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1

关键词：质性研究；理论基础；实施方法步骤；设计特点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2）09-0119-01

一、质性研究理论基础

在这个观点上，我认为理论基础是一个人潜移默化的知识，可能不能够用清楚明白的话表达出来，但它却在研究者的头脑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内化成研究者本身的个人素养，在应用领域重点讨论没有太多实质意义，随着学科的发展，自有方法论学者对其加以完善。但是在这一点上必须能够清楚明白地与定量研究区分开来，因为二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在综合使用两种方法时是要注意好两者的“兼容性”，因此结合两者的异同来理解。

1.对本体论两者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

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事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不受主观价值因素的影响。在对客体的认识上，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社会现象可以被经验地感知，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认为，社会现实的本质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赋予各不相同的意义。

2.在认识论上的理解不同

实证主义极力推崇经验的作用，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切概念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理论的真理性必须由经验来验证，认为“知识”有其客观的规律，具有可重复性。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否认事实与价值是相互独立的客体，他们认为对知识的认识不是唯一不变的，它是对具体社会文化情境的建构，是参与各方面通过互动而达到的一种暂时的共识。

3.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

实证主义倾向于夸大科学方法的作用，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理论合理性的依据，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而以现象学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则对此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人为万物的尺度，因此应关注人生的价值、意义、态度与理解，关注价值世界，注重情感、创造性的智慧和对生命的感受。而这一切是无法用数学的语言用数据的形式来表现的，只能通过描述性、解释性的语言来实现。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只会导致对人的肢解和心理活动的僵化。

现象学对社会实在的特殊理解、解释，转变了研究者的兴趣，使他们对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对象的“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现象学主旨之一是探求“生活世界”中东西的本质，而本质就是现象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现象中意义的观念。

二、质性研究的实施方法

质的研究关键在于事先很少对研究问题提出具体的假设。在质的研究中，需要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其可能的结果一般并不十分明确和具体，而要围绕这个问题去广泛地收集资料，在对实际资料的描述和解释的过程中逐步认识问题的性质，进而确立一个理论的架构。

1.质的研究方法之观察法

质的研究的观察可分为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参与观察是研究者将自己融入研究对象的活动之中，在观察对象的活动中充当一个角色。在这里，研究者几乎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与研究对象一起从事某项特定活动的一员。

2.质性研究方法之深入访谈

质的研究的访谈与调查研究中的访谈有所区别。调查研究中的访谈是以结构性访谈为主，由研究者事先设计好问题及可能的答案，访谈中按问题的次序提问，被访者一般是选择设计好的答案之一。这种访谈是按量化的思路设计的，访谈的结果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编码和统计。而在质的研究中，结构性访谈并不是访谈的主要形式，常用的两种访谈形式是：1、开放式访谈；2、焦点式访谈。

三、质的研究设计特点

质的研究设计步骤并不像量的研究步骤那样清晰，不同步骤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这些步骤常常有所重叠，甚至几个步骤同时进行。

首先，确定研究问题。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必须确定自己想要研究的特定现象。但是这里确定的问题是预示性问题，仅仅是给研究者提供一种研究方向或作为一个研究指导，它不会像量的研究中确定的研究问题那样明确和直接。

然后，确定研究的参与者。研究的参与者构成了所要观察（访谈等）的访谈对象样本，即研究的访谈对象。几乎所有质的研究的样本都是目的样本，这有别于量的研究。

再次，产生假设。质的研究中的假设是在研究过程中从数据里面得到的。而且随着数据的不断收集，建立的研究假设也会随之不断得以修正。

接着，数据收集。质的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存在于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断地对人物、事件和事故等进行观察，通常情况下还要辅以对某些访谈对象的深度访谈，以及对与所感兴趣的现象有关的各种文件和记录进行考查。再者，数据分析。质的研究中的数据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对于信息的综合，研究者将不同来源（如观察、访谈、内容分析）的信息综合在一起，并把自己的观察或发现有条理地描述出来。最后，做出结论。结论是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得到的，而不是在研究最后才得出。

在质的研究中，设计中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根据其他部分的发展、变化而重新考虑和修改。研究设计是一个自身反复的过程，而这种反复体现于研究的每个过程。

参考文献：

[1]孔德生.《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实证哲学概论》（1848）、《实证政治体系》（1847～1850）和《主观的综合》（1856）.

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2

关键词：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合理性限度；协商精神；制度约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48-05

现代社会道德分化，人与人之间从精神交往到思想沟通都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人与人之间疏离感加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面对当今社会道德分化所带来的道德共识缺失，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借助于当代哲学语言学研究成果，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的商谈伦理学是继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之后道德普遍主义的另一次重要的尝试。探讨商谈伦理的理论内涵，正确认识其得与失，对于我们正确应对现代社会由于价值多元所导致的社会离散方面的问题，有积极意义。

一、以交往的合理性构建社会整合的伦理规范

实现社会整合需要意识形态营造出相应的精神氛围。在以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个人把他们的起源归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以此在他们的神秘的世界观的框架内，证实他们有着共同的宇宙起源，以此证实他们的集体的同一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亲缘结构建立起来的个人角色同一性，同集体的同一性是一致的。”[1]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血缘上认祖归宗在族群内部起到了化解个体之间的冲突，达到社会整合之功效。但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交往的扩大，不同族群之间的频繁接触与日趋扩大的杂居，传统维系氏族成员内部整合的血缘关系渐渐失去了作用。于是，凌驾于各个血缘共同体之上代表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国家就应运而生了。为了减轻国家在社会管理上压力，需要意识形态协助。为此，统治者通过政治权力与形而上学的联姻打造出宗教神本整体主义世界观，以满足这一时期社会整合的需要。然而，由于宗教冷酷无情地扼杀人的个性和窒息人的感望，再加上教会的腐败，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世界观的不满与怀疑。这种依靠宗教世界观来维持社会秩序，实现人与人的社会联合的价值信仰，最终被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尼采的“上帝死了”、韦伯的世界“除魅”，其喻意的就是这种价值信仰的崩溃。近代启蒙思想家彻底颠覆了宗教神学预定的上帝崇拜和超现实的或虚构的绝对价值秩序，从而不仅解放了人本身，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其伟大意义当然不言而喻。

但启蒙运动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宗教世界观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后，用什么替代品来弥补它所承担整合社会的价值功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理性。自启蒙后，在科学理性的旗帜下，西方社会高扬主体性、正名世俗功利性，确实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路高歌，逐渐使现代人沉醉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偶像崇拜”之中。曾经作为现代人解放自身之手段的科学技术，已然成为了现代人追逐目的本身，作为一种工具性价值的科学技术理性，被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成人类的目的性价值。于是“科学技术理性”就被打造成了孕育普遍价值和社会规范的正当性基础，这种“科学技术理性”的崇拜与同样强势无比的发财致富欲望，相互攀援、相互激荡，无情地吞噬了价值理性的合法领地，成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性形态。

