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

笪桥镇沙田小学积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优化课堂教学，创新课后服务，让“双减”工作掷地有声，让教育理性回归校园。

一、凝心聚力理念先行

我校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部署落实“双减”工作。陈汝坤校长在专题会议上领学了“双减”文件，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分析解读，要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从减负、提质、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搭建全面健康发展的平台。

二、家校沟通同心筑梦

为扭转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联系沟通，学校及时召开全校家长会，宣传“双减”政策。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美篇公众号推送、宣传橱窗等载体，对“双减”政策、“五项管理”、“课后服务”以及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解读，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教育政策和学校新举措。

三、唤醒教师赋能“双减”

教师是学生“减负”的主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力军，学校力促教师成长与发展，多举措激发教师教学的内驱动力。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引导老师多读书读好书；定期开展“三星”（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让榜样引领激励成长；还通过教师培训、奖励教研成果，专家讲座等方式，打造敬业乐业精业的教师队伍，为“双减”赋能。

四、活力课堂提质增效

“双减”，减“量”但要提“质”。只有教师真正提高教学意识，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业减负。一是落实教研备课改革。抓实备课组教研，找准单元重难点，研讨突破教学难点，构建“三学一反思”活力课堂新模式。二是树立名师典范引领。发挥学科带头人、实中名师的辐射作用，努力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三是示范课公开展示。学校的“党员教师”和”优秀教师”带头示范，示范课公开展示推广。四是改进创新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先进高效的教育方式，采用学生展示、小组合作等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提升到位。每学期组织青年教师讲过关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促其快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五、作业布置有效有趣

一是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教务处做好作业统筹管理，备课组每周研讨作业内容，班级调控各学科作业量，落实作业全批全改及时反馈。二是校本作业设计提质。推行校本化作业设计，加强日常作业、假期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精选作业教师试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果。三是分层作业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分层设计布置，把作业设为“A类”基础性作业；”B类”研究性作业；”C类”拓展性作业，因材弹性施教，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爬坡”的阶梯。四是严控作业完成时长。保证学生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40分钟。五是“红色”育人作业，布置学生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手抄报和黑板报；“绿色”自然作业，组织学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活动；“感恩”劳动作业，要求学生为父母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六是作业监控科学规范。严格落实“十不准”，通过学生座谈、家长寻访，学校检查等多种形式，坚决杜绝教师随意乱布置作业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六、优化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2

重复性的作业少了，周末和假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停了，疲惫的感觉缓解了……双减”政策落地后，一些家庭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培训班和大量的家庭作业，让我们有时间和孩子一起做很多事。”安徽省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四年级学生家长陈芸说。假期里，她和孩子一起看了电影《长津湖》、去了两次图书馆，还做了垃圾分类的小调查。

双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教育部建立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直接面向学校、社会公开进行作业管理问卷调查。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94.7%的学校绝大部分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作业少了，质量却不能降；时间短了，效果却不能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双减’政策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更高了，我们要更科学地设计作业形式和内容。”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姜颖说。

据介绍，江西省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智慧作业”，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作业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杜绝机械性、重复性、无效性作业，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师生优化作业设计，减少作业总量。

在北京陈经纶中学帝景劲松分校，开学之初就通过对各年级的调研及数据分析，建立了作业时长参考样本。校长刘雪梅介绍，学校对作业时长统一设计、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公示，以确保科学、有效、轻负。作业方式设计强调多元化，减掉了一些重复书写、增加了一些生活体验，如日常观察、动手实践、拓展阅读等。

教育部监测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

不去培训班，作业总量也控制了，孩子们下课去哪里？今年7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着力推进课后服务5+2”全覆盖，要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方案。

从新学期开始，课后服务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进一步推进，解决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坚持课上课后衔接、校内校外互补、线上线下融通，开发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吉林省则构建了静态服务+动态社团”的1+X”多维模式。

合肥市四年级学生李鑫宇，这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后托管，作业在托管班上就能完成，然后就在班上看看书、练练字”。

据教育部监测平台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14.3万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中（不含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99%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为89.7%，其中七成以上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教师参与率为89.8%。

虽然比以前辛苦，但多了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对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师生关系更密切了。”江苏省昆山市花桥中学教师周春玲说。

