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收入差距、二元结构、城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但差距逐渐拉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4∶1。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必然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彻底改变现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是因为农民收入太低。对全面实现小康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轨迹，对这一问题作深层剖析。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4:1，呈持续扩大态势。

根据曾国安的五等分统计法来看，最贫困的20％的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5％（而同期美国为4.27％），最低的4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15.4％，最高的1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30.9％，最高的20％的人口收入比重为47.5％（而同期美国为44.6％），10万亿元存款中20％的富人占有80％的份额。基尼系数1995年为0.455（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水平，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均状态，0.4以上则为差距悬殊状态）。和其他国家相应阶段相比，我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主要是城乡差距过大），而且产生了所谓“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马汰效应。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现阶段农民面临的生产和发展的压力比以往明显加大，收入增长缓慢。这里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农村内部诸多规律性因素的作用。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原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通过“剪刀差”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抽走了农村发展所必需的积累资金。通过强制降低农产品价格从农业中获取剩余以加快工业化的发展，是本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普里奥布拉辛斯基提出的一项经济政策。这项政策通过扶持发展工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发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很适用，是我国长期采取的一项经济政策。其本质是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配，将农业部门创造的部分国民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以促进工业发展。改革前，为完成重工业跨越式发展从而实现工业化，国家完全垄断国内贸易，通过对农产品征税，降低农产品价格，获得大量利税为城市工业化投资。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抽走了5823.74亿巨额资金，加上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业中抽走了6868.12亿元资金。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来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剪刀差”被废除，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2、二元经济体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50年代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所有制的不同。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城镇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几十年来逐渐固化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两个经济单元，两种发展水平”的格局；作为二元经济体制象征的二元户籍制，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它使城乡居民在身份待遇上存在一系列严重差别，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1、经济层面。在所有制、流通、交换、税赋、收入分配、价格补贴等方面，在向城市重工业倾斜后，为使城市尽早实现现代化，又向城市全面倾斜；2、社会层面。城市人享有的文化教育、劳动保护、就业帮助、交通通讯、医疗卫生、福利补贴、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及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等，对绝大部分农民来说可望不可及，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活与生存保障；3、就业层面。政府对具有城镇户口的待业者给予众多就业机会，确保城市居民最大限度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但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改革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不公平竞争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二）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

（三）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人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城市职工享受，而农民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四）现实因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1、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磨合适应过程；2、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口增加，国内价格下降，一定时期内会对农民收入带来影响；3、社会对农业的服务体系、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4、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对农民重视不够；5、我国城市化滞后。从农村内部看，主要是：1、近年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而生产资料成本逐年递增；2、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经营，生产环境和基础设施落后，人均农业劳动收入很低；3、农业政策落实不到位，农民得不到好处；4、农民额外负担过重；5、基层政府和乡村利用计生罚款增加财政，使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都得到加剧。三、关于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同等收入水平上的其他国家（钱纳里“标准结构”中的样本国家）还要大，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政府采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必要性。

（一）发展经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消除贫困，保证社会政治稳定。因此，要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紧紧扭住不放”。收入分配中的许多问题是同转型期的复杂性联结在一起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同转型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只有深化改革，只有经济发展了，“馅饼”做大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才能为公平分配和减轻贫困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改革政策取向，向农民提供平等的国民待遇。要从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给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逐步建立农民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一是给予农民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转让和处置的完整权益，让农民有一份土地资产，使农民有财产权利的基础；二是要保障农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有充分的财产、教育，文化、政治权利，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三是改革户籍制度，现阶段“一国两策、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内涵，仍在城乡居民自由迁移、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构成障碍性因素，因此，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当务之急是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城乡之间要实现人口和劳动力无障碍迁移和流动，让农民有发展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四是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农村最低社会救济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反贫困的工作力度，满足农村贫困群众多层次的救济需要。

（三）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公正的分配规则。

收入管理论文篇2

全国非税收入规模为8996.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1%。可见，非税收入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税收收入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从总量上看，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其地位日趋重要，尤其是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宏观调控，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非税收入管理现状与原因

1.非税收入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办法存在混乱

非税收入在财政部门管理过程中，仍然除以一个规范化的过程中。目前，基本明确收费的批准权限是地方政府，有财政和物价部门来管理项目审批和制定收费标准。整个过程缺乏以有效立法形式确认的正规程序。这造成实际工作中仅有一部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中，大部分非税收入财政管理的视野之外。

2.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弱

票据是资金运动的表现形式，各项收入对应着相应的票据，各项支出也是对应相应的票据。如果票据管理规范，如票据领购、发放、使用、保管、清算以及销毁等程序明了，各种挤占、挪用、截留、坐支行为就会从根本上杜绝。现在政府部门使用的非税收入票据主要加盖财政部门印章。由于缺乏监督部门，非税收入票据与税收票据相比较而言，管理上缺乏规范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非税收入票据种类繁多，多达百种，给管理上造成不变。