但理性的扩张与僭越，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日益增强的数量化与精确化的生产方式，把个体纳入到了高度系统化的组织之中，以解放主体为初衷的理性，结果却造成了对主体的奴役，以推动人的自由为愿望的理性反而成为人压迫人的工具。对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看来理性统驭的世界，并没有像当初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到处飘扬起正义与自由的旗帜，也未建立起永恒的人类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在普遍理性的旗帜下，种种不公正的体制和行为规范却获得了正当化的理由。故此，麦金太尔明确指出，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韦伯也悲叹，启蒙理性一度充满“玫瑰色的乐观”，不料工具理性却打造出一座窒息人性的铁笼把人困于其中。

肇始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近代主体性原则打造的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已经发生了扭曲和误入歧途，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到了“解除理性魔咒”，进入一个以多元为趋向，允许接纳任何差异，向任何所谓的整体与统一挑战的后现代。迪尔凯姆、丹尼尔·贝尔等新老社会理论家也明确提出，现代社会是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追求其各自相对独立自主的规范。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和颠覆尽管发人深省，然而，他们是批判有余，建构不足，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给予社会以有效整合的合理的根基和适当的方法。试想，在人人实行“自我立法”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将呈现出各自独立的价值规范。这种价值多元、规范各异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必然带来的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这就使得现代生活世界的同一性成了问题，进而严重危及到了社会化主体的认同及其社会团结”。[3]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去中心化”的立场，在客观上同日益分化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解构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之后的现代社会，不再需要任何整合社会的机制。为此，孔汉思等人就深刻地指出：“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4]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状，现代社会的发展就会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淖，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风险。

看来，在颠覆宗教神本整体主义世界观之后，为理性重新奠基，为多元社会形构新的同一性，使原子般的单个主体获得共同认同的规范，以避免他们像悬浮的星云飘荡在太空中，就成为思想家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奥托·阿佩尔指出：“一方面，对某种普遍伦理学的需要，也即对某种能约束整个人类社会的伦理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迫切。另一方面，为普遍伦理学奠定合理性基础这一哲学任务，似乎也从未像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那样困难重重。”[5]面对挑战，无疑需要做出与新的社会结构特征相适应的理论创新。

哈贝马斯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的彻底颠覆。他认为批判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使传统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他自觉地捍卫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尝试用新的“实践理性”来为理性主义重新奠基。经过深入思考，哈贝马斯洞察到，现代性哲学陷入主体性哲学范式不能自拔的原因在于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这样自我无法达到与他人的自由理解及与群体的真正认同。如能汲取伽达默尔的“对话与理解，促使世界融合”，抛弃意识哲学主体性原则，改用交互主体概念，是有希望摆脱意识哲学之困境的。故此，他在梳理、批判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基础上明确提出：“在今天，社会团结的力量只能以交往的自决实践的形式而得到再生。”[6]以此为思想进路，他提出了商谈伦理，用“交往理性”即“交互主体性”代替传统的“主体中心的理性”，为价值多元社会的个体寻找通过对话交往实现社会整合。

二、商谈伦理的实现方式——对话有效性的条件预设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其基本问题是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普遍的道德规范能否和以何种方式得以建立。对于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休谟等人持怀疑态度。针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理性一元论，休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事实和价值二者不可通约，我们无法从前者推导出后者。对于休谟等人的否定道德规范客观有效性的相对主义观点，普特南进行了驳斥。普特南反对把事实与价值绝对区分这种作法，他运用事实与价值缠结的“厚伦理概念”解构了休谟价值问题之形而上学基础。阿玛蒂亚·森也认为：“价值和事实之间的二分法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它基于一个对价值判断极为有限的认识。”[7]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指出，片面的从单主体性出发，简单化地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休谟在这一问题上失误的根源。但指出问题并不等于就解决了问题，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如何为普遍伦理寻求依据的确是一个理论难题。

在启蒙运动终结了宗教神本整体主义，崇尚个性自由几乎是所有近现代以来思想家都自觉维护的价值理念。罗尔斯就明确指出，理性的文化多元论必须被看作是现代民主社会里一个永久的特征，“政治自由主义认定民主文化之理性多元论的事实”。[8]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锋芒也针对的是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可以说，肯定个体的存在，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是现代所有伦理学讨论的前提。哈贝马斯型构商谈伦理，脱离不了这一文化背景。因此，普遍伦理的建构无论是回归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努力，还是重构康德传统的尝试，在当今社会多元化的现实面前都注定不会取得成功。那么，哈贝马斯是如何构建他的商谈伦理来解决价值和信念的多元性与伦理要求的普遍性这一矛盾来的呢？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要求个体遵循一种实质性的同一的道德学说。在伦理学放弃对实质性内容的追求以后，如何证成具有普遍意义但又包容个性差异的伦理要求是商谈伦理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康德把先验自我意识和自律作为道德法则的确立基础和检验标准，是基于“独白”式——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缺乏主体间性的思想方法。哈贝马斯反对将理性的正当性建立在个体性的意志和欲望之上，他认为如果将道德观念变为私人领域的个体性选择，便意味着客观统一性的价值标准的丧失。这不仅导致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相分离，而且社会也随之出现“义务与价值约束的分化、道德的正确性与伦理的可欲性的分化”，[9]38其后果将直接引发社会产生多样化的道德价值之间的不相容，进而彼此冲突。

在当今时代，要为社会生活确立普遍的规范基础，必须实现思维方式转换。在哈贝马斯看来，道德法则不是先验的，也不能通过自律来确证。道德法则本质上只能是交往行为的产物，道德认知的关键就是在不同主体间通过相互沟通构建相互承认的道德规范，是不同主体间通过商谈而谋求社会团结和公共正义达成的共识。因此，他提出了用一种以相互承认、相互体谅为前提的道德实践法则来代替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法则。他认为，真正能实现道德普遍主义意图的道德实践，是一种以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交往性的实践，一种商谈性的实践。故此，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普遍规范的来源，就既不同于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也不同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而是基于交往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为商谈伦理构建提供了语言学方面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批判喻示着单个的主体既无法形成一条规则，也无法遵循一条规则，离开与他人的语言游戏和主体间的交流互动，就不可能形成和遵循任何规则。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介入世界的重要方式，只有语言才能本真地表达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

