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1

【关键词】新疆“汉考民”；研究；评述

新疆“汉考民”现象主要是指新疆边远少数民族社区（也有部分城镇社区）中操汉语言民族居民，为增强自身对当地社区的适应能力，进而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社会现象。此现象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新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社会事实而产生。与此同时新疆“汉考民”人群也在新疆族际互动与文化接触过程中作发挥着特殊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也对促进民族团结教育发挥着良好的示范效应。

一、社会学视野中的“汉考民”高考教育政策研究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①在《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一文中参考了李晓霞研究员《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的分析》后认为新疆各民族学生的就读模式按其就读学校和主要教学语言分类，传统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即“民考民”、“民考汉”、“汉考汉”。所谓“考”，指的就是应试语言，通常就是平时学习时使用的教学语言。马戎教授补充说在新疆存在少量“汉考民”学生的现象。马戎教授还在该文中论及“喀什地区‘双语教育’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时，通过对基础教育工作者的访谈了解到“民考汉”、“汉考民”毕业生适宜于担任“民汉双语”教学岗位的工作。提出为促进新疆“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应积极发展‘民考汉’，对于‘汉考民’更应当采取优惠政策，大力鼓励”。马戎教授又于2009年11月21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主办的“新疆首届双语教育论坛”上做出题为《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发言。在此份发言中他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应当有权利选择到民语系学校‘汉考民’或者‘新双语模式’学校学习。为了促进各族民众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政府对于这样的选择同样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李晓霞研究员②通过《新疆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分析》一文，对此政策的演变过程、政策实施的客观效果、政策的影响、政策分析等方面进行论述。李晓霞研究员指出“汉考民”现象在新疆招生考试民族加分政策中定义为：“汉考民”为汉族及11个受照顾民族之外其他少数民族考生高考时采用民语文试卷答题。通俗解释即为：少量母语为汉语文的考生（如汉、回、满族等）自幼上民语授课学校，高考时也使用民语文试卷（简称汉考民）。李晓霞研究员在2009年7月2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汉考民和民考汉实际上享受一样的加分政策。并解释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据源于学生的客观学习环境。③赵新居等学者所著的《新疆民族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④收录了《新疆大学某汉考民学生宋某访谈录》，就“汉族学生为什么上民语学校”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视野中“汉考民”跨文化交际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崔延虎教授⑤在《多元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互动与多民族族际交往》中论及“空间格局与多民族之间的交往”时，提出“在新疆高等学校学习的‘汉考民’学生，大都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个例子说明，文化互动是多民族地区人们交往中的基本事实，而人们居住空间的不同，影响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文化互动的内容和结果”。

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刘明、孔雪晴⑥在《新疆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互动研究》指出“民考汉”、“汉考民”是新疆不同民族语言的互动的典型。并以“汉考民”为实例阐释了文章主旨。该文章还收集列举了“新疆师范大学1999—2003级‘汉考民’学生基本情况统计”，该表包括15位汉族“汉考民”的姓名、性别、生源学校、进入大学的年份及就读专业等信息。刘明、孔雪晴还提及文化互动中“涵化”现象在“汉考民”姓名方面的体现。文中还通过小范围的统计资料进一步推断出如下基本结论“汉考民”考生散布于南、北疆地区，除接受维吾尔语学校教育之外，还有接受哈萨克语学校教育的“汉考民”学生。