3.乱收费现象严重

一般将乱收费称之为第三次收费，因为这些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征得相关部门正式批准，凭借其行政权力和垄断优势而取得的收入。这些收入既没有纳入预算内，也未纳入预算外收入。目前乱收费现象比较严重，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严重干扰，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紊乱。这不仅加重了企业和公民的负担，而且也对政府的声誉产生影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

收入管理论文篇3

摘要：本文实证研究显示企业长期决策将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这一成本结构将决定企业短期内可调控成本的空间，进而造成企业成本变化与企业经营活动不成比例的变化，而成本变化的这一固有特征将影响到Anderson等（2003）对数模型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企业长期决策对企业短期决策的约束，将不能有效阐述企业短期决策行为的规律性。

关键词：成本粘性成本结构管理层决策

一、引言

按照通常的逻辑，企业成本是其经营活动的函数，当企业经营活动扩张时企业的成本随之增加，而企业经营活动收缩时企业成本随之降低。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注意到，企业成本与经营活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成本随经营活动收缩而降低的速度要慢于随经营活动扩张而增加的速度，人们将此称之为成本粘性。成本粘性的研究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企业作为一个系统，其经营活动的开展取决于环境的变化，而环境变化将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者做出有针对性的资源配置调整，相关的决策逻辑和资源配置效率是管理会计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更具体地来看成本粘性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当期营业收入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如何进行成本管理，主要包括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等的调整，其调整行为是否使企业短期成本的变化表现出成本粘性特征。

那么成本粘性存在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成本随经营活动的变化，在扩张和收缩时表现出非对称的特征，或者说是企业技术条件等客观原因所致，还是企业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所主导。本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企业的成本粘性特征，通过经验数据分析企业的成本决策进而考察企业在环境变化时所表现出的柔性，并进一步观察这一特性随行业环境、企业特征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而存在的差异。本文的研究依然延续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借鉴Anderson等（2003）的“对数-对数”模型，借助属性变量以检验企业成本粘性假说。

二、文献回顾和分析性研究

（一）文献回顾

成本粘性的基础理论起源于德国，Noreen和Soderstorm（1997）通过一个小样本实证检验了这一现象。相关研究正式起源于Anderson等（2003），他们的文章正式突破理论探讨而进入大样本检验成本粘性阶段，他们的研究方法成为了随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在他们的研究设计中，以企业总成本的对数作为自变量，营业收入的对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他们的回归分解结果来看，企业的总成本在企业经营活动（以营业收入为变量）扩张时增加的幅度显著大于在企业经营活动收缩时的减少的幅度。Anderson等（2003）将此解释为企业管理者仔细思维后决策的结果，成本的这种敏感性差异是由于企业管理者需要考虑资源再配置所涉及调整成本的高低，以及在需求持续下降时所引发的原材料投入下降和用工减少都需要时间和频繁调整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由此导致企业成本变动中表现出的成本粘性特征。

Anderson等（2003）的研究掀起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热潮，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为后续研究深入分析企业管理者有关企业成本管理的决策行为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指导。此后一大批研究尝试将成本粘性研究的结论予以推广。如Anderson等（2004）、Calleja等（2006）基于劳动力市场变化冲击研究了企业的成本粘性问题。近期也有些研究关注个别国家的成本粘性，如He等（2010）对日本的相关问题的研究，Uy（2011）对菲律宾的相关问题的研究，Yukcu和Ozkaya（2011）对土耳其的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些文献都主要关注企业总成本所表现出的成本粘性特征。Banker等（2013）将国家之间企业成本波动性的差异归因于各个国家的法制和社会环境。其他的一些文献则认为企业产能的利用率（Balakrishnan，2004），成本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Balakrishnan和Gruca，2008），盈余管理的动机（Dierynck等，2012），公司治理（Chen等，2012），以及销售波动的特点（Banker等，2010）是导致企业成本与企业营业收入之间的非对称反应的主要原因。基于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如Anderson等，2007）。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实证检验了由过去决策确定的成本结构会影响到当期成本粘性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本部分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进行相应的分析性推导。

（二）标准对数模型设定中存在的缺陷

在标准模型中，Anderson等（2003）以总成本的对数为自变量，营业收入的对数为因变量为基础进行回归分析，并将他们之间的回归系数解释为成本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弹性，或者说当收入变动1%时，总成本变动的百分比。模型可表示为模型1：ln（TCi，t/TCi，t-1）=α+β1ln（Si，t/Si，t-1）+β2×dec×ln（Si，t/Si，t-1）+ε。其中TCi，t表示公司i在第t期的总期间费用，Si，t表示公司i在第t期的总营业收入，dec为属性变量，当企业本期营业收入相对上期增加时等于0，而在本期营业收入相对上期减少时等于1。Anderson等（2003）将β1解释为当营业收入增加1%时，企业总成本变动的百分比；将β1+β2解释为营业收入减少1%时，企业总成本变动的百分比。成本粘性假说认为营业收入增加时企业总成本变动的幅度要大于营业收入减少时总成本变动的幅度。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也就是β1显著大于0，β2显著小于0。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主要指出这一分析的两大缺陷。

