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1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趋势。从我国来看，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十报告提出要“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这充分体现了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和顺应时势角度对城镇化战略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正确部署。由于新型城镇化战略涉及范围比较广博庞杂，笔者仅就其核心问题即我国应实行什么样的城镇化谈些粗浅看法。

其实，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我国应实行什么样的城镇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如何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这八个字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

集约型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根本路径

新型城镇化战略既含纳人口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的聚集和城镇人口比重的提升，也包括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向农村人口和地区的浸润和渗透，因此，在推进城镇化战略时不仅要重视提高城镇人口比重，更要注重完善城镇载体功能，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明确城镇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定位，着力增强城镇经济的聚集度、扩大城镇对相关区域的辐射力。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非农化，其鲜明外部特征是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市民比重。从全局来看，新型城镇化究其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只有减少农民数量才能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有关理论推演，我国城镇化水平比较理想的状态是65—70%之间。按照这一标准，未来5到10年，还将有近5亿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城镇人口将成倍地增长。建立在有限土地上的城镇要吸纳如此众多的农村转移人口，只有走集约式城镇化发展的道路。集约式城镇化道路强调人口的非农业化以及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产业在特定区域的聚集，注重通过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强化管理，引导产业、资源和人口在城镇进行有机结合和有效聚集，从而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我们必须坚持有主有次、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行有保有压、适速适度的城镇化，正确处理好城镇化过程中效率与效能的关系，使城镇化速度与资源负荷力相契合，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特别是在国家中长期城镇发展规划中，对未来我国城镇化态势作出研判和预测，不断弱化城镇化程度的高增长指标，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量化指标和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确保我国城镇化保持合理适度的增长率。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城镇化化过程是城乡合作发展过程，是有利于农民发家致富的过程，是城乡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而不是农村人口一味向城市过度集中的过程。

智能型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引擎

智能城镇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提高城镇各种系统的感知能力、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提高城镇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而打造出一个迅捷灵敏、和谐有序、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城镇。在当前互联网传递信息迅疾快捷的时代背景下，建设经济高端化城镇离不开数字化的装备和提升。城镇的高度信息化和数字化，将会极大地调整、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整个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对于城镇加强对内对外的信息处理、过程控制、系统集成以及提高效率、降低消耗，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建设数字城市，是推进城镇现代化、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升级版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将带动传统的基础建设投资，还将推动智能城镇等多重新兴产业链的发展。

建设智能型城镇，既要紧紧把握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环节，又要积极推动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和机制体制创新，以及城镇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系统创新。智能城镇建设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信息通信产业管理、城市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社区管理服务等诸多领域，必须建立一个综合统筹机制予以协调推进。要做好智能城镇的顶层设计，把握好总体规划和实施战略，防范人为造城运动、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等倾向；要注重策略推进和措施落实，把智能城镇建设与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起来，确保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绿色崛起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维度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有两件大事将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回顾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难发现，每次城镇化都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空气、水质、土壤的严重污染等。也就是说，工业化在为城镇发展创造经济基础、提供技术手段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城镇生活疏离自然界、灰色挤占绿色、人居环境缺乏绿色覆盖等问题。所以，新型城镇化的第一要义是以实现绿色崛起、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为核心。

二十一世纪是生态世纪，即人类社会从工业化社会不断走向生态化社会，城镇生态环境日益成构成城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城镇生态环境越好，就越能吸引人才、资金和物资，进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建设生态城镇也越来越成为城镇竞争的焦点，国内很多省份把建设生态城镇、园林城镇、山水城镇、森林城镇作为主要目标和发展模式。因此，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应把建设生态城镇作为切入点，使之成为解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矛盾的突破口。同时，还应看到，我国城镇化化过程是城乡合作发展过程，是有利于农民共同致富的过程，是城乡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而不是农村人口一味向城市过度集中的过程。因此，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要从城市层面来考量，还要从农村层面来设计，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要求，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确保城镇化战略实施与新农村建设在相互协调中共同进步，在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战略顺利开展。

低碳经济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标志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2

每月，每人55元。这是来自中央财政的新农保基础养老金，钱不多，但它跨越了一个时代。

目前，上亿农民领取养老金，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老有所养”的愿望正在实现。这是国力壮大的彰显，这是执政理念的升华，这是科学发展的抉择。

十年坚韧求进，中国已经确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基本构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十年攻坚克难，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见的“九连增”，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缩小迹象，农村呈现和谐稳定的新气象，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

这是一条怎样的统筹之路，一曲怎样的和谐乐章？让我们一起穿越城乡，感悟这历史性的巨变。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开启统筹城乡发展新纪元

发展，往往来自对时代的回应，源于对矛盾的解决。城乡差距是当下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表现。在现代化征程上跋涉，瘸着腿走不好，更走不远。

“虽然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大部分都不来自农业，但农业不稳固、农村不发展、农民过不好，其他都是沙滩上的楼阁，缺乏坚实的根基。”党的十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协调发展，需要攻坚克难的勇气，需要总揽全局的智慧。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三农——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中央连续出台9个“一号文件”，“统筹城乡发展”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十年孜孜以求，在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基础上，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神来之笔”，为统筹城乡发展定位架构。

从“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到“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不再是“以农言农”，不再是“工业优先、城市偏向”，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思想新理念，引领开启统筹城乡发展新纪元。

从彻底取消农业税到实行农业“四补贴”，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到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强农惠农富农，多予少取放活，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新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但它绝非“削峰填谷”，而是在补齐“短板”的同时，让“长板”更长；并非城市对农村的单向度援助和帮扶，而是基于差异互补的共赢。

重庆市在统筹城乡改革实验中打破城乡界限，让城市和农村资源双向流动，城乡优势在互动中实现互补。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如今工农城乡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广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

工业反哺、城市支持对三农的拉动日益明显。这十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农业形势、农村发展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撑日益突出。这十年，我国社会结构迎来了一个历史性变化，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粮食连年稳定增产、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有力地支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为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调整城乡利益关系开启农民休养生息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利益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是城乡利益二元结构，它包括工农业经济利益的二元化，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利益的二元化，城乡公共建设的二元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化。”党的十代表、江苏省苏州市市委书记蒋宏坤说。

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30多年来农村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尊重农民物质利益的核心。从正税清费、取消农业税，到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从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到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关系，开启农民休养生息新时代。

如今，农民不仅“种地不再交税”还享有国家补贴。农业补贴资金规模从2002年的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亿元，10年累计达7631亿元。以农民为本，关键是富裕农民。这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是新中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近两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

以农民为本，必须善待农民。

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到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乡利益关系，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出现重大变革。

免费义务教育惠及1.3亿农村学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97%的农民、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梦想正在走进现实。

5年前开始实施的《物权法》，首次将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明确规定为物权。

中央已把改革征地制度、修改土地管理法作为一个重大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点将转向减少耕地过多过快流失，转向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十一五”期间，征地补偿标准提高30%以上。

一些地方开始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苏州走出了一条“户户有资本、家家成股东、年年有分红”的富民之路，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93∶1。

农民带着他们在农村的合法权益进城，带着尊严进城，成为上下共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四川成都将在2012年实现全域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自由迁徙。党的十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在我们的户籍改革方案中，农民不以牺牲农村的财产权益为进城条件，不需要放弃农村宅基地换取住房，不需要放弃土地承包权换取社保。

我国从2003年果断废止城市收容遣送条例，到2006年国务院出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清除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频频发力。

城乡选举人大代表实现“同票同权”，异地高考的政策松动，试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等，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正逐渐成为现实。

“三化”助推三农开启现代农业新画卷

城乡差距大，基础性的原因在于产业发展差距大。中国农业现代化，该如何走？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是我们党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着眼点是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补齐农业这个短板，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直面挑战，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突破，开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画卷。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谁来种地？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各地应对“谁来种地”的办法。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已超过50多万家。去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54.5%，其中小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2%。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增产靠什么？中国超级杂交稻攻关连续两年跨越大面积亩产900公斤，“我力争在90岁以前实现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的新目标”，袁隆平院士壮心不已。

高点起跳，应向科技借力。近几年国家构建了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探索了高产创建这一大面积集成推广实用技术的新途径，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提高，2011年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3.5%。

农业进入高成本时期，效益从哪来？“农药化肥价格几乎年年涨，粮价涨得相对少，种四五亩田不如出去打工两三个月”，种粮“高成本”、农民“低收益”的现象不免让人担心。

各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都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进入生产经营成本快速上升、自然和市场风险加大阶段，兼顾保护农民利益与确保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和对农业生产的补贴。

我国已逐步建立了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万亿元左右，年均递增21%。全国平均每亩种粮补贴由不到10元增加到80多元。

稳定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靠主产区，解决主产区种粮吃亏问题也需进行利益补偿。为了鼓励地方抓粮积极性，2005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对产粮大县实施奖励补助，资金由最初的5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11亿元，累计安排奖励951亿元。

不牺牲农业和粮食，如何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是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基本手段。

