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意义篇1

一、高度重视，认真部署

我院按照创建“双拥模范县”总体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及时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究部署，拟定医院年度工作计划，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层层把关，认真落实，确保双拥政策宣传到位、执行到位，取得实效，为推动我院双拥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全面动员，广泛宣传

充分利用院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院周会和职工大会等，全面动员医院党员领导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作，宣讲双拥政策及知识，使全院大部分窗口科室充分了解并初步掌握双拥优抚相关的优惠政策及减免标准，熟悉医院此项工作的具体安排及实际措施，同时利用LED电子屏、宣传栏、宣传牌、宣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定期开展“双拥义诊”宣传活动，让群众更好、更准确地了解此项活动的益处。医院在导医台、门诊收费室、西药房、合疗报销、检验科窗口设有“优抚对象优先、军队残疾人员优先、消防救援人员优先”窗口及相应指示牌7处，住院楼内一科、外一科分别设有优抚病房，为重点优抚对象提供方便、满意的诊疗服务。设有“烈军属、革命残疾军人优先”等提示；在院内醒目的位置设立重点优抚宣传标识。更好地为优抚对象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三、多措并举，狠抓落实

双减政策意义篇2

关键词: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中美贸易;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间,中美贸易往来密切,两国经贸关系愈加紧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美国则经历了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政权的过渡,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内容

布什于2000年底上台执政,在其掌权的8年里,中国加入了WTO并逐渐完成过渡期。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什上台初期(2000年年底至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后对华贸易政策有着明显差别。“9・11”事件后,美国急需在其倡导的反恐联盟中寻求盟友,为此美国决心以“接触”为手段拉拢中国。美国前国务卿佐力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布什也表示“中美之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完成与世贸组织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谈判工作,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以WTO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适应和遵守有关的入世条款,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增加。

自2002年始,中美贸易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971.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中美双方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贸易格局。

而这一阶段也是双边贸易摩擦加剧期。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1亿美元,截至2008年就达到1709亿美元。中美间逐渐拉大的贸易差额使布什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趋紧。

自2006年开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崛起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强国,必须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同时还应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发挥应有作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不但要遵守入世规则,更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积极、全面地参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关贸易协议,加大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与力度。

布什对华经贸政策具体表现为: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200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借人民币汇率浮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自1993年来,中国持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且数额呈逐年扩大趋势(见表1)。布什政府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贸易赤字。

第二,布什政府期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演越烈。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遭遇11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其中9起为反倾销、2起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对华发起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4.3亿美元,致使中国出口相关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案件的重灾区,反倾销也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

(二)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分析

在对华事务中,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即“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引导”与“塑造”并举。“接触”与“遏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干。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与其开展反恐和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希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接纳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的中国。在对华贸易上,布什政府同样采用了双重标准。

第一,美国积极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认同中国经济繁荣符合自身的利益。2005年,中国为美国GDP提供了0.5%的贡献率。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有效缓和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据美国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给美国居民带来近1500亿美元的福利。

第二,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担心美国利益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认为中国产品享受政府补贴、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好处,使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奥巴马上任时的背景与双边经贸发展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改选,黑人领袖奥巴马上台执政。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深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国内失业人口攀升、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贸易赤字问题严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对其贸易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不同于布什的保守主义和遏制政策,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奥巴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重建美国道义与政治上的领袖,他主张与中国全面接触,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在G20峰会上,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在危机中遭遇重创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互动,牵动着世界。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既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1、奥巴马政府支持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经济条款都不应引发贸易战,美国不能向世界传递保护主义信息。他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让“邻居成为乞丐”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只会使世界贸易进一步缩减。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表示:奥巴马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奥巴马十分重视中美经贸的发展。宏观上,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八增长的目标,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客观上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微观上,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发展潜力广阔。奥巴马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奥巴马的实用主义策略

实际上奥巴马实行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在他的施政理念中还贯穿实用主义的风格。即贸易政策不只服务于跨国公司,还须服务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现行的贸易政策应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建立。社会责任包括由全球贸易变化引起的工人援助问题,提高工人阶级地位、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证扩大贸易不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为代价,提高竞争力不应以剥削工人为基础。奥巴马致力于推行对美国劳动者有利、能够扩大就业计划以促进美国工人收入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7.2%。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使美国就业机会外移且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尤为典型。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25%的特别关税。该举措明显出于安抚美国钢铁工会等工会团体利益的目的。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264.98%的反补贴税和154.72%-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30.6%不等的补贴幅度。在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

