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1

一、农村金融业务适用的现行税收政策

（一）关于农村信用社。

为配合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确保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进行，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税收政策。

1．从20__年1月1日起至20__年底，对参与试点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他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按其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从20__年1月1日起，对改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取得的金融保险业应税收入，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二）关于农业保险。

根据现行营业税法规规定，对农牧保险，即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的业务，免征营业税。

二、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适用税收政策的初步设想

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于商业银行近年来上收信贷决策权，只有具备抵押、担保条件的少数农村企业才能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主要定位于粮棉油收购，在直接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方面的作用并不充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重任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增加了邮政储蓄银行网点，但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

为推动农村金融业务规范开展，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商业银行应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农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适合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产品，大力发展农村保险、租赁、期货、银行卡、理财以及代收代付等业务，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建立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等。

在了解上述背景情况基础上，本文探讨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税收政策。

1．关于实行统一的农村信用社税收政策。目前，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政策，只适用于试点地区，而且中西部试点地区与其他试点地区还有所不同。由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区域主要限于当地，对跨区域金融服务影响小，而且农村信用社的资本构成主要来源于当地，因此，笔者意见，一是应将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政策推行到全国；二是逐步缩小并最终消除其他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异。

2．关于延长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所得税优惠政策。现行政策关于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税规定，执行期限是20__年底，已经到期。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应使该政策的执行时间进一步延续。

3．关于研究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是整个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需要重点发展的内容，为此，应研究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首先实行营业税差额纳税的办法，即允许按照存贷款利息差额征收营业税，从而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为完善金融业征税政策积累经验。

4．关于享受优惠政策的主体和业务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农村金融不能只盯大户，乡镇企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需要支持，农民的小额贷款更需要予以满足。根据国外经验，农民违约的比例并不高。应当学习和借鉴20__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支农作用，有效缓解农户贷款难。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即按照主体确定减免税政策。但是，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转制后变成了农村银行，这样就无法继续享受农村信用社税收优惠。为此，可以按照业务内容划分适用税收政策，即对于支农信贷业务，可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方法理论上准确，而且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支农贷款，但是在税收征收管理中涉及贷款项目审核，操作难度和成本较高。

5．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适用营业税政策。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前，银行与邮政采取利差方式结算手续费，即邮政局按储蓄存款的统一利率支付储户利息，银行按高于储蓄存款的利率支付邮局利息。两个利息的差额就是邮局的邮政储蓄收入。对邮政储蓄业务，考虑到其经营与行业的特殊性，以往对其利差收入未视同金融业收入，而是一直按照邮电通信业项目征收营业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后，经营范围将涉及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等。因此，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得的金融服务收入，应按照现行统一营

业税政策执行。考虑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成本，及其与农村信用社的共同支农作用，或可研究邮政储蓄银行的具体情况，在税收政策方面，考察一定的过渡性税收政策。

6．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原则上应给予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在不少情况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即可以适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和农村保险试点业务。

7．关于农村居民人寿保险项目。与农业保险不同，农村人身保险是指以广大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生育、失去土地、意外事故等可保风险保障需求为对象的商业保险。目前，新型涉农人身保险项目不断出现，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民工综合保险等。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险种，应研究确定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对符合规定的，给予配套税收政策，为保险公司开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8．关于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按照银行业管理部门的设想，利用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机会，财政部门或银行管理当局可以向商业银行发行支农特别国债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筹集的资金由政策性银行投向农村，由农村信用社，重点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和贫困县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对上述支农资金收入，可以研究避免重复征税的营业税政策。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2

“据我们的一项在线抽样调查显示，高达87%的受访者不知道社保和商业保险的区别和功能，更有90%的受访者不清楚国家相关保险政策。”第三方保险平台大家保网（）的CEO方玉书表示，而这一现象也让商业保险成为了理财师们必备的武器之一。

商业保险进入快速增长期

相对于社会保险而言，商业保险又称金融保险，和社保作为个人生活基础保障不同，商业保险以保障被保险人享受最大程度的经济保障为根本出发点。据方玉书介绍，我国商业保险经历人世后的十年黄金发展期后，开始被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及人口老龄化等各种力量裹挟着，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已越来越重。

“从交强险制度实施到房地产投资解禁、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参与医疗纠纷调解、从养老社区投资到新农合建设、从大病医保靠政府到惠及10亿人的大病保险再报50%由商业保险承保，走向民众的商业保险，其庞大的市场前景和国民的刚性需求，足以撑起下一个保险业的黄金30年。”方玉书说，“一个新增有消费能力的市场，外加一个居民消费习惯正在悄然改变的市场，为商业保险的后30年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方玉书表示，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到3000美元及以上时期，商业保险需求会进入一个转折，即后黄金发展期。我国保险业积累第一个1万亿资产耗时24年，积累第二个1万亿资产仅用了3年。2012年1月至4月，我国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5922.07亿元，保险业总资产已达6.33万亿元之巨。

援引国家统计局8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这意味着我国的消费结构仍处于一个可升级的区间，加之作为消费主体的25至49周岁人口比重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32%上升到近期的45%，以青年为主体的年龄结构决定了我国进入商业保险消费快速增长期。”方玉书说，“从大家保网的访客数据看，这一年龄结构变化所折射出来的商业保险消费占比尤为明显，25至40周岁的青年族群构成了大家保网站商业保险的主流消费群体，此外男性访客占据了60%，而在职业分布方面，教育、金融、IT等行业人士较为密集。”

保障理财复合功能产品受欢迎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消费者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中现金的比例已由2002年的84%降低到68%，而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及商业保险则由原来的16%上升至32%。2008年至2012年间，中国约有5000万个家庭年收入突破10000美元大关，从而加入中国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这也将直接产生1亿至1.5亿个能初次购买商业险的新客户。

以商业保险中的养老险种为例，目前可分为传统型和新型投资型两种。传统型养老险的产品利率一般固定在2%～2.4%，对于保险金的领取时间、领取金额均可事先商定；在新型养老险中，既有1.5%～2%的保底利率，又有不确定分红收益的分红险是大热门。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

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目前，全国各地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还不广、社会知名度还不高、征缴保险金还有一定难度。为此，广州市易明市场策划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协调合作，共同对广州地区进行了一次关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为有关具体决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为政府行为也需要专业市场调查研究作了一次有力的没注。

一、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可以清楚地知道公众对于社会保险了解熟悉程度及认识盲点，以选准最终对象进行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

市场调查的品牌(企业)提及率，是反映公众或消费者对某项事物、产品或企业(机构)的了解熟悉兴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本次调查中反映出：尽管社会保险在覆盖人数方面，无疑要比商业保险高得多；但在社会知名度方面，社会保险却比商业保险低许多：在第一提及中，社会保险机构(包括广东省、广州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及基金管理中心，单选)的总提及率为18．6％，而商业保险公司(包括中保寿险、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友邦保险等)的总提及率为81．4％；第二提及(经提示，复选)，社会保险机构的总提及率为62．5％，商业保险公司的总提及率为137．7％。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据被访者说，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很少组织职工干部学习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的文件，个人也无办法进行更多咨询了解。因此，约76％被访者对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应有权利和义务不甚了解。远远没有了解商业寿险公司和购买寿险保单的兴趣高。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有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制度：即由个人、企业、国家合理分担费用以取代过去由企业、国家包揽的传统型退休养老制度。正因为它是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险事业，若公众对于关系到将来个人长远利益的社会养老保险及缴费事宜膜胧无视，当所在企业、单位经营困难或其他原因而不参保或欠缴社会养老保险金从而侵犯公众个人权益时，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切实维护。因此，把社会保险宣传教育的重点从以企、事业单位为主转变到以公众个人为主，这是从社会范围提高社会保险意识、解决社会养老保险统筹金征集困难、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最根本途径之一。