缺陷1：回归系数不再满足一致性。在上述模型的设定中，由于不可控成本或者说固定成本规模的影响，使β1不再具有一致性，即β1会随着样本选择的变化而变化。企业总成本包括的内容较多，如租金成本、取暖照明成本、广告费用、管理层薪酬等，这些费用中至少有一部分在短期（包括月度或者季度）内无法调整，这也意味着由于这部分成本的调整存在路径和时间依赖，导致其短期内无法根据经营活动的变化进行调整。这一特征将影响到回归分析估计系数的一致性。在固定成本不可避免存在的情况下，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β1将不再满足一致性特征。因为由于固定成本或者说短期内不可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b不再恒定，这将直接影响到对数模型1的回归系数β1，这也意味着β1将随样本选择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缺陷2：回归系数不再满足无偏性。在固定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模型1对于成本与营业收入之间的弹性进行分段估计，这样的估计结果将明显有利于成本粘性假说。这与对数函数自身二阶导数大于0密切相关，在通常的对数模型中并没区分自变量变化的方向。由于β反映的是企业营业收入波动1%时，企业成本变动的百分比，可表示为公式1-1：β=d{[（FC+VC×St）/（FC+VC×St-1）]/（St/St-1）}×{（St/St-1）/[（FC+VC×St）/（FC+VC×St-1）]}。对于同样营业收入变动百分比a，00的情况下，对于同样的营业收入变动a，βdnc

（三）模型1缺陷的弥补

本部分阐述如何改进模型1的相关设置，以避免估计系数的非一致性和有偏性。按照微积分的原理，可以采用离散逼近的方法计算弹性，当S无限变小时：β=VC/（FC/St-1+VC）。其中β与营业收入变动的方向无关，即β与当期的营业收入水平无关，自然也就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a无关。因此在企业的上期成本水平全部相同的情况下，标准模型1所回归出来的结果将是无偏的。在此情况下按照百分比对百分比进行回归分析，百分比设定的结果将与标准对数模型1按照泰勒一阶展开的结果等价。因此可以估计模型2：（TCi，t-TCi，t-1）/TCi，t-1=α+β1（Si，t-Si，t-1）/Si，t-1+β2×dec×（Si，t-Si，t-1）/Si，t-1+ε。基于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如果β2的回归结果显著小于0，表明企业的成本变化确实具有成本粘性特征。需要强调的是，百分比设置模型2相对于对数设置模型1，对极端值更加敏感。

虽然模型2化解了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有偏性的缺陷，但由于固定成本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使回归分析结果的非一致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在此情况下β估计的结果依然会随着上期营业收入的水平的不同而变动。因此从理论上讲，假定固定资产所占的比重在所有企业中相同，以营业收入作为企业规模的变量，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更可能经历营业收入的上升，而平均来看，营业收入上升的企业相对于营业收入下降的企业，β系数应该更大，这将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假如规模大的企业更可能经历营业收入的下滑，依然也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尽管如此，企业之间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肯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意味着通过大样本检验成本粘性，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经营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除非对于所有企业而言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到的比重是相同的。对此一种方法是采用滞后的营业收入而不是上期的总成本去规模化，如模型3所示：（TCi，t-TCi，t-1）/Si，t-1=α+β1（Si，t-Si，t-1）/Si，t-1+β2×dec×（Si，t-Si，t-1）/Si，t-1+ε。对于模型3，β1的估计值为VC。

总体上，前述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说明，由于成本结构的影响，尽管模型3化解了模型1中固定成本存在所造成的影响，但也使模型3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受到影响。因此在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在控制成本结构可能影响的情况下，以模型3为基础检验成本粘性假说。

三、样本的选择和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的选择

以国泰安数据库为基础，本文选取2007―2014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问题涉及到与企业营业收入相关的成本粘性问题，本文将相关的数据都以2007―2014年的物价变动指数为基础进行平减，以消除通货膨胀对研究结论可能的影响。为了与相关的研究保持可比性，本文同时也分析了未进行通货膨胀调整的数据，在此基础之上文章也给出了未进行通货膨胀调整的数据分析结果的替代性解释。在此基础之上，按照相关文献（Banker等，2011）的研究惯例，删除数据缺失样本，期间费用和营业收入为负的样本，期间费用大于本期或者上期营业收入的样本。对于期间费用和营业收入变动方向相反的情况则暂时予以保留。

