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趋势篇1

1互联网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契机，改变了城乡信息不畅通局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7年1月的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占比达95.1%，增长率连续3年超过10%。而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达到4.69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升至67.5%。手机支付向线下支付领域的快速渗透，极大丰富了支付场景，有50.3%的网民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结算。《报告》显示，农村网民占比35.4%，规模达2.17亿。这说明不到3个农村居民就有1个网民。通过《报告》显示，现在的农村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村落了，不再是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了。现在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很快很方便的获得国家各个方面的政策方针，尤其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例如三农政策，农业技术，农资产品，农产品销路市场，城市务工信息等等。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掌握，农村将大有作为，例如，可以通过互联网开发乡村旅游消闲；开发农村滞销产品；通过信息，企业也可以找到投资新点。可见，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城市信息垄断的局面，改变了农村和城市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可以大胆的预计，随着互联网的更加普及和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必将成为现实，农村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将成为井喷式发展，因此，企业发展要把握这一历史发展机遇。

2互联网改变城乡资源配置不科学流动的模式

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造成了无论在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以及产品的流动都很艰难。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农村资源单向的流向城市，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别难以抹平，这种不科学的单向资源、人才流向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农村的落后和开发滞后。但是现在，互联网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这一切。首先，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和不断开拓空间，给农村提供了创业的空间。电子商务将极大改变农村人才奔向城市的选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回归农村参与开发创业。以前只能在城市里的创业谋生的渠道由于互联网可以在农村得以实行。其次，互联网金融正在转变金融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局面。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具有极大的金融实力，他们在城市发展遇到了激烈的竞争，他们把眼光投放到更加广阔的农村，开展以农村、农业为对象发放贷款。这种金融模式改变了传统的资金都是单向向城市的流动趋势，这种现象无疑巨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村养殖大户、种粮大户、创业创新都是极大的资金支持。再次，互联网快捷，方便的营销方式已经把城市的人正在往农村吸引。现在网上随处可以看到吸引人的假期游，这些旅游地点大部分都是农村地区，农村的乡村游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通过农村的乡村游，极大的改变了农村的精神面貌和环境，这些旅游带来了许多经济收入，极大拉动了消费。

3互联网也给农村社会智力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农村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仅仅带来了经济的全面发展，更为深刻的是改变着人们的思维，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互联网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科教文卫事业以及乡俗民风都带来极大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农村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将给农村传统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和改变的机遇。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农村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农民在闲暇之余除了看看电视，打打麻将也想不出更好的娱乐方式。互联网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现象。通过互联网，农民完全和城市人一样可以接受现代文明的便利，他们可以看网络新闻、在线电视，随时观看电影、电视剧，极大的丰富了农民们的精神生活。农民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充电学习，可以在网上面对面的接受专家教育，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这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极大的方便了农村社会，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将农村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互联网连接的开放社会。传统的管理模式，生活方式，处理问题思路都将被改变，这将为乡村治理带来机遇和挑战。

4企业发展要面对这种发展趋势

互联网改变农村的现实无可争议告诉企业要重新考虑企业发展的未来。城市发展固然好，但农村未来的发展空间更大，在历史上诸多不利的农村因素正在消除，有的还成为未来农村发展经济的亮点。在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下，有眼光、有胆略、有责任的企业更应该把企业的未来投向农村的发展，不要再用老眼光来看待现代的农村社会了。企业可以在人财物上面都考虑农村这个广阔的市场，这种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还有一份社会的责任，只有大大缩小城乡差别，消除贫困，这个社会才能达到和谐。

[参考文献]

[1]时小侬.浅谈融资租赁在服务“三农”中的作用[J].财经界(学术版)，2011(06).

[2]于洋，沈帅.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房地产行业投资机遇简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1(02).

数字乡村趋势篇2

目前，我国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9．27亿户，电话普及率为70．5％；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2．2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6．8％；境内的中文网站达到160万个，其中大部分是个人网站。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缩小“数字鸿沟”的任务依然艰巨。当前，我国政府正积极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加快信息通信业发展，以更好地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信息技术、网络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在信息通信领域，情况也是如此，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数字鸿沟”甚至还在进一步扩大。差距不仅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的发展和覆盖水平上，也体现在社会各方面和公众对信息通信技术的认识水平和使用能力上，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水平上。因此，建设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发展、广泛包容的信息社会，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一、加快发展农村通信，提高普遍服务水平。农村通信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通信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在全国范周内实施了“村村通电话工程”，推动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开发各种适用技术，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全国通电话行政村的比重已达99．5％，29个省份实现了全部行政村通电话；互联网在农村的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全国92％的乡镇开通了宽带。在“十一五”规划中还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基本实现全国“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的目标。

二、加强信息通信技术推广应用，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信息通信技术和业务的不断发展，为我们应对“数字鸿沟”和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手段。比如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发展和应用的前景就非常，广阔。在中国，随着移动电话业务的快速发展，短信等移动增值服务高速增长，电信企业还通过组织研发应用技术、开发专用终端设备等途径，积极参与农业、金融、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建有涉农网站6000多个，电信企业建立了许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农牧民提供农技、市场、劳务、教育、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综合信息服务。在“十一五”规划中，我国政府已将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和支持农村信息化建设列为工作重点，目标就是发挥信息通信技术的潜能和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化进程。