哈贝马斯在充分地吸取和利用上述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语言交往是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语言交往的本质是相互理解，人类的理性是成功交谈的必然结果，语言内蕴着规范得以确立的潜能，理性的统一性就包含在通过语言行为的相互理解而达成的共识之中。“话语共识……对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具有构成意义。”[9]41规范也只有通过论辩话语、实践话语的方式得到主体间的认同方可确立，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义，真理与合理性就潜在地存在于真实、真诚与正当的交谈中，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达成相互理解，形成共识，便有望克服道德分化所造成的困境。因此，他从“理想交往共同体”出发，尝试通过分析人们之间的交谈，为道德共识的形成寻求一个规范性的前提。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在交谈时，不能不有意或无意地接受某种前提和遵循某些规范。在汲取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伽达默尔解释学、皮尔士实用主义语用学和阿佩尔超验语用学成果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建立了使商谈合理化的普遍语用学，旨在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以此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提供一种不同于康德式的从先验的自我出发的道德原则。

通过借鉴阿列克塞的商谈讨论规则，哈贝马斯提出了每一个进入商谈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四项条件：话语的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的权利作出解释、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疑问，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话语活动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的权利；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利，实施调整性的话语行为：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为允许或禁止、承诺或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辩护。[10]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交往主体对所提出的上述四种有效性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的情况下，一种交往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否则，交往行为就被迫中断。这四个条件实质表达了话语伦理的两大基本原则：可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论证原则（D原则）。

可普遍化原则是正义规范的绝对有效性和普遍化的具体体现，是话语实践的重要内容：“每一个有效性的规范必须要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这些可普遍化的可以为每一个自由参与者所分享，满足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而且相对于其他可选择的调节规则而言具有优先性。”[11]这一实践原则规定了在商谈的双方道德义务和责任的普遍性。它要求参与商谈的各方都必须遵守正义原则，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可普遍化原则体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的程序原则，蕴涵着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具有普遍性，此为建立商谈伦理的基础。

论证性原则揭示了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共识赖以达成的主体间性途径，它体现了一切与社会规范的建立有关的人，都应参与到对规范的商谈、讨论当中，共同寻求一致性的意见，在规范形成过程中，每个人的观点和利益都将得到承认和尊重，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包容和理解他人。此外，论证原则体现了规范有效性对参与者的约束力：“一个规范的有效性前提在于：普遍遵守这个规范，对于每个人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负面影响，必须被所有人共同自愿的接受下来。”[9]45它既规定了参与者的职责和义务，同时尊重个体性的选择权利和发展余地，以保持话语实践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普遍化原则与论证性原则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普遍化原则是论证性原则作用得以显现的基础和前提，而论证性原则的作用，则是要保障普遍化原则的顺利实施。

哈贝马斯将普遍性原则与论证原则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把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思想融入商谈伦理学之中，以此营造理想的沟通环境，从中寻求每个交往个体普遍认可的价值和规范。可见，哈贝马斯构建商谈伦理的道德规范并不具有具体的先验性内容，而只是交往主体在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通过民主商谈、交往对话达成共识，以在交往行为中共同遵守程序、规则。哈贝马斯这种将古典德性观念与现代程序主义结合建构的商谈伦理，实现了伦理学上的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

三、商谈伦理合理性维度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为寻求多元社会中的道德共识所做的探索，对于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有积极意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用认识的方式，从意识的角度来建立一种客观的外部道德法则的倾向。在哈贝马斯看来，忽视了从语言交往的角度来建立道德法则，结果往往导致伦理学中的独断论。脱离语言交往去寻求一种至上的道德上的客观法则，非但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且还违背了人性。商谈伦理学将道德的理性基础从意识理性转换到了交往理性，从单一主体性转换到了交互主体性，这就改变了康德经过自我反思而达到绝对命令的独角戏，揭示出内蕴于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的精神，并使之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尺度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现代社会性道德”规范植根于契约基础上。通过对话谋求共识所进行的道德重建尝试，让契约达成有了合理的依据与路径，使契约避开了超经验的环境，回到了现实中来，不仅充分体现了现代价值理念的精神，而且也揭开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在伦理学发展中是一个新的突破。在交往主体利益与观点多元的今天，自由商谈深化了人们对生活的理解，相互沟通使人们对异于自身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更多的宽容。因而商谈伦理对于解决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走出尊重个人自由与追求道德共识相互抵牾的困境相比康德和罗尔斯的伦理学要更切合实际些。

此外，商谈伦理也较好地适应了价值多元与生活多样的时展要求。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社会变迁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导致了统一性道德的瓦解以及道德存在样式的多元化。人际交往中大量自以为是现象出现，道德行为失范、失控现象就会普遍化，从而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冲突增加。过度的多样化与相对化必然使社会陷入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在当今道德分化所导致的道德共识的破碎时代，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日益多样化的今天，要确立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价值标准，就不能以某一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诉求为中心，通过“独白”的方式来进行。道德原则本来就是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的产物。任何一个人或利益共同体都不能无视社会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发展模式当作普适性的真理，这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哈贝马斯在对社会发展走向的深度把握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强调沟通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在人际关系日益恶化的今天，哈贝马斯从公共交往出发为道德共识的形成寻求一个规范性的前提，的确抓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他这一思考对于“道德共识”的重建是富启发性的。

但我们也应看到，商谈伦理学指望借助语言，通过理想的商谈而达到共识，从而建立普遍的道德规范也明显暴露出过于理想化的色彩。认清商谈伦理存在的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它也很重要。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规范原则——普遍化原则，其实质就是理性在多元声音中的统一。问题就在于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多元差异中的统一性，才能达到真正的道德共识。道德不是抽象的观念存在，而是与人们实践活动紧密相联，当代道德分化与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着深层次的联系，道德共识的困境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现象，而是现代社会生活深刻变迁的结果。

在现实的交往实践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现代社会，人作为个体从宗法性、权威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独立个体进入所谓的“物的依赖性”关系中，成为具有独立个性、自我利益、自我意识和自主理性的主体，在利益分化和多元的现实社会寻求道德共识和普遍性的原则，显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诚如麦金太尔所言：“与社会结构性质不同的道德是不存在的。”[12]如无法超越当今社会的四分五裂的社会结构，建立起道德与生活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道德共识形成就缺乏实质的基础。