双减”能减”下去，关键是课堂教学质量能增”上来。

教育部出台《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强化科学评价引领，同时推动各地全面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今年秋季开学，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委会分学科、分领域对学校加强调研指导，帮助学校强化教研、精心备课，补齐教学短板，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层面落实‘减负增效’，重点要关注教师的课堂时间管理能力，这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根本。”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校长田冰冰介绍，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春晖小学引进了智能辅助系统帮助老师进行课堂诊断，老师语速是否合适，提问是否有效，哪段时间比较低效，在课堂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告，一目了然，有助于教师优化教学行为，也让学校教研更高效。

辽宁省锦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教师教学大赛，激发教师积极性创造性，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浙江省开展兜底教研”，助力教师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3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4

中俄与西方大国关系进入以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

中俄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得到大幅度和一定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进入了以相对稳定和良性互动为主的新阶段。当前大国关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较好的时期。

俄美元首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互访，共同揭开了俄美关系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同意10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即到2012年底以前将各自战略核弹头数额削减到1700～2200枚。(注：《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该条约达成时间之短和裁减战略核武器数量幅度之大，在双方裁军史上都是空前的。双方还签署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宣布两国“相互视对方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告结束”，双方以此为起点“走上了21世纪新关系的道路”。(注：《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见2002年5月24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网站。)宣言确立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基本框架，两国商定将采取措施扩大反弹道导弹领域的透明度，探讨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决定在对付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非传统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俄美在反恐战争中进行的深入和全面合作，是两国提升关系的突出表现。俄罗斯的合作与支持是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战争顺利进行并很快取得基本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也得到提升。2002年5月28日，北约—俄罗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首脑会议，发表《罗马宣言》，决定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双方在对方首都或总部建立常设机构，正式将“19+1机制”提升为“20机制”，这意味着双方进入“新型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在新型关系框架下，双方将在“共同关心的领域以平等伙伴关系”开展合作，即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危机处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控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海上营救、民事突发事件、防务改革、应对新威胁与挑战等领域，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都具有“均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称，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型关系即20国机制的建立可能改变欧洲安全格局，“标志着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注：陈玉荣：《俄罗斯同西方国家关系发展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第25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与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在2002年6月底在加拿大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俄罗斯获得了举办2006年八国首脑会议的殊荣，也表明俄罗斯从八国集团的准成员转为正式成员。综上所述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相互关系步入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新时期。

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布什总统把对华关系定位于由“竞争对手”关系转变为朋友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在上明确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两国恢复了战略对话、人权对话和两军接触与交流。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特别是在南亚和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进行了实质性和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第一次把“东突伊斯兰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并采取措施切断其在美国的财援。中美关系不仅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到以接触和对话为主的正轨，而且双边关系水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克林顿时期。中国与俄罗斯频繁举行高层接触与互访，推动中俄关系大步前进，全面发展。现在中俄经贸关系、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深入发展和成熟、稳定的新阶段。中国同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也取得显著进展。

大国关系的进展从根本上说是反映和适应了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大国利益交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现实与需要，而其主要原因则是恐怖主义的突起和反恐战争的发展。

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大国政策是影响大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9·11”事件和反恐斗争背景下，有三大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其传统的大国政策思维：第一，美国对其主要安全威胁的再认识。“9·11”之前，美国认为，对其安全主要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来自于非西方大国即中国、俄罗斯，在遭到“9·11”惨重打击后，美国猛醒，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其真正主要的现实威胁。美国从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把打击和清除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和重点。第二，主要矛盾的转移。冷战后，美国一直把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矛盾视做主要矛盾，并根据这一判断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与行动。“9·11”事件表明美国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美国这才认识到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并据此重新展开其国家对外战略布局，而把其与中俄的矛盾适时后移，并暂做淡化处理。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矛盾。世界其他基本矛盾如西西矛盾、南北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其他力量中心之间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也是大国关系改善和提升的主要动因之一。第三，美国对反恐斗争艰巨性、复杂性的重新认识。“9·11”后，美国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已成大气候，以“基地”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分子和网络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形成了能协调、指挥重大恐怖行动的世界恐怖主义领导中心，出现了恐怖主义战略家，恐怖主义组织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非常规战争。美国还把恐怖主义同大规模武器扩散合二为一，把打击无形的恐怖主义同打击它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无赖国家”结合起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斗争的难度。美国深感反恐单靠其一国之力难以奏效，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尤需借重其他大国的力量。因此，反恐为大国提升关系、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契机和平台。