二、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可以了解社会公众对于社会保险制度认同程度及自我保障意识水准，从而使政府意志和公众倾向达到默契统一。

认同性评价，可以反映被访者对某项事物不同看法，经过统计该项数据即可得出被访者(代表整个地区公众)的主要评判倾向。(1)在关于“社会保险是一项政府行为”方面(复选)，被访者对此表示了较高认同率：社会保险具有“政策性”为54．8％，具有“保障性”为62．6％，具有“社会性”为36．9％，具有“福利性”为40．1％，认为“随生活指数提高调整性”为11．6％。(2)在关于被访者对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重要程度方面(复选)：认为“参加社会保险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为55.4％；“社会保险是国家规定必须参加”为51，9％；“在经济上可以接受”为51．3％；“可以续上以前工龄，不会感到吃亏”为47．8％；“个人所承担的费用比例比较合理”为47．5％；“社会保险有国家立法作为保障、没有风险”为39．1％；“咨询活动／广告宣传／宣传资料”为25．1％；“看到别人参加也想参加”为16．7％；“亲戚、朋友、熟人的推荐”为12．6％。(3)在关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预期目的方面(复选)：同意“为了将来退休养老有保障占83．4％，同意“为了‘失业’时能够继续享受社会保障的福利权利”占79．5％，这说明了公众在对待“养老”和“失业”问题上已经有了较强的自我保障意识；同意“参加社会保险势在必行”占78．8％，表明被访者对于国家进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有较高的认同感；同意“为将来所作的一种投资行为”占26．4％；同意“因为人民币降息原因”占13．3％；选择“其他”仅占0．3％。

由此可见，政府行为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得到了被访者的较高认同，它与公众在新型社会养老制度条件下实现个人年老退休的期望目的，本质上并无矛盾。

三、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可以准确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保险和商业寿险的竞争关系，因势利导地加快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

社会保险首先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尽管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立法范畴、实施目的、范围对象、保障水平、权利义务、支付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但从稳定社会、减轻风险等方面来说又有着共同相似的作用，客观上形成了“基本”和“补充”的竞争关系。广州地区本次被访问者，已经参加社会保险和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分别占66．5％和33．5％。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与参加社会保险其他险种的比例约为：社会养老保险占96。6％，社会失业保险占18．3％，社会工伤保险占12．4％，社会生育保险占7．0％，社会医疗保险(待开展)为o％的险种格局。一般情况下，购买商业保险者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而参加社会保险者也可以通过自愿方式购买商业保险以在更大范围内提高抵御风险的承受能力。目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连续工龄可以视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因此社会保险普遍得到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以及30—55岁职工、干部的特别重视。同时，他们又是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进行游说争保的主要对象。

从表面看，被访者对于购买商业保险比参加社会保险的兴趣高；但在深层心理上，被访者对于两种不同保险重要性的潜在选择意向上，普遍认为社会保险更为重要。市场调查的比较性指标，可以评价出被访者对两项相关事物之间的选择倾向，如被访者认为“社会保险重要”占56．2％，认为“商业保险重要”占12．7％，认为“社会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次”和“认为商业保险为主社会保险为次”分别占7．2％和2．0％，认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重要程度各为一半”占12．1％，“无所谓或不知道”占9．8％。该项统计分析研究，可以大致反映出广州地区群众对“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之间重要程度的比较选择倾向，这是处理“基本”和“补充”保险之间竞争关系，加快社会保险改革事业所独特具有的深厚社会基础。

四、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可以知道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的具体原因，改善服务、创造条件以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

多项选择性访问，可以分析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的主要原因(单选)：“我无单位不知道怎么参加社会保险“占20．9％，“我已经购买了商业保险认为它更有用”占14．5％，“企业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我没有办法”占12．9％，“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参加”占12．9％，“现在国有、集体企业陆续破产我对社会保险没信心”占9．9％，“我不能负担保费”占9．7％，“我不需要社会保险”占4．8％，“不相信社会保险有真正保障作用”占3．2％，“社会保险属于温饱型作用不大”占1．6％，“国家企业强制参加而我自己不想参加”占1.6％，“我有足够财富不需要社会保险”占1．6％，“其他”占6．4％。概括其中原因有二：第一，与企业单位有直接原因者占45．3％；第二，与个人认识有直接原因者占54．7％。由于社会(养老)保险是强制推行的政府行为，在许多情况下就业者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参加，因此，扩大和疏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途径”就显得更为重要。市场调查本身就是一次宣传广告活动。经过访问调查后，大部分被访者对于了解或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增加了兴趣和意向。未参加社会保险的被访者今后意向是：表示“肯定参加”和“有可能参加”占78．8％；表示“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占11．9％；表示“不会参加”和“肯定不参加”只占9．3％。另外还有一部分被访者，在这次调查结束后，已迫不及待地到有关单位及机构进行查询。

五、通过市场调查，可以认识宣传“渠道”和参加“途径”两者之间关系，在加大宣传广告的同时，努力提供更灵活、更有效的服务。

社会保险宣传渠道与公众参加保险途径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广州地区公众对于社会保险的了解渠道如下:“在工资中扣除”为50．7％，“报纸介绍”为42．9％，“电视节目”为24．4％，“咨询活动／宣传资料”为23．2％，“熟人朋友介绍”为21．0％，“企业、公司组织学习”为19．1％，“广播电台”为9．7％，“户外宣传”为6．9％，“杂志内容”为3．8％，“其他”为4．7％。

而广州地区公众在参加途径上如下：“国有、集体单位／企业、公司”57．2％；外资、三资企业／公司”6．6％；私营、个体企业／公司”3．5％；“行政、事业单位”27．2％；挂靠单位如“人才交流中心”等2.7％；“自己到社会保险基金中心(交费)”1．6％；“其他”1．2％。

被访者还建议：社会保险机构应该采取更灵活方便的措施、简化交费手续和增加参保途径(注：广州市社会保险机构从1998年7月开始办理“自由职业者”个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等手续，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欢迎)；同时，中央、省、市各级的社会保险机构所执行的有关程序标准也应该趋向统一，做到相互接轨，以方便社会、企业和个人，也同时方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和扩大覆盖面本身。

六、通过市场调查，可以把握公众个人养老缴费(比例)观念的发展趋势，大胆而谨慎地推进社会保险改革事业。

随着我国近几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等，职工、干部已经有了比较强的合理分担费用的适宜能力和不可逆转的自我保障意识，他们认为：“国有集体企业过去是‘铁饭碗’，现在竞争激烈不能依靠一辈子；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出小头、企业国家出大头，储备个人将来的退休养老金是应该、值得的!”

