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文化是共同的态度、价值观、目标、精神信念、社会期待、艺术、技术和行为的综合体，表现了人们生活其中的一个较广泛社会的面貌特征。目前我国仍旧接受着来自“老龄化”趋势的严峻挑战，与“老龄化”对等的就是服务市场劳动力短缺，对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出双重标准，更多地关注在养老服务行业和文化的形成和推动上，人们对于养老观念和文化理念、价值信念等方面有了自身认识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老化，社会活动频率和次数明显下降，进而与社会接触减少，家庭作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成员也理所当然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主要伙伴，日常生活及活动空间也随之缩小，进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必然导致产生各种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殊需求。[2]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则是集中在居家养老，对于机构养老、社会养老则是较为疏离。[3]机构养老和社会养老虽然有政府部门、爱心组织和企业等不断助力推动但收效甚微，养老服务所衍生的文化产业需求无法满足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所需要的，如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兴趣、素质拓展、人际交往、情感支持等方面。社会大众对于养老的话题、价值观、文化意识则是营造舆论压力，但家庭中老年人和其他成员认为迫于现状资源和条件，他们更多地表现为承受压力大、尝试妥协和负担转介。特别是一些残疾老人、失能老人、困难老人或是其他政府兜底老人等，所需的社会资源投入更加大，产出的价值无法预估，也无法实现百分之百的回收和产生效益。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很多家庭普遍只有一个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独生子女的成长变得孤单，也减少了他们体会中国七大姑姨特色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实施，舅舅、姨妈、表姐这些富有特色的亲属称谓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伪命题，带来的家庭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撼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除了能有效解决失独、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外，更能有效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另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可能在近十来年仍然是以“老龄化”趋势为主线，但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二胎”政策开放必然推动形成儿童和青少年数量增长，所带动的不仅是人们对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澄清和认知，更带动社会在特殊人群关注方面会向未成年人大范围转移，在文化塑造、价值体现和意识形成等方面也会集中在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孩子们在较为完整的家庭体系、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化体制中能得到更多正向文化的熏陶。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今后会老有所依，比如对于养老服务和物质文化的关注度降低，对养老文化和价值出现较为乐观的态度，在今后家庭发展和孩子成长的期望值也得到提高。从具体的文化领域来看，早教、幼儿教育、婴儿护理、月嫂服务、儿童玩具等都会呈现翻倍的增加，人们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满足的方面更加趋于合理，学校和社区教育所占比重也会上升，所以在影响人们文化表现和行为方式上，“二胎”政策都起了显著作用。

三、影响人们的社会服务环境

在“二胎”政策实施前，普遍出现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趋势严重、劳动力短缺等社会问题，对于家庭在社会服务需求的影响日趋明显，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心理疏导、素质拓展、兴趣培育、学习教育(包括社区教育)、成长规划等一系列显性需求，以及行为偏差、身心和性格缺陷等隐性需求，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系统中处于尖端位置，在家庭综合事务服务内容中更是居于顶层设置。在家庭关系需求的调试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更表现在较为单调没有可比性的关系处理观念，集中体现在独生子女和家居生活的方面，矛盾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更强。其次在“倒三角”结构上层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呈现的“双层”居家养老问题，既具备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陪伴照料、“六助(包括助行、助急等)”、文娱康乐、人际拓展、兴趣学习、角色适应和社区融合等普遍化需求，又具备个案老年人出现的隔代教育与互动、老年健康促进(慢性病等)、生理和心理衰退导致的抑郁、妄想、痴呆等精神问题预防和治疗、情感支持、社会网络化重构等特殊化需求，都是制约家庭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最后，社会服务需求的突出点还反映在男女比例失调导致的婚恋问题、失能和残障人士护理照顾问题、独生子女上学、就业和成家后的空巢问题、独居问题及失独家庭问题等，对于个体的心理介入、增能赋权、精神帮扶需求愈发严峻，都给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今后“二胎”政策推动下，不仅减少家庭需求总量，分摊个体需求维度，降低总体矛盾深度，还能促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实现本土化落地，满足综合社会服务提出量。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全国广泛试行实施，对日渐凸显的社会服务需求和社会问题都采取较为及时的应对措施，如社区日间照料、社区志愿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派驻社工站，以城区社区、农村村屯的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特殊人员等需求为导向，重点解决留守人员(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困境人员(社区失独、空巢、政府兜底对象等)和其他特殊人员存在的社会服务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在“二胎”政策形成长效化模式后，随之产生的便是家庭结构趋于平衡、家庭发展与成员个体期望均衡化、社会服务总量的重新优化配置，改变了很多社会服务的表现方式和实现方式，社会工作服务的介入帮扶更显得必要性和合理性。长期来看，此前置于凸出地位的社会服务需求将得到有效缓和，利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其他有利制度与措施等的大背景持续驱动下，使得服务试点推广和本土化根植实现更为符合实际的覆盖，在对服务对象实施服务取得的成效评估和检视方面也会更加具有需求的针对性、服务的具体性和影响的长效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工作在本土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下的良好成长。综上所述，“二胎”时代，人们在家庭、生活、事业上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环境背景都发生改变，以社区为组织基层单位的服务覆盖也会慢慢成为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体验社会的重要实施载体，以社会工作为总价值的需求概念也将渗入到每个居民、每户家庭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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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历史溯源历史意义主要措施

1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溯源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它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控制人口的政策。特别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的发表，计划生育逐步上升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949年～1961年，鼓励生育期。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急需劳动力，国家基本上鼓励生育。虽然马寅初在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受到重视，马寅初也作为反动分子被打倒。

1962～1969年，限制生育政策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大力提倡晚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部分市、县试行。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实现了区别对待、多元化的生育政策，并推出了计划生育相关配套政策。

2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意义

2.1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发展压力据专家测算，计划生育实施30年来，使我国人口由高出生、高增长变成低出生、低增长，30年少生了近3.5亿人口，而我国是个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耕地资源不及世界的1/3，石油资源不及世界的1/20，等等。特别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利用还是粗放型的，因此人口增速的放缓，缓解了发展压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2.2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条件薄弱，许多软件硬件条件都不完善，许多社会保障性制度尚未建立，急需资金积累，人口多，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突出。可以说计划生育的实施，降低了我国的人口基数，不仅有效缓解了我国作为资源小国的发展瓶颈问题，同时也有避免了这些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

2.3初步扭转大众的生育观，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倡议、宣传、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法规手段的强力推进，有效扭转了我国大众几千年来封建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同时也间接的促进大众观念从重“生育”，到重“养育”、重“教育“转变，有力的推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婴幼儿营养水平的提高。

2.4有力的回击了“生育观”的错误观点，有利于确立正确的生育文化生育权被许多专家标榜为最基本的人权，他们认为搞计划生育就是限制人权。其实殊不知，任何人的人权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他人、集体、社会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不受节制的人权。以基本人权为标榜的自由生育权，挤压的是其他人的生育权、发展权，危害的是他人、社会和子孙后代。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的伟大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文明、科学、进步的生育观念，就是要求家庭的生儿育女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让人们懂得人口科学知识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

3当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

3.1错误认识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高许多专家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厉指责，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我国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他们估计我国男女性别比高达115-118：100，然而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观点，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男女性别比为仅为105.：100。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15-118：100，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无论是“一胎”政策、“一胎半”政策或者“多胎”政策，根据生物学原理和概率统计，男女性别比应该都是1：1。导致我国男女性别比偏离的真正原因是以下三个。一是性别选择，由于我国“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特别是在农村希望生男孩的愿望非常强烈，非法鉴别胎儿性别，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仍然严重，是导致我国女性偏少的主因。二是女性的漏报。在超生的家庭，孩子一般是N女+1男的模式，为了规避处罚，这样的家庭一般都故意漏报女孩的数量，使女孩成为“黑人”，而男孩子由于承担传宗接代的使命，一般都有正式户口。三是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加剧，代表男性的Y基因的存活能力明显强于代表女性的X基因，因此，导致男婴出生呈上升趋势。这个问题现正逐步引起人口学家的关切。

