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

关注理论体系建设，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体系依然处于构建之中，一系列体系构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本学科理论体系构成现状如何？每个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从教育经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后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己经初具规模，并继续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本文对其进行统计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状进行审视与分柝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该涵盖更为一般、广泛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应该存在于教育的一般领域不仅包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都脱离不开它的疆域。而高等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经济学科的一个特殊领域或分支领域使教育经济学的支流主要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笔者对目前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32部着作(国外9部我国23部)中的各基本内容进行统计分柝计算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得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并对其中5部以“高等教育经济学”为名的着作所反映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分柝与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希望发现目前教育经济学与高等教育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结构上的异同点，以教育经济学体系结构为鉴，寻找高等教育经学体系中有待完善的地方。

1.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从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与教育经济学有重合的领域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畴。将上表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按比例大小排列：投资理论、概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收费问题、产业理论、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及产学研研究。我们进行对比发现，教育经济学将关系到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元研究”放到了重要位置(该内容在所有着作中占到了81.5%，在我国着作中占到947%)而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对这部分内容却关注甚少，这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学科指向性，而高等教育经济学却以问题研究的思路来构建理论体系缺乏对“元研究’的思考其理论体系还不成熟和不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将教育投资问题不约而同地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供求关系理论、成本一收益理论、筹资等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这些在教育经济学范畴内也是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产业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探讨以及产学研研究等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经济学不同于教育经济学的独特研究领域，显示了高等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以问题研究为主各着作的理论体系也主要从问题研究出发进行构建，即使其中遵循了学科构建的规范，其要素也不完整，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还不够规范与完善。

2.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与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

我们发现数据所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我国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的内容主要为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成本——收益理论、投资理论和经费问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由此可知，无论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都把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核心理论来构建本国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以及产学研研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内容可以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纳入了诸多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理论体系结构的分类

纵观我国20年学科发展从宏观上来说，我国目前着作中所反映出的学科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经典型或传统型.

经典性或传统型的体系主要是指在学科发展一开始在借鉴前苏联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由学科最基本的一些研究领域构成能够较为全面的学科研究的各个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读者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基本范围和基本问题有一个全面了觯但是这种体系结构下一般不会对问题研究的太过深入常常是一些概述性或常识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和规范。我国大部分着作都属于这种类型。

2个性型或专着型.

这种类型的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体系完全不或不完全按照传统型体系进行构建而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或研究优势对学科某一(些)领域或某一(些)方面以独特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地研究，得出一些有创新性的结论形成富有个性化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的作品常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其体系结构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如张万朋的《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对高等教育产权、经济规制、产业融资、后勤社会化和高等教育投资问题进行探讨。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1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中国特色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晚，这便有了借鉴国际先进理论的机会。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之初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就吸收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探讨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问题、教育投资和经费等问题。同时，在理论构建上并非生搬硬套，而是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乘市场浪潮参与市场运行机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研究以理论为本，放眼实际对许多高等教育领域中显现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如高等教育的产业问题、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问题、产学研研究、产权制度研究、后勤管理研究、学生就业问题等等。这些内容既丰富了理论体系扩展了研究内容，又显示了中国的特色。

2以问题研究为主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由于西方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问题研究为思路的。我国在借鉴西方理论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以问题研究为主的特点。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不够严密，缺乏一个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即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的结构总体上是问题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高等教育经济学概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及其调节、高等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和高等教育投资理论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理论部分；一部分是以后勤管理理论、产学研研究、学生就业研究、筹资收费问题研究甚至包括产权制度研究、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研究等问题理论部分。问题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头戏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向性。

3强调与社会的外部联系，突出社会服务功能^

高等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社会服务功能。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必然会将高等教育的这一功能作为研究的重点。如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学生就业问题、产学研研究、后勤社会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和区域经济问题都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高等’性注重从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科研功能的角度来探索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学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使得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高等教育的运行服务。

4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兼用规范分析。

注重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高等教育经济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验证问题，明确事实。从大的范围来说主要有：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甩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问题(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研究、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等）高等教育经费筹资多渠道的可能性、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负担与补偿、成本与效益。在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中，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主要采取调查统计、量化研究、数理模型、经济学模型等多种方式。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另一部分属于规范研究的范畴他们涉及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问题。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性质、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财政资助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的融合所获得的结论优于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我们应该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彼此补充，互为支撑，更加有利于学科理论建设。

三、主要存在问题及展望

(一)理论体系亟待逻辑化

1.逻辑起点的确定。

每一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理论体系而每一种体系都应该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它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构建学科理论体系首先应当确定逻辑起点借助逻辑推导，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倾向于问题研究其理论体系不严密也不完善，并且缺乏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教育服务。无论是从逻辑学中队逻辑起点的规定性还是从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来看，将教育服务作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都具有科学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概念体系的重构。

