴。

《意见》由于没有抓住区别的标准，没有按照三维目标之间的逻辑联系来区分，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不合理现象：一是发展要求被列为“基本要求”。二是发展要求中，应是用相关发展的动词，却出现了体现基本要求的动词。三是在很多的单元里，出现了发展要求短缺的现象。

如第一章第一节地球的宇宙环境中，《意见》是这样表述的

基本要求1.了解不同类型的天体及其特点

2.了解天体系统的级别和层次，能描述地理在

宇宙中的位置，树立科学的宇宙观

3.了解地球是宇宙中既普通又特殊的天体

4.比较、分析和归纳太阳系行星的数据资料，理解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条件。

发展要求

说明

第二节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意见》是这样表述的

基本要求1.了解太阳辐射的特点及其对地球环境和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2.收集和分析有关太阳活动的资料，了解太阳活动的特点、

3.了解太阳活动对地球电离层、磁场和气候等的影响。

发展要求能根据收集的资料，描述太阳活动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

说明

第一节中，将“比较、分析和归纳太阳系行星的数据，理解地球上存在生命的条件”列为基本要求，而第二节中，“能根据收集的资料，描述太阳活动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列为发展要求。前者属于高阶思维能力，应列为发展要求，后者属于低阶思维能力，是描述，当然是陈述性知识，应列为基本要求。再者第二节中，“收集和分析有关太阳活动的资料，了解太阳活动的特点”是一种基本要求，它和“能根据收集的资料，描述太阳活动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一样也是一种基本要求。这里“了解”和“描述”的知识都是一种陈述性的知识，没有任何区别，不能体现学生在认知水平上有质的不同。可一个是基本要求，一个是发展要求，显然这样处理有失妥当。如果要体现发展的要求，笔者以为应将“描述”二词改为“分析”，这样有能力的学生，有条件的学校的学生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太阳活动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意见二：“说明”是为了说明“什么”？

《意见》中添加了“说明”部分。专家认为“说明”部分主要指不宜拓展的内容，超标准的内容、建议删除的内容、限定深广度的内容等，为学生学习提出指导性建议。这种说明我想是专家们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而设计的，可谓用心良苦。可仔细研究，“说明”却陷入不伦不类的境地之中。先来看第四章第二节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基本

要求1.通过对教科书中相关统计图表的阅读、分析，了解地质时期、历史时期和近现代三个

时间尺度全球气候变化的特点。

2.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发展

要求能运用具体材料，分析说明气候变化对人类某一活动的影响

说明地质年代的相关数据不作识记要求。

“地质年代的相关数据不作识记要求”。这种说明，是不是旨在告诉教师和学生这个是考试不考的内容？如果是这样，这和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不相符的。其实在基本要求1.里已有明显暗示了“地质年代的相关数据不作识记要求”，1.里面明确要求学生从三个时间尺度“地质时期、历史时期和近现代”了解全球气候的变化，也就是更仔细的地质历史时期当然就不作要求了。要不要将一些陈述性的知识作为基本要求，惟一的标准，笔者以为是课程标准。课程标准里面，对第二节的课标内容是这样描述的：根据有关资料，说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根据有关资料来说明的，很清楚，“地质年代的相关数据”是有关资料，肯定不作识记要求。因此笔者以为这种“说明”可以删除，因为这“说明”可以融入基本要求当中。如果基本要求里面都没有要求的，当然就没必要识记了。

那么要求学生识记的内容有哪些呢？这也要从课标出发。对于本节课而言，笔者以为，什么是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哪些要素的变化来度量？全球气候变化有什么特点？这些当然应作为基本要求。因此笔者建议这节的教学要求可以这样设计：

基本要求1.了解全球气候变化概念。

2.知道全球气候变化要素。

3.描述全球气候变化特点

发展要求1.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2.能运用具体材料，分析说明气候变化对人类某一活动的影响

再如第二章城市与环境中，《意见》将“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学说和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内容不作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编者将其编入“阅读”，我想编者意欲是给学生的一种拓展。而《意见》却将它删了，这明显和课程标准是不相符的。这节的课程标准是：运用实例，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解释其形成的原因。既然如此，“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学说和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内容”也可以看作是二个实例。而且这二个案例编者也别有用意，强调了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和主次因素在特定时空中可以相互转化性。因此这种删除表面上看好象是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殊不知，这对于学生建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因素会出现偏差，也不利于学生从发展的观点看主次因素的变化。

教材上的知识如何进行删减？笔者以为编者依据课示将这部分内容编入教材，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作为一线的地理专家，一般不可盲目地进行删减。如果真的要做删减，我想那也一定要有理有据。说起有理，美国两位知名的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家威金斯（Wiggins）和麦克泰（Mctighe）在他们合著的《理解力培养与课程设计》（UnderstandingByDesign）一书中，提出持久性理解的学习内容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持久的价值――代表一种重大的观念，具有超越课堂的持久价值。

学科的中心――居于本课程的中心。

需要发现――深入探讨抽象、易于误解的观念。

有吸引力――对学习者具有潜在的价值。

凡符合以上特征越多的知识，其价值就越高，就越该保留，不应该删减，反之，就该考虑删减。

说起有据，就是这些知识，对于本节课能否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它有延伸拓展的作用，

