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发展史范例(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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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1

关键词史学素养三史课堂范式建构

一、基于教学实践的反思

美国学者波斯纳提出: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只有经过反思,才能使原有的经验不断地得到提升,才能形成新课程理念所要求的先进的教学观念,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走出封闭,才能使自己的教学更有效。在课改的不断前行中,历史教学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在有些地方的历史课堂上仍然大量存在课上照本宣科,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方法单一,流于形式,下课逼着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大部分学生对历史学习认识不足,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最终不能实现历史教学的任务。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现象启发我们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来反思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

1.历史教学的应然要求

“应然”指的是应该的样子,比较理想,按照人类的理想价值所呈现的。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位的概念是课程,我们要考察课程必定要涉及学校的培养目标进而谈及国家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版)》等部级的文件作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和要求。

通过对上述文件的认真学习,我们发现国家层面对历史教学提出了美好的愿景和更高的要求:历史教学应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将正确的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增强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逐步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2.历史教学的实然状态

“实然”则是事实呈现的状态,是说事物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不同于现实性(现实性指其有合理性和客观性)。历史教学的实然现状必须予以考察,这是问题研究的起点,那么我们的教学现状究竟如何呢?如何来考查呢?实效的方法就是课堂观察和教学评价。通过视导和教学观摩,综观当前中学历史课堂,还存在一些亟待重视的问题,诸如或重于历史知识讲解,而无视史料的研读和史感的体悟;或浮于史料解析,而忽略史实的掌握、史料的理解和史感的熏陶;或流于史论说教,而脱离史实和史料,抹杀了史感的感染、感动和感化特性。[1]

3.寻找两者最佳结合点

历史课程应然要求和历史教学实然状态两者之间的差异或错位激发我们探寻历史教学的新范式。我们认为课程改革走内涵发展之路,就是充分发挥学科的教育价值功能,高效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从学术历史学的视角看,中学历史课程的史学素养包括现实意识、证据意识、问题意识、融合意识和分层意识[2]。这五种史学素养的发展,最终落脚于客观史实、多维史料、丰富史感(史感,即情感态度价值观,具体表现为感觉历史发展变化,感受历史发展情意,感悟历史发展真谛)。依托精选的学习内容,设计科学的学习流程,优化课堂教学结构,以促进学生史学素养的有效发展,应是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基于反思的教学范式构建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到积累知识、再到理解历史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就是一个由史实到史料,再到情感态度价值观和最后转化为学生行为的特殊的认知过程。基于史实、史料、史感三个因素和史实、史料两个子过程的历史课堂,我们称之为三史课堂。

1.史实学习

史实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内化史实的循环过程。历史学习中的史实,决定了教学史料的选取范围。课堂教学中研读的所有史料,都必须依托于史实。史实还是史感的发源地,一切情感态度价值观领域的学习目标的达成,都必须源于史实。因此,史实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课堂教学中的史实教学,一般包括以下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1)感知史实;(2)形成结构;(3)记忆史实;(4)同化顺应。[3]以北师大版《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为例。

第一步:把课标内容具体化,以三道填空题形式呈现,让学生明确学习的核心内容,这是感知史实。

1.1938年春,日军进攻战略要地徐州,在_____的指挥下,激战_____,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观看“台儿庄捷报”视频,进一步感受激战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2.1940年8月,八路军在____等指挥下,先后共出动100多个团约20万人,在华北2000多千米战线上向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史称“________”。

3.人民音乐家________拿起笔做刀枪。创作作品《_______》,对中华民族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画家_________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并多次举办画展资助抗战。科学家_______勇于创新于1940年发明____________,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

第二步:揭示核心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学习内容,把课标内容线索化(动态化)。这是形成结构。

第三步:指出记忆技巧,总结和使用记忆方法,让学生形成有效记忆的习惯化。这就是记忆史实。

通过这几个步骤,学生不仅了解核心史实,而且通过记忆和结构加深了对史实的理解,为史料的解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史料研读

史料的学习过程即研读史料,是一个理解史实和提升境界的过程,它处于整个历史学习过程的核心地位。理解史料,判断史料真伪,运用史料证明史实的客观性,说明史论的视角,拓展视野,感悟做人原则、生活态度,提高生命境界等,是研读史料的主要任务。课堂教学中的史料研读,主要分为泛读和精读两种类型。概而言之,研读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前后相承的五个环节。[4](1)齐读;(2)找关键词、关键句;(3)表面意思;(4)深层意思;(5)感悟。以北师大版《辛亥革命》为例。

主题一――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材料一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孙中山

材料二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临时大总统誓词

问题:

(1)据材料,孙中山政治革命的目的?他认为政府的宗旨?

(2)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与宗旨,孙中山进行了哪些重大的政治实践?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一说孙中山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体现伟人哪些优秀的品质?

设计意图: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立足于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论述,让学生认同伟人的伟大之处,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努力拼搏。

步骤:

1.交代史料与史实的关系(预设史实:同盟会成立、《民报发刊词》、《临时大总统誓词》)

2.解读五个方面

(1)齐读史料。

(2)使学生说出关键词的含义。

(3)根据史料说出主要内容。

(4)跳出史料的内容来看史料出现的背景和作用。

(5)得出认识――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要登上历史舞台了,使学生认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3.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材料一中“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举史实来说明孙中山是否践行了他的主张?孙中山说到做到,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落实于行动,不计个人名利,让位于袁世凯。

4.小结,揭示主题

联系现实,说出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学习孙中山为自己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操。

3.史感形成

史感,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历史课程能吸引学生全身心地投入,主要依赖于史感。历史课必须有史感,但不能作为教学环节加以强化,仅仅是对历史的感悟熏陶,从老师来说是一种点拨,历史课不能上成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尤其是初中,史感只能是暗含的指导教学设计、选择史料的指针。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史感,通过每课确立的学习主题来实现。学习主题是课堂教学的灵魂,一节课中学习资源的整合、学习程序的设计、学习方法的选择和学习内容的编排等,都须围绕着主题展开。在课堂教学中揭示主题,是增强学生史感的常用手段。如《辛亥革命》的学习主题可确立为:感受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三、实践形成的初步成效