第二,奥巴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暗示奥巴马可能对中国汇率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时至今日,奥巴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三、两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布什代表富人阶级的利益,他主要得到跨国公司和财团等大型企业的支持,美国前500家大企业绝大多数支持布什。由此布什在制定政策方面会偏向这些财阀集团的利益。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环境,加之其血统原因,其生长环境更贴近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由此在制定贸易政策上面,他着眼于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关注劳工问题。

2、施政的理念不同

布什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意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秉承“先发制人”的宗旨,推行保守主义。而奥巴马上台之际,正值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无法自拔之时,国际地位相对削弱,由此他放弃了“先发制人”的思想,积极与中国等新兴崛起的大国合作。

(二)相同点

1、对华政策的核心意图没有改变

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没有改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核心内容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由此即使奥巴马在施政理念上与布什大相径庭,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上是一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2、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为了消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均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这期间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达到历史的巅峰。布什时期,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继任后,又连续对华发起三反调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制度上的差异和战略性的竞争关系将长期制约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必将长期存在,中国对此应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建新.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论坛,2009(11).

2、李嘉美,赵辰等.改变美国的奥巴马[M].东方出版社,2008.

3、赵放,冯晓玲.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J].当代亚太,2007(8).

4、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3).

5、沈国兵.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7.

双减政策意义篇3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教育部也同样将双减”工作列为今年部党组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的一号工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采取积极稳妥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

在9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在会上对双减”工作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负责人指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具体来看，要求在督促各地落实好已经出台的配套文件基础上，加快预收费监管、加强培训机构党建等其他配套政策法规的制订进度。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

同时，对各类培训机构完善营改非”流程，进一步明确过程中的公示期限、资产确权等政策。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负责人指出，未来将进一步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

双减政策意义篇4

【关键词】双层互动印度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secondimagereversed），即主张避免将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作国内政治的衍生，而强调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基欧汉和米尔纳（HelenMilner）所编撰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文集正是从国际化人手，严格按照所谓“倒置的第二意象”，围绕着焦点问题，探讨国际化的结果（影响国内偏好乃至塑造国内政策等）。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内化，强调跨国主义与相互依存的所谓大理论视域，其研究层次仍然是单一层次或单向度的，未能系统考虑诸如气候政治等后现代主义议题对于理论分析传统和归因惯性思维的冲击。因此，希望超越单一层次研究，融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所谓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应运而生。

双层博弈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但该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用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他指出，国内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实施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而政治家又与这些集团结盟以寻求权力；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尽最大的能力应付国内压力，将对外发展中的损失最小化。只要国家还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处于决策核心的政治家们就不可偏废双层博弈中的任何一项。可以想见，这种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联系或多或少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尤其当考虑到国际协议的国内合理性时，所谓“获胜集合”（winsets）的重要性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源自国内政治行为体利益的解释：其一，“国际环境政策的利益基础解释”，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减排成本，是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因素，并可因之将国际气候谈判国家划分为推动者、观望者、左右摇摆和拖后腿者；其二，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经济财富的水平，决定了工业化国家改善环境问题的决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总排放的副作用。后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利益如何与国内政治行为体相联系，关注所谓污染者利益、受害者利益、第三方利益，结果是代表主要污染者利益的国家成了国际环境谈判的拖后腿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国家则希望推动严格国际环境协议的达成，而代表第三方利益者的国家也往往倾向于达成国际协定。事实上，自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一方面，与其他微观决策理论、中层理论、体系大理论等所能激起的学理思辨热潮相似，学界对于拓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亦显得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对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进行或“升级”或“优化”的所谓努力中，我们或许第无数次地、略带审美疲劳地、再次感知理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困境。例如米尔纳（HelenV.Milner）和兰蒂斯（JeffreyLantis）均对普特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克服其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假设等缺陷。他们提出国际合作行为在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层次受相对收益和对欺诈行为恐惧的影响，国内集团问的斗争影响国际协议达成，而国际谈判及其失败源自国内政治，受国内政治干扰和影响，国际合作因之是国内政治斗争的某种延续，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而可能造成国际违约等合作后问题。

