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维度篇1

关键词：维吾尔歌舞文化内涵起源分类

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一种民族舞蹈都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和智慧。维吾尔族是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但是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并且融会贯通，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渗透在艺术文化中，便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维吾尔族舞蹈。

一、维吾尔族舞蹈的起源和分类

1.维吾尔族舞蹈的起源

维吾尔族，以前曾翻译为“韦纥”、“乌纥”、“袁纥”、“回纥”、“回鹘”、“畏兀儿”，后来才改为“维吾尔”，含义是“联合”、“团结”之意。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这两支在公元840年大规模汇集，至16世纪初真正实现完全融合。自古以来，西域就是交通要塞，是古丝绸的必经之路。因此，新疆交汇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孕育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维吾尔族。维吾尔族舞蹈继承古代鄂尔浑河流域和天山回鹘族的乐舞传统，吸收古西域乐舞的精华，经长期发展和演变，形成具有多种形式和特殊风格的舞蹈艺术，广泛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

2.维吾尔族舞蹈的分类

根据舞蹈的功能，维吾尔族舞蹈可以简要地划分成三大类别：第一种是自娱自乐性质；第二种是礼节风俗性质；第三种是自觉表演性质。

第一种是自娱自乐性质的舞蹈。在重大节日、喜庆的日子里，维吾尔族常常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表达欢快之情。这是一种自娱自乐性质的舞蹈，由民众即兴创造，不以表演为目的。维吾尔族最具自娱自乐的舞蹈是“赛乃姆”舞蹈。在维吾尔族语里，“赛乃姆”就是“美好”、“女神”、“偶像”之意。“赛乃姆”舞蹈就是以赛乃姆音乐为伴奏，没有任何程式化的舞步，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欢快的气氛。

第二种是礼节风俗性质的舞蹈。维吾尔族受到多种的影响，不仅信奉印度教、佛教，而且信奉萨满教、伊斯兰教。因此，维吾尔族舞蹈自然受到宗教的极大影响，自然产生礼节风俗性质的舞蹈，比如萨满舞。萨满教是维吾尔族人信奉的原始宗教，原始的萨满舞就是一种巫舞，与萨满跳神活动有关，后来便发扬光大，每逢肉孜节等重大活动，维吾尔族的男子就在广场上表演萨满舞。

第三种是自觉表演性质的舞蹈。自觉表演性质的舞蹈就是指出舞蹈家为了表演需要，有意识、自觉地在原有舞蹈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造而进行编排的舞蹈。这类舞蹈往往具有较高的技巧性、欣赏性和艺术性。比如，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汗，就是现代维吾尔族舞蹈的集大成者，《盘子舞》、《林帕特》就是她成功的杰作。

二、维吾尔族舞蹈的基本特点

1.节奏特点

节奏是音乐的一个基础单位，舞蹈节奏则是舞蹈音乐的灵魂。在舞蹈音乐伴奏方面上，维吾尔族舞蹈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强拍弱化、弱拍强化。维吾尔族舞蹈充分地运用舞蹈动作的力度、快慢速度、大小幅度，采用绕腕、三步一抬等动作，对强拍子进行弱化再配合舞蹈伴奏音乐的节奏，形成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维吾尔族舞蹈伴奏音乐，通常运用附点、切分音来打破原本中规中矩的节奏，让音乐风格更有民族风韵。

2.动律特点

顾名思义，动律的含义就是有规律地跳动。运用到舞蹈动作上，就是指舞蹈者通过身体有规律的动作来表达音乐节奏。可见，动律能够有助于舞蹈动作更加自然流畅，展现舞蹈的内在性格和品味。比如，“微颤”是维吾尔族舞蹈的典型的动作，变换动作之前经常使用“微颤”让舞蹈动作衔接得更加自然。

3.体态特点

所谓“舞蹈”，就是舞蹈者调动人体的姿态动作来表达艺术情感。维吾尔族舞蹈就是充分运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比如手、肩膀、手腕、腰等，并且加以一点装饰性动作，比如打响指、移颈、翻腕等，构成维吾尔族舞蹈的典型动作。这些体态动作，让维吾尔族舞蹈独具特色，自成风格。

4.技巧特点

维吾尔族舞蹈非常讲究腰肢扭动的技巧。由于维吾尔族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在舞蹈上自然也接受西域舞蹈追求舞姿轻盈、腰部柔软的要求，因此，维吾尔族舞蹈同样要求腰部扭动，呈现柔软的特点。与此同时，维吾尔族舞蹈偏向于舞步的旋转，在不断变化的旋转舞步中，不断改变舞蹈造型，不断地将舞蹈推向高潮，并且在快速旋转中戛然而止。这些旋转无不需要高超舞蹈技巧。

5.服饰特点

维吾尔族个性好客热情，在服饰穿着上讲究宽松、洒脱，因此，维吾尔族的民族服侍都是色彩鲜艳，喜欢穿皮靴，喜戴四楞小花帽。维吾尔族姑娘以长发为美，把长发梳成十几条甚至更多的细辫，舞蹈旋转时随宽大的裙摆飘扬，十分妩媚迷人、活泼热情。

三、维吾尔族舞蹈艺术的文化底蕴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和所有民族民间舞蹈一样，维吾尔族舞蹈也是源自生活，吸取了维吾尔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维吾尔族信奉多种宗教，比如萨满、摩尼、佛、伊斯兰等，融汇不同宗教文化的精华。维吾尔族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一带，曾经是古代西域名骚一时“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繁忙的丝绸之路贯通中西方，不仅给维吾尔族这一片土地带来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留下丰富的文化财富。在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维吾尔族舞蹈，自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下面分别以“赛乃姆”、“多郎舞”、“萨玛舞”为例，揭示维吾尔族舞蹈的文化内涵。

1.“赛乃姆”的文化内涵

“赛乃姆”的原名是“赛兰木”。根据《突厥语大辞典》对“赛兰木”的解释，是“地名，在今中亚一带”。“赛兰木”这个地方是古代西域舞蹈“康国乐”“安国乐”的故乡。早在16世纪，“赛兰木”这个地方的居民便移居到新疆车库，自然而然地也把原来的舞蹈（比如“胡旋舞”、“拓枝舞”）带来了，于是人们就把这种舞蹈以地名为名，称之为“赛兰木”，也就是“赛乃姆”。“赛乃姆”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舞蹈，在维吾尔族广为流传。“赛乃姆”的含义，即“神像”、“美女”之意。“赛乃姆”的形成可谓是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在文化大融合、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潜移默化而来的。其中，西域乐舞对赛乃姆舞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西域乐舞之外，龟兹乐舞对“赛乃姆”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龟兹，就是今天新疆库车。龟兹壁画直观形象地展示龟兹乐舞，其特点就是弹指、摇头、弄目、移颈、跷脚等。这些特征恰是维吾尔族舞蹈独树一帜的典型形象。

2.“多郎舞”的文化内涵

“多郎”是维吾尔语的音译，也可以记为“刀郎”、“多兰”、“朵兰”、“多浪”、“都兰”等。直到今天，在麦盖提、莎车、阿瓦提、巴楚这一带的维吾尔族人民，仍然自称为“多郎人”。早在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在到达塔里木盆地之后，有某些部落留下来，与当地居民杂居融合，便形成“多郎人”。经过几个世纪的交流融合后，古代蒙古部落的民众开始慢慢改变了游牧的习惯，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并且慢慢废弃各自使用的语言与文字，逐渐使用共同语言——维吾尔语，对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也慢慢转为信奉伊斯兰教。

