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管理论文范文

当代西方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式治理、数字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被广泛地运用于腐败治理、城市治理、环境治理、社区治理、贫困治理，甚至是全球治理等领域，成为当代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表明，良好的治理既需要国家、社会与公民等治理主体的能力发展，同时又是国家治理体系整合的结果，需要有良好的本土化能力。

当代西方治理的源流

“治理”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长期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这两个概念却被明确地区别开来，一方面两个词意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键词，不仅在学术界受到热捧，而且在实践中亦广受欢迎。

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1992年，世界银行又再次以《治理与发展》为年度报告的主题。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机构和组织当中，治理理念逐渐成为主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1年提交给秘书长的建议中，谨慎地指出，要想防止武装冲突，对防范冲突，保持和平，负有基本责任的，不是国际社会，而是在相关国家中的政府和市民社会。①他们越来越发现，在联合国的众多成员国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民主治理既能保护稳定的和平，也能推动发展。而且，那些新发展起来的共同体也相信，缺少了民主治理，就不会有持续的发展动力。在保证可持续发展方面，一个社会在公正、平等、参与的态度下获取这种动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政治水平比这种发展动力本身所达到的水平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逐渐将其计划转移到提高民主治理上来，这常常与以下情况相联系：负责与透明的公共机构、提供和平解决纠纷的司法系统、保护所有人权利的法治、在政治决策中真正的大众参与或者是这些参与可能采取的形式。②以治理理论为指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先后在150多个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支持活动，成为民主治理的最大多边提供者。在2001年，它斥资80亿美元用于民主治理。其中，超过60%都是其核心资源。

从外部来讲，治理理论是多学科综合发展与作用的结果，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都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发展的资源。比如，在企业治理、公司治理当中，治理理论由来已久。在公司治理的基准结构当中，股东大会是公司价值的顶点，投射到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这三个利益当中；这三个利益相互制衡，形成较为稳定的三角结构。事实上，与更加注重公司经营的公司管理（CorporateManagement）模式相比，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更注重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互动。这种模式对当代西方的民主治理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政治学领域的民主理论越来越成为治理的灵魂，民主治理也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

治理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NPM）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在管理主义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的作用下，强调科学管理、效率、竞争与市场导向，以第三条道路、政府重塑等运动为阵地，为传统公共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这为治理理论提供了土壤。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反思也促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治理理论。事实上，英国学者罗茨等人早就开始试图从“治理”的角度分析新公共管理的内在矛盾。③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个方面。比如，新公共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倾向、过分扩张的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强调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将公共部门私有化，以经济效率代替公正追求，从而背离了民主、公正、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然而，这些理论正是治理理论所强调的。这也可能正是治理理论取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新公共行政学派则更加主张公民参与和多中心治理，成为治理理论的重要支持者。新公共行政理论“主张小政府，更直接的公民参与，政府服务契约外包和民营化，以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④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⑤但两者却在治理理论上达成一致，出现合流的倾向。新公民管理开始强调社区中的公民治理、外包、民营化等，而新公共行政亦开始认同效能原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实际工作部门的管理者和学者，越来越接受治理的理念与模式，逐渐开始倾向于“治理”模式，突出了多中心治理、公民治理、数字治理、网络治理、整体治理等实践的重要性。人们赋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其经典意义，与government渐行渐远，甚至被视为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与管理实践当中，人们甚至提出了“更多的治理，更少的统治”（MoreGovernance，LessGovernment）的口号。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逐渐开始倡导“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民主治理的潮流更加深化。人们甚至将其为视21世纪改革的创新：“如果说19～20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21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一个创建以为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citizen-centeredgovernancestructure）的复兴实验过程。”⑥理查德・博克斯提出了公民治理四原则：规模原则、民主原则、责任原则、理性原则，全面地规定了社区公民治理的基本主张。⑦

多中心治理理论本来就源起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而后逐渐由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相呼应，逐渐产生重要影响。奥斯特罗姆夫妇创造性地将迈克尔・博兰尼创造的“多中心”概念引入到政治学、公共行政和经济学当中来，创立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并于2009年因为这一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治理主体的理解，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

当代西方治理的趋势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先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争论，后又有治理理论的独大，但在治理理论当中，民主治理、公民治理、多中心治理、协作性治理、整合性治理等等各种理论亦各有千秋。有些理论，可能刚刚兴起，就很快面临各种批评，比如，新公共管理理论，只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很快就被认为是“新瓶装旧酒”。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各种理论当中发现一些基本的趋势。