这里我们若将理论演绎的简单回顾稍稍对位于如前所述的历史背景，可见双层博弈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世界政治”的现实需要，并强化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一假设/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和操作困难，仍有学者尝试严格按照双层博弈理论对气候政治进行经验实证分析，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恰好就选取了印度（发达国家/集团则选取美国、德国、欧盟）。该研究表明印度仅在三个小方面勉强符合所谓的理论解释，即“减排成本越高则国家越不希望强力减排”、“（国内）第三方利益者越强势，尤其这股势力支持减排时，国家更可能争取强力减排”、“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势力大于代表污染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则国家更可能强力减排”（见表1）。可见这种假设验证和分析框架仍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国家对来自国内层次压力的回应上。

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与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用出自美国的双层博弈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治问题，可能难以避免地重现“水土不服”之尴尬（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认知失调，与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补救”与修正，经常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此处不再赘述缘由）。其中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把决策、冒险、官僚机构的预算之争、长期军备竞赛或严重危机中的互动行为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当作理性来考虑的时候，通过观察美国决策者的行为而得到的教训和经验，有可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决策环境中去，如莫斯科、北京、东京、新德里和曼谷。”

（二）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

现有相关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理论来源和分析基础，为较为系统地勾勒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文部分借鉴了前面提到的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即主要接受其有关双层互动的隐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因此，本文论述的核心概念将主要使用“双层互动”，广义上指的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具体而言，我们理解的互动是一种政治互动，它首先生发于政治系统（主要由民族国家或类似享有最高合法性权威的独立政治单位构成）与其总体（如国内与国际）环境之间。对手一个具体的政治系统而言，其总体环境总是变化的，这种系统外变化（exogenous）会对系统产生干扰（disturb-ance），使其遭到压力（stress）而引起系统失衡（disequilibrium）。那么，政治变化正是系统为重构自均衡（reconstructself-balance）而主动适应（adjust-ment）环境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系统分析中，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的适应性，即调整或根本改变系统本身。诚如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Easton）的“系统思维”，认为系统置身于环境中且容易受环境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对系统造成较大冲击，系统为维持自身，必须按已掌握的信息在一定限度内做出回应。

如此，根据以上定义和系统分析路径，为进一步展开论述，我们不妨假设如下：

假设一，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与内环境/国内政治间的边界并非如前述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般模糊化，至少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或认知分野依然清晰可辨；

假设二，双层互动，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通过对政治系统施压而实现政治变化的进程。

基于这两个假设，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简易模型。对于现有的层次分析法和双层互动博弈理论而言，该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考虑了复杂系统效应，以系统自适应均衡/政治变化的动态分析，提供一个可能适用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解释。

三、印度气候政治进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维度来看，印度的气候政治进程较直观地显现于其在国际政治层次上的变化。早在1991年，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印度对于自身被选为代表亚洲国家的副主席国感到满意，认为如此可以有助于掌握和影响气候变化谈判。同年第二次会议，印度提交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正式文件”。及至1998年的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强调“奢侈排放”和“生存排放”之别。2002年第八次会议上印度更是倡导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1991～2012），印度在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中长期坚持其所谓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契合于其传统意识形态和多边主义立场。印度的多边主义溯源于开国总理尼赫鲁，并受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启发。历史上，印度常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积极倡导某种“弱普遍主义”（theweakuniversalism）式的原则。具体表现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如今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践中，为在冷战世界的强现实主义对抗中寻找间隙，不断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在国际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如此一来，尽管相关弱普遍原则可能多少被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话语所湮没，印度还是逐渐形成了在多边气候谈判中的连续立场，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人均排放原则。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重要原则，印度将这一国际规范内化为其在多边谈判战略中的核心信条。基于这项原则，印度一贯认为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于北方，即发达国家是气候难题的制造者，为此发达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负主要责任。南方国家需要首先关注自身的发展优先目标，而在采取任何减排行动方面应遵循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印度将人均排放原则作为其气候政治参与的目标，在2000年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阐述。此外，印度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调不承诺量化减排等。

印度政府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一再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坚持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强硬的立场至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时开始松动。正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印度首次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还宣称为减少碳排放量而在国内实施新的、积极主动的气候变化战略。其一，提出将努力减少工业生产、房屋设施与建筑的能源占用；其二，努力增强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其三，努力扩大造林率。与此相伴的是印度的新环境行动，官方号召环境事务立法，在这方面如果按照2006年的新立法和制度革新来衡量，印度在环境关切方面算得上是走在最前沿了。这种国际气候政策方面的转向与环境友好型国内政策的大调整，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学习效应。换言之，印度的能源短缺及其日益依赖外部进口的事实，使其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似乎更易遭受全球变暖的巨大冲击。于是，在近来的四次气候大会上（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商讨气候变化的姿态更为活跃。