可以说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成熟与否，其核心是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否科学，概念体系是理论体系的核心。总结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现，现有的基本概念体系存在不完整、逻辑层次不明显的特点。因此应该从对概念体系的现状研究出发剖析目前概念体系存在的问题。笔者观点从“高等教育服务”这一逻辑起点出发明确高等教育服务存在的环境及运行机制理顺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

3理论体系的重建。

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它是通过作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概念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事物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抽象要素，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次递进关系构成了概念体系的逻辑，沿着这种逻辑对理论内容的展开就构成了理论体系的逻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行程对现有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构以凸显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

(二)研究视角多样化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的范畴当中，具有一定的局限丨性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应该以系统性和逻辑性为其重要标志，因此，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和逻辑性的视角。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联系时产生的现象问题和理论问题，对该学科研究传统所累积的庞大理论知识进行合理的重建，运用系统化的方法把己经获得的各种理论知识——现象、概念和原理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

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应有严密的逻辑性。它们都应当是采用一定的逻辑方法，按照逻辑的必然联系组成的严密系统。爱因斯坦曾对理论体系的概念逻辑进行论述。他说“在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并不包含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日常思维大致是适合这个水平的。但这种情况不能满足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的全部概念和关系完全没有逻辑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们创造出一个包含数目较少的概念和关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第一层’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作为逻辑上的导出概念和到处关系而保留下来，这个新的'第二级体系’由于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第二层的概念）而有了较高的逻辑统一性。对逻辑统一性的进一步追求使我们到达了'第三级体系这种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

(三）研究领域丰富化

1.加强微观领域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从研究层次来看，应该从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构建，并结合实际问题完善理论体系；但从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主要以宏观和中观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研究为主，而对教育经济学的微观领域仍然缺乏研究兴趣，特别是教育内部的经济问题如学校、班级教育中显现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关注较少。

2重视主体研究。从上文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对教育的客体研究上，而对教育主体即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一些教育经济学着作己经注意了对教育者即教师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但受教育者即学生在参与教育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有学者关注也是势单力薄，没有形成一股整体力量来推动其发展。论文也会从人的角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2

1引言

2016年5月17日，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问题，其中总书记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关注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去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学研究时的主体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刘永佶老师曾在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一是主体性，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属性。”“政治经济学是阶级利益的概括，这是几百年历史所证明了的，研究者是代表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进行研究的。任何经济学说，都是特定阶级的经济意识的集合。”因此本文将基于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对不同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其所处国度、阶级、时代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而以历史为证，以方法为落脚点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把握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并针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主体性原则的把握和贯彻提出相应的建议。

2从经济学说史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体性

2.1重商主义

16世纪中叶，西方一些国家的国王开始支持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发展，重商主义的思想随之而生。重商主义者的研究主要反映当时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概括当时的社会经济矛盾。但由于其是在强大的专制统治势力之下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们不能直言不讳地维护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只能将商业资本的发展与专制主义国家的统治说成一致。同时，由于他们的学说与基督教的教条相违背，重商主义者只能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利用经验总结法避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原则上的冲突的同时论证自己的主张。因此，重商主义者的经验总结法注重感性认识、注重经验、注重应用，讲求在对经济生活中各种可以经验的事实的比较、分析和归纳中探寻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从而提出各种实用性的政策建议，然后再通过对政策实施过程的总结，论证和改进自己的学说。

重商主义研究者反映着当时的相对弱势的阶级：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必须去概况、揭示当时社会的经济矛盾从而使这一主义获得认可得以发展。但由于当时其仍处于西欧封建制度下，这样一种抛弃了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的学说极易受到当时教会的打压。因此，仅有这样一种就事论事不言其他，只针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避开本学说与教义之间的矛盾，使得重商主义得以发展，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得到维护。

2.2斯密的二重方法

亚当?斯密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体系的??建者，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整个经济矛盾过程得到了全面的认识，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而他的研究方法则包含抽象方法和现象描述法两个方面，被称为二重方法。斯密利用抽象法来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从当时重大经济问题入手，基于实际材料，比较、归纳、分析，从而找出本质，规定概念进而通过演绎建立体系。而通过现象描述法，斯密通过描述现象的表面联系来说明经济过程的矛盾，相对于重商主义的现象描述法，斯密将之进一步系统化。

斯密的二重方法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国家与时代和他所接受的哲学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当时，英国的产业革命已拉开序幕，社会化大生产的初步兴起使得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和明显，这正是斯密的研究方法能够超越前人，更为系统化的重要原因。同时，斯密与休谟关系密切，他的研究方法深受休谟二元论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因此他的方法带有明显的二重性。当其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时，休谟的不可知论就在他脑中起作用，因此斯密不再进一步用抽象法解决问题，而是避开深层次的问题，转用现象描述法自圆其说。