首先将整个13174个样本按照企业总成本和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动的百分比的描述性统计，即Q-Q图。与预期相一致，大部分观测值处于对角线的下方，这表明两个变量的变化方向大部分情况相同。在样本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极端值，有300多个样本的营业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0%，与此同时报告了总成本的反向变动。根据前文的分析推理，模型3对极端值非常敏感，为消除这一影响，在具体回归分析时，将变量变动超过100%的极端值剔除。此时剩余样本数为12772个。

从成本结构按照营业收入分位数分组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对于全样本12772个，变动成本比率的均值为-0.17，中位数为0.13。其他相关数据显示，变动成本率随着营业收入的变动呈现较大差异。由于少部分企业的营业收入非常小，导致变动成本率存在一定的离群值。为减低离群值的影响，在具体回归分析时，剔除成本变动率大于5或者大于1的观测值。从新样本的统计特征来看，这样处理后样本数只减少了一小部分，但新样本均值和中位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而且相关数据还显示组间的均值基本相等，只有少数显著不同于其他组。新样本相对于原样本小企业的数量相对于大企业的数量减少更多。

从企业总成本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按照营业收入分位数的分布情况。总样本的均值为26.2%，中位数为22.68%。其他数据显示企业总成本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随营业收入分位数的增加呈现单调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其销售收入的增加更为明显地分摊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从总样本中剔除企业总成本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500%的，样本的统计特征无明显变化。当从总样本中剔除企业总成本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0%的，样本的均值有所下降。

由于在前述分析性研究中已得出固定成本的存在和企业规模的差异可能影响到成本粘性假说论证的可靠性，这些描述性统计信息对于理解这一观点非常重要。企业总成本中固定成本所占比重的差异，以及以营业收入作为变量的企业规模的显著差异，可能影响到最终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而且有文献（Anderson等，2003；Banker等，2010）发现企业管理层对于企业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到企业中长期的成本结构决策，进而影响到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企业管理者在预见到经济即将衰退时对于企业资源持有量的决策应该和在经济即将走出衰退情况下的决策存在重大差异。描述性统计信息表明，在检验成本粘性假说时有必要控制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成长性，以此来提高研究的稳健性。

（二）回归分析结果

1.总样本检验的结果。本文首先重复Anderson等（2003）的研究，在具体回归分析过程中，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0.5%的缩尾处理，同时也采用Petersen（2009）的方法消除同一企业的多个观测之间存在的自相关问题。采用模型1，并以总样本为分析对象，实证结果与Anderson等（2003）的研究发现无明显差异（相关结果披露在表1的A部分，见表1）。

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营业收入增加1%时，企业的总成本平均增加0.6608，而对于营业收入减少1%时，企业的总成本平均降低-（0.6608-0.14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企业总成本的变化对于企业营业收入上升更为敏感。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本文的样本选取和通货膨胀调整并没有偏离Anderson等（2003）的实证分析思路的本质及结论。本文前述的分析性研究还显示可以采用百分比形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对模型1进行改造，模型2可以有效化解企业固定成本的存在对模型1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披露在表1的B部分，见表2。

从分析结果来看，β2依然显著为负，成本粘性假说得到支撑，但是这里得到的β2的绝对值要小于模型1的结果。这与本文认为模型1的分析结果存在偏误的分析相一致。此外，还可以注意到成本对于营业收入下降的敏感性相对于营业收入上升的敏感性在增加，这意味着企业总成本变化的成本粘性特征在减弱。在B部分的结果中，也可以得到模型2对于离群值敏感的证据。当不控制营业收入的变动和变动成本比率的情况下，β2的估计值为-0.05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以限制营业收入和总成本变动的样本为基础的情况下，可以观测到更为显著的结果，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将主要以限制样本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被本文以上期的营业收入对本期的总成本变动进行平减，而不是用上期的总成本。因此在模型3中，β1的涵义将与模型1和模型2存在差异，不再是总成本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弹性，本文将其称之为总成本的变动系数。回归分析结果中显示，企业的成本结构对分析结果存在重大影响。将营业收入的变动限制在正负100%以内，并且将成本变动系数限制在正负5以内。可以发现此时得到的β2系数为+0.0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模型2的检验结果正好相反，这一结果支持逆成本粘性假说。在改变对营业收入变动幅度限制的情况下，这一结论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经验证据并没有得出关于固定成本是导致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的清晰结论。将成本变动系数限制在正负1之间，并将营业收入的变动限制在正负75%或者正负100%之间，所得结果更加显著地支持成本粘性假说。这里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将成本变动系数限制在正负1之间所形成的新样本组占到将成本变动系数限制在正负5之间的91.15%和91.11%。在采用未经过通货膨胀平减的数据和不剔除极端值的情况下，所得到的结果依然支持成本粘性假说。但从结果的显著性来看要弱于模型2的结果。