被访者在认为可以接受的个人缴费比例方面：他们由于职业收入、工作经历、文化水平、参保险种的情况不同等，故认为个人缴费额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标准也有所不同。他们在该项比例的认同方面，各级档次的比例差距不大，远远末形成思维定势，实质上反映了广州地区一般公众对该项分担费用标准的模糊评判意向。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广州地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负担费用部分目前一般在5％以下，而按照国家要求兼顾社会公平和企业效率原则实现个人缴费比例每两年增加1％、最后达到8％的比例增长指标方面，是极有潜力可挖和风险不大的。这对于广州地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的同时，适时提高个人养老金比例的政策决策及具体操作上，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市场依据。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4

关键词：新农村商业保险重要作用措施

改革开放后，我国商业保险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国农村商业保险发展速度却相对较慢。目前，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大力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也就成为我国保险的发展重点。

商业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农业保险，可以有效抵御农业风险，保证农民收入和正常的生产经营。2005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0%以上，农业保险赔款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90%。农业保险为广大农民群众抗御农业自然风险设立一条“保障线”，在保证农民收入和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保单质押贷款，解决农民小额信贷需求。人寿保险大都具有储蓄性质，通过保单抵押提供小额贷款，能够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急需。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帮助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我国农村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解决好逐步发展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使他们安度晚年，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人寿保险，就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消除个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可以有效防范化解被保险人因疾病、意外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体伤害，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力，较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返贫、致贫问题，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疾病，经常大面积发生。由于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差，各种疾病特别是一些地方病发病率较高，使本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家庭重新回到贫困中去，对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在经济上使这些家庭致贫，而且会造成家庭邻里、亲友不睦，严重影响邻里关系和子女的教育、就业，形成社会问题。而商业保险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在政府的补贴基础上，只需很少一部分资金投入就能解决后顾之忧。

2005年，全国健康保险业务的赔款与给付支出108亿元。中国人寿的“两康”产品自开办以来累计赔付约42亿元，深受农村群众的欢迎。2006年上半年，5家商业保险公司在8个省（区）的62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工作，涉及的参加农合农民1874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6%。发展农民工工伤保险、养老保险，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在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下，分类逐步建立广大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有利于推进和完善农村保障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转移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村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村保险业务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大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农村寿险工作。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为例，截止2005年底，农村寿险业务员已发展到3万多人，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保障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农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在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利用其自身独特的行业优势，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包括农业保险、失地保险、养老、医疗、意外风险、子女教育等在内的多种保险保障，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保险市场的现状分析

农民的保险意识差距明显，对保险认同度低，风险防范仍处在原始状态。家庭养老、储蓄看病，遇到大难靠亲戚朋友帮助解困，这是广大农村目前保障状况的真实写照。农村由于受经济基础、文化素质、媒体辐射不到位以及保险企业宣传缺乏的影响，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

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小，区域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从区域来讲，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保险密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一地区、同等条件，农民的购买力不尽相同，差距也很大。

农户居住分散，网点不健全，展业困难，服务不到位，商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小。由于多数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户居住较为分散。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多，流动大。这些因素都给商业保险的展业带来极大不便，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以河南省为例，城市每百人拥有4张寿险保单，而农村每百人还不到1张保单。其覆盖面很低。各家保险公司在发展战略上，重城轻乡、重效益轻责任、重眼前轻长远是造成农村保险市场竞争乏力的根本原因。

商业保险产品缺少个性，基本没有针对农民研发的险种，买难卖难，成为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在人身保险险种方面，近几年各家公司主要打城市牌、打富人战，忽略了农村广大农民的保障需求，没有开发针对农民的保费低廉、保障全面的产品。

重视程度偏低，政策扶持缺失，农村保险市场开发举步维艰。商业保险公司尽管在农业保险、农村人身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政策扶持不到位，赔钱经营，企业积极性不高。

发展农村商业保险的措施

政府应加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进一步推行富民政策，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为农民购买保险奠定物质基础。要高度关注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新农合医疗、农民工保险等等。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在开办农民养老保险中采取国家补一点，家庭出一点，保险公司让一点，使其尽快开办起来。在农民医疗方面，政府既要鼓励保险公司的参与，又要在费用上给予补贴，使其在微利情况下健康经营。对农村业务员可以采取减免营业税的办法，维护其在农村销售人身保险的积极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兼顾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和农民保障二者的利益，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

保险监管部门要发挥政府部门职能，优化农村保险的发展环境。要利用各种会议宣导和主动上门沟通的方法，避免地方有关部门干预保险经营。积极与工商物价部门联系，避免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现象的发生。制定发展农村保险的优惠政策和补偿体制。确保农村保险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研究政策支持措施，为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提供支撑。创新监管思路，促进对农村保险机构的审慎性监管和预警监管，及时扼制恶性竞争和有损农民利益的行为。做到关注而不干预，既有灵活性，又有市场监管的政策性。提高办事效率，为农村保险的发展开设绿色通道。监管部门要遵循农村社会发展规律，加大对保险公司开办农村保险的支持。要完善农村机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时效，对农村网点机构要做到成熟一个，审批一个，开业一个，规范一个。建议对农村业务员实行资格授予制，使那些热爱农业保险，诚实守信，业绩良好的业务员得到展业资格，保证农村有一支稳定的、素质较高的销售队伍。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保险公司把经营效益放在首位，还应服务、服从于国家，肩负起振兴经济的使命。因此要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要在对农民的服务中求生存，求发展，力争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就目前来讲，农村保险成本高，费用大，见效慢。从长远看，农村保险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潜力巨大。农村保险既是保险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也是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的关系。当前国家正在研究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急需养老、医疗和意外伤害的保险保障，这给保险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保险公司一定要站在大局谋划自身的发展规划，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一方面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为加快农民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步伐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抢抓机遇，建站设点、扩大队伍，为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和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和理念，增强认同度，为农业保险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仅为20%。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势在必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接受能力较差，在宣传中要针对农村农民的特点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必须采取多种形式长期不断地宣导。利用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村委喇叭等向群众灌输保险知识和理念。充分利用墙体广告，流动宣传车、诗歌比赛、运动会、保险知识竞赛等形式，使农民接受保险知识。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寓保险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农民认识保险，了解保险，主动购买保险。

宣传内容要通俗化。要把保险知识和保险理念编成故事、写成歌、绘成画，讲给农民听，教给农民唱，展览给农民看。突出重点，要彰显人身保险的保障功能，宣导理念，使其潜移默化于农民大脑里；理论和实例相结合，利用一些赔案，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

宣传范围要广泛化。在农村进行保险宣传，范围一定要大，要有一定的覆盖面。重点人群要包括，农村干部和教师、中小学生、乡镇企业的老板和外出打工者。

保险公司要加快调研步伐，研发适销对路产品。调查研究要分别不同类型进行，量体设计地为不同经济地区、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开发适合的产品。加快产品创新、产品改造。要加大险种开发力度，尽快开发出一批低保费，高保障，突出保障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乡镇企业年金及农民养老保险产品；适合农民购买的一张保单保全家，一笔保费多保障等方面的产品；适合农民外出打工的高危人群人身意外险等等。条款要通俗化。要让农民一看就明白，做到投保简单，手续简便，理赔快捷方便，有利于农村业务员宣讲和推销。

加强农村保险的渠道构建，进行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分布和传递不平衡、不充分，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更可谓是新生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业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可以充分运用银行、信用社、邮局、农机站、计生办等代办机构网点，不断丰富农村保险营销渠道。

“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和谐”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农村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认真研究农村保险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转变观念，积极创新，敢于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农村保险发展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措施、组织体系、调控手段，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农村保险新体系。

参考文献：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5

本文在保险业“新国十条”出台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乌市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的现状并结合国内外国家医改的经验，提出了乌市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采用购买服务的模式，同时在大额医疗方面采用保险合同模式，并对此提出了乌市未来两险融合发展进程图，最后从政府和保险公司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保障措施。