而对斯密的二重方法的继承也出现了分化。大卫?李嘉图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为资本主义发声，揭示经济矛盾，从而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他选择了继承斯密的抽象法对经济矛盾进行深入的考察。而旧封建领主、教会和专制势力的代表马尔萨斯则选择了用斯密的现象描述法维护其阶级利益，掩盖经济矛盾，从而指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

2.3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

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使用抽象思维的能力，解释和论证经济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要包括几个环节：①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②各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③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统一；⑤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通过使用系统抽象法，马克思揭示了当时的经济现象的本质，系统论证了本质到现象的各环节及其联系，彻底揭露、批判了当时被神秘化并着力宣扬的“商品拜物教”和“三位一体公式”。

而马克思的方法与他所研究的目的有着较大的关系。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所谓的“经济学家”，而是探讨劳动解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在这样的目的之下，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探讨和概况劳动者的经济意识。而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就必须揭露社会的矛盾、揭示当时盛行的经济理论的缺陷。因此，深入挖掘现实的经济矛盾就成为必要，从现实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抽象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系统抽象法。

3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都体现着其主体性。而研究的方法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侧重与研究的结论。如上文所说的亚当?斯密，一方面他利用抽象法看到了经济运动的总体联系，且进一步规定了劳动价值论，试图利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工资、利润、地租的关系。但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与现实的经济关系、与他所要维护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他停止了对问题的继续挖掘转用现象描述法来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斯密的学说体系中一部分是劳动价值论对各经济范畴的论证，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现象表面联系拼凑组合而形成的三种收入价值论对各经济范畴的解释。因此，主体性不仅仅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用，还影响着其分析侧重，选取的角度及研究的结论，从而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学习时把握主体性也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深受其他国家的学说、理论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让我国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认识仍然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各大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课大多以西方经济学为中心，阅读外文的教材，照搬外国的理论，却很少探讨其在国内的适用性。这些都是因为在进行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习、研究时忽略了主体性。中国的很多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并不清楚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什么，或者并没有将主体体现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但是如若主体性不被明确下来，那些所谓的理论结果是难以真正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的。不明确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及其阶级利益，不清楚自己所研究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国情，单纯地套用斯密、李嘉图或是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并不能让学者让人们认识到问题背后的矛盾，矛盾背后的阶级利益冲突，又何谈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维护阶级的利益。

因此，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性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主体是中??的劳动者，在这个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国情，针对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概括中国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维护中国劳动者的利益。

4基于主体性原则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应该明确自己的主体性，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实的经济矛盾，摈弃照搬外国理论学说的习惯，扬弃地吸收他国经济建设所积累的经验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各种学说，从而概括中国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树立主体意识

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在研究开始时其已将自己置于一个阶级、国家、时代中，在这个环境下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而明确研究时的主体性就是要明确自己代表的是哪一个阶级的利益，研究的是什么国家的情况，处于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因此，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是树立主体性这一观念，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有着主体性，研究的方法、侧重、结论都受着自己的主体性的影响。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明确自己的主体性。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1篇3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问题教学改革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在我国一部分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相关专业中开设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它的重要性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并确定“计量经济学”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8门共同核心课程之一。根据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材设计原则，试图通过教学，使学生达到：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特征，了解经济数量分析课程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了解数量分析在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实际经济工作中的作用；掌握基本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并对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扩展和新发展有概念性了解；能够建立并应用简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现实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进行实际分析；具有进一步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模型的基础与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经济学类课程，学习好计量经济学对于提高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作用。湘南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类企业，其中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把计量经济学列为必修课，采用的教材是李子奈教授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学生在计量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普遍感觉学习起来难度较大，学习兴趣不浓；从所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发现很少有学生运用所学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这促使笔者思考现行的计量经济学教学体系是否适合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院校。本文拟对教学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二、当前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的教学状况看，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生先修课程不足，学习存在畏难情绪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管理学类专业的选修课。该课程综合性强，是一门以经济理论为前提，利用数学、数理统计方法及计算技术，根据实际观测资料来研究经济现象、分析经济过程、探讨经济规律、对反映经济现象本质的经济数量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对计量经济学基本知识学习和掌握程度以及运用能力高低与对西方经济学、数理统计及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息息相关。其中，数学是工具，统计学提供了数据搜集的依据、思考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经济学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或者研究对象。因此，要学习好计量经济学，必须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高等数学、概率统计等课程学习为先导。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和各类实践，可以了解经济数量分析在经济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掌握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高校，尤其象湘南学院这样的地方性本科院校的经济学类专业学生大多是文理兼收的，这些学生中有许多本来就是对数学有一种自认为学习上的天性不足而选择就读文科的，进入高校后虽然学习了相关知识，但其对高等数学、统计基础知识掌握得还是不怎么好，缺乏基本的数学分析知识，他们普遍感到计量经济学课程难度很大。