2.分组检验的结果。对总样本实施切割后，可以得到支持成本粘性假说的经验证据。为此本文将总样本进行分组，以考察分组检验的结果。相关的检验结果显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营业收入变动向下的观测值在逐渐减少。而且尽管已经采用百分比设置化解了固定成本的影响，但依然没有控制住不同企业之间可控成本比例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应该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最后成本变动系数随企业规模而变化的路径并不单调。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中间规模的样本组支持成本粘性假说。对于小规模企业样本组检验结果则支持逆成本粘性假说，对于大规模企业样本组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成本粘性假说依然依赖于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样本的构成。

由于企业的成长性也会随时间而变化，接下来将总样本按照年度分组，相关的检验结果和预期相一致。企业的成长性随年度变化差异很大，而且从各年度的检验结果来看，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或者反对成本粘性假说。企业的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经济环境的反映，而这将影响到企业管理者的预期，但经验证据未发现企业的成本变化与这一预期存在内在联系。实际上，将成本变动系数限制在正负5以内，营业收入波动限制的正负100%以内，只有2008年的检验结果支持成本粘性假说。此外本文按照Fama-Macbeth的方法将样本按年进行聚类，依然未能得到一致的检验结果。基于这些经验证据，可以推断随着年度变化的成本粘性假说并未得到验证，而且其原因不是由于企业管理者预期影响所致。

四、结论探讨

本文对成本粘性研究文献的主流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成本粘性假说关于成本随经济活动扩展和收缩时的非对称性阐述非常有趣，另一方面得益于Anderson等（2003）的研究为开展大样本检验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然而本文的研究发现，在短期内企业都会存在一定的固定成本，这一固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长期决策的结果，由于不同企业自身和外在环境的差异，使Anderson等（2003）方法的估计系数不再满足一致性条件。而且在对数模型设定条件下，分别考虑营业收入增加和营业收入减少时成本变动的敏感性，将明显有利于得出成本粘性假说。因此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在成本粘性研究文献中，有多少结论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成本结构所致，又有多少真实的管理层短期决策的反映，即前者认为成本粘性是客观原因所致，而后者则认为成本粘性是主观原因主导。本文在分析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主要缺陷，并提出改进方法，进一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了本文分析性研究的建议。

总体上，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必要更为细致地考虑企业成本结构对成本粘性假说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更需要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予以考虑。笔者认为在以后成本粘性假说的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将长短期决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不仅需要考虑他们各自的影响机制和效果，而且需要考虑长短期成本决策的相互影响。在考察企业管理者短期成本决策是否存在成本粘性特征时，需要考虑企业的成本结构以及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即因变量和自变量本身的变化规律需要更为仔细地考虑。

参考文献：

收入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管理;税务行政管理;借鉴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而应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

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把政府与公共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税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实践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传统的西方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国外税务管理部门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运行就可见一般。

美国国内收入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在组织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即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收入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对收入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把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为纳税人一站式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减少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同时，采取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二是把纳税人视为顾客，将政府的职责定位在根据纳税人(顾客)的需求向纳税人(顾客)提供服务，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三是重视税收管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关心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近年来，我国也积极借鉴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参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按照“调动人力，减少成本，优化服务”的基本方针，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务行政管理改革。

3.1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3.2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运行机制包括各种岗责体系、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证，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收职能的关键。没有机制的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就会受阻，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流程，对工作运行的原则、具体工作的程序、手续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和依法、简约、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创新服务内容。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总目标，进行具体细化，达到“六化”的标准，即纳税服务环境最优化、服务内容的标准化、纳税人办税成本最少化、纳税人待遇的公化平、办税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务过程的全面化。转贴于

3.4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指标，完善推荐、测评、评议制度，逐步建立上级考核、同级评比、下级评议、自我评价相结合的税收专业人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资格考试考核、业内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采取诸如以岗定级、竞争上岗、岗绩结合等多种方法确定报酬，逐步完善职务与能级相结合的工资、奖励制度，综合考虑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有意识地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奋发、健康向上的税务行政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在税务人员中形成一种共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标准，使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到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税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体机关人员的群体性和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

3.5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要以目标管理考核为总抓手，充分发挥考核的评价和导向作用，突出抓好对月季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亮点完成情况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难度系数、工作数量和质量及目标管理考核为依据，以定岗定责，按劳定绩，绩效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收入管理论文篇5

（一）铁路运输收入的管理概述。现如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越发迅速，其中，铁路扮演着及其关键的角色。国民的出行能否达到快捷方便，国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能否得到保障，要保证铁路经济收益不断提高，首先要保证运输收入管理工作能够真正做到实处。所谓对铁路运输收入进行管理就是对货物的运输票据、运输进款资金运动和运输收入实现的整个阶段进行全程的监管与控制。