苏州全市累计43万多农户、120多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比例达89%，农民集中居住率达46%，农业规模经营比例达到85%。“十二五”期间，苏州将全面推进城乡一体示范区建设，以城乡一体化的率先确保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率先。

河南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切入点，正在探索一条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这既是促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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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告中的新词

作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十报告中的许多新提法令人关注，引起了全国上下的热议。

1.服务型执政党

报告原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词解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党是社会变革下党正在完成的新转变。新时期怎样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党拉紧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利益链。作为未来5～10年中共执政的纲领，报告多处强调“服务”理念，凸显“把人民举过头顶”的执政观。

2.“四化”同步

报告原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新词解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认为，报告提出的“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对解决三农问题路径的顶层设计，也是我们党关于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思考。

3.不走老路、邪路

报告原文：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新词解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强调，光用过去的一套老办法，特别是封闭僵化的老路，是走不通的。照搬西方也解决不了问题。该学习的要学习，但要立足中国自己的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4.代表提案制

报告原文：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新词解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新生事物，指党代会的代表有权在党代会开会期间，就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提出提案。这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能保证党员代表更好地参与党内生活，吸纳公众对党和国家的重大诉求、重大问题的建议。

5.美丽中国

报告原文：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新词解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建设美丽中国是党新时期执政理念的提升，它是随着生态文明理论的诞生应运而生的新观念。它的核心是按生态文明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来达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这样一种目标，也是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路标。

6.改革征地制度

报告原文：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新词解读：将“改革征地制度”写入党代会报告尚属首次。舆论认为，这预示着中共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村目前上访量最集中的土地问题。

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报告原文：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新词解读：代表们认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与十七大主题中“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表述不同。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体现了我国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

8.海洋强国

报告原文：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新词解读：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认为，建设海洋强国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当前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9.两个“翻一番”

报告原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O一O年翻一番。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3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调研报告

基于社会学角度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北京市草莓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及建议

大兴区观光采摘园发展的探讨

北京郊区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探究

“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并存的原因及对策

贵州天龙屯堡乡村旅游产业组织模式对北京的启示

关于进一步优化北京市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的思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基于辽宁省清原县的调研报告

关于昌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考

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在14个省市获得推广应用

关于加快推进西集镇小城镇建设的对策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行动导向教学法及其启示

工作过程导向的《农产品有害物质检测》课程设计

高职《果蔬贮运与加工质量监控》课程改革

高职院校计算机实验室建设的思考

携手企业合作育人建设校企共融文化

白兆秀、侯引绪教授获北京市第七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稿约

谋划新定位促进新融合实现新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在区域发展中的新定位与新融合”高层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乡村治理结构问题研究

新农村建设、逆城协调与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农业资源在体验型乡村旅游活动中的应用

农民视角下京郊农业技术信息需求与对策研究

北京郊区“一村一品”的调查分析

大花蕙兰栽培技术研究

我院学报在北京市高教学会评优中获得多项荣誉

北京地区农村污水处理系统研究

北京市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存在问题与对策

浅议北京远郊山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云台山景区开发的经验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昭平县旅游产品谱系构建研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高职《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种植类专业核心课程开发的总体设计——以作物生产技术专业为例

农林类高职分析化学课程教改中的问题与对策

全国高职成高学报研究会2010年会会议纪要

我院召开示范校建设验收工作部署会

奶牛养殖和果树生产专家积极开展技术服务

基于决策视角的比较分析与思考——也谈农村改革与发展30年

关于密云县推进新农村建设思路及措施的研究

我国贫困地区建设新农村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甘肃省为例

北京跨界水源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延庆怀来两县为例

福建茶文化旅游开发探析

对永宁镇豆制品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

超临界CO_2流体夹带丙酮萃取甜瓜籽油的研究

对国货复进口快速增长现象的思考

京郊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资金来源研究——以通州区于家务乡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例

门头沟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赴美国、墨西哥农村考察报告

梨园镇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建设的思考

项目教学法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高等职业教育中实践指导教师的作用

关于农业高职院校涉农会计课程建设的思考

学院3个项目获准中国职教学会2008-2009年度科研规划项目立项

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的花卉生产技术课程改革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稿约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2014年12月25日，“美丽中国・寻找最美城镇”走进吉林暨新型城镇化建设研讨会在长春市举行。这是浙江省活动之后，“美丽中国・寻找最美城镇”大型新媒体报道举办的第二站活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如何探索特色城镇化道路、产业优势如何推动城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张朝伟在研讨会上表示，没有产业就解决不了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就无法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应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把产业发展作为火车头，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为城镇化建设和美丽城镇创建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张朝伟分析认为，吉林省此次入围的吉林市、梅河口市、集安市和延吉市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和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为产业发展带来很大机遇。“吉林省是农业大省，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把种植业、农业加工业和农业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促进县域、村镇经济发展，也能有效实现农民和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他说。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教授王玉海认为，美丽城镇建设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更要探寻各种元素间的协调之美。他指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注意“自然生态美、文化传承美、经济活力美、社会和谐美、城市形象美”这五种美的协调。“做到内外兼修，综合协调，依托各自的产业优势和特色，打造各个城镇的独特美。”王玉海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殷成志表示，吉林省此次入围的四个地市各有特点，自然、人文之美与发展实力、活力让人印象深刻，“四个地市注重结合实际，选择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力量之美。”

殷成志建议，东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有必要统一设置区域环境保护、规制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保存、维护和持续发展宝贵的生态环境，深入研究和挖掘吉林丰厚的多民族文化积淀，为城镇化建设寻找支撑。在产业发展方面，他建议吉林省要重视发挥区位优势，从战略高度积极发展对外交流合作。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对吉林市、梅河口市、集安市以及延吉市的特色城镇化建设成果进行了点评，并对这些城市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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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之路的新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城镇化之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5

关键词：新型“四化”；发展水平；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9.21；F12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我国要坚持走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使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相协调，最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新型“四化”的基本内涵。四化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而新型“四化”的提出更加明确了它的真正内涵和发展方向，所谓的新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发展目标从目的转向路径，之前一味追求四化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却忽视了发展路径和过程，后果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结果偏离预期，可见过程同样重要。其次，发展理念由物转向人，之前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甚至惊人，建筑规模大幅度增加，城市公共设施大面积增加，但城镇户籍却没有随着增加，可见，只是形式上的物的增加并不能从实质上产生惠民效应，不能给老百姓带去真正的实惠。最后，新四化强调的是四化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而不是独立发展。因此，本文以上述为背景，对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总理指出，要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度融合，要让先进的信息技术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内驱动力。可见，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虽然目前吉林省的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已经得到了较高的关注，但是两化的融合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一些传统产业，对信息技术不但没有引进和重视，反而呈现出排斥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是传统产业的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若是引进新技术，需要对其进行培训，这部分成本并不低，而且设备的更新也需要大块成本，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考虑到规模效益，即使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在短期内的利润并不可观，这就成为了中小传统企业产业信息化的绊脚石。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的振兴将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而信息化又是振兴工业的驱动力。但相比其他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吉林省信息化的融合还远远不够，传统行业的改变与创新的切口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投入，尤其是信息化。因此，我省一定要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对接和融合，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十报告的精神，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新四化的必然要求。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可能独立发展存在的，两者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做到真正的惠民利民。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使资源配置达到优化，从而就会解放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因此，在提高吉林省城镇承载力的同时，要使农民工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要真正做到城镇化由物转向人，城镇化追求不仅是速度，更重要的是质量。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要素条件，相反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吉林省的城镇化水平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但是质量并不高，指标也呈现出虚高的现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较缓慢，而二者的融合和对接也表现出脱离。由此可见，吉林省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十报告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良性互动。吉林省的工业化程度较高，是全省的支柱产业，是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动力，相反，城镇化也是工业化的载体。吉林省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但工业化始终没有很大的突破，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并不理想，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互动不够，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率远远不够。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吉林省应该注重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关系。

二、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的新型“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想要真正实现“四化”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需要我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促进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首先，要明确我省工业发展的瓶颈，促进先进技术的引入，改变传统的生产观念和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使信息化成为产业转型的内在动力，尽快渡过瓶颈期，使信息化良好融入工业化。其次，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不要让城市的“空城”越来越多，要将重心转移到人的发展上，且与农业现代化良好衔接，相互促进发展。最后，要让工业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有效动力，发挥其重要的动力作用，两者相互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实现吉林省新型“四化”协调发展就要敢于改革和创新，改变传统的观念和模式，将四化充分融合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终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6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西部差异实证研究因子分析

