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经管类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3-0054-02

大数据时代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各行各业对数据分析需求大幅上升，需要借助数据分析实现数据的增值，挖掘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为其经营管理决策、投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具有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能力的应用创新型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逐渐攀升，也引发了对高校经管类专业学生能力的更高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经管类专业学生必须能够广泛应用定量分析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获取有效数据，运用科学的方法从这些数据中提取出有用信息，建立相应的模型，作出最优决策。

统计学是培养经管类专业学生定量分析能力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众多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是以后深入学习相关定量方法类课程（诸如计量经济学、管理运筹学、市场调查与预测等）的基础。因此，统计学课程体系设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学生获取有效数据和分析数据应用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学生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一、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1.课程教学定位模糊。我国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中的最大弊端在于一直按照前苏联划分方式将其归类为一门偏重于简单数据整理课程，而将相应的统计分析所采用方法和理论归为数理统计，因此在教学中不重视对后者的学习。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学课程是同时包括这两个部分内容的，尤其是后一个部分内容是定量分析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传统统计学教学定位下，学生只认识了基本理论与概念，却掌握不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这与经管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背离，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各领域对经济管理人才素质的新需求。

2.课程体系有待完善，与经管类专业融合不够。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设置只涉及理论统计学这一领域，未将统计分析方法与相关经管类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在这样的课程体系安排下，学生虽然掌握了统计基本理论和方法，但难以体会到统计在本专业学习中的应用价值，当面临现实的经济、管理问题却无能为力，不会运用所学统计方法，结合专业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状况与经管类人才定量分析能力培养目的相违背，难以实现具有创新能力的经管类人才的培养目标。

因此，如能结合经管类专业特点，对统计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建设，势必能够培养出具有定量分析技能，满足社会需求和企业需求，符合大数据时代人才素质要求的经济管理人才。

二、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构建

1.明确课程教学定位。目前，统计学教学中偏重于统计学基本概念、基本模型和基本方法的理论知识学习，系统性较强，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统计学的知识体系，但是对统计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统计方法的应用重视不够，这不仅会让学生望而生畏，从而失去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不能够学以致用，在自己本专业深入学习过程中不会运用统计学知识来解决实际的经济管理问题，而在教与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源头在于教学定位不够准确。因此，本文提出新的课程教学定位：以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提高经管类专业学生定量分析能力为目标，结合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特点，通过统计学的理论教学、案例分析、课程设计、实验（践）等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统计思维能力和统计应用能力，具备运用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管理领域有关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等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经济管理人才的新需求。

2.课程体系优化建设。根据新的教学定位，统计学课程体系优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一是课程体系设置要强调基础知识、注重灵活应用、突出定量分析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二是课程结构上，突出专业针对性，强调统计学科和经济学科、管理学科的有机结合，使课程特色化；三是建立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为学生提供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的实训平台；四是将统计分析软件的运用融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加强统计分析软件的技能培养。

因此，本文将运用模块化系统集成思想，根据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的要求，提出按专业分模块，按模块分层次，按层次定内容的改革方案，构建“课程体系课程子系统课程模块具体内容”的递阶控制结构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在统计学课程体系优化建设中，我们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构建出模块化、层次化集成的课程体系在整体功能上达到了最佳状态。

课程基础子系统是统计学理论基础和统计思维培养阶段，由统计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构成，体现了“厚基础”的功能。课程应用子系统和课程案例子系统是统计分析能力训练阶段，首先结合认知性案例模块系统介绍统计分析方法，让经管类专业学生了解统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其次进一步结合专业特色案例模块和统计分析软件模块，通过分专业教学方式，使不同专业学生能够体会到统计学在本专业中的应用，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体现了“强能力”的功能。课程实践子系统是统计应用能力实践阶段，是培养大数据时代应用型经管人才的重要环节。课程实践主要包括课堂实践和实验室模拟，课外实践主要包括社会实践活动、实训实习和相关竞赛，通过课程实践和课外实践两大平台训练学生运用所学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课程选修子系统是统计应用能力扩展阶段，该阶段在学生掌握统计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选修统计预测与统计决策两大模块，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

三、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构建，应注重强化基础理论，突出知识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做到统计知识与实例分析相结合，与软件应用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根据经管类各专业特色，以“知识+能力+应用”模式进行模块化、层次化课程体系设置，从本质上提升学生的数据素养和信息素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定量分析能力，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使具有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能力的经济管理人才在就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根年.课程体系优化的系统观及系统方法[J].高等教育研究，2001，（2）.

[2]曾五一，肖红中、庞皓，朱建平.经济管理类统计学专业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J].统计研究，2012，（2）.

[3]姚寿福.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成都），2012，（3）.

[4]朱怀庆.大数据时代对本科经管类统计学教学的影响及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成都），2014，（3）.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2

一、国内外关于社会诚信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评述

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开始于齐美尔（GeorgSimmel）。齐美尔从信任视角对货币这种制度化象征物做出深刻分析，重点阐释了信任的重要性及社会秩序功能，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马克思?韦伯（MaxWeber）则从信任这一重要资本主义伦理视角分析了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意义。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认为信任来自家庭和血缘关系，信任保证了婚姻关系的产生和稳定，信任更容易建立。评价：古典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为其后研究起到了奠基础、搭框架、提供概念工具等作用，但存在着过于追求宏观理论的兴趣趋势、忽略了微观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上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等不足。

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信任视为约定（交换的一种代表性媒介）的一种结果，而彼得?布劳（PeterBlau）则把信任描述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两者可谓是对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继承和发展。70年代后，社会学对信任的研究逐渐多起来。

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并用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去解读信任的产生与扩展。评价：以上研究重拾信任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概念工具与理论视角的丰富以及将信任视为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的产物，并将之与制度或伦理相联系起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为国内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思路和视角，也为本土化研究和反思提供了探讨对象。

（二）国内研究评述

国内社会学从90年代才开始展开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其学理探讨围绕着当代中国信任缺失、信任度下降等问题展开。很多学者肯定了信任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及其当代价值。学者们或通过理论考察（张静，1997；潘敏，2007），或通过个案访谈（薛天山，2002），或通过大型社会调查（刘爱玉、刘明利，2012）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现代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信任（郑也夫，2006），对信任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有的学者从中、日、美三国的角度进行了对比研究（王飞雪、山岸俊男，2002），有的学者则专门研究中国人的信任结构、特征，并分析其原因（李伟民、梁玉成，2002），有的学者探讨了信任的建立与发生机制（彭泗清，1999），有的学者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如杀熟现象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郑也夫，2006），还有的学者从社会转型期对信任类型进行分析与预测（张禹青，2012），等等。

研究方向与内容。1.研究方向集中在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等分支。如《关系与信任：中国乡村民间组织实证研究》（2004）、《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2010）、《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2011）、“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信任、利益互惠和差序式治理”（杨光飞，2009）。2.关于中国当代社会信任类型的分析及对策建议。梁颖用“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概括西方社会学关于信任理论的历史变迁，“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是其三种表现形态，且三种类型的信任呈现出“同生共存的历史生态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并得出“合作型信任乃后工业社会之理想的信任类型，其对发展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良好治理均存有迫切性，至关重要”的结论（梁颖，2011）。“关系信任”与“普遍信任”是另外一对描述信任类型的术语，陈福平通过定量分析着重探讨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同这两种信任类型的关系（陈福平，2012年）。3.信任的建立机制。有的认为信任从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中产生，有的认为信任可以通过理性的算计来获得，也有这两种观点的碰撞与融合（郑也夫，2006）。从另一个社会与个人视角来说，有的认为信任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多，有的认为信任与社会因素多一些（彭泗清，1999）。4.对信任研究所嵌入的中西方学术传统差异的反思与新诉求。反思：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把有关‘信’的现象和问题分别放在不同的领域中去研究，这主要源于其部分组成整体以及整体需要分解的探究路径”，而中国研究思维关注重点是部分与整体间的联系。新诉求：“从连续体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诚信、信任和信用”，重点关注“人与制度的博弈以及转换的问题”，这才是符合国人思维实际的解决问题之出发点（翟学伟，2011）。

研究不足。一是基本概念不清，尤其是诚信与信任的概念有必要厘定清楚，可惜的是，这一问题似乎太过基础而少有学者问津。二是总体上看，研究内容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对信任的发生机制及信任本质问题还缺乏深刻的研究；一些研究只是在重复外国学者的论述。三是再研究范围上，针对互联网时代下虚拟社会的信任研究不足；对社会诚信研究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的后续研究缺乏。

二、“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逻辑及其意义

笔者认为，要展开对诚信建设路径的社会学分析，首先要清晰界定诚信、信任等概念，继而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社会学有关信任研究的理论、剖析信任本质及其产生机理，进而结合河南省情着重探讨“诚信河南”建设的意义、路径、要注意的问题及其体制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核心围绕的是如何让诚信河南成为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文化基因。

以一个省份为基础展开诚信建设的研究，其意义至少有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力图从社会学视角系统梳理有关信任研究的前沿理论，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对“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其次，从应用层面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这标志着新时期诚信建设课题的提出。而《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则从提高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的角度，强调“大力倡导敬业诚信、创新创业、劳动致富、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这又指出了诚信建设的应用价值。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诚信建设应用价值的逻辑还在于诚信带来信任，信任带来合作与互惠，其关键在于：一是转变信任类型，以适应转型中的社会结构：从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的诚信扩展至带有契约性质的普遍意义上的诚信；二是用制度保障诚信建设：突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个层面的诚信制度建设；三是具体的体制机制保障。因此，这一研究着力从诚信建设对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系统作用与发力机制角度去发掘、深化、拓展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再次，从方法的层面看，这一研究还可以尝试采取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回顾诚信在20世纪我国的发展状况的同时，系统梳理中原文明中的诚信史，从而为当代社会诚信问题出现提供历史与思想背景。

三、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

具体来说，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诚信河南”建设研究的大纲应该包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等诸多方面。

研究的主要内容。具有可分为七个方面。1.“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此部分在系统梳理信任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社会资本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结构与文化比较理论论对于“诚信河南”建设的启发与指导作用。2.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现代价值及其超越：中原文化中的诚信传统；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特点；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现代价值；中原文化诚信传统的超越：诚信类型及其转换的社会背景。3.“诚信河南”建设的社会学意义：“诚信河南”与社会转型；“诚信河南”与风险社会的应对；“诚信河南”与简化复杂环境、拓展社会资本；“诚信河南”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文化基因；“诚信河南”助推企业转型升级、锻造核心竞争力。4.“诚信河南”建设的基础、原则、任务、目标体系及其实现。5.“诚信河南”建设中要注意的几个关系：诚信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诚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诚信与法制的关系；诚信与个体素质的关系.6.“诚信河南”建设的机制创新：信用监督机制创新；信用自律机制创新；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创新.7.“诚信河南”建设的系统探索：“诚信河南”与政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商务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社会诚信系统建设；“诚信河南”与司法公信建设

在基本思路上，首先梳理信任研究的专业理论，为理解和剖析“诚信河南”提供理论解读视角。接下来分析中原文化中关于诚信传统及其历史性超越的必然性，从而为“诚信河南”建设提供社会思想史背景。第三部分则重点从专业角度剖析“诚信河南”的重要意义，突出其与社会转型、风险社会、社会资本理论、信任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解决了这些基础性问题之后，第四、第五和第六部分则对“诚信河南”进行了思路设想与制度设计，勾勒出“诚信河南”建设的理想类型。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社会调查法和理论分析法三种方法。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将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诚信河南”的信任研究理论基础的梳理；二是“诚信河南”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阐释与分析；三是如何让诚信体制机制创新确保“诚信河南”建设实效，包括“诚信河南”机制创新、“诚信河南”系统探索；四是如何将社会学理论中有关信任的理论研究与河南诚信实际进行有效联系，即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河南实际如何有效衔接；五是如何研究出符合河南实际的诚信机制创新与制度设计。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1篇3