1.初步建构了促进史学素养发展的教学范式

2.三史课堂的教学细节图

3.促进了学生史学素养发展

衡量史学素养培养策略效果的唯一指标,就是促进学生发展效益。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逐步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初步理解历史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并尝试体验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样的课堂教学服从于学生发展,服务于课堂教学效益,有利于高效提升学生的史学素养。

4.提升了教师专业素养

这样的历史课堂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重视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重视学生成功与发展的经验,倡导新的教育观念,激活了教育实践的历史教师。无论是对课标的精准解读,还是对教学主题的确定;无论对史实学习的指导,还是对史料研读引导;无论是对环节过渡语言的安排,还是对主题实现的总结等。这样的课堂要求为历史教师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大批年轻的历史教师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

当然作为一种历史课堂教学实践尝试,本身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课标解读的精准度,史料选择的典型性和数量的标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在此我们仅作抛砖引玉,以期大家对历史教学改革的共同关注,为历史教学改革献言献策,进而推动历史教学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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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俊利.基于实践的中学历史课程反思.教育研究与评论,2009(11).

[2]刘俊利.学术的历史学与中学历史学科素养.连云港教育,2010(3-4).

[3]刘俊利.史学素养一种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视角.教育研究与评论,2011(3).

[4]刘俊利.史学素养一种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视角.教育研究与评论,2011(3).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2

社会结构是剖开历史时间“质点”而显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因素共时互作用与历时性流变转化状态的内在统一。这种交互作用使诸因素相互影响并改变它们自身及其交互作用的状态,共时互作用实质上是历时性转化状态,而时间则蕴涵着交互作用状态转变的本质内容,社会结构变迁的本质是历史时间流变,其发展寓意是流变着的历史时间对人类活动的不断整合。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变迁;历史时间

什么是社会结构?社会学倾向于用经验方法解释社会结构。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结构是对社会状态的一种描述。“描述社会结构的框架,每个学者各有不同,各有侧重。”有的学者倾向于“从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群体结构、城乡结构等多个方面”描述社会结构。[1](P1)埃米尔·涂尔干认为一群人组成社会并协调一致是通过“机械关联”和“有机关联”两种形式实现的,“机械性团结特性的社会结构”“是由许多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有机团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是“有自己特殊职能”的“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2](P142)。卡尔·曼海姆从“心理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发展与社会过程”的关系的角度,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的构造,他主张通过塑造“新的人格类型”,“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改造“社会结构”[3](P13,181)。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则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从具体的行为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以经验资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结构”。实证主义主要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结构,在他们看来,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的多次重复,使主体一次次地积累经验,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上述各个学派合理地把社会结构看成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存在物,但总的来说这些认识基本上从现象的层面看待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静态的存在。不过,卡尔·曼海姆试图把社会结构归结为一种可以“塑造”和“改变”的心理的、精神的构造却看到了社会结构的能动性。他的这一思想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无意识”地存在于人类脑海深处,脱离于客观事物而独立起作用。“无意识”则是一种使散乱的心理因素结构化的先验的理智能力。他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定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只是社会关系的模型,社会关系只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真正的社会结构是人们所不能认识到的,是需要经过人类学家进行分析和概括才能察知的模式。因此,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表现混乱的现象中拨开表层结构的迷雾,揭示社会文化表面下所潜在的“无意识结构”,看到其深层次的秩序。在研究方法上他倾向于用“共时性研究”的方法,主张把握事物的整体性特征,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解释整体的部分,要从可以观察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表面向下挖掘那些被人们忽视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的“共时性结构”,从而毋须将人类社会置于时间顺序、置于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因此,被纳入他的研究视野中的是一个排除历史影响的“无历史的社会”。结构与时间无关,一切现实的,具有多样的历史事件,都是不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表现。一切现实的历史事件,都是不变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表现。

撇开他把社会结构看作脑海深处的无意识的先验形式的意见,列维-斯特劳斯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内在性方面,并把社会结构作用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斯密特在批判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用“无历史的结构”解释马克思主义时,认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历史科学具有历史—结构的双重特性。他说:“对马克思来说,在方法上研究完成的结构对研究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的既定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对理论的建构是不相关的。”[4](P120)斯密特关于“历史—结构的双重特性”的观点对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我更倾向于把结构看作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这也是我关于社会结构认识的一个核心问题。

社会结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存在,人们在活动中形成了客观的社会结构,而且认识社会结构对于探究社会发展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结构,限于个人的学术眼界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我的确难以给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在此不能不对此问题作出如下概括性的说明:

社会结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与流变转化的状态,是历史过程中的共时互作用与实践活动中的历时性流变转化的统一。所谓共时互作用,指相关于人的活动的全部因素,包括已有的和正逐步地出现于活动中的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活动,这些因素就其内容来说涵盖于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个方面;所谓历时性流变转化,是指前述共时互作用中,由于其作用着的诸因素在相互影响中不仅改变自身的状态并在改变自身时也改变着相互作用的状态,而且总体上使交互作用的状态处于转变不断发生的状态之中。从而,时间在这里便有了历史的涵义,它首先具有一种交互作用的素性,其次反映着交互作用中发生状态转变的本质内容。因此,具有历史内涵的时间,即历史时间是社会结构的本质。

这个说明反映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社会结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人的社会性存在,就表现为人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P71)人们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为了生存必然要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人类总体的行为,一方面,不论其发生在何种条件下,实践活动总是按照人类行为的方式产生自己的目的,支配实践活动的观念、文化等也是人的,在实践活动中所运用的知识和进行思维的方式也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的创造物,不论是实物形态还是观念形态,都是以人为前提并作为人的活动的前提而存在。因此,人的生活过程既是实践的不断发生的过程,又是人的历史通过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的过程,从而“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便是实践的与历史的统一。同时,我们看到,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过程中,不仅在与以同样的目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发生联系,使得“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6](P23,18-19)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而且在实践活动中同人的创造物(观念的或实物的,过去的或现在的)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相互作用便借以超越外在时空而通过人们历史活动的内在关联而联系在一起,使得“共时性”的存在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