关键词：

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乌鲁木齐

疗保险引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经过多年对两险融合的努力探索，乌市人社局不仅为参保群众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医药卫生服务，大大减轻参保群众的费用负担，并提高了保险公司的品牌声誉达到了三方共赢的效果。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限制，这种探索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政府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深度较浅、服务种类单一。在“新国十条”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本文通过深入了解乌鲁木齐市两险融合的现状，积极探索未来两险融合的发展模式及机制设置，对提高乌市人均保障水平、减轻乌市政府财政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一、乌市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现状

在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乌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逐渐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政府对乌市职工开展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对城镇居民开展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乌市农牧民开展了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基本补充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同时，乌市政府为了给参保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医药卫生服务和进一步减轻参保群众的费用负担，近年来也不断探索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一）乌市两险融合发展进程及特点对于乌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从2012年8月开始，乌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了《乌鲁木齐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管理协议》，正式将乌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管理运行。对于乌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乌市政府从2009年7月开始了对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的探索和实践，并通过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乌鲁木齐市城镇居民大额医疗补充保险管理协议》，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病方面的保险服务。为了提高参合人员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减轻农牧民的医疗费用负担，乌市政府从2010年开始启动了乌市新农合基本补充医疗保险，并将此服务委托给人保健康新疆分公司进行独家业务合作，双方就此签订了《合作协议》。乌市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办公室除了在新农合基本补充医疗方面与保险公司达成了合作外，还将乌市新农合大额救助医疗保险服务委托给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纵观乌市商业保险公司与社会保险融合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从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的医保业务类别角度分析，乌市采取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业务管理的模式。在合作过程中，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实行有效分工，社保政府部门主要管基本医疗保障，强调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与均等化，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强调效率性和满足个体的特殊需要。如果从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管理的运作方式分析，乌市采取的是混合型模式，即介于基金管理型和保险合同型之间的一种模式。保险公司政府管理医疗保险基金，收取适当的管理费，基金亏损由乌市人社局、市卫生局与保险通过合同约定比例承担，基金结余转入下一年度。相对于基金管理型和保险合同型模式，混合型模式能更好地平衡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乌市两险融合中存在的问题从乌市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商业医疗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在风险管控和运作效率上体现了独立的社会医疗保险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在合作过程由于政策缺失、政府宣传力度不到位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深入。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本微利”目标难实现。乌市商业保险公司主要参与的是大额医疗保险和补充保险，由于大额保险没有经验数据，无法准确定价，常常采取低价入市，再根据实际赔付情况进行调整的策略，使商业保险公司面临先期较大的赔付压力，从而“保本微利”的目标难以实现。第二，乌市商业保险市场混乱。在人保健康和中华联合接受政府委托、承办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过程中，其他竞争者通过压价竞争、偷换保险条款概念、择优选择投保单位、指定可报销医疗机构等不正当方式来争夺市场份额，给与政府合作保险公司的运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也给乌市的投保机构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伤害。第三，商业保险公司自主性不强。首先，乌市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大额医疗保险中的费率、保险费及保险责任等是由政府制定的。此外，商业保险公司派医保代表在医院进行实时监督时，由于医保监督员发现的问题要交由政府部门进行裁定，这就使保险公司陷入了只能发现问题，却不能自主解决问题的怪圈。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使想参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使与正在与政府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在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大大减弱，降低了保险的服务质量。

二、乌市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模式选择

国内外在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合作运营方面都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国外各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的医疗保险模式，如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新加坡的公积金医疗保险、英国的国家医疗保险和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不断尝试、完善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的合作。总体上，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湛江模式”和“和田模式”采取的保险合同模式，另一类是“厦门模式”、“青海模式”和“成都模式”采取的委托管理模式。参考国内外经验，我们发现各地区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宏观层面上基本一致，由于各区域社会医疗体系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原因，各地区政府的政策制定都以自身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因此，通过分析乌市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融合发展的现状并结合乌市未来的发展状况，探索乌市未来两险融合的发展模式，对乌市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乌市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模式及机制设置

1.乌市政府购买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模式。目前，乌鲁木齐市开办的基本医疗保险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由于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规定：基本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险基金只能专款专用于给付支付，不得挪作其他用途，有资金使用限制多、低风险等特点。因此，若采用保险合同模式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基本医疗保险，有可能会将资金应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并且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如果由于自负盈亏的保险合同模式长期无利可图甚至亏损，会造成保险公司的动力不足，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目前，乌市在基本医疗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经办力量不足、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乌市可以试点将基本医疗保险的部分管理业务如基本医疗保险的单据审核、支付、结算等，通过招标形式引进经营实力强、网点多、风险管理能力强的商业保险公司来负责，即采取外包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的委托管理模式。目前，乌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分别由社保局和卫生局进行管理，由于这两种保险的参保者的缴费水平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因此在与商业保险融合前，应先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牧区合作医疗保险统一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此外，由于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有不同的缴费能力，并且保障水平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暂时不应该将两者进行合并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分别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相关业务。具体融合模式过程如图1。2.乌市政府购买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机制设置。对于乌市政府购买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机制设置，需要政府和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就具体事项进行商议，但是在机制设置时宏观上需要把握以下三点。第一，职责明确。政府和保险公司需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可主要承办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审核、费用清算拨付和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巡查等服务，而参保登记和费用的征缴应由医疗经办机构负责。第二，管理指标化。首先，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住院率下降或平稳增长、医疗费用的增长率以及保险公司初审出错率等方面设定考核指标，对相关单位在医疗费用的审核、报销、结算等方面进行绩效考核。其次，可以从对定点医院机构和参保人员的服务态度方面设定考核指标，对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指标化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第三，服务费用合理制定。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每年的收益为：每人每年委托管理费用*参保人员—人力成本及税费—物力成本和其他费用—保险保障管理费用。本着商业保险机构“保本微利”的目标，商业保险公司全年的收益应略大于零。对于政府而言，支付的委托管理费用应既要低于增设机构和配备人员的费用，又要低于不委托时医保基金流失的金额，否则会得不偿失。所以，双方在商定委托服务费用时，政府和保险公司两方的权益应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制定合理的委托服务费用。

（二）乌市大病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模式及机制设置

1.乌市大额医疗保险的保险合同模式。目前，乌市在大额医疗保险方面采取的是混合管理型模式。在混合管理模式合作过程中，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商业保险公司自较少等问题已阻碍了两险融合发展的进一步扩大。为此，政府可以授权商业保险机构以保险合同的形式承办大额医疗保险。采用保险基金合同形式的合作模式，首先可以有效地避免委托中出现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提高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督职能，不仅仅局限于能有效地发现问题，更能有效地制定解决措施，从而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最后，可以充分利用商业保险机构广范围统筹核算、专业管理、市场化运行等经营特点，合理进行理赔支付，提高基金筹资和运行效率。但是保险合同模式对风险控制、成本控制、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政府保险机构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从而保证双方合作的有效进行，有效解决大病风险保障问题，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的整体经营效率。目前，乌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是通过基金管理的形式交由保险机构承办。2014年刚开始试办的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只在乌市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试办，在农牧民区并没有全面展开。这主要是因为乌市社保局与卫生局就城镇居民大额医疗救助保险与新农合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在运行机制、缴费标准、管理方式等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乌市政府首先应该将城镇居民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和新农合大额医疗救助保险有效地融合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并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进行宣传和覆盖，将真正融合后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通过基金管理的方式委托保险公司承办相关业务。在这种模式进一步成熟的条件下，先将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通过保险合同的形式交由保险公司承办，再将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交由保险公司承办。具体融合过程如图2。2.乌市大额医疗保险的保险合同模式机制设置。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引下，乌市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主要是将城镇职工大额医疗救助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通过保险合同模式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由于保险合同模式对风险控制、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乌市政府在与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机制设置时，应从以下几点进行总体掌控。第一，一体化管理。为保障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乌市政府应对合同签订前的招标事宜、合同实施中的履约情况、合同期满的退出机制等进行一体化的管理，从而能有效地鉴定保险公司的资质、确保服务质量。第二，缴费标准化。基于风险一致性与精算均衡原则，大病医疗保险应根据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来确定缴费标准。由于不同的参保群众具有不同的缴费能力，可按城镇职工工资一定比例、城镇居民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一定比例和对残疾人优惠助保等的方式进行缴费标准的确定，从而为乌市参保人员提供多层次的保障水平。第三，费用补偿合理化。大病保险的补偿可按如下方法计算，补偿标准=（一次性住院费用总额-全自费-起付标准-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额）×补偿比例，由于不同参保人员有不同的缴费标准，一般可以在70%~80%之间确定合理的补偿比例。同时，为了能避免参保人员的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可以规定一段时间的免责观察期。第四，基金征缴市场化。为了能充分利用保险公司网点多、人员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减轻政府自身人员配置不足的状况，保费的征缴可以授予商业保险公司负责。保险公司必须派专门人员向参保人员收取保险费并出具医保局专用发票，在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计提风险后，自动划拨入商业保险公司的专门账户，由保险公司负责运作基金。在此期间，乌市政府须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进行全面的监管，保障基金的安全运行。