1网络科学的内涵

网络科学有不同领域的定义，总体来说可以认为，网络科学是研究各类实际系统复杂网络结构共同规律的新兴交叉科学，研究内容涉及网络结构及其性质、网络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及网络动力学行为和预测，并对网络的设计与控制提供可行的方法。网络科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物理网络、信息网络、生物网络、认知网络与社会网络等。例如，自然界中存在新陈代谢网络、蛋白质作用网络、神经网络、生态网络等多个层次的生物网络，物理世界中存在人造的电力网络、城市交通网络、航空网络、计算机网络等基础设施类型的技术网络，人类社会中有商业经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恐怖组织网络等各类社会网络，同时万维网、科学引文网络、语言网络等又构成了新型的信息网络。另外，上述各类网络相互交叠渗透又会形成混杂网络。例如，在线社会网络是社会网络与计算机网络融合而成，物联网是物联网络与计算机网络融合而成，移动互联网作为新型计算机网络，既是人类社交活动的主要平台，也是地理位置等物理环境信息的感知工具；网络中心作战和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涵盖了信息空间、物理空间以及人的认知空间和社会关系与行动空间；生物网络则涉及基因、细胞到人脑等机体多个层次，纳米尺寸的量子世界更是呈现超大规模粒子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2网络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网络科学是基于数学和系统科学，结合物理学、复杂性科学、非线性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生物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网络科学亦日益渗透到各个学科，并对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的全新的科学知识和视角，而且将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新的方法论和有力武器。信息科学领域，网络科学用于分析通信网络等拓扑结构，对通信网络结构与通信协议的设计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社会科学领域，网络科学被应用于刻画和分析人类社会关系，产生了社会网络分析，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学家以往依赖于采样调查的研究方式；生命科学领域，基因相互作用网、蛋白质相互作用网、基因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网、代谢网络和神经网络等都得到了分析，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群传播的研究中，对人际接触网络的分析又将生物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认知科学领域，大脑网络分析在语言学中得到大量应用，人们相继在各种不同语言的单词的共现性网络结构、语义网络结构和语法关系网络结构中发现了极其相似的结构特征，并且逐渐将网络分析拓展到认知、记忆和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军事领域，近年来提出的大多数战争理论，如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等，均建立在网络科学理论基础上，对网络科学提出了重大需求。而在物理学领域，研究复杂网络的主要原因是理解网络拓扑结构对物理过程的影响，如网络拓扑性质对典型物理过程———渗流与疾病传播的影响。

二网络科学对数学的挑战

1数学是研究数和形的科学数学是研究

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简单说，是研究数和形的科学，其中数的研究又可以分为连续数学和离散数学。综观世界的文明史，人类经济发展到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代表这阶段的科学技术，并存在一种通用的学科表达语言，以客观地描述人们所了解的一些发展规律。在工业经济时代，微积分的产生使得有关能量转换、动力、瞬时速度、运动加速度、运动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可以在分析数学这个层面上统一认识，许多有关工业经济中的问题可以通过解方程的方法进行求解，因此可以说微积分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学科表达的数学语言基础。而离散数学则是计算机革命时期学科表达的数学语言基础，因为人们使用离散数学里面的概念和表示方法，来研究和描述计算机科学下所有分支的对象和问题，如电脑运算、编程语言、密码学、自动定理证明和软件开发等。那么，当今各类现实系统的复杂性需要什么样的数学语言来刻画和描述？可以说，网络科学是其中一种最有可能的选择。究竟什么样的网络的拓扑结构能够描述真实的系统呢？如前所述，人们的认识经过了3个阶段：19世纪40年代，人们认为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些规则的结构表示出来，即规则网络；20世纪60年代随机图理论诞生后，人们认为系统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是随机的，可以统一用一个概率来表达，即随机网络；世纪之交，人们进一步发现，很多真实的网络既不是规则网络，也不是随机网络，而是具有与前两者皆不同的统计特征的网络，被称为复杂网络。当然，复杂网络目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但大致上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它是大量真实复杂系统的拓扑抽象，具有大量的节点和复杂的连接，网络的拓扑不同于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其次，复杂网络之上的动力学特征显著不同于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之上的动力学特征，无法用规则网络或随机网络两种理论来解释。由于复杂网络是大量复杂系统的拓扑抽象，因此对它的研究被认为有助于理解“复杂系统之所以复杂”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十余年已过去，尽管网络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飞速发展，但理论本身的发展却停滞不前，亟待突破。

2如果我是欧拉，如何思考大数据

如果我是欧拉，我会再次用几何的思想来考虑当今世界各类系统的复杂性，下面以大数据分析为例进行阐述。数据是信息的载体，那么数据内蕴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几乎在网络科学进入第2个阶段的同时，通信的数学理论取得了突破，香农1948年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解决了数据如何完整高效地传输的问题。传统的数据处理理论基于捕获、传输、存储和计算所有的数据，这一理念遍及过去所有的计算、通讯、数据获取与分析等研究工作。但时间到了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生成的速度远远超过能够及时捕获并存储的速度；数据积累的数量远远超过有效传输并集中管理的数量；数据携带的信息远远超过能够有效识别和提取的能力。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美国AT＆TShannon实验室2010年2月指出：迫切需要发展符合“只取所需”原则的数据处理新理论。而建立新的数据处理理论前提是必须给出大数据内蕴信息的数学表达原理。大数据分析之所以难，一是因为数据量巨大，但更本质的问题还在于数据内蕴信息的复杂性。数据属性之间关联，相互影响，彼此耦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面对大数据一片茫然，无处下手。如果把我们自己置于数据属性空间中看这些复杂关系，就会理解到：数据属性间的复杂关系，从数学的角度可抽象为高维空间中复杂的几何结构，而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之间的关系往往发生在高维属性空间中低维子空间上，这与高维空间中数据显著的稀疏特性是内在一致的，这就使得这种关联关系本质上呈现出高维空间不同子空间的聚集特性，其计算非常困难。高维空间中几何结构的拓扑识别是指利用拓扑学的方法分析高维空间中的几何结构，寻找刻画几何结构的拓扑不变量，从而发现大数据复杂信息本质结构的过程，因此大数据分析问题本质上可归结为不同子空间数据几何结构的拓扑识别问题，即在数字的世界里寻找有价值的形状，从而达到数与形的统一认识。这一观点与当年欧拉解决七桥问题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难度却大了许多。首先，大数据复杂性信息表达的维数达到成千上万维，需要高维拓扑理论而不再是欧拉当年的一维拓扑；其次，从计算角度分析，现在的网络，其节点规模动则成千万上十亿，不再是欧拉当年可数的几个节点，需要基于高性能的计算平台才能实现大规模网络规律的发现。2012年11月16日，《自然》杂志的科学报告栏目报道了德米特里－克里欧科夫教授的一项研究结果：宇宙膨胀与大脑成长相似，一些尚未发现的基础规律可能支配着多种或大或小的系统，从脑细胞之间的电信号传递，到社交网络的扩张，甚至是宇宙的膨胀。这一结果正是由加州圣地亚哥超算中心大数据项目组取得的。

3网络科学的数学挑战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4

要想写出具有科学性、指导性的社会调查报告，必须进行深人细致的社会调查。而正确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科学的调查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其次要努力深入到基层，扎扎实实地把社会调查工作做好。再次就是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提高调查研究的水平。

科学的调查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要科学。仅靠过去传统手工方式进行调查已显然不够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系列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来，形成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现代化的三大特征:数学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应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综合运用。这就为调查研究的方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们除了要了解并掌握有关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抽样调查以及文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观察调查法等各种具体的调查方法以外，还必须注重对调查对象加强正确引导，确保其讲真话、讲实话。在实地考察时，要防止被假象所蒙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确保调查的科学性。二是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要科学。(注释:参见1983年1月5日某报有关专文，提出了政策调查的“十个要点”。)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材料整理

对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整理，一般分成三个步骤:

l.检查鉴别。首先检查社会调查报告材料是否切合研究的需要，其次要鉴别事实材料的真实性，数据的准确性，保证材料的真实可靠，确实反映客观实际。

2.制作图表、数表。以其直观形象信息量大，帮助读者理解社会调查报告内容。

3.分类分组。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类的标准，依研究目的而言，可按材料性质分为记录资料、文献资料、问卷资料、统计调查资料等。可根据研究的目的按年龄、性别分类，或按职业分类等。也可分为背景材料，统计材料，典型(人或事例)材料等。

对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分析，应该说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是能否将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化为研究成果的关键所在。所谓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剖析调查材料中包含的被研究对象的状况、特点、社会背景、基本结构、本质属性与成因、组成因素与相互关系，以及运动机制和结论的过程。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最基本的类型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对待事物，对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一)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定性分析

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定性分析是据事论理，用思辩的方式，依靠个人经验判断能力和直观材料，确定社会现象或事物发展变化的性质和趋向.以划清事物性质界限的方法。定性分析的根本的方法是哲学方法，即揭示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方法。除此之外，还可采用系统方法、逻辑方法，常用的方法有:

1.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矛盾分析法

即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原理，具体分析事物内部矛盾及其运动状况，从而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其具体作法分三个步骤:

①从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中找到事物的矛盾，即找到问题。因为问题即是应该消除或缩小的差距，差距就是矛盾。

②对事物存在的矛盾进行分类，看它们是属于:历史遗留——现实产生;客观存在——主观思想;自然条件——人为造成;局部——全局;根本——枝节;眼前——长远的矛盾。

③分析矛盾的对立面，考察矛盾的主要方面与矛盾其它方面互相依存、斗争、转化的条件，从而把握矛盾的特性。

2.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比较分析法

做社会调查报告常用的比较方法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法为:先进行比较，弄清事物的异同，根据共同点将事物归集为一大类，然后再根据差异将大类划分为几个小类，依此类推，事物就被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层次的大小类别，明确地反映出客观事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3.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因素分析法

即指从社会调查报告材料中寻找出对事物产生、发展、运动起作用的要素，通过系统分析和科学的归纳，探寻到对事物变化起着关键作用的要素系列，掌握决定事物变化的原因，从而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运用因素分析法，首先应进行总体分析。

第一步是把蕴藏在现象之中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因素清理出来，并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将它们按一定的标准组成一个有机的多层面的网络结构。影响事物变化有种种因素，归纳起来可以划分为外因(客观因素)和内因(主观因素)两大因素系列，在这一层面下，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将因素分为:主要因素、次要因素;积极因素、消极因素;一般因素、特殊因素;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起始因素、终极因素;潜在因素、诱发因素;阶级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因素(或工作单位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各个系列因素有可能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显现出一种网络状态。

第二步就是通过对这一网络的分析，从总体上考察研究对象，分析出现某一社会现象的综合原因。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地把握诸因素的内部联系，把握其特征和转化规律，对事物的总体进行多维的、系统的，内因与外因，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进行关系分析。即对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分析。要着重分析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功能关系、转化关系、共因关系。共因往往是事物存在或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如诸多贪腐现象的产生，其共因是私欲恶性膨胀，再进一步深究，就可找出其根本原因是权力作祟.从而找到问题的关键，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再次是进行因素树分析。即以某一种关键性的因素系列为主要分析目标，予以系统的多层次的剖析，按因素之间的联系绘出因素树图，即:

社会调查报告(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材料的因素分析法——因素树图

社会调查报告(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材料的因素分析法——因素树图

这样逐层深人，直至找出最基础的原始性要点，即具体行为表现。

定性分析除了以上方法外，还有分析综合法、归纳演绎法、科学抽象法、社区研究法(是以分析社区人口集体与特定生活环境、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社区的社会构成、社会功能、价值观念、日常生活及发展变化的方法)、历史研究法等多种方法。

(二)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定量分析

社会调查报告的定量分析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规模、范围、程度、速度等方面数量关系的情况和变化，进行变量计算和考察分析，弄清其数量特征的方法。简言之，就是从事物数量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目前，在调查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已越来越普遍，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也是调查研究走向完善的标志。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有:

1.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统计分析法

即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对社会调查报告所得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处理，分析现象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数量关系，以揭示事物的性质、特点及其变化规律的过程和方法。统计分析法包括描述分析和统计推论两个部分。

①描述分析，是把收集到的数据整理加工，找出其中的规律以及现象之间的关系.并用统计量对这些资料进行描述。它主要包括:编制次数分布表.绘制次数分布曲线，测绘现象的集中趋势的离散趋势以及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等。例如:我们研究城市居民近五年来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把每户居民年收人划分为六个等级:2万元以上，17000～20190元，14000～17000元，11000～14000元，8000～11000元，8000元以下。然后计算每一个等级中有多少户居民，这就是事件次数分布统计。计算各等级居民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就是比例分布统计。计算全体居民的平均收人，就是对这个数列的集中趋势的统计。计算全体居民平均相差多少钱，就是离散趋势的统计。