引言

全国两会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2年）》中提出，“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在国内外对城镇化质量的众多研究中，大部分是针对中国整体城镇化质量或某一省区的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又或者是针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研究，对局部区域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的专门研究很少，即使有也只是针对西部整体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宏观分析，缺乏西部区域内各省份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对比。本文以西部区域内部城镇化质量的实证研究为切入点，分析比较西部各省份城镇化水平发展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提出西部地区在今后城镇化发展实践中应有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一个地区城镇化发展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改变以往单一的以城镇化率为主的衡量指标，而要更加全面地关注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一）西部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涵，以及参照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本文将西部各省份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城镇发展质量指数、城镇化效率指数、城乡协调指数。此三方面衡量指数分别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的角度作为一级指标，以下分别构建相应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详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一级指标可以看作是城镇化发展的系统层级，二级指标则是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层，三级指标可以概括为指标层，对于指标层级的比较和差异分析，是我们对新型城镇化目标层是否实现的评价标准，为方便模型计算，将指标层的变量分别记为X1，X2，……，X27。

这些指标的选取有助于通过既定性又定量的方法对涉及城镇化质量的相关变量如城镇化的程度、发展的速度、城乡协调性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为未来西部各省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准确的定位。

（二）西部地区各省份城镇化质量指标的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及自治区，即西南五省区市（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广西，总面积约6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2%。

本文选择了西部区域内的12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西部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所涉及的人口数据则使用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数学处理。

数据预处理。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的各种数据在收集到之后必须进行检查，若都为正向指标，即可直接进行综合评估；若指标体系中具有逆向指标，则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变逆向指标为正向指标。同时由于各项指标量纲千差万别，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的标准化处理。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级差公式对指标进行转换，即：对于正向指标xxij：

（1）

对于逆向指标xxij：

（2）

其中，xxij为i省第j项指标转换后的无量纲化值，xij为i省第j项指标的原值；xjmax为各省第j项指标原值中的最大值，xjmin为各省第j项指标原值中的最小值。

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评价方法

因子分析法（FactorAnalysis），就是用较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和特定因子之和来表达原来观测的每个变量，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当这几个公共因子（或综合因子）的累计方差和（即贡献率）达到85%或95%以上时，就说明这几个公共因子集中反映了研究问题的大部分信息，而彼此之间又不相关，信息不重叠。因此，本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使用了因子分析法，来定量测度西部各省的城镇化质量，确定各省在城镇化质量上的得分，即城镇化质量指数F，该指数越大说明该省区的城镇化质量越高，反之则越低。

（二）数据评价结果

解释的总方差。本文通过SPSS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得到了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7大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90.253%，它们可以共同解释原始变量标准化方差的90.253%。即只要选取前7个主因子，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经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了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所以，选择7个主因子的信息已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和代表西部各个样本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水平。

碎石图。图1为SPSS软件因子分析所得碎石图。由图1可知，前面所提取的7个公共因子特征值变化非常明显，公共因子之后的特征值变化趋于平稳。因此说明提取的7个公共因子对原有变量的信息描述具有显著作用，即认为提取的这七个公共因子反映了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可分别定义为F1，F2，……，F7。

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表3是SPSS软件操作得到的因子得分矩阵，负值的因子得分表示该省的因子得分低于平均分。

由表3得到的各省份基于公共因子的得分情况来比较各省份在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空间发展质量、生态发展、城乡协调等各项指标上的优劣。例如，对于第一因子得分较高的省份是内蒙古、新疆，而较低的是贵州、云南。在前述的分析中，第一因子是经济发展质量因子，而通过因子得分，我们可以得知，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处于西部区域前列，而贵州、云南等省份却在此方面发展较为滞后。

最后，以F1，F2，……，F7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可以计算出西部12省市的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即城镇化质量指数F，详见表4。

F=0.27182F1+0.18877F2+0.15541F3+

0.11237F4+0.074681F5+0.05638F6+0.04308F7

结论

从表4中可以看到，西部各省份城镇化质量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在经济较发达的四川、陕西、重庆等地区，城镇化质量较高，而在贵州、宁夏、、甘肃等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城镇化质量较低。并且，表中有些省份综合指数为负值，这说明其城镇化质量不仅在西部地区中较低，且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文中表4给出了单指标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及排名，即各省的城镇化率。由此我们可以将综合排名和城镇化率单指标排名进行比较，其中两项排名差异较大，如城镇化率指标较高的内蒙古、宁夏等省份在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中较为落后，说明这些省份在城镇化进程中只注重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了城镇化内涵的提升和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协调。相应的对于新疆等省份，其城镇化率指标虽然不高，但城镇化质量却在西部各省份中领先，这也说明了城镇化的发展应注重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更应强调城镇化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转变为注重质量内涵提升。

对于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此，通过西部各省份的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城镇化发展政策建议：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辐射带动力，提升各省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从目前看，西部有些大城市虽然是中心城市（例如甘肃省兰州市），但还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西部地区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首先要促进西部省会城镇轴集聚发展，提升西部都市圈核心城市的综合功能。而在城市内部，则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辐射带动力，加快交通、水利、环保、教育、卫生、文体等各项公共事业发展，提升服务功能。

注重发展质量，综合高效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加强城市用地增量管理，鼓励城市转型升级和内涵发展，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摆脱走“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城市建设应做到集约用地，新区和开发区要强调“紧凑建设”，注重发展质量，而非规模的盲目扩大。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城市既有的建成区要在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基础上，综合高效的利用城市空间，从而促进城市空间从地上到地下、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型”。

推进小城镇差别化发展，强调带动作用，克服同一化。小城镇集聚功能差，是西部各省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薄弱点，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口过多地涌向了大城市，造成了大城市人口膨胀等诸多问题。为此，分布在城市带（轴）和都市圈地区的重点中心镇，应要加快发展成为建成区集聚10万人以上的现代新型小城市。并且，要加快中心镇、中心村的建设，形成人口集聚、资源要素集中的发展态势。

积极建设县域经济中心，加强财政扶持力度，建立健全小城镇管理体制。要把城乡统筹切实落到实处，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融合。一是要把西部各少数民族县城建成规模适度的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加强政府财政倾斜，加快供排水、道路、通讯、供暖以及文教卫生公共设施的建设。二是编制小城镇建设规划，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交通网络、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划的衔接和协调。三是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建设，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要引导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集中在小城镇，促进标准化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做好城乡协调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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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1篇7

尽管总行还未挂牌，富登金控与中国银行合资成立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已经开始动作。春节长假后，将在湖北谷城、监利以及山东青州、临邑等地开设至少四家分行，目前正在开设前最后的筹备过程中。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由中国银行与淡马锡控股旗下富登金控合资成立，富登金控进入中国后一直致力于小额贷款及农村金融服务。“中行战略投资者的淡马锡在东南亚有丰富的小额贷款经验。”中行人士向记者谈及选择淡马锡合作原因时表示。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计划在全国开设400家分行，与此同时，建设银行也宣布将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进行合作，成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将开设至少100家村镇银行。

不过，自2007年银监会放开农村金融市场以来，村镇银行作为最重要的类型发展并不迅速。

银监会于2009年7月下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推动三年共开设1027家村镇银行。然而两年过去，仅开设275家，距离完成三年规划目标依旧遥远。对此，银监会在2010年4月下文，要求推动大型商业银行参与建设村镇银行的力度。

尽管中行和建行在村镇银行设立方面动作频仍，但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村镇银行的定位及服务农村金融的能力，都决定其发展路途漫长。

模式之分

与中行的总分行模式不同，建行正在采取控股公司模式筹备村镇银行。

“方案还在上报中，正等待国务院答复。”建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建行考虑以子银行模式代替村镇银行控股公司。不过上述建行人士表示，最终方案仍会选择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模式。

建行的具体模式是，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进行合资设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在合适地方选址开设村镇银行，允许地方资本进行参股，拟计划初步开设100家村镇银行。

对于地方参股企业，建行有自己的一套选择。“我们不会让地方融资平台进入，更倾向于选择当地涉农企业。”建行人士表示。

设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在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效率上具有突出的优势。“控股公司可以提供规模化投资，集中专业化的管理。公司总部可以进行统一的IT系统建设以及品牌建设。运营管理及风险管理都由后台总部提供统一的支持服务。”谈及选择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模式时，建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各家村镇银行单打独斗，管理、运营分散化，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一位中行人士表示：“控股公司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独立的小法人，在资源调度上效率不高。而如果开设一家专门的子银行，以总分行模式批量开设村镇银行会更加容易，可以把所有存款都吸收到总行，然后把多余的存款放在总行，再调拨到存款比较少、贷款比较多的分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更为容易及有效。同时，子银行模式具有的银行牌照也更加便于开展银行业务。”

前述建行人士则表示，开设村镇银行只是成立控股公司的第一步，未来可能会提供农村产业链整体服务，不仅局限于金融。“如果做好，控股公司可以作为一个农村产业服务平台，为农业上中游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据《财经》记者了解，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也在积极寻求战略合作者，预谋成立控股公司模式的村镇银行。

“不排除银行有考虑将村镇银行控股公司打包上市的可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告诉记者，“这也是目前部分银行积极性高的原因。”

中银富登村镇银行的设立，与银监会进一步鼓励政策有关。此前，村镇银行模式主要为商业银行控股，采取参股一地一设的形式，并不允许其开设分支机构。

为加快开设村镇银行的速度，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发起人到西部及边穷地区以地市州为单位建总分行制的村镇银行，这为村镇银行机构的设立打开了新局面。去年12月，首家地市州级村镇银行――湘西长行村镇银行已经揭牌营业。