3.2错误认识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我国老龄化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或者加速了我国老龄化。那么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呢？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步走进老龄社会。可以说，老龄化是全世界性的趋势，而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计划生育与否与一个国家的老龄化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导致全球步入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平均寿命的延长。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是平均寿命长的国家，比如我国，建国前我国人均寿命不到35岁，而到现在接近73岁。一个平均寿命短如35岁的国家是永远不会进入老龄社会，因为还来不及老已经死了。二是老龄化标准已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由于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许多国家考虑把男性退休年龄调整到62或65岁，把60岁作为老人的标准已经有点过时。

3.3错误认识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人口红利的终结这个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认为人是一种生产者，不承认人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很显然，人口红利是指人创造的社会价值对于自身所消耗的社会物质的一个阶段。而人在幼年和老年创造价值小于自身消耗价值，是一个净负值。

事实上人口红利也不一定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从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先后出现“人口红利”，然而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资源存载能力有限，过多的人口反过来将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加节制生育，盲目的扩张人口，不仅不能带来人口红利，反而抑制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维护和延长了我国人口红利期。

4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4.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0多年来，我国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冒各种骂名，顶各种干扰，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所谓的人口学家，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无端指责，混淆视听，迷惑了广大老百姓。特别是提出了“计划生育将使我们亡国灭种”的谬论等等，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恐慌。虽然，我国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接近更替水平，重要原因是育龄妇女婚龄后移，多胎生育有所减少，但仍可能反弹，加上我国近三亿多妇女有生育能力，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大部分尚未达到要求少育的水平，巩固计生成果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而且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三个出生高峰的顶峰，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仍然很繁重。因此，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要坚持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进一步加大宣传，努力肃清错误思潮的影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严峻性、长期性和重要性。

4.2查漏补缺、做实做细虽然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管机制，但是对两类人群的监管仍然存在不小的漏洞。一是流动人口，一是高收入人群。前者是流动性大，居住地与户籍管理脱节造成的，可以通过强化辖地管理，实行计划生育全国联网管理等方式解决。后者是不少高收入者，仗着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视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以上交罚款代替管制，起了很坏的示范效果。特别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一种“有钱有权就可以生”的错觉。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采用冻结账户、严控收入来源等严厉措施，震慑挑战法律底线者。

4.3加快试点，长远考虑虽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法规，但任何一个政策必定有他的适用期限，考虑到人口政策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看清他的利弊，特别是人口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大前提下，也应该选择部分适当的地域实行“两胎制”或“自由生育”试点，充分认证，科学摸索，彻底搞清利弊，为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积累科学、真实的依据。

4.4奖罚并举，优化保障搞好计划生育，就需要把计生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把计生工作同勤劳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拓宽经济来源，针对人口老龄越来越严重的状况，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发展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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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1篇3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2

一、人口现状分析

（一）人口总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年底，中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人，比2002年增加6000多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3%。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减少，年均增加人口由2002年的826万人降至2011年的644万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45‰，2011年降至4.79‰，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同时，我国继续保持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水平。2011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1.93‰，全年新生人口为1604万人，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0.93个千分点。

（二）分群体人口数量分析

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2年33.59%降至16.60%，而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上升至1.78亿，所占比从1982年的7.62%增至13.26%。同时，我国家庭户的规模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2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39人，而2011年下降至3.02人。

（三）城镇人口数量分析

2002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近2100万人，城镇化率为年均1.35%。截止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

二、人口政策调整的现实依据

（一）是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的出路

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1年降到0.38，之后将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如果生育率水平不能呈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后的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上升。在本世纪中叶，将会出现平均4个劳动力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预示着老龄化在今后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给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二）是中国经济应对“未富先老”问题的途径

中国人口结构中“未富先老”的现象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第一，丧失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第二，对于一些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第三，科技创新能力仍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无论是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在逐渐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这都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三）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和小家庭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经济领域之外，还体现在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上。许多子女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面临照顾“1+4+8”家庭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考虑到独生子女在成长经历、情感、性格等方面的因素，调整生育政策，让孩子有陪伴自己成长的兄弟姐妹，在成年后也有亲人来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在遇到困难时也有人可以分忧解难。以上这些，无论对孩子的性格塑造还是心灵的幸福感、归属感、安全感，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人口老龄化将带给中国的挑战

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的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日本尚且如此，那么在收入水平不高、劳动力素质欠佳、技术落后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我国，老龄化加速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程度（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之后人口抚养比就明显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放缓。2011年，中国老龄化水平为9.1%，基本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速放缓时的老龄化水平，面临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的困境。

（一）制度安排不健全

目前，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离退休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都尚未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社会发展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二）财力保障不足

首先，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社会养老保险占中国公共支出的比例不高，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在全社会得到覆盖，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相对较低。其次，若不改变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许多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而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水平低，年均收益率不超过2%，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养老金面临缩水的问题。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膨胀，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也将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我国在城市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老年人的需求的考虑不足。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的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老年人服务设施的空缺，将会给老龄人口的生活带来更大挑战。

四、人口政策调整的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

2012年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中指出，我国应逐步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包含的改革主要有逐步调整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关注农村地区少年儿童发展、统筹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潜力等方面。该报告还特别指出，近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放开“二孩”政策。分阶段分区域放开二孩政策，可以有效避免同时放开二孩给人口数量带来的剧烈变动，也可防止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

问题。

（二）关于放开二胎是否会带来人口爆炸式增长及社会资源巨大消耗的讨论

1、根据“理性人”假设，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会理性考虑是否生育二胎。国内外的经验可以看出，放开生育政策乃至鼓励生育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明显增长。一般而言，社会发达程度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呈反向增长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实施放开二胎政策，也并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加。只有那些原本有生育二胎意愿而积极执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才可能生育二胎。

2、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威胁的是资源浪费而非人口稳步增长

2.1日常生活中巨大的浪费令人触目惊心，若能厉行勤俭节约，就能节约大量资源。我国城市餐厨垃圾的年最低产生量为6000万吨，全国年浪费粮食总量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约为500亿公斤，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粮食能养活2亿人。

2.2科技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稀缺带来的各种挑战。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但生活资料却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按照其理论，人口增长必然突破生活资料的极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此理论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验证。2005年1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中国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我国结束了历时26年的受捐赠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人口总数20%的人口，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现代科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源的稀缺带给我们的困扰。

五、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

（一）人口政策的调整需以“小步走”方式推进，以避免政策波动过大给经济及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流动，调整城乡人口结构，逐步转变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积极推进地区间、国与国之间人口以多方式流动，虽然这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总量上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以及全球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二）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社会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各项基本保障制度，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取消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将所有公民，不论户籍所在地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将其同等的纳入到社会和医疗保障这两大体系中。充分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计划生育；政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09-0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郭虹飞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5

党的十召开以后，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备受关注，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个提法平和大气，继往开来，考虑周详。但是，到2013年年初，突然出现一种论调：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首要任务。追根溯源，这个提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2000年中央就颁布过一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决定》，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此后人口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认为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所以要千方百计稳定它。

坦率说，2000年五普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已经在1.3这个警告性低生育率之下而且持续走低，2010年六普时只有1.18，2011年只有1.04，超低生育率所引发的弊端、恶果日渐显现，概言之中国正在形成年轻人口减少、萎缩和亏损为核心的新人口危机！应当看到，总结国际经验，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的危害认识不足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依然将“稳定低生育水平”放置人口工作的首位是让人费解的，恐怕不仅与科学发展观所推崇的“以人为本”原则严重相悖，也与科学人口观所追求的“人口和谐”格局背道而驰。