②统计推论，则是指在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对全体进行推论。它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区间估计，统计假设检验。

2.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分析——社会测量法

社会调查报告的社会测量法即通过测量和评定某一社会群体或团体中社会关系或社会意向的一种方法。社会测量法分社会关系测量和社会意向测量两种具体方法。社会关系测量法较为常用，是指将所研究的某一社会团体内部成员相互吸引或排斥的关系状态数量化，从而分析其人际关系的一种方法。运用此法可分五个步骤。

其一，确定选择标准，有六种类型:①工作标准，以测量工作团体内部的关系;②娱乐标准，以测量娱乐群体内部的关系;③社交标准，以测量社交群体内部的关系;④生活标准，以测量生活团体内部的关系;⑤学习标准.以测量学习团体内部的关系;⑥服从标准，以测量被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关系。

其二，选择指示项。一个标准，可以拟出多个指示项。如服从标准可拟出:你认为本单位谁当领导最合适?谁威信最高?你最不服谁的领导?等等。

其三，制作测试答卷。给出选择标准;限定选择数目;交代测试目的、选择范围(团体之内)，说明对测量结果保密等。

其四，填答试卷。当面填写，当场收回。

其五，对试卷进行整理分析。

对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选择，要注意:

1.运用典型材料说明观点。典型材料是最具代表性的材料，它显示着事物和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有着以一当十的力量。

2.运用综合材料说明观点。将一组有可比性的材料进行对比(今昔、成败、好坏、新旧、内外、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等)，能使观点更加鲜明突出，增加说服力。

3.用精确的统计数据说明观点。统计数据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恰当地加以运用，可以增强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说服力。

三、社会调查报告格式

社会调查报告结构一般有四个部分:题目、前言、正文、结语，有的还有附录。

(一)社会调查报告——题目

社会调查报告题目可分为两类:

1.单行标题。只有一个正题，直接写明调查的事项、对象、范围。如《关于成都市国有企业科技人员作用发挥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2.双行标题。正题下加一个副题，正题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副题补充说明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如《感情越拉越近——对江苏省“三下乡”活动的调查》。

(二)社会调查报告——前言

社会调查报告的前言一般包括三点内容:调查研究的缘由和目的——调查什么.解决什么问题;调查对象、范围，调查的经过——时间、地点、过程及调查方法。

(三)社会调查报告——正文

正文是社会调查报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部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调查对象进行叙述。真实准确地列举调查所得的确凿事实、典型事例和具体数据。二是进行分析论证。对资料进行客观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把它上升到理论，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或证实一种观点，或推翻一种观点。这部分的写作既要防止单纯罗列材料，也要防止过多的议论和说理。

社会调查报告的正文部分常见的结构方式有三种:

1，纵式结构。即根据事物发展的始末顺序或脉络，材料的内部逻辑关系叙述事实，由事人理，分析研究，最后推导出结论。这种结构各部分之间前后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将会眉目不清，条理紊乱。

2.横式结构。即根据材料的性质，将其概括为若干平列的几个部分，分别加以说明和阐述，从不同方面集中揭示其主题。

3.对比式结构。这是一种特殊的横向结构。适合于先进与后进，正确与错误的两件事物相互比较，明确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4.纵横交叉式结构。就是将纵横两种结构结合起来使用。以纵为主或以横为主，纵横交错，以便灵活透彻地说明问题。

(四)社会调查报告——结语

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语，这部分可长可短可无，其内容有时是总括全文，深化主题;有时是交代社会调查报告中未能解决而又须引起注意的问题;有时提出继续调查的希望和建议。总之，应视其具体情况而定。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5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

[关键词]情报学领域分析社会认知观认识论

[分类号]G352

在上世纪90年代，Ingwersen提出在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了北欧方法(Scandinavianapproach)。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芬兰坦佩雷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为代表的北欧情报学研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且颇多建树。领域分析就是典型代表。在我国，文献较早地介绍了领域分析学说。近年来领域分析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拟对领域分析的研究进展做一系统的论述，以促进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1领域分析概述

丹麦情报学家赫约兰德(HjCdand)和爱布瑞森(Albrechtsen)首先提出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Domainanalysis)概念。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献全面阐述了领域分析的历史渊源、理论思想和方法，被视作该学说建立的重要标志。尽管领域分析学说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发展却很快，至今已形成了涵盖从原理到应用各个方面的成熟思想体系，既可把领域分析称作元理论，又可称作范式和方法论，具有所指意义的多元性。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是：

理解情报学中情报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一部分的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discoursecommunity)。在不同的领域中，知识组织和结构、合作模式、语言和交流形式、信息系统和相关性标准都是话语社群的工作客体和社会角色的反映。个体的心理、知识、信息需求和主观相关性判断标准都应当从这种视角来看待。

2领域分析的关键概念

总体来看，领域分析意指情报学的最佳研究对象是知识领域，它是一种集体知识结构。情报学视角下领域的信息结构分析包括知识规模、知识组织、引文模式、传播、范式、知识组织等方面，目的是使知识传递、使用和中介的效果达到最优。不同领域中这些方面的结构不同，这是领域特殊性的一种适应性表现。工具、概念、意义、信息结构、信息需求等都是在知识领域即话语社群中得以塑型的。

在领域分析的经典表述中，“领域”与“话语社群”是两个相关联的关键概念。作为领域分析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赫约兰德认为领域可以是一个学科或学术区域，也可以是与信仰、职业或惯例相关联的话语社群。话语社群形成的标志则是在某一群体中存在着有序的、由概念结构、制度栅栏(enclosure)和话语场域的管控共同加以结构化的交流过程。赫约兰德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领域的维度分析上。他指出：领域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学三个维度来认识，其中后两维度是核心所在；领域是动态的，三个维度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和变化的，领域的研究应考虑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

但应指出，维度的分析并不能代替概念的界定，泰尼斯(Tennis)就曾指出领域的界定和边界存在着混淆，这可形象地比喻为：赫约兰德提供了领域分析这个“锤子”，可是领域这个“钉子”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为此泰尼斯提出两种分析工具，即调节域和专业化程度，前者可通过领域中成员与领域分析学者的沟通协商来设定领域的名称和外延，从而解决领域的界限问题，后者设定领域的内涵，关注的是其核心议题和领域问的交叉情况；这样，使用两种工具及其包含的参量就可以定义一个领域。这是方法论角度的定义，所谓确切的“钉子”还是没有找到。赫约兰德对此则认为，领域的质化研究应始于对主体或兴趣群体的高层次诠释研究，要找到构成领域中不同现象基础的旨趣，再通过磋商取得理想的定义。

麦(Mai)采用与赫约兰德相似的思路，明确指出领域是指分享共同目标的人类群体。领域的概念要把形式化(formality)结构和实际工作与活动结合起来考虑，后一方面跨越学科专业界限而聚焦于人的活动、合作以及共同目的。这表明领域概念与人类活动密切关联，所定义的领域是以活动为中心的。笔者认为，这种定义实质上是以活动理论作为元理论基础的反映，活动理论强调的活动这一核心概念规制了领域的本质和界限，正是以包括共享目标在内广义上的活动作为标杆，领域的轮廓才得以勾画清楚。因此，可以将领域定义为“以社会中有机联系的共同活动(包括共享目标、任务、合作、交流)为基础、结合专业的形式化结构而形成的群体”。依此定义，我们继而可以把学科和专业看成是具有相似结构或特征的多领域聚类而成的领域簇。

3领域分析的社会认知观

3.1社会认知观的理论内涵

领域分析将认知问题当作核心关注之一，所持的观点是社会认知观(socio-cognltiveview)。其思想基础是包括维果斯基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在内的活动理论；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赫约兰德将它们合而称之为实用实在论。同维果茨基的观点一致，社会认知观认为，当习得了语言符号之后，人的认知过程更多地就以符号、意义和记号为媒介，此时个体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主要地依赖于他掌握的符号系统；而这些符号系统首先是在个体外部、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文化社会及领域特殊性，其后才被个体内化并塑造改变了个体的认知，这样人的认知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依靠比生物构造的依靠就大得多。总之，认知首要地由社会文化情境因素所决定，并通过掌握社会文化因素的中介载体工具――语言符号系统来实现从发育早期的生物心理驱动向社会文化历史驱动的认知功能的改变。

3.2社会认知观与传统认知观的比较

社会认知观是以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批评者和替代者的身份出现的。传统认知观秉承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把个体认知功能和知识结构当作核心问题，坚持社会现象可层层还原为心理现象的观点；二是认为心智模型与人头脑中的先天神经结构存在联系，认知科学同神经科学密切相关。社会认知观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社会认知观认为，传统认知观研究的是脱离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孤立个体认知和内部心理结构，而恰恰是这些情境因素对认知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认知观虽然对个体认知感兴趣，但并非从研究孤立个体的心智科学或脑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而是采用社会情境的方法来看待认知问题，认为对个体知识结构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对群体导向的分析上，即特定个体的知识水平、个体从信息系统使用中的获益以及知识利用中的障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通过大脑功能和机制的心理分析就能阐明的，而是凭借着对个体的社会角色、工作、任务、教育背景和学科关联这些社会情境变量的充分认识才能解释清楚。通过由外及内的方法路径，社会认知观把焦点从抽象的个体转移到社会一文化情境，强调存在着将源于文化的符号内化于主体之中的过程，认知

过程要以文化、历史和社会所构建的意义作为中介，需要从社会文化、实用主义和实在论的理论高度研究认知。这些观点再一次体现出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和活动理论的要义。

4领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种成熟的理论必然有其系统与完善的方法，领域分析也概莫能外。赫约兰德在被评为《文献学杂志》2002年度最佳论文的文献中列举了领域分析的11种研究方法，分别为：编制文献导引与主题网关、构建专业分类法与叙词表、专业学科中的标引与检索、基于经验主义的用户研究、文献计量研究、相关的史学研究、文献和文献类型研究、认识论和批判性研究、术语学和专门语言学研究、科学交流中的结构与制度研究、科学认知与专家认知及人工智能。领域分析的这11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产生的，彼此间互为补充。当它们共同应用于同一知识领域时，情报学的独特学科视角就能最好地凸显出来，情报学的学科“核心竞争力”也因而得以形成。

当然，这11种方法在领域分析中的重要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正如领域分析的别称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所昭示那样，认识论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统领了领域分析的方法论纲领，认识论方法则是领域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如果舍弃这种方法，其他所有方法都会变得浅显”“。情报学任何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要推演到其认识论假设的这一基础性问题上。认识论渗透到用领域分析思想研究情报学的各个方面，如知识组织、用户信息行为等。基于此，赫约兰德专门建立了讨论认识论的学术网站，并命名为EpistemoloogicalLifeboat，把认识论之于情报学比喻成救生艇，意在强调情报学未来理论发展关键要依靠认识论。

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也是社会认知观的另一同义表述。从该范式的角度看，传统的认知观研究个体心智模型，可是社会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心智模型”，因而缺乏普适性和将模型一般化的可能，而认识论是关于人如何获得知识的理论，是一种广义层次上普适性的“认知模式”研究，可以提供最一般化的“心智模型”；换言之，社会学一认识论范式自顶向下宏观地把个体知识看作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把心理学问题予以认识论化聚焦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使研究具有了较强的普适性。

5情报学分支学科的领域分析视角

5.1信息用户及行为

领域分析反对信息行为研究重心从客观实在转向主观现象，认为后者是没有任何现实解释力的，用户的信息查寻行为应当在检索的客观可能性的知识和用户如何利用这些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加以诠释；不能把用户当作毫无区别的整体进行全局性的研究，抽象或适用于所有知识领域的用户模型是不存在的，要认识到用户隶属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和知识领域，知识的生产者、中介和用户在社群里以不同程度相关联，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距离。认识论是信息用户与信息查寻行为研究的理论根基。