不过，控股公司模式相对较为复杂。据《财经》记者了解，有关部委之间目前正在对其进行讨论研究。控股公司成立之后怎么定位，怎么管，由谁管，是否确定为金融机构，相关部委之间讨论的内容非常详细。

“并不是说单独成立一家这么简单，而是要考虑到后续带来的一系列法律定位。”建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去年1月，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就曾表示正向监管机构申报设立一个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然而一年过去，该方案仍迟迟没有得到批准。究其原因，缺少上位法是目前横亘在村镇银行控股公司面前的最大障碍。

总分行模式可直接受《商业银行法》现成的监管规定指标体系进行约束，而管理新形式的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却没有直接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真正的难点并不是模式的难点，而是监管的难点。”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任常青告诉记者。

艰难推进

无论是成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还是子银行，都是银行业为响应银监会村镇银行三年的计划目标。

2009年，银监会下文，要求银行三年完成开设1027家村镇银行。然而到2010年末，全国共设村镇银行275家，要实现三年目标，必须在2011年一年内开设近800家村镇银行。

为提高主发起人的积极性，2010年，银监会又下文，强调要“确保完成三年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村镇银行的设立。组建方式放开，允许采用控股公司方式及子银行模式，就是银监会鼓励措施之一。

此外，银监会还特别强调要加大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参与力度。要完成既定目标，两年开立800家，大型商业银行参与必不可少。然而截至2010年末，五大行仅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九家，其中，工、建、交行各自发起设立两家，对农村市场较熟悉的农行也仅发起设立三家，中行甚至未涉足村镇银行。

为此，银监会曾召集各大中型银行开会，要求大行肩负起责任，发挥作用，而创新管理模式便是措施之一。

“村镇银行对于大型银行并没有吸引他们的优势。”任常青告诉记者。相对于银行分支机构，村镇银行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盈利较低。相比盈利能力较大、风险较低的城市业务，作为商业化主体的大型银行并没有利益驱动。

“最关键的是在信贷业务的流程，大行放贷周期长，程序多，比较呆板，难以适应农村金融小、频、急的需求。”一位中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另外，大型银行在县域，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县域已经有了广泛的网点布局，如果再开设村镇银行势必造成重复布局的低效率局面。

与大行不积极的态度相对比，中小银行的积极性一直高涨，究其原因是其跨区域经营的冲动一直存在，异地村镇银行本身是一个跨区机构，明显比开设分行更容易获得监管部门批准。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将设立分支机构与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挂钩，更推动了中小银行的积极性。

尽管中小银行态度积极，但实力有限，出于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考虑，很难大量开设村镇银行。而地方政府及银监局对中小银行开设村镇银行持保留态度。“村镇银行作为一种全新的形式，其抗风险能力较弱，而地方政府也更愿意抗风险能力更强，管理运营更规范的大银行进入这一全新领域。”一位北京金融局人士表示。

为了加快开设村镇银行速度，银监会还大力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设村镇银行。据悉，信达、长城都正在谋求村镇银行牌照。

正在处于转型期的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着各处开花，通而不精的局面，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仅有华融持有银行牌照，资产管理公司很难在村镇银行上有所作为。

尽管有上述诸多鼓励措施，但要实现银监会的既定目标，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的村镇银行三年规划，在银监会内部也遭到诸多质疑，有人认为，当初提出这一做法比较草率，银监会一些部门出于审慎监管的目的也有一些顾虑，认为片面强调速度及规模，可能会走上农信社的道路。

自身困境

据《财经》记者了解，监管部门一方面希望尽快完成三年任务，另一方面，也担心村镇银行作为新兴金融机构，其体制及经营并不完善，发展过快极有可能导致潜在风险增加。

“吸收存款困难已成为村镇银行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任常青告诉记者。

村镇银行属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社会公信力及品牌声誉在广大农村还处于弱势位置，再加上其网点较少、现代化手段缺乏、农村资金外流等原因，其吸收存款的能力进一步受到限制。

多数村镇银行并没有加入央行支付系统及结算系统，不能实现银行间的直接汇兑，并不具备现代银行结算功能。村镇银行成了现代金融的“孤岛”，也使其吸存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

吸存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村镇银行的存贷比持续高位运行，目前监管机构对村镇银行并没有存贷比的具体限制，大部分村镇银行存贷比均已超过75％的商业银行监管红线，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村镇银行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村镇银行开设地域多分布在地级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域。尽管银监会出台“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挂钩”的政策，旨在消除城乡间的不平衡，引导主发起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但如果只是完成1∶1挂钩的任务，并不能起到真正服务农村的作用。

在市场定位上，绝大多数村镇银行都以所在县域的企业客户为主，很少主动下乡。不仅如此，在企业客户的选择上，村镇银行也存在“抓大放小、嫌贫爱富”的现象。

“村镇银行作为新兴机构，一开始做企业客户肯定比较好把握，要真正沉下去到农户还需要一定时间，毕竟网点少，贷前和贷后的相应管理很难配套提供，具体经办业务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一名股份制银行人士谈及此并不讳言。

而地级市村镇银行开设，尽管一方面能以批量开设分行的方式促进村镇银行开设速度加快，但是对村镇银行脱农、回归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村镇银行目前盈利还不错。”王松奇告诉记者，“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非农业务。”对于那些主力做城镇业务的村镇银行，监管机构也仅仅是给予口头警告，并无实质的举措。

而对于做惯了城市业务的发起行来说，本身提供涉农服务业有一定的难度。“信贷技术难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涉农贷款小频急的特点，这对做惯了动辄上亿大型贷款的大银行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前述建行人士坦承。

尴尬定位

“村镇银行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前述北京金融局人士告诉记者。

“我们在基层调研中发现，村镇银行刚好是处于大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之间的一个夹层。小额贷款公司资本灵活，贷款业务额度小、速度快；大银行贷款额度大，流程规范。而村镇银行处于中间位置，其资金周转和效益并不是特别理想。”村镇银行面对着上有银行的县域分支行，下有小额贷款公司的局面。

由中国人民银行效仿孟加拉尤努斯模式创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自2008年开始试点以来，积极吸引民间资本的注入，保持有相当的活力，截至目前，已有了上千家的规模，与村镇银行缓慢的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也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对产权结构的安排是，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且持股不低于20％，而处于便于控制的原因，大多数银行持股都超过50％。受母体银行控制过大，村镇银行在更多时候使民营资本望而却步，更愿意去参股更有话语权的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门槛低，股权灵活，民间资本乐于进入，甚至不乏国际投资者的关注。”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任常青说。

目前，已有农信社、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央行主推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机构为农村金融服务，然而，农民贷款难等农村面临的金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有关，农业生产效率低于城市，农村生产活动的资金回报率也低于城市，因此，开展农村金融就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这也是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深入农村的原因。

“为什么要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任常青说，“并不是要全国遍地开花。农信社已经遍地开花了，但也没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发展农村金融当前的关键是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农村的道路。”“要让法人往下，越接近基层越能做好，要给予一定的自由权。”他表示，“地市级村镇银行的成立，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倒退，资金回流城市也是可以预见的情况。”

“没有动力的银行不会使村镇银行真正深入农村。要让真正想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人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他们想做农村金融，就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技术。”北京工商大学研究农村金融的副教授张正平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农村的金融需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不适合商业银行生存的农村地区，应大力推广农村资金互助社、NGO小额信贷组织等。

“关键是在基层要形成完备的制度建设及担保体系建设。”一位大型商业银行的人士亦对《财经》记者说，“否则开设再多的村镇银行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难的现状。”

本刊记者张曼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村镇银行大事记

2006年12月，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

2007年1月，《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颁布实施。

2007年3月，首批三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吉林磐石融丰村镇银行挂牌开业。

2007年10月，银监会宣布试点从首批试点的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湖北六省（区）扩大至全国。

2009年6月，《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颁布，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成立村镇银行。

2009年7月，中国银监会《关于做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三年全国开设1027家村镇银行的规划。

2010年4月，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对设立30家（含30家）以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发起人，允许其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

2010年5月，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设立村镇银行。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

2016年7月13日，由中国市长协会主办、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承办、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在京举行首发式。空中俯瞰杭州西湖景区美景

该《报告》汇集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城市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记述了中国城市2015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兼具可读性和权威性的城市发展年度报告，将助读者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新进展，总结城市发展的基本经验，思考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

《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有设市城市656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市15个，地级市276个，县级市361个;有县城约1550个，建制镇20515个;全国城镇常住人口7.7亿，城镇化水平56.1%。

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席蒋正华所说，《报告》重点围绕智慧城市和幸福城市两大主题，突出新常态特点，内容涵盖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从不同视角较全面反映了2015年中国在新型城镇化上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

据悉，本次《报告》延续了多年的基本架构，共分为综论、论坛、观察、专题、案例、附录等六大部分，收录了38篇来自权威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文稿，合计近63万字。