1980年9月25日：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

1980年9月25日，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基调的《公开信》，这一天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分水岭，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历史帷幕――从70年代的“晚、稀、少”的提倡计生迅速过渡到80年后“一胎化”的强制计生。从此，中国人口政策就以“以数为本”、“以人口零负增长为战略目标”。当时追求的目标之所以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是为了实现上个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在人口控制上采取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措施，但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战略代价巨大，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1979年起，中国的人口决策开始被“负人口观”所导航。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典型的“见数不见人”。人口数量论、人口负担论、人口过剩论、人口分母论、人口压力论、人口无限增长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一度甚嚣尘上，使得政府对正常的人口转变增长充满了担忧，唯恐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梦碎人口无控增长上。必须看到，当时由于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人口的正面影响和潜在优势均被严重忽视了。强制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方向的人口控制战略风险大、代价高。从家庭视角来看待和反思计生政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大的风险性，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放大来看，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人口风险问题，而且诸多风险在不断积累、扩展和爆发，对于独生子女的人口风险问题，现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慢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

始自2002年，穆光宗提出和逐步完善的人口风险-代价理论认为，1980年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家庭失独风险、独子伤残风险、独子成材风险、双独婚姻风险、家庭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以及人权代价、健康代价、亲情代价、社会冲突代价和行政成本代价。例如，有很多妇女因为引流产付出了沉重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2003年元旦，穆光宗去甘肃的酒泉调研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当地领导谈到为什么他们主张要放弃政策性生育间隔呢？是因为有多名妇女仅仅因为政策性生育间隔不到被强制引流产时不幸死亡，而这些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家庭情况有别，生育间隔不一样，有些长一点，有些短一点，平均也是有间隔的，不过“自然间隔”优于“强制间隔”，因为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各不相同，也更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生态。持续的生育少子化和独子化不仅造成了年轻人口萎缩亏损、可婚女性人口短缺等人口生态问题，而且产生了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为基本特征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强制计生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口误判。无视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害，无视人口生态失衡的巨大风险，无视强制一胎化的巨大代价，一概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总量问题，即规模太大、人口过剩。但具体到现实生活，我们却不知道该定义哪些人口是“过剩人口”，是你、是我还是他？其实，每一类亚人口都存在潜在的红利，例如残疾人口、老年人口也会产生特殊的人口红利。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相反地，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西方有人口转变理论，中国有人口问题转型。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人口问题有三大转型，即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从多子的人口问题转向少子的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一胎化人口政策本身是有负作用的，所以，穆光宗于2004年10月18日在《学习时报》发表“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一文时就提出我们要注意政策性人口问题，要尽量避免政策性人口问题的产生和扩散。过去是多育、早育、密育，现在是少子、晚子，甚至不育的问题。以前是增长过多，现在是结构性的，比如性别比失调，过度、过快的老龄化，包括我们很难预期的深度老龄化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独子少子老龄化等等的挑战，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严峻的。其次，集权决策。集权决策可以无视民意，集体决策谁负责？本来生育决策应该是人民自己负责的私权，却演变为公权力替代了私权利的悲剧。再次，基本国策。地位尊崇，难以撼动。将一个应急政策固化为国策，产生了强大的政策惯性。最后，利益集团。饭碗问题，官位问题，利益问题。计生系统担心自身的出路问题，担心这么多干部职工的吃饭问题。其实，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的体制选择远胜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回归计划生育的本意

计划生育怎么理解？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在方式上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自主的计划生育，就是家庭计划，比如政府提倡生二胎，是不是很多家庭会生三胎、四胎呢？第二是提倡计生，无论是倡导多生还是少生，政府扮演的是助推者的角色，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第三是强制计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只能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生育的间隔和生育的子女数。现行计生的政策和男女平等的政策天然是有冲突的。

现在失独家庭和老人越来越多。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全国0-30岁独生子女人数有209894700人，概数2.099亿，其中0-17岁的独生子女人数1.6336亿，18-30岁的独生子女人数4653万。根据王广州等通过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生命表推算，大约有3.91%的人活不到18岁，有5.1%的人活不到30岁。这样的话，大概有638.8万独生子女活不到18岁，大概有1070.5万独生子女活不到30岁。18-30岁的成年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可能达到432万。也就是说，2005年失独老人人数可能达到864万之多！

由于各种风险的存在和叠加，独生子女夭亡的人数和失独老人将是增加的趋势。风险有两类，包括了内源性风险，就是政策的唯一性风险、身心的脆弱性风险，外源性风险则是的破坏性风险（疾病和意外）。一旦破坏性风险爆发并与内源性风险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演变为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无后痛苦家庭。随着时间的推演，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夭亡的个体自身风险、政策内源风险和环境外源风险都会进一步放大。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在逐年增多，卫生部数据称每年新增7.6万名夭亡的独生子女。

失独群体是新的弱势群体，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痛苦”和“心理弱势”。他们心里有很多不平，对计生政策有很多怨言，其实选择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制选择的结果，政府是有责任的。在数量上，计生也是有弹性的，无论少生也好，多生也好，都可以理解为计生的含义。但是我们现在缺乏有弹性空间的计生政策。

虽然一胎化制定之初学术界就有不同的呼声，比如梁中堂先生从一胎化不符合农村实际的角度提出修正方案，后来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要反思计生政策，计生政策不是十全十美的，要不断反思，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再到学界，都是有不同声音的。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的决策，依据是不充分的，是脱离国情民意的。计生政策毕竟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影响非常广大、深远，所以各界很关心这个事情。

人数是人口的一个外衣和表象，实际上内在的是人的存在，人口是一人一口，但是人决定口，所以以人为本，抓住了牛鼻子，人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口观，把“人”看得大一点，把“口”看得小一点，这样才符合科学人口观。

通常所说的人口压力，是指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从而出现了人口分母说、人均指标说，可称之为人口数量的压力。比如现在讲循环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生态文明，都可以改变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环境的作用方式、方向、力度和强度。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分人口和分人口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视角下的人口压力实际上是说人口生态的匹配关系，是被负担人口与负担人口的关系，比如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关系，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关系，可婚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关系，可称之为人口结构的压力，人口失衡之后，人口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过去很多物品短缺，所以出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因为要福利性分配，所以人口对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陷阱，是制度性的人口增长陷阱，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这个体制使得很多农村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隐性失业人口存在，难以转化为必要劳动力。后来我们进入政策性低生育时期，认为少生就是一切。在某种情况下，一胎化是政治体制的产物，民意、民权的意识是非常微弱的，一胎化政策缺少科学依据、文化基础、群众基础，也违背人口规律和社会规律。

鼓励二胎：人口政策的战略底线

人口生育政策应该有战略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突破的话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生育要适度，政策的倡导不要低于两个孩子。

“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我们还需要一个价值判断，低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这是很遗憾的。比如日本在TFR达到1.57的时候，就惊呼“1.57冲击”，中国需要重建大国人口观。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肯定不是，这是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和评判的，中国需要确立适度的生育水平。我们需要区分政策生育率、意愿生育率和实际（条件）生育率，这三个率有重要的区别和联系。

人口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人口问题是指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冲突。对于具有强大惯性的人口变动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只看到它当下的表现。“人口显问题”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人口潜问题”则是海下冰山。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人口问题有一个潜伏期和爆发期，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现象。等我们发现了人口的冰山露出海平面了，往往问题积重难返，为时已晚。

必须看到，生育文化的力量强于生育政策。实在说，中国少子化危机日趋深刻，即使放开人口政策，我们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跳出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为现在生育率太低了，很多80后根本不愿意多生，不要说生两个三个，甚至一个都不想要，丁克家庭并不鲜见。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个外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推动力包括计生政策强制力、计生文化的诱导力和经济发展的自发力。

如果说发展是最强的避孕药，那么政策就是最强的堕胎药。由于长期鼓励、提倡和限制只生一个孩子，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陷阱就更深了，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五普和六普所展示的TFR数据应该是值得尊重的，反映了主要的趋势。《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表明，35.6%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1个；56.4%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是2个，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分别占7%和1.1%。《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78个；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意愿生育子女数为2.04个；无论城市、农村还是小城镇，想要“一儿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