如果它有补充说明的作用，那它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我们没有理由将它删去。

意见三：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如何落实？

《意见》中强调，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应注意融合与协调。要按本“教学指导意见”的要求，准确掌握每个专题的教学深度与广度，落实每个专题的三维目标，以确保高中地理总体教学目标的实现。这种强调，说明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重要性，可以说她们是新课程灵魂。

在《意见》中，对于教学方法，有了一定的描述。如第一章宇宙中的地球。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意见》是这样阐述的：本章教学内容难度较大，由于学生在空间概念的建立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可以采用图解，模拟实验、多媒体演示等方法帮助学生进行科学探究。再如第二章的教学方法，《意见》是这样阐述的：本章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能力要求高，学生在理性思维与空间想象方面尚有一定的局限性，教学中可采用讲练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观察法、探究法和模拟演示法等教学方法。

这两种建议，表面上看有挺大的差异。但仔细琢磨，“图解，模拟实验、多媒体演示等”是从采用的教具上看的方法，而讲练法，讨论法，案例分析法，观察法、探究法是从教学过程中看师生如何互动的方法。其实在“模拟实验、多媒体演示”等方法的基础上，再用观察法、讨论法等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意见》中阐述的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完全正确的空话。这些方法老师们都不会陌生，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感到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方法转化为具体的有创意的设计，他们需要是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而不是方向性、指示性的建议。也许有些老师会说，有创意的教学设计，需要教师自己去创造。此话自然不假，但我以为对于新课程而言，需要专家们作出一种示范，能给广大的一线教师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少走弯路，指明一条具体的阳光大道。据我的观察，老师一般不太关注“教学建议”，其原因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建议难以落实到教学操作的层面。对于一线教师而言，并不需要人人都明白的大道理，要的是能起示范作用的生动案例。《意见》的编写专家们在教学建议中不能只限于提一些老师都明白的方向性、指示性建议，而应该多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以便老师学习借鉴。

而过程呢？新课程在教学目标上主要就是新在增加和突出过程与方法，它是新课程最精彩的一幕。可这一点教师最为陌生、最难把握，也最需要指导。不知何故，《意见》的编写专家把最不该遗漏的给遗漏了。没有过程的设计，就没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落实。那么，怎么样的建议对教师最有帮助，会受教师的欢迎呢？笔者以为最基本的思路是：一般来说，教学过程可以分解成以下几个部分：选择一种导入（它是开篇），寻找一些经典的案例（它是载体），设计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它是中心），确定一种方法（如交往式的对话）（它是过程），最终达到某种效果（能力效果：如在探究中得出结论；情感效果：如国际理解教育）（它是目标）。如在分析以晨昏线的年变化与日变化规律时（高三年级），可以创设如下过程：

选择一种导入（温故知新，暗示方法）：

1.上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晨昏线的哪两大特点？

2.根据这两个特点，我们如何在光照图上画出晨昏线呢？

设计思路：要在光照图上画出晨昏线，关键在于要从晨昏线的特点出发。这种回顾，既是一种“回顾”，更是一种“引领”，旨在“告诉”学生观察光照图的要领，为如何观察作了一种思维的准备。这种“回顾”、“引领”、“告诉”，是一种观察方法的暗示，用已习得的知识内容去寻找方法，是一种基于知识的发展轨迹进行的教学设计。

创设一个情景：地球绕日公转图（如图1）。

确定一种方法：观察（比较）―描述―分析

设计几个有效问题（针对晨昏线的年变化）：

问题1：读地球绕日公转图（图1），在E1、E2、E3、E4的过程中，太阳直射点将如何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设计预想：问题1是在教师创设一个情景下学生通过观察，再自行得出的结论。在课堂现场学生可能会得出了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移至南回归线，再由南回归线向北移至北回归线。也能分析这是黄赤交角造成的。可学生在图上，最大的可能是并不能观察出太阳直射点移动的第二个特点：向东移动。此时教师也不急于将这个答案告诉学生，告诉就失去了发现的价值。这也说明了学生观察还不够仔细，或者说学生在观察时，还没有意识到复习回顾时教师的“告诉”，也即还没有学会如何观察的方法。

问题2：在地球绕日公转图上，画出E1、E2、E3、E4晨昏线，并用阴影部分表出夜半球（图2）。

再创一个模拟实验（针对学生回答结果）：

一个同学当作太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同学当地球，其他同学在不同角度看晨昏线。

设计目的：教会学生如何观察，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演示实验，帮助学生建立立体的空间图形，学生才能“仔细”地观察。还可能由于学生在不同角度观察，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新问题。

………………

达成最终效果（让学生得出或感受到）：

1.晨昏线的年变化表现为晨昏圈与地方时6时与18时的经线圈成23.5°角向南向北运动，自西向东运动。

2.在探究过程中，使学生养成科学的观察方法，有利于认识世界。

上述教学建议，与《意见》比，更为实在具体，可操作性很强，教学思想理念渗透在做法中，更能起到对教师的引领作用，教师更易学易懂，更具学习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