哈贝马斯把商谈仅仅限定在所谓的生活世界，并把生活世界看成独立于物质生产实践之外。在他那里，语言高于生产，交往高于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原理被交往关系的伦理框架取代，而交往只是用语言逻辑推理出来的、理想化的抽象的人在进行自由对话，忽视商谈是在坚持利益基础上的对话、沟通、协作与竞争的过程，真正对人与人交往起基础作用的生产关系在商谈伦理视界之外。这就决定了他的商谈伦理无法真正说明现实的人的交往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联系在人类活动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商谈伦理可以明显让人感到颇有康德道德律令的遗韵，所不同的是康德把纯粹理性看作是普遍的道德律令的基础，而哈贝马斯则从语言学上为其商谈伦理的普遍原则寻找基础。这也就难怪福柯会将它看成是一个被“应该”的乐观主义召唤出来的幻影。其实，道德共识的获得远非只是通过语言就可以顺利实现的。对于话语伦理缺乏对道德共识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如何生成的现实分析，其设计表现出过于注重先验性、理想性，而对现实性、经验性关注不够之缺陷，道格拉斯·凯尔纳明确指出：交往共同体的设计“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13]理查德·沃林也认为：“在那个领域里，以相互理解为旨归的活动理念恰好是一种虚假的规范。”[14]

在多元复杂社会，伦理共识的达成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其合理的解决只能立足于实际，在生活中培植和积累道德共识的氛围，尤其要重视社会制度方面的作用。罗尔斯指出：“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15]在一个资本精神尚未死亡的时代，资本和权力往往在交往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这种情况不发生根本改变，道德伦理的规范就难以真正起到普遍有效的约束作用，甚至连起码的人类公正也达不到。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道德伦理的规范制定，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使道德共识作为一种内在的真实力量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特别要重视生产在塑造社会关系和通过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公正秩序。如果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设计得明显的不合理，把型构伦理共识的使命托付给语言，指望通过提升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就能解决分歧，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佩里·安德森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当语言在德里达那里，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践踏意义、蹂躏真理、损害道德与政治，并抹去历史”时，哈贝马斯则用语言使历史恢复秩序，人类恢复尊严，保证了道德的基础，培养了民主要素。[16]其实，语言只是人们的交流工具，其本身并不负载道德。重视语言在交往中达成共识的作用，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不能由此而走到过分夸大语言作用的地步。

我们认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将一切现实交往的尺度和规范作为一种理想来表述的前提，只有在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面对当今社会多元化，人类冲突频发的现实，在解决一些矛盾与问题时，我们既需要有弹性、宽容的协商精神，更需要合理的制度约束，在宽容协商对话与制度规范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商谈伦理只有兼顾这两个维度，才不至于流落成“乌托邦”的游戏，它的一些设计才能具有实现意义。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2-24.

[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判断[M].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29.

[4]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5]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57.

[6]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48.

[7]AmartyaSen.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M].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59.

[8]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7.

[9]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重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52.

[11]J.Habermas.JustificationandApplication[M].Cambridge：PolityPress，1993：32.

[12]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5.

[13]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1.

[14]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7.

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3

【关键词】人文关怀亲切交谈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240-02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和重点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的综合教育实践，是一种培养人、塑造人、完善人、发展人的教育活动，有广泛而深厚的人文关怀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等明确要求。这些都是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人文关怀体现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现实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特别是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解放、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是对人自身命运与价值高度关注的精神体现。对学生特别是对那些高职院校里的特殊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尊严与自由、人格与个性，给他们上精神予以人文关怀将是培育学生健康完整的人格，达到校园内精神世界的小康，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

而亲切谈话的神奇魅力在于用情与理的沟通去融化特殊学生心灵上的冰霜，因人而异，完善学生的心智，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完善思想教育的价值取向。

一、高职院校的特殊学生是校园中最需要人文关怀的群体

（一）高职学生的精神现状

我们的高职教育目标虽然已经明确地定位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但是长久以来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偏颇，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还是“层选制”，大部分学生并没有根据兴趣爱好选择接受实用技能型教育，而是一种考不上其它学校的无奈选择，这些高职大学生又是承载着社会家庭高期望值的特殊群体，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我定位高，成才欲望强，但他们的心理发育还未成熟，有些学生会因为学校或专业与原来的愿望不符而产生心理落差，在面临学业、经济、情感、就业等诸多压力时，他们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学生从高三由老师引导的超负荷学习进入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缺少明确的奋斗目标而无所适从，一些独生子女对大学生活的人际交往缺少技巧和信心，造成人际交往的障碍。此外，一些单位在人才招聘时对高职毕业生并不认同，在就业压力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学生产生自卑心理，种种原因会造成他们在处理问题时不冷静，走极端。

从生源类型来看，他们中有高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生、职高毕业生等，他们在专业知识的接受、行为习惯的约束上参差不齐，一些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我们对高校大学生的要求还有差距，学生认定道德纪律约束的必要性，但是在生活中又表现的很散漫，对自身道德行为的要求和监督还不严格，导致道德认知和行为脱节。

（二）人文关怀对特殊学生的必要性

什么是人文关怀？“人”和“文”合在一起往往指真、善、美的某种状态。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它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具体地说，“是对人的显示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特别是人的精神解放、心灵解放、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对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高度关注的精神体现。”而当代高职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主流虽然呈健康向上的态势，但是社会的新思潮、网络时代的到来、经济的转型导致了主体核心价值观发生了动摇，出现了文化的多元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些特殊学生，如违纪学生、有的学生、单亲家庭的学生、心理异常的学生、贫困学生、情感受挫的学生、完成学业有困难的学生，他们有更多的迷茫和矛盾，一方面他们在主流健康价值观的引导下，追求和崇尚正直、务实的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事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另一方面当社会上财富不正常的聚敛、道德败坏等不正之风和生活中的一些酗酒打架、缺少社会公德、追求金钱、一时享乐等思想的负面信息充斥他们的时候，个人的特殊情况使他们心理极其脆弱，更另人担忧的是产生了颓废消极的生活态度，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价值观上又向个人倾斜、向金钱倾斜、向功利倾斜，他们的成才动机与国家的振兴、社会的发展联系不紧密。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价值理想是支撑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精神的理想和原则，这些特殊学生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对他们进行人文关怀是特殊学生精神危机的渴盼，是建设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传统的说教已经不能唤起他们理性、正直、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更需要倾诉，更期待理解，更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情感互动，双向交流。

二、亲切谈话是对特殊学生实现人文关怀的重要途径

（一）谈话沟通可以达到感化和说服的目的

教育的沟通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对思想、政治、品德等信息内容的共同感受和理解融洽感情，避免或消除认识、情感等障碍，在交流中力求达到双方的共识、共鸣，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学生不愿意把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告诉老师，不愿意与老师开诚相见，那么谈论任何教育总归都是可笑的，任何教育都是不可能有的。”“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谈话是双向的，是互动的，只有亲切谈话才能满足这类特殊学生的尊重需要和安全需要，它与灌输教育和压制教育是不一样的，了解学生、尊重和信任学生，真心诚意地爱每一个学生，与他们亲切交流，关心学生的快乐和悲伤，学生才能愿意向教育者倾诉，有事情找老师商量。这样才能使特殊学生与教育者处于同一平面上，给学生说话的机会，让他们主动倾诉，愿意倾诉，教育者在了解他们的基础上，在恰当的时候对他们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哪怕一点点，及时鼓励，引导学生提高认识，形成积极的心理推动力，这是使之心服的人文关怀过程。