城市新婚家庭不少扮演着车奴、房奴、孩奴的角色，害怕生两个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压力很大。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夫妇理想子女数不到1.2。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合作，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全省18600余名城乡育龄妇女接受调查，包括15000多名已婚妇女。在这项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符合江苏省生育二胎条件的育龄妇女中，超过70%的选择放弃生育第二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会受到除生育政策外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尽管社会普遍关注二胎政策，可现实情况是，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也有不少，但真正申请生二胎的很少。南京每年符合“双独”条件可以生二胎的家庭至少上万个，但向计生部门发出二胎申请的“双独”家庭只有100个左右。

80后生育二胎意愿并不明显。2011年上海共有1万多对夫妇申请办理第二胎生育手续，其中仅不到一半的夫妇最后生育二胎。据2012年6月上海抽样调查显示：本市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双独家庭根据现行生育政策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的并不多，有的来自经济的压力，也有的来自工作的压力。

上海本市户籍平均生育率只有1.2，后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可能还更低，所以实际生育的话，很多家庭即使符合标准，也会放弃生育二胎的指标，80后双独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是没有强有力的措施，生育率根本提不起来。上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推进家庭计划指导，引导家庭按政策生育。

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的危机已经爆发而且将深化和扩大。国家实力削弱，内忧外患：在内，社会和谐受到威胁；在外，国家安全受到挑战。

最后，本文有三个结论：

第一，厘定人口政策战略底线，允许并鼓励二胎，理解并不限多胎。我们认为多胎不要去限制，事实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无碍大局，对提升适度总和生育率反倒是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利用经济的杠杆、文化的杠杆去鼓励、奖励二胎生育。很多家庭还是希望生两个孩子，比如有一个数据证明，全国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率由2000年的26.1%上升至2009年的29%，有些家庭认为一个孩子不保险，但是落实到行动上也只生一个孩子，这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家庭友好的政策。从宏观来讲，要保障国家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和保障，要走出超低生育的陷阱，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不要过份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生育率过低和年轻人口储备不足是人口的“显问题”，也是人口的“潜问题”。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形势逼人，人口危机纷至沓来，政策调整迫在眉睫！中国需要只争朝夕、小步快进、不要坐收最后的战略机遇！现在的情势是，实际生育率调整到平均两个孩子难度极大！

第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总量过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失衡问题。人口数量问题包括存量、增量和流量问题，存量问题需要的是开发人力、提供素质、合理分布和保障人权，但不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和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增量对人口存量的压力不是线性的。

第三，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必须考虑适度生育、平衡结构、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四个发展，一个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三是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四是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合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概念，应该以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导向和前进方向。树立强大的正人口观才能帮助我们挖掘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正能量”，这就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保障自由，幸福家庭；人口和谐，社会稳定；人口优化，中华复兴。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6

单独二胎有利于缓解我省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据调查测算，我省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新增人群和补偿生育总量不太大，不会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不会给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太大的压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四川作为全国人口大省，将如何贯彻落实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解读单独二胎政策时，并表示目前正在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二胎政策。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应当在省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相关规定后，再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在此之前，凡属于违法生育的，都将依法进行处理。

目前11类夫妻可生二胎“单独二胎”启动后再增一类

根据现行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目前我省有11类夫妻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农村人口中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的伤残军人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的伤残军人的；农村人口中几个亲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盆周山区县和经设区的市批准的盆地内的山区乡（不含其行政区域内的平坝、丘陵、河谷地带）的农村人口中，缺乏劳动力的独生女户；盆周山区县的边远高寒大山区的农村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户；婚后患不育症，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另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因丧偶再婚的，再婚前丧偶一方子女不超过两个，另一方无子女的；因离婚再婚的，再婚前一方只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待正式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就意味着四川省能够生二胎的夫妻就增加了一类。据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单独二胎政策适用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四川何时实施？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

很多想生二胎的家庭，对这项政策密切关注，那么四川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实施呢？

据介绍，虽然国家没有安排统一的时间表，由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实施方案，但需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通过后，才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目前，四川省的生育政策完善工作正在依法有序、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四川省作为人口大省，人口多、底子薄、欠发达的省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力将长期存在，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仍将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必须常抓不懈，认真贯彻落实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群众，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依法依纪予以处理，确保生育政策的严肃性。

有关负责人介绍，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应当在省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修订《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或作出相关规定后，再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不得违反相关规定。在此之前，凡属于违法生育的，都将依法进行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

单独二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能否缓解四川的老龄化压力？

单独二胎政策的决定，对四川越来越大的老龄化压力有没有缓解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生育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具备适度完善生育政策的现实基础。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适应人口发展形势、顺应民意的重大举措。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世代更替，缓解我省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有利于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会否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

单独二胎政策是否会导致四川省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和生育堆积现象，增加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呢？四川省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据调查测算，我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新增人群和补偿生育总量不太大。加之受育龄群众的年龄、健康等多种凶素的影响和政策引导的作用，不会产生严重的生育堆积现象，不会给卫生、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太大的压力。

背景四川老龄化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全省常住人口为8041万人，同10年前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共减少287万人，减少3.450/0。

2000年时，四川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620万人，占7.45%；2010年时，65岁以上的人口为880万人，增加26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95%。10年间，在总人口数下降的情况下，四川老龄人口上升了3.5个百分点。2010年时，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8.87%，四川高出2.08%，我省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

2010年的人口普查，全省常住人口的出生率是8.93‰，死亡率是6.62‰，自然增长率为2.31‰。2000年时，这三项数据分别是12‰、7‰和5‰。结合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可以判定四川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

推荐上清华北大，学霸请谈谈“单独二胎”

“‘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了，你怎么看？”“如何看待玲玲父亲的‘读书无用论’？”2013年11月18日下午，石室中学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8位参加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和清华“新百年领军计划”的理科尖子生，应对7位评委的提问，角逐两个名额。

每个学生共有8分钟的登台时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霍伟东问女生夏欣宇，“现在‘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了，你怎么看？”夏同学镇定自若，“这个政策既是要防止人口老龄化，又要控制人口基本数。等到我们这一代长大，都是双独家庭了，能让孩子有兄弟姐妹也不错。”媒体9月持续报道的“玲玲父亲认为‘读书无用’而不让女儿上大学”的新闻也成了考题。同时，还有“计算学校一个月的电费消耗”等很实际的问题。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1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经济；政治；调整

中国当今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而人口（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计划生育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1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对经济的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也逐渐显现，虽然人口规模依然在扩大，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经济开始有突飞猛进增长。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既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也有人口增速放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低出生率减慢了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直接导致我国少生几亿人口，缓解了我国高速增长的庞大的人口基数对经济总量的压力，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基础上，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家庭对下一代的投入减少，从而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使家庭的其他消费能力提升，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2）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些方面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效应。第一，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加快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就有消极的影响。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的“少子化”现象，导致出生婴儿变少，孕婴、生产保健的相关行业也就相对萎缩。第三，劳动人口的减少。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人口出生率降低，进而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增加速度的减少。

2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1）控制人口数量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数据显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不久，出生人口性别比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一直表现为自然状态下，出生人口性别比较低，但是，在此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增长。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在103-107之间，李伯华、段纪宪（1986）提出我国在进入2000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会过高，偏离正常范围。实际的数据也证了实这一预测，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已经达到了116.9。

（2）控制人口数量加快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的影响下，只生一胎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不仅人口增长受到限制，在人口结构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青少年、中年、老年人的比例逐渐在变化。老年人比例逐渐增加，而青少年比重逐渐减小。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在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作用很大。虽然人口老龄化是发展趋势，在不控制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依然会向老龄化发展，但是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起到了加快速度的作用。