2、教学内容设置欠合理，教学目标定位不清晰

在教学内容设置上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层次不明确，计量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内容广泛的学科体系，通常被人们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与应用计量经济学，并根据内容深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从本科专业类别看，不仅统计学等对定量分析要求较高的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而且其他经济学、管理学专业也要开设。从经济管理类专业来看，给本科生讲计量经济学，给硕士生、博士生也安排有计量经济学课程。各层次教学的分工与衔接往往存在问题，教学内容有许多重复，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层次不太清晰，这也会对教学效果带来直接的影响。二是数学推导的处理问题，计量经济学的教科书往往充斥着数学推导，使学生感到这是一门数学课，望而生畏。尤其是一些文科生源的数学基础较差，他们普遍感到计量经济学课程难过关。三是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不紧密，我国计量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在编写教材时，为了满足较少学时的需要，保留了数学抽象，略去了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使学生在学习时感到这不仅是一门数学课，而且学习了之后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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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标应是使博士生具有更严密、深厚的思维方式、实证分析能力及创新能力。针对实际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的教学理念，“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结合的教学方式，以及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建设。

关键词：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0-0090-03

作为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辅以相应的数学证明推导和统计推断结果，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以此刻画、分析、检验及预测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为主要内容。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博士研究生对于不确定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认识和发现能力，特别是实证分析能力。

国内众多高校都非常重视《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清华大学李子奈教授就《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2010）[1][2][3]；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分析了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2007）[4]；中山大学王美今教授等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可信性和切适性问题进行了阐释（2012）[5]。南开大学张晓峒教授也多次讨论《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式。

而笔者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由于其理论基础知识、学科专业需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探索适合学科特点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如何合理有效地组织《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因此，本文从笔者自身教学实践情况出发，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题，提出相应的教学改进思路。

一、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级计量经济学》是跟随北美研究生教育体系所开设的一门课程，本质上是一门集理论性、方法性和应用性且要求较高的经济学类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伴随着重要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是众多的统计分析思想和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因此要求前序课程应具备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中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基础。

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对于培养和训练经济管理类不同专业的博士生，运用数量方法和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确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实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是，多数博士生并不满足真正意义上《高级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基本要求，其学习的基础、专业背景和要求均不一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学过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但在深度、广度和学习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根本没有接触过计量经济学，或者本科或硕士的专业不是经济类或管理类。面对这种情况，《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关于一些计量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处理，如果教师点到即止，不加以深化，对于已有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而言，学习没有新鲜感；如果讲解中偏重于方法性质的推导和证明，对于毫无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来说，认为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这两类博士生，都对高级计量经济学失去兴趣，教学效果不佳。

毋庸置疑，无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课程。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而言，对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要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化的教学内容，大幅度的数理方法证明推导；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素质培养，使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有一定困难，感到与经济学课程有相当距离，对如何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感到茫然。究其原因，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教学过于强调数学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存在问题。

二、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应当说，《高级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管理类博士学历教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又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与基础的较大差异性，对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笔者以为，其教学改革，应在授课对象实际背景的基础上，从一级学科的理念切入，分别从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体系几个方面进行，以到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之目的。

（一）教学理念

笔者认为，适合于经济类各专业博士生教学实际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理念依然是“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不同层次的计量经济学均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从教育思想和博士研究生教学目标去明确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理念。应当强调是，计量经济方法是为解决经济问题服务的工具，方法手段要服从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与数学根本不同之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数量规律，当然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计量方法所提出的经济背景、离开了计量方法本身的经济学解释、离开了计量方法应用的经济对象，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数字和符号。因此，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因此要树立“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的教学理念。

“重思想”是指重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注重问题提出的经济背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注重计量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读。对于高级计量经济的理论方法，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高级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证明过程是博士生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生着重掌握的应该是思路，详尽的数学过程可以通过自学搞清楚，而思路则要通过教师的引导才能掌握；更重要的是，思路是反映理论方法产生和发展的精髓，掌握思路才是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所在，才可能有所发展和创新。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博士研究生能力素质的具体体现，这正是我们《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

“重方法”是指重在用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不同方法（即“具体怎么去做”），重在各种计量方法怎样通过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在不同数据类型、各类设定、估计、检验方法等方面，已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方法论内容体系，而且新的方法论正在不断地出现。重方法就是要重各类方法的发展沿革与演变过程，关注其各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和适应性的不断进化过程，并在重思想理念下予以明晰。