其次,社会结构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内在统一。所谓共时性,是指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一种状态,“一切实体,就其能被知觉为在空间同时并存的来说,都在彻底的交互作用中”。[7](P245)结构是共时性的,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结构的共时性特征,他认为“体系”(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个术语)的规律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有联系的”、“相互依存的”“系统”。[8](53)关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问题,有一些学者从结构与历史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皮亚杰主张结构有萌芽、有历史、有功能;戈德利埃指出结构与历史性转换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说明,要弄清诸结构之间的结合模式怎样在所结合的那些结构的一个里面引起占统治地位的功能,那么结构分析必须同历史性的发生学转换作用紧密联系起来。这说明结构不仅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就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为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32)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中,从一定的思想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看到了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看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方面,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社会结构诸因素既处于同时并存的共时互作用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说,“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社会的过程”,这无疑又是说社会结构诸要素处于历时性的变化状态之中。实际上,社会结构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的思想已经充分地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实事上,所谓“共时性”的含义实质上就是“在相互作用中”,所谓历时性则是交互作用状态的“过程性绵延”。这样,“在交互作用中”也就是在“过程性绵延”中,而“过程性绵延”内在地就是一个“交互作用”。

再次,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是历史时间。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社会结构,使诸要素整合为社会结构的内在根据只能是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所要把握的是“社会结构运动的本质”[10](P71)。但是,这里的历史时间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一个关于结构诸要素交互作用的质性范畴,是交互作用着的过程性绵延。历史时间反映着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历史过程质向变化的内在尺度。“时间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绵延”,它是“决定着构成经验并与生命组织息息相关的种种要素”[11](318)。康德认为,“时间是不能独自被知觉的”,在时间中“而且作为它的确定”,“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性才能被表现”。[7](P222)从康德那里使我们更加确信,时间是体现着结构性状态存在着的事物内在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的一种质性范畴。这种相互作用和过程,在人类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人们当作历史转折的内容和发展的节奏予以把握。信奉神性观念使得历史过程的内容无不被宗教思想所左右;各种礼节仪式所体现的准则,或决定着主体生活的节奏,或则使灵魂世界有一种“超越”感。狄尔泰最初提出了历史相对论问题,他把历史时间归属于人类的内部经验,用人的“感知”、“体验”抽去时间赖以存在的客观质料。由于“精神生活的结构在其自身心中包含有所有历史过程的纲要”,因此人们时间的经验中会产生“或快”“或慢”的不同心境,“而历史过程则是从人们的相互作用中发源的”[10](69-70)。哲学家斯宾格勒对历史时间作了非理性的理解,在他那里,“历史时间”被解释为“容器”和“命运”,“时间”和“命运”“不能”“自生活经验中分离出来”,“直觉地使用”它们将触及到“生命本身”“最深刻的深度”[12]。上述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解,撇开扬弃其中的主观形式或具体内容,都在以不同的角度从人们活动的方式与存在的状态中揭示了社会结构。事实上,历史时间是一个实践的哲学范畴,由于实践活动,使人们社会互作用状态呈现着绵延着的转变状态,而这种转变着的状态便以历史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便使得历史给人以某种节奏感。因此,历史时间伴随着社会历史出现,以反映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水平的方式揭示人们在社会性活动中形成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构形态,并以这种交互作用为质性内容的社会结构反映历史进程的本质。历史时间所把握的是人们社会性历史活动交互作用状态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以过程性流变转化绵延着结构互作用充分地体现着历史时间的本质与历史的质向运动。从而,历史时间的本质便显现为历史主体从对历史时间的内在领悟中自主地能动地构造着重大的历史节奏与历史过程的整体性联系,从而社会结构也便在历史时间的质性构造中消遁在错落于内在时间的文化模态中。于是,历史也便淹没于万花筒般五彩斑斓的幻像中。

社会结构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所派生出来的。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发生着物质形态的交互作用,而且发生着观念形态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是一种超越外在时空条件的作用,尽管外在的时空将人类文明分割成为业已完成的或行将到来的或正在创造着的不同部分,但它们都在统一的、反映着质性内容的历史尺度下统统被整合为同一历史时间中的交互作用存在,构成为社会结构的形态。譬如说,某种观念形态,或某种具体的文明创造的历史活动,虽然可以在纪元年代上形成发生于距离我们21世纪相隔许久的一个时段,然而,倘若它依然在作用上影响着或在内容上体现着我们21世纪的文明创造的实践活动,那么这种观念形态或具体的文明创造的历史活动,便在历史的坐标上与我们共处于历史时间的相同阶段上,因而也便与我们共处于同一种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变迁实质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由于不断的历史创造活动改变着交互作用的存在状态,使交互作用状态处在绵延着的历史时间发生质向转变。这样,社会结构便由于人们实践活动不断赋予历史时间以新质的方式发生着变迁,社会结构变迁也便体现在历史时间的变化之中。

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结构变迁表现为渐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它们分别与社会以平稳发展的量变运动和以转折发展的质变运动相对应。在一般情况下,构成社会结构的诸因素往往处于相对均匀的转化状态,而反映其内在结构质态历史时间则相应地处于绵延着的状态,这时社会发展也便处于相对平稳发展的量变运动阶段。随着社会结构内部诸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方式的变化,固有的社会结构状态无法统摄其诸构成要素状态及其变化,这时社会结构将发生状态激变,而此时的激变使原先平稳过渡着的绵延阶段被急剧地压缩,使得社会结构在其状态激变中以无穷大的速率和无穷小的过渡时间完成。这时,社会便处于以转折发展为特征的质变运动状态。这便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过程及其社会发展的外在表现。

OnEssenceofSocialStructure

Abstract:Themainpurposeinthethemeistofathom“theimpliedmeaningofdevelopment"fromtransitionalsocialstructure,whichprovidesusauniqueperspectiveofthesocialdevelopment.Essentially,socialstructureis“diachronictime"whichstemsfrommanyfactorssuchaspoliticeconomyandcultureinteractingeachother.The“diachronictime”isatermwhichsubstantiallyreflectsavariationalandevolutiveprocessofthehistorydevelopment.Thechangecausedbythoseinteractingfactorsisthe“transitionalsocialstructure”.Itwouldbepossibleforthesubjectivity?themanwhoactinthehumanactivitiesofall?beconsciousofselectingthefieldorrealmintheirhistoricalactivitiesifwescanthehistoryprocessfrom“transitionalsocialstructure”.