三、语言学视野中“汉考民”双语现象研究

新疆大学语言学院海峰教授⑦在《吐鲁番地区双语现象初探》一文中介绍了1995年吐鲁番地区城乡汉、回族干部群众的双语（维吾尔语、汉语）掌握情况，揭示了长期生活于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聚居区域的一些汉、回族群众出于生活、工作等需求，不同程度上掌握了维吾尔语。其子女也就近进入维吾尔语学校学习，成为“汉考民”。文章还指出这些汉、回族“汉考民”毕业后自然成为双语兼通的人才。并提供了多组调查数据和访谈实例。由此可见“汉考民”的产生及存在有其现实基础。海峰教授将“汉考民”现象的成因归结为，有些偏远乡村的汉、回等民族的学生，为就近入学或听从父母的安排进入非母语（主要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授课的学校就读。“汉考民”在家庭场景与学校教育场景中接触了两种语言文化。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周殿生副教授⑧在《新疆跨民族交际中的语码选择问题》中论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际中的语码选择和使用问题时，提出“在汉族人口较少的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农牧业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交际中，也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形”。接着周殿生副教授描述了南疆农村民族交际中语码选择和使用的情况“南疆是以维吾尔人居多的地区，除库尔勒、阿克苏等地城市中汉族人口较多外，在其它地区，汉族人口较少。有的汉族世居当地，不但语言上和维吾尔族相同，甚至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多地方相似。有的汉族把子女送到民族语言学校上学，考大学走汉考民路子”。在此文注释中周殿生副教授对“汉考民”的界定为：汉考民是指汉族人在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就读并用民族语言参加高考。

四、结语

随着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全疆基层双语教学的推广，今后“汉考民”群体也将产生新的变化。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汉考民”考生的社会化等问题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分析新疆“汉考民”学生成长历程中所面对的族际互动与文化接触现象，将有助于解决族际互动与文化接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共同构建和谐社会。⑨

【注释】

①马戎.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2）.

②李晓霞.新疆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8.

③参见2009年7月29日，马戎、李晓霞做客央视网《央视网谈》直播间访谈节目.

④赵新居.新疆民族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210—215.

⑤崔延虎.多元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互动与多民族族际交往[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⑥刘明，孔雪晴.新疆多元文化环境中的语言互动研究新疆社科论坛[J].2008，（5）.

⑦海峰.吐鲁番地区双语现象初探[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94—98.

⑧周殿生.新疆跨民族交际中的语码选择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⑨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4.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2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互相支撑、比翼齐飞的特色型大学。建校50年来，学校从一所“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逐步发展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国际型大学，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北语人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科研活动与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学校坚持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以高规格的国际化学科平台推动中华文化的弘扬，以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汇通东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学校以对外汉语教学、国际化的学生结构为学术土壤，在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领域，开展了融汇中外语言、文化的学术研究。

科学研究的鲜明特色

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大学，学校的科学研究走出了一条立足特色、教研互动、绩效为先的发展道路。建校50年来，学校始终以努力为汉语国际教育“出理论、出标准、出模式、出教材、出人才、出技术”为目标，整合各个方面的教学、科研力量，巩固和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对外汉语基础理论研究出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应用研究推出了系列教学法、教学模式和教材。学校还成立了“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集中精力研究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应用问题，破解“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建校50来，学校通过对外汉语教学这个窗口，打开了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传播技术研发等丰富广泛的科研领域。《中国教育报》2009年刊发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显示，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2009年整体绩效评价得分在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排序中位居第七，在北京地区部属高校排序中名列第四。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学校富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出了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盛成，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王还、钟锓、吕必松、方立、赵金铭，著名翻译家袁树仁、傅惟慈、李振中、王得杏等。先后有50多位教师入选部级、北京市级优秀人才库，有40多位教师在语言学、语言教学、文学、文化等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富有特色的科研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学校先后设立了语言研究所、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国家百所人文社科基地）、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近年来，学校与国家语委合作建立研究中心1个（国家语言资源与监测研究中心）、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国家汉办研究基地1个（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北京市语委研究中心1个（北京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跨境合作研究中心1个（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1个（阿拉伯研究中心）、国家公务员局认证中心1个（考试安全研究中心）。学校在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和跨文化研究、语言测试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语言信息处理和语料库建设等相关领域取得了深受学界认可的学术研究成绩。

科学研究内涵发展、成果丰硕

随着科研投入和支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近年来，学校的科研项目、成果和学术交流等发展均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教育部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学校语言学在“2010年我国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统计”中数排名第2，论文被引次数排名第5。