尽管在多边舞台上表达出讨论气候变化的意愿，印度仍然被视作“麻烦制造者”（hurdlemaker），然而印度并非在多边谈判的气候政治进程中观望坐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履行承诺，而是积极参与，在缔约方会议（COP）及其他主要国际论坛中强调其气候变化应对观和能源安全关切（如图2）。印度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一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连。气候变化时常在地区及双边层面的会谈中为印度所提及。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印度在G77中的作用仍不容小觑，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开始积极着手与其他成员在G20峰会中讨论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等。印度成了500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谅解备忘录（MOUs）中的主要缔约方之一，是20个主要MEAs的参与者，尤其强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关，印度还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探讨可再生能源。例如，2009年，印度成为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和能源与气候主要经济体论坛（MEF）的成员国，从而便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参与多边合作；印度还计划在2013年组织第四次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上，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Ramesh）提出建议每个国家接受某种法律形式上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需要一种以非侵入和非惩罚方式存在的国际咨询。这一主张看来与发达国家所希冀的强制新兴经济体减排的意愿十分接近，而印度方面似乎自相矛盾的辩解不过是对印度既有立场进行了“微调”罢了，现阶段印度仍然不会接受国际强制减排。基于坎昆会议的表现，印度不仅算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灵活”的国家，而且还善于利用自身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达成某种共识。作为一个长期奉行基于公平原则和历史责任的强硬政策之国家，印度为气候政治国际合作而做出的务实努力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赞誉。有评论指出，“印度部长可能拉近美国和基础国家间的关系，印度真正地成了谈判的重要号召者。”

然而，在大会上因为架构沟通桥梁的作用而为其他大国所欢迎境部长拉梅什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让位于在环境问题上更为保守的继任者——纳塔拉简（JayanthiNatarajan），纳塔拉简坚持此前及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有关京都议定书存续的建议，并继续反对发展中国家承诺强制减排。印度似乎又回到了“麻烦制造者”形象。

国内层次，历史上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内政策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着，比如主要通过能源或林业政策有所涉及，气候并未成为关注核心。标志性的变化始于2008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颁布了首个《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NAPCC），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强调实施计划，即国家太阳能计划、提高国家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国家计划、水资源保持计划、维持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国家计划、“绿色印度”国家计划、可持续农业国家计划、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国家计划。此外在包括电力生产、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案。简言之，NAPCC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方面首次建立起具体的应对框架。由八个大方面组成的国家行动计划，包含了减排与适应。比如其中的“绿色印度”、太阳能计划，表明政府转向之前从未开发的能源领域。与此相应，印度强调推动化石能源型经济向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型经济的转变。相比对印度气候谈判立场的反应，NAPCC所包含的国内政策受到印度气候共同体的欢迎。同时，对于NAPCC的批评则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它们抱怨该计划忽略重要细节、缺少利益相关者参与、未改变主流的能源消耗方式、目标导向不明确等。相关的国内争议反映了印度国内民主政治动态，尤其关注所谓的高经济增长率与仍然庞大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矛盾。

四、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双层互动

印度的气候政治，是经由“发展优先考虑”（growth-firststonewallers）向“渐进现实主义者”（progressiverealists）再到“渐进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internationalists）的变化进程。我们难以简单地找出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原因，国内的政治行为体，如政党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常常保持沉默，仅有少部分国内社会组织发表他们的环境立场宣言。这些少数社会组织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影响难以评估。印度气候政策官方立场的缓慢蜕变，或许可以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路径来解析。新现实主义必须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印度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以及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之时，却同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当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逐渐衰弱且对待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仍旧顽固倒退之时，需要其他大国（包括印度）展现出灵活性；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制度主义解释，或许在于面对印度更融于世界市场的事实，在如前所述的国际论坛与国际制度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中的地位提升愿望尤为强烈），还有印度已被纳入国际气候、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中谈判回合的显要位置，如G8和G20，多哈回合的谈判等。那么，既然印度培育出了一种更为明显的全球观，并准备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为什么在早些时候没有让步并调整自己的气候政策呢？因此，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务必在环境和其他利益集团仍旧占据重大影响的有关印度气候政策的技术方面做出合理解释，这些利益集团对印度的国际减排承诺常常持反对态度；再者，对国际气候专家们的核心理念的认同（即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并对农业生产和贫困产生严重的影响等）或许将使得建构主义路径大有可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通过京都机制等理性安排，来处理有关国际减排的更多义务承担和适应成本。