多郎人聚集在沙漠边缘，经常有野兽出没，为了生存，多郎人不得不和风沙、干旱抗争，对付凶猛的野兽。因此，多郎人性粗犷，多郎人的舞蹈自然是豪迈有力，多郎舞展现的都是多郎人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内容。大约在公元16世纪，便形成具有礼节民俗性质的民间舞蹈——多郎舞。多郎舞保留了西域舞蹈的因素，并且把多郎人的生活动态和坚毅的性格融汇到舞蹈语言中。

3.“萨玛舞”的文化内涵

“萨玛舞”中的“萨玛”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代表一种宗教名称，即萨满教；第二是代表萨满教的专职司祭者。“萨玛舞”属于一种礼节风俗性质的民间舞蹈。一般在重大节日时候，维吾尔族民众集中起来，共同欢快地跳这种集体舞，动作朴实有力。伊斯兰教盛行时期，统治者也利用了“萨玛”这一民间舞蹈形式进行宗教活动。直到现在，“萨玛舞”仍然流行在南疆喀什、莎车一带，不过这种祭祀活动逐渐演变成群众的集体娱乐活动，转变为雄健有力又欢快而有凝聚力的独特舞蹈形式。

著名的舞蹈家贾作光曾说：“民族舞蹈艺术要在挖掘、继承和积累的基础上创新，要注重在生活中捕捉舞蹈形象，完善技法，再以现代的观念对民族舞蹈加以关照。但是，即使是在发展过程中，创新也应万变不离其宗，创新的根本是民风、民俗、民味、民神和民族语言。”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力气，在保存维吾尔族舞蹈文化的基础上，坚持自我特色，兼容并蓄各种舞蹈的精华，让维吾尔族舞蹈再次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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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维度篇2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中国低碳经济实现路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中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天使投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存在问题的解决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高等教育资金短缺问题的解决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对策从“民族”与“族群”之争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从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看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挑战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经验的中国借鉴发达国家的防灾自救经验从文化角度对待中国民族问题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工业实力差距从发达国家与地区经验看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从国外的经验看中国汽车维修服务业的发展从总结经验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式从国际经验看中国RElT发展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经验看中国地质公园管理的不足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琉球诸岛的语言虽互不相通，与日语也不相通，但却属于日语语系。这可能是日本同化政策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

同样，希腊的马其顿人既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也对希腊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他们一般通用希腊语的北方方言，而不是马其顿族固有的斯拉夫语。但他们广泛使用马其顿族旗，其方言口音很重，轻易可辨出是马其顿人。同时，希腊的马其顿人不热衷泛马其顿民族主义，也就是并不认同跨界的马其顿人。实际上，他们反对从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马其顿地区以马其顿命名其新国名（Danforth；Roudometof）。

三、对于第三类群体，即移民族群，发达国家的政策中没有自治的内容，但强调尊重多元文化背景。自美国的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本地出生的亚非拉裔及印第安人开始呼吁主流社会对他们“文化上的承认”，也就是承认他们的族群文化在主流社会里的地位及历史上对它的贡献。加拿大于1971年正式颁布了多元文化政策。时任加国总理的魁籍人特鲁多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国家的统一，如果在个人的心灵深处有意义的话，就必须建立在他有信心表达自己认同感的基础上”（Bloemraad）。加拿大当时的多元文化政策，旨在承认法语与英语的同等地位，而这一多元文化的理念后来也延伸至对移民族群的政策里。

加拿大几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强调个人自由的WillKymlicka教授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族群文化是保障个人自主和自尊的必要条件（1989，1995，2001）。而强调群体利益的查尔斯·泰勒教授则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一个文化或文明能够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得以长期延续，必定有其内在的价值和功能，因此人类各个族群的文化有同等的内在价值（1992）。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群体的角度出发，尊重文化平等这一价值观成为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发点。

上述两位加拿大哲学家的理论，也成为当今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最著名和最有力的理论基础。毋庸置疑，加拿大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上的领先地位也体现在其政府的具体政策中。加拿大在对原住民、少数民族和移民族群政策上的得分都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见表1、2、3）。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北美国家的先行下，澳大利亚、瑞典及荷兰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政策。1990年代后，比利时、新西兰及英国也步后尘。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相随地零星施行一些相关政策（见表3）。在这几批后来者中，澳大利亚的成绩尤为突出（见表1、2、3）。

针对少数族群的多元政策并不包括自治权和语言权。它强调的是族群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同样受到尊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公校教材和公共媒体报道里需要反映少数族群的文化历史、少数族群对主流文化历史的贡献；师资队伍和媒体记者中需有不同的族群面孔，使不同族群的学生、读者和观众有认同感；尊重不同族群的宗教习俗。美国的政策中还有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的平权措施（国内常译为“肯定行动”）。它主要起源于民权运动，目的在于防止和弥补社会上对非裔族群的歧视。综合各国的族群政策，共有八项内容：

1.对多元文化主义予以官方的肯定；

2.公校课程里反映多元文化社会；

3.公共媒体里反映多元文化社会，政府许可少数族群办族群媒体；

4.宗教豁免权（军队或学校里可免穿制服，允许着装宗教服饰）；

5.允许双重国籍；

6.政府资助族群社团的文化活动；

7.公校提供双语或母语教育；

8.平权措施（反歧视）。

如表3所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综合得分最高；新西兰、英国、比利时、瑞典及美国居中；丹麦、法国、德国、挪威、瑞士及南欧诸国落后。尽管多元政策近年在欧洲受到不少争议和反弹，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是在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政策。意大利、荷兰及丹麦三国有退步，但目前并无迹象显示这种后退是欧洲的普遍趋势还是只是个别现象（Bloemraad）。而美国的多元政策则长期稳定，即三个时间段里没有变化（见表3）。这可能更反映了欧美国家多元政策的长期走向，因为美国是西方国家里族群结构最复杂、移民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亚洲的日本则代表了另一极端，它在三个阶段都得了零分。

多元文化政策对移民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效果如何？正反两方的评判针锋相对。支持者认为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少数族群更多地参与主流社会并增强其归属感，反对者则认为多元政策强调族际差异，会削弱全民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

现有的实际调研显示，多元文化政策的效果利弊参半。经济方面，封闭的族群文化可能影响就业市场竞争力，但保留族群文化也可增大教育及就业的竞争力（如亚裔）。因此，宏观政策上劳动市场、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更重要。

政治方面，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少数族群增强公民意识和政治融入，增强其对政府的信任，减少参与暴力性政治活动，降低受歧视感（Bloemraad）。OECD的调查还显示，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增加移民入籍的积极性。比如在多元政策显著的加拿大，移民入籍率高达89%。而多元政策有限的西欧诸国，移民入籍率也相应逊色：丹麦为57%，法国为47%，德国为37%（OECD，2010）。因此，多元文化政策的效果在政治上尤为突出，而这一效果正是促进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感。