三、促进乌市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融合发展的保障措施

从国内外国家和地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进程中可以看出，健全、高效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应由个人、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三者共同承担。特别是2014年8月“新国十条”的颁布，提出了要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鼓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购买保险等的内容。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为促进乌市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更深层次的合作，结合“新国十条”相关内容，从政府、商业保险公司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促进两险融合的意见。

（一）政府方面乌市政府在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融合发展时，应明确划分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的职能。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参与各方的优势，共同促进乌市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乌市政府为综合平衡好个人、社会、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各方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好宏观全局。首先，乌市政府应结合“新国十条”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积极构建乌市社会保障的法规体系。通过法规体系确定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社会地位，保护好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其次，乌市政府可以通过统一采购等方式规范定点医院的药品性能、质量和指标，对不同的病种规定一定范围的用药费用，从而减少患者的医药费用，降低保险公司和政府的赔付压力。再次，为了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乌市政府应该给予合作的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等，从而扩充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与渠道。最后，为了能够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乌市政府应积极推进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在加强监管过程中，坚持维护公平与促进效率、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统一，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应急预案，优化风险处置流程和制度，提高风险处置能力，从而保障保险基金的安全。

（二）保险公司方面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社保与商保融合的大趋势下，乌市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拓展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险的渠道，有效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为了促进乌市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深度，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医疗保险经营的专业化程度。首先，乌市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合资、吸引外资等方式来引进保险外资企业在医疗保险方面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实现最直接的专业对接，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其次，乌市商业保险公司应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网络等新技术，加强对医疗保险数据的积累和研究，制定符合乌市市场需求的医疗保险，减少商业保险公司的运营风险，在确保“保本微利”目标的同时，可以根据积累的数据开展其他相似的的业务，扩充商业保险公司更广的发展渠道。最后，乌市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人才建设、专业经营的能力。商业医疗保险业务需要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来完成，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乌市医学类、财经类等高校联合办学，从外部有步骤地培养和引进一批综合性专业人才。此外，乌市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在行业内部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在实践中从公司内部培养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何文炯：《社会保险转型与商业保险发展》[J]，保险研究，2010.7。

[2]丁少群、许志涛、薄览：《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合作的模式选择与机制设计》[J]，保险研究，2013.12。

[3]魏键、周石鹏：《我国区域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协调度研究》[J]，保险研究，2011.7。

[4]马国芳、安尼瓦尔•阿木提、李豫凯：《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0.6。

[5]秦士由：《运用商业保险机制优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运作模式》[J]，保险研究，2008.1。

[6]仙蜜花：《商业保险参与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研究_仙蜜花》[J]，财政监督，2014.11。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6

农村健康保障困境呼唤商业健康保险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对医疗卫生供给的基本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产主要采取自费医疗的形式，他们用以规避健康风险的安全网主要由土地和家庭自我保障、亲朋好友互助、商业保险、政府和村委会的救济措施构成。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己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一方面，农民成为几乎毫无保障的群体，另一方面，医疗费用的攀升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这样，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医疗费用的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疾病和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以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贫困线，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2亿人，其中50%集中在西部。在农村最贫困的农产(约占4%)中，50%左右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根据1998年调查的5万户农民，贫困率是7%。如果把这些人的医疗费用除去，其净收入贫困率是10%。也就是说医疗费用这一项就使中国农民的贫困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当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公正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导致的农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素质下降。创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借助于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是农村健康保障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发展农村健康保险既可以拓展和带动目前非常薄弱的农村保险业务，又可以服务于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

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

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应定位为：在农村健康保险市场的主体地位，以及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如图1所示)。

这种定位具体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健康风险管理的示范作用

目前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往往通过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规避健康风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在很多地区是最大的投保群体。学校为所有在校生集体购买“学生平安险”，包括住院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尽管很多做法有“强制投保”之嫌，但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增强利用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日渐扩张的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健康风险管理示范作用，它可以在当前作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前导。

(二)在合作医疗制度中引入保险运行机制

合作医疗试验陷入困境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很好地贯彻保险机制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第一，不符合大数法则。根据健康保险的原理，最有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是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可是目前的合作医疗多在村庄一级试行，对于资金筹集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投保人群。如果将规模微小的基金仅用于补偿经济风险较高的疾病治疗费用，则因受益面太小而难以保持较高的缴款率。如果将补偿重点置于发生频率较高但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上，受益面虽然较大却并不经济，因为它既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又增加患者的交易费用。这种两难困境在目前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深化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引入契约共济的保险意识和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扩大投保人群，不断提高保障社会化程度。

第二，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合作医疗的费用筹集、给付水平一般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精算意义上的测算，大多是根据上年医疗费用支出作简单的匡算。但在合作医疗的实际运行中，投保人的逆选择、疾病发生率的不确定性、不同医疗费用控制技术的运用等都会影响合作医疗的运行效果，使之很难按初始目标运作。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合作医疗中引入保险精算，通过精算技术，对资金筹集、基金积累、给付水平等进行严格测算，这是合作医疗成功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三)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远期目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改进“福利——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原有合作医疗基础上实施市(县)乡(镇)两级统筹的大病风险医疗制度，进行社会化医疗保险制度(并与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并轨，实行城乡一体)试点工作，逐步推广。为提高运行效率，可以探索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如太平洋人寿就在农村社会健康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1年11月，江苏江阴开展由政府牵头、商业保险参与运作的全市性农村健康保险。按照“行政领导、统一筹集、征管分离、定额补偿、专款专用、收支平衡”原则，商业保险公司建立起“以定点医院为基础、医保专员为依托、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立体化管理模式。江阴模式的成功运作引起包括国家卫生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为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农村补充健康保险

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随着农民人均gdp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迅速提高，人们对合作医疗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服务已不再满足，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保障也难以满足乡村工业化程度中高收入农民对较高质量健康服务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补充，将满足人们对健康保障的差异化需求。

(五)作为广义的“农村保险”来经营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经营国内保险公司望而却步的农业保险曾引起广泛关注。该公司提出的“农村保险”的概念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开展健康保险业务颇具启示意义。