3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

（1）小步慢行式放宽生育政策，最终达到“二孩加间隔”的政策

生育政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旦放的过开也容易引起生育行为的波动，需要有的放矢，实行“二孩加间隔”的政策，逐步推进。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就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和湖北恩施州实行“二孩子加间隔”即“晚、稀、少”政策试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2005～2007年对上述四个地区进行深入调研。

（2）完善其他相应的公共政策

我国正在逐步推进二胎生育，在此之前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培训和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投入。放开二胎生育不仅仅是为了多生孩子，而是在适度增加人口的基础上延缓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但这对于解决老龄化问题还远远不够，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完善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制度。一是放开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壁垒，促进城乡居民平等生育、安心养育孩子。二是健全完善我国当前的不成熟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养老体系，从而释放两个孩子赡养四个老人的压力，也让老人没有后顾之忧。其根本之道还在于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①放开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制壁垒，促进城乡居民平等生育、安心养育孩子。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改变传统观念以社会养老为基础，将家庭养老作为重要补充，其它养老方式并存的多层次养老体系。③加大文教卫体事业的财政投入，完善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增大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指数。所以，加快完善现行人口政策还远远不够，我们要积极对其他的社会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稳定发展。

4结语

任何社会政策都有它的时效性，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例外，是否与时俱进是检验一项政策成效的标准之一。存在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跟不上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开始显现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包括加快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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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1

ReflectionandProspectofChina’sBirthControllingPolicy：

Thinkingfrom“CouplestoHaveaSecondBabyIfEitherIsanOnlyChild”

XUJun

（SchoolofHumanities&SocialSciences，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Abstract：TheimplementationofChina’sonechildpolicyhasbeenawholegeneration，whichproducesnotonlytheeffectofcontrollingandslowingdownpopulationgrowth，butalsoaveryhighsocialcost.Scientificreflectionandevaluationofgainandlossofthebirthcontrollingpolicynotonlyinvolveshowtotreatthevalueorientationandinterestappealofthebirthcontrollingstakeholders，butalsoisarealisticneedtodeepenthecognitionofthelawofpopulationand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Giventhebigpopulationandeconomicandsocialriskwhicharisesfromlongrunningpolicies，thepaperinsiststhatthepolicyof“couplestohaveasecondbabyifeitherisanonlychild”canbeonlyusedasashorttransitionpolicy，thegovernmentshouldabandonthetraditionalconceptofpopulationbeburdenandletgotwobirthsassoonaspossible，advocatemoderatefertility，soastopromotethepopulationlongtermbalanceddevelopment，andtorealizethesustainableprosperityoftheChinesenation.

Keywords：China’sbirthcontrollingpolicy；thepopulationproblem；reflection；thepolicyof“couplestohaveasecondbabyifeitherisanonlychild”；prospect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意义非凡。然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40多年来，在取得生育率下降、人口转变、减少人口增长等社会效果的同时，也加剧了“未富先老”、新生儿性别比严重失衡等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存在的人口和经济社会风险提醒着我们，该是系统反思和深度调整这一公共政策的时候了[2]。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以来，社会各界从未停止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如何判定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政策及评价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我们能否止步于“单独二孩”的政策调整？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前景是什么？本文将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尝试厘清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希冀助推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永续繁荣。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纷争与得失之辩

1.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理论纷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研究者类似经验交流的文章。当时，人口学尚未恢复重建，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界着重阐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实效性。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标志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实施[3]。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等论题受到重视。并且，随着独生子女群体规模的增大，学术界开始关注独生子女的教育、心理和人格发展等成长问题。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理论界呈一边倒态势，大力宣传“只生一个好”，对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没有质疑，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尚在生成之中。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国内少数人口学者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为单一目标可能带来的弊端，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提出“少生不是一切”，认为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人口论”，也要重视“人手论”。中国需要一种在持续发展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大人口观”[4]。首次提出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与生育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通过对我国人口与现代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认为不能将人口问题简单归结为人口数量问题，进而简单化为生育问题；在理论上批驳了“人口多”是“人口负担”的代名词、人口多是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人口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等错误观点[5]。

进入新世纪，各种人口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首先是2000年“五普”数据的公布，1.22的总和生育率震惊了全社会，人口学界更是无法相信如此超低的生育水平。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8[6]。2010年“六普”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只有1.18，人口统计专家再次将其修正为1.5左右[7]。总和生育率历来被视为判断人口转变的核心参数，这正是人口学界争论不休的要害所在。近十年来，人口学家围绕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展开激烈而持久的争辩，直到最近几年才形成我国生育水平处于1.5～1.8之间的共识[8]。实际上，我国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统计部门、计划生育部门、卫生及教育部门乃至学术团体在抽样方法和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导致彼此间测算的生育率差距较大。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社会流动加剧，存在一定程度的瞒报和漏报，但是最近两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最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制定或调整政策的重要依据[9]。因为相比于普查，抽样调查同样存在瞒报和漏报现象，而且抽样规模越小、抽样随机性越差、调查组织越不规范，所得到的数据越不准确、越不靠谱。

除生育率焦点之争外，与其相关的若干重要理论也受到高度重视和热议，比如人口转变、人口安全、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均衡发展、未来人口发展预测等方面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国内30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在其推出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划和预测，其中部分结论和观点遭到质疑，比如认为“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在未来30年还将净增2亿左右，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等[10]。从这份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不难看出，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的智库们，对于我国的人口数量依然忧心忡忡。不过，人们似乎没有看到我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户均人口3.10人，比“五普”3.44人减少0.34人，家庭小型化更加明显，家庭脆弱性进一步增强；总性别比虽然由“五普”的106.74下降为105.20，但新生儿性别比自1990年代初以来仍在高位运行，达到117.96；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16.6%，比“五普”时下降6.3个百分点，减少了27.5%，降幅之大令人吃惊；而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3%，比“五普”时上升了2.9个百分点，增加了28.4%。并且，中国已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快速老龄化、高龄化时期[11]。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突破2亿，占到总人口的14.9%；8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2300万，空巢老人达到1亿[12]。可见，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失衡问题及其衍生的养老保障、婚姻挤压等棘手问题[13]。无疑，少子女老龄化和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状况给我国人口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留下了长期隐患。

在诸多问题论争中，有关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问题备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核心理论依据就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反对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贫富，归根结底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或人均资源，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取决于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特别要充分利用人力和人才资源。以本国资源环境“硬约束”来设计所谓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无疑是“作茧自缚”、“削足适履”。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多，而主要是缘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和政绩考核机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14]。另外，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快速增长以及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的历史回顾，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人们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研究者指出，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比较正常，和其他国家大体相当，即使不错批马老先生，也会多生所谓的3亿人[15]。况且，当时我国已经开始酝酿和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因为党的指导路线发生了严重偏向，干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施行。在最近几年的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讨论中，学术界开始较为理性地看待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人口的数量、结构、素质、分布是人口系统的有机组成，它们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并且将人口发展置于更大的自然、社会系统中考量，力求探寻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之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经过三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两次人口转变，成为现代型人口国家。但我国是唯一通过严厉的人口控制实现第二次人口快速转变的国家，我们用了1/3世纪的时间便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16]。这种急刹车式的人口控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换言之，我们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同时，必将偿还因长期严格人口控制而导致的人口负债。

近些年来，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可谓众说纷纭，功绩论者与问题论者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功绩论者认为，计划生育使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约1/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4，节省了17万亿抚养费，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40年的人口红利[17]。有人口学者尖锐地指出，计划生育官员和部分专家夸大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即使将功劳全部归于独生子女政策，也不过少生了2亿多人；如果考虑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妇女普遍就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因素对人们的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只少生了1亿人左右[18～19]。实事求是地分析，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减缓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相比，政策的效果显然大打折扣。关于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抚养比负担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基本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制度是利用人口红利的基本前提，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是人口红利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力多和低成本，与人口红利本身无关[20]。从而否认了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直接提供人口红利的说法。