1.科研立项稳步提升，学校整体科研意识增强

学校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强化校级研究项目发展，使之成为由博士启动项目、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团队项目、规划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等构成的适合不同研究水平、不同职称结构、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研究方式的项目资助体系，呈现出目标明确、层次分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特点。“十一五”期间，学校共批准校级项目147项，批准经费427.83万元，立项数比“十五”期间增加71项。经过校级项目的“孵化”，学校近年来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160项，项目类别达到30种，立项总数比“十五”期间增加了85项，其中纵向项目增加33项，横向项目增加52项。

2.科研成果丰硕，科研影响力显著提升

“十一五”期间，学校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2，293项。其中，学术专著97部、编著或教材257部、工具书或参考书21部、译著（文）70部（篇）、论文1,840篇（其中1,392篇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音像或软件7项、古籍整理著作1部、研究或咨询报告20篇，取得专利1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这些获奖成果有原创性的重大学术成果，如《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汉语方言地图集》等；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如《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等；有服务于科学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如《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等。获奖类别多，中青年学者生力军作用凸显，50岁以下获奖学者占到65%。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3

关键词：基础教育；心理语言；探析

中图分类号：G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198-01

教育心理学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浅析如下：

儿童教学阶段：唐代以胡曾的《咏史诗》作为儿童教材，内容既有历史故事，也有不少文学性的传说故事，宋代以后有《工家诗》，之后有《四书》和八股文，为学习作文和作诗提供范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儿童的语言学习兴趣和热情。但在当今的教育中，必须教孩子将白话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同时有所发挥和创造，这就要求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需将方法教给孩子，让其独立思考，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心理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学共同关心的话题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它包括语言发展、言语感知、儿童语言词汇、句子的学习及理解、语言的交际等。

儿童语言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其发展的途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是无法跟踪和归纳的。儿童言语感知发展包括家长的语言输出和儿童早期言语感知及语言特化。我们教育者研究的重心应集中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获得”、“使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和“词语与语义的连接等方面，简单句向复杂句的过渡以及对较为复杂语句的理解和使用。“五四”运动后，语文教材和教学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白话文只是合乎或接近当时口头语言，仍然把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没有把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兴趣联系起来，并且逐步增加了文学性，形成对实践有用的东西。而一些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却有了本质的改进，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逐步产生并推广开来，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初出现了许多拼音方案，供中小学生用的字典和词书也越来越多，供少年儿童自由选读的各种课外读物也多起来了，大大的激发了儿童在学习和认真的兴趣，无形中将干瘪的语言教学变成了生动形象的兴趣教育，这也就是心理语言学在实际教学中最科学、最理想的运用。

中学阶段：中学的学生已经对文学有一定的鉴赏能力，适当引导其阅读一些“五四”前后的新文学作品，如鲁迅的杂文、朱白清的散文、使其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有所了解，并逐渐深入到选读一些早期白话小说名著，让其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大有可观可学之处，从而激发学好语言文学的热情。20世纪初有人开始引进东西方现代教育学理论，推动了语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的探讨，逐渐为传统的语文教学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他们共同主张阅读与社会生活接近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文章；反对注入式讲解和让学生呆读死记；提倡鼓励学生广泛阅读，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其次要结合语文教学进行思想教育，既重视语文本身的系统性，教学步骤的科学性，又密切结合实际。不论是中学还是高级中学，“语文”都是我们的基础科目，整个基础教育阶段都有语言教育的任务，不再把语文教育简单的放在学文字文章的层面上，而是作为一种文学，一种文化在教学中传播，提高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

大学和研究学习阶段：大学语文是语言文学的升华，其研究学习不在基础学习阶段，不属本文研讨范畴，故以省略。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4

关键词：语言规划；外语教育政策；现实状况；可持续发展战略

G633.41

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已然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下属二级学科中一匹奔腾着的黑马。与此同时，语言战略与外语教育的研究也逐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相关部门制定专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胡文仲2009），外语教育政策本身和外语教育政策指导下的外语教育现状呈现了一些弊端和问题，鉴于此现实状况，笔者着手从语言规划的视域出发来浅谈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现实状况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我国外语教育的现实状况：