（二）亲切谈话可以引导特殊学生自我管理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是在尊重受教育者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谈话，使客体在认识上产生认同，情感上发生共鸣，从而使价值观上发生质的飞跃，思想教育是“做人导向”的工作，这些特殊学生情感有余理智不足，求知欲和识别力相对较低，独立性和依赖性还有着很大矛盾，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不及时，关怀不得当，这些学生缺少可以向之吐露心曲的人，产生了孤独感，内心难以排解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就会产生压抑感和心理障碍，因此教育者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让受教育者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在谈话的过程中，自然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做出分析和评判，在这样的自我评判中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自我调节，从而形成自觉意识，主动进行自我疏导和自我管理。

三、亲切谈话的原则

（一）坚持平等的原则

特殊学生行为比较消极、被动，思想上也容易有偏差只有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情感，尊重他们的人格，才能引导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使之主动配合。

（二）坚持坦诚的原则

人文关怀首先要真诚，有了真情实感，有了尊重、理解、关心，才能把谈话上升到交心的境界。对于客体的一些保密要求，我们要予以尊重，这样才能取得学生的信任，有了坦诚的交谈，教育才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三）坚持及时和经常的原则

谈话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正确的人生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学生的心理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契机，这就要求教育者善于抓住需要沟通的时机，建立长效谈话机制，跟踪服务，既让特殊学生感到温暖和关怀，又不能使学生产生被监督感，建立内在的牵挂，谈话形式可以灵活，但要经常保持，增进理解，预防矛盾。

特殊学生的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成长影响校园甚至社会的和谐、是校园里乃至整个社会最应该关注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校园里的弱势群体，或经济上的，或精神上的，我们在思想教育方面倡导人文关怀最应该把关怀的目光投向他们，研究关怀他们的点子，寻找他们可以接受的关怀办法，采用亲切谈话的方式帮助他们拨开迷雾，又能让他们及时倾诉，减轻压力，避免过激思想和行为的产生，使这个特殊群体的成长与发展、个性与品德得到关怀，从而使他们有生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喜悦，有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健康的人格、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未来社会的种种挑战，以丰满的人性去追求人生的真谛。

参考文献：

[1]《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3]贾高健：《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理论前沿》2000年第4期

[4]伍揆祁：《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

[5]陈志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面子”文化差异商务谈判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47－02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际时常常失误或达不到预期目的，往往是因为交际双方对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缺乏认识。在国际商务交流中，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是不同文化间进行沟通的基本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对彼此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系交友之本。礼貌包括仪容、举止、谈吐三个方面，三者互有区别而又紧密相连。“面子”是礼貌原则中的一个重要而抽象的概念，它不仅代表着尊严、荣誉和威望，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面子”一词源于汉语，被直译成英语“face”或“facework”，可见“面子”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商务谈判中，人们越来越关注“面子”带来的效果及影响。

一、“面子”及其重要性

（一）“面子”的定义

汉文化中的“面子”包括两部分，即“面子”和“脸”。中国人类学家胡先缙是第一位将“面子”这一概念介绍到西方的学者，她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脸”和“面子”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她将“面子”定义为“个人的声望和地位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脸”是指“群体对于符合社会和内在道德行为标准的个体尊敬”。她认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步步高升、由成功和夸耀而获致的名声，也是凭借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积累起来的声誉。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任何时候都要仰赖外界环境”。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个人能否获得尊严要看他是否能在社会中做出适当的行为。“丢面子”则是说话人由于没有做出适当行为而被听话人认为使其处于尴尬局面的状态。

总而言之，我们要认识到两点：首先，在中国文化中，面子代表的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个人的行为一定要符合这种身份和形象；其次，面子是影响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别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情被看成是对个体人际影响度和关系融洽度的反映。在中西文化中，“面子”一词涵盖的意义不同。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更多地强调“集体面子”，这就要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统一。

（二）“面子”的重要性

在社会学和语言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一般把“面子”定义为：“是交际事件中的参加者所互相给予的、互相协同的公共意象。”这一定义既强调了交际中双方所共享的关于彼此间关系的推想，也强调面子的协同。交际者不仅在交际中需要对彼此的面子进行协同，在交际发生之前，就必须对彼此的面子进行推测。

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认为，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但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却能给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不给人面子是最大的无礼，面子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面子比宪法还受人尊敬。现实中，死要面子活受罪者有之，为了面子不惜触犯刑律者有之。

二、“面子”及谈判的相关理论

（一）“面子”的相关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用“面子”来描述表达者或接受者想在互动中保持的自我形象。他认为面子是在特定的人际交往中，个人由于他人对其行为的肯定所获得的正面社会价值，也是个人对于社会赞许的自我意象。

美国学者Brown和Levinson(1987)对Goffman的“面子”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对“面子”的分析采取了简化论的方法，把一个人在公众面前的自我形象简化为一些人性基本、普遍的需要。他们假定社会中所有有能力的成年人都有面子，他们知道其他交际者也有面子，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想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赢得个人形象。他们提出了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的概念。积极面子关联到个人的权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遵循的、正常的、对别人支持和有所付出的交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给别人一个面子；在交往时通常是同意对方的意见，支持对方的观点，与对方产生共识，如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等等。消极面子是面子独立的一面，即消极面子强调交际者的个性方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至少不全部受其所属群体或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念所束缚，而且不强加于人，也不受别人的强制。

StellaTing-Toomey在Brown和Levinson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磋商理论。她认为面子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说话人通过语言或行为获得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自我意象。她根据积极面子需求和消极面子需求提出了四个面子策略：自我积极面子保护、他人积极面子保护、自我消极面子保护及他人消极面子保护。

Scollons认为面子是一个自身相悖的概念，这其中有两层意思：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一方面要参与到交际中并且显示出自己对对方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人们又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立，并且需要对方尊重自己的立场。他们指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这两种状况会同时出现，由此造成一种自身相悖的情境。他们对“参与交流”提出了策略：细心倾听、对对方的话题表现出兴趣、表现出与对方相同立场等。对于“保持独立”，Scollons也提出了策略：猜测对方所需及底限、提出与对方不同观点及对对方使用正式称呼等。