问题论者认为，40多年计划生育特别是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问题，比如少子女老龄化加速、新生儿性别比长期高位失衡、过早的“未富先老”、1亿多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劳动力短缺且老化加剧、数百万“失独”家庭的产生，等等[21]。功绩论者反驳道，少子女老龄化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少子女有利于优生优育、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有利于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新生儿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中国“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导致的结果；“未富先老”尚无定论，我国目前人口负担仍然较轻，正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只要我们发展了经济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问题一定能够妥善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比多子女家庭风险大，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任何家庭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可能；我国劳动力绝对量仍然十分庞大，失业压力依然巨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失独现象与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对于失独家庭我们也很同情并给予积极的扶助。问题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独子难教、独木难支”，独子女的教育成本很高，独生子女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和品德上的不足，如果是两个孩子，则会降低抚养和教育成本，优化家庭结构，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叔伯舅姨姑等亲属，破坏了家庭自然人伦环境，撕裂了中国几千年的家文化[22]。农村“一孩半”政策是造成新生儿性别比长期失衡的重要推手[23]。新生儿性别比20多年高位失衡，意味着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将爆发数千万光棍危机，婚姻挤压造成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家庭和社会难以和谐发展。我国老龄化加速发展，将会严重拖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4年以来的多次民工荒表明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减少，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拐点开始显现[24]。各省市养老金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近年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延迟退休建议就是征兆，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我们将很可能步日本老龄化后尘，当社会严重老化时，国家创新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乏力。家庭少子女小型化空巢化、社会流动加速、传统孝道精神缺失，致使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人口和道德基础遭到严重消解[25]。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深陷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困境，凭什么认为未来中国一定能解决好养老保障问题，国家对我国老龄化、高龄化后果估计和准备不足，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26]。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给我国人口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27]。计划生育人为催生了数以亿计的风险家庭，而且还在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系数，百万“失独”家庭就是这一风险的具体显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每年的“失独”家庭以7.6万速度递增[28]。“失独”父母内心痛苦，数百万“失独”家庭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还给家庭和社会制造了诸如贫困、妇孺身心健康受损、道德、腐败、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人口逆淘汰、国防等方面的风险[29]。

基于计划生育利弊得失及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的总体性判断，目前学术界存在“适度放宽”、“维持现状”、“适度从紧”三种观点，而持有“适度放宽”建议者较多。除以“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为代表之外，代表性的建议还有陈友华的“四步走”、曾毅的“二胎软着陆”、桂世勋的“双轨制”、王金营和赵贝宁的“放宽二胎，严控三胎”、翟振武的“不能踩急刹车”等调整方案[30]。令人欣慰的是，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自觉、持续论辩以及互联网等现代媒介的广泛传播，反思和质疑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已经引起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重视，“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可以视为这一努力的阶段性成果。

二、对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得失的价值评价

从上述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之辩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基于人口生育现象本身的学术思考，还是对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的批判反思，都会涉及一个更具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即关于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和评价者的价值取向及其评价背后的利益动机和行动逻辑问题。无疑，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导向，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国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随后改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就是要强制性控制人口的自然快速增长，人为减缓人口增速、减少人口增长直至实现人口负增长，以便形成一个适合我国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人口”，人口要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切政策措施都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从评价者的价值取向看，如果对计划生育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那么在评价政策效果时会有意无意地偏袒政策或放大政策的正效应；反之，则很可能拒斥政策或放大政策的负效应。那么这种价值取向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就是对人口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评价者究竟是将人口视为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如果将人口视为负担和包袱，或将人口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则必然积极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如果将人口视为正价值，尊重人的基本权利，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必然否定和力图改变现政策。进一步追问，哪些人更倾向于支持和维护现政策，哪些人更可能站在反对的立场？正如我们在批判唯心史观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仅仅考察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更应探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当然，毋庸讳言，在梳理学术界有关总和生育率之争、人口风险及政策得失之辩时，必须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对学术界具有强烈的导向和暗示作用，并且人口及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在政策制定和历次调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智库作用，我们仅从1980年《公开信》的发表、中央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决定的以及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出台中便可看出端倪。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曾呼吁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但是学者不是圣人，不仅存在个人利益，也存在个体的价值偏好，难以做到价值中立和学术坚守。而学术坚守是建立在责任良心和学术规范双重基础上的，如果偏执于道德说教或学术偏见一端，就会陷入道德自负或学术自负。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主义导向意味着价值中立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在一边倒的强势价值导向面前，反对者的声音弱小而难以传播和获得公众的认同。当然，大多数反对者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们与当下支持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长治久安问题，而非短期的社会效益。

从计划生育实践和对政策的持续争论中我们隐约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及其代言者之间的博弈，一种是对人口自身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第一种现象突出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生育权利之争以及彼此间迂回曲折的博弈。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理性反思和大胆质疑仅仅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民众代言人主要包括人口学者在内的少数社会学者，还有个别海外学者及民间草根人士；而强势部门代言者则阵容强大，人口学家首当其冲，还有参与政策制订规划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其他掌握学术话语权的专家学者群体。民众代言人在和强势部门代言者初期理论交锋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和下风。因为政府通过长期舆论宣传让计划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普通百姓逐渐视之为自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倡导与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愿望较为接近，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为计划生育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心理认同基础。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遭到农民的抵制被迫做出部分调整，但总体上民众还是接受了现行的生育政策。与学术界两大代言者实力悬殊相比，民众在与政府的博弈中也是弱势一方，但是民众采取了“务实”的软硬兼施策略，或以种种方式拒交超生费用或靠拉关系走后门偷生、超生，利用政策漏洞和性别鉴定技术选择性生育。一句话，真正想生的家庭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生育目的。少数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在一票否决制的考核压力下，也采取了瞒报、漏报的投机主义手腕，甚至在社会抚养费诱惑面前干起了钓鱼执法的勾当。

第二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彼此间的矛盾显现使然，所谓实践出真知。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践在带来一定社会收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成本，并衍生了相关社会问题，这在客观上促使学术界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导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失衡迫使人口学界关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同时，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引发学术界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辩证思考，有关人口安全、人口红利、人口均衡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概念应运而生。可见，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得益于对中国当下社会实践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提炼，而相关学科的成长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包括部分政府官员、“两会”代表委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法学专家、人文学者、企业家、海外学者及民间研究者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加入了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反思和探讨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全社会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了解和理性思考，使人口研究跳出单学科的狭隘视角。不可否认，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广泛传播对于反思现行人口政策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对于社会问题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问题本身的特性。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K.Merton）认为，社会问题具有主客二重性特点，主观性表现在社会中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之中，他们明确肯定或否定某些东西为社会问题；客观性则表现在被评价的实际对象之中[31]。人口生育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亦是如此。人口与生育问题既反映了人口内部失衡以及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也反映了长期以来的生育利益之争，折射出一定的主观建构色彩。其主要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导向、利益相关者对待人口生育问题的态度以及经济社会等环境变迁情况。

三、我们不能止步于“单独二孩”政策

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在饱受争议中施行了1/3世纪，迄今整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2013年底，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调整，这是对1980年《公开信》中承诺的“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一种回应，意义重大，值得肯定。社会各界备受鼓舞，最近一直热议此项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并对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事项作出了探讨和建议。然而，我们认为，仅仅实行“单独二孩”是不够的，严峻的人口形势客观上要求尽快放开二胎甚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才能真正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而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此次政策调整的意义和价值。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是一种城乡、地区和民族有别的多元化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施行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完善之中。我国在1980年秋至1984年春，将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调整为“晚一孩”政策，但是鉴于一孩政策在农村陷入窘境、难以为继的局面，中央于1984年7号文件，决定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即第一孩为女孩的隔几年经批准可以生第二胎，遂形成现行生育政策并稳定至今[32]。这期间，地方生育条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作出了符合生育二胎的具体规定，绝大多数省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作出规定，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间隔几年生育第二个孩子，即所谓“双独二孩”政策。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无疑是近十几年来生育政策调整力度最大的一次。据知情者透露，“单独二孩”政策历经十年酝酿，经过无数次的调研、讨论和测算。新政酝酿阶段，曾有多个方案进入决策层视野，折射出不同智库间的竞争、民间与官方的角力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权衡。用人口学家的话说：“多少年坚决不让动、不许动，现在能迈出这一步不容易[33]。”据人口专家测算，此次政策的潜在受益家庭将达到1000万左右，真正受益人群是以往政策比较严格、生育率长期比较低的地区，比如城市地区、发达的省市；而西部一些省，特别是少数民族省份，政策的受益面会比较小。尽管此次政策受益面不大，只占到15～44岁有配偶的育龄夫妇的5.25%，但是政府适时调整生育政策，顺应了群众期盼，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生育愿望，有利于社会和谐[34]。