Keywords:socialstructure;transitionalsocialstructure;diachronictime

参考文献

[[1].参见陆学艺.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德]斯密特.历史和结构[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张雄.历史转折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3

一、通过党史学习,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尤其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

学史明理,就是要明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我们深知要弄明白一个道理,必须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三个维度把握。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历史逻辑明晰其中道理。通过对党的艰辛历程、辉煌成就、历史经验、优良传统的学习,达到了一通百通、一明百明的效果。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接受马克思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史明理上,我聚焦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持守卫绿水青山的定力,心无旁骛地保护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措施,使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深刻领悟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系统观寻找生态治理之道,打破行业内条块的分割,推动治理模式从“单系统单要素”向“全系统全要素”、从“各自为政、单兵作战”向“统筹协同、集团作战”转变。

深刻领悟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增强保护修复生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责任担当,把生态为民、生态惠民贯穿于林草生态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让造林绿化、草原保护修复、自然保护地建设成为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切实增强老百姓的绿色获得感、生态幸福感。

二、通过党史学习,进一步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尤其是建设美丽四川的担当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了14个省份、翻过了18座高山雪山、跨过了24条大江大河,创造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可以找到千百条理由,但归根结底是信仰、信念、信心的伟力使然。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坚守信仰、怀揣信念、充满信心,艰辛奋斗、排除万难、铸就辉煌的历史。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到“愿拼热血卫吾华”的英勇奋斗;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悔,到“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的默默奉献……我们从中感受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心有所信的力量,汲取了营养、增添了动力,更加树牢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信心。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建设美丽四川,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美丽中国的最直观表象是绿水青山、鸟语花香,这要求林草行业抓好生态建设,增强森林、草原、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力度,做好国土增绿、增彩和增香工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建设完备的生态系统、发达的林草生态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就是要高质量的建设和发展林草生态文化,加大林草社会宣传力度。

三、通过党史学习,进一步滋养了传承红色基因的党性品质,尤其是弘扬林业精神的自觉

精神是大德。通过学习百年党史,我们深刻认识到学史崇德,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鼓起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共产党人付出艰辛努力、展现道德风尚、铸就精神品格的历史,由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以河北塞罕坝、甘肃八步沙、内蒙古库布其、山东原山林场等为代表的林业精神,是我们党精神谱系构成成分。几代林业人扎根林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孕育出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使命至上、艰苦创业、崇德兴仁、自强不息的“原山精神”。这些精神财富凝聚着林草人的品格,展现了务林人的风采,是新时代林草人书写保护修复生态、建设美丽中国新篇章的强大动力。

崇德贵于践行。立足新时代和新使命,林草行业要弘扬好“塞罕坝精神”、“八步沙精神”和“原山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保护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为抓手,以建设绿色、科技、智慧、文化为内涵的现代林草为目标,严格保护森林资源,切实发挥森林、草原、湿地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的中坚作用;大力培育森林资源,切实发挥国有林场林区、各类自然保护地在国土绿化和木材储备中的带动作用和在科学利用森林、湿地和草原资源,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四、通过党史学习,进一步厚植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尤其是生态为民生态惠民的情怀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4

一、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的话语前提

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不应拘泥于康德及黑格尔对人类发展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应仅凭马克思论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具体语境。有关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的历史前提。从中不难看出,这种历史前提包含三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即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施蒂纳纯粹个人主义哲学的考证及马克思本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

通过仔细研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的副标题来看,“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指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用“我们都是人”来抹杀人们之间的阶级区别,推崇抽象人性论。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爱不具有“普遍性”,剥削阶级绝不可能“爱”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也绝不会“爱”上剥削阶级。“彼此相爱”、“普遍和谐”在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能实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主义才能得以实现,绝不可能通过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彼此相爱”而实现。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真正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人们的普遍的爱了。

因此,它不是向无产者,而是向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呼吁,就是向抱有博爱思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或哲学学徒呼吁;它是向一切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呼吁”。所以,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同时,针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从逻辑发展上看,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首先是基于对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通过批判麦克斯施蒂纳纯粹个人主义哲学,论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作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施蒂纳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真理。所以“我”(个人)是世界的“唯一者”,是万事万物的核心和主宰,凡是束缚“我”的东西,如国家、上帝、法律、道德、真理等都应抛弃。为了“我”,“我”要把一切都当作自己的所有物。由此,施蒂纳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个人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将他提出的应该以个人作为实现历史的唯一主体的思想转换为对现实的人及人类历史发展关系的科学阐释,即在历史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与个人实现解放的程度正向相关,个人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个人精神财富,由此,共产主义革命将把单个人的活动,转化为对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

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对德国“真正社会主义”和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进行彻底清算,有赖于他早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散见于其当时所写的众多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这些著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直接论证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显然,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力对人达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详细论证了经济关系在无产阶级实现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讨论了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从而奠定了其世界历史理论视角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的基石。

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人的发展形态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面展开和经济学革命的基本完成,为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构建了人的发展的三形态论,在此理论框架中,他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关系作了完整论述,丰富和进一步发展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作了如下经典描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104

由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可知,人的发展具有多重历史性,既有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又有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条件下“物的依赖”,还有共产主义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本文将侧重阐释“世界历史理论”语境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与人的发展的第二、三个形态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的依赖”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包含在第二大历史形态中。在此形态里,人成为“物化”的人,物的依赖,一方面使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人的整体的能力全面得到提升,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生成,促使人开始向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人转变;另一方面,人的个体的能力得到片面发展,造成人与自然、人与活动、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等一系列关系的紧张,又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使用“普遍”这个词语,来形容他所预见的未来社会,如普遍的劳动体系、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普遍有用性等,来描述社会成员必须利用资本破坏之前一切社会阶段的对人类地方性发展及对自然的崇拜,才能达到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共产主义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态和最终目的。人成为完全满足需要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地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一伙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108-109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阐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对“人的依赖”的否定和扬弃,又是对“物的依赖”的批判和超越,它不仅促使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实现了历史性变革,而且还促使人性得到彻底的解放和发展。