从国际经验角度

看中国有关政策

首先，相比发达国家有针对性和区别性的族群政策，中国民族分类和政策过于笼统。56个“民族”既有违历史也不符现实，这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民族或族群之争的根源。西方的三分法，虽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但对国内学界的争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原住民：中国没有北美或大洋洲意义上的原住民，然而中国是否有广义上的原住民，即先于主体民族居住于该领土的群体？在实施民族识别的1950年代，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然而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下，有关资源和土地的纠纷使我们不能避免原住民这一概念，因为它涉及资源和土地“归属权”这一关键问题。

流亡藏维人士以及西方人权界对汉人移民涌入、新疆的批评，尤其是对新疆石油天然气输入内地的抨击，出发点正是原住民的权益受到损害。这种批评不能完全归咎于偏见，因为西方人士对三峡水库大坝的批评，除了环保原因，还集中在三峡移民计划侵犯了沿岸居民作为原住民的权益。而三峡沿岸居民大多是汉族。

的确，内地的汉人（如三峡沿岸、山西矿区）与新疆内蒙等地的当地少数民族一样面临资源和环境等方面遭受侵权的问题。然而，由于幅员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多处自然资源丰富或未开发的地域，而开发资源的国有企业或地方私企往往又来自内地的汉族地区，“资源掠夺”及“环境破坏”便不再是一般性的侵权问题。它们轻易上升为民族矛盾及民族冲突。新疆少数民族居民守着天然气田“无煤气烧”，“守着油田闹贫穷”等指责，勾画出一幅外来者欺负本地人的景象，使中国政府在道义上丢分。难怪连西方较为严谨的学者，也免不了认为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掠夺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有的甚至还认为资源输出的模式使新疆沦为殖民地。

西方学者当然也熟知中国对民族地区的大量投资，尤其是在藏维地区。有的学者承认这些投资使“殖民地”的指责不成立，因为殖民地的目的是宗主国单向谋利。那么为什么有的西方学者仍认为新疆、是殖民地呢？除了偏见以外，恐怕还是在理念上认为少数民族是当地的先民，至少是先于主流民族而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因此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

表4将加拿大和美国有关原住民的政策与中国相关的少数民族政策加以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承认先民这一群体。比如有关和平解放的“十七条”，相当于中央政府与当地政权的历史协约。而“两少一宽”这一政策的最初法律依据，也是承认中央政府的刑事法有违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在当地族内犯罪的裁定和处理上需要考虑习俗法。然而“十七条”由于达赖喇嘛的出逃而废弃，“两少一宽”的政策也在实际执行中沦为对少数民族涉案一方的从宽处理。也就是说，本意在于反映某些少数民族特殊法律地位的“两少一宽”，在实践中演变成了另类的优惠政策。

表4的对比显示，中国政府在“补偿”先民的经济利益方面做得尤其多，如资源开发补偿、优惠政策。但在“承认”先民权利方面做得相对少，如原住民的土地及资源所有权，政治自治权等。“补偿”与“承认”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对当地的资源及行政治理上，谁有决定权和支配权。尽管中央政府的补偿性政策在新疆和都十分丰厚，其“为民做主”的性质还是难免导致“无真正自治”和“殖民主义”之嫌。

此外，补偿性政策还有两大弊端。一是培养受惠群体的依赖心理（见靳薇著作），二是难以得到受惠人的感激（当地官员人为地推动“感恩”运动正是佐证）。更有甚者，由于中央决策使当地先民失去了自我选择的机会，其政策及执行中的失误也会使当地民族把责任归咎于中央政府。

少数民族与少数族群：根据“多元指数”的定义，少数民族为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聚居地域，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及自治史的群体。严格说这一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中国为极少数，仅藏、维、蒙这三个群体基本符合这一定义。其中的蒙族又因其历史与中原交集甚多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算半个“少数民族”。这一分类法近似历史各朝对属国属地“生番”的称呼。而中国历史上的“熟番”则更近于美国通用的“少数族群”这一称谓，即与主流社会交融但又有别于主流民族的文化及祖籍宗源。此类少数族群实际上在中国占“55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即便是当今的藏维二族，在地理、文化、语言、种族上也有多元的族源。只是在1950年代“民族识别”政策下，他们才由中央政府正式界定为统一的民族。

中国政府对原住民、少数民族和少数族群的不加区分，其政策结果就是过于笼统的民族政策。西方限于补偿原住民及受歧视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是主要的国策。西方针对原住民及少数民族的自治政策，在中国也几乎由优惠政策替代。如表5所示，加拿大和美国在政治、文化及法律上给予少数民族（魁北克和波多黎各）充分的权利，除此外并无特殊的优惠政策。相反，中国有强力度的优惠政策，但政治及法律方面的自治权则相当逊色。加拿大和美国针对“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政策，在中国也几乎空白（见表6）。

综合三国的政策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政策重经济扶持，轻决策参与及文化多元；重国家意志下经济发展的一元价值观，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际中执行为经济发展与再分配。为了经济发展，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和族群的文化权、传统生活方式，并使用代价很高的政府干预和经济手段去达到发展的目的。

目前的官方政策把经济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主要战略和手段。然而，国内外众多研究都显示，经济发展不会降低反会刺激民族意识的增长。一则因为经济发展加剧了各方的利益冲突。二则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对相对隔离的传统民族文化语言及生活方式都造成威胁。三则因为现代化进程也使民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与进步，而各族知识分子自然会以关心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为己任。因此，从长远看，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保障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

政策启示

加拿大和美国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针对不同国情、不同少数群体，应有侧重不同的国策，但只要以尊重多元为本，殊途同归。

加拿大主要靠高度自治的制度整合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使法语系民族在国家的框架下保持其文化语言及宗教为魁北克省的主流，从而避免被英语系的主流文化语言宗教所边缘化。而美国则主要靠中央政府的中立态度及国家软实力去整合国家与族群的关系。所谓“中立”态度指中央政府把选择权留给地方政府、民间及个人。中央政府不干预族群的认同及具体的多元文化政策，而只干预社会对族群的歧视。美国民权运动以来所实施的平权政策（即“肯定行动”）旨在制止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歧视。它的初衷是保障族群间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保障结果的平等。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族政策有错位之嫌。一方面民族地区的自治权流于形式，一方面又将西方国家用于弥补历史过错及现行歧视的优惠政策作为主要国策。而西方国家针对“少数族群”的多元政策，在中国几乎空白。政策的错位造成对各类少数群体的政策都不够恰当。

摒弃“先进”与“落后”的话语

在中国现有自治区制度的框架下，必要且可行的改革首当摒弃“先进”与“落后”的话语。正如加拿大泰勒教授所指出过的，文化无先进落后之分。如果一个文化能够传承至今，它的历史和社会功能与另一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不同的文化是平等的。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正是各文化内涵价值的平等，即不同文化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Taylor1992）。费孝通在其1988年有关“多元一体”的Tanner讲座里也指出，造成中国各族间文化不同的原因，是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不同发展机遇及生活方式。因此，文化间的差异并非各族之间智力与能力的区别。

反观国内常见的“先进”内地与“落后”民族地区的话语，反映出有意无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着想，长期被认作“落后”民族不仅潜移默化地促生自卑心理，怀疑其自身能力，也会人为地制造主流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助长少数民族的反感和敌对情绪。无论从任何角度说，把任何少数民族和族群称为“落后”都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摒弃“先进”与“落后”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少数民族和族群的话语权及价值观。比如宗教情结较深的少数民族并不像许多汉民族成员那样重视世俗的物质追求，而更重视宗教意义上的精神奉献和满足，这是汉族常常不能理解和体会的。因而经济发展与否、如何发展等问题应首先尊重当地民族的价值观和选择。少数民族尽管在人口规模上远逊于汉族，但毕竟几千年来与汉族并行衍生，有适合当地地理人文环境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只有他们最了解适合本地本民族的发展路径，也只有发挥他们的原创力才能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发展模式和现代生活方式。