5.2信息检索

从领域分析的视角看，主题检索点的信息价值随所处知识领域的惯例和著述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并无固定值。不同检索语言各有长处互为补充，要根据知识领域、用户群体以及文献和媒介的不同类型来应用适宜的检索语言。用户在信息源及其描述用语等方面的期望与客观实在的相符程度、用户的专业知识、提问式与具有既定潜在信息价值的文献之间的语义距离是任何检索理论都必须予以考量的。目前研究通常关注如何构造出好的计算机“心智模型”如布尔逻辑、段落标引等，而更应重视“专业文献的心智建模”(“Mentalmodeling”ofsubjectliteratures)这一核心议题。认识论提供了理解专业文献心智建模内容的理论基础。在相关性判断上，相关性应看作是客观而非主观现象；不管用户的主观偏好和判断如何，如果某一事物对欲达到的目标有用，那它就同目标相关，同样，一旦给定目的，基于该目的的特定文献的相关性也就客观地确定了，用户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一客观实在的相关性是另一回事情。认识论理论是相关性研究最基础和最广义的理论。

此外，领域分析在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应用中也产生了新颖的观点。文献就对面向领域和话语社群的知识服务理论进行了阐述。

6领域分析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

领域分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情报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拓展了情报学的眼界，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新方式。领域分析对于强化情报学的职业和学科身份、从而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相区别有重要的贡献。具体而言，它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提供了情报学理论全面系统的视角；②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对于学科中所有主要概念的观点立场在逻辑上连贯一致，使情报学与自身学科发展史一脉相承；③能够整合情报学中不同分支学科；④使信息系统和技术更好地适应异质用户群体及其兴趣。此外，从元理论角度来看，领域分析的元理论基础――实用实在论和活动理论，在其学说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正是因为自身元理论基础坚实、思想明确，上层的理论才能够很快得以发展。率先采用元理论――理论――应用三位一体的学科理论构建模式使得领域分析在情报学理论大厦的建设中成功地占得先机和优势。

领域分析目前已得到国际主流情报界的认可，世界图书情报学重要参考工具书美国MarcelDekker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情报学百科全书》在2004年卷刊登了“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长词条，国际知识组织学会的会刊《知识组织》也于同年出版了领域分析专刊。在领域分析研究的带动下，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情报学的社会学属性，从社会组织和任务等情境化视角剖析情报现象和情报工作，典型的如华盛顿大学人――信息交互中心与丹麦瑞索国家实验室的认知工作分析研究。这些都表明领域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理论流派，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范式，领域分析对情报学传统认知观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此相伴的其他批判性反思促使先前认知观的支持者们修正其学术立场，典型的就是Ingwersen提出要摒弃激进的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认知观，但应当指出它与领域分析在本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即是否把个体用户的感知与心智置于首要的地位。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7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和资本全球化使现代国家的命运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失败而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社团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出发批判了现代国家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延续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以掌握领导权的斗争替代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失效，现代国家问题开始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的焦点。针对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围绕着行动、代表和客观结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在分歧和争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还原论观点，深入到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化、人的再生产、权力的话语构造这些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去，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视野。本文对过去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未来走向。

一、主体实践与结构之争、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新的发展起点有两个，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争论、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论战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身的辩护和发展有关，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国家自主性问题。

波朗查斯指责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仅仅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和主观意识上，认为他的认识论前提中没有结构、整体和具体性分析，而是过于注重阶级划分这样的经验问题，完全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波朗查斯强调应该基于充分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具体研究，“任何对具体进行科学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处理具体的认识论原则，”[1]这种原则是充分处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对象必须首先具备的。米利班德的反驳是强调以经验观察为依据具有重要性，波朗查斯只阅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作品，把马克思的原文当成信息来源，实质上只是不能处理现实经验的抽象结构决定论。

关于国家的本质，米利班德反对多元主义主张的国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证明资本阶层化不能排除它们的阶级一致性和两大阶级分化，那些操纵国家系统的各个部门指挥岗位上的人，由于社会来源、地位、环境、意识形态倾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联系，保持了与统治阶级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根本变化。波朗查斯强调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国家的阶级性质在于总体上维护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国家机构的成员按照特殊的结构内部统一发挥作用，他们的阶级来源、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并不是主要的，国家与阶级利益总体上一致完全在于客观的结构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米利班德认为，只强调“客观关系”决定国家行为，即体系的结构约束是绝对强迫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结构会操纵那些把国家当作纯粹功能和政策执行者的那些人，这完全是要用客观结构和客观关系取代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无视作为体系主要因素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现实关系。他强调，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保卫者和保护人，在于这些经济利益支配着他们，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它们连续性的条件，而不是阻碍它们。

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两人总体上都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强调，如果把国家权力看成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实际上会否认了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国家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国家权力实质上不存在于结构的各个层次中，而是这些层次整体上结合的结果。米利班德则认为，相对自主只意味着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之间的不完全一致，作为统治权力的国家权力建立在阶级一致的基础上，它不是结构总体及其关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合的结果。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一争论中看到他们俩人都潜在承认了一个共同前提：国家能够符合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政策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实际上这一争论中的分歧预示了后来国家批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工具主义出发还是从超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国家批判理论的各个流派分为两类，具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是新工具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新李嘉图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而具有相反倾向的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新葛兰西主义、综合理论。

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福利国家政策的目的是要探讨工人阶级支持改良政策和放弃斗争的现实问题，以解决左翼政党和团体在福利国家政策面前遭遇到的严重困难。显然，仅仅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并不能有力地说明现实问题。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比阶级斗争理论对国家和经济的分析更进一步，主张从资本理论出发批判“福利国家的幻觉和限度”，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实质和政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uss）强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看到国家与生产之间的根本联系，因此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规律强加于国家行动的限度，而是错误地以为国家独立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规律，可以干预危机，独立于生产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他们两人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有着根本的联系，国家并不独立自主，国家必须在分配之前保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活动不是以限制市场和分配为目标的次要活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特征并且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2]。

70年代西德的福利政策失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为了反对迷信福利国家，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到资本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之中探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国家与资本整体利益内在一致性。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对危机的控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并不是超经济的。这些西德学者受到了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pashukanis）[3]的影响，因为他首先试图把商品循环过程与资产阶级法律、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要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4]阿尔维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特殊资本的活动不能使总资本的利益得到保证，总资本必需借助超出个别资本束缚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动的代表。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hirsch）指出，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能力来保证阶级之间的剥削，国家如果要实现保证资本长远利益的经济功能，就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国家批判理论拓展到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去做了准备。

二、从新工具论到资本逻辑学派

现代工具论认为传统的工具论对国家的界定只适合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5]他们转而借用了考茨基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统治但是不自己进行管理，而是满足于支配连续的政府，目的是说明在现今时期，资产阶级是通过绝对优势才决定国家政策和行动的，而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选举进入政府、议会（欧洲共产主义也曾经这样主张）或者进行广泛的联合来争取建立具有“领导权”的政党（米利班德的主张）。为了维护阶级斗争理论，它从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划分出发，强调阶级权力被看成是国家权力、制度和组织的基础，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出现普遍中产阶级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与社团多元化、国家干预现象产生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并且没有失去统治权。他们掌握了财富、地位、暴力和知识这些资源并且具有了使自己的这些权力在社会层面上制度化的能力，凭借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了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借助暴力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尽管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上层部分并不是能够掌握所有国家机器，他们实现自己的统治与自身的能力、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有关，但是可以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维持现存的生产关系、保持对决定性投资和资本配置的控制。[6]尽管新工具论引入新的理论因素，但是它根本上仍然以阶级一般利益的代表来解释国家的实质和国家政策，没有看到客观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客观性结构关系，把国家的分析建立在动机和利益上。雅索普在谈到波朗查斯对工具论的批评时强调，结构主义确实看到了工具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建立在外在于国家的偶然因素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因而工具论不能解释国家的社会政策方面和具体的历史情况，正如斯科波尔指出的，美国的资本家缺乏政策能力来追求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奥菲也强调，无政府主义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具有特殊利益的企业集团中形成普遍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7]

在与基础主义[8]的争论中，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那些新李嘉图主义者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仍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区分经济与政治，把国家干预与资本的需求联系起来，根据收入分配讨论讨论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析中心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并且倾向于把劳动过程视为纯粹技术性质的。在他们看来国家仅仅是能够进行干预的“第三种力量”和工具，其功能是通过干预经济维持公司的利益是对工会斗争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反应，即压缩特殊利润并且维持阶级力量平衡。这样的解释完全集中于资本循环中分配环节，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国家在重构生产中的基本作用，不考虑国家经济干预的原因、实质和限度。[9]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人物伊恩·高夫（iangough）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波朗查斯和米利班德共同承认的国家自主性出发，放弃了考虑资本积累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只是作为独立实体在阶级斗争领域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国家活动的限度源于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他没有考虑《资本论》是从资本、剩余价值的榨取理解资本社会政治发展的。格林和萨克利夫（glyn，sutcliffe）对政治斗争的双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是强制性的，资本利用国家政策和法律减少工资成本、重新进行资本在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会抵制资本和国家的这些活动。因而在税收范围和公共开资的范围内会产生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把这个冲突转变为革命的行动。

另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得出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强调国家与资本融合在一起。阿法纳西耶夫(afanasyev)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垄断已经融合成一个机制，国家成员的阶级从属关系、国家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证明了在此阶段中的国家行动只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利润率下降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长期趋势，使社会面临着激烈阶级对抗的可能性。大资本与包括中小资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众联合形成了激烈对抗，为大众联合夺取国家政权提供了客观基础。

资本逻辑学派从资本范畴中得出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逻辑学派又被称为国家起源论。它认为：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人或结构究竟哪一个能更好解释国家的本质，他们忽视了国家是否能够维护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问题。现实中更重要的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失去了保证经济增长和福利服务的能力。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新的方法论应该放弃单纯的阶级或中立性的视角，从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客观关系出发，说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基础。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总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它提供私人资本不能提供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并非是自我调节的系统这一事实，说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是必然的。这一新的方法论原则试图从《资本论》中发展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形式的概念，以便把国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资本逻辑学派强调《资本论》证明了经济范畴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也揭示了以经济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由于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这些政治形式掩盖并且导致这些政治形式的社会关系，对于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揭露这些社会关系是根本性的……正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导致经济形式和政治经济学范畴一样，他们导致政治形式和政治科学范畴。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研究不是以询问经济基础以何种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开始，而是询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社会关系表现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分离形式的社会关系是什么？”[10]

从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1932年的研究中资本逻辑学派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最早讨论了法律和国家形式起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特性，提出了国家形式的社会起源问题：为什么一个阶级的统治无法进行下去，而要采用脱离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公共权威的客观国家机器形式？资本主义存在的一般抽象条件是对于促进生产、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必要的法律、货币体系和国家。在这个总的原则下，这个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干预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布兰克（blanke）强调国家必须建立起货币体系促进交换并且允许合理的经济计算。阿尔维塔（alvater）认为，国家需要保证工资劳动的再生产并且使它从属于资本，因为这种生产不能通过市场力量被完成，这个需要导致了国家在工厂立法、监管联合活动、教育和社会福利上的干预。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认为，法律、货币、劳动训练形式的必要性是通过总资本的考虑被建立起来的。帕舒卡尼斯、于尔根斯和卡斯腾迪克（juergens，kastendiek）认为国家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和维持商品交换关系必需的控制形式，而且这种控制只能来自超越商品生产关系之外的组织。弗拉托和赫伊斯肯（flatow，huisken）认为国家是维护总体利益的中立机构。

希尔施（hirsch）以利润率下降趋势为参照点，把国家问题与国内阶级斗争、国际资本竞争联系起来，通过资本需要不断重组自身的生产关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来认识国家。[1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需要把暴力关系从生产直接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寻找一个独立于直接生产者之外的机构，统治关系的特性在于，剥削不是直接运用暴力，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由此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这决定了国家不是天生地就代表阶级的统治工具或资本的总体利益，而是代表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剥削关系形式；国家与资本总体利益没有建立起绝对一致性，国家机器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约翰·霍洛维和索尔·皮乔托（johnholloway和solpicciotto）从引入历史分析的必然性出发，强调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必须在逻辑上建立起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后具体去分析国家职能和国家制度发展的实际历史，从而把逻辑和历史结合起来。