三、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者辩证统一的方面,正确把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马克思针对人的发展做出的前景展望,即人将会达到自由、全面的境界,其实现的前提是整个人类社会行进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即便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种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状态只是一种还未实现的理想。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中生产力全面发展造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完全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从而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我们要明确“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不是当下就能实现的目标,同时,更要弄清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不是突然就出现的状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指导,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展现是一个逐步地由低到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主客观条件,如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态等条件将逐渐发展和成熟,最终促成人发展的高级阶段的到来。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1篇5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

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江苏高考;历史试题;以文证史;计量史学;心态史学;地理空间史学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5-0006-02

\[作者简介\]邱俊(1987―),男,江苏省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教师,二级教师。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是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和趋势。就历史学科而言,历史学家早就尝试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用不同的学科研究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必然影响高考命题。仔细研究近年课改区高考历史试题,所体现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色彩越来越明显。笔者尝试以2013年江苏高考历史试题为例,探讨高考历史命题中所体现的多学科交叉渗透趋势。

一、以文证史,多元文本解读历史

文学和历史学同根同源,在发展的过程中紧密相连,互相影响。文学作品是某一特定时期历史生动形象的反映,包含大量补充、证明、解释历史的信息。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兴起,他们认为“文本性是每个人的历史的操作条件;要想像某种非文本的历史是不可能的。过去留给我们的材料必须‘在当时它所产生的语境中被解读’”。\[1\]诗歌、散文、小说、歌谣、神话、民间文学,甚至口述文学等文学作品都成为史学研究的文本,高考突出对这些文本做出史学情境解读。2013年多种文本进入高考历史命题的视野,涉及诗歌、小说、民谣、话本等。江苏卷4和6题选取清代《望江南百调》和《京华百二竹枝词》两篇文学作品作为文本材料,要求学生能够获取文本描述的历史信息、分析文本创作反映的时代特征和判断创造者的认知和态度。

表1中国轮船统计

年份船只吨位

其中千吨以上船只

船只吨位

19281352290791117213482

19302792415447138247969

19323456577257178342211

19353895675173208461812

《望江南》是传统的词牌,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成为历代咏诵江南地区社会面貌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载体。该词反映清代扬州地区盐商的生活场景。盐商由于垄断盐业贸易,积累大量财富,同时盐业贸易也推动扬州地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繁华。扬州盐商成为诗歌咏诵的对象,本身也说明作者自身情感色彩和所处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

竹枝词是以吟咏各地风土为其主要特色的文学体裁,对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这一材料在高考历史命题中频繁出现。本题材料中《京华百二竹枝词》形象展示了近代北京地区报馆林立、报纸发行多,而且肯定了报纸开启民智的功能和作用。最有趣的是通过谐音双关的手法指出报纸宣传“大同”等维新变法思想,表达作者鲜明的感情倾向。

二、计量史学,多种图表呈现历史

当代史学的特点之一是计量革命,历史研究者试图把史料置于可计量研究范围之中,运用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试图客观说明历史变革和发展的进程、结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是大大推动这一历史研究趋势。在中学历史教学和测量评价中,数字和表格使历史得以直观地呈现,有利于学生学习情境的构建和能力素养的提高,因此成为历史高考命题中一种常见形式。2013年江苏高考试题中有四道题目的命题情境以数字图表方式呈现,基本上囊括了几种常见的图表形式,旗帜鲜明地体现高考命题这一趋势。

四道题目运用了四种常见的图表。8题是一个单纯历史数值的列表,要求学生能够比较不同项目的具体数值从而认识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化,进而分析导致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带来的影响。学生从表格可以得出1928―1935年中国的船只数量、规模有较大发展,其中千吨以上大船占有重要地位。结合时间要素,可知是受到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促进。12题是一个簇状柱形图,这种图表强调不同类别间的值比较。题目中,从1990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无疑得益于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完善。

图21978~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

三、心态史学,内心深处理解历史

20世纪历史学研究大量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心态史学就是历史学和心理学相交叉发展的成果。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简而言之,心态史学关注历史全体和个体的心理状态及其对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2013年江苏高考尝试从心态史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解读史实是试卷的一大亮点。

2013年江苏高考创新地以心态史学角度来观察和解释历史,创造新的设问情境。22题从民族凝聚力来分析影响抗日战争的因素,实质是关注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群体心态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而23题明确关注经济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中罗斯福的心理和人民的心态,强调民众信心提升对于渡过经济危机的客观作用。高考命题中从多角度设置问题情境,不单纯是一种新的史学观念的介绍,也引导考生多角度看待历史问题的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四、左图右史,地理空间历史认知

关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史学界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自然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物质生活必要和经常性的条件。现代西方年鉴学派在史学研究中强调历史长时段的架构,看重地理环境对人文社会的深远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突出,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关注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电子信息技术进步(如GIS技术和图像资料运用)使得地理空间成为历史研究在继承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新的途径和手段,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研究内容。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安克强接受上海《文汇报》采访就认为:“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s,地理信息系统)并不是历史学研究中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到研究方向和路径的关涉到想象力的技术。”\[2\]2013年江苏高考历史20题从地理空间角度来重新审视地图在历史学科的运用。

图4被占领的德国1945~1949年

地图是以形象的符号表示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空间分布、相互联系与动态变化的图形,它把广阔的地理空间缩变成可视的准平面,把丰富多彩的地理环境浓缩成为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图形语言。\[3\]虽然传统史学研究一直重视地图的使用,但本题从创新的角度展现了“地图是展现前人活动与地理空间结合的重要史料”,把人类历史活动纳入到地理空间中考察,颇具新意。地理空间既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和平台,自身也是历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史学观念的继承与突破,也是对今天史学研究趋势的一种呼应。