按照安盟公司的界定，所谓“农村保险”是指全面介入农村市场，向农产提供一揽子的全面保障方案，无论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非农业领域。(如图2所示)

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实施“农村保险”经营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发展思路。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

据法国安盟公司2002年9月对四川省的5个村庄、江苏省的3个村庄、吉林省的2个村庄的212个农产的调研，对40家农产的上门专访，农民对健康保险有显著的需求。(见表)

为深入研究包括商业健康保险在内的农村保险的需求状况，我们曾在陕西和福建两省的6个县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表明，尽管目前购买保险的农民还不多，但被调查农民对保险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愿望，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倾向。福建的农民兴趣最大的险种是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如果购买保险，有46.7%的人愿意购买健康保险。陕西的农民也表现出类似的意愿。这表明，目前农村存在着很大的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力。

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据测算，如在20年内，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水平能达到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水平(保险深度为2%)，那么，届时农村保险费收入将达到75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潜力同样很大，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潜力将首先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释放，潜在的保险需求易于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开发这些地区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此，如何有效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以使潜在的农村健康保险市场早日浮出水面，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策略

(一)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

人们通常认为，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但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风险保障意识比较落后，但农村保险市场尚没有得到很好开发，保险供给主体缺乏，让农民了解保险和投保的渠道很少，适合农村居民的保险商品也不多，因而他们的保险需求还得不到满足，即目前农村保险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

目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把业务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县级支公司的重点也在城镇。如福建浦城县的农村业务只占10%，城镇业务占了90%。这反映了保险公司对农村保险业务的认识不统一、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重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改变商业保险经营机构设置的不适应性，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代办所和办事处，开拓广阔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战略上更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提供健康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带动其他诸多险种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开拓整个农村保险业务。

(二)积极应对城乡疾病模式差异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疾病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标志使非传染病取代传染病成为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以及平均死亡年龄的逐步上升。但中国在疾病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完全的疾病模式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城乡疾病模式的差异上。城乡居民疾病模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差距。1980年以来，农村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不仅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而且出现了上升趋势。第二，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差异。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患病率及其疾病构成、住院原因及其构成还是以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症为主导的疾病模式。以1998年住院病人疾病别住院率及其构成为例：在城市地区，脑血管病、冠心病，高血压病等慢性疾病是主要的住院原因；在农村地区，痢疾、病毒性肝炎、结核病、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列入前15位疾病。同时，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地区也面临着疾病谱的变化，一些老年慢性病、新出现疾病(如艾滋病)的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第三，妇幼健康也存在很大差异。第四，危险因素的差异。在城市地区，环境污染、职业危害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成为主要的致病因素。而威胁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则仍然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较差的卫生条件以及不良的营养状况等，这是与农村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加，职业伤害和行为方式的致病比例提高，如肺炎、性病、艾滋病等。

城乡疾病模式存在上述诸多差异，而保险公司目前的健康保险产品却明显具有“城市偏好”，不适应农村疾病模式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因此，保险公司要针对农村居民疾病模式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应农村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保险公司还要积极参与农村地区卫生宣传、传染病防治等卫生保健工作，促进农村地区疾病模式的转变，有效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特有的社会管理功能。

(三)树立良好的信誉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7

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对医疗卫生供给的基本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产主要采取自费医疗的形式，他们用以规避健康风险的安全网主要由土地和家庭自我保障、亲朋好友互助、商业保险、政府和村委会的救济措施构成。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受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己成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一方面，农民成为几乎毫无保障的群体，另一方面，医疗费用的攀升超过了农民实际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这样，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医疗费用的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疾病和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按照国际贫困标准，以年人均收入低于900元作为农村居民的最低贫困线，1999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1.2亿人，其中50%集中在西部。在农村最贫困的农产(约占4%)中，50%左右属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根据1998年调查的5万户农民，贫困率是7%。如果把这些人的医疗费用除去，其净收入贫困率是10%。也就是说医疗费用这一项就使中国农民的贫困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当前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义、公正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此导致的农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素质下降。创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借助于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是农村健康保障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发展农村健康保险既可以拓展和带动目前非常薄弱的农村保险业务，又可以服务于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职能。

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定位

在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应定位为：在农村健康保险市场的主体地位，以及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如图1所示)。

这种定位具体体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一)健康风险管理的示范作用

目前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也往往通过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规避健康风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农村的中小学校在很多地区是最大的投保群体。学校为所有在校生集体购买“学生平安险”，包括住院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尽管很多做法有“强制投保”之嫌，但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增强利用保险机制规避健康风险。日渐扩张的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健康风险管理示范作用，它可以在当前作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前导。

(二)在合作医疗制度中引入保险运行机制

合作医疗试验陷入困境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很好地贯彻保险机制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第一，不符合大数法则。根据健康保险的原理，最有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是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可是目前的合作医疗多在村庄一级试行，对于资金筹集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投保人群。如果将规模微小的基金仅用于补偿经济风险较高的疾病治疗费用，则因受益面太小而难以保持较高的缴款率。如果将补偿重点置于发生频率较高但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上，受益面虽然较大却并不经济，因为它既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又增加患者的交易费用。这种两难困境在目前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深化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引入契约共济的保险意识和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扩大投保人群，不断提高保障社会化程度。

第二，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合作医疗的费用筹集、给付水平一般都没有经过严格的、精算意义上的测算，大多是根据上年医疗费用支出作简单的匡算。但在合作医疗的实际运行中，投保人的逆选择、疾病发生率的不确定性、不同医疗费用控制技术的运用等都会影响合作医疗的运行效果，使之很难按初始目标运作。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合作医疗中引入保险精算，通过精算技术，对资金筹集、基金积累、给付水平等进行严格测算，这是合作医疗成功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三)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远期目标，目前我国正在全面改进“福利——风险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在原有合作医疗基础上实施市(县)乡(镇)两级统筹的大病风险医疗制度，进行社会化医疗保险制度(并与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并轨，实行城乡一体)试点工作，逐步推广。为提高运行效率，可以探索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如太平洋人寿就在农村社会健康保险的商业化运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1年11月，江苏江阴开展由政府牵头、商业保险参与运作的全市性农村健康保险。按照“行政领导、统一筹集、征管分离、定额补偿、专款专用、收支平衡”原则，商业保险公司建立起“以定点医院为基础、医保专员为依托、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立体化管理模式。江阴模式的成功运作引起包括国家卫生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为农村社会医疗保险的商业化运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农村补充健康保险

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随着农民人均GDP和收入水平的增长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迅速提高，人们对合作医疗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服务已不再满足，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保障也难以满足乡村工业化程度中高收入农民对较高质量健康服务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补充，将满足人们对健康保障的差异化需求。

(五)作为广义的“农村保险”来经营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经营国内保险公司望而却步的农业保险曾引起广泛关注。该公司提出的“农村保险”的概念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地区开展健康保险业务颇具启示意义。

按照安盟公司的界定，所谓“农村保险”是指全面介入农村市场，向农产提供一揽子的全面保障方案，无论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工作方面，无论是农业领域还是非农业领域。(如图2所示)

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实施“农村保险”经营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发展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重要发展思路。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

据法国安盟公司2002年9月对四川省的5个村庄、江苏省的3个村庄、吉林省的2个村庄的212个农产的调研，对40家农产的上门专访，农民对健康保险有显著的需求。(见表)