“重应用”是指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各类计量经济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各类方法的计算机软件实现是重方法的重要要素。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Stata、R软件等），也在不断地吸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前沿的成果，充实其内容。对于多数经济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应当能够正确使用分析软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对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博士生，应在编程方面有所训练，以实现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需求。

（二）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三结合，从多方面提高博士生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应是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范式。

“高级”是相对于中级和初级而言的，因此在课堂讲授环节就应突出“高级”特色。“高级”的特色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但是，笔者以为，无论高级、中级还是初级，教学方式应存在共性。这就是要求教师在不同章节的讲授过程中，应当注重问题导向型的讲授方式，即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从方法论体系发展沿革出发，讨论研究问题的经济学背景和计量经济学特征，从各类计量经济方法的前提条件、适用性等方面提出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尽量用鲜活的经济事例说明问题的原由，使抽象的高级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具体化。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即，问题导向，工具驱动。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博士研究生驾驭各种计量经济软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在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双重约束下，提供对教学理念和课堂讲授教学的有力支持。各类算法的计算机实现，在有助于对方法论的理解和感悟、激发出新想法新思路。

课程论文也是实现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一些高校在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采用了课程论文并答辩的教学方式。应当说，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应在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实施。这是因为，尽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其专业理论知识的训练方面，从深度和广度方面看，远远高于非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各个层次的学生，但是，在定量分析或数量关系分析方面，仍需要与其专业理论知识训练相匹配水平的训练。因此，通过自己选择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路线、自己收集数据资料、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自己撰写课程论文等多个要素层面的训练，应当达到充分理解和掌握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前期工作基础等多种目的。

（三）教学内容体系设计

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是精选《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基本定位。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有其不同的组成。就其内容体系看，在不同的分类标志下，有着不同内容的名称称谓。例如，理论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经典与现代计量经济学、宏观与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同时，现代计量经济学又有不同的各类分支。如何选择适合于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体系，是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基础。笔者认为，在《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设计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1.一级学科和学校特色相结合原则。从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角度看，笔者认同按照不同门类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设计《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就目前而言，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授课对象主体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门类下的不同一级学科属性下的各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些博士生中，除数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多数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基本需求是在自己专业中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考虑到高级计量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学中各一级学科与应用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设计，应基本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取舍。不同学校应用经济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特色，因此，在高级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设计时，应凸显自身应用经济学方面特色。例如，以金融为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应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内容方面有所显现。

2.确保高级计量经济学的“高级”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特色，主要是指中级和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或是没有涉及，或是涉及了但仍需加深深度的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突出其发展前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高级”计量经济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高级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主要在现代（或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中进行取舍。基本内容应覆盖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分析、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这些分支间的交叉发展方面等的内容。另外，专门的估计方法，非线性估计、广义矩估计、贝叶斯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估计等方法可作为这些内容的基础，也将涵盖其中。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学历教育层次中的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通盘考虑，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前提下，进行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部分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

3.“山峰”与“平原”结合的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热萆杓乒程中，“山峰与平原”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里的“山峰”，主要是指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前沿，“平原”主要是指成熟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相关部分的内容，正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发展的起源，现代计量经济学也是经典计量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延续。例如，沃尔德（Wald）、拉格朗日乘数（LM）和似然比（LR）检验，应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不同数据类型、不同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支中，有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发展，形成具有不同用途的新型检验统计量和统计方法，成为现代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新内容。因此，“山峰”和“平原”两部分的内容，在不同授课对象中，依据其教学目标，统筹安排合适的教学比例和讲授方式。

三、结语

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一方面是以建立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及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讨论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探究理论与方法的数理逻辑关系及证明推导。《高级计量经济学》不仅要使博士生具备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分析的核心――实证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实证分析的思维，培养具有应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能力。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如果学生能够明白所讲授的内容，仅仅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学生能够对所讲授内容中没有讲到的内容产生更多的问题，才是《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最大的成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应对挑战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2]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22-31.

[3]李子奈，齐良书.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133-146.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5

(一)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二、经典金融学及其方法论: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以牛顿力学为核心思想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经济领域绽放的典型成果，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其中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被视为经典，结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学的定义:“金融学是以不同的中心点和方法论而形成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基本中心点是资本市场的营运、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其方法论是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在逻辑上可以承认金融学从属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推论得到金融学也具有科学性，所以归纳、演绎、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金融学领域。其次，词典中明确说明金融学的方法论是用近似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中，我们不必对资本资产定价，因为市场中存在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大环境下的子市场，金融市场围绕金融产品的定价展开，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方法殊途同归，再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的数字化计算变得相对轻松，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理论或命题可以被量化表示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第三，动态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专注微观行为主体动态选择理论的同时对于动态均衡的研究产生了极大需求。