民主治理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趋势。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民主治理的发展，先是以政府民主行政为基本内涵，然后又在新公共管理的强烈催化下，更加注重公共管理的民主内涵，使得民主治理成为当代治理理论的核心价值，同时，这也是当代西方治理理论能够一直保持生命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民主表现为责任、参与以及权力的制衡，越来越被证明在制止暴力冲突，提高社会经济福利等两个方面都是最为有效的。⑨

当代西方治理的趋势一直是以民主为主线的。我们看到，从传统政府管理强调阶级利益、暴力工具开始，到现代政府管理强调官僚制、效率观，一直到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掌舵、公民参与、民主行政，民主治理的理念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起来。在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等诸多力量的裹挟下，政府管理逐渐接受了曾经备受争议的民主行政，倾向于民主治理，甚至逐渐从强调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到越来越强调公民治理，民主性越来越强。

治理主体由单中心越来越多中心，形成多中心治理的趋势。与一般的官僚科层制行政不同，多中心治理以自主治理为基础，允许多个治理中心并存、竞争和协作，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通过承认公共产品的多个提供者、处理者，多中心治理理论巧妙地处理了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等多重关系，并提出了政府治理的改革要求。多中心治理理论不仅更好地提高了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而且为民主治理预留了更大的空间。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了在管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治理规则与形态。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当代西方文化领域的多元文化、政治领域的多头政体以及经济领域的混合经济结构等当代西方一些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潮流联系在一起，更显其魅力。

治理机制越来越多样化，这也是多中心治理的一个结果。传统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由于主体是单一的，其管理机制也是单一的。随着治理体系的协作化与多中心化，多种主体被包容到治理体系当中来，这使得治理机制也逐渐多样化。在治理体系当中，国家治理更多地遵循民主、法治原则，政府治理则更为灵活。与这些传统治理主体比起来，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在参与政府治理时更多表现出自治原则，体现出社会的自我管理。在这个开放的体系当中，公民一般会遵循权利的原则成为治理的主体。更为开放的治理体系还包括了一些企业，他们更多地遵循赢利原则，按照市场关系向政府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一切都使得治理机制更加多样化。

治理模式越来越整合化，整合治理成为当代西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原有的科层治理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整合缺陷。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性治理强调了各要素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协调性缺乏，网络治理的出现虽然比以往更加强调整合，但亦存在着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当代西方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强调整合，试图通过全面的协调，突出整体性，弥补原有治理体系的破碎化格局。与新公共管理强调竞争不同，整合治理强调合作。就治理的主体来看，无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还是多中心治理理论，都需要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而借助于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这种整合治理变得更加现实。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治理”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优化了政府管理，使得新型治理成为可能。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数字时代的治理强调了将原来新公共管理分割单元的重新整合，从而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这种整体主义的改革强调了政府部门和公民的整体关系，使政府管理机构更加包容，但同时，又要做到政府结构的扁平化、沟通的便捷化、管理网络化，并通过流程重组来优化这些要素的配备。这些变革，在传统政府管理的环境下是做不到的，但是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这一切变得可能，也为数字时代的治理规划了良好的前景。

实际上，正是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中的一些关键理念得以实践。比如，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治理主体可以打破原来的单一中心，形成多中心治理的书面；同时，也正是因为信息通讯技术，使得多中心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网络模式，在没有增加层级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其他如，公共资源的共享、治理方式的多样等等，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支撑下都变得比以往更加可能，不仅花费更少的成本，而且产出更多的产品。帕特里克・登列维（PatrickDunleavy）等人甚至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实证考察认为，新公共管理已经终结，开始欢呼数字时代的治理⑩。

理性看待当代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

我们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对政府、公民社会和公民等各方治理主体，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仍处于发展早期。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与我国国情结合，不能照搬。共识、参与以及对人权的尊重都是民主治理的基本标志，实现这些要素的本土化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且也不可能与西方民主的制度形式精确地对照起来。

治理理论的运用，对政府管理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越来越消解国家和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只掌舵而不划桨，甚至在某些领域、某些事务上完全淡出，将管理权交到公民手上。在长期的民主实践当中，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行为基本上受宪法和各项法律的控制，有着非常严格的官僚体制作为支撑；同时，国家治理中长期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政府职能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治理主体当中居于合作地位，甚至是退出某些领域，相对来讲容易一些。然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同时，由于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困境，政府需要担当的职能可能会更多，也更艰巨。如果一味地强调削弱国家权力，主张西方所谓“没有国家的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出现“空心国家”，导致治理混乱。