而以汉族观念定位的发展模式或援助工程，往往不适合当地的发展状况和文化，也就难以真正帮助当地的发展并收获其认同与感恩。国内有众多研究显示，对口援助项目往往不适宜当地民众的技能，因而难以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解决少数民族就业难的问题。转而雇用内地汉族民工不仅会导致当地民众怀疑援助项目的初衷，更让西方分析者得出内地投资本来就是为了帮助汉人扎根民族地区的结论。笔者在南疆曾见到浙江省援助的工业园区，小桥流水的建筑风格与当地粗旷的自然环境很不协调，让人感到其设想并没有参考当地少数民族的意见，进而怀疑园区的其他企划和作用。

笔者在南疆一所大学还听到一位维族教授抱怨说，某省正为当地筹备援建“阿凡提”维族文化主题公园。然而“阿凡提”不过是汉族人对维族的认知，维吾尔人并不认同“阿凡提”代表维族文化。该教授提出异议后并未受到主建单位的重视，以致于她怀疑此类工程的真正目的也许是为了压制维族人真实文化的表达和延续。据笔者了解，该教授在其校园里被认为亲官方立场，颇受其他维族师资的孤立。如果连这样的维族教师都不信任援助项目，其深层原因值得深思。与该校园里其他维族教师的交流也使笔者感到，他们最关心的是援助项目如何更好地掺入当地民族的意见。

近年一些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虽符合内地汉族人的现代化观念，但却在转型过程中及转型后给当地民众的生存造成众多困难。比如在一些藏区、新疆及内蒙，去牧定居和去猎定居的工程引发了定居者失业及长期失落等新的社会问题。难怪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此类发展战略旨在“同化”少数民族，剥夺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Shakya）。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藏区安居工程的区域与近年自焚发生的区域刚好吻合，显示出藏区对外界干扰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切焦虑（Fischer）。新疆也有一些小民族的传统牧民，被安排下山定居后，放牧的草源和水源都成了问题。难怪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被调侃为“被现代化”：逼民发展、逼民致富、逼民打工、逼民离地、逼民脱牧。

参照西方诸国政策，针对原住民及少数民族这两个有资源权和自治权的群体，关键是保证他们政治上的实质自治，即对区域内自己的规章事务有决策权。有了自治的保障，这些地区反而少了要求独立的理由。根据国际法，少数民族在自治权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没有独立的法律依据。同时，国家也并不需要动用宏大的发展战略及特殊的优惠政策去安抚它们。而由于国家不直接干预其内政，也减少了那些地区将区内问题归咎于国家的理由。香港、澳门都是很好的现实例子。

藏维地区的政策建议

将区域自治区转型为局部的自治特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占当地人口70%至90%以上的地区，并以加强自治权取代现行的优惠政策。首先可试验“和田自治特区”，在人事、资源、发展、语言、宗教等方面赋予全面的自，在执法、人口、移民、教育政策上赋予协商权。试验特区的好处是效果良好可以加以推广，而效果不佳则可改进或终止。

在未试验“自治特区”的民族地区，实行：1.将对口援助转型为对少数民族民企和个体的扶持；2.将优惠政策转型为反就业歧视、反公共场所歧视的政策，其中包括：机场安检、酒店入住、护照程序等方面对敏感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成员的手续必须一视同仁；3.将单向双语教育转型为选择性的双向双语教育，即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也可选择学习民语；4.汉语高考生及公务员考生，允许以一门民语代替外语考试；5.内地大学生支边转型为，藏维蒙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可支边。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

借鉴西方（尤其美国）的族群政策，重点在主流文化中反映族群文化，在公共话语里尊重族群文化。尽管看似容易，经济代价也远比优惠政策小，然而国内政策在这方面恰恰做得很不够。

在多元文化意识上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可以用一个小的例子生动地说明。笔者的孩子访问中国时，曾经问道：“为什么大街上和商场里那么多广告里是欧美白种人？中国的顾客里有白种人吗？”是的，美国不仅在广告里，也在各类公共平台及电视节目里有不同的种族面孔，意图正是要反映美国的多元结构，尤其是要打破白人一统天下的传统做法。笔者孩子到了中国，反而看到广告里突出白种人，或者是成龙、周杰伦等港台人，觉得不可思议，几乎是另类种族主义。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种族？”“还有中国的少数民族呢？”“他们感觉会舒服吗？”

对社会多元结构麻木不仁的例子在中国还有很多，折射出全民薄弱的多元意识和多元文化教育。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向全世界显示其多元社会民族共融的极好平台，尤其当年拉萨曾发生了令国际瞩目的“3·14”暴乱事件。然而在开模式上，导演启用了数名汉族孩子以少数民族着装手牵国旗出场。这被西方媒体炒作为“做假”，“北京连几个真的少数民族孩子都找不到”。加上奥运前北京遣返无业藏人、维人回乡，奥运期间北京的旅店又限制藏维来访人员入住，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国家。

然而，奥运会上中国少数民族以各种角色出现的场合很多，本应为中国的多元和谐形象加分不少。开幕式上点燃火炬的李宁（壮）、歌唱家宋祖英（苗）、钢琴家朗朗（满）、牵手姚明的小英雄林浩（羌），闭幕式上的持旗手潘多（藏）、歌手韦唯（壮）以及运动员队伍里的多名少数民族选手，都可以本民族的着装出现，并表演有本民族特色的节目。这样不仅展示中国的多姿多彩多元，更显示出少数民族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成功。

奥运会主赛馆的设计，如果不是启用备受争议的鸟巢外形而是蒙古包，对各族牧民也一定有莫大的亲切感和向心力作用。由于北京著名的胡同也始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以蒙古包做外形的奥运主赛馆也与北京的多元历史遥相呼应，极好地象征中国淳厚的多元历史。此外，奥运开幕式以重款邀请国外艺术家（布莱曼、多明戈）演唱，也是令人不解的做法。如果启用维族、藏族的歌手代替他们，国内国际效应都会更好。一方面让这两个民族更加感到是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让世界体会到一个多元的中国。

春节是个世俗团圆的节日，对任何族群都应该有亲和力。然而春晚在节目安排上，港台演员乃至外国演员的出场都远重于国内的少数民族。尽管港台演员的参与在政治上有统战意义，但从文化上说并无多元意义，因为港台与大陆同属汉族文化。从长远来说，藏维等少数民族在与内地汉族的认同上比港台同胞会更成问题。如果给予这些民族的艺术家出场机会，自然会拉近春晚与当地民族的心理距离，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节日的一部分。更何况，少数民族歌手的水平并不逊色于港台及外国歌手。

其他公共平台上，忽略多元文化元素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央视主持人及播音员的团队里，少有多族面孔（尽管有多族成员）。作为习惯于单一民族面孔的内地汉族，很难体会到与汉文化有距离的少数民族的感受，很难体会这为什么有碍于他们的认同感。西方记者和游客也常批评，出入和新疆的客机上，有外语广播却无民语广播，有漂亮面孔却无当地民族的面孔。这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除了种族歧视就只能理解为“殖民主义者”的傲慢态度。这种批评虽然逆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内无视当地少数民族感受的态度。从北京机场出来的地铁上，笔者见到新疆和田地区招商引资的广告，上面没有一个维吾尔文字。即便这是给内地人看的广告，但对占这个地区总人口96%的维族人来说，并不公平。