（一）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缺乏衔接

21世纪初起始之年，国家开始建设从小学到研究生阶段完整的外语教育国家课程体系且一直实践着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教学方式，但是这种连续性似乎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据调查，相当多的大学英语教师认为中小学根本没有完成英语教学的基本任务，学生到大学阶段对于英语学习依旧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也有相当多的高中英语教师认为学生初中阶段基础没有掌握牢固，与此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初中英语教师认为学生在小学阶段英语起步学习时，英语就没有学好。而此调查的重要发现就是：英语教育必须加强阶段性衔接。上海外国语大学戴炜栋教授和王雪梅教授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体系》一文中从理论研究层面、教学实践层面以及教育管理层面提出了外语教育人才培养的系统性需要加强，例如：高校教师偏重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而中小学教师多以中、高考为核心展开教育教学工作（2006戴炜栋王雪梅）。

（二）外语教育语种生态失衡、学习起点连续性差

外语教育生态失衡、学习起点连续性差主要体现在语种规模小、语种结构不合理及语种连续性差三个方面。首先，我国通用的外语语种为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而其它非通用语种的应用规模很小，对国际外语交流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次，语种结构不合理也清晰可见，英语在整个外语教育体系中占有绝对的地位和优势，英语地位无人堪比，这就势必会助长其文化霸权的嚣张气焰，造成外语语种结构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学生汉语文化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阻碍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再次，学习起点存在严重不连续现象，比如有些高中生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学过某一小语种，而到了大学阶段还要从头开始学习，这就会出现外语学习重复进行的现象，势必出现耗时费力做无用功的现象。

（三）外语教育课堂教学模式被强制化

十年前迅速席卷全国的“杜郎口教学模式”如旋风般在经媒介传播后一期接一期的疯狂推销炒作，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全国各个学校争相朝拜仿效的圣地，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各个中小学校长强行推出自己学校的“高效课堂模式”，虽然各自的教学模式上都冠着自己学校的名字，但内容上都是大同小异。每一个响亮的“高效课堂模式”后面都有一个霸道独裁的校长，一手遮天的强迫教师按照其套路操作。仿佛原来的被人们奉若圭皋的各种外语教学方法一无是处，外语教学法在“神药”般的高效课堂模式之前似乎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药方就是按照他们的套路去做，历史上一代代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花了大量心血所发现的外语教育教学规律，在诸如高效课堂般的课堂上被亵渎得一塌糊涂，诚然，外语语言的学习如果单纯的、一味的照抄、照搬一种教学模式的话，外语教育将进入死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

二、针对以上各种现实状况，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成立外语战略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外语教育走“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

国家可以成立外语战略研究机构，吸纳精通语言规划学、政策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来一起开展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与规划，多维度把我国的外语教育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发展和进行理论研究。“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的开启和实践，首先要确保外语教育理念一条龙，外语教师务必要了解各阶段外语学习的共性和个性，其次要尽可能确保教材使用一条龙，教材的衔接和匹配非常重要，衔接匹配到位，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使学习处于一个循序渐进的程序之中。再次要尽可能确保教学的一致性，在理念、目标、内容和方法各个层面做到有效衔接。

（二）推行多元化的语言教育政策，强化本国语言与文化，弘扬华夏文明

要根据生态哲学的原理，摆正各个外语语种的生态地位，以确保各个语种的协调发展。外语教育政策对语言语种的规定应该包括所有的语言，而非只有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这几种被政府规定的语言，同时结合国家需求、地域特色和学校优势来确定不同比例。意大利思想家马志尼曾说“凡是说意大利语的地方，就是意大利人的家园”，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和交流的手段，也是一种文化理念甚至是价值观念的天然载体，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校训“格高志远，学贯中外”也启迪着一代代外语学习者应担负起向世界宣传中国国家形象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使命。