参考文献:

\[1\]张仲民.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J\].东岳论丛,2004(4).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高中历史情感态度价值观建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是高中历史教学新课标的基本维度,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置于教学目标的核心地位,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从总体上讲,在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建构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对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适应当今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历史教学过程中,影响学习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因素使多重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中历史课堂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理念仍没有完全有效落实。因此,教师应有意识、有目的地将这一目标贯穿到高中历史教学中去,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形成和完善自身的人生态度、良好品德、价值观念等。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建构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意义

情感是人对现实对象和现象是否适合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态度是一种相对持久的、肯定或否定的内在反应的情感倾向,而价值观则是在情感信念和情感态度基础上形成的高级社会情感。[1]新课标将高中历史教学的核心教育功能定位于建构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取代了传统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思想教育的功能。事实上,建构高中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在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既包括了思想教育功能,又丰富了思想教育功能,使高中历史教学目标变得更具体,更具有人文内涵,更进一步强调了对学生内心体验和心理情感倾向的关注。这对于满足学生情感方面的需求,培养学生的人生境界、人生态度、高尚品格、社会责任感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未来力量,一定要注重综合素质和修养的提高,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

二、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现状分析

历史是一门知识性和思辨性都较强的课程,既承担着学习历史知识的重任,又肩负着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建设和思想境界塑造等功能。然而,从目前高中历史的教学实践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落实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受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部分教师仍把历史课程看作传授历史知识,认识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工具,对新课标蕴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的功能没有准确理解,甚至简单地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建构等同于思想教育,这种片面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展开。

2.教师自身素养不高,教学方法滞后。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教师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能量以适应现代教学需要。然而,部分教师仍采用过去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即使有一些情感色彩的历史教学,也只是形容词的堆砌,这种机械、灌输性的教学方法严重挫伤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不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是通过考试的方法来测评学生,学生考试的成绩也相应地成为考核教师的标准,这种考试制度本身不带有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测评,无疑也影响了教师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学生在此方面的能力必将严重弱化。

三、实现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最优化推进的路径

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优化推进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关系到素质教育开展的成果,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结合实践,保证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最优化推进。

1.正确认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这一教育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有序的心灵连续体,构成了人的情感世界,丰富的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是学生学习、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学组织的内容、方法、目标都要以其为着眼点进行,要把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基点。

2.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及时更新教学方法。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必须具备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思想情感素养。而当前的历史教师大多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原来固有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需求。所以,高中历史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完善和丰富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情感,从而担负起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建构的重任。

3.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考评体系。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教学目标的评价标准具有特殊性,它兼情感、意识和行动于一体,而不仅仅是知识和语言的表达,虽然它可以通过知识的学习来培养,却不能通过对知识的测评来检验。[3]因此必须采取多元评价方法,把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有机融合,形成科学合理的综合性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建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反思,使学生的人格、品德、境界等得到进一步升华和完善,成为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宋玲.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J].教育导刊,2007,(5).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1篇8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自我意识”的历史,世界历史理论则是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方法论原则。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关于世界历史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和人类活动的产物的唯物史观思想。“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②也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主观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而是物质的,是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的活动的历史。

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而又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③随着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资本趋于集中,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国家之间的壁垒被打破,普遍交往逐步建立,历史开始走向世界历史。笔者认为,从地域上看,所谓世界历史是指突破民族界限,国家界限,地域界限,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的普遍联系建立;从时间上看,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在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之后,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以后的着作中,马克思不断地对人类历史进行总结,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展望未来社会的图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完善世界历史理论,并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集合起来。

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文章很多,有关于文本考证的,也有就相关内容进行论述的。近几年的学术文章主要有,韩立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四个问题》,梁树发的《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叶险明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科学的世界历史发展图式的方法论功能》,王学川的《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胡为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后果》,夏昌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专题研讨》等,但专门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集合起来研究的文章还没有,本文主要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文本,结合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而概括两大历史进程的共通性。

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致性

世界历史始于何时,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可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而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源于西欧的现代性向全世界强行扩展的结果,它本身属于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内在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描述的是个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逐步加强,并最终完全融合,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总结。”④回顾整个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伴随资本的全球扩张,人类交往开始打破国家和地区界限,世界性普遍联系建立,世界历史开始形成。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一)二者形成的共时性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是由东方的中国、印度等向西方延伸,世界历史也源于文明中心的转移,由东方向西方演进。而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活动基本上是一国范围内或区域范围内,相互交往不是普遍的,或者说,至少没有大规模的国家间或区域间的商业或贸易活动。那么世界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当然也不会有世界历史。自从资本主义之后,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资本集中并向全球扩张,许多民族被迫卷入全球化浪潮,各民族的相互联系、交往频繁,世界历史得以形成,随着普遍交往的建立,世界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从历史维度来看,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演进具有一致性。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三个阶段。而世界市场的建立则意味着历史开始打破地域界限,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人类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在全球的渗透和扩张,开始迈向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开始意味着世界历史拉开序幕,而且预示着无产阶级的诞生。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⑤纵观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活动因狭隘的民族地域形式而被分割开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因而是不可能形成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因此,具有地域特点的民族历史和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是有根本区别的。“世界历史是源于西欧的现代性向全世界强行扩展”,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开始于资本主义向全球推行其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

(二)二者有共同的物质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有共同的前提———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联系建立。没有科学技术的革命、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普遍交往的建立,是不会有资本主义产生和世界历史形成。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⑥更近一步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⑦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生产力发展在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其一,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普遍交往建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叙述了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第一个时期是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新航线的发现,世界交往频繁,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商业和航运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第三个时期,“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⑧在此基础上,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必然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全球进行扩张!不管你是否接受,为了生存,非工业国家在强大的世界交往这一事实面前,不得不屈服,被卷入全球竞争的洪流之中。其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必然引起世界性的交往和普遍联系,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联系增多,依赖性更强,世界历史继续发展。更具体地说,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分工,甚至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更细,由此带来更频繁的商业和贸易往来。当然,此时的交往已越过国家和地区界限,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地域性的壁垒,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态势,从而,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的步伐加快。总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世界交通日益便利,国际的交往频繁,各民族打破以前的“封闭状态”,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全球渗透。