但是，必须指出，“单独二孩”政策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性。正如人口专家测算的那样，单独二孩受益面较小，而且近期符合条件且愿生二孩的家庭大约只有563.3万～755.6万[35]。我们知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换言之，最近几年符合条件且实际生育的“单独”家庭只是育龄夫妇家庭中很少的一部分，这对于解决我国少子女老龄化、降低新生儿性别比、减少家庭和社会风险以及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意义不大，可谓杯水车薪。况且再次催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在同辈群体中，育龄夫妇一方因为没有和独生子女结婚而无法获得生二孩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权威专家担心放开二胎会造成生育高峰和生育堆积，给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压力[36]。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相比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的长期风险而言，这种相对集中的生育压力只是暂时的、可控的，也是无法回避和必须承担的。鉴于我国20多年的低生育率已经累积了强大的人口负增长势能，目前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当我国人口提前达到峰值以后，将不可逆转地进入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轨道，陷入人口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此看来，即使按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建议，将我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现在也该采取不同于“单独二孩”的政策了。多次全国范围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大约在1.7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放开生二胎，也达不到1.8，更难达到人口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世代更替水平，即2.1左右[37]。我国因性别比失衡、不孕不育等因素，可持续生育率需要保持在2.3左右。再者，我国已进入老龄化、高龄化加速期，意味着死亡率将不断提高，20多年低生育率早已消解了人口增长的惯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生育高峰。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计划生育；“单独二孩”；生育观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3-09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同时也顺应了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作者从计划生育“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宏观经济社会效果角度分析，浅谈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必要性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并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国家实行这一政策对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完全正确、符合国情实际的。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中国人口控制已基本上超过了预期。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不仅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更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顺应人民呼声的具体体现。

（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明显变化，“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逐步淡化。根据《决定》的要求，要通过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逐步实现国家意志和群众意愿的统一，缩小城乡、地区、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水平。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必将进一步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家庭人口结构，显著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中有降，目前为1.5-1.6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民收入增长、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健全，特别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妇女总和生育率还可能进一步下降。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峰值，2012年下降为9.37亿人，按此趋势，2030年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可保持8亿人以上，但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比例下降，劳动力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所减弱。同时，人口老龄化明显加速，201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3%，2013年底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亿，而2025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3亿和4亿。如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就是要有效应对和积极缓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影响，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这些决策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优势，准备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四）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失独”困境。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莫过于失独风险。根据全国性卫生年鉴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专家估计，全国目前有2亿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预计可能产生1000万个失独家庭。失独的自我拯救是悲苦悲壮的。几乎没有失独父母能够真正走出失独的痛苦。“拯救失独”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千方百计预防失独事件的发生，二是治疗失独之后的诸多后遗症。事实胜于雄辩，世间有些做法颇似自欺欺人的“皇帝的新装”，不管理由多么堂皇，实质上并没有解决预设的问题。预防失独是人口安全的第一前提，是生育政策的第一考量。《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计划生育政策，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的风险系数。

二、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可行性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全国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环境，为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条件，适当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是让生育机会更均等。我国总体上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在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显著不平衡。在生育水平方面，一方面城市人口表现出超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大大高于城市；一方面东部地区包括农村在内的许多地方人口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如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仍然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生育的机会成本与现实成本不断增长，明显地抑制城市家庭对多生的需求，使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发生巨大转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生育成本仍然较低，人们寻求多生和偏好男孩的欲望还比较强烈，促使人们低生育的环境力量尚未完全形成。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这些巨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短时内难以根本改变的状况，是生育政策调整必须考虑到的基本现实，也是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现实起始点。

二是放开“单独二胎”不会带来人口暴涨。调整生育政策是否会造成“生育反弹”？多家机构测算，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相反，只有尽快调整，才能避免中国过早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内地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根据其他亚洲经济体的经验，中国即便放开生育控制，也不能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根据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小组预测，假设第一步在2014年至2015年间在全国推行“单独”政策，即夫妻双方只要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第二步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二胎化政策，即不论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在这种“改革情景”下，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可以从目前的1.45在五年内逐步上升到1.66。未来十年内中国仅仅增加900万至1500万婴儿。由此可见，仅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带来“婴儿潮”。

三是生育观念的变化。中国“养儿防老”的心态，在30多年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保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今非昔比。即便放宽二胎政策，会有多少人选择生育二胎呢？即便想生二胎，大多也很纠结。《决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网上热议。有调查显示五成网友愿生二胎，三成感叹生不起！生还是不生，也成了年轻父母纠结的问题。这一状态代表了相当部分可享受二胎政策家庭的顾虑。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上有四位老人，加上家庭生活开销，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房贷、车贷，如果是儿子，还要勒紧裤腰带积蓄巨额婚房款，压力已经很重，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将不堪负重，造成这些家庭想生二胎，最终望而却步。

四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实施“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可能为2030年后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应。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对GDP潜在增长率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至1.94并进一步保持的情况下，2031年至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至11.8%，2046年至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提高15.5%至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至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因此，从短期来看，可以明显提高婴儿和儿童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从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

综上所述，放开单独生二胎政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件大事，虽然可能因为这个政策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有限，但是要看到，这个政策的变化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在人口发展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出了政策调整。所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是必要的，还应看到人口政策事关大局，应该是逐步完善，积极稳妥地推进。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1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出台重大政策举措——三孩生育政策。不知道各位网友对这个政策了解多少呢?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2022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一、三孩生育政策来了!具体是怎样规定的?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其他政策举措有哪些?

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型升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老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必要保障。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2三孩配套政策1.三孩配套政策一：实施奖励优惠

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2.三孩配套政策二：帮扶保障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

3.三孩配套政策三：完善生育制度

完善生育休假及保险制度。而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或社会对生育的职工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生育保险待遇主要包括两项。一是生育津贴，二是生育医疗待遇。人社部《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从2012年11月20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生育险待遇将不再限户籍，单位不缴生育险须掏生育费。

4.三孩配套政策四：保障女性合法权益

招收聘用女性企事业单位等，会带来成本支出，这其中包括怀孕、生育、养育期间的一系列成本。这两年也有专家建议：用人单位可参考残疾人就业政策，即“免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此鼓励用人单位招聘女性，消除女性就业歧视。此外，女性孕检、养育孩子过程中，用人单位也应提供适合女性的弹性工作上班，全社会共同创造鼓励生育的支持措施。

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原因一、2022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最新消息

2022年5月31日，中央召开了有关会议，在会议上听取了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关举措，并审议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均衡发展的决定。表示在十八大时全面开放了两孩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越加重，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这一消息放出，也意味着2022年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并且还会有相关配套支持措施。为什么国家要全面放开三孩生育政策?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一：改善我国人口结构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53383938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76020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占13.5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0—14岁人口只占了百分之一十七，而60-65岁以上的占比32.2%，而儿童数量只有它的一半。若不放开生育政策，人口结构会严重失衡。

2.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二：应对人口老龄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生育率和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密切相关。

3.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原因三：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一国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大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低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丰裕。反之，若在一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中某种要素供给所占比例小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供给比例而价格相对高于别国同种要素的价格，则该国的这种要素相对稀缺。

二、2022什么时候放开生育三胎政策?