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是其他大国从客观现实出发，对美国实行灵活务实政策的结果。可以说现在是大国发展关系的机遇期和大国对抗的间歇期。

欧美关系逆向演变趋势

大国关系最突出的变化是欧美关系的逆向演变。所谓逆向演变不是说双方将从盟友关系演变为敌对关系，而是指欧美加速渐行渐远、裂痕愈益扩大。2002年欧美矛盾全面发展和激化。在世界安全战略领域，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对美国片面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深表疑虑，认为这将严重冲击世界安全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力量平衡，从根本上损害欧洲的安全利益。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为最终自主欧洲安全创造条件。美国对此耿耿于怀，尽可能予以牵制和阻挠，竭力将欧盟的防务力量纳入北约框架之中，实际上是纳入美国的支配之下。在世界政治格局问题上，欧盟主张世界走向多极化，认为这是实现世界力量结构平衡与稳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反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战略。有的欧盟大国公开认为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宰天下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欧盟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其一体化进程，加快走向独立一极的步伐。美国则坚持并强化单极独霸政策，竭力牵制和阻挠欧盟作为独立一极崛起的努力。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欧盟主张维护现存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准则，尊重各国的独立和，反对美国单方面违反、否定和退出国际条约和协定，认为美国这样做最后可能导致世界秩序的破坏以至荡然无存，从而可能造成天下大乱。欧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认为这可能为一国侵犯别国以至侵略别国领土制造借口，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公开指出：“‘先发制人’论可能成为发动战争正当化的借口”。(注：《先发制人论成为新的火种》，载[日]《产经新闻》，2002年11月22日。)欧盟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对话、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美国搞单边主义、强加于人甚至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行为。在对待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问题上，欧盟不认同美国把它不喜欢的国家扣上“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的罪名，动辄对它们进行制裁、封锁、打压以至动武的霸道做法。欧盟还反美国之道而行之，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发展关系、开展合作，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甚至同被美国定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和朝鲜恢复或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欧盟还不同意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和排挤打压阿拉法特的中东政策，坚持认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合法领袖，并坚持同他打交道，主张在谁当巴勒斯坦领导人问题上应由巴人民选举决定，外国不应干涉。就在美国政府提出包括更换巴领导人内容在内的新中东政策不久，欧盟通过一项新中东和平计划，提出不少比美国方案公正合理得多的建议，无异于同美国打擂台，受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在反恐问题上，欧盟不同意美国搞反恐扩大化和单靠武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做法，认为打恐要有证据，反恐要标本兼治，既要打恐，也要防止和解决南北差距扩大等根本性问题。欧盟主张由联合国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反对由美国一家说了算，尤其反对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和擅自改换伊拉克政权，并力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排除授权美国自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新决议，打乱了美政府攻伊倒萨的战略部署。在经贸领域，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30%关税的决定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欧盟随即决定对进口的15种钢铁产品也加征14.9%到26%的进口关税，并宣布对价值近4亿欧元的美国其他商品加征100%的进口关税。虽然由于美国让步，这一轮短兵相接的贸易战暂告平息，但由于各自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双方今后制裁与反制裁、报复与反报复的较量终难避免，并将呈深化与扩大之势。总之，2002年欧美矛盾发展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是多年来罕见的。欧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但敢于对美国说“不”，而且敢于公开对美国的单边强权政策进行抨击和批评。德国和法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甚至不惜与美国反目、同美国顶着干。这些表明，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抵制与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