综论篇是全面反映2015年中国城市发展的主体部分，包括城市发展综述、城市发展十大事件，以及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城市交通、城市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设等内容。

在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邵益生列出的“2015年中国城市发展十大事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批准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等热点事件均入榜。

论坛篇则邀请了院士、省部级领导和专家阐述城市热门话题。

两院院士吴良镛在题为《求解“城乡规划”》一文中提出，中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别，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关系就大不相同，因此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别化发展战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他同时指出，对于特大城市地区，要促进生产力要素灵活流动和重组，在区域尺度上对特大城市过分集中的功能进行有机疏解，提高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吸纳和服务功能，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均衡分布，有序流动，形成一种协调的城乡统一体。

养老问题更棘手

而观察篇力求从第三方视角观察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其中，“2015年中国市长协会舆情观察”一文对中国反腐倡廉、安全维稳、改革、招商旅游、教育与环保等方面的舆情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

针对近几年热议的海绵城市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工程专业院资源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家卓也专门发表了看法，对外界围绕海绵城市概念、内涵的诸多争议作出了详细说明。

专题篇中，中国城市研究学者分析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模式”、“城市建设用地的变化”、“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户籍制度”、“低碳城市的评价体系与空间格局”、“我国循环城市的发展途径与建议”等当今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其中，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高晓路关于“中国城市养老服务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文章指出：中国城镇化与老龄化并行，将会使养老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而城市老年服务的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是未来养老服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案例篇则以《2015中国幸福感调查报告》为主题，分别介绍了成都市、阜新市、长沙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这六个城市在建设幸福城市中所采取的举措。这些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思路对于今后全国城市发展具有典型示范的意义。

附录篇收录了“2015年度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4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奖名单”、“2014年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名录（第一批）”，从统计数据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发生的基本变化。

明朗的政策指导

除此之外，诸多专家学者也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给出了详细解读。

比如老龄化问题，高晓路说，随着中国30多年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户均人口减少，城市居民4-2-1家庭逐渐增多，传统家庭赡养的支撑能力日益下降。同时，子女在城市的生活、购房、就业等压力下，对单独生活的父母所给予的关注降低，城市老年人的空巢化现象明显。

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则对智慧城市的内涵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从管理者角度讲，就是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或者得了病之后“快治病”，保障城市健康和谐发展;从企业角度讲，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手段，提升企业自身运营效力，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从百姓角度讲，让民众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民”、“利民”、“惠民”，同时也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9

关键词：幸福指数新型城镇化幸福悖论

近年来，“幸福江阴”、“幸福莱州”、“幸福江山”、“幸福娄底”等幸福城市提法日渐增多，一些地方还明确将提高幸福指数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和探索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幸福指数主要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幸福指数开展了大量研究，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对幸福感测算进行了探讨，但当前并未有一套公认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心理学对幸福感的考察基于微观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经济学侧重于以福利和效用观来衡量幸福，社会学强调社会支持、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等因素的作用，环境社会学则着力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C共处（丘海雄、李敢，2012）。

（一）主观指数：微观个体的观测

主观幸福感被认为是人们情感反映和对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判，具体的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对个人生活的主观认知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单项问题或多项问题调查的方式（佩沃特，2009）。由于单项问卷调查方法仅考虑单个变量要素，存在难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综合测量等缺陷，因而相关研究往往采用多项目工具，并尝试构建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

一些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也尝试对主观幸福进行测量。美国卫生统计中心采用的“总体幸福感量表”，通过33项对幸福的相关陈述评价受试者的总体幸福感，并将幸福感划分为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抑郁或愉快的心情、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及松弛与紧张等六个因子（Fazio，1977）。经合组织（OECD）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超出了“快乐”的概念，主要涵盖三个纬度：生活评价，反映对个人生活或其定方面的评估；情绪，个人的情感状态，通常测量较短时期内的情绪；幸福，对生活意义和目的的感知或良好的心理（OECD，2013）。

国内相关研究中，邢占君（2006）设计了包含10个纬度、40个项目在内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并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度进行了追踪测量，这10个纬度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2012年起，《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其评价指标包括了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和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

从主观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来看，其注重对微观个体的幸福感知的测量，一般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于主观幸福感的测度评价很大程度上以来调查问卷数据的能否真是反映受访者的主观感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效性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可比性等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二）客观指数：宏观总体的考察

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客观社会指标对客观生活质量的衡量也是幸福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微观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之外，以传统经济学研究为代表，大量研究还通过客观指数侧重对宏观总体幸福程度的度量。

经济学认为幸福同样具有数量概念，是可测量的。PaulSamuelson提出幸福=效用/欲望，其中，物质财富、健康长寿、自尊、环境改善、社会公正是影响效用的五大因素。周四军等（2008）从经济因子、环境因子、人口因子、社会引资四个层面建构了国民幸福指数。

广东省政府2011年印发的《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等10个一级指标以及47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

尽管客观指标易于观测，可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整体的生活质量情况，并能直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但不可忽视的是，其难以充分体现群体中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受。

（三）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家对幸福指数的构建则综合考虑到了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的优缺点，在指数的设计中更多的采用了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

联合国世界幸福指数。自2012年4月首部全球幸福报告以来，联合国累计公布了4期报告，《全球幸福报告2016》利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相关数据，对15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幸福程度进行了排序，时间跨度从2005―2015年，幸福指数具体包括六大关键指标，分别为人均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社会自由、慷慨度、廉洁程度等。

OECD美好生活指数。2011年起，OECD发起美好生活行动，对34个成员国和新兴国家生活幸福程度进行测量并年度报告，其美好生活指数由2大类11大项指标组成，即物质生活条件类（包括住房、收入、工作）和生活质量类（包括社区、教育、环境、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工作生活平衡），每大项指标又分别由1―4项具体的指标加以衡量。例如，对工作指标具体的由就业率、工资、长期失业率和工作安全度四个指标组成。

Gallup-Healthways全球幸福指数。2008年，盖洛普咨询公司和Healthways健康机构通过每天1000次电话调查（重大节假日除外）发起Gallup-Healthways幸福指数调查。2014年基于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14.6万份调查了2014全球幸福指数排名，GWI将幸福概括为五类元素，即目标、社交、经济状况、社区、身体状况，并将幸福程度分为积极向上、勉强维持和痛苦三种。

幸福星球指数。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和英国地球之友组织联合了幸福星球指数，HPI由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和客观指标预期寿命以及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指标构成，HPI=生活满意度×预期生命/生态足迹。

英国国民幸福指数。2010年，英国首相发起了国民幸福项目，“以测量国家整体的发展状况，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生活改善情况；不仅仅是生活标准，而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英国国家统计局制定并定期的英国国民幸福指数由个人幸福感、与亲友关系、健康状况、工作状况、居住状况、个人财务、经济情况、教育培训、政府治理、自然环境等10个领域41个指标组成。

加拿大幸福指数。2011年，加拿大首次了《加拿大幸福指数报告》，加拿大幸福指数（CIW）由包含主客观指标在内共7个纬度组成，即生活水平、健康、时间分配、生态健康、受教育情况、社区活力、善治。

（四）小结

对幸福感的评估，主观指数法侧重于个体的幸福感度量，有助于体现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测量方法容易问卷设计的影响，测量结果的信度、效度和可靠性尤为重要，且不利于不同地区间横向比较；客观指数法有利于体现群体总的幸福满意程度，并为公共政策提供有效决策信息，且易于进行横向对比，但又难以反映出群体中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指捣ê涂凸壑甘法各有其优缺点，对幸福感的全面评估，既需要有主观性指标，也需要有客观性指标，以衡量个体幸福感和总体的幸福程度。

二、幸福指数对城镇发展的意义

（一）幸福感与城镇发展的目标：幸福指数的争论

随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幸福指数的关注日渐增多，对衡量社会幸福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应该以什么指标来衡量城市的发展？GDP增长意味着人们更加幸福么？是否应该由幸福指数替代GDP指标？

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发展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与过去仅注重经济发展相比，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识正日益加强。在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城市的幸福感指数也开始作为重要的指标被纳入城市竞争力指数的评估体系之中。有学者指出，各国政府呈现由专注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向兼顾“国民幸福账户”体系演化的发展趋势（丘海雄等，2012）。而在实践领域，一些国家甚至以幸福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成为政府首要发展目标，如不丹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代替GDP指标。尽管幸福指数为城市发展引入了新的视角，但也引起了相关争议，孔塞桑等（2013）指出幸福是生活的重要方面，但非唯一终极目标。还有学者认为应审慎看待幸福指数，防止形式化、异化，成为政绩指数（王志平，2008）。

（二）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幸福悖论的探讨

居民幸福感是否随着城镇经济水平的增长而提升？相关研究则表明GDP并不足以完全测量人们的幸福感。Easterlin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的提升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财富的增加并未能带来更多的幸福，这也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与之相似的还有黄有光提出的“东亚幸福缺口”，即东亚国家和地区尽管有着高收入和经济高增长率，但整体上幸福水平并不高。此外，国内相关调查研究也印证了相关结论，《t望东方周刊》举办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位居前列的也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三）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幸福指数的启示

2014年，中国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开启新一轮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理。与以往片面强调拓展城镇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突出“人的城镇化”，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重要路径。幸福与否正越来越多的被认为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公共政策的有效工具（Helliwelletal.，2016）。尽管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和应用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说，城镇的发展中在经济发展指标以外，更多的还需要考虑体现和衡量城镇居民的全面发展的相关指标，通过居民幸福感的变化来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动政策的实施和评估。

参考文献：

[1]OECD.HowsLife？2015：MeasuringWell-being[R].Paris：OECDPublishing，2015.