三、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

在波普尔关于证伪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猜想与反驳》问世后，特伦斯•哈奇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了批判:“很多科学分支给出的最终命题往往不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命题的附属物……即便对于那些能够‘最终’断定一个命题‘绝对真伪’的‘终极’检验的谈论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该思想被后来的弗里德曼等人认为是极端经验主义，没有在“先验”和“经验”之间做这种考虑，但仍然为现代经济学思潮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再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引起的金融危机频发，学者们开始关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将研究重心转向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在该理论发展方向下，行为金融、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金融理论对现代金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行为金融:对个体理性假设的证伪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在各主体的交易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均衡体系。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构造抽象的数学、计量模型来得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金融学理论体系的演绎似乎完美，但金融市场异像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像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像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应运而生。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

2.新制度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随着经济体所在国家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金融所处大环境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各领域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将交易成本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视野，更加注重金融学在所处经济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对现实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

四、结论与启示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1］冯均科，等.审计理论体系研究［J］.陕西审计，2002（增刊）.

［2］王会金.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J］.审计研究，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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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均科.目标导向审计理论体系刍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5］李金华.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J］.财经，2005（1）.

［6］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7］潘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N］.中国审计报，2010-03-31.

［8］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

［9］杨树滋.中国审计理论体系探讨［J］.山东审计，2002（4）.

［10］王德河，刘力云.对我国政府审计研究的反思［J］.审计研究，2003（6）.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1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3］吴易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4）.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8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二、MathematicalEconomics一词在中国最早翻译为“数学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引入到中国来。虽然早在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在50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学者，有极个别人曾从事过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之后只能改做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数理经济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辞海尚未列入数理经济学一词。

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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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子江.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的构造［J］.学术研究，1997.11.

[5]李子江.关于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机制设计问题［J］.学术研究，1998.6.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主导性价值；保障性价值；实现

“价值”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对价值的内涵等各方面的求索，法律价值更是一个让法学家们魂牵梦绕的题目，可以说是贯穿法学发展之始终而不能回避的话题。美国法学家庞德说：“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评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愈加频繁，市场经济对国家法律干预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和规范干预之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不但有利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备与健全，更有利于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合法、有效实现，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因而，在我们研究并完善经济法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孜孜以求地通过明确经济法价值进而完善经济法理论体系，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大繁荣、大发展，为深入改革，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瓶颈，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但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对它的穷尽复写只能是一个学术努力的目标。因为价值标准不是能够准确量化的概念，而不同价值的地位也会根据主体需求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改变。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可能包括多种结构形式，由多重元素以不同组合构成。因此，在目前处于全球进入国际金融危机后期和国内整个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及制度完善进程的深入的现实，经济法的价值应该进一步明确为主导性价值和保障性价值。其中，主导价值具体表现为：可持续发展。保障性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经济法价值的内容与实现同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现实性。经济法价值的现实性，不仅要强调法律的有效性、更要关注法律的实效性，即经济法的价值获得实现。

一、经济法的主导性价值：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对多代人正义的价值诉求。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要考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发展，又要同等重视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的发展。因此它是一种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全方位的发展。经济法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价值是经济法开放性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经济法的必然要求，具体表现为：一是要求经济法应具有对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同等关注的公平性；二是要求经济法应具有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可持续性；三是要求经济法应具有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发展的整体性。此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也可以为经济法视野下的国家干预提供正当性，并为在一定程序上界定国家干预的范域提高理念指导。

二、经济法的保障性价值：以人为本、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

众所周知，为了克服现代性下人为物所异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的分化，以克服现代性的悖论，经济法必须针对社会强弱势群体之间的过度分化而进行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整合，必须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法可以视为是针对现代性下资本意志过度张扬所导致的人为物所异化而造成的社会弱势群体间的过度分化所进行的社会整合之法。为此，经济法应该循着社会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把“失衡—均衡”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基本分析框架，并把系统分析、利益博弈分析等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从价值论上说，法作为服务于人的规则不可能不彰显人本主义这种价值判断。由此，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当然也应该是人本主义的经济法，并应树立人本主义的法律价值观。具体而言，在经济法视野下，人本主义价值定位可以进一步解读和推演为共生、和谐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同时，经济法的人本主义价值定位也可以视为是自由与秩序、公平和效率等法的一般价值整合。

实质正义是经济法的重要价值诉求。经济法实质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对法律形式正义过度被强调而身陷现代性困境的应对，它顺应了20世纪反形式主义的法治变迁，满足了社会对法律提出的关涉个人道德和尊严、关涉公共利益和秩序、关涉社会发展和资源保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各种新的要求。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具体人格而非抽象主体进行的价值关怀，即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实质而非形式的机会公平；关注具体而非抽象的人格平等；强调全局性而非局部性的社会利益；并通过“利益倾斜性配置”去调节和消除人基于出身、禀赋等偶然因素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社会历史过程中基于财富累加而形成的“交易优势”。实质公平、平等自由和理性秩序不仅构成了经济法实质正义的基本内容，而且充分表达和阐释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域所特有的价值理念。