治理理论的运用，有着较高的公民文化要求。治理理论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甚至超越合作，提出了公民治理的理念，这需要公民有着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积极的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西方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其公民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的形态。这种公民文化形态已经跳出以生存为取向的、传统的价值观，更多强调自我表现和世俗理性的。公民文化的变化使得当代西方的公民有着更好的意愿参与到政府管理当中来，并且能够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在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公民文化与西方还有着较大的距离，机械地从民主的角度过分强调民主治理，可能并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甚至会事与愿违，发挥不出公民治理的优势，反而使得民主政治失控，形成混乱的政治秩序。

治理理论的运用，对公民社会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有着良好的公民社会传统。在这些国家当中，政府管理的很多事务，早已经由成熟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赢利组织（NPO）接手。这些组织，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信誉、独立的工作，而且大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合作。与此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并不发达，民间组织参与治理的经验亦更少。与政府部门相比，这些部门参与治理不仅在人员、经费等各个方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而且，他们亦极容易为赢利组织所收买，成为牟利部门，从而使公共管理的公正性受到损害，甚至沦落为金钱政治。

总之，国家治理，是一个全面优化的体系，是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权力博弈、互动共赢的结果。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既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亦需要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更是必不（下转23页）（上接10页）可少的依托。对于当代西方治理及其相关理论的理解离不开这些背景。离开了这些背景，治理理论就像无本之木，无缘之水，不仅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可能事与愿违，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治理理论的神奇效果，它仍然只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模式，正如杰索普（Jessop）指出的那样，“市场、国家和治理都会失败，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注释】

①②⑨MarkMallochBrown，DemocraticGovernance：TowardaFrameworkforSustainablePeace，GlobalGovernance，Vol.9，No.2，2003，p.145，p.142，p.144，p.145.

③[英]罗茨：《新的治理》，转引自愈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④[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⑤[美]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⑥⑦[美]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第18页。

⑧ChristopherHood，APublicManagementforAllSeasons？Afterword：BringingBackAgents（pp199-214）inPublicAdministration：25YearsofAnalysisandDebate，R.A.W.Rhodes，Oxford：Wiley-Blackwell，2011，Chapter10.

⑩PatrickDunleavy，HelenMargetts，SimonBastow，andJaneTinkler，DigitalEraGovernance：ITCorporations，theState，andE-Government，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229.

RonaldInglehartandChristian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ChangeandDemocrac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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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大学宿舍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独特载体和实践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实践操作为主，采取原著阅读、研究讨论、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计划地获得知识，增强能力和素质的一系列教学活动。毫无疑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广泛实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载体和实践平台。高校宿舍是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社交的重要场所，是大学生思想火花最容易碰撞的地方，其日益成为大学生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探讨问题、表现自我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政治敏锐感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塑造良好品格、实现自我提升、形成独立人格的成长空间。作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宿舍文化，是以大学生为主体，以宿舍活动为载体的宿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宿舍成员在共同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以其参与的互动性、内容的切己性、影响的潜在性以及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丰富性越来越为广大学生所接受和认同。宿舍文化的这些特征和功能决定了结合宿舍活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使教学活动更生动有趣，变得更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使其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一个独特载体，同时又成为学生了解社会、直面现实、锤锻合作精神和交往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培育积极、健康、和谐大学宿舍文化的重要保障

宿舍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宿舍及其周围场所为主要活动空间的一种群体文化。宿舍文化建设的好坏，会影响到宿舍成员的行为习惯、价值观等等，从而影响到校园文化的建设。积极、健康、和谐的宿舍文化往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会引导宿舍成员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容易形成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并增强宿舍成员的集体荣誉感；而低俗消极的宿舍文化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恶化整个宿舍风气，影响宿舍成员的健康成长。毋庸讳言，高校宿舍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其育人功能的发挥。其一，易受西方负面思潮的侵蚀。在大学生看来，宿舍社区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学习、生活、娱乐方面，宿舍社区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方面还没有得到学生的普遍认可。同时，社会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潮往往企图通过高校学生宿舍这一渠道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渗透。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宿舍活动中容易出现淡化精神支柱的倾向，导致一些宿舍活动的形式和动机目标偏离了社会的“主旋律”。其二，存在重视管理而轻视教育的现象。有些高校过多地强调宿舍管理的控制和管理功能，强调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管理手段，淡化了其育人、激励功能。其三，宿舍文化活动过于单一。有些高校把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等同于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一味强调其娱乐功能。同时，每一学期的例行“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并不能得到更多学生的青睐，导致学生参与宿舍活动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3.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