[2]Helliwell，J.，Layard，R.，&Sachs，J.WorldHappinessReport2016，Update（Vol.I）[R].NewYork：SustainableDevelopmentSolutionsNetwork，2016.

[3]Sachs，J.，Becchetti，L.，&Annett，A.WorldHappinessReport2016，SpecialRomeEdition（Vol.II）[R].NewYork：SustainableDevelopmentSolutionsNetwork，2016.

[4]Fazio，A.F.AConcurrentValidationalStudyoftheNCHSGeneralWell-beingSchedule[J].VitalandHealthStatistics，1977.

[5]OECD.OECDGuidelinesonMeasuringSubjectiveWell-being[R].OECDPublishing，2013.

[6]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J].社会学研究，2012（2）.

[7]威廉・佩沃特.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9（6）.

[8]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卢艳华.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3（7）.

[9]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

[10]康君.幸福指数研究的不同视角及国际比较[J].数据，2011（6）.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1篇10

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曾经为中国过去的“黄金十年”贡献巨大，但也沉积下决策层和国人太多的纠结，在下一个十年里，它是否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良性助推剂？

毫无疑问，城镇化将成为新十年决策层拉动内需的主轴之一，与此同时，房地产业将迎来更为理性的发展机遇。

但是，如何保证城镇化的有序推进，而不会成为乱哄哄的“城镇化运动”？如何保证房地产业不会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致富的加速器？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向“人的城镇化”转型。要换一个思路看待房地产调控，并从推进新型城镇化角度入手，解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问题。

得失“上半场”

毫无疑问，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的潜在内需。通过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已经日渐清晰。

在中国近十年年均10%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率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带动消费增加1012亿元。

国务院副总理也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未来二三十年，我国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必将持续释放巨大内需，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

然而，如果将过去的城镇化视为“上半场”，那么这半场的城镇化推进中，一些地方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人口和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聚集，造成交通瘫痪、就业困难和资源匮乏。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化的扩大，使得房地产业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地方政府。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就认为，过去十年，中国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已在全民炒房的氛围下沦为“房地产化”。在他看来，“建十套房子分给十个人，是城镇化；但只分给一个人，就是房地产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是量的扩张阶段。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细究数据发现，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李佐军认为，这说明过去的城镇化存在着“土地城镇化”、“城市现代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等诸多问题。

李佐军介绍，过去我国很多地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城镇建设，不鼓励甚至阻碍农民进城；在推进城镇化中，还出现了不合理的以经营土地为核心内容的“经营城市”倾向；许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缺乏特色，千城一面；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高消耗和高污染问题；行政区划使得城市布局不是按经济规律进行分布，形成不了合理的城镇体系。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由“量”的扩张阶段，向“质”的提升阶段深入转型。

转向“人的城镇化”

没有人，没有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谈何城镇化？这一思路，正成为决策层的主流思想。

“现在规模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人口城镇化远远不够。”迟福林说，实现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变革，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就没有根本性的出路。

地方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他们的纠结，一方面城镇化需要“外来人口”在本地购房置业，以维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可持续运转；另一方面，如果将“外来人口”转化为本地户籍人口，则地方政府在教育和保障方面的成本相应会增长很大的支出。

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双难选择”，其根本的出路在于，要想实施“人的城镇化”，需要地方政府增加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向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转轨。对于一些富裕地区的城市来说，这还是个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最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财政难题。

也正因如此，决定了“人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通过大量房地产开发就能够解决的。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有关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方案已经进入决策层视野。由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已经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并已经形成了调研报告。

这份报告就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方向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规划，涉及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建设、支撑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土地资源及能源供应量、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

而我们的一个期待是，能不能不给“城镇化”下任务、定指标，而是政府做好规划和引导，放手让我们的城镇幸福的生长。

如何动“土地这块最大的蛋糕”

在“土地财政”成为一些地方赖以运转的工具这一现实背景下，城镇化的推进如何来动“土地这块最大的蛋糕”。无疑是最牵动神经的敏感问题。

也就是说，城镇化如何成为造富全体国民的运动，而不是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和个别企业的造富运动？

不久前，国土资源部召开了一场有关城镇化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会议。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加快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重同行，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首要解决的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他看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改革，是未来扩大城镇化战略破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促进农民在农村的土地顺利流转、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必须直面的问题。

无一例外，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众多业内专家认为，必须要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李佐军认为，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话，新型城镇化很难顺利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也认为，加快城镇化发展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城市化过程是国家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的过程，其中就包括农民收入的增加。

从目前释放出的有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消息也可看出，改革征地制度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抓手。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今年四季度要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即将破冰。

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11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规划建设

Abstract:Inthispaper,accordingtotherelevantstatepolicies,combinedwiththeresultsofpreviousstudies,startingfromtheexistingproblemsofthe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smalltown,onthebasisofsomedomesticsmalltownplanningandconstructionexperience,discusseshowtoenhancethescientificnatureofthe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smalltownonthebackgroundof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nordertoacademicresearchonthe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smalltownplayarole.

Keywords:urbanandruraldevelopment;smalltowns;planningand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1研究背景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对统筹城乡发展又做出了明确指示：“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使得我国小城镇在实现合理的城镇化进程中难以发挥应有的承上启下、协调互动的作用。城乡在空间格局上实现统筹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是城乡之间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统筹,也是推进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选择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的空间结点,让绝大多数农民走“就地城市化”的道路是我国最现实的选择。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也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局限于“三农”内部，“三农”问题无法解决。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小城镇规划恰恰就是城乡统筹的重要环节。然而，小城镇规划建设与城乡统筹如何融合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方法有待统一和规范，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小城镇规划建设的理论以及方法做了系统上的理论研究。

2当前小城镇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规划理念盲目攀比

在建设指导思想模式上，盲目追求、仿效大城市建设的思路。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片面地求大、求快、求洋，结果打乱了小城镇传统的空间肌理，建设或者纷繁复杂，或者整齐单调，丧失了个性的城镇形态与生活精神，无法形成小城镇独特的个性优势。在.规划理念上照搬照抄大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规划观念。如功能区的划分、交通布局方面参照大城市机动车交通规划模式，结果造成本就规模不大的小城镇很快就有了各种源自机动车的环境公害，公路干线穿城而过，城市房屋临路建设，造成严重的噪声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给城镇居民的人身安全带来了很大威胁。

2.2规划规模区域狭小

当前，小城镇的规模普遍偏小，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如自贡市荣县，全县27个乡镇，1其中万人以上的乡镇只有8个，东兴镇、雷音乡、金花乡等乡镇只有几千人。乡镇规模小有利于管理。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小规模乡镇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小城镇的规模小必然造成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使得城镇经济难以繁荣起来，城镇功能的发挥也受到极大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并且不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小城镇规模小，对资源的集聚能力小，不仅难以把周边的资源吸引过来，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

小城镇规模小，但行政人员并少不了多少，增加行政开支，必然加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负担，与镇域规模过小、行政人员相对过多直接的关系。

小城镇规划比较僵化，缺乏弹性。各乡镇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不能共享，造成资源浪费，各镇各自为政，在同一经济区域争市场、争资源，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形成不了规模，造成很大的浪费，并阻碍了人口和其他资源的进一步集聚。

2.3规划景观价值忽视

小城镇是天然的“田园城市”，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环绕城镇的自然山水和乡村景观的价值被严重忽视，城镇周围随意开山采石，自然河道随意裁弯取直，河流水面堤岸随意固化等等，使得一些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山体、湿地被夷平或填平，连接城乡之间的一些天然绿色通道被人为的开发不当而受到破坏，失去了作为生物永久栖息地和城市中自然遗迹保护地的功能和价值。城镇建设过程中，对原先存在的人文、自然景观，如文物保护单位、古桥、农耕灌溉留下的自然或人工水系、古树、反映当地建筑形态的古建筑群等，没有得到妥善保护，使得文脉中断，城市的灵魂也随之消失，造成城市有形无神，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2.4规划基础设施薄弱