(三)历史主体的一致性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是世界历史形成,民族国家,更近一步说,资产阶级曾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二者的共同历史主体。“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例如19世纪),几乎所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为,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名义下展开的。”⑨在英国、法国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进而把国家变成资产者在国内外获利的组织形式。或者说,资产阶级强行在全球推行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得以迅速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多次谈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⑩“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显然,这里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资产阶级的推动下,非工业国家被迫调整其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政策,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以求生存和发展。从某种含义以上也可说,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导致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相互往来增多,全方位的、多层次的联系逐步加强。不仅“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全方位的,资产阶级输出的不仅仅是物质商品,还有其精神文化产品,甚至其价值观念。资本的本性是获得高额利润,是扩张。资产阶级是资本的所有者,为利润,它会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扩大商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寻找更理想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建立世界性的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3资产阶级在全球扩张、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较弱的民族国家为了生存,注定要受其支配,卷入日益庞大的世界市场,因而,也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9

一、中学历史教学强化学生生态意识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人类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生态环境,改变着自然的面貌。

1.生态环境变化对中国史前文明的影响。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三个阶段。“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的进程中,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受新生代第四纪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干燥,森林面积缩小,类人猿被迫从树栖生活转向草原生活进而直立行走并用手劳动。可见,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人类从猿到人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生态环境演变还关系到夏王朝社会的兴衰。关于夏朝亡国的原因,以往人们多注重分析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而忽略了夏末因为环境恶化、灾害频发导致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进一步加剧了夏朝的社会危机,加速了夏朝灭亡的进程。可见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史前文明有着重大的影响。

2.生态环境变化对古代中国文明中心迁移的作用。从中国古代几个主要古都的空间方位变更可以粗略地看出政治文明中心的迁移有一个自西向东的变化轨迹。秦汉隋唐,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人口最集中,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到宋元明清中国政治中心则不断东移。以前大部分学者对各朝代都城的选址迁移和建设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人文方面进行探讨。实际上,这些都市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和城址的迁移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具有密切关系。五代十国以前,中国经济文明中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内,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封建政治的顺畅运行提供了保障。但是,黄河流域的鼎盛和辉煌是建立在向大自然索取基础之上的,是以生态环境的失衡为代价的。以黄河的名称变更为例: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籍《山海经》中称黄河为“河水”,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上河”,《史记》中称“大河”。西汉时,由于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增多,有人称黄河为“浊河”或“黄河”,到唐宋时期,黄河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从“河水”到“黄河”名称的变更,反映了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史料记载从春秋战国到解放前的2000年中,据不完全统计,黄河决口1590次,重大改道26次,黄河有三年两决、百年改道之说。仅宋王朝统治的167年中,黄河决、溢、徙达165次,大的改道多达5次。(2)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后,宜农宜牧的黄河流域植被的破坏已相当严重,昔日的肥田沃土已逐渐变成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以至唐以后定都北方的王朝主要仰赖江南的粮食维系北方的生计和国家政权。北宋时长江流域占宋朝一半的经济命脉,南宋时,南方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北方。到宋元时,黄河流域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之一,黄河流域从而完全丧失了文明中心的地位。

3.生态变迁与中国古代人口的迁移和布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向(轨迹)主要有三种:一是由人口稀少的荒漠草原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迁移(内迁)。二是由人口众多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南迁)。三是内地人口向边疆迁移,大多由政府组织军民迁移,从事戍守、开发、屯田等(外迁)。如秦朝迁50万中原人去越族地区;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去。远古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的重心,人口分布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政局动荡长期战乱,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逐渐被打破。唐朝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北人持续大举南迁。于是,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也随之超过北方,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那么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哪些?我们不否认社会环境中战争、政策和人口统计制度等,对人口变化有较大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自然环境对人口变化的重要影响。以少数民族的内迁为例:中国古代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西周后期、西晋初年、宋元、明末曾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南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秦汉以来历届封建政府都曾在长城以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由于受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屯田耕地时废时兴,大量的草地、森林被辟为耕地后,又被废弃,这就使的处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森林、牧草难以自然恢复,为土壤的沙漠化和盐碱化创造了条件。长城以北地区草荒不断严重,鲜卑族吟唱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已成历史。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宜牧区线不断南移,北方游牧民族只能驱马南下,从中原汉族人手中夺取耕地。然而,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南下后,往往不是吸收农耕文化的高生产技术来发展林牧业,而是改弦易辙,使自己由游牧民族变为农耕居民,将草原变为农田,这又更加速了中国北部、西部地区土壤的沙漠化进程。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间接导致煊赫一时的楼兰王朝过早地从历史舞台上谢幕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注重学生生态意识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10

关键词:初中历史;活化;教学;动态;课外学习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2-7711(2012)08-035-1

初中历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念,促进学生认识和掌握知识,形成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初中历史教师要开展多种模式的课堂教学,用丰富的历史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现历史知识的动态化,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践。“活化课堂教学”的理念近年来被许多教育工作者所提及,而这也正是历史教学模式改革与发展的真正内涵和归宿所在。笔者认为,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应充分地利用客观条件,动态地展现历史,让学生走进历史,以优化、活化历史课堂教学,提升初中学生对历史的感悟能力。基于此,本文结合一些实例,探讨活化初中历史教学的具体做法,以供同仁参考。

一、运用动态的历史教学方法

历史发展是动态的,历史对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参考价值,人们可以从历史教学中教会学生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发展模式,将静态的历史变化成动态的历史信息。初中历史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网络高度发达的优势,将大量接触的信息转化为传播方式为图片和文字结合的视频资料形式。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教师要改变人们的认识方式,形成巨大的变化,教师不能按照过去的教学方式,以文本为主,注重讲解,让学生被动接受,教师要善于运用多种新的教学方法,因为单纯的文字信息不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采用影片的形式,运用图片的形式,让学生接受信息,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视频影片和图片的冲击下,教师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通过声像并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思维多元化发展;让学生接受图文并存的教学方式,形成声音和影象并存的知识;并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借以社会发展变迁的画面,丰富的人物形象,促进学生学习高速化运转,不断激发学生思维的更新和发展,让学生在认识历史中,形成历史发展变化的画面,形成对历史人物的丰富化的认识,形成不断奔跑的人物形象,促进人的活化,更让学生接受动态的方式,去理解认识[1]。