欧美矛盾全面加剧和深化是时代和历史条件及双方实力地位变化的必然产物，也是由双方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政治与世界安全及战略格局等当代重大问题存在着理念和利害取向差异这一现实所决定的。其一，共同战略对手的消失使欧美联盟内聚力越来越减弱。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欧美矛盾虽有所上升，但由于俄罗斯演变方向未明，政治走向未定，且双方需时间消化冷战胜利成果，矛盾尚不突出。俄罗斯作为北约主要战略对手的特性已基本消失，不再对欧美构成严重威胁。这使欧美联盟的基础大受削弱，欧盟对美国安全上的依赖陡降，欧美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存关系和对对方的战略重要性呈下降趋势，原先被共同对手和主要威胁所掩盖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其二，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朝着淡化意识形态和集团意识的方向演变，欧美在相互关系中都更注意谋求自身利益。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世界主要力量爆发全局性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基本消除，大国关系趋于稳定和发展，世界总体和平与缓和潮流势难逆转，发展经济普遍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战略中心和重点。这使欧美之间主要联系纽带——政治军事联盟关系和意识形态因素日趋松散，利益纷争增多。其三，欧盟不断崛起，要求在欧美联盟中重新定位。欧盟随着一体化建设的进展和规模的扩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2002年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并确定了吸收10个新成员国的时间表，这将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整体实力向纵深发展和进一步壮大。欧盟的崛起势必推动它要求在欧美联盟中和世界舞台上进行权力再分配和角色的重新定位。欧盟与美国争权的要求和成为世界上独立一极意识的增强势必同美国维护其北约霸主地位和强化世界单极独霸战略相抵触。其四，美国单边主义同欧盟战略目标与利益的碰撞。布什总统上台后，特别在“9·11”事件与反恐战争爆发后，利用美国独超强势地位，加紧全球战略攻势，大搞单边主义外交。从否定“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反导条约”，从单方面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到紧锣密鼓准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提出“邪恶轴心”到提出“先发制人”战略，从加强对欧洲安全的主导到加紧对全球战略要地的军事渗透和控制，无一不表明美国为了加速实现独霸全球目标，不惜冲击和危害现有的世界政治、安全、生态体系，打乱世界战略平衡，损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这同欧盟追求与美国的平等伙伴地位和世界独立一极，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违背，直接损害了欧盟的政治、安全、经济和生态利益。其五，反恐战争凸显了欧美利益分野。“9·11”事件证明，国际恐怖主义打击目标主要指向美国而不是欧盟。欧盟支持美国打恐有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是为了尽盟国的义务。美国搞反恐扩大化，以反恐名义打击异己国家政权，谋求自身霸权利益，势将激化受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反过来助长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暴力活动。欧盟为了避免惹火烧身，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只有不将自己绑在美国反恐战车上，而同美国拉开距离。

欧美矛盾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双方矛盾的焦点是单边与多边、单极与多极之争，矛盾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诚然，美欧矛盾是西方联盟的内部矛盾，双方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合作与协调仍是主要的，但现在欧美关系同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初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变化。欧盟对美国离心倾向越来越大，联盟裂痕不断加深。美欧关系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欧盟从美国的小伙伴逐渐向独立一极的角色过渡；在联盟中由美主欧从关系向平等伙伴关系过渡；美欧由实质性盟友关系向象征性盟友以至朋友关系过渡。这个过渡时期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是渐进的和长期的，但反映了时代与历史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已拉开了序幕。

美国与中俄关系仍存在潜在危机因素

中俄仍是美国大国战略应对的重点。虽然美国与中俄关系出现良性变化，矛盾有所缓和，但其关系固有性质没有根本变化，矛盾主要以潜在形式深化和发展。第一，美国即使以反恐作为战略重点和中心，也未改变对中俄防范、遏制战略，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加强。美国加紧发展反导系统，把中俄列为核打击目标。借反恐之机大举进兵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与其中一些国家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在其境内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谋求把该地区从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地缘后院变成美国推行遏俄战略的前沿，并启动北约新一轮大规模东扩，还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纳入麾下，把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蚕食殆尽，对俄罗斯实施“零距离”遏制战略。表面上重申“一中”原则，行动上阻挠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公开发出武力“协防台湾”甚至必要时用核武器“保护”台湾的威胁，搞对售升级，首次向台出售基德舰和潜水艇等进攻性武器，提升对台官方关系，首次允许台湾当局所谓“国防部长”访美，同台湾当局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军事与情报交流与合作，以关岛为基地，加强在亚太前沿的战略军事力量部署。这些举措对中、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挑战，使美国与中俄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冲突的危机。第二，美国把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带有阶段性和临时性。从长远和根本上看，美国坚持把中俄当做其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和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一旦美国基本完成反恐任务，很可能将其战略重点重新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矛盾可能重新激化和突出。