阿尔维塔则强调国家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资本的缺陷并且把个别资本组织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机体，以便在政治上控制工人阶级，维护总的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存在和扩张。由于剩余劳动是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超经济强制直接实现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求不直接从属于市场力量的制度在总体上要提供一般前提条件，以国家补助的形式保证资本积累必需的使用价值的供应并且促进民族资本发展。在与一般的资本需要相应的特殊政治制度这个范围来说，自主的国家是必需的并且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可以从资本历史的活动中推出。国家干预当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它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不能消除利润率下降的倾向来维持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而只能借助货币和法律媒介。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权利必然是受那些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的，尤其是它不能直接确定私人资本下决定的形式，在此限度之内，私人资本总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而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资本逻辑学派在更深层面上的国家批判为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总的看来，它所说的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式的国家仍然停留在还原论的框架之中，把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看成是必然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在其分析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资本的总利益决定着国家的本质和功能。因而这一学派不过是复杂化了的还原论。[12]拉克劳（laclau）和格斯腾贝格尔（gerstenberger）明确指出了这个学派的缺陷：资本的需要仍然是解释国家的惟一原则，它没有真正引入阶级斗争和各种不同类型非经济力量说明国家问题，只是把历史完全还原到资本自我实现的逻辑上，完全忽视了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

三、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理论

波朗查斯在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思想，现在强调靠马克思主义不能建立一般的国家理论，而是只有部分的价值。在他看来，把国家视为“特殊的机器”的工具论概念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资产阶级一直能按自己的需要裁减国家，它为什么还求助于民族大众国家、现代代议制国家形式来维护其统治？他还批判了后工业主义和极端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国家没有阶级本质而只有技术和经济任务的观点，认为他们与传统观点一样，终究是把国家看成为技术手段和工具。他进一步远离了以往结构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因素，重新明确阐述了结构主义所理解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再生产的外在条件并且不能被还原于经济，也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它就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在经济之中起构造作用。

与国家是“机器”或“工具”的主张相反，波朗查斯强调国家机构具有“制度物质性”，它不能完全被还原到政治统治和国家权力，因为国家不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构造出来的，也不是他们能简单接管和控制的。国家的构成也不能由政治统治标志。“国家实际上确实展示了绝不能被还原到只是政治统治的特别具体的结构，国家机构——特殊的并且因此是强大的东西——没有被耗尽于国家权力之中（完全由政治权力支配）。”[13]政治统治本身被铭刻在国家的制度物质性之中，一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类型范围分析权力，揭示出阶级是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统一，进而说明国家组织框架中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具体结构基础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分析国家，阶级、阶级斗争、权力形式、国家就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

在分析国家构造和被构造于经济过程之中时，波朗查斯从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出发，根据生产关系给国家定位。生产关系划定了特定的国家领域，构成了国家的组织基础；国家被生产关系本身所生产。国家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之中的方式构成了其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关系，确定了它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类型。他指出，要分析国家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必须阐明劳动过程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应该被看成是生产力的组织前提，它不能彻底还原于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确实具有绝不能被忽视的物质性，但是，它们总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下被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生产过程建立在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由经济所有权和占有构成）的统一上，这个统一是通过生产关系对于劳动过程——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技术和技术方法——的优先被实现的。“除非社会一致，它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被再生产。”[14]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政治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政治关系和权力本身存在于生产关系的构造之中并且在阶级权力中找到表达。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只进入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着多元关系。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社会劳动分工差别（生产关系）和社会客观地位差别（社会阶级）。阶级权力就植根于这个根本层面之中，并且与使它们具体化和合法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生产关系不是自发和自我形成的，阶级权力不是附加在已经存在的生产关系之上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它们就存在于阶级差别之中。国家存在于制度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之中，也存在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和构造之中，因而国家也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在此基础上，波朗查斯明确取代了他早期提出的国家是社会形态的水泥这个观点，强调国家是政治斗争凝聚的场所，是“阶级力量关系的凝聚”。

波朗查斯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这一著作中的国家思想包含着明显的含糊性，他在试图超越经济还原论和工具论时，根本上还是依据生产关系对国家进行分析的。在反对国家外在于生产关系时，由于他仅仅把国家看成是内在于经济之中大，实质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经济还原论。显然，如果要在社会总体和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分析国家，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之中，而是必须扩展到社会关系领域。

尽管奥菲的系统分析理论具有还原论的特点，但是其从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结合出发，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保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两方面的作用所引起的策略矛盾时，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资本积累和民主合法性需要的政治权力制度形式。这一点被广泛地看成是对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它不但使人们放弃了国家必须总是发挥作用来保证资本家阶级的普遍利益这样的观念，而且为说明国家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带来了可能性。

系统理论主要探讨了国家内在结构和政策上始终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分析国家政策在维持资本积累和社会秩序方面的能力限度。“近来后马克思的关键论题是：不管国家精英们的努力，国家在维护维护和影响资本积累、调解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社会矛盾上正在变得无效。”[15]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理想集体资本家的基本功能，除非它能消除铭刻在它的制度中的、在一般利益和民主合法性名义背后的阶级偏向，因此，它具有“结构选择性”特征，即必须在两个矛盾的要求中不断地试图保持平衡。系统分析反对采纳国家可以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排除危机、达到稳定和一体化这个理论分析的前提，而是明确强调，国家扩大经济矛盾控制的功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国家之中。

为了说明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奥菲阐述了著名的“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分析了国家活动与社会形态结构之间存在的功能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发展的动力是同等事物间的交换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分配共存，这个市场存在着不对称的结构，表面上看劳动是自由流动的，可以由此在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工资，实际上，劳动力并不能在市场之外获得生存的机会，没有财产所有权决定了他们必须进入市场出卖自己以便换取工资。然而，劳动力在现实中是不能从劳动者身体上分离出来，劳动者并不是完全像交换物一样被彻底出卖并且被消耗。要通过交换购买并且使用劳动力，必须不断控制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与劳动力购买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种结构特性表明，这个市场交换的特征与社会权力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权力的作用，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不对称市场结构，而没有这样的市场交换结构，社会权力也无法再生产出来。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求助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支持，以对付建立在劳动买卖和劳动组织基础上的经济系统面临的潜在瓦解的可能性，从而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系统本身都不能靠自己来保证这个平稳的运行，它本身实际上的趋向是导致劳动者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劳动力市场只能使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阶级力量。因此政治系统必须不断地支持社会化系统并且提供强制和必要的引导来维持劳动市场交易的不对称，而社会化系统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结构，使劳动力这种假定性的商品合法化，成为一种被承认的“事实”。奥菲把国家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必然联系、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的干预形式称为“社会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强制把劳动力稳定地结合到工资关系中去，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劳动力资源，保证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国家的结构化”和国家政策选择上的矛盾实质上意味着把社会因素纳入到对国家的解释之中。但是奥菲的系统分析方法论原则限制了这一结果，因为系统分析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对抗特征，在根本层面上把政治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看成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潜在地断定了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地支配和控制了整个社会。同时，他的系统划分潜在地把社会看成完全是用来控制劳动者的。但是，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又意味着劳动者又在资本主义系统之外，这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超出了系统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系统不能使所有社会生活彻底地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中去。还存在着与资本主义整个系统对立的领域，这个领域才是经济领域中之所以形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相互对抗的根源。资本主义只是在不断地在向这个对立的领域扩张。由此还必须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系统是否彻底控制了全部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领域完全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子系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生活世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资本主义不过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明确强调了以交往为原则的、与政治和经济系统对抗的生活世界领域。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他力求把科学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研究，扩展到社会危机和对抗危机的方面，不再仅仅提供科学的分析，还要为社会民主斗争提供新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出路。

四、国家自主论与领导权理论的对抗

二十世纪80-90年代，围绕着国家自主性问题，主张以领导权范畴替代国家范畴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与主张国家自主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现实主义（社会历史分析学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中心论”，反对从社会范畴出发研究国家问题。

国家自主论强调“国家中心化”，认为国家是社会科学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国家自主性”。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斯科波尔断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用的理论化的缺点是，绝没有可能性去承认国家组织和精英必须在某种情况下采取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或者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16]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国家政策看成是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之间以及阶级之间平衡的结果，它假定了公共政策的起源和作用必须总是反映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且在这一反映的范围内，政策总是再生产了那个阶级的统治。因而，其政策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会中心”论的。“在理论层面上，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都一直在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17]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力超出国家是经济统治的工具或只是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舞台这样的国家观念，他们不许自己怀疑这个假定：国家总是由阶级或阶级斗争塑造的，并且发挥保护和扩张生产方式的作用。许多可能的国家活动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排除了。与此不同的是，国家自主论强调从社会中心理论转向对国家的兴趣的复兴，认为存在着特有的塑造国家形式和功能的政治压力和过程，这些压力和过程赋予国家以相对于所有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压力来说的自主性。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制度总体或结构化的行动领域，在民族和国际的形态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心性。国家依仗它自己的权利和力量，并不简单反应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动力。

在国家自主论看来，国家即试图对特殊领土和居住于其上的人民进行强制控制的政治权力，它内在地寻求领土控制和在政治上组织人民。国家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其管理者是自私自利的最大化者，他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增强自己的制度化权力、声望和财富，从控制更多的资源、人民和领土中谋求国家官员自身利益的发展。因此，在此流派看来，国家不仅是进行决策的组织，还必须被看成是与社会阶级有关的真实历史主体和自主的组织行动者。所有的国家都试图使它们自主的制度权力最大化，经济危机和国际危机往往是国家官员制定更独立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政策的潜在机会，国家官员实际上总是可以发现，借助危机其间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且使用它们来增强国家自身的力量，而且这会有利于国家与特定阶级建立起新的委托关系。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国家自主论反对抽象的宏观理论，它要把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作为研究中等抽象程度的问题的工具，使国家研究集中在有限的理论任务上：通过比较历史情况，研究政策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发展，进而进行经验概括。斯科波尔强调比较历史分析“在方法论上拒绝把国家视为只是抽象理解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方面，或者甚至是具体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它宁愿把国家看成是实际控制或企图控制领土和人民的组织”[18]。她强调自己的计划“不是要卷入深奥和抽象的概念讨论之中，而是要沿着这里概括的分析策略前进。在这些策略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实现进一步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去发展关于国家在革命和改革中的作用、国家追求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对政治冲突和日程的作用的中等程度的抽象化。”[19]这样的研究策略，主要是要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中把社会结构和国家呈现出来。很明显，在这个学派看来，这种新的理解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系统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往的国家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例如，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性概念和因果预测方面，而当把国家恢复到它在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学中的中心位置时，以往的国家观是没用的，应该注意的是内在的社会政治历史结构，更关心民族层面的发展与可变的世界历史环境之间的编织过程。

与国家自主论把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化的主张相对立，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强调：国家不可能成为社会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言语和话语理论为基础说明政治权力和政治实践。他们扩展了话语实践的作用，认为权力关系是通过话语实践的连接作用构造的，权力关系存在的形式不是国家，而是领导权。通过领导权这个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既解构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又放弃了以国家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和形式。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理论把解构的思想运用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实践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没有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来不是它自己，不是自我同一和自我封闭的，所以，应该超越社会实证性，拒绝任何社会同一性。“社会”只存在于差异地连接之中，不存在受到保证的社会同一性。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社会不应该被看成是通过必然规律“复杂构造的整体”，相反，制度关系、组织形式和代表是霸权偶然连接的结果，这个连接建立起边界，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对立，但是这一连接是总是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特有决定性原则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社会的话语逻辑，但是社会本身不是最终可以理解的合理对象。

政治权力的连接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现代政治斗争策略的基点，被赋予了优先权，领导权概念成了政治的核心范畴。凭借这个新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力求建立新的政治学说。在瓦解了实证的和决定论的社会观念后，他们也从卢森堡的“阶级是象征的统一体”这一观点出发，解构了阶级这一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看来，“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20]存在的不过是对不同因素的连接。深层的偶然性需要领导权，而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偶然性利益的代表，但是领导权本身不过是重新连接的不停尝试，它不具有确定新型关系的特征，但是它不以政治终结和人类的最后和解为目的，连接是和社会对抗是更根本的政治。在这一考虑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是“完全依赖政治连接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的领导权转换。”[21]政治斗争力量的表现形式因而不再以阶级命名，“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22]