为深入研究包括商业健康保险在内的农村保险的需求状况，我们曾在陕西和福建两省的6个县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表明，尽管目前购买保险的农民还不多，但被调查农民对保险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和愿望，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倾向。福建的农民兴趣最大的险种是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如果购买保险，有46.7%的人愿意购买健康保险。陕西的农民也表现出类似的意愿。这表明，目前农村存在着很大的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力。

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力。据测算，如在20年内，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水平能达到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水平(保险深度为2%)，那么，届时农村保险费收入将达到75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潜力同样很大，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场潜力将首先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释放，潜在的保险需求易于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开发这些地区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此，如何有效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以使潜在的农村健康保险市场早日浮出水面，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策略

(一)增加农村商业健康保险的供给

人们通常认为，农村保险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但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风险保障意识比较落后，但农村保险市场尚没有得到很好开发，保险供给主体缺乏，让农民了解保险和投保的渠道很少，适合农村居民的保险商品也不多，因而他们的保险需求还得不到满足，即目前农村保险供给存在较大的缺口。

目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把业务重点放在大中城市，县级支公司的重点也在城镇。如福建浦城县的农村业务只占10%，城镇业务占了90%。这反映了保险公司对农村保险业务的认识不统一、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重视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开发，改变商业保险经营机构设置的不适应性，在农村开办更多的代办所和办事处，开拓广阔的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保险公司开拓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在战略上更有深远的意义。通过提供健康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带动其他诸多险种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开拓整个农村保险业务。

(二)积极应对城乡疾病模式差异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疾病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标志使非传染病取代传染病成为致病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以及平均死亡年龄的逐步上升。但中国在疾病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完全的疾病模式转变”，这突出表现在城乡疾病模式的差异上。城乡居民疾病模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第一，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差距。1980年以来，农村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不仅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而且出现了上升趋势。第二，疾病谱和死因谱的差异。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患病率及其疾病构成、住院原因及其构成还是以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症为主导的疾病模式。以1998年住院病人疾病别住院率及其构成为例：在城市地区，脑血管病、冠心病，高血压病等慢性疾病是主要的住院原因；在农村地区，痢疾、病毒性肝炎、结核病、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列入前15位疾病。同时，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地区也面临着疾病谱的变化，一些老年慢性病、新出现疾病(如艾滋病)的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第三，妇幼健康也存在很大差异。第四，危险因素的差异。在城市地区，环境污染、职业危害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成为主要的致病因素。而威胁农村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则仍然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较差的卫生条件以及不良的营养状况等，这是与农村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同时，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加，职业伤害和行为方式的致病比例提高，如肺炎、性病、艾滋病等。

城乡疾病模式存在上述诸多差异，而保险公司目前的健康保险产品却明显具有“城市偏好”，不适应农村疾病模式对产品的不同需求。因此，保险公司要针对农村居民疾病模式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应农村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同时，保险公司还要积极参与农村地区卫生宣传、传染病防治等卫生保健工作，促进农村地区疾病模式的转变，有效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特有的社会管理功能。

(三)树立良好的信誉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1篇8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至2009年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2007年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2005；冉杰，2006；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07年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2007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2008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2006年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

二、农业保险的比较

印度的农业保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40年代，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即进行生产性贷款的那些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其他的保险如牲畜保险．实行自愿的原则，由农户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是否参加(焦瑾璞，2007)。1985年，印度政府推出“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覆盖大部分农作物。1999年，印度中央政府推出“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并以此取代“农作物全风险综合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印度农业部负责实施，由印度保险总公司执行，承保面扩大到所有农户，并且政府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支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印度政府的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参保农户每年约2000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保险项目。到2006年7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共覆盖农户9．71千万户，受保作物面积50000万公顷，保费收入达到985．5亿卢比。另外，印度农业保险公司已开办经济作物的保险，主要针对茶叶、橡胶、棉花和甘蔗种植等。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天气保险计划，12个邦的保费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50千万卢比。

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利益、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对农业保险进行了“低保额、低保费”的商业化经营试点，由于农业保险缺乏明确的业务定位和足够的政策支持，其业务迅速萎缩，甚至停办。近几年来，保险业在服务“三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农业保险得到较快发展。除了作为订单农业支撑的农业气候性、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性保险外，符合农村和农民需求的健康、人寿、财产等各险种也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加快发展。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选择6省(区)的5种主要农作物开展试点，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08年末，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承保各类农作物5．32亿亩，参保农户9000万户次，为农民提供了2397．4亿元风险保障，分别比2007年增加了130％、80．7％和ll3％。

三、农村金融法律的比较

印度农村金融法律比较健全、完善。为确保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印度在《印度储备银行法案》、《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地区农村银行法》、《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法》等有关法律中，都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机构网点提出了一定要求。如《银行国有化法案》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分支机构，将其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地区农村银行法案》规定，农村银行营业机构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在城市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必须同时在边远地区开设2-3家分支机构。

我国农村金融缺乏法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农村金融法律缺失主要表现在：(1)在农村信用社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法律对其性质、内部法理结构、日常运营机制等进行明确界定，因此应尽早制定一部《农村合作金融法》，以填补这个立法缺口。(2)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也没有相应的立法，结果是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往往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3)对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立法。我国民间金融机构复杂多样，这些金融机构对农村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其法律地位很不明确和稳定；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没有保障，并经常会因此出现一些短期行为，甚至不规范的经营行为．进而累积了大量风险，随时可能影响到社区的稳定。(4)对于一些民间的小额信贷组织，目前也缺少一部法律来规范。人民银行进行的五个省区的小额信贷试点，目前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使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5)农业保险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的《保险法》是一部有关商业性保险的法律，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法》中并没有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相关法律的规定。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以上分别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3个方面对中国和印度农村金融发展进行了简要分析与比较。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的过程，但同印度农村金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并据此得到如下三点基本启示：

第一，从农村金融机构来看，印度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多层次性，各金融机构之间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截至2005年3月末，印度银行业在农村的机构网点达到15．3万个，平均每万名农村人口服务网点数2个：而到2007年末，中国农村平均每万人农村人口服务机构网点数为1．5个，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和良好的信贷供给机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应推动、扩大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范围，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策性金融服务范围建议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向县域和农村延伸机构和业务，支持农业大型项目的开发。积极推动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宗旨，逐步发展成为农民合作金融组织：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重点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要稳定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继续发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农业保险来看，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属于初级阶段，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且农业保险的规模与其需求不相称。200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51．8亿元，承保农作物2．3l亿亩，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l126亿元的风险保障，而同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是27680亿元。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不仅会导致“三农”经济收入平稳增长缺乏保障，而且也会导致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风险较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保险体系，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保险组织，加快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村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互保险等。

第三，我国应继续完善农村金融法规，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属性、功能、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加以规定。确定其法人资格、法律地位和其实施各项优惠政策。应大力发展新型农村机构，放开民间金融，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财政支持。

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10年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形成和普及于二十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轮改革之后，至今依然存在并充当着当前农村金融主力军的角色。目前我国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截至2008年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5100多家，7．8万个营业网点，资产总额7．1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国涉农贷款的35．5％；农户贷款1．3万亿元．占全国农户贷款的86％。以农村信用社为例，目前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庞大和最完备的正规金融组织体系，至2007年底，其农业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服务“三农”的功能不断增强③。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过高的融资成本，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同时其服务功能和产品的单一，进一步限制了其信贷业务的发展。

(三)农村商业性金融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

为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促进我市经济结构调整，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快建立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保险体系，现就城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我市已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和政策目前尚未参加全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按照《北京市企业城镇劳动者养老保险规定》（市政府〔1998〕第2号令）、《北京市企业职工失业保险规定》（市政府〔1994〕第7号令）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除中央在京的国有、集体企业和军队在京、外省市驻京企业外的各类城镇企业，都要按《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市政府〔1995〕第6号令）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凡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城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在1998年12月31日前，到所在区、县办理参统手续，并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