现在国内外对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对大国关系的影响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美国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完全改变了美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威慑、遏制战略，是针对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内。这是不确切的。其实美国对大国仍主要实行威慑、遏制战略。“先发制人”主要是针对它们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而不是针对中、俄等大国，因为美国承担不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和代价。二是认为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后，把反恐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冷战思维和冷战政策残余不复存在，大国关系从此进入消除对抗和全面合作的新时代。这种观点同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有很大距离，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多极化进程曲折发展

美国一超独大地位和在大国关系中的主轴作用增强，霸气高涨；同时，大国关系互动和力量重组态势愈益朝着牵制美霸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进程继续在曲折中发展。

大国的作用和地位是由实力对比和大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决定的。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继续扩张，对诸强的实力优势继续扩大；美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经济上对诸强国的影响远超过诸强国对美国的影响。美国依仗实力强势和天下无战略对手的“机遇期”，大搞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和反恐扩大化，以期加速实现其独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大国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和美国强化单极独霸战略促进了大国力量重组趋势的发展。中俄在政治和战略上愈益靠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充实。欧盟同中俄关系愈益密切和加深，同美国拉开更大距离。在当代条件下，大国力量重组并不意味着大国重新联合和结盟，更不意味着大国将走向对抗，而是意味着实力较弱的大国为了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增强互相借重和加大发展相互关系的力度，在国际法的框架中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制衡惟一超级大国单极独霸世界的战略。这种新型的大国力量重组趋势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和稳定，是促进世界多极格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5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大势。分析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异及税法漏洞所形成的筹划空间、可能面临的外在和内在风险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国际税收筹划的三个主要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策略。

关键词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无限商机与挑战。在跨国投资中，税负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利益。国际税收筹划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外部的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的相对税负成本，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国际理财目标，提高国际竞争力。

1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含义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依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不限一国一地），在税收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税收差别及有关国家税法的不完善和漏洞，充分运用纳税人的权利（即法定的最低限度的纳税权），通过事先对跨国经营组织形式、投资地点、投资方式和交易活动进行适当而周密的安排和筹划，以公开或接近公开的合法手段，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地节约税收成本的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跨国投资税收筹划亦称国际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避税计划。虽然各国对避税概念的认识存在差异，但多数认为应将国际税收筹划严格地限制在狭义的国际避税或正当避税、顺法意识避税的范畴。国际偷逃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已发生并且确定的情况下，滥用税收协定或采取不公开的具有欺诈性和隐瞒性的手段，以逃脱其实际纳税义务的行为，其结果不仅与税法的立法意图相违背，而且与法律不相符合。这些不当避税或逆法避税的作法，相对于国际税收筹划是有本质区别的。

2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空间

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内在动因（根本原因）在于每个跨国纳税人都有着减轻自身纳税义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而外在原因是不同国家在税制结构、税收管辖权、经济源、税源、税基范围、课税对象和税率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差异，不仅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更使其较国内纳税筹划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现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普遍都签署了双边的全面性税收协定，根据协定，缔约国双方的居民和非居民均可以享受到许多关于境外缴纳税款扣除或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这也为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跨国投资者通过对不同国家间的税制差异和税法漏洞的发现和利用，不仅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能为消除和减轻跨国纳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及法律保证。

3跨国投资税收筹划的策略

3．1利用避税地进行税收筹划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对外国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在此投资经营所得与资产免税或按较低的税率征税或实行大量税收优惠政策，为投资者提供不纳税或少纳税条件，称为国际避税地（亦称国际避税港）。国际避税地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纯国际避税地”（又称无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即不开征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一般财产税的国家或地区；第二种是“半纯国际避税地”，即完全放弃居民税收管辖权而只实行地域税收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第三种是“特别国际避税地”，即尽管按照国际惯例制定税法并实行征税，但对某些类别的公司却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

一般情况下，利用国际避税地减轻税收负担筹划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种：

（1）把境外企业开办在“半纯国际避税地”或“特别国际避税地”，从事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享受在所得和资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减免税优惠。

（2）虚设避税机构。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立一个子公司，然后把其总公司制造的商品直接推销给另一个国家，在根本未经过避税地子公司中转销售的情况下，制造出一种经过子公司中转销售的假象，从而把母公司的所得税转移到避税地子公司的账上，达到避税的目的，并且减少了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