汉文化中的“面子”和“脸”都更接近于Brown和Levison提出的积极面子，因为中国人都希望得到群体的接纳、认可和尊重，而并不崇尚过度地满足个人行为的自由。相比而言，西方文化更注重对彼此消极面子的保护。在社交礼仪中，西方人特别推崇“尽量避免给他人带来不便”这一原则。这样就给对方留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还避免造成尴尬，从而充分尊重了彼此行为的自由。

（二）商务谈判的相关理论

“谈判”(negoti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原意指商务谈判、磋商。今天，这个词的意思是两方或多方会谈，甚至更加广泛的范畴。

美国著名谈判专家Nirenberg指出，谈判是指人们进行互换意见、改变关系和为达成共识而进行的谈话过程。谈判过程通常是由个体代表己方机构或组织进行的。谈判专家WayneBarlow指出，谈判是一种交换意见的技巧，人们利用这种技巧使对方尽量接受自己的建议。谈判惟一的目的是使谈判者最大化地满足双方的需求。Barlow认为谈判的核心就是交换意见和劝说对方，而仅仅提出己方观点是远远不够的，谈判者更多的是需要掌握谈判技巧。一些中国谈判学家认为谈判是指交际双方为尽量满足己方需求和利益与对方进行交涉的过程。这种提议指出，谈判是不同利益体之间为达到双方利益的切合点而进行的交流方式。

三、中美面子观在商务谈判中的体现

（一）中美谈判者对面子的不同理解

中美对待面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这也是中美在文化沟通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的商务文化讲究在“面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有效沟通。“面子”在沟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中国人而言，人要处理两大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自然科学特别发达。中国人最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人缘不好，那么他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例如，在中国，上司都对犯错误的下属传达过一个概念：你给整个部门抹了黑。即便“抹黑”是个人过失，也会被认为是集体的“丢面子”。丢了“面子”便很难再次在集体中树立形象。当遇到谈判对方导致自己“丢面子”时，多数中国谈判人员会认为情景很尴尬，继续谈下去只能是“硬着头皮”地谈，而只有少数美国谈判人员会认为这很尴尬。

在美国商务文化中，“面子”很重要，但不是必要的。美国人“面子”概念的内涵远远小于中国人对“面子”内涵的理解。事实上美国人更喜欢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面子”一词，如形象、自尊、自重、名誉等。在商务谈判中，美国人可以不顾及个人或他人的“面子”而进行有利于自己赢利的活动。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唇枪舌战，剑拔弩张。但是在美国人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谈判场合剑拔弩张，生意背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因为美国人是以任务取向，商务谈判中以维护己方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人眼中颇有“不择手段”的作风，与中国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总之，美国人眼中的“面子”更以“自己”为中心，以对己方有利为基本原则。

（二）中美面子观差异的根源

面子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到文化必然涉及到价值观。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常常习惯于用本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思考判断，忽略甚至排斥异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很容易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中国的价值观是由道家的以及儒家的自然价值观发展来的。儒家文化的核心为“仁、义、礼、智、信”。“礼”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既是社会伦理原则，又是社会政治原则。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指出：面子、命运和恩典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而面子比命运、恩典更有势力。可见“面子”对中国人的生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人都想维护自己的面子。

美国文化则受基督教影响很大。在《圣经》中，没有人在世上可以成为上帝，凌驾于别人头上，而上帝认为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需要他的救赎。这就造成了美国人潜意识中除了上帝之外，人人平等的特点。美国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个体特征与差异，与禁锢思想和压制个性发展的封建观念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促使美国人形成较强的个人奋斗意识和竞争意识。

美国的等级制度与中国以及很多东方国家相比是较模糊的，所以美国人的自我意识比较凸显。在美国，个人自我实现的意识根深蒂固，人们强调自我行为和个人权利的实现与维护，不喜欢对他人事务进行干涉，也不允许别人侵犯个人隐私，所以，相对于中国“融合与集体”的面子策略，美国文化更侧重于“独立与自我”的面子策略。

四、结论

事实证明对面子的不同理解在跨文化商务交往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思想中的面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灵活的概念，而美国人头脑中的面子则与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在礼貌原则上中西方有很明显的不同，跨文化交际中的每一步都受到言语行为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人在交际时，如果不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和礼貌原则等特点，就可能会造成理解偏差。因此，我们应不断研究交往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话原则、礼貌原则、面子交往，以及言语行为等交往规则的文化差异，以便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胡仲文.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贾玉新.与陌生人交际-跨文化交流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刘园.国际商务谈判[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TentativeAnalysisofSino-AmericanFaceCulturalDifferences’EffectonBusinessNegotiation

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5

关键词：两地大学生；社会心态；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048-04

社心态是一个重要但研究成果并不显著的领域，事实上，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倾向，反映的是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1}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同属华人文化，同根同源，但也因分开治理多年，海峡两岸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教育体系等社会发展状况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2009年随着海峡两岸交流进一步频繁，两岸关系也进一步加强，然而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些分歧。而大学生群体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建设者”，对他们社会心态的研究，以及积极地引导和管理，有助于社会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因而以社会心态为视角，针对两岸大学生群体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两地青年的发展现状，同时有助于把握两岸社会发展建设情况，更好的促进两岸地区了解交流和互动。

就目前社会心态研究现状来说，借鉴心理学认知、情感、意志的分类方式，结合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的研究成果，根据近年来我们的社会心态研究实践，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考察社会心态是具有较好解释力的。{2}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文选用深度访谈的方式，分别选取台北3所高校的20名大学生和西安3所高校的20名大学生进行访谈，访谈前后共进行了3期，并具体围绕大学生的消费观、就业观、文化观、社会网络四个方面展开调查。

一、两岸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主要现状

（一）两岸大学生消费观现状

经济作为社会生活很重要的部分，对经济生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在访谈中，我们了解了两地大学生的消费状况以及习惯，主要包含了这些大学生零花钱来源、消费支出比例、对物价的看法、评价等相关问题。台北的同学中80%的零花钱来自于父母，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吃饭和车费，他们对物价的看法是认为台北的物价相对于台湾省来讲是偏高的，同时认为是合理可接受的。在访谈中一位同学这样讲：

“我们觉得物价很正常啊，因为台北算是台湾最发达的地方了，所以物价高很正常，像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花莲和宜兰物价就会低一些了，因为我们主要消费就是吃饭和车费，觉得是合理能接受啊。”

而访谈西安的同学则分歧较大，一部分人认为物价是相对合理的，具体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学校附近的物价较合理而市区内物价比较贵，有的人认为西安的饮食部分物价合理，而旅游景点的物价过高。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物价是不合理的。采访中一位同学谈到：