（二）一般的，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的基本工作任务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监督客、货营业单位必须准确收取各项运输费用。

2对运输收入的资金进行严格的管控，保证收入资金能够全部准确的缴拨。

3对于所有运输收入要进行严格的审核工作，并具备相关会计报表，运输数据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4为保证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结算和收入能够清算清楚，要有详细的收入清算数据信息记录。

5印制相关的铁路运输所使用的票据等，保证运输管理的使用，确保运输生产的需要得到及时的供应。

二、铁路运输收入的管理与铁路经济效益的关系

铁路经济效益与其运输收入管理工作相辅相成，相互提升。铁路也是城市发展比不可少的方面，有效的铁路建设能够连接=结不同地区的大中城市，并建立铁路客运网，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工作能否有效，极大程度上对铁路本身相关的小范围经济效益有重要的影响的同时，还关系着其他相关领域间接经济效益的发展，更与整个铁路运输收入系统的经济效益息息相关。

（一）铁路运输收入的管理能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铁路发展来看，只有保障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工作切实到位，才能使得铁路运输收入真正增长。运输收入中，为了促进铁路交通一体化发展，对铁路运输服务水平进行提升，对城市之间，城市与交通据点间不同方面的交通需求给予满足，就要对于其进款存放地点，其安全性一定要保障，相关防范设施一定要到位，同时铁路运输收入管理系统也要有明确切实的分工，功能科学有效。从而使得服务产业发展能够迅速有效，同时铁路经济效益能够有效得到提升。

（二）铁路客货运输票据的合理化对铁路经济效益的影响。铁路运输收入的管理关乎铁路运输生产系统运行秩序正常运行。票据要有总账目以及账目明细，票据请领、使用和结存情况必须明晰，要有清算核准程序，做到定期检查核对。对于票据进行管理是保证铁路运输收入得到控制与监管的重要环节，直接和间接地影响铁路经济效益，降低铁路运输的成本。

（三）运输费用的有效核收对于运输企业经济的影响。在进行办理铁路货运运输业务及其他相关业务中时，让托运人收货时务必要根据铁路货运票据进行，并严格按章有关规定执行。切实科学的收取核查运输费用。保障运输收入动态切实准确的被反映出来。运输企业运输费用核算工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对其十分重要。

（四）坏账损失对铁蓐经济的损害。运输管理阶段，运输收入进款无法有效回收往往是因为管理人员失职造成的，有时，对于铁路运输收入原始凭证的审核工作不到位，就会使得坏账损失的不良问题产生。各部门对于稽核，检查客货制售票系统原始信息工作不到位，没有切实按要求检查信息网络传输准确性，使其处于不安全状态，都可导致上述问题。坏账损失不仅会致使资金，票据事故，还会减少客运收入，降低客货运效率，进而阻碍铁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五）收入与经济效益的相辅相成。财政收入管理是企业发展关键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好坏也与铁路运输部门有着最为密不可分的联系，鉴于此，运输经济收入管理更需要提升完善。通常情况下，由国家所招的财政部门工作者来负责管理铁路部门收入，其管理者要在顾客上缴资金之后，通过会计部门进行核算，确认无误后上缴。国家是铁路运输路线投建方，拥有最大股东的身份。基于此，税收通常都是先上缴于国家的，之后才进行铁路部提升建设。除此以外，铁路部门的质量与其经济效益联系及其紧密，只有保障经济效益的提升，才能保障人员及设备的管理工作和确保铁路工作工资到位，福利达到要求。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铁路部门对于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因为其经济效益无法保障而没有切实落实，出现了拖欠，缺少，扣减等问题，从而致使工作者的服务热情大大降低。做好了收入管理，一定程度上经济效益也会显著提高。铁路管理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都将会有大幅提升。也只有如此，才能切实保障铁路工人的利益，从而促使其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提升本职工作效率，进一步是铁路部门树立其优良形象，使得其经济收入提升。

三、结语

收入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管理理论和理念的不断更新，传统税收管理理念已不再适应现代化的税收管理形势和变化的需要。加强税收管理，实现高效征管，必须运用先进的管理科学思想，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构筑高效征管的平台，迭到税收遵从度高，征纳成本低，征管质量好，纳税人满意的最终目的。

一、现代税收管理理念的理论基础

(一)现代管理理念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一定的管理理念总是基于一定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者总是根据这些人性假设来确定他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的。