如果领导权概念取消了以社会、阶级概念来表示政治权力的连接，那么，建立在社会、阶级概念上的国家概念当然也要被解构。雅索普认为，实质上可以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理论中得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是把国家概念与社会概念一样看成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来的是国家的自主性特征也要被解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集中在社会政治权力的连接形式，在他们看来，权力连接存在的具体形式只是领导权，这一作为政治形式的领导权本身也不过是大量社会关系的凝聚点，因而，不存在着一种“自主”或“相对自主”的政治形式，当然也包括国家。“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重要讨论（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oxford:martinrobertion，纽约和伦敦，1982年），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方式被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那些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尝试是在接受了“被缝合的社会”这一假定性概念的框架中进行的。”[23]解构要求与最终封闭的社会这样的假设性概念断绝关系，不再从任何建立在单一最终基础上的政治出发，而是以社会多样性作为分析的起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政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枝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24]

这样一来，最多可以谈论的是构造国家的尝试并且在社会关系总体领域中从其他关系领域出发证明它。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国家的实证性，并且不把它看成是有特权的政治斗争场所，因为他们拒绝把领导权放在国家之中，并且主张领导权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到处被连接而成的，它自由飘动而不停泊在国家之中。领导权植根于偶然性和差异之中，这一权力关系形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存在形式是多元构造和不稳定地连接起来的。

五、国家批判理论的整合

各个流派之间的争论使得国家批判理论陷入分裂和矛盾之中，在分析或方法论上实现理论综合面临着极大的障碍。robertr.alford，rogerfriedland考察了以往理论冲突形成的主要原因，强调各种争论主要形成原因在于，某种理论把自己的有效分析输出到其它理论的分析之中，导致了相互之间不能适应。从这一判断入手，他们认为，国家批判理论新的综合必须拒绝某种分析的特殊方法论假定，使用这些以往的理论分析局部上可以接受的内容，并且把它们综合起来，重构一种包含竞争性内容的分析。也就是说应该批判性地从每个理论分析的局部特征出发，找到它们有优势的参照点，并且以每一个优势点的有效性出发，排除它们各自潜在自主性的假定，把这些优势分析层面联结起来，建立起综合分析的框架，对它们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解释。在考虑各种国家批判领域的优势点时，他们分析了各个主要方法论的优点，但是，这种构造综合分析框架的尝试在把这些不同方法论中的优势领域结合起来时，难以阐明不同优势领域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即新的综合框架的内在逻辑，因而实际上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分歧并列起来。[25]

比较而言，雅索普的理论在综合分析上有突出的特点，他长期致力于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流派的思想。90年代他的《国家理论》一书汇集了70年代以来他的主要论文，2002年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又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的基本观点，并且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熊彼德主义国家化倾向，驳斥了国家终结论的观点。他的主要方法论特征是使用相互竞争的那些方法论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单独看来并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但总体上可以遵循特定的研究方针连接起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充分说明能力，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统摄起来。在他的分析中，一方面，从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出发，而不是从依赖市场力量保持稳定的资本积累为切入点，“要考虑国家制度之间、国家和非国家制度之间在整个资本积累再生产中和政治控制中的复杂连接形式。”[26]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现代社会是结构性分化的，经济、政治是并行的、相互影响的、不可相互还原的结构因素，经济总是由被传统分析当成是超经济的因素共同构造的。因此，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并不是由最终被铭刻在资本主义之中的完全自主的经济逻辑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非市场力量是并行发挥积累保障和塑造积累动力作用的，这意味着，积累形式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结构联结和共同发展。在对国家的分析中必须综合地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社会关系、话语形式在构造国家方面的作用，并且看到国家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涉及到广泛的政治系统，还必须涉及到它的广泛社会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自己的特性并且完全按照其它因素来解释，“因为，一旦通过它自己特有的组织形式和计算方式在历史上被构造和赋予特征，国家确实就获得了它自己的逻辑。”[27]当然，尽管国家有它的制度分离和运作自主性，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与广泛的社会有关。国家权力总是有条件的和相关性的，它们的实现建立在国家的政治系统、国家管理者与其他力量的策略联结、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把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上。[28]在这些复杂的关系基础上，国家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关系。但是，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给出一个国家的最终定义，最多只可以把国家称为制度整体，因为仅仅考虑几个制度形式来说明国家仍然是不完整的，必须要用国家社会基础的实质方面、国家的计划、民族大众目的来补充。作为真实具体的国家是“多样化决定的具体综合”，“提供一个定义断然地说明国家抽象的形式特征不是国家理论的合适工作。”[29]对国家的理解是一个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运动过程，这个工作永远不可能完成，应该从一定的层面（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国家组织和运行程序、政治实践和话语）并且参照一定的框架来考虑。从安东尼·葛兰西和尼柯斯·波朗查斯的思想出发，[30]雅索普初步把国家看成是包含着各种可变力量平衡关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由此“就能够把国家界定为社会嵌入其中的、社会调整的和策略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它是围绕着（或至少积极牵涉）为推测的政治社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行动全体。”[31]这样一来，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在制度整体中或通过制度整体被调整的权力关系，国家不是一个主体，它也不是完全起源于自身内部或国家的全体成员之中，而是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关系。这样的定义也意味着，国家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资本主义的：它创造、维持或恢复在特定情况下资本积累需要的条件；而国家权力是非资本主义的，在于这样的条件没有实现。

这一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单独通过市场力量得到它自己再生产的全部条件，它不可能对社会形态的其余部分发挥任何形式的经济最终决定作用。资本积累是通过市场中介作用、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共同构造的，而且，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发展施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决定的本质。因而，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解释成“积累形式+社会调整形式”。雅索普认为现代社会秩序包括法律系统、政治系统、科学和教育系统、宗教和艺术，这些不同领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组织原则、制度化的动力、工具合理性和特有的逻辑，各个制度化系统具有自组织均衡，它们通过各自分别的自治性运作和实际上的相互依赖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把生活世界理论明确引入到国家理论之中，认为与系统领域并立的还存在着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不能被还原于那些系统的逻辑之上，相反，生活世界是达成共识和休戚相关的领域，它提供了多样化的场所来抵制这些系统的抽象化逻辑。

六、结语

以上回顾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主要流派。围绕着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从工具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与结构主义保持社会一致的、与主体行动无关的“相对自主化国家”（非行动的客观结构）之间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主张的资本积累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观点，到强调国家功能内在矛盾的系统分析、主张国家自主论的社会历史分析、以领导权问题取代国家问题的新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开始酝酿和尝试新的理论综合。在综合发展的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强调国家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构造之中，同时经济、国家和其它非经济力量之间又是相互区别和相互作用的。由这样的方法论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国家是维持社会平衡的机制，而是转而从揭示福利国家功能的矛盾和困境、维护与资本对立的社会民主斗争出发，走向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未来发展趋向，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终结论。

通过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内容，可以得到的有益启示是，国家绝非只是在单一的经济尺度上可以被阐明的，也不能被简单地归于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制度形式和权力话语形式问题，对国家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必须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中去，在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超出把国家只看成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被直接构造的这个视角，在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分化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内考虑问题。这也意味着单纯从资本积累的缺陷出发说明现代国家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国家批判理论不仅要阐明国家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还要通过说明国家是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形式，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应该根据经济和政治变革的结构连接分析国家的本质、功能和变化，从两个方面阐明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在资本积累规律控制下发生着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资本积累规律又依赖于经济与超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雅索普所说，把任何变化的倾向视为单一因果关系支配的过程并且否定它们本来的综合性当然是错误的，每一个倾向都应该被看成是“多重决定的复杂综合”并且涉及到相反倾向的存在。[32]

国家不是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由经济最终决定的某种手段和工具，也不是完全与经济因素无关的自主力量。无疑，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分离是研究现代国家的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国家本身不是依附性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与经济无关的自主和孤立因素。在明确了国家制度或权力组织形式不是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直接被构造的之后，应该为经济因素的作用重新定位，即要在生活世界的分化与整合过程这一基础上，把国家纳入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说明。国家制度以及国家的活动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和生活世界领域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超出单纯的经济还原论，在结构和活动两个层次上对社会与经济方面加以区别，才能通过阐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社会领域中交往关系和支配性权力活动的构造过程、微观权力基础上的宏观权力构造过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对国家的优势控制，意味着经济领域不能绝对地支配着国家，国家没有被资本直接构造而是原来就存在的事物。国家只是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才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势必会引起关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性质问题的讨论（例如安德森等人对绝对主义国家本质的讨论），进而会涉及到国家起源问题。关于国家源于阶级还是战争、社会工程、宗教活动、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与平衡，应该由国家起源理论来解决。但是这里不妨可以注意国家起源论中越来越主张起源的多样化这一倾向性的认识。不管如何，我们总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定：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上的。因而总可以考虑从社会关系中如何发展出国家的形式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必然要在考虑经济、军事、宗教因素的同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结构分化和相互作用，涉及到交往关系，各种社会权力组织形式、权力话语和权力观念的构造作用，国家理论的综合方法必然也要扩展到国家起源中去。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超越了工具论、还原论和自主论，走向了更为综合化的研究，但是，它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和国家的功能层面上分析问题时，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明显缺陷。

首先，在强调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基础上分析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仍然是以国家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批判了阿尔都塞和波朗查斯国家相对自主论的经济还原论因素后，虽然强调了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意义在于为国家理论提供了说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可能，现代国家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问题却并没有被彻底阐明。结构和历史的冲突一直在威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

结构分析的历史基础是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的中立性，结构主义强调：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的机器，直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和国家政权。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它实际上在革命中并没有直接掌握和构造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在与其他社会力量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旧有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相反，这个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往往是超越各种力量来平衡冲突的一种因素。在波朗查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分裂是一个事实，国家的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性不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现代国家具有大众国家和普遍理性立法的基本特点，它以个人或政治的上的自由、平等原则为基础，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以公民形式存在的自由平等、大众主权、国家对人民世俗生活负责的基础上。国家以法治形式保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意志被看成是人民的意志。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存在着极大的事实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受到了现代社会法律和国家的实际保护，但是国家的普遍性确实存在于法律、政治环节、政治制度、组织形式和功能之中，它决定了国家必须在经济生活之外维持社会团结，而不使自己彻底成为某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凭借这个“中立性”和“策略选择性”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形态统一，免于各个社会阶级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这个“中立性”的大众国家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资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这一目的，进而使各种社会利益组织成一个维护资本利益的整体。这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本质上就具有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职能，甚至这种普遍的社会作用决定了国家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存在的形式，成为与各种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形式。结构主义关于波拿巴国家中立性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并没有充分说明其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性，也没有阐明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关系。很明显，必须向更早的国家历史形态追溯，说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而这些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地方。[33]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社会历史思想基础中还存在着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明确阐明政治、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把政治和经济看成是对立于生活世界的、有着自身特殊逻辑的子系统。实际上，结构分化理论仍然没有摆脱韦伯的理性悲观主义，因为它会导致完全忽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按照哈贝马斯的结构分化理论，生活世界被看成是以话语交往为核心达成社会协调的领域，与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完全对立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当达社会中社会民主政治实践被局限在话语民主实践之中。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规范政治学出发，民主政治学在现代国家领域之内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也就是说，把政治体系与生活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会使现代政治学局限在有限的领域之内。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政治学的局限性，转而强调扩大社会民主斗争的范围，实现普遍化的领导权构造，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领域的巨大现实作用，而且把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完全看成是构造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性问题，会使政治斗争的联合问题变成一种不断整合权力的政治技术，忽视社会民主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稳定性，把政治规范理论的探索完全引向不停的权力斗争。抹掉国家范畴的领导权理论仍然停留在话语政治实践之中。以话语实践取消建立在客观分析国家制度和权力基础上的政治实践，必然导致政治实践与政治制度和结构的分离，在客观上把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客观政治现实的对立看成是不可调和的。

[1]nicospoulantzas,“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o.58,nov.-dec,1969.;alsoseeralphmiliband,classpowerandstatepower,verso，1983，p.28