“西安的物价是较合理的，在学校附近吃饭什么的都还OK，但是要是去市区玩的话，就有点贵了……，如果合理性给分级的话1代表很合理5代表很不合理，我选择3。”

在对物价的可接受程度上，台北学生的可接受程度高于西安的同学，台北学生认为自己生活的社区物价是合理可接受的，而西安同学认为物价有待改善。分析其消费方式，部分原因是台北同学的花费主要用于吃饭，其他消费方式较少，而西安同学不仅仅是吃饭，其他娱乐活动占了较大的开支。而在心态方面，台北学生表示大多会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消费，有钱的话也会买一些潮牌，进行炫耀性的消费，而正常情况都是理性消费。

“在台湾大家的层次分的很明显，有钱的小孩会和有钱的小孩一起玩，没钱的会和没钱的同学在一起，所以消费方式都会差很多，但大家都是在自己的群体中消费，所以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比如我们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比较贵的东西，我们朋友就用聚餐的方式AA来解决。”

在消费方式上可以看出，台北的同学更习惯和自己熟悉的群体出去消费，消费多以平摊的方式，大家接受度高。而西安同学的消费分为校园内消费与校外休闲消费，两者之间消费方式的接受度是不同的，校园消费较为合理，而外出消费则接受度不高。

（二）两岸大学生就业观现状

就业作为大学生与社会衔接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大学生就业态度的了解也能很好地反映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程度。我们的访谈包括了：大学生对就业方向的明晰程度、方式的选择（自己应聘、学校推荐、父母帮助等）、传统的行业还是自主创业、就业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薪水、兴趣、稳定性？）就业压力大小以及看法等。

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台北同学大一大二普遍对就业问题较为模糊，生活重心在享受校园生活上，而大三多数专业会安排实习活动，这个时候他们会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的职位进行实习，而在就业过程中，大部分人也会依据这段实习经历考虑自己的就业方向。也有少数人在入学时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有明晰的想法。比如在访谈中的一位大三女生讲：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我很想在办公室工作，我比较理想的职位就是做行政或者内勤，所以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找办公室的工作，我现在的实习地方就是学校的办公室，我也很适合，以后也会找这样的工作。”

笔者还碰到一位访谈者要自主创业，

“我自己很喜欢逛街买衣服，所以以后应该是想开一家自己的店，虽然还不知道要开哪种类型的店，想法不是很清晰，还在寻找，但是自己以后肯定是会按照自己的兴趣开店的。”

所以在访谈台北同学的择业观中，大部分人坦言会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就业的因素以兴趣、薪资为主。

而在访谈西安同学的就业观中，大家会增加稳定性的考量，比如一位访谈同学：

“我自己比较想考公务员，因为觉得这份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OK，还能照顾父母，兼顾到家庭，父母也很希望我能考上公务员。”

另一位同学也表示在择业过程中，会考量到父母的意见和稳定性的因素，自己的兴趣则排在较次的位子。

（三）两岸大学生文化道德现状

文化道德作为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作用。访谈内容包含大学生对所处社会的看法，社会文化因素，社会问题的态度等内容展开。

在访谈台北大学生ι缁嵴体看法中，大家表达了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台湾是一个很民主的社会，相当的开放。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太过于民主，使得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因为台湾以前受到日本的殖民，所以文化中不免带有很多日本文化的元素，近年来台湾又很喜欢美国的文化，很多东西都仿照西方，感觉台湾的社会太包容了，什么文化都来者不拒，也导致我们觉得台湾没有自己的文化了；同时我们也很民主，什么都要讨论，我们一个捷运可以盖10年……”

他们也表示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台湾人的道德素质在沦丧，尤其是台北都市生活使得人情冷漠，人们不再关心周边人和社会，受大众舆论的影响，缺乏独立思考。

而西安的同学也表示近年来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很严重，食安问题、环境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层出不穷，大家自顾不暇，对什么都战战兢兢。

有趣的是在讨论到处理方式问题上，大多台湾学生将原因归于个人问题，比如食安问题主要是无良商人的个人行为，人情冷淡是部分人，大部分台湾人还是很善良的，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普遍较为平和。而西安同学则认为主要是社会监管不力，很多问题是由于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导致，谈到社会问题时的态度也较为激愤。

（四）两岸大学生社会网络现状

社会网络定义是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actor）的一系列社会联系（socialties）或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s）。{3}对大学生社会网络情况的调查，从侧面反映大学生的社会化程度，以及自主性，尤其要考量的是大学生媒介参与程度。访谈内容包括有：大学生闲暇生活分配、和朋友交往的频率和亲密程度，使用网络及参与网络社区情况。

调查发现台北和西安大学生在闲暇生活分配和交往方式上并无太大差别，然而在网络使用上则有显著差别，台北大学生表示他们并不十分依赖网络生活，其中一位访谈者称：

“虽然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网络和手机，但是我们并不会仅仅用手机和朋友联系，周末我们还是会约出好朋友见面、逛街、聊天，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台湾很流行滑手机，但是过了那段时间，我们还是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

西安的同学则表示网络生活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朋友的交流也主要通过通讯软件，网络交流频繁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少，导致有些关系变得很畸形。虽然坦言这样的方式并不好，但是却有种无力抵抗感。

二、两岸大学生社会心态问题及分析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两岸大学生在社会心态方面有部分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也可以更好促进两岸大学生的了解与学习。

（一）消费观分析

从台北和西安两地大学生对消费的认知情况来看，台北大学生对物价可接受度更高，而西安大学生则存在明显分歧。消费观的调查显示虽然两地在消费过程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分级消费，阶层差异在两个社会中都存在，然而同学们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在深入的访谈中，也进一步发现，当社会中阶层间的流动较为合理，流动机会相对均等时，认知上就会趋于理性，进而在社会情绪上也会比较平和，消费行为较为合理。

（二）就业观分析

台北和西安大学生在对就业观的调查中，影响就业的的主要因素有明显的差异，访谈到的台北大学生普遍以兴趣和薪资作为他们选择工作的重要因素，而西安大学生则增加了稳定性的考虑。这样的结果也受社会认知的影响，当在社会中认识到社会风险较大时，则普遍会做出较为保守的选择，在社会行为选择上也会增加稳定性的考量。

（三）文化道德观分析

从访谈结果分析看来，两岸大学生在这一部分的认知差异较大，两个社会同时面临着西方文化植入，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台北大学生认为西方文化侵入主要原因是由于台湾文化的多元包容导致，认为解决的途径在于增强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每个公民的参与。西安大学生则认为很多社会问题是由于立法缺失，监管不到位，个人不自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的。由于认知的差异，在行为选择上，台北学生主动性和参与度也更明显。