西方关于人性的传统基本假设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人是“自私自利”的，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根据这一传统的人性假设。管理学家麦格雷戈于1957年在其《企业中人的因素》一文中提出了x理论。x理论认为人天生是好逸恶劳，没有雄心壮志的。宁愿受到指挥，要求安全高于一切。因此，必须对大多数人实行强制的监督指挥和用惩罚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适当的努力。在此基础上，x理论认为多数人不能自我管理，需要另外的少数人从外部施加压力。在管理实践上，x理论强调强硬管理的权威性和服从性。在管理方法和措施上，x理论强调：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基本上不考虑人的感情和道义上的责任；管理工作只是管理者的责任，是少数人的事情，被管理者的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服从管理，而无权参与管理；为了加强管理，需要制订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通常的激励措施是金钱刺激加严厉惩罚。传统的管理组织结构、管理政策、措施和计划都反映了上述假设。

然而基于x理论的管理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使麦格雷戈认识到，传统的指挥和控制的管理理念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管理实践，因此，需要一种对人进行管理的不同的理论，从而提出他的新理论——y理论。

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因为在工作中消耗体力和智力就像游戏、娱乐或休息一样自然；人们在自己对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而外部控制和惩罚只是迫使人们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手段之一；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而不仅仅管理者才具备这一能力；在一定条件下。人不仅能够学会接受责任，而且能够学会主动承担责任，而逃避责任、缺乏进取心、强调安全感一般只是经验的结果；在现代工业社会，许多人对组织具有相当高的想像力，人的智力潜力仅仅利用了一部分。在这些假设下，y理论认为人的自我成长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通过组织一体化原则，创造一种条件，使组织成员通过努力争取组织的和自我的成功，以最好地实现个人目标。因此，y理论主张的管理方法和措施有：管理者的工作重点，要从控制人转移到创造一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使人们在这种环境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充分实现自我；管理者的职能和任务应当从单纯的指挥者，转移到成为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的良师益友，为发挥人们的才干创造良好的条件，减少人们在实现自我中的障碍；奖励方式从强调来自外部的奖励转变到强调内部的奖励。

y理论与x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x理论强调外来的控制，而y理论则侧重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由于x理论把人们的行为过分一般化、简单化了。因此，y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能提高管理者目标和被管理者目标一体化的管理理念，并体现了人性的发展。同时，他把尊重被管理者人格当作管理目的本身，而在x理论指导下的管理根本无法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利益的统一。因此，y理论为人性化的人本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现实中，虽然管理层很少会承认他们信奉x理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与口头所宣称的相悖。如果实事求是地看一看管理者是如何管理被管理者的，那么大多数组织的管理方式都反映出这样一种理念，即：若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被管理者是不能很好地服从的。

(二)现代税收管理理念

税收管理是管理的一部分，关于管理理念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税收管理。一定的税收管理理念同样是基于对被管理者的人性和行为模式的假设基础上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认为并且强调：纳税人都不可能如实申报纳税，人人都想少缴税，最好不缴税。因此，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必须像警察对付小偷一样，对厂商企业和纳税人实行“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

然而，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不断创新，伴随着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现代管理理念的相关理论，对现代税收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公共管理运动缘于对20世纪7o年代以来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滞胀”困境以及西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期间传统官僚制政府管理模式弊端丛生的深刻反思，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服务导向和顾客导向的特征，主张把公共管理对象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这给谣方乃至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带来深刻的影响，促使传统的韦伯官僚制模式向以市场与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变。同时，对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和运作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税收管理理念从“管理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取代了传统韦伯官僚制人性恶的假设前提，认为以人性恶为基点并试图通过规制导向约束人的行为来维护公众利益的思路是不完备的。应该承认人的经济性特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实现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一点给西方国家税收管理理念带来深刻影响，促使税务机构从过去视纳税人为偷税者处处设防严罚，转变为重视对纳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通过提供高服务质量，降低税收征收成本，以提高纳税遵从率。有测算表明，一份纳税服务方面的努力，相当于50份税务监督打击方面的收获，成本收益率比较不言自明。鉴于此，一贯以严厉著称的美国联邦税务局也于1998年实施了重组和改革方案，把“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以此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作为美国税收管理现代化的理念和使命，并把为每个纳税人提供一流的办税服务和为所有纳税人提供旨在确保税法得到公平实施的服务以及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为税务人员服务)作为其三个战略性目标。

二、树立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一)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

我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正是基于前述的x理论。税收管理的重点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了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制订了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指挥与服从管理的关系，是一种传统的“上对下”式的强制型管理关系。这种传统税收管理理念是一种任务统帅下的陈旧理念，其直接后果是纳税人与税收管理者形成一种对立甚至敌对的态度，严重影响了税收征纳关系和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逃漏税和税收流失。给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