还需要等国家正式出台具体政策，现在国家还只是审议三孩生育政策文件，具体落实时间还得等通知，有可能是今年年底，也有可能是2022年，反正在十四五期间是会全面开放的。而针对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网友纷纷议论如下：

二胎一般的人都不想生，何谈三胎呢?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支出；养老

一、引言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称为进入老年化社会，超过14%称为进入老年社会，超过24%（有的超过20%）称为进入超老年社会。泰州市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良好，且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导致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泰州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预计2022年将达到20%，2030年超过30%，可见泰州市人口已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泰州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预计2014年前后生育率会发生显著变化。根据泰州市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是28‰，2010年是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那样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可假设泰州市以后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低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预测未来30年人口发展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生育率会发生多大变化，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夫妇有多少选择生育了二胎呢？2013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6万多户样本数据显示60.8%的已育一孩的“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实际情况表明有生育二胎意愿并付诸行动的人数并不多。截至2014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对申请生二孩。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到现在总和生育率也全部低于1.6。由于现阶段没有泰州市二胎生育率的详细调查结果，本文参照已试点二胎政策地区生育率，假设泰州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总和生育率最高会升至1.6（2010年该数据为1.02），据此假设泰州市一般生育率将和总和生育率一样上升相同幅度，从28‰上升为44‰，以此作为一般生育率高方案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结果如表2所示。

（二）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特点

1.超少子化和高老龄化现象并存

若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于15%，被称为超少子化。2010年泰州市该比例只有12%，表2显示在总和生育率达到1.6的情况下，未来30年该比例平均值也仅为13.1%。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两种生育模式下皆居高不下，低生育模式下在2045年达到35.7%，高生育模式下亦超过30%。

2.未富先老

根据2007年国际统计年鉴，在有统计数据的排名前十的老龄化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为32232美元。日本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4%时，人均GDP为38555美元。泰州市2013年人均GDP为人民币64917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约合10321美元，和日本相距甚远。

3.单独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但增加社会抚养比

老少比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和0～14岁人口的比例，若该值超过30%，则为老年型社会。2010年泰州市老少比119%，此后不断增加。比较表1和表2，可以看到单独二胎政策大幅降低了老少比。通常把社会抚养比低于53%的时期视为人口红利期。若不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泰州市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反之不到2025年人口红利期就会结束。社会抚养比于2045年将高达80.6%。

三、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给泰州市带来深远影响，下文主要用一般生育率为44‰的人口预测结果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泰州市的影响。

1.老龄化导致社会消费结构改变，养老服务市场跟不上时代需要

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变化对商品和服务有着特殊要求，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消费项目。有关食品、医疗服务的负面新闻时有报道。医疗服务、保健品价格居高不下，相关行业呈现散、乱、差、弱现象。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稀缺，老年人仅有的一些娱乐活动例如广场舞却饱受诟病。当前很多家庭第三代只有一个孩子，若生育二胎，未来30年内一对夫妇需要在照顾一到二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四位甚至更多老人，单独靠家庭难以兼顾对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等事务逐步向社会转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2.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

劳动力供给数量=适龄劳动力人口×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65岁及以上老龄劳动力×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根据泰州市五普和六普数据可假设泰州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为83%，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从前面的人口数量预测可知未来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且供求缺口逐年扩大。若未来30年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求缺口会更大。劳动力供求缺口扩大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成本增加，削弱企业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

3.老龄化增加社保基金支出，社保基金入不敷出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泰州市社会保障基金支出逐年上升。2011～2013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分别为2.79%、3.13%和3.37%，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深化和基本退休金持续上涨，未来社保基金支出将持续增加。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男60岁、女55岁，考虑到未来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选择，按65岁标准作为退休年龄对泰州市未来30年社会保障支出适度区间进行预测，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如果不追求高福利水平而仅仅达到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到2015年泰州市社会保障水平应该位于GDP14.2%～16%区间内，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十分巨大，若社保基金没有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入不敷出现象会恶化。

四、应对泰州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当前，解决泰州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1.顶层制度设计适度前瞻

（1）调整生育政策

在总和生育率1.6的条件下，泰州市未来30年人口结构依然处于失衡状态。考虑到政策效果的滞后性，只有做到顶层制度设计适度超前才能有备无患。从现在起鼓励单独夫妇生育二胎。可以通过税赋减免、增加假期、免费医疗等措施促进生育率提高，缓解人口老化问题。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选择2022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全部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会使人口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2）完善人口引进制度

为解决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大幅减少的问题，考虑到泰州是个人口净流出地区，泰州市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适龄劳动力来泰工作。例如泰州市应对外来人口安家落户、子女入学、住房补贴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增强对泰州的认同感和幸福感，提高泰州市宜居城市口碑，吸引更多的外来适龄人口。

（3）创新弹性退休制度

低龄老年人具有熟练的工作技术、丰富的实践经验、足够应付工作的身体，若其继续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劳动力供求缺口，还可以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4）促进要素流向养老事业

为进入老龄产业的社会资本提供优惠政策。例如对养老机构前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建成机构运营提供津贴，养老机构需要改建扩建时提供社会资金募集的便利，有效盘活机构存量的同时扩充增量。在城市规划时为老龄人口提供专项预留建设用地，以避免用地成本高企社会资本不愿进入养老市场。同时，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给予那些有志于进入老龄事业的企业，并为其提供低利率贷款。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力争保险全覆盖，提高参保比例。在充分体现社保体系的社会安全网角色基础上参保层次可以多样化。其次要加强社保基金筹集，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保支出中的比例。此外，政府应多渠道吸收外来资金，鼓励企业、个人或社会机构对老龄事业捐款，对捐款对象实施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合理使用，特别是避免过度医疗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应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委托第三方机构投资于国债、股票市场获得保值和增值，抵消通货膨胀的侵蚀。

2.提前布局养老产业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必须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人口老龄化将催生“银色产业”，如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养老、休闲、文化等服务行业。提前构建老龄产业体系，培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老龄产业，服务泰州市场，占领区域市场甚至全国市场。把发展老龄产业作为促进泰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以抑制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1）发展医疗保健品产业

有研究显示，70%的老人都有医疗需求，老年人医疗费支出一般是其他人口的5倍左右，医疗保健品是老年人口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应立足医药城，给予企业资金支持，鼓励科技创新，促进中高端医疗保健品行业发展。

（2）培育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

老年人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要导致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大受欢迎。不少老年人需要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若养老机构独立雇佣医疗护理人员，在小型化运营的模式下缺乏经济效益。为整合资源配置，泰州市可以促进“医疗、旅游、地产、养老”四位一体的养老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3）转变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方式

从经济学角度看，补贴不管是给企业还是给消费者，不会改变双方实际得到的好处。当前政府为促进养老机构发展，对各种类型养老机构有名目众多的补贴，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骗取补贴现象并不鲜见。为了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行，促使养老企业优胜劣汰，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应改变当前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的制度，转向补贴老年人及老年人家庭。对居家养老，子女直接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应在其家庭收入税收减免的情况下给予子女一定经济补贴。对没有由子女养老的老年人，补贴直接发放到其医保或养老账户，由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机构“用脚投票”。无法吸引老年人入住的养老机构被迫退出市场，能够吸引老年人入住的提供优质服务的养老机构可以得到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毅，李健.2022～2100年泰州市劳动力供求趋势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06）.

[2]黄毅，李健.基于人口预测的社会保障水平研究――以江苏泰州市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4（21）.

二胎政策与老龄化的关系范文篇12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居民老有所养。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再依赖孩子解决养老问题。

2.农村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难以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少，经济拮据，无力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的各种费用，迫于经济压力而放弃生二胎；第二，社会性别比失衡，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而且结婚费用高昂，多生孩子尤其男孩，导致其家庭在子女的婚姻方面的经济负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