（3）以基地公司作为信托公司。因为避税地对财产税实行减免征收，可在避税地设立个人持股信托公司，然后将其财产虚设为避税地公司的信托财产。而所信托的财产实际上在几千里以外，资产信托人和收益人也不是避税地居民，但信托资产的经营所得却归在信托公司名下，并通过契约或合同使受托人可以按其意愿行事，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4）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所谓内部保险公司是指由一个公司集团或从事相同业务的公司协会投资建立的、专门用于向其母公司或兄弟公司提供保险服务以替代外部保险市场的一种保险公司。利用内部保险公司进行跨国税收筹划的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的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对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纳税。

3．2利用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税收筹划

企业组织形式不同，所承担的税负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选择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实现减少纳税的目的也十分重要。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三种组织形式所适用于的税法规定有很大差别。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来说，只对独资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从企业所获得的收入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股份有限公司除要按公司的收入计算交纳公司所得税外，其股东从公司分得的股利还需按个人累进税率计算交纳个人所得税。并且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可以将其已经支付给股东的股利从收入中扣除，公司的收入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课税，其综合税负率可达46．4％。因此，对于规模不大的企业，采用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较合适。

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则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设立分公司，二是设立子公司。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子公司是依照东道国的相关法规注册登记成立的独立法人，而分公司则隶属于公司。从税收的角度分析，不论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都应在其所在国缴纳所得税。但是大多数国家对该国注册登记的公司法人（子公司）与外国公司设在该国的常设机构（分公司）在税收上具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往往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往往承担有限纳税义务。此外，在税率和优惠政策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1）子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居民身份，因而可以享受东道国提供的包括免税期在内的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以及东道国与其它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所有优惠。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母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被派往国外，则不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

（2）子公司的亏损不能汇入母公司所在国企业，而由于分公司与总公司属于同一法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亏损大都可以直接抵免总公司的盈利，以减少公司的总体税负，因此需考虑境外企业在最初几年是否能够盈利的问题。一般而言，多数长期投资项目在前几年会亏损，因而自然是以分公司的形式进行对外投资为佳。

（3）设立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纳税的优惠。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规定跨国投资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在未以股息形式汇回之前，母公司可不必为这笔利润缴纳所得税。譬如美国《公司所得税法》就有此规定。而子公司与总公司是同一法人，其利润不管是否汇回，都应并入总公司所缴纳或补偿所得税，不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

（4）要考虑股息及税后利润汇出的预提税。除了企业所得税外，许多国家规定外国子公司应就税后利润汇回母公司的部分再征收预提所得税；而对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后利润，则征收“分支机构税”，此税相当于对其分配股息所征收的所得税。多数国家在征收分支机构税时，是就分支机构全部税后利润征收，即不论这笔利润是否汇往总公司作为股息，都要征收此税；也有些国家只就分支机构未再投资于固定资产的利润征税；还有些国家只就利润的汇出部分征税，也称为“汇出税”。因此，跨国投资者应权衡和比较子公司预提所得税和分支机构税，选择更为有利的组织形式。

子公司与公司两种形式各有利弊，如何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取决于许多财务性的和非财务性的条件。一般情况，许多跨国公司就是在经营初期以分公司的形式在海外经营，直到分公司开始盈利后，再设法使其成为子公司。但必须注意的是：该种转变产生的资本利得可能要纳税，事前也许还要征得税收和外汇管制当局的同意。

3．3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筹划

各国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政策自然成了考虑的重要因素。利用各国对引入外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1）投资项目和区域优惠。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税收鼓励的范围相对广泛得多，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些行业给予普遍优惠，优惠政策相对也要多一些。例如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就为外资进入提供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税收优惠通常以所得税为主。

（2）扣除项目优惠。某些经济发达国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可以采取加速折旧和缩短折旧年限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规定期限为3年、5年、7年的公司财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期限为15年和20年的公司财产，采用15％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有些国家税法还允许计提某些准备金，包括重置准备金。

（3）亏损减免优惠。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亏损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减免期限不同。荷兰是税率较低，且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的国家之一，该国规定公司任何年度的亏损都可以从未来8年内所得中扣除，且公司存在前6年中的“经营亏损”，可在未来不受限制的年度中的所得中扣除。