同样，近年来国内庆祝圣诞节的现象，也让人备感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化。一个国外的宗教节日被大肆渲染，却鲜有汉族人了解和庆祝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节日。不仅如此，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维族教授告诉笔者，新疆当地地方政府每年出资庆祝汉族的春节，却不资助庆祝新疆各伊斯兰民族最重要的肉孜节。这是明显的歧视，更是一个冲击族群关系的做法。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的具体措施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及各类节目主持人中，配备有较明显少数民族特征的成员（尤其是维藏）。熟悉美国电视节目的都知道，播音员和主持人有地方口音或偶尔的口误并不是问题，反而使节目显得更有人性、更自然、更有亲和力。

·往来五个自治区及云贵青等多民族省份的民航客机上，配备多民族的空乘员。对、新疆这两个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机场和客机上都必须配备当地民族语言的播音。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在挑选空乘员过程中重视年轻和外貌的做法，也是一种歧视性做法（年龄歧视和相貌歧视）。

·在主要少数民族有自己通用语言文字的自治区，机场、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的站名和公示必须有字型同样大小的汉语和民族语言，以表平等。目前在新疆和，机场和火车站的汉语标志比当地民族语言更大、更醒目。

·公共场合的商业及其他广告牌上，要求做广告的企业启用国内各族成员的形象，尽量减少广告里的欧美形象。

·鼓励少数民族成员用非汉化的原名，以增进全社会的多元意识。斯琴高娃、席慕容、冬日娜这些美丽的名字既提醒人们她们的蒙族背景，又让人感受到她们融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如果李四光、李准、傅莹、白岩松都用蒙古族名字，更能提醒有优越感的主流汉族民众，少数民族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才。名字汉化是境外藏人攻击中国同化政策的现象之一，他们称只有汉化名字的藏族才有更好的升迁机会。

·春晚增加少数民族节目的安排，至少不能低于港台演员的节目时间和数量。

·内地小学至高中的历史课程、大学的公共政治课程，增加多元文化的内容。比如中华文明的多元进程和多族贡献；少数民族对中国目前的国土疆域形成的贡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即中原的农业文明与草原民族地区牧业文明相互竞争、相互依赖、互补共存的历史。

结束语

改进中国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尤其是在几个高度不稳定的地区，关键还是要听取当地各界少数民族的意见。有的地方干部听不进任何批评，轻易把不同意见或批评打击为“不爱国”，“对国家不认同”，甚至是“分裂倾向”。少数民族不敢、不愿表达真实意见，只能使社会积怨不断增加，造成民族问题的恶性循环。无论中央政府的意图多么良好，错位的理念与错误的方式方法仍会使其政策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在反思少数民族政策时，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最为重要。正如在“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上，中国人十分反感西方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那么在治理自治区的问题上，为什么汉民族也坚持将自己的发展观和现代观强加给那些地理人文条件都十分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

一位在维吾尔族里颇有影响的维族知识分子，将当前维族人民的诉求总结为八点：（1）参与，即参与到有关自己事务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过程中，而不只是“被决策”和“被发展”；（2）权利，即有权管辖自己家园的资源、语言和宗教事务；（3）信任，即国家能信任维族人当第一把手（目前新疆各级的党委书记通常为汉族，行政第一把手为维族）；（4）平等，即在就业及其他方面（旅店入住、护照申请等）不受歧视；（5）尊重，即在文化上被视为平等而非“落后民族”；（6）承认，即承认维吾尔人自认的维族史和新疆史；（7）民生；（8）民主（来自2012年12月笔者北京采访）。这八点中，除了第六点会引起争议，其他七点都不乏有理有节，也同本文介绍的发达国家多元文化政策有很多吻合之处。即便是有争议的第六点，它既不否认新疆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等于中央政府“认可”维族人的自认历史。“承认”只是意味着允许中央和地方不同的历史描述同时存在。

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央政府一直把改进“民生”放在首位，上述八点却只把它列在倒数第二位。而之前的六点几乎都涉及维族的自治权，尤其是政治上的自。即便我们不能同意八点里所有的内容，我们也不应无视从维族人的角度提出的全面诉求。本文的国际比较告诉我们，种族和族群问题相对复杂的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正是通过保障“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充分的自，同时为“少数族群”提供多元文化政策，才更有效地平抚历史积怨，推动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相关简介：孙雁，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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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维度篇3

[关键词]民族认同；少数民族；高中生；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1—0077—03

1引言

认同的建构作为青少年的首要任务，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还包括对本民族成员的感知和概念。〔1〕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高中生极为重要，由于在他们的生命阶段，种族划分作为其首要的构造，并且潜移默化中强烈地影响其日后发展的多个方面。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过往的研究都关注于狭义的本民族认同，〔2〕更广义上的民族认同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个体对自己既作为单一民族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国家民族的成员身份的自我确认，表现为对本少数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义务感。〔3〕民族认同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过分极化的民族认同常常会诱发其产生偏离常态标准的行为，同时导致该群体的狭隘思想的形成，严重影响其日后的行为塑造。而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促使少数民族高中生适应所处的复杂社会环境，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诱因及其内部的心理加工机制。少数民族高中生处于生理和心理成熟的过渡期，随着生理的成熟，其行为变化和心理发展都相应地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其民族认同的过程定然受到个体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国外的研究借助观点采择的理论，指出美国少数民族青少年认同过程中的三个阻碍因素，并且提出了少数民族高中生认同的五步干预模型。同时，国外针对来自相同区域和相同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种族人群进行了民族认同问题的相关探讨，〔4〕对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国内对于此类研究的深入性不强，由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状况将会影响群体行为，因而对于本民族或中华民族越认同的个体在民族冲突情境下越容易出现积极行为。此类相关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但是很少将亚文化因素作为考虑的重要指标，往往造成研究的片面。由于少数民族高中生作为特殊群体，其自身面对强烈的外部竞争力，内心极大的挣扎和不平衡感致使其对本民族群体的疏离及民族认同的降低，自身亦矮化为“亚文化”群体，可能导致其民族概念淡薄，归属感较低，因而必然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其自身的心理品质的影响，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高中生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与此同时，国外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实行以“强化认同”为指导思想的多元文化教育，这一启示性的举措，对于国内学者试图深入全面研究众多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推进制定系统、科学的中国化的方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伴随着心理学视阈下的文化研究逐渐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崭露头角，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社会适应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当少数民族学生脱离自己的母体文化群体进入校园后，必然要面临着来自与原来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有较大差异的主流文化的考验和民族认同的困境。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少数民族高中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外在的行为表现，以整群抽样的方式发掘不同种群的内在心理潜质，对嫩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予以深入考察。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齐齐哈尔地区的在校高中生进行抽样，随机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回收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187份，汉族高中生问卷610，少数民族高中生问卷回收率为18.7%。剔除漏答、错答问卷后，得到实际有效问卷148份，有效率为79.1%。其中，男大学生73名，女大学生75名；高一学生54名，高二学生94名，其中达斡尔族44人、满族35人、回族24人、蒙古族21人、朝鲜族10人、柯尔克孜族10人、鄂温克族2人、鄂伦春族2人，所有被试年龄为17.36±0.77岁。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民族与性别变量间样本差异不显著（Pearsonχ2=9.519，p>.05），表明此次抽样的样本分布较为均衡，抽样较为合理。