这里，本文不想对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分析继续做“三大主义式”的论证。除了反向格义或许伴随着“理论消化不良”的尴尬外，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路径其实只解释了“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这一政治等式的一部分，即来自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的压力，一国不得不应对或多或少来自其他国家联合对该国政策的强大支持或反对，而即使这种联合，也并不总是稳定的或者一致的。在政治等式中容易忽略的其他部分在于政治系统内环境/国内政治层次，其构成与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势不同于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显然在对内部压力回应方面政府能够采取大量的能源保护和生态友好型政策。尽管渐进的规划比起实践来要容易得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一些难度大的结构调整（如能源定价与补贴）难以处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比起国际妥协让步来，印度政府的国内行动还是要明朗得多。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因之不妨以双层互动来做进一步分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国际论坛和国际谈判中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传统立场的支持者渐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变少了。显然这是一种系统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若失去大量“支持”则会导致系统“失衡”。鉴于全球气候的恶化（在科学认知上，IPCC评估报告姑且具有一定可信性）及全球碳空间的萎缩，国际争论中的公平优先性慢慢为减排目标的考虑所替代，而公平的人均排放权一度成为印度最珍视的信条。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峰会时，由于美国和附件一发达国家持续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强调新兴大国须强制减排），因而批评发达国家对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干扰（致使达成气候谈判协议方面收效甚微）一度成为优选策略。然而，当印度政府面对国家的增长繁荣（及不平等的内部碳排放权分配）和快速扩张的碳排放事实时，再为传统立场而声辩则缺乏说服力了。换言之，一味地反对他者也无助于在气候政治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已开始行动，比如中国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和南非赞同坎昆会议中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遭到来自小岛国家联盟（AOSIS，由43国组成）的攻击。一部分非洲国家，甚至近邻（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都纷纷指责印度，使印度因逐渐明显的国际孤立担忧而无法保持其传统立场。

其次，国内政党和有影响力的主要社会团体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印度影响的严重性，从而对印度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减缓危机。显然，这种国内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系统内环境压力的输入。环境问题包括气候问题一度不为政党所看重，只是2009年在印度国内政党选举中首次被提及。其中，国大党的努力较为微弱，环境和气候问题在他们长达21页的宣言中只占了半页的篇幅；在印度人民党的宣言中，环境问题所占的分量略为显著些，在48页的宣言中占1.25页，其中还提到需减少化肥补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也谈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在长期否定或至少淡化全球变暖对本国的影响（甚至对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的看法都有争议）之后，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始承认印度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干旱和洪涝会对支撑庞大人口生计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将影响水资源供应、海平面上升、印度滨海地区消失、生态栖息地大面积覆灭。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将首先对农民造成严重冲击，并影响到城市的贫民。根据世界银行的专家预测，相比全球气温零变暖这样的反事实，到2040年印度国内贫困率将增加3%～4%。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印度国内多数企业受到进步的商业组织/协会如印度工业联合会（theConfederationofIndianIndustry）的影响而期望国家实施实际减排行动，他们不赞同印度政府固守僵化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除了私人企业要求政府更负责的态度外（这多半由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大有可为的商机意识所驱使），印度还涌现出大量的生态友好型非政府组织，他们反对森林采伐、“土地侵占”（land-grabbing）、破坏生物多样性等，这些绿色倡议得到了司法制度的支持，执行相关环境法规，管理或可强制关闭那些破坏生态的工厂。当然，保守力量依然存在着，如印度工商联盟（theFederationofIndianChambersofCommerceandIndustry，FICCI）反对在国际减排上做任何妥协和让步。

再次，印度政府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负责任国家身份。这反映了政治系统的“输出”效应，系统自均衡/政治变化对其外环境主体的反向建构，强调主体间性。印度所谓“大国责任”所在的领域有：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创建和推动G20、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非代表性”等，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国政治雄心。当然，国际气候政治方面的“责任”，则意味着首先印度已经是一个主要的排放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减排义务。作为新兴经济体，印度实施减排理应凭借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力，而不必坐等依赖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然而，我们不难联想到的是，印度在其传统的身份定位上所存留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印度是大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似乎需要国际社会给予自身较多关照，或者说为全球气候治理做贡献对印度而言须“量力而行”。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印度重塑自身大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诉求，其去殖民化后跻身大国俱乐部，可能失去一些原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支持，因而在未来气候政治角力中，印度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和抗压能力也就难免大打折扣。