（3）资本利得减免优惠。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对资本利得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甚至免税。例如位于欧洲西部的卢森堡，从1929年起对持股公司实行一种特殊的税收优惠，几乎免征了一切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预提税和个人所得税。只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增资本课征1％的资本税和对公司的股份资本课征0．2％的财产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跨国纳税人如能及时调整财务政策，尽量将流动性收益转化为资本性收益，就会获得相当可观的效果。

（4）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网络合理避税。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对所得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偷逃税的协定。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缔结双边税收协定这一方式来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和调整两国间税收利益分配。为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缔结国双方都要做出相应让步，从而达成缔约国双方居民都享有的共识。如瑞士与英、美等30多个国家缔结了全面税收协定。瑞士预提税税率：一般股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5％、15％或20％；利息为35％，对协定国降为5％、7％、15％或20％；特许权使用费不征税。一般这种优惠只有缔约国的一方或双方的居民有资格享受。但是，当今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和新经济实体的跨国自由建立，使其可以与税收协定网的结合成为可能。跨国纳税人可试图把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投资通过第三国迂回进行，以便从适用不同国家的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中受益。我国也已与83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所以跨国投资纳税人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一定要注意这些对外缔结协定的情况，把税后所得分配到有税收协定关系的所在国，这样可以享受较低的预提税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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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东会．论国外投资中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的税收筹划［J］．财务与会计，2004（2）

双减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篇6

关键词:新重商主义;贸易保护;囚徒困境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261-02

1新重商主义的表现

1.1保护的对象扩大

政策保护的对象不仅是幼稚工业,而且更多的是保护国内高度发达的或已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典型的国家如美国。

1.2保护的目的改变

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养自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内外市场的垄断。

1.3保护从防御转入进攻

以前的贸易保护政策是防御性的限制进口,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则转向在垄断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对国外市场采取进攻性的扩张。

1.4保护的措施多样化

新重商主义特别注重运用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干预对外贸易,更强调财政和货币两大部门的作用。

2新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

2.1限制进口表现

大多数重商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以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免受外来竞争的困扰,并向本国产品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有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关税壁垒是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非关税壁垒包括采取反倾销调查、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的标准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这些措施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发达国家来说,则是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保护本国国民就业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如前不久的中美轮胎大战中,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对中国出口美国轮胎的惩罚性关税方案。

2.2鼓励出口表现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扩大出口对一国经济崛起与振兴、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重商主义主张通过减免税和提供补贴等财政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如免征工业产品税、商品流通税、间接税、特别消费税、附加价值税、出口型产业的企业法人税等,对出口收入实行大幅度减税。

此外,不少国家还设立进出口银行等专门金融机构,向出口企业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对采用延期付款方式的出口。许多国家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中长期的出口信贷,其利率低于普通商业银行利率的一半以上。

2.3反倾销手段利用更为广泛

新重商主义的实施手段多种多样,反倾销措施利用率尤为高。从1995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WTO成员国共发起3427项反倾销调查。

据WTO秘书处公布的2008年下半年全球反倾销案件统计资料,期间共有15个WTO会员国展开120件反倾销调查,较2007年同期的103件增加17%,2008全年度共新增208件调查案,分别较2007年的163件和2006年的202件为多(见图1所示)。

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频频使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WTO的统计显示从成立到现在,反倾销调查案中有半数以上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起的,主要发起国集中在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少数国家。

3新重商主义的“囚徒困境”

任何的贸易活动都至少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利益,就具体的某一项贸易活动来讲,一国所得往往是一国所失,所以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政策实际上也是各国政策博弈的结果。在新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下面以一个两国家的政策博弈模型来模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形。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现有的贸易政策格局是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减少政府干预,向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转变;一种是实施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政策。该博弈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作出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选择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如何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作出最适当的反应。

首先,支付函数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这里以国民福利的大小作为衡量支付函数大小的基本依据。同时,假定两国的决策者在此博弈环境中掌握了完全的博弈信息。在贸易政策博弈中,支付矩阵的结构特征取决于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类型。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自由贸易会增加贸易量,从而增加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如果两个国家同时开放国内市场,则两国都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但是如果仅其中一个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该国将因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而利益受损,而另一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则因市场扩大而受益。当然,如果两个国家都封闭国内市场,它们都享受不到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据此可以得出,贸易政策的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图2两国模型中的贸易政策选择得益矩阵