2.2研究工具

（1）中华民族认同问卷，〔5〕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为了达到本研究的目的，修订其中部分题项，将“华人”修改为“中国人”，重新建模进行因素分析。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1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7，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民族认同问卷，〔6〕由秦向荣（2005）根据翻译国外量表根据翻译国外量表，参考国内涉及民族认同的调查问卷所编制。本量表涉及认知、评价、情感、行为等四个维度，共29个题项，问卷采用Likert6级评分的方法。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834，各维度的α系数都在.90以上。

2.3数据统计

使用EXCEL2003进行数据录入，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F分析、偏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3研究结果

3.1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在性别、民族间的差异分析

各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变量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显示各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在本民族认同的认知、情感、行为维度中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得分略高于女高中生，而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以及中华民族认同的所有维度中，少数民族女高中生得分略高于男高中生，总体而言，表明少数民族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的民族认同的发展状况较为均衡。同时，各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各维度F分析差异不显著。

3.2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相关情况

本研究通过对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各个维度进行计算后，将研究转化为显变量的研究。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间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民族认同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间存在正相关，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3.3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针对少数民族高中生，进一步以中华民族认同作为因变量，对民族认同作为自变量的预测效果进行回归分析，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的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民族认同维度中的评价、情感、行为共能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总分的51.4%。回归系数R为.717，回归方程：中华民族认同=45.831+.351×评价+.171×情感+.268×行为，回归方程有效（F（4，143）=37.811，P

4分析与讨论

4.1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性别和民族属性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由于国内外在性别与民族认同关系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尚无定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嫩江流域的亚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高中生整体的民族认同得分在各维度上男生与女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民族认知、情感、行为维度少数民族男生高中生得分上略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民族认同评价维度上的得分要略高于男生。尽管本研究与国内的一些研究并不一致，例如，李红梅（2009）认为蒙古族高中生男生比女生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是王亚鹏（2003）认为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要考虑地域以及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取样中的少数民族多数是传统的“渔牧、狩猎”的民族，男性对于征服自然的先天优势通过历史沿承积淀下来，从而影响到现如今少数民族男性高中生心理与行为的表现，又由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优势文化的渗透，导致少数民族高中生原有的民族意识重建。基于此，研究又试图探寻民族属性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各民族间的民族认同差异并不显著，这与国外的相关研究存在相应的契合，在对于亚裔美国青少年群体的民族认同的研究中，这些群体可能由于轻微的文化倾向，使得民族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微弱地减少，从侧面揭示出文化因素对于民族认同的深刻影响。由于各少数民族高中生自身所处的“双文化”或是“亚文化”的背景使得少数民族高中生彼此的风俗习惯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具体表现在鄂伦春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满族等民族之间颇为密切的历史渊源以及他们对于萨满教、共性图腾的信奉。随着历史的推演，进而推动各民族间的融合，这是现阶段少数民族高中生的民族积极认同形成的强烈信号，对于少数民族高中生建立最佳的社会交流和形成积极的群体意识以及推动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实时性研究提出新的启示。

4.2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少数民族高中生在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地相关。研究将关注点放在探求亚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并且试图探寻少数民族高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诱因。同时，研究也关注不同少数民族在各外显变量的差异。本研究显示少数民族高中生具有较高的本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一结果与多数国内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结果相一致，〔7-8〕但与国外提出的对一种身份的过强认同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的观点相悖，即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黑人、拉美人以及白人对国家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9〕这一结果表明国外的种族主义的歧视较为严重，削弱其公民的整体归属感。而较之国外所谓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仅指人数上的劣势，对于其权利没有削弱，而是尽可能予以保证，且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政策的支持和重视程度也较高。然而，结合嫩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而言，“流人文化”以及“闯关东”移民活动，促进了本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汲取，加速了其由过去纯粹的民族文化向多元共存的民族文化的演变，并且由于世居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性格豪爽、热情好客也使得本地区与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综上种种，促使其产生对于本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同时对于其本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的积极塑造也具有有效的促进作用，进而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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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维度篇4

【关键词】维吾尔族汉族民族关系

一、民族关系的现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维、汉、哈、蒙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新疆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维吾尔族人口为1011.98万人，汉族人口为841.96万人，分别占了全部人口的46.42%和38.99%。占据新疆人口总数前两位的族群关系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共同的经济生活将各民族的利益更加紧密、直接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初，有100余户汉族农民自发来疆并在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民丰县定居，当地各级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住房、用水、用电、子女入学等问题，维吾尔族农民主动为其中的贫困户、缺粮户捐钱捐物，以后这些汉族农民带头进行科学种田，传播利用塑料大棚种植蔬菜等方面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经济交往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各种文化因其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相互碰撞甚至冲突。

二、民族文化的差异

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使人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实际上，在民族关系的整个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文字

人类交际工具的种类是繁多的，有手语交际、旗语交际、音乐等多种形式，但语言文字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交际工具。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其使用的语言为标志的。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这个民族认识、解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一个民族往往将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些经验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在民族关系的实际中，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中。

人类的思想文化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语言的差异导致文化的差异是必然的。维吾尔族是以维吾尔语为母语并作为日常生活用语，而且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成为了两个民族隔阂的重要因素，语言的不同，言语的不理解，思想文化表达的制约成为交际的阻碍因素。由于语言的不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的民族意识，弱化了彼此接纳的心理，进而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

2、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大约在十世纪初，即我国唐末至五代时期，比中原地区晚了两个多世纪。大约在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取代了其他的宗教，成为全体维吾尔族共同信仰的宗教。从此，伊斯兰教就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内，宗教属于文化的重要要素，维吾尔族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表现在维吾尔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维吾尔族的行为准则都是以伊斯兰教的典籍《古兰经》以及“圣训”为指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维吾尔族的里的禁忌：维吾尔族不食自死的牲畜，维吾尔族不食猪肉、狗肉、兔肉、驴肉、骡肉等等，不食一切动物的血。在维吾尔族的清真餐厅吃饭，不能把非清真的食物带入餐厅，这样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不尊重。

汉族不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汉族对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的吸收并成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在整个汉族群体里，是不同的。

之间因的不同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以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尤为突出。部分伊斯兰教信仰者总是在强调自身与异教徒的对立，强调正统与异端的区别，由此构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威胁着新疆的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

3、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人们积久而成的风尚和行为模式，是一定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规范。风俗习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维吾尔族风俗习惯主要是依托《古兰经》伊斯兰文化而形成的独特的、完整的民族风俗。维吾尔族喜爱吃馕、抓饭、烤包子、拌面等食物，有很多著名的风味菜肴和小吃，如烤全羊、手抓羊肉、帕尔木丁、薄皮包子、烤羊肉串等，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日，最重大的节日是“古尔邦节”。

（1）饮食禁忌。穆斯林的饮食禁忌种类很多，但几乎都是对动物性食品及其脂类，而且要求比较严格。禁食猪、狗、驴、骡肉和猛兽猛禽的肉。禁食未经宰杀而自死动物的肉，也禁食所有动物的血。禁食不是穆斯林宰杀的牲畜。这种禁忌的行为准则来源于《古兰经》以及“圣训”。