（四）社会网络分析

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网络对大学生的生活无论如何影响都是巨大的，互联网在大学生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大学生的社交生活中，大家对互联网的使用则程度不同。虽然两地大学生都承认网络在社交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子，但是台北大学生在社交生活中会尽力平衡线上和线下的比例，会有一定的时间和朋友线下交流。西安大学生在线下部分的比例略少。同时在社交方式上，两地大学生的交往方式多以吃饭、聚会为主，差别不大，频度和频数以及对象则有差别，台北同学和初级群体的交往更为密切，西安同学则与次级群体接触较多。

三、对两岸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的思考及建议

从两岸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访谈结果来看，两岸大学生在生活方式上和面临的社会问题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差异主要存在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程度以及行为选择上，其中既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待改善之处，总体来说，台北同学的自主性和对社会的参与感会更强一些，但是他们也更安于目前的生活现状，对一些问题缺乏改善的动力。而西安同学虽然自我意识方面有所欠缺，但改善社会现状的想法较为强烈，有较强的行动力。结合社会发展和大学生积极健康社会心态培养的角度来看，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社会层面来看，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社会流动渠道，增强社会流动机会公平性。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将会激发更多青年的自主意识，也能促进他们行为选择的理性化。社会可以提供给青年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比如实地实习等，让青年参与进社会建设中，这样也有助于青年群体社会参与感的提升。

群体层面来看，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增强青年群体自主意识的培养，其次对文化的态度，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同时也应该有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都应以理性、客观、科学的态度为前提，这也是培养青年群体公民意识很重要的一部分。

――――――――――

注释：

①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②王俊秀.“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3（2）.

③王夏洁，刘红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知识链分析[J].情报杂志，2007（2）.

参考文献：

〔1〕甘乐.“2011年中国青年的社会心态”[J].当代青年研究，2012（3）.

〔2〕姜胜洪，毕宏音.“转型期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特点及对策研”[J].兰州学刊，2011（10）.

〔3〕马广海.“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阶层分化与社会心态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4〕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5〕马向真.“基于人口学变量研究的当代中国社会心态观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87，87.

〔6〕潘泽泉，李超锋.“流行语与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10（9）.

〔7〕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1）.

〔8〕王俊秀.“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3（2）.

〔9〕王夏洁，刘红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知识链分析”[J].情报杂志，2007（2）.

〔10〕王俊秀.“中国社会心态：问题与建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5）.

〔11〕王俊秀，钜艘.“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

〔12〕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4）.

谈谈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篇6

一、实习目的及意义：通过社会访谈与观察，了解城中村改造中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而在实习中锻炼自身的社会实习能力及团队配合能力，使书本知识与实习知识先后结合，从而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实习任务：

走进改造中的城中村，观察城中村的相关社区元素、社会现象与社区居民行为方式及其变化情况等。

访谈城中村居民与村务管理人员，了解居民对对社区变迁的个体认同状况，居民之间的关系改变状况以及城中村整体治理状况。

三、实习时间：2012年6月

四、实习地点：石家庄留村、赵村

五、实习课题概况：城市改造中社区整合机制研究——以石家庄市“三年大变样”的城中村改造为例。以质化研究为主，采取访谈法与观察法两种方法收集资料，进而针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文本分析。

六、实习内容：结合城中村改造过程，分析原城中村社区改变状况。进而分析原城中村居民个体的社区认同、居民之间的关系与社区事务整体治理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再探讨城中村改造中认同、关系与治理等三个方面的社区整合机制，最后分析社区整合机制的建构，实现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社区整合。

实习的具体内容：城中村改造中原社区的改变状况;城中村居民对改造中社区认同意识的变化;城中村居民之间关系的变化;城中村社区整体治理状况的变化;综合上述研究，探讨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整合机制。

实习中资料的收集与总结：第一阶段：召开小组成员会议。首先小组成员选定王秀丽为小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小组内的成员及任务分配;然后通过交流与讨论设置访谈问题，选定访谈地点，决定访谈具体时间安排。第二阶段：进入石家庄留村进行实地访谈。小组成员内部经讨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行观察与访谈。结果，经观察与实地与村民的访谈得知留村不属于石家庄“三年大变样”范围之内，所以此阶段宣告失败。第三阶段：再次召开小组内部会议。经过上网等方式，精心选定石家庄赵村为我组第二次访谈地点，并重新设置了访谈问题。第四阶段：进入石家庄赵村进行访谈：此次，吸取上次教训，在小组全部成员进入访谈之前先由两人提前进行了一番了解。此阶段，小组成员分工明确经三次访谈，通过与村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收集了大量事实可靠的访谈资料，实地访谈工作圆满完成。第五阶段：访谈资料汇总。在收集到得资料基础上，经过组员的分工合作完成了资料的汇总，最后交到指导老师——张学东老师处。第六阶段：指导老师检查工作阶段。此阶段老师检查小组工作情况，小组成员随老师到赵村进行了回访。第七阶段：工作总结评估阶段。小组开会对此次实习访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最后撰写实习报告。

七、实习感想：

以下将从学习、生活、人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的收获来综合总结我在此次暑期实习生活中的感受：

第一、学习方面：通过此次实习，深刻了解到城中村改造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而且社会空间——社区也会发生改变。后者的良性改变依赖于社区整合机制，该机制从认同、关系与治理等三个方面，促进社区在整合，减少问题的发生。社区整合是居民个体认同的重构：在原有社区认同受到冲击时，社区整合机制能够有力地促进社区居民个体认同重构，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

社会凝聚力，进而促进社区、社区居民整体地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社区整合机制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关系的融洽：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由于空间关系变革导致居民之间关系地变迁，同时又有新居住者迁入导致居民关系复杂化。社区整合机制能够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社区居民服务，减少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增进居民相互了解与相互融合，促进社区居民之间关系融洽;社区整合还可以促进社区事务整体治理更加有序：由于社区改造使原先由村委会单一管理模式向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治理模式转变，社区整合机制能够结合国家实施的城市社区服务与建设工作，从而有效地推进社区事务治理有序化、规范化、民主化。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才知道现实是那么的复杂，仅从书本知识是难以顺利地走入社会的。

第二、生活方面：在此次短短的实习中，我深切体会到了“生活中处处皆学问”这句话。我们所走访的城中村就近在我们学校周边，以前只知道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然而却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而多留一份心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以后会以此次实习为教训处处去留心身边的一切，从学习与生活上全面提高自己。切实地用心去听听身边的声音，去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