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从根本上加以转变：(1)从传统的征税人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对纳税人居高临下的纵向管理，转向征税人对纳税人的横向平等的现代人本管理；(2)从传统的权威管理和服从管理，转向现代的和谐管理和服务管理；(3)从传统封闭式的以税收计划和税收任务为中心的管理转向全面开放的以依法治税为宗旨的现代税收管理；(4)从传统的人治管理、目标管理、承包管理，转向现代系统管理、综合管理、有效管理和法治管理。

然而，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跨越以规制导向为特征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强制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体现的税收管理理念于现阶段也不可能在我国全面推行，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仍是我国当前税收管理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公共管理运动所蕴含的“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必将成为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创新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税务部门应由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参与者的角色逐步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转换．并根据社会公众的需求，提供优质的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

正是基于此，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树立“监督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税收管理理念，明确地把我国税收管理理念定位为“优质服务+科学管理”。这是一种新型的适应税收管理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税收管理理念，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需要的税收管理理念。它把重视服务和加强管理相提并论，是对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扬弃和对新形势下税收管理活动的内涵和实质的准确把握，是我国今后税收管理发展的指导思想。

(二)现代化税收管理理念的具体内容

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税收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树立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实践的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理念：

1．树立“人本”管理理念。现代税收管理强调“以人为本”，首先就是以纳税人为核心，把纳税人服气不服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罱税务机关执法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要根据纳税人的确切需要，做出正确的税收征管决策，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贴近式的服务，引导纳税人正确理解国家的税收决策。增强其税收遵从意识；其次，要注意提升税务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思想品质教育，强调任人唯能和奖优罚劣原则，实行“功绩制”考核；严格把好税务人员“入口”和“出口”关，招聘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充实税务公务员队伍，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培训机制，培养造就复合型知识人才，承担起知识时代税收征管任务。

2．树立服务管理理念，实现办税服务与日常税收管理的有机结合。要转变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改变把纳税人放在税务机关对立面的做法，应通过多种形式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服务。如成立纳税人服务中心，建立纳税服务专门机构，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政策法律咨询、纳税辅导与培训、票证领购表格领取或下载等互动式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型税务机关，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将纳税服务贯彻到税务检查、行政处罚、听证、复议、诉讼全过程，使纳税服务制度化，利用信息网络，采取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等多种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天候”优质服务。

3．树立信息应用和科技管理理念，实现由传统的手工征管向现代化信息征管的转变。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金税工程”、“大集中”工程等信息化措施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信息集中。集中信息的目的是应用信息，实现对税收工作全过程的分析、监控、改进和完善。各级税务人员既要善于利用信息网络广泛采集信息，并对信息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又要增强信息安全意识，使税收管理情报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得到保障。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就要整合现有信息系统，建立依托计算机网络和统一规范的应用系统平台，覆盖所有控管税种和工作环节的税收管理系统；开发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按照全国统一的税收征管工作规程，对纳税流程实现计算机自动监控管理；建立覆盖各部门的税收综合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监控系统，实现税务与其他各部门的联网与资源共享。提高税收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理念。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税收征管模式，是—个不可分的整体，所有税务人员都应该树立系统综合管理的观念，掌握本岗位工作如何与相关岗位进行配合衔接。尤其是在专业化管理模式下，必须注重征、管、查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注重运用系统整体观念来系统分析，综合解决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树立系统综合管理观念、自觉地把税收管理系统与整个国民经济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税收管理系统的运行质量。

5．树立法治管理理念，实现由依靠行政手段管税向依靠法律治税的转变。要最大限度地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强化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和覆盖面，建立规范的税收立法机制、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有效的执法考核机制、严密的内外监控机制，把税收执法的各种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之下。

6．树立效率管理理念，实现由注重完成任务向注重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的转变。简化办税程序，减少征税成本，将税收效率作为评判税收征管工作效能的重要指标。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扩大窗口办事权力，谁受理谁负责。谁办理谁承担责任。合理设置人员机构，弱化任务考核，强化质量考核，把征管质量高低作为判断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规范税收征管费用支出，并列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年终考核指标，调动全员参与税收成本管理。

7．树立社会管理理念，发展中介机构。现代税收管理是一项牵涉颇广，工作量巨大的工作，仅凭税务机关的力量是很难做到完美的。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大力发展税务业，将税务机关的主要精力放在大税源的监控、稽查上，而对报税环节的监管从税务机关转移到税务中介机构，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有效提高了征管效率，使税务在为纳税人提供广泛社会化纳税服务的同时，也成为税收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

8．树立文化管理理念。税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是先通过一定的载体，凝练在管理上、制度上以及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层面的，然后通过学习和观念上的提升来达到提升管理理念的。所以税收文化建设应该更好地与税收征管各方面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税收文化建设，营造一种氛围，让征税人和纳税人逐步理解税收本质，形成征纳双方一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把税收意识融入日常管理中，最终增加征纳双方的诚信度、责任感和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