（2）生活习惯。维吾尔族在生活上是非常严谨的民族，维吾尔族忌讳洗过手后甩手，忌讳在别人面前剪指甲、擤鼻子等不雅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在汉族文化中没有对饮食的禁忌，也没有严格的行为准则来规范生活习惯。

三、民族关系需要和谐发展

民族交往需要两个民族彼此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并需要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相互协作、协调发展。民族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两个民族的团结发展，两个民族的团结发展是建设和谐新疆，使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

之间的交往障碍主要是由于语言的不同、的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着重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中，维吾尔族学习汉语语文显得尤为重要。维吾尔族学好汉语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在维吾尔族学好汉语的同时，同样对汉族也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工作的汉族干部，只有掌握好维吾尔语，汉族干部才能够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与维吾尔族群众沟通交流。

新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日趋深入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隐含的封闭性、排他性和落后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本民族的发展，这就需要维吾尔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与其他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融，只有在不断交往中才能够凸显出自己民族的先进与落后，才能够推进文明与进步。两个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现彼此之间的长处与文化精华，逐步使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拉近，逐渐淡化彼此之间的文化分歧。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看，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强，社会分工愈加细化，世界犹如一个大的工厂，需要一种高度统一的高效率的管理来指导、协调和组织社会生产，而经济活动的本质是无民族差异的。因此，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需要新疆民族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扬弃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认同与接受适应社会化管理与发展的新文化观念，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各民族共同利益，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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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维度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融入小组工作社会支持网络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s.2016.07.089

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minoritycollegestudentsinthemainlandintothesituation，thisstudythree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JiangsuProvinceintheXinjiangUygurstudentsastheresearchobject，exploretheminsocialpsychologyandcultureintothecurrentsituation.ItwasfoundthatthestatusquooftheintegrationofthepsychologicalandculturalaspectsoftheUygurCollegestudentsisnotoptimistic.ThisarticlewillusethegroupworkfromsocialpsychologyandcultureintotwoaspectstohelpuniversitystudentsinXinjiangUygurreconstructionofsocialsupportnetworks，maketheminsocialpsychologyandculturalenvironmentassoonaspossibleintotheinteriorlifelearning.

Keywordsethnicminoritycollegestudents；socialintegration；groupwork；socialsupportnetwork

0前言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为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继续深造，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高考优惠政策，如录取降分、区域性加分等，吸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来内地就读，为内地的高校教育增加了新的元素。据2011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内地高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已经超过7万人，分布在全国300多所高校中。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地的心理和文化融入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1数据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对江苏省的三所高校――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和徐州矿业大学的5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涉及各个年级，其中大一6人，大二21人，大三11人，大四12人。共发放调查问卷50份，收回47份，有效问卷47份，南大、苏大和矿大分别是11份、16份、20份。样本构成情况为男生26人占样本总体的55.3%，女生21人占总体的44.7%。

1.2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使用的是问卷法。问卷包括个人信息和所在学校所遇事情的难易程度两部分方面，这些题目主要针对社会心理以及文化两个维度展开。为确保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此次问卷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答卷。首先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观察，初步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问题，又经过对大量文献的总结，决定从心理以及文化两个维度进行研究，继而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把问卷发给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和徐州矿业大学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最后通过论文的总结分析把维吾尔族大学生的社会融入状况呈现出来，以小组工作为工具解决他们在融入中存在的问题，为其构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尽快适应内地环境，融入新的生活。

2分析结果

为了了解到这三所高校内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在心理以及文化方面的融入情况，问卷设计了让被调查者描述了Ta所在城市、学校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按难易程度从“非常容易”至“非常困难”，选择一个符合Ta感受的答案。

2.1心理融入

针对心理融入方面（见表1），分析数据发现，关于“和令人不愉快的人相处”的问题，34.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些难度，甚至10.6%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困难。在与内地同学或者相关机构打交道时，他们说“初期的接触过程会很谨慎，熟悉起来的时间也会很长，更是很难达到亲密的程度”。但是，相对于人际交往，表达能力方面的难度显然小了一些。在回答“与内地学生交朋友”和“本民族同学交朋友”这两个问题时，会发现他们更偏向选择与本民族的同学交往，在心理上，他们对民族身份和民族价值观的意识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表1显示，被调查学生的心理融入状况是不容乐观的。他们在心理融入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不少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这种不适在人际交往、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且不同个体在心理融入程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来自于语言的交流障碍，来自于他们对内地学生的认识不足和文化上的偏见。

2.2文化融入

文化融入是涉及意识、感情和行为三者的融合状态，它往往通过影响一个人的心理，从而对其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他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个体一开始会表现出茫然、迷惑或者不知所措，心里会感到孤独无助，对本民族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①分析数据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似乎也经历着这问题。问卷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价值观念、语言以及对当地文化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的考察（见表2），如很大一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对当地人价值观念的理解很困难，也有一部分被调查者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分别有49%和30%被调查者认为参加内地学生举行的聚会有些困难和非常困难。而且，有16名被调查者不确定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否符合当地人的方式，容易和困难的人数比例上一致等，这些数据可以显示出被调查者在主观意识中认为自己不属于内地人的群体中，在文化观念中偏向本族民文化，不愿意甚至是排斥内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

不难总结出，内地高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实施管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内地文化熏陶的过程。到内地以后，他们远离了民族文化适应的地域范围，来到汉文化盛行的区域，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将面临不同于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化氛围，这就使得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文化融入方面面临很多问题。一部分维吾尔族大学生想一味地维持母体文化，他们会尽量避免同内地主流文化互动，活在对母体文化的幻想中，在文化适应上选择“消极固守”的文化分离模式。②认识到这一特点，我们就应当对内地高校的教育中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专门的研究，找出符合他们特点的规律，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特色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使这一特殊群体能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促进校园和谐与民族和谐。

3干预建议

小组工作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开始为遭遇不幸的人进行团体性的治疗。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小组工作被运用得越来越广泛。将小组工作运用于内地高校的少数民族的大学生群体，是基于这一群体相似的特质，动用小组的力量为其在生活、心理和文化方面提出有效、便捷的融入路径，解决在融入中出现的问题，为其扩展现有的支持来源，构建符合他们融入需求的社会支持网络。

针对上述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心理和文化上存在的问题，文章将分别就这些问题设计几种不同类型的小组。

3.1心理健康小组

从问卷统计数据上看被调查学生的心理融入状况不容乐观的，他们在心理融入方面存在很大障碍，不少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为解决问题，首先将存在这些问题的被调查者组成一个互助小组，使得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引导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建立起能够理解的组员关系，鼓励彼此间通过相互的力量解决问题，排遣压力。通过小组的活动，帮助成员了解自己的问题和背后的原因，利用小组的经验交流和分享，发挥辅导员和心理辅导机构的作用，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异文化介绍和展示、心理疏导等，安抚学生的焦虑、紧张和抑郁情绪，建立良好的自我意向，从而树立积极健康的自我定位和跨文化交流意识。其次，促使小组成员建立新的观念、树立新的视角，构建与自身实际水平相符的发展目标，从而减少目标未实现带来的失落感和自卑感，最终改变自己的适应能力。