[2]bobjessop,thecapitaliststate,martinrobertson&companyltd.,1982,p.80

[3]evgenypashukanis,lawandmarxism:ageneraltheory,london:inklinks,1978

[4]seebobjessop,thecapitaliststate,martinrobertson&companyltd.,1982,p.84

[5]“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来增强和保护阶级结构本身稳定性的工具。”seepaulsweezy,thetheoryofcapitalistdevelopment,n.y.:monthlyreviewpress,1942,p.243

[6]williamdomhoff,whorulesamerica?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7,p.11

[7]clausoffe,“structuralproblemsofthecapitaliststate:classruleandthepoliticalsystem.ontheselectivenessofpoliticalinstitutions”,injohna.hall,ed.,thestate,routledge,1994,vol.1,pp.104-129

[8]基础主义批评了新李嘉图主义没有从资本范畴出发，而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作用、国家与资本利益的不一致、国家活动的内部矛盾。亚费和布洛克（yaffe，bullock）认为国家干预的扩展不能只用功能来解释，它直接来自非生产的领域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影响力实际上受很多限制。相反，他们把资本范畴作为考查战后国家干预问题的出发点考虑了国家活动的特性，借助把国家干预划分成生产型干预和非生产型干预，强调了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目的是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亚费强调国家干预活动尽管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是它不是资本手中绝对有效的工具，在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关系之中存在着对国家干预的必然限制，当国家为了保障私人积累的总体条件，从总的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时，它也必须要保证资本积累过程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足够再生产资本可以投入。

[9]andrewglynandbobsutclifle,britishcapitalism,workers,andtheprofitssqueeze,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10]johnhollowayandsolpicciottoeds.,stateandcapital:amarxistdebate,1978,p.17

[11]希尔施反对仅仅根据利润率下降趋势解释国家问题。80年代初，有人仅仅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通过比较八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把民族国家发展的一般倾向看成是出现了国家干预的特殊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richardscaseed.,thestateinwesterneurope,st.martin’spress,n.y.:1980）希尔施指出，这一分析方法中没有考虑到具体政治运动、实际的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不同部分的冲突。

[12]bobjessop,statetheories,politypress,1990,pp.35-38

[13]nicos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2000,p14

[14]ibid.,p27

[15]clydew.barrow:criticaltheoriesofthestat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3,p96

[16]thedaskocpol,stateandsocial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28

[17]peterb.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thedaskocpoleds.,br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5

[18]thedaskocpol,stateandsocial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31

[19]peterb.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thedaskocpoleds.,br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28

[20]ernestolaclauand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verso,1984,p85

[21]ernestolaclauand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verso,2001

[22]ernestolaclauandchantalmouffe,hegemonyandsocialiststrategy,verso,1984,p137

[23]ibid.,pp.139-140

[24]ibid.

[25]clydew.barrow:criticaltheoriesofthestat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3,p152

[26]bobjessop,statetheories,cambridge：politypress,1990,pp.340,117

[27]bobjessop,statetheories,cambridge：politypress,1990,p365

[28]ibid.,pp.365-367

[29]ibid.,p340

[30]前者把国家定义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后者把国家权力看成是在国家内外运作的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被决定的平衡式凝聚。

[31]bobjessop,thefutureofthecapitaliststate,politypress,2002,pp6,40

[32]bobjessop,thefutureofthecapitaliststate,politypress,2002,p250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8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ction,trans.MarkPoster,Telos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从‘泰凯尔’(Tel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Baudrillard,Fora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theSign,trans.CharlesLevin,Telos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Mirrorof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Giddens,AContemporaryCritiqueofHistorical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作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留于政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政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分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是政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政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1篇10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系统要素；系统分析

中图分类号：C961；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561（2015）26-0003-0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创新型人才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和中心，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高校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在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层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已明确提出，到2022年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迫切需要大批具备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要求我国产业结构要不断优化升级，创新型人才的有效供给有助于提高产业转换速度，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创新型人才的发展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为此，高校教学模式必须适应人才竞争环境的要求，加强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一、相关理论概述

1.国内外相关研究

我国有关创新型人才的研究较多，而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从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学者韩丛发提出了两种切实可行的培养模式：科学创新型和技术创新型模式。陈羽白等从华南农业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等，初步建立了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刘益才对产学研相结合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如努力促进课堂教学与科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共建校内基地、学生参与校内实训等。

国外大学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有着比较成功的经验。英国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训练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放性思维能力；强调教育的实践目的，注重训练学生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辨和多学科知识交叉，是英国教育培育创造型人才的特色。美国大学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重视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结合”：即以学生为中心，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日本高校高度重视科研训练，让高校通过与企业签订培养合同等方式与生产科研内部单位直接联系，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模式和“工业实验室”为主的教育模式。

从国内外比较看，国外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相对比较丰富、系统一些，取得的成效也相对好一些，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以理论研究占多数，且大多缺乏实证支撑。特别是关于现阶段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尚缺乏系统分析和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系统论的角度，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相关决策者提供决策分析的理论依据。

2.研究要素的概念界定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创新型人才主要指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包括课程管理系统，社会实践系统，毕业设计系统，就业培训系统。课程管理系统在本文的含义主要是指通过课程的合理化设置为给学生提供一个有利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理论学习平台，以便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积累储备。社会实践系统是一个从设计认知目标、学习认知目标并到实践认知目标的体系，通过该系统的学习和训练着重培养学生知识体系和技术技能，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一定的情商、智商、责任感、义务感等心理和行动这两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毕业设计系统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以增强学生自身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为目的的极为重要的教学活动过程。就业培训系统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核心，以提升学生就业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主要包括相关技能培训、专业人士指导、就业指导与咨询等环节。

二、机理分析

1.研究框架

在本文中，课程管理系统、社会实践系统、毕业设计系统、就业培训系统是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课程管理系统是其他三个系统的基础，与它们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实践系统与毕业设计系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实践系统与就业培训系统之间存在间接的联系；毕业设计系统影响着就业培训系统。因此本文将课程管理系统、社会实践系统、毕业设计系统、就业培训系统作为基本研究要素，研究几个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

2.系统要素分析

（1）课程管理系统要素分析。课程管理系统主要包括课程科目配置、学习方式与课时分布。1）课程科目配置。课程科目配置是根据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基本要求设置相关课程科目，构建理论和实践并重，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模块式课程科目体系。2）学习方式与课时分布。学习方式是对学习内容的安排和规划，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学习内容的三个具体阶段：基础课程学习阶段；专业课学习阶段；初步科学研究训练学习阶段。学习内容的不同，课时分布的多少也有所不同。3）学习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吸收能力、内化能力、应用能力等方面，考核学生的能力不仅要看一个人掌握多少知识，还要看其在多大程度上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并体现在其对周围事物的洞察、理解、应变和对未来知识的驾驭上。

（2）社会实践系统要素分析。“认知只有赋之于实践，才具有彻底的意义”。实践活动可以锻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社会实践系统主要包括课程设计、调查活动、毕业实习等环节。1）课程设计。课程设计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通过对课程设计的合理组织和实施，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课程设计主要包括课程设计目标、课程设计的内容及考核评定等方面。a.课程设计的目标。课程设计是指课程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包括从基础理论的确定到选择具体程序、方法的整个过程。课程设计是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是促使知识向能力转化，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b.课程设计的内容。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发挥他们的自主精神和创新精神；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和传递，更要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形成以及实践能力的发展，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c.课程设计的考核与评定。课程设计的考核与评定可以直接巩固和提升前期课程设计的成果，也有利于学生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在具体评价过程中，要注意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如学生自评、老师评价、观察评价、交谈评价、问卷评价以及作品展示等。2）调查活动。调查活动包括社会调查、市场调查、生产调查等，其主要形式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活动培养和锻炼学生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且在工作中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和提高，使之更新知识结构，获取新的知识信息，以适应社会的需要。3）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对学生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和评定，是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掌握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切实把所学知识、技能运用于社会实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毕业设计系统分析。毕业设计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重要环节，主要内容包括选题、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辩、成绩评定等。1）选题。毕业论文的题目要来源于生产、科研、教学、实验等实践中，难度要适合本科教学，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论文的写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应该鼓励师生间的双向交流和沟通，允许学生有不同的主见，并鼓励大胆实践，提倡多角度考虑问题和尝试用多种不同方法解决问题。3）论文答辩。答辩时要体现出论文的内在逻辑，注重仪表礼仪、声音清晰、回答问题正确、流畅等。4）成绩评定。判断大学生的毕业设计有否创新，主要看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有否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有否应用了一些新方法、新手段来解决问题；有否取得一些成果。

（4）就业培训系统分析。面对日趋激烈的就业压力，高校应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在学生就业指导全过程，以提升学生就业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本文的就业培训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相关技能培训，专业人士指导，就业咨询与指导。1）相关技能培训。相关技能培训主要是针对职场中所需的基本技能如计算机操作、外语的应用、写作、表达，活动组织能力等技能的培训。培训可以提高大学生技能水平和自身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专业人士指导。高校可邀请大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或职业指导专家、优秀校友、用人单位的代表等专业人士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指导，加深学生对职业素质要求的认识和对用人单位的了解。3）就业指导与咨询。高校应考虑国家就业政策的变化和学生的思想实际，通过开设多种形式就业指导课，帮助大学生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对职业有准确的定位，从而为大学生的发展与成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结束语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概述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四个系统课程管理系统、社会实践系统、毕业设计系统、就业培训系统的内涵并对其进行了要素的系统分析。本文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对该系统的要素进行量化研究，进而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程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除了以上四大要素，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本文未做探讨，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给予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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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雪.加强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促进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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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艳.基于能力培养的毕业设计探索[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9（02）.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11

「关键词建立/犯罪统计学/思考

一、我国犯罪统计学的发展动因与价值判断

犯罪统计学的建立与发展，既是犯罪学研究深化、统计理论发展内在规律和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社会综合治理的客观要求。同时犯罪学和统计学的快速发展又为犯罪统计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持，其理论动因、现实动因和技术动因可以归纳如下：

1.理论动因

犯罪统计学作为统计学的分支或统计科学的一种形式，其形成首先得益于统计理论不断深化，统计方法不断丰富的有力推动，其中中外许多统计学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研究，对统计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纯理论向应用性转变有重要意义。

2.现实动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而引发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增长，统计学作为通过偶然现象数量分析、探索必然性数量特征的方法论科学，可以为社会综合治理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这就推动了犯罪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也开辟了对犯罪现象进行科学考察的一种新途径。

3.技术动因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向统计学领域的渗透，信息等相关产业与统计事业的融合，不仅为统计资料的搜集与汇总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缩短了统计产品开发的时间，扩大了统计服务的空间，提高了统计研究的效率，也客观地推动了犯罪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

建立和发展我国犯罪统计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利于推动我国统计理论从单一的经济型研究向社会与经济复合型发展；二是有利于推动和完善我国统计学科的建设。

二、建立犯罪统计学的基本原则

建立我国犯罪统计学应遵循以下两方面的原则：

1.客观性原则

要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用宏观的、广阔的视野，了解和掌握犯罪问题历史特征、现实表现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以我国统计的现状出发，确立我国犯罪统计学的道路和发展的目标。

2.现实性原则

只有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实践，才会创立一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统计学。现实性原则是“国情论”在犯罪统计学研究方法中的具体表现，所以，开创犯罪统计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主体，从我国统计的具体实践出发，以统计管理体制为核心，辅之以其他问题的研究。

三、犯罪统计学的性质、对象的科学界定

笔者认为犯罪统计学是从犯罪学和统计学中分化出来，又渗透融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有犯罪学的特点，又有统计学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谈，它还是统计学的一个新分支，是实质科学与方法论的交叉和揉合。因此，犯罪统计学就是研究犯罪现象数量特征的一门方法论科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综合性、社会性和具体性：

1.综合性

犯罪统计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它涉及到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犯罪学的思维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涉及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可以说，犯罪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由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原则等组成的全方位的综合体。

2.社会性

犯罪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客体，而从事犯罪统计研究的人是主体，人有其社会组织、社会活动，从主体到客体之间必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社会条件约束，再加上犯罪科学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犯罪统计学的社会性特点非常明显。

3.具体性

犯罪统计学虽然内容庞博，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社会环境下，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犯罪活动规律和方法。而形式主义的、抽象的思维，对研究犯罪统计学都是无益的。直接照搬和套用的方法也只会把犯罪统计学引向歧途。