小城镇的基础设施薄弱，不能满足小城镇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小城镇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小城镇的工商业活动和人们生活的需要。目前小城镇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交通运输条件差，能源短缺，环保设施不健全，供水排水设施不足。如自贡市荣县27个小城镇均无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站。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忽视环境保护工作，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等必要的设施没有配套完善，造成垃圾胡乱堆放，既占用了土地，又污染了环境；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处理还不完善，个别简陋排水沟或暗沟直接连接农田河道，造成水体和城镇周边土壤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嗅觉污染和视觉污染，形成“农村版”城镇，给小城镇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小城镇街道上电话、电视、电力等线纵横交错，形成了“线网”，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一些小城镇在赶集之日，交通堵塞，街道上经常脏水横流，垃圾遍地，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小城镇在一定区域内的农村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对于一个功能完备的小城镇来说，它是一定区域内农村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通讯信息、科技教育和政治文化的“中心”。但目前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地商品交换集合地，甚至有些小城镇集都赶不起来，小城镇的“中心”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出来，功能十分不完备，限制了小城镇作用的发挥。

2.5小城镇规划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小城镇建设资金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政府投资，有企业投资，也有居民投资（大多以购房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投资。但县级财政所着眼的是县城和重点工程，而乡镇一级的财政，仅仅维持“吃饭”水平，难有节余，许多乡镇已负债累累，依靠乡镇财政投资很不现实。第二是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加强了风险管理，注重贷款的安全和效益，推行抵押贷款，而小城镇建设具有长期性和公益性，投资大，回报期长，同时缺乏担保物，因此小城镇建设很难得到银行信贷支持。第三是招商引资。小城镇由于区位优势不明显，吸引力弱，在招商引资上难有大手笔。从近几年来看，只有交通优势明显、自然资源丰富、城郊结合部的乡镇招商引资有所成功。第四是以地生财。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相矛盾。在实践中，许多小城镇都尽可能多出让一些土地，或变相把农用土地非农化，这种混乱状况给耕地保护增加了压力，助长了“松散式”发展小城镇之风。第五是专项资金和地方税收。但地方税归县财政所有，乡镇政府只能按人头获得经费，超收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在实行税费改革之后，更是微乎其微。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小城镇政府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及投入力度，而且由于乱收费和乱罚款，又极大地挫伤了小城镇建设的投资主体――广大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的投资积极性，而这正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活水源头。

2.6规划管理体制不顺

2.6.1城乡分割

物质环境的建设问题往往是由于资源投入的方式引起的，而资源投入的方式又往往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左右。受我国长期实行的二元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影响，政府人为的将社会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部分，对两者之间的转换和流动采取严格的控制，从而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这一方式也影响到人居环境领域，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来看，对大中城市的问题考虑较多，而对与农村密切相关的小城镇建设则兼顾不够，导致产生城市规划的有关法规和行业标准不太适用于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而小城镇单独立法和制定标准又十分困难。因此，虽然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发展具有较大差异的现状已经很明显，但自上而下的小城镇规划也只能依赖现有的小城镇规划标准而有所作为，间接导致了规划管理体制只能被动的与之适应而无法得到调整。

2.6.2地域分割

小城镇建设中一直存在着自发性和盲目性，有时镇与镇、镇与村或村与村之间关系密切，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而无法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建设，导致城镇建设中的重复浪费等。合理发展小城镇必然涉及到对行政区划的适当调整。现有的乡镇行政辖区内的平均人口规模只有约2万，非农业人口不超过6000人，配置各项基础设施仍不经济。因此，行政上适当扩大中心小城镇的辖区范围，规划中适当拓展小城镇的影响区域，有利于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和推进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涉及人事的安排、利益的调整和乡土观念的改变，实际操作中存在巨大困难，也导致规划成果难以得到有效的评估。

3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基本思路

3.1高起点规划小城镇

城镇规划是城镇未来发展的指南，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和灵魂，也是各级政府指导城镇建设和管理城镇的基本手段。规划显现城市效益，规划铸造城市品牌。哪个城市规划得好、实施得好，哪个城市的建设水平就高，集聚力、吸引力、辐射力就强，综合竞争优势就明显。在城镇建设中，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来实现。因此，加强城镇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高起点编制出联系实际、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的城镇发展规划。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在小城镇规划建设中，要充分体现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充分体现地域特点、文化内涵和城市特色，全面、正确地反映未来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关乎未来发展的大事，把它当作“精品工程”来完成。与此同时，各地要抓紧完成县城总规修编及所有建制镇的规划编制工作，充分发挥规划在城镇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在城镇规划上一定要有战略眼光，站位要高、定位要准、谋划要远，多出精品、少留败笔，多留遗产、少留遗憾，充分体现科学性和超前性，为城镇的未来发展留足空间，使地面建筑与地下设施、平面布局与立体景观、经济效益与环境质量高度统一，同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避免脱离实际。

3.2高标准建设城镇

3.2.1在完善功能上

要从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入手，加大道路、医疗、卫生、文化、供水、供电、绿化、亮化、净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房地产开发品位，为城镇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增强城镇吸引力，促进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集聚人气，实现可持续发展。

3.2.2在彰显特色上

特色是城镇的生命，文化是城镇的灵魂。许多小城镇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光辉灿烂的革命文化、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具有典型的山水园林特点。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地域特征，使很多城镇都保存了各具有特色的建筑风貌、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这就是一个城镇的生命和灵魂。因此，在城镇建设中，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增强特色意识和精品意识，在创特色、重实效、出精品上下功夫，构筑自已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位。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理念，高度重视城镇环境建设，充分考虑绿化用地，留足绿化空间，在建设用地上力求做到“保水保绿”，在道路建设上做到“接水增绿”，在建设布局上做到“露水显绿”，在景观建设上做到“亲水融绿”，坚持用绿化改善环境，用绿化美化环境。

3.2.3在发展城镇经济上

按照“人口向城镇集中，企业、项目、资金向城镇聚集”的要求，一手抓吸引农民进镇进城，一手抓加快城镇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农民充分就业，促进农民增收方式转变，使城镇真正成为三产繁荣、项目集中、农民增收的载体。在城镇建设中，尤其要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好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的关系、完善功能和彰显个性的关系、贴近时代和继承传统的关系、加快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把城镇建设成为功能完善、特色独具、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人口聚居地。中心城区要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围绕建设承载人口城市的目标,坚持“南北拓展、东西贯通、改造旧城、完善功能”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按照“完善功能、改善环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原则，切实加强中心城区环境保护、交通疏解、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力争做到空间拓展与功能完善同步、市政建设与环境改善协调。在城市建设当中，要继续按照建设“城在绿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山水园林城市目标，严格遵循“显山、露水、透绿”的原则，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和树木植被，规划、设计、建设每一街区、每一建筑、每一园林、每一小品，并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辉映，生态环境同人文景观相协调，具有鲜明特色和生动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3.3高效能管理城镇

城镇管理与城镇建设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两翼。更进一步的说法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的管理水平决定着城镇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建设都不错，但管理水平不高，交通混乱，治安不好，到处脏乱差，这个城市就没有吸引力。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克服“重建轻管”的问题，坚持把城镇管理放在与规划、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机制，改革管理手段，加大管理力度，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城镇管理要从基础抓起，要从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要抓重点，即切实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城镇管理，将管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环节，将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院落；要抓难点，即切实加强市容市貌的综合整治和专项治理，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彻底改变城镇脏乱差的现象；要抓关键，即切实加强对城镇居民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素质，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争当文明居民，积极参与到城镇管理工作中来。加强城镇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水平，主要要做好：一是抓好创建促管理。开展各种形式的创建活动，是加强城镇管理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各地已经积累了丰宣的经验，并获得了“创优”、“创园”的圆满成功和“创卫”考核的顺利通过。今后几年的城镇管理工作，就是要在巩固创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整脏治乱”工作，中心城区以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载体，各县（市）以开展“国家卫生县城”、“省级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等创建活动为载体，推动城镇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二是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要认真总结过去城镇管理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作法，认真研究和探索加强城镇长效管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努力使我们的管理体制精简顺畅，管理机制灵活有效，管理效能不断提高。

4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完善途径

4.1科学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

小城镇规划是小城镇未来发展的战略部署，是小城镇发展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规划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小城镇建设的层次和水平，一个科学的规划将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和源源不断的社会效益。

在制定小城镇规划过程中，一是突出规划的前瞻性。用明天的眼光审视今天，用发展的眼光筹划未来，用世界的眼光建设城镇。认真预测现在产业基础和新引进项目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二十年投入总量需要具备的功能配套和布局定势，留出足够的余地和空间，为可持续发展作好准备。二是突出小城镇规划的科学性。坚持提高规划设计的开放度，在规划上舍得投资，邀请高等院校或具备相当资质等级的规划设计院做好小城镇的规划工作。坚持引入竞争机制，以集思广益，好中选优，使规划全面正确地反映小城镇建设的客观要求。推行规划公示制度，通过媒体公告、图片展示等形式，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建议意见，提高广大群众对于小城镇规划的参与度。三是突出小城镇规划的独特性。我们坚持以特色致胜，善于打出自身的品牌，根据自身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沿革和产业特点，形成“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建设既有自身特色，又体现时代气息的新型城镇，坚决杜绝照搬照抄，“百镇一张图，千房一个面”的低水平规划现象。注重在城镇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搞好区域布局、风格设计和景观建设，新建了一批工业主导型、交通枢纽型、文化旅游型、商业贸易型、城郊结合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四是突出小城镇规划的权威性。小城镇规划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关于小城镇发展和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是各镇政府对小城镇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凡是建设项目所在地段没有编制详细规划或建设项目不符合详细规划内容的，一律不得办理选址、立项、用地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取得规划许可证的，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和进行建设。