因此，在解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方面的融入问题时，可以建立学校、心理辅导机构、辅导老师、内地学生、少数民族同学以及社工之间的支持网络，在疏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时，这些资源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3.2文化交流小组

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时之间脱离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以汉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内地生活，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会表现得力不从心。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族文化的的了解，可以开展特色小组。所谓的特色小组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小组活动的设计使两地的学生都能够逐渐接受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彼此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例如，可以通过介绍各自民族特有的节日及其庆祝方式，让其他民族的学生通过节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小组活动的开展中，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使少数民族大学生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的。如在活动布置中添加一些少数民族元素，体现小组活动的人文性。

综上所述，小组工作圈定了学校为地域界限，通过各种形式的小组的建立，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构建了校园内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支持网络主要目的是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在社会融入中存在的问题，成员间的互动内容很明确，涉及心理支持和文化支持；此种小组工作形成的支持网络的互动持续时间长、关系紧密，成员间双向往来。不同于之前任何学者的研究设计，本研究从微观层面，也就是单纯的学校角度出发，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构建针对他们在融入内地生活所需要的、便捷有效的支持系统，从而能够应付和解决个人心理―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个人发生转变并得到成长。

小组工作中学校领导或老师充当小组领导人的角色，内地学生作为协调者或者志愿者，一起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消除融入过程中出现的阻碍，促成他们适应内地的新环境。而且小组成员间发挥“助人自助”的精神，积极分享经验、参与讨论，实现提升自我，可以达到促进发展的目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小组活动中与小组成员彼此间达到心理共鸣和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远离家乡、资源匮乏和家庭情感支持缺失的不足，使社会支持网络系统中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

4总结

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内地高校生活、学习，他们远离母体文化，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校园文化中接受高等教育，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生活环境的陌生，文化的差异与潜在冲突以及不同程度的心理排斥现象，进而会在心理以及文化上出现很难融入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文章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从社会心理和文化融入两方面帮助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在社会心理及文化环境等方面尽快的融入内地学习生活中，在陌生的地域找到归属感。

注释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6

关键词四川省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455文献标识码：A

AnEmpiricalStudyontheStatusofCulturalAdaptationofCollegeStudentsfromMinoritiesInSichuanProvinceandItsInfluentialFactors

HUANGYong，YUHongmei

（StudentAffairsOffice，Chengdu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1130）

AbstractOurcountryisamulti-ethniccountry，theethnicgroupsof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oflivetogether，whichwillinevitablyproducetheculturalpsychologicaladaptationprocess.Inourcountrycolleges，especiallyinthewesternregion，therearestudentsfromdifferentminorities，whatabouttheiradaptationtoChineseculture？ThisstudyinvestigatedtheculturaladaptabilityofsomecollegeminoritystudentsinSichuanProvince.Theresultsshowthat：（1）althoughsomestudentshavenogoodculturaladaptation，whichdidn'taffecttheirnormallivesandstudies.Thisisanormalpsychologicalexperienceprocessoftheculturaladaptation.（2）Duetothedifferentculturalbackgrounds，thereisthedifferenceforthesensesoftheculturaladaptationbetweendifferentminoritystudents.（3）TheinfluencefactorsofliteratureAdaptationsenseofDifferentminoritystudentsisnotthesame.

KeywordsSichuanProvinceColleges；minorities'students；culturalalienation；culturaladaptation

0前言

在我国高校，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校，有很多在读少数民族学生，了解他们的文化适应状况，提高他们的文化适应度，这将关系到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人发展前途，也关乎在读学校的校园稳定，以及民族地方的建设发展和民族团结。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四川省部分高校部分少数名族学生为调查研究对象。选择问卷调查的学校有西南名族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师范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选择的学生民族有藏族、彝族、回族、土族、哈萨克族和苗族。调查过程中，发放问卷共500份，回收450份，有效问卷421分，问卷回收率为90%，有效回收率为94%。

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是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的心理学专家刘曦和杨东老师编制的“汉区少数名族学生文化疏离感量表”，根据研究需要，量表在题目内容上作了部分修改。量表共37个题和四个维度，即文化孤立感维度（V1）、文化分离感维度（V2）、不和谐感维度（V3）和被控制感维度（V4）；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同质性系数是0.92，分半信度为0.74；量表内容来自研究队伍相关专家的个别访谈、问卷调查、文献综述，并经过多检验，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本量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极其高度的评价。

1.3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文献综述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证考察等研究方法。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工具为SPSS18.0中文版软件，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平均数差异和相关分析等统计分析法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处理。

2研究结果

2.1各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平均数分析

为了了解学生在文化疏离感的四个维度的得分状况，做了文化疏离感平均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421名高校少数名族学生在四个维度上的文化疏离感平均数都没有超过4分；在文化孤立感和不和谐感维度上，六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平均得分都大于3分，在文化分离感维度上，除了回族学生以外，其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平均得分都大于3分，在被控制感维度上，藏族学生、彝族学生和哈萨克族学生体验到疏离感。说明在汉文化适应过程中，六个民族的学生都体验到两种文化交融带来的不和谐感和对新文化的不适应和被本民族文化排斥而产生的孤立感觉，回族学生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依赖性，藏族、彝族和哈萨克族学生体验到轻微的不自由，被束缚、被控制的压抑感，以上文化疏离感得分在3～4分之间，心理体验不严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适应心理体验。

2.2文化疏离感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使用相关分析法考察影响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孤立感与学生的性别和家庭月收入之间存在极其显著性的正相关（P

2.3文化疏离感人口统计学因素平均数差异分析

（1）本次调查对象中，男生有150名，占总人数的35.6%；女生有271名，占总人数的64.4%。

在汉文化适应过程中，性别在四个维度上都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

（2）在调查研究对象中，独生子女有89名，占总人数的21.1%；不是独生子女的学生有332名，占总人数的78.9%。

研究结果表明，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因素上，文化孤立感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3）在调查研究对象中，经常上网的有215名，占总人数的51.1%；不是经常上网的有206名，占总人数的48.9%。

统计数据可知，在是否经常上网因素上，文化孤立感和文化和谐感两维度上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

（4）在调查研究对象中，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有163名，占总人数的38.7%；2000～3000元的有102名，占总人数的24.2%；3000～5000元的有100名，占总人数的23.8%；5000～10000元的有44名，占总人数的10.5%；10000元以上的有12名，占总人数的2.8%。

统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情况在文化孤立感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

（5）调查研究对象中，大一的学生有214名，占总人数的50.8%；大二的学生有87名，占总人数的20.7%；大三的学生有38名，占总人数的9.0%；大四的学生有82名，占总人数的19.5%。

从统计结果得知，年级因素在四个维度上均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在文化孤立感和不和谐感三个维度上的均值大小排序是：大一>大四>大二>大三；在文化分离感维度上的均值大小排序是：大三>大二>大四>大一；在被控制感维度大小排序是：大一>大二>大四>大三。

L芸蒲锌翁猓？011年度成都师范学院重点课题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JYKT11-04

参考文献

[1]杨宝琰，万明钢.文化适应[J].世界民族，2010（4）：2.

[2]徐光兴，肖三蓉，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9（4）：234-235.

[3]Berry，J.W.etal.Cross-culturalPsychologyresearchandapplic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278.

[4]杨东，吴小蓉.心理发展与教育[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7-52.

[5]刘曦，杨东.汉区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的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