社会本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经济法的基本立场和归宿。社会本位的价值定位是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的回应，它不仅表征着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兴法律部门所具有成熟与完善。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观，就要求经济法必须担负起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和作用。这样就使得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机制、调整方法等方面都必须具有社会本位性。由此，社会本位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法的基本立场、发展走向和最终归宿。

适应干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法的实施价值，是实现经济法主导价值—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适度干预的价值观，在经济法视野下，要求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要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为限度。这就要求经济法应综合考察来自市场的需求、政府的经济人特性、政府干预的能力边界、干预的成本以及经济法相对于道德、民商法、行政法在克服市场失灵中的比较优势等因素去决定是否干预以及怎样干预。适度干预的反面，或是干预过度，或是干预不足，当下在我国更多的是表现为干预过度。这种状况的存在会对市场的良性运行造成极大损害，因而需要树立适度干预的价值观予以制止。而要做到适度干预，就必须针对决策程序、信息获取以及权力寻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制度化克服。

三、经济法价值的实现

如果说，经济法价值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价值的确立，那么在完成价值确立之后的关键问题就是价值实现。如果不能将法的价值付诸现实，就无法真正满足主体价值需求，法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法的价值实现研究是将法的价值研究从应然范围转入实然领域，从静态分析进入动态观察。经济法价值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使它的实现必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力量推进的，这就要求经济法价值的实现中要充分衡量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利益冲突与整合问题。与此同时，经济法的发展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给国内经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市场除了受到国内经济调节和政府干预，还面临着国际调节。经济法价值实现不仅仅是在国内的实现，同样也要在国际环境中实现。因此，实现经济法价值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构建——演进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和对社会与经济的回应性，发挥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实现经济法干预经济和规范干预的内在价值，保障社会效率和公平。经济法价值的实现需要从主体和客体等方面来保障。主体的观念和行为对经济法价值实现意义重大，不能获得主观心理认同的法律，难以真正有实效。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与市场经济伦理有着较大的差异，也存在可以沟通的基础，塑造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伦理，是经济法价值实现重要的主体观念保障。客体的构建完善则更为直接的保障经济法价值能够成为现实。除了完善相关制度外，物质形态的技术和非物质形态的技术保障作用也十分明显。没有一个可供操作的方式方法，制度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转化为法的实践。另一方面，价值实现的过程是现实的，并不总是恰到好处的，当法的运行与它的价值发生偏离时，需要对法的运行进行调节，矫正运行中偏离的部分或不足的部分。经济法价值实现的矫正机制就是针对法的运行结果或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调整，保证法的运行与法的价值方向一致。如果说价值实现的制度保障、主体保障和技术保障是对价值实现的过程的作用，属于事前调整，那么矫正机制则是对法的价值实现结果或可能的结果进行调整，属于事后调整。反馈机制、奖励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共同组成经济法价值实现的矫正机制，保障经济法内在价值的发挥和外在价值的实现。

四、结语

经济法的主导性价值和保障性价值是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二者缺一不可。对经济法价值的认识，其实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辩、试错、纠偏的过程。但是，在经济法中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在上面讨论的种种价值，我们是否可以找到这些价值存在的“价值证据”，其效力如同证明电磁存在的“观察证据”那样令人确信无疑。法律价值的选择具有辩证历史性，法律价值的具体内容彼此有互补和依存性，价值体系本身的位阶又不是凝固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法律运转环节或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相应地做出各异的价值选择与组合。因此，对经济法价值的认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和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因此，在金融危机后期和国内处于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作为最具有回应性、开放性和现代性的经济法，其价值应该定位为主导价值和保障性价值，并实现二者的统一。同时更应该充分重视其价值的实现。其实现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要注意在经济法律体系中，协调不同位阶、不同内容的法律，使其形成一个逻辑一致、内在统一的规范体系，从规范和制度上保障经济法价值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应当随时把握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使它能够真正起到干预市场、矫正失灵、回应效率的作用，满足主体对经济法的价值需求。简言之，经济法价值的现实性与可实现性需要经济法价值实现的保障机制和矫正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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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篱.经济法价值初论.现代法学，1994.4.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10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篇11

法律作为人类在成长途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和重要选择，其理念、价值、制度、意识等，曾历经无数次大小不一的“重构”。其中，主要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经济法，曾带来了整个法律———从法律理念到法律制度的一次重要重构与创新。

囿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法的新兴，同样会产生法律系统的“排斥性”问题———从认识框架到具体制度的重构，从传统到现代的理念创新，必然会带来些许阵痛，而止痛的良方妙药，则是传统法学观念的转变，是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整体性的大规模重构：