从博弈矩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A国和B国都存在上策,即“保护”策略,双方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都会选择保护的策略。尽管决策结果给各国带来的收益是图2中右下方的数值(-5,-5),但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其损失是最小的。若两国政府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那么它们的收益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自由化,自由化的组合给双方带来的得益显然要比双方都选择自由化的策略要多得多。既然如此,各国为什么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要选择保护贸易呢?因为如果一国单方面采取自由化贸易政策,那么在没有任何契约约束前提下,另一国会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以牺牲伙伴国福利为代价改善本国福利。由于此博弈的前提是两国要同时决策,不存在时间先后问题,任何国家都不会冒着使本国福利受损的风险而实行自由化贸易。于是,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构成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而收益更高的策略组合(自由化,自由化)并不是纳什均衡解。在上述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博弈即使多次进行,最终的结果都只能是(保护,保护)而不是(自由化,自由化)。

比之于贸易自由化政策,纳什均衡保护贸易福利水而更低,这就是囚徒困境在贸易政策中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为什么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贸易保护。这个模型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都能充分自由地选择本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对一个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措施。而双方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毫无疑问不仅会给本国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损失,并可能导致保护逐步升级直至引发贸易战。上述模型是一个高度简化的两国贸易模型。现实中贸易国数目远远多于两个,但每个国家在本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时其出发点与我们上述模型中的假设并无太大差异。如果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这个国家也许能够获得一定好处。问题在于,既然贸易保护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国经济有好处,就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阻碍了其他国家向该国的出口,也使其他国家的产业处于不利地位,更有持续的贸易逆差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货币供给。因而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引发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如果全世界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那么最终只能沦为“囚徒困境”。个体理性反而导致集体非理性,当众多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时,世界总体福利水平便会受损。

4走出零和博弈――新重商主义

“囚徒困境”的破解

新重商主义的措施对国际贸易向前推进的阻碍作用无疑是明显而确定的,但“囚徒困境”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失去可能。笔者对国际社会消除新重商主义环境下产生的“囚徒困境”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4.1缔结多边贸易协定,规定严格惩罚措施

贸易谈判缔结的协定屡屡遭毁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国家单单就贸易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作出协调,并未规定违约的后果;或者即使制订了违约应承担的责任,但由于相关国家考虑到违约成本远远小于违约带来的收益,因而仍然有偏离协定的动机。只有当国家之间就违背贸易协定规定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时,利益主体才会在权衡违约成本和违约收益之后作出遵守协议的决策。譬如几个国家就纺织品贸易达成互不设定配额的协定,并规定如果一国单方面违反协定,将会无条件接受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这样就消除了双方背离贸易协定的动机,因为违约成本是巨大的。

4.2加深相互投资,使利益相互牵连

国与国之间相互投资,使双方置于相互利益约束之下。这样,即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利益相关的另一国设限时,也会因本国利益极可能受损而重新考虑贸易举措。

4.3扩大内需,出口转内销

挖掘国内消费市场,加大本国对自产商品价值的消化能力,将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部分地内化为国内产品的竞争,这样就能很好地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同时也使本国企业受益。这对近年来在国际市场频遭反倾销调查的中国来说尤为适用。

4.4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实施强有力的威慑

在遭遇新重商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损害时,一些国家通常会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且“玩弄”世贸规则的技巧往往对实际结果影响巨大,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采取更能立竿见影的其他措施更为可取”。这样,当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尝到自酿的苦果时,就不会再轻易地触碰红线了。

4.5建立健全预警系统和及时灵活的反应决策机制

建立良好的预警系统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对本国出口产品在主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趋势和出口增长前景进行系统、连续性的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随时监控、了解本国出口产品的动态趋势,从而可以提前对可能遇到保障措施的产品做好应对准备。二是要研究把握本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产业发展动态、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与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机制。

除了国家层面应当提高防范意识外,行业系统和企业本身也都应建立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系统。特别是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其准确地掌握行业的生产、销售等情况;分析国外各种信息和国内各项政策变动对行业的影响,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合理而正确的政策建议;引导企业关注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产与销售,使企业凭借质量、技术进步创造品牌赢得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