四、犯罪统计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犯罪统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应该包括四部分：

1.犯罪统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要对犯罪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其首要工作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方法，系统地向客观实际采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审核、分组、汇总等，为进一步对资料加工分析提供条理化的、综合化的资料。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对犯罪资料搜集与整理这一途径，就无法考察和认识犯罪现象规模、结构，区分犯罪现象的各种差别、特点及原因。

2.犯罪现象量的集中趋势分析

犯罪现象从总体上看其分布是有规律的，运用均值和变异指标等方法，可以寻求犯罪现象量的集中趋势，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可以将个别犯罪现象的量抽象为一般的量，然后依据一般的量探究异常复杂多变的犯罪现象量的规律性。只有发现犯罪现象的一般性和代表性特征，才能为社会的综合治理提供最基本、最一般的信息和咨询意见。新晨

3.犯罪现象动态发展轨迹的数量描述

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维时间有密切联系，现在是过去的沉淀，而未来又是现在的科学延伸，运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可以求解犯罪现象的季节变动、循环变动等规律，可以全面地描述犯罪现象发展的全貌与动态轨迹，并以此来分析和预测犯罪现象的未来变化，为社会预防犯罪提供真实可靠的数量依据。

4.犯罪现象与其他现象量的相互关系分析

社会系统分析理论范文篇12

本文通过分析旅游供应链的特征，论证了已有的供应链管理的量化研究不能很好契合旅游研究，从而提出旅游供应链研究的新范式—社会网络分析范式。

关键词：

旅游供应链管理；新范式；社会网络分析范式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崛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其影响力还扩散到其它领域。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网络分析范式能够有效地解决涉及网络结构与网络特征的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受行动者间动态的联系所影响。在管理学界，它逐渐成为组织行为、战略研究、知识传播与创新研究以及消费者行为等领域的新研究范式，并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成为研究网络问题的最佳范式。与此同时，Zhang等人2009年对旅游■高志洋（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632）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供应链管理进行了一次总结与展望，指出以往旅游业中企业间敌对关系的规范（Sinclair和Stabler，1997）已经不能适应现今复杂多变的旅游业发展局面，主张用以协同合作为主题的的旅游供应链管理分析旅游企业间的网络关系问题。相对于其它行业的供应链，旅游供应链具有产品复杂性、需求不确定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整条旅游供应链均需要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销售产品，供应链不仅是生产渠道，同时也是一条分销渠道（吕兴洋等，2010），因此，旅游学者不能照搬其它行业供应链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的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研究重点多为供应链中两方关系的局部研究，对整条供应链的研究很少。在这些少数的基于整条供应链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和案例分析，几乎没有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量化研究。旅游供应链领域缺乏量化研究的原因在于，传统的供应链量化研究主要以基于统计学假设检验的定量研究为基础，面对旅游供应链中较为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问题便显得无能为力。社会网络分析是一套用于揭示社会网络基本结构的定量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对象是网络的关系数据而非属性数据，能够很好的弥补传统定量研究测量误差相互独立假设的局限性。本文通过分析旅游行业的供应链特征，论证已有的供应链管理研究量化范式不能很好契合旅游研究，从而提出旅游供应链研究的新范

旅游供应链管理

（一）旅游供应链管理文献述评

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Christopher，1992）。供应链管理源于制造行业，激烈的全球竞争使得企业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链而不是单个企业上（Zhang等，2009）。供应链管理是一系列管理措施，它通过高效地整合供应商、制造商、仓储和店铺，致力于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生产和分配合适数量的产品，以期达到降低系统层面的成本并且满足服务层面需求（Simchi等，2000）。由此定义可以看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高效整合供应链成员之间的链接，将供应链看作一个整体（Simchi等，2000），强调链条上各企业不同需求的整合（Cooper等，1997）。从理论研究领域来看，研究的重点从单个企业转移到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协调，从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到更加注重和强调资源在企业之间的传递和转化。因此，在协同合作为主题的市场竞争中，供应链管理越来越受到企业管理学者与实践家的重视与青睐（杨树，2008）。随着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供应链管理思想在服务业得到了重视。如零售业的研究者将供应链管理作为降低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工具，通过有效整合供应链上的存货管理，显著提高了供应链上各企业的效益（Hugos和Thomas，2006）。但是，相对而言，供应链管理在旅游领域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其它行业（Zhang等，2009）。为此，Zhang等人（2009）通过归纳分析了旅游供应链管理的已有文献，企图总结出供应链管理在旅游研究中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新的研究议程，从而引起广大旅游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旅游供应链是指由不同旅游组织组成的网络，这些旅游组织参与不同种类的行动中，通过组合不同的旅游产品，为特定旅游地点的最终旅游产品进行生产、传递和营销等活动。旅游供应链管理的现有研究主要包括7大研究议题和3种研究方法（见表1）。其中，大多数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为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两类，量化研究严重匮乏。舒波（2010）在Zhang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旅游供应链管理的7大议题可以归纳为4个研究方面，分别是内涵研究、网络结构研究、管理研究以及绩效评估。舒波在其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了旅游供应链研究有待深入的议题：旅游供应链管理的动态演变过程、旅游供应链管理的宏观网络分析、旅游供应链的鲁棒性与集成性问题以及定量研究不足等。

（二）旅游供应链特征

相对于制造业与其它基础行业，旅游业具有以下6个特征（Zhang等，2009）：第一，旅游业是协同密集型行业，只有旅游业的各部门协同合作，才能提供最终的旅游产品；第二，和其它服务业一样，旅游产品也是易逝品；第三，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行业，由于最终的旅游产品的消费涉及到整个旅游环节，若其中某一环节出现信息滞后或不对称的问题必然导致消费者的需求不能被满足；第四，旅游产品本质上是复杂的产品，旅游产品是异质的、不易评价的，很难用硬性的指标去对旅游产品进行测评；第五，旅游产品具有季节波动性，旅游业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需求；第六，旅游业是动态的行业，旅游过程的各环节相互依存度高，面临的合作和竞争更为复杂。此外，旅游供应链上的任何企业都有可能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出售产品。所以，整条旅游供应链同时也是一条分销渠道（吕兴洋等，2010）。这个特点决定了旅游供应链上的任何企业都可能选择不向下游企业供货，直接向最终消费者出售其产品。旅游供应链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淡旺季波动明显，而旅游产品的供给相对刚性，这种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供给的相对稳定性需要动态的供应链网络进行协调。因此，其它行业的供应链管理量化研究成果在旅游供应链的研究中难以适用。

（三）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面临的困境

旅游供应链是指是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生产和传递旅游服务、信息、金融或者有形产品给游客的实体（个人、组织或商业企业）的集合（杨树，2008）。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的不仅是单个旅游企业本身，更重要的是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旅游企业间不同种类的关系集合组成了不同的供应链结构。在已有文献提出的旅游供应链结构中，Page（2003）基于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供应链网络最具代表性。如图1所示，在该模型中，旅游供应链有两个流动方向。分别是沿着食宿、交通运输、游娱购供应商—旅游运营商—旅行社—旅游者流动的服务流，以及沿着旅游者—旅行社—旅游运营商—食宿、交通运输、游娱购供应商流动的信息流。在整条旅游供应链中，当地政府部门不直接参加到生产消费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只是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监督者。相对于其它行业的供应链，旅游供应链中的所有企业均会接触到最终消费者。因此，若旅游供应链中某个层面的链条出现问题，其它层面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于完全丢失其价值。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面临以下困境：现有的静态的传统供应链研究工具与旅游供应链复杂动态的网络关系不匹配。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无法量化的困境不是研究内容的问题，而是研究范式的问题。

社会网络分析范式

社会网络是指由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由单个行动者组成的群体，其研究的基本单元是行动者以及行动者间相互连接的关系。任何一种行动者之间的联系、交流、影响、从属、级别、权限等都可以成为一种网络关系，从而构成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是刻画网络形态、结构特征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源自于社会学研究，现也日益用于组织与管理研究中（姚小涛、席酉民，2003）。社会网络分析不仅是一套用于揭示社会网络基本结构的定量分析理论，而且还是一种基于网络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即方法论的关系论（罗家德，2004）。社会网络分析对网络形态、结构特征等问题可以从三个分析层次上进行刻画，一是宏观层次的整体网络特征，如中心势、密度、派系；二是中观层次的网络特征，如二人组、三人组、块模型；三是微观层次的个体网络特征，如网络规模、中心度、结构洞、联系强度（刘军，2005）。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从而为某种中层理论的构建和实证命题的检验提供量化工具，甚至可以建立“宏观和微观”之间的桥梁。对于行动者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网络关系的研究问题，研究者应该采取社会网络分析范式而不是传统的定量分析范式。传统的定量分析范式面对的数据均为属性数据，即社会行动者自身拥有的数据，这种类型的数据涉及能动者的态度、观点和行为方面的数据，它们被视作为能动者的个人或者群体所具有的财务、性质、特点等。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面对的数据为关系数据，是关于接触、联络、关联、群体依附和聚会等方面的数据，这类数据把一个能动者与另外一个能动者联系在一起，因而不能还原为单个行动者本身的属性。传统的统计技术和方法都要求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否则会出现共线性问题，从而使得参数估计不准确。但当研究对象为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时，个体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相互影响作用。此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成为研究对象，传统的统计技术不能有效地进行测量和评估，社会网络分析是针对网络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网络结构特征等进行分析的研究方式，能够很好地解决网络问题。

社会网络分析与旅游供应链

社会网络分析既是一个分析工具，也是一种研究范式。社会网络范式分析的数据不是行动者的属性特征，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因此能有效地分析行动者相互作用、联系而形成的网络结构问题。旅游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单个旅游企业的绩效表现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供应链上其它企业的期望和评估。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十分适用于分析旅游供应链的相关问题。旅游供应链管理涉及到了多方面的问题，Zhang等人（2009）通过文献回顾，总结出旅游供应链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分别是需求管理、两方关系、供应管理、存货管理、产品开发、旅游供应链协同以及信息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范式，没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以用于研究所有相互关系着的网络结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时下是一个受到热捧的研究领域。一方面，近年来许多国内外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丑闻层出不穷，给社会和企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问题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其结论截然不同，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负相关论认为，高额的社会责任投入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使企业相对于那些未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而言处于经济劣势的地位（Vance，1975；Ullmann，1985）。正相关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相对于从社会责任中的获益是很小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减少劳资矛盾、鼓舞员工士气、提高企业声誉以及改善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些都将最终转化为企业的经济利益（Spice，1978）。不相关论认为，企业发生的社会责任成本是重大的，但通常被由其引起的其它成本（如经济成本）支出的减少所抵消，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Aupperle等，1985）。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问题，部分学者通过元分析的方法排除由于测量方法和样本特征等差异带来的问题（Laroche和Allouche，2005；Wu，2006），结果依然不稳定。由于旅游供应链间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更复杂紧密，因此，相对于其它行业，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在旅游供应链研究中有着更好的适用性。若要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旅游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主要有4个步骤：第一，确定分析单位。社会网络分析的分析单位可能是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也可能是一个区域、一个行业，在旅游供应链网络分析里，分析单位为整条供应链网络。第二，确定旅游供应链网络边界。主要是指旅游供应链网络的规模，即所有企业组成的集合。从图1可以看出，旅游供应链网络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商、运营商、食宿供应商、游娱购供应商以及当地居民等，不同的研究问题有着不同的网络边界，网络边界的确定需要根据研究问题而定。第三，决定重要的关系维度。由于社会网络分析主要是对行动者关系的分析，因此，关系维度的确定很大程度决定了研究结果。在旅游供应链里，存在着供应关系、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互相持股关系、利润分配关系等，研究者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确定旅游供应链的关系维度。第四，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该过程涉及到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数据的分析方法、研究结论的提取等问题。由于关系问题较为敏感，在问卷的设计或二手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尽量避免带有情感色彩，并且使用嵌入情景的方式，力求得到较为真实的数据。对于旅游供应链的社会网络资料分析，主要可以得到两类变量，单个企业的网络结构位置和供应链网络的结构形态，研究者需要根据这两类变量分析解释其研究问题，提取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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