苏联教育家霍姆林斯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能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种方法，它要求教育者按照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阶段予以适当的指导，通过发挥受教育者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逐步培养受教育者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调控的能力。而宿舍社区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最佳天然平台。学生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情感的交流大多发生在宿舍，学生的性格特点、个人喜好以及生活习惯在宿舍里表现得较为真实。同时，学生中存在的各种思想、心理与情感问题以及诱发各种不良现象和突发事件的苗头也常常最先在宿舍里发现和酝酿。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结合的途径

1.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是前提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同年3月26日，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在教育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学生生活管理，推进思想教育工作进宿舍”[1]。2007年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指出：学生宿舍和公寓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现有学生工作体系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宿舍和公寓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大学宿舍文化的结合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就是要把满足和引导大学生的理论需求和发展需要作为实践教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既要坚持教育大学生、引导大学生、鼓舞大学生、鞭策大学生，又要尊重大学生、理解大学生、关心大学生、帮助大学生。教师要因势利导，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让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真正培养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宿舍管理队伍的建设是重要抓手

在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中，高校要提高宿舍管理水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宿舍管理队伍。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三支队伍的建设：一是宿舍管理人员队伍建设。他们主要是负责学生宿舍的日常管理，以及卫生检查和财产安全工作。目前，大多数宿舍管理员素质较低，与服务对象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员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注重管理员队伍的思想建设。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使宿舍管理员树立“学生工作无小事”的意识；其次，要注重宿舍管理员工作方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明确宿舍管理员的岗位职责，将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其重要职责之一，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二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现在各高校都设立的专职辅导员，来管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在宿舍管理中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建立并落实辅导员入住宿舍和值班制度，并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是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是大学生宿舍文化活动的骨干和带头人，在宿舍文化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他们最了解学生宿舍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态度、个人爱好、生活习惯甚至习惯用语都很容易诱发其他大学生认同、模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导向，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要建立学生管理队伍，要加强宿舍的党团组织建设，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3.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线为指引，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宿舍文化活动是根本

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要求，注重实践养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关注和引导学生的日常宿舍生活，按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给学生布置特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业，让学生回到自己周围的宿舍实际生活中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理论去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是继续在宿舍中定期开展文明寝室的评选活动，精心打造一批“学习型”、“文化型”为核心的五星级宿舍。不仅进行宿舍整洁情况的评选，还要进行宿舍成员日常行为规范、文明礼貌以及成员间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情况的评选，使这一活动深入人心，真正带动宿舍的文化建设。二是要使宿舍内及宿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以宿舍为讨论单位，征集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学生们可以在茶余饭后或者在熄灯后的“卧谈会”上以放松的状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且其形式灵活，状态轻松，更容易受到90后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也可以有目的地设定如生命教育、健康教育、社会适应性教育等专题，要求大家以宿舍为单位写出专题报告，形式可以多样，体裁不限，然后组织不同宿舍进行专题报告，交流互动；最后针对学生专题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邀请相关专家做专题讲座。这样，问题在学生头脑中经过思考发酵后，学生更容易关注同一问题的新观念和新看法。三是创新实践教学新形式。可以针对大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举办各种讲座、演讲、辩论、角色扮演等，可以就学生宿舍的管理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人际交往培训、心理咨询、素质拓展训练等，也可以围绕公寓社区组织“趣味运动比赛”、“宿舍文化设计大赛”、书画展览、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活动，还可以开展类似我看时事、评电影、品故事、我的博客等在当代大学生中间更为潮流的活动，使得其在启发学生求知欲的同时，激发学生进行宿舍文化建设的主动性。

自治管理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治理理论；实践；综述

中图分类号：C9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6-04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广泛变革，强调市场、企业、NGO和各类公民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合作作用的治理理论逐渐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表现出的适应性不良等问题，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充分借鉴治理理论及应用实践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内外治理理论及研究

（一）西方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管理危机，由于政府“超级保姆”的角色，导致了政府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病，导致公民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深入也使、环境保护、市场垄断等国际问题逐步发酵，种种不可治理性以及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对于弥补市场机制弊端和政府功能失效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①自此，治理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热点[1]。