最后，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还可以解读为双层互动中政治输入/输出的失调。具体而言，印度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到2022年将比2005年减排20%～25%。事实上，如果印度保持当前作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到2022年，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增长1倍，而到2035年将增长3倍，照这样来看，即使各生产部门按部就班也可以完成减排20%～25%的目标；反过来讲，如果印度的发电效率和交通工具燃料消耗提高到了国际水准、公共交通的覆盖率提高，以及其他积极的措施得以生效的话，那么，印度甚至可实现减排35%。所以说，印度在哥本哈根及之后的气候谈判中承诺更大的目标，且不过度牺牲经济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在减排承诺方面似有所保留，一方面可使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则在应对国内强大利益集团反对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总之，我们很难仅用日趋紧张的能源紧缺、对非稳定的国外能源供应日益严重的依赖、全球变暖对印度的影响来简单解释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双层互动，我们看到印度的气候政治立场由强硬转为某种程度的软化，除非其他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放弃实用主义，以及发达国家不在乎印度所谓的承诺，否则很难想象印度轻易放弃当前有所软化的气候政治战略。不过，可能的倒退似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浮现，如前所述，像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德班会议前后所见证的那样。然而，就印度的国内能源和气候政策而论，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印度在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国际会议中的回旋余地小于其国内能源节约、植树造林等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双层互动系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想为经济增长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传统上执行缓慢的政策以应对来自利益集团的潜在阻力。事实上，印度的国际立场仍有些僵化，但总体上已经更为灵活，国内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努力，以求减少能源密集度，改进发电和输电的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以及使农业、大众消费和公共交通更为生态友好等。

结语

双减政策意义篇5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斗争，和则两生，分则俱败。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团结一致，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共在根据地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地主和农民共同抗日。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并不是偶然提出的，很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共提出了这一土地政策，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为抗战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由中共提出来的，这一政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保护了农民和地主的双重利益，将农民和地主都纳入到抗战中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不是中共出于自己的利益随意制定的，而是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内容。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时代背景

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变为民族矛盾。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试图把中国变成自己的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充分调动地主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使广大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日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提出了“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是“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1]具体内容在各个地方各有不同，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实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去25%，废禁各种超经济剥削，利息率不得超过年息10%；之后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到四六分或者三七分，但是不能超过这些限度。[2]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修改，但大部分地区都遵循这些原则，循序渐进的展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热情，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当时国内的主客观条件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当时实行的土地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成因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内客观和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客观条件就是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民族矛盾成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主观条件就是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战中来，虽然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却使很多地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难生存；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则能够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的要求，自然能够得到了地主和农民的拥护并参与到抗战中去。

（一）日本大举侵华，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此后日本便在中国实施其“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妄图迅速的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明白要想挽救中华民族，必须放下成见，以民族利益为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同时地主阶级也看到自己的土地、财产和亲人都在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所以也想参与到抗战中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农民生活悲惨，而日本的侵略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所以农民也有参战的意愿。中共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保障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让他们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以民族利益为重。

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但是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几千年，想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就消灭地主是不可能的，土地政策的过左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中共根据实际提出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能得到地主和农民的拥护。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广大民众积极抗日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改善农民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农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抗战中去。在农村农民是被剥削阶级，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可以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从而就能团结农民参与到抗战中来，并为抗战输送人力和物资。例如在陇东根据地，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环县就为八路军捐献鞋2万多双，羊900多只，柴禾30多万斤；庆阳县一次为八路军募集的慰问品价值达100多万元（边币）。

另一方面，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参与到抗战中去。对于地主而言，要减租减息，可能剥削程度减小，但是相对于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来说，农民交租交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主的利益。同时，随着日军的入侵，地主生活也饱受煎熬，所以地主也想参与到抗战中去。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实行使得许多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逃离边区的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他们回来以后，都恢复了公民权，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有些人还被吸收在政府中工作。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将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吸收到抗战中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和物力。

此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也能够联和国民党共同抗日。1926年10月在国民党代表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纲关于农民问题的部分中，规定了“减轻佃农田租25%”，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这与中共提出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具有相似性，所以中共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会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并且使得国共两党能够重新团结起来。

双减政策意义篇6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