（三）加强以学校教学模式决策层面的主体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者的客体的互动

加强以学校教学模式决策层面的主体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者的客体的互动就是要打破诚如上文所说的诸如“每一个响亮的高效课堂模式后面都有一个霸道独裁的校长，一手遮天的强迫教师按照其套路操作。仿佛原来的被人们奉若圭皋的各种外语教学方法一无是处，外语教学法邂逅到各个中小学校长后，仿佛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药方就是按照他们的套路去做。”这样的传说，以教学模式决策制定者的主体层面和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者的客体层面要相互结合，W校决策者多倾听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心声，同时外语教学教师也加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互动性。

参考文献：

[1]曹迪.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文化利益[J].现代教育管理，2012，（8）：71-72

[2]胡文仲.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1）：130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5

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的多元思维特征》首次将互文性理论中多元”思维特征作为与互动”并列的思维特征提取出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从语篇语言学的系统、关系、层级观等角度切入，深入讨论了互文性理论的多元思维特征。聂仁发《有关语篇结构的几个概念》将语篇的宏观结构分为基于内容的事理结构、主题结构、文体结构和基于形式的普遍结构，并简略探讨了这几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施麟麒《孟子的话语理解观———以意逆志”新解》对孟子关于话语理解的名言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分析。杨亦鸣《言语障碍的神经机制研究》介绍了神经语言学与言语障碍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历史，并从中英文阅读障碍跨文化对比、汉语成年口吃者词汇加工的ERP研究、语音与聋人词汇阅读三个方面展示了语言学与科技结合的良好前景。李怡《跨文化语用研究语料收集方法———观察记录vs角色扮演》以汉英请求”言语行为跨文化对比研究为例，探讨了观察记录和角色扮演作为语料收集的两种方法收集的语料差异、各自的优劣及适用领域。周毅《社会符号学视野下文人画语篇结构及成因》从语言符号、视觉符号与社会文化情景的互动关系来探究文人画。周明强《埋怨性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探析》讨论了埋怨性话语标记（如真是的”、何必呢”等）的语用功能。

二、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汉语研究和教学法

崔希亮《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围绕着汉语本体、教师、学生、技术保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五个方面，结合丰富生动的案例阐述了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周小兵《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与应用语言学》分析了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现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发展等重要问题，介绍了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近年在该领域的拓展。王建华《语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汉语国际教育》认为汉语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项语言文化事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经济价值。陆俭明《要加强语言信息结构的研究———重新认识把”字句》以语言信息结构理论为依据，针对以往把”字句教学中的释义局限，重新定义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及对汉语国际教育句法教学的功用。马真《要加强词语的用法研究》以副词按说”、状态词好端端（的）”、反而”、一概”等为例，指出外国留学生词语偏误出现的部分原因，是词语用法研究的缺位和辞书注释的缺陷（缺乏语义背景），强调了加强词语用法研究的重要性。税昌锡《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体标记事态分布研究》梳理了了”、着”、过”等体标记教学的历史，借用过程哲学将事件看作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建立了一个事件过程的事态结构模型。吴应辉《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现状、特点与思考》全面介绍了沉浸式语言教学的概念和历史、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发展现状、美国沉浸式汉语教学的主要特点。严慧仙《文化认同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启示———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以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从文字、画面、声音三个方面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及加长版宣传片的多模态文本进行解码，解读该片所表达的文化认同特征。沈阳《关于汉语规范化的若干问题》阐述了汉语规范化的理论问题，也对当下语言生活实践出现的不规范乱象进行了批评。胡云晚《政府门户网站背景下的语言规范观》通过对浙江省101个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政府门户网站的语言监测表明，政府门户网站语言失范率奇高，远大于传统纸质媒介。并提出要实现政府语言的规范表达的相关策略。赵翠阳《异形词社会使用调查与〈现代汉语词典〉两版整理规范研究》通过对北大的CCL语料库（现代汉语）、人民网语料以及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语料考察，整理分析了四类异形词。杨同用《词的功能与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和释义》着重对词的功能与词性的关系、功能变化与词义的关系、词的功能变化对语文辞书词性标注和释义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三、结语

语言文化教育研究篇6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