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有关政策（一）养老保险

1.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应自1996年4月1日起缴纳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并按有关规定建立个人帐户。

对于在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之间由全民、集体等企业转调到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人员，且有个人缴费记载的，但其间缴费中断的，可补缴1996年4月1日以前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其原有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2.职工流动中，因企业原因未参加养老保险而造成职工中断缴费的，原企业应负责补缴相应的养老保险费用。如果职工无法通过原企业补缴养老保险费用的，职工可以提出申请，由调入单位负责代办有关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手续，补缴以前企业和职工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费用后，其缴费年限前后连续计算。

3.中央在京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及其他各类企业，原则上应按有关规定补缴历年企业和职工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企业，经市劳动局批准可办理缓缴或分期补缴手续。

（二）失业保险

目前尚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自1994年6月起补缴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用。

（三）大病医疗保险

1.大病医疗保险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本市行政区域内除中央在京国有、集体企业、军队驻京企业及外省市在京企业外的各类城镇企业及其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包括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办理退职的人员）。

在市、区（县）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个人委托存档的人员也按大病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2.上述企业和单位应按大病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要求，到所在区（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有关事宜。

3.上述企业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后，企业及个人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费用列支渠道以及医疗保险待遇等均按大病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从参加大病医疗保险之月起企业和职工及退休人员开始缴费，次月起报销大病医疗费用。

4.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企业及人员执行《北京市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用药报销范围》及大病医疗保险、劳保医疗的有关规定。

5.按大病医疗保险规定应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城镇企业，在1998年12月31日前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从参加大病医疗保险之月起缴纳大病医疗保险费，从次月起报销大病医疗费用。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大病医疗保险的，均要从1998年7月1日起缴纳大病医疗保险费。

三、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为做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市、区（县）要制定相应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计划。要对辖区内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在“底数清、情况明”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市劳动局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工作指标分解到各区（县）劳动部门，实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目标管理责任制。

四、采取综合的行政措施，加强执法监察

（一）市、区（县）劳动监察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监督、检查，通过劳动年检督促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对企业拒不参加社会保险的，要依据市政府令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为发挥社会保险的整体保障功能，企业未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不能享受再就业服务中心用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代缴社会保险费用资金、失业保险基金负担的三分之一部分。

（三）市和区县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工商、税务等部门做好扩大社会保险方面的工作，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多方采取制约措施，可同工商行政部门协商，在企业工商年检时，加强对企业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审查，督促企业参加社会保险。

五、规范社会保险经办工作

（一）大力推动社会保险分支机构建设。各区（县）要根据企业和职工分布状况，合理布局制定社会保险分支机构建设方案，加快分支机构建设，按照属地和一体化管理原则，方便企业和职工参加社会保险。

（二）鼓励街道（镇）劳动部门和市、区（县）劳动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以及经市劳动部门批准的中介机构经办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社会保险业务。

（三）市、区（县）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优质服务，狠抓行风建设，做到文明用语、制度上墙、程序公开，为企业和职工提供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

六、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10

商业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共性是：它们都是为了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存在的一种方式，都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区别在于，商业保险完全是建立在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并且保险资金完全是由投保人个人支付。然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一种，是国家作为责任人强制性要求企业员工订立的相关保险合同，并且保险资金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

2商业保险的作用和意义

2.1化解社会养老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企业退休人数迅速扩大，国家和企业在养老保险基金财政上的支出迅速上升，同时，社会相关医疗服务设施跟进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国的财政负担。如何有效地统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职工养老资金不断“造血”，已经成为了国家、企业和个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双方资源平等的前提下，商业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钱生钱”，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资金的“造血”问题，有助于化解我国社会养老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根据调查，截至2011年底，我国保险业总投资达6.01万亿，全行业投资收益率达3.6%，仅比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高出0.1个百分点。到2013-02，保险行业的投资达到了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56%.商业保险充分发挥了“钱生钱”的优势，科学地利用了人员、营业网点和精算效率等。保险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2推动保险公司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商业保险也在迅速发展。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商业保险深度为3.7%，保险密度为165美元，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发展规模和效率都处于初期阶段。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保险市场也在逐步完善，而商业保险参与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人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元素和最活跃的因素，养老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个性化的养老产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可以为不同的人员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从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直是企业吸引优秀员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家对于个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可以为商业保险公司筹措资金，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2.3有助于保障晚年生活，提高幸福指数

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投资防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观念都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加关注整个周期内的生命财富分配，尤其是晚年没有了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养老保险成为了每个企业员工所看重的福利之一。商业保险可以为投保人提供更加个性化、优质化的服务，所以，在当今社会，商业保险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将商业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结合起来，有助于实现商业保险与养老保险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保证个人的晚年生活，不断提高我国企业职工晚年生活的质量。

3结束语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篇11

近两年，中国保险业在中国保监会的带领下，对于发展小额保险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同时，在首批试点产品的基础上，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还可根据试点区域农村家庭的需求，结合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开发和推广贴近农民需求、核保理赔简便的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各类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产品。中国的小额保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保险企业在农村保险领域的渗透正在不断深入。从营销网络方面看，遍及全国农村的保险营销服务网络为实现小额保险的普及和规模效益提供了可能;从产品开发方面看，我国保险企业已经开发了一些深受农民欢迎的小额保险产品，对农村风险需求的特殊性有了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从经营管理来看，保险企业在纯商业和政府支持下的半商业化两种模式中，通过自建县、乡、村三级销售网络、银行中介代销、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计划生育保险等措施，不断尝试业务发展的可能模式。如何实现小额保险的可持续经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保险行业在产品、渠道、模式等各方面的积极研究探索，无疑将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出正确解答。

2．保险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遇

农村小额保险针对的农村中低收入人群，既不属于传统商业保险的主要目标客户群，也不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保障对象，往往被屏蔽在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公司之外。但是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对保险服务的需求却是现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并且由于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问题，他们应对风险的手段非常有限，普通风险对这类人群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打击，他们对生存保障机制更加急需。因此，从需求角度分析，潜在的农村小额保险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可能。从供给角度分析，已经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别不大。可以说，中国农村现实存在和未来可能的消费能力为商业保险公司展现了广阔的利润空间。小额保险特别是信用伤残、信用寿险和养老保障等项目，也的确为保险机构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以获得更大社会影响力和企业利润。

3．渠道建设成果显著

建立农村保险营销渠道和网络建设是发展农村保险的基础，为确保农村保险产品能够维持低廉价格，为广大农民群众创造切实利益，在推进农村保险营销网络建设过程中，根据地域特点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农村保险营销网络建设模式。在经济条件好、保源相对充足的地区，重点发展的乡镇设立营销服务部，在其乡镇设立农村保险服务中心，并在各村设立农村保险服务站，形成三级营销服务网络，解决了农村保险服务网点少、农民投保难的问题;在经济落后、保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为降低运营成本，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经营组织，借助它们的资源优势，拓宽农险营销渠道，农村保险营销渠道和网络以组建保险营销服务部和发展农村保险网点并重为原则。渠道建设的成本考虑为农村保险的盈利可能奠定了基础。

4．多种经营模式并行

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区别范文1篇12

关键词：商业人身保险社会保障险种结构经营战略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山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山西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山西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山西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山西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山西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山西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山西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山西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山西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山西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山西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