①一次发生在1992年之后，重构的目标是寻找经济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使经济法的制度和理论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另一次则发生在2002年以后，重构的目标是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均发生巨变的情势，有效确定经济法理论的法理基础，以全面实现经济法理论的内在自足。

两次重构的目标的变化，反映了经济法理论正在不断的创新中走向成熟。第一次理论重构，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而且也得到了相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②目前，第二次理论重构业已启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开始的，并力争在第一次理论重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

要重构经济法理论的大厦，必须考虑一系列问题，尤其要注意全面创新。各国的经济法理论尽管有其相通之处，但毕竟又各异其趣，因此，中国经济法理论“大厦”的重构，必须考虑地质条件、气候特征等具体国情，要考虑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的基础、结构、材料、造价、风格、协调性、稳定性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并进而推动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给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打下了特殊的烙印。立足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是最有可能对世界法学和法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域之一，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解决好许多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超越传统法学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发蒙未久，制度传统并不深厚，而理论上却聚讼纷纭。要解决诸多理论争议，抱守传统法学理论，并依此来削足适履，必然与事无补。事实上，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已对传统法学理论有诸多突破，①但对现代法缺少了解的人士却难以理解。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现代法学，就必须转变传统法学观念；要实现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超越传统法学理论，在解构中扬弃，并实现有效重构。只有在经济法与传统法之间，客观地厘清制度、理论等方面的脉络，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基础法与高级法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建筑风格要协调一样），才能实现整个法学和法律体系的有效重构。

可见，经济法理论的重构需要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需要扬弃传统，并实现有效超越。对传统的扬抑与取弃、继承和发展，不能仅依主观好恶，而应全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所涉传统，也并非仅是源远流长之中华传承，同时亦应涵盖一切关乎国计民生的制度文明。

第二，要引进新型研究方法。

经济法理论，通常涵盖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等诸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实难驾驭。惟有思虑得法，推陈出新，方能有效重构，实现条分缕析。倘若妙法阙如，范式如旧，则经济法研究水准自难有较大提升。因此，方法论甚为重要。

经济法之兴起，旨在解决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如若研究范式不转，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则经济法研究必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研究经济法，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非自足性，对于经济法研究根本不敷其用；要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从相关学科引进新方法。为此，人们在继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或引入其他学科的有效方法，如经济法的经济分析、社会分析、政策分析、历史分析、语义分析、系统分析、信息分析方法，等等。此外，一些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前沿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等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也已深受重视，从而使经济法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学科的交叉渗透，并显示出了特有的生机与活力。

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范文

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对基础性假设的冲击和可持续发展假设的冲击。一方面，基础性假设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主要是通过个体的投资行为对集团乃至整个经济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个体投资人会因个人的情感变化而产生一定的不理性行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这种不理性行为进一步得到强化，最终将颠覆财务管理理论中的理性经济行为模型;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假设以经济稳定发展为前提，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可持续发展假设理论则实用性和针对性有待提高，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理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有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财务要素顺序理论、融资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二、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逐步完善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充分挖掘市场的发展潜力，为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以经济人为基础，但是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成分，并且将人的非经济性也纳入其中，这将影响基础性财务假设理论的科学性。市场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和运作之中，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要在人本非理性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的有机转变，以此为前提构建相应的财务管理理论，推动新古典财务管理的稳步发展。

(二)制定科学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制定科学化的财务管理目标，设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的未来发展计划，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经济稳定下的财务管目标以提高经济的稳定性为前提，具体可细化到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实现自身经济理论的最大化，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绝大多数企业濒临倒闭破产，此时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以规避企业风险，缩减企业负债成本为基础，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入手，及时调整企业的投资计划，并对自身的发展资产进行重新的评估，实现企业负债最小化。

(三)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的排序，重组财务要素的顺序理论，为企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情况下，财务管理理论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经济为主要前提，因而其财务决策依据则是投资、融资到股利分配，但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决策方式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加大企业的负债压力。因此，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要优化配置财务决策顺序，以提高偿债能力为中心进行相关活动的有效扩展，实现企业的经济复苏。

(四)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健全金融投资的相关理论，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进行综合性考虑，考虑到多种投资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顾及其投资成本，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时期，个体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较为强烈，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实现先股后债。在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不同股利结构的企业其支付方式也不尽相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制定相应的股利结构管理理论，并完善法规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五)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时期，要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进一步完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为金融危机时期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性发展思路。在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投资者的目标则是实现了由经济利益的提高到规避风险最大化的有效转变，因此，在在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当中，要以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为基础，并以此为理论构建的方向，确立套利定价理论的地位，更好的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服务。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