因此,初中历史教师要适应学生的思维,改进教学模式,实现动态的历史学习过程,将课堂动态化,将知识活化,组织活的课堂教学,运用充足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并结合文字资料进行教学,构造图片、声音、文字等课堂教学形式。在进行青铜文明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运用司母戊方鼎的图片进行教学,并制作三维影像展示它的历史地位,青铜发展过程,形成科学而真实的历史认识,并鼓励学生能活学活用,主动地去获取其他相关的历史知识。

二、从课内历史知识走向课外学习,延续历史学习

初中历史教学要求学生理解历史的基本规律,形成对人物的介绍。教师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力图给学生输入更多的历史信息。学生的思考能力,记忆能力都特别活跃,教师要对学生有信息量的追求,并从课本上讲解历史知识,形成历史模式,并从历史世界中,收集适合学生学习的知识,让教学内容多元化,形成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理解[2]。例如,在司母戊方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增加青铜发展的历史,在讲解青铜发展的历史时,穿插讲解司母戊方鼎的历史。其中,教师可以给学生讲它出土的故事,它是在1939年被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村民吴玉瑶在农田中发现的,因为其太过沉重,不方便搬运,有人想将它锯断再运走。当时是抗战时期,日军听到这个宝贝,多次想霸占它。乡亲们为了保护民族珍宝,只能将宝贝重新埋到地下,到了194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立后,它才被平安运到北京。

初中历史教师就可以用活这些知识,穿插介绍历史知识以外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抓住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对知识进行拓展,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知识的形成。初中历史还可以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并在历史教学的基础上增加更加丰满的历史信息,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活化历史课堂教学,并根据教学实际,探索出更加有效果的教学模式,丰富历史课堂教学形式。

初中历史教学应注意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了解历史知识,掌握人类、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从历史课堂教学中获取积极的社会经验,实现从历史学习中探索社会发展的路径和过程。初中历史教师要合理安排和选取历史教学模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并成为学生学习的导师,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开展活学活用的课堂教学,让学生在丰富的历史学习中更好地了解历史。

三、结束语

总之,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丰富教学内容,进一步拓展和探讨历史知识,活化历史课堂教学,并通过扮演历史角色,科学合理有机地串联历史知识,创造学习情趣,提高学生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并更加好地掌握历史知识,形成好的历史学习习惯,让学生灵活掌握科学高效的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和方法。本文仅是探讨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与感悟,尚有更多更深更有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亟待我们共同去挖掘,去探索,为活化历史课堂提供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11

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三维目标之一,它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对个人而言,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对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塑造健全的人格;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二是对国家和民族而言,通过历史学习,要求学生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祖国和民族的责任感。三是对世界和人类而言,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认同性和开放性的历史意识。

一、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必要性

1.当代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

历史课有趣吗?重要吗?许多学生可能会回答“有趣”,但一点不重要。因为他们许多人视其为副课,在繁重主课压力下用以休闲消遣的课程。学习在现实中已经越来越被扭曲,浮躁、功利的学习代替了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的科学探索与人文价值的追求。所以,想到历史教育的现状,许多老师难免会有几丝悲哀与无奈。历史老师们或许都遇见过这样的学生,看《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他感到的不是悲哀、愤慨,而是有趣。也有学生视希特勒为偶像。想想社会中许多背离道德文明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了人文教育没有得到重视。

2.教师教学偏重“理性”缺少“感性”

这个现象可能更多出现于高中历史教学和教书多年的教师身上。现在的历史教学中,历史知识越来越呈现出“理性化”特征,历史知识强调精确性、逻辑性,尽量回避人的主观意识和合理想象,有时就会让历史失去了思想和情感。我自己就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在一节公开课上为了展现自己的专业性,而加深了教学的难度、深度,忽视了这是一节校级公开课而不是历史专业教师为主体的公开课,更重要的,忽视了我的学生是民办高中生。结果,一节课结束,常年执教高三的老师深表欣赏,其余老师一脸漠然,我的学生们一脸茫然。学生的思维方式更多是一种叙事性思维,他们更需要“感性”的体验,如果教师忽略了这点,学生们将很难喜欢上历史课,更别提达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二、在教学中实施的措施

1.用讲述法激发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时间上纵横古今,空间上囊括中外。为了帮助学生学好历史,克服对历史的陌生、枯燥感,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对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活动情节,进行生动的讲述来增强感染力。如讲述林则徐这个人物形象时,过去传统方法是:介绍林则徐的成长经历,主要事迹(如虎门硝烟)及意义,再提问学生“从林则徐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精神?”目的在突出林则徐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而现在我向学生展示了一张一百多年前的一张图片:英国伦敦蜡像馆陈列的林则徐蜡像,并说明经过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多次投票依然当选,长期陈列在馆中。问:英国人怎么知道林则徐的?林则徐的蜡像为什么长期摆放在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名人蜡像馆里?英国人崇拜林则徐什么品质?为什么当年英国的敌人竟成了他们崇敬的对象?这样的例子会使我们的学生信服,并会深深感受到人格魅力跨越国界的伟大力量和民族气节亘古今的光彩,受到触及心灵,内化情感的深刻教育。它不仅能拨动学生思想情感的琴弦,使之受到陶冶,产生共鸣,得到升华,还能化为他们奋发进取的动力。教师绘声绘色的讲述,使师生情感交融,引起共鸣。

2.用比较法调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挑选恰当、鲜明、可比性强的内容进行比较,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点燃其灵感的火花,使他们主动参与,而且可通过引导学生的思维活动,促使学生积极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产生,以达到提高记忆能力,发展智力的目的。

3.用联想法帮助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也更能适应高中生的认知需求,但受到课时和篇幅的限制,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抽象,往往是经过浓缩的书面语,其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师生之间的情感对话与交流,情感就像催化剂一样,有力推动着联想和想象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当联想和想象递升到一定高度时,又会反过来促进情感向更高的阶段攀升。“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情感与联想和想象之间的关系。

4.分析史实,深化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生态学的发展史范文篇12

[关键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106-05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P210-212)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P3-29)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P34)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P261)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刘大年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瞿林东.论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J].史学月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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