西方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画卷。从上述关于治理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家们都反映了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即：管理主体从传统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从职能全能走向治理职能有限；政府与市场，尤其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从单方强制走向自愿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政府更加突出其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及有效性的特征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研究范围也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到治理评价体系等多方面深入。目前，西方治理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重新向现代性回归。明显特征是国家的元治理地位在实践中得到确立，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制度的保障者、公共责任的最终负责者必须居于主要位置，同时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公共服务的方式也得到了反思。二是项目层次上的治理在西方得到高度重视，研究者通过项目来比较等级制、市场和网络的治理绩效，从而找出决定各种治理绩效的那些因素。这种理论意图使得治理理论正逐步成为突破经典理论、开拓新实践领域的旗帜。

（二）国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源于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6]。2000年，随着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的出版，该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理论见解，即治理有别于统治，它打破了市场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传统两分法思维模式，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互动过程，力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同时，我们在看到治理理论的优点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着异于西方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实现有别于西方所谓“国家重构”的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建构。

二、治理理论的国内外应用实践

（一）国外实践

20世纪末，治理理论最先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实践领域，并出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治理创新运动。国外社会治理的应用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等多个领域，其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的运用与实践经验较突出，值得借鉴。

1.美国——典型的公民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社区并不是作为政府的一个基层管理单元（行政区划）而存在。联邦各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在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政府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社区居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民主的活力，公共服务企业的运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加入引起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社区权力的分散最终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特征。

2.日本——“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

在日本，民众主要通过大量结社方式（通常表现第三部门或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主要在政府和企业力不从心的治理领域提供帮助，或在其中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1998年，日本制定《特定NPO法案》并辅之以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启了日本民间组织注册管理制度发展的新时期，让民间组织具备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同时，日本的税法修正案为公民社团的税收优惠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从社区治理看，日本社区治理方面的最大特色在于形成了“行政—自治”混合模式，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最基本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1991年日本国会在修改《地方自治法》时，将町内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该法的附则中，正式确立了町内会的民间地位，表明了政府向民间让渡管理空间、下放权力的意向。日本的社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出国家主导和社会自治相互交织的两重性，使得公民对社区自治拥有更多的自。

3.新加坡——行政主导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党政强介入，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新加坡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包括国家层面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以及人民协会，地区层面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层面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以及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有关社区建设发展的事务，由政府部门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虽然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中集权色彩较浓，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新加坡的民间组织乃至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义务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构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体系。

（二）国内实践

从国内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创新实践，部分省市的实践仍然集中在一些生产、生活领域或重大项目上。其中，以杭州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和深圳盐田区社区治理为代表的实践成效较为明显。

1.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

杭州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社会复合主体”崭新发展思路，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在“社会复合主体”系统中，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社会运作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三力合一”，政府在宏观控制和战略决策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企业、社会组织则着力于微观资源配置和生产。鉴于其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革新，“杭州模式”不同程度地被一些城市效仿与借鉴。但由于该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结合中国城市实际，完善复合治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始于1999年，其最大的特点是妥善地处理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一方面创建了标志政社分离的“一会两站”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即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组成的社区组织体系，另一方面直接选举了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这样，基层政府部门摆脱了部分管理事务，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社区居委会回归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了自治功能，淡化了政府管理色彩。在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居民和居民组织、社区服务机构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新的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来。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对治理理论及相关应用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研究：

一是加强对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特色的治理模式。目前，西方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已有20多年，也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是近几年才充分引进治理理论的研究，国内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引进、内涵的解读等方面，没有深入地将该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实践完美结合。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将中国发展情况与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国家背景等做充分比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治理道路，而不是照抄与照搬。

二是强化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在治理理论中的分支研究。治理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很多分支研究，比如国际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等，目前国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本身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状况、城市管理状况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相应在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具体的领域范畴进行相关研究。

三是加强对相关实践的跟踪研究，从中不断总结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之母，没有实践，理论便只是理论。目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探索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也在针对国情不断地做优化和调整，理论不是一层不变的，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他们产生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我们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并加以跟踪研究，避免走他们所走过的失败的老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国内对治理的实践参差不齐，基本上是小规模、小领域、小项目等范围内的实践，个人认为，目前应继续保持跟踪观察研究，在政府层面也不急于做大范围的实践探索，待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实践经验更多的前提下，再进行大范围探索实践亦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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