4.2科学选择小城镇发展模式

小城镇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化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这一过程是包括城市、县镇、农村在内的不同“地域单元”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人口、产业、地域、文化等方面集聚与扩散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发展小城镇是我国走城市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改革开发以来小城镇发展象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本地的经济区位条件，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可以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应该进行量身定做的规划：

以城镇群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城镇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自然反映。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更大范围内逐步形成以一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集群协调分布，城镇间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相连接的城市群（大都市连绵区）。这种城市群地区，既是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如成渝一体化城镇化模式。

以小城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以县域经济为核心的小城镇是我国整个城市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分为：大城市功能扩散推动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人口压力和用地矛盾的产生及城市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镇由于具有一定的人口与人力资源优势、土地优势、区位优势，能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进而迅速发展。外向经济推动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因为毗邻港澳、交通便利，云集了众多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通过“三来一补”成为香港和澳门等地加工业的外迁地，外资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外向型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一批城镇的兴起和农村繁荣。乡镇企业推动型，即“苏南模式”，特点是“四为主一共同”，即“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以市场取向为主，以政府推动为主，走共同富裕道路”。民营经济推动型，即“温州模式”，以家庭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推动小城镇建设，以市场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资源开发型，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推动了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兴建了一大批“资源型城镇”，形成了典型的“矿城模式”。

4.3创新小城镇发展制度

要加快城镇化步伐，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实现城镇化的赶超发展、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创新小城镇发展制度。创新意味着改造、改变、创造、更新、革新。制度创新是小城镇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小城镇发展的活力和源泉。

创新城市建设。城市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城市建设是城市规划的组织实施，是城市规划的具体化。城镇化是一个动态的演进，是城市的自身运动和持续发展。城镇化除了要有超前的理念、超前的规划、超前的品位、超前的格调以外，还要有永不停滞的建设和发展。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环境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脚步不停滞，城市建设就不会止步。城市建设模式要不断创新，要坚持市场化道路，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运用市场机制建设城市、开发城市、发展城市。要改革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既要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重视城市公共设施、公益设施建设。要牢牢树立现代城市理念，树立城市品牌，健全城市要素，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整合城市资源，增强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创新小城镇经营。经营城市的核心是经营好城市土地。小城镇发展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城市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城市土地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是事关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瓶颈约束。对于小城镇发展土地，要坚持一级垄断二级放开，通过公开拍卖，滚动开发，确保小城镇发展土地合理增值、稳定增值。要创新城市土地的运作模式，储备好土地、规划好土地、开发好土地，建设好城市，经营好城市。经营小城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经营好小城镇的公共事业。公共事业是小城镇的重要资产，对于营利性的公共事业，如城城镇供排水、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出租车营运、公交线路运营权、城市户外广告、公共停车场经营等，能够市场化运作的要尽可能的市场化运作，以减缓小城镇建设负担压力。

创新城市管理。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管理日趋变得重要。城市越发展，城镇化水平越高，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越强，城市管理越重要。要提高小城镇管理水平，就必须创新城市管理模式。要牢牢树立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要认真吸收和借鉴国外、国内发达城市、现代城市的管理经验和管理做法，要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要引进、吸收、培养小城镇管理人才，重视小城镇管理人才在城市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在小城镇管理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现代城市病态"的问题，如资源紧张、交通堵塞、住房拥挤、就业困难、环境污染、治安恶化、犯罪率较高等城市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加强小城镇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增强城市活力，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4.4强化小城镇发展规划监督

加强行政监督。省级政府依法向市（州）政府派出小城镇规划建设督察员，对派驻地小城镇规划建设的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等进行监督检查，派驻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督察员提出的意见并及时处理和反馈；市（州）人民政府也应向县（市、区）派出小城镇规划建设督察员开展规划监督检查；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按照小城镇规划建设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镇（乡）规划进行监督检查。城乡规划部门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上级规划部门应加强对下级城乡规划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审批、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依法纠正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的违法行政行为。

接受人大监督。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依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或镇（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小城镇规划建设的制定、修改和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县城、乡镇总体规划报送审批前必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应定期将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或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或镇、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意见作出评估结果报告。

完善社会监督。严格实行小城镇规划制定公告、公布以及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公开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小城镇规划要求向规划部门查询、核实，并有权对违反规划的行为向规划部门、监察机关或行政执法监督部门举报或控告。要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基层组织和单位对遏制新增违法建设的社会监督报告作用，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小城镇规划实施的良好氛围。

严格行政执法。各级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部门要依法落实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和执法检查的行政责任。对应当编制规划而未组织编制的或未按照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规划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规划部门在规划编制、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或规划执法检查中有违法行政行为的，以及项目管理、土地管理、建设管理、房地产管理等有关职能部门违反规划办理建设项目相关审批手续或登记备案的，要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切实维护小城镇规划建设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4.5正确处理小城镇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

处理好小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过度城市化”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城镇和工业发展与农村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支配下，普遍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在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不能就城镇问题谈城镇问题，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农村范围内寻求农村发展思路。实际上，许多城镇问题虽然突出表现在城镇内，但根子却在农村。同样，许多农村问题根子也在城镇。城镇化必须从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城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是否适宜。城镇化模式是受工业化模式影响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工业发展作基础，往往会出现城镇化超前的情况。同样，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没有城镇作为依托，也难以持续推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确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战略，但工业化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三次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水平实现科学发展及三次产业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

处理好城镇体系内层次和规模的关系。城镇化过程中能否形成大、中、小城镇层次结构合理、功能协调、分布均衡的城镇体系，是决定城镇化能否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如果城镇不分层，所有的交易活动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心进行，就会带来额外的交易费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城镇体系内部，首位城市极度膨胀，工业生产集中在一两个城市，发展潜力受限。青岛尽管还没有出现中心城市极度膨胀的现象，但城市体系内部规模和层次也不尽合理。要大力发展小城镇，使之成为中心城市资金、信息、技术向外扩散的一系列中间节点，形成合理的城镇层次和规模结构，增加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间的联系。

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城镇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城镇化的强大动力，只有市场机制能合理配置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吸引生产要素在城镇集聚，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城镇合理布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政府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是城镇化能否积极稳妥推进的重要保证。要有一个科学性和权威性都很强的高质量城镇体系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特别是针对青岛空间连贯薄弱、城乡差距较大的现状，积极发展小城镇，带动城镇群发展；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公用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市场失灵领域，积极给予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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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范文篇12

在1月11～12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厅局长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报告中传递了2013年中国地产政策的总基调，即“扩流量、逼存量、差别化”。

报告说，“2013年初步考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原则上不低于去年，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在会议座谈中说：“立足于通过长远地加大供应量来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和预期，平抑市场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土地价格平稳发展。”

在房地产用地政策方面，国土资源部2013年将进一步加强调控，为此祭出“两板斧”：一是房地产用地增量平稳，同时加大释放存量，总体上扩大流量。报告提出，“坚持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不动摇，根据房地产市场形势，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要确保不低于5年年均实际供应，保持土地市场平稳运行。”“加大对闲置土地和各类违规和违约用地行为的查处，促进已供土地开发利用。各地要对国土部公布的房地产大企业和大地块名单加强监督并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二是对保障房用地应保尽保，以加大“保障”分流市场压力。报告提出，“对今年6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新增建设用地，继续实行计划专项安排，提前单独报批，应保尽保，并实行目标责任考核。”

调控政策的稳定，将对稳定市场预期发挥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提出“深化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试点并加强指导。”据了解，北京、上海的试点进展积极，在土地政策方面障碍很少，主要的政策难点集中于与《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有关规定相冲突。现在报告提出深化试点，这或许预示着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从报告来看，2013年房地产用地宏观调控的创新点在于：更加注意“扩流量”与“差别化”的结合，加强调控的针对性，改善有效性。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在座谈讨论中透露，并非全国各类城市的房地产用地价格都“翘尾”，“每次大的波动都是那几个城市”，所以不能再采取“大家吃药”的办法。“谁得病、谁吃药”，区分不同城市来采取措施，完善调控。具体要对一些重点调控城市加大供地量，而“对那些房地产市场刚刚形成的小地方，没有必要‘开口子’，正常供应就可以了”。

此外，出于“管理预期”的需要，尽管一些地价干预措施治标不治本，但有利于稳定人心、稳定市场，国土资源部有关方面已经非常细致地进行了研究。这些措施，诸如将大地块分割出让，防止“地王”再现；“肥的搭瘦的一块儿卖”，市区地块搭售郊区地块等。出此对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市场和舆论的关注和炒作，如“地王”问题等，显示出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