数字乡村趋势篇3

关键词：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中国经济

Abstract:TheChineseeconomycarriedonthelate-1970sandtheearly80sunderruralreform'simpetushasrealizedthelong-termfastgrowth,butrecentforthreeyears,althoughthegovernmenthasadoptedthepowerfulfinanceandthemonetarypolicy,theeconomicgrowthstillfeltweak.Althoughthecitypeoplelivingstandardenhancesquickly,butfarmer'sincomeactuallyhadthedecliningtrend(rainbowtoreflectthispointinviewofcountrysidemarketstrategydefeatfromside).Meanwhile,onceandalsohasthelatentcrisisintheearly90sinthelate80stotheeconomicgrowthmostimportantpromotioneffect'sRuralenterprise,isfacingthewhatcoursetofollowquestion.Thisarticlewantsfromtherealdiagnosisangle,throughtocompareRuralenterprise'stwokindofdevelopmentmodel,willdiscusstheRuralenterprisefuturedevelopmentdirectionaswellastherelatedpolicyquestion.

keyword:SouthernJiangsupattern;Wenzhoupattern;Chineseeconomy

一、背景和方法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

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4．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数字乡村趋势篇4

〔作者简介〕杜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杨柳同志的新著《城乡统筹背景下的产业互动研究》，在缜密的理论梳理和进村入户调查基础上，对城乡统筹下的产业互动发展机理及其在平原、丘陵、山区不同村落的实践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该书阐明，植根于产业分工和关联的产业互动是产业演进的一般趋势。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门类，数字技术又促使原本各自独立的产业部门整合、融合。国外学者将此趋势称为“产业融合互动”。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面临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又面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并存的复杂矛盾，“三农”问题突出。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的国情、农情，提出了城乡统筹、四化同步方略，部署了城乡综合改革试验。该书表明，城乡统筹下推进产业互动发展，顺应了产业演进和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又积极发挥政府作用，实施富有针对性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方针，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循环、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路径，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矛盾，重建城乡发展均衡。该书强调，产业互动是城乡统筹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抓手，城乡统筹则为产业互动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产业互动需要一定的产业发展，也需要一定的地理空间。越是大尺度、厚密度的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的产业越多，产业互动、融合的趋势越明显。在我国农村，有若干自然村落组合而成的、实行村民自治的“行政村”，是农村经济的细胞形态。该书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选取了四川平原、丘陵、山区各1个村进行深入调研，详尽地描述了其产业变迁、现状和走势。表明这些村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缓慢转变之中：粮食、经济作物比重大幅调整，养殖业有所发展；山区村还有个矿点，丘陵村新办了榨菜加工厂，平原村有大小7个白酒厂“两头在外”；农产品销售和农民消费品购买主要通过附近集镇或小商贩进村购销。面对这样的小村庄情势，该书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一个村而言，应当走什么样的产业发展道路？建议是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旅则旅，“一园一业，一村一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搞“大而全”、“小而全”；抓住城乡统筹、四化同步发展机遇，用足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着力推进大农业内部的产业循环互动，拓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进跨村、跨乡镇的三次产业循环互动，寻求城乡之间“接二连三”、“一、三对接”的最佳接口和实现形式。

该书认为，产业互动具有动态性、层次性，能否实现良性互动，除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内在的均衡与非均衡博弈、演进趋势外，还需要外部条件的引导和支持。在城乡二元化结构反差强烈、三农问题突出的条件下，这种引导和支持尤为重要。该书在研究三个典型村的产业发展和产业互动时，总是联系到乡、镇和县、市实施城乡统筹的政策和发展，并在不同层级上考察统筹城乡的地位、任务与推进产业互动的内容、力度问题。

（责任编辑：何频）社会科学研究20145

数字乡村趋势篇5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2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2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2-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TFRt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2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2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数字乡村趋势篇6

1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价指标体系

1．1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估指标的选择及权重的设定

在2008年的全球电子政务调查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从网站测评指标(WebMeasureIndex)、通信基础设施指标(Tele-communicationInfrastructureIndex)和人力资本指标(HumanCapitalIndex)三个方面考察了192个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准备度，且三个指标被分配以相同的权重。其中政府网站准备度指标是建立在“五阶段模型”之上的，即以数字1、2、3、4、5分别表示起步阶段、加强阶段、交互阶段、在线办事阶段以及无缝链接阶段。通信基础设施指标反映电子政务服务交付相关的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主要包括5个方面:每百人Internet用户数;每百人拥有个人计算机数;每百人拥有电话线路数;每百人移动电话数;每百人宽带接入数，各项指标权重相同。人力资本指标包括成人识字率和总体入学率，前者权重为2/3，后者权重为1/3。

1．2本文中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价指标的选择及权重的设定

农村电子政务的本质仍是电子政务，农村电子政务只是相对于城市电子政务而言。因此，本文总体上拟借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有关电子政务准备度的评价指标和权重设定方法，从政府网站、通信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考察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

1．2．1评价指标的选择。

a．政府网站准备度。目前，我国农村电子政务主要是基于县———镇(乡)———村三级体系展开的，县级政府建立统一的电子政务服务平台，县、镇(乡)、村在同一个政务平台上采用不同的级别和权限，实现业务协同和数据的实时处理与共享［5］。另外，目前我国建立政府网站的镇、村级政府数量极少，即使建立了政府网站也缺乏实质性内容，在网站数量上和质量上均难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本文用区县级政府网站准备度作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的第一个测评指标。

b．通信基础设施准备度。2010年的《中国农村互联网使用调查》表明，2010年农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达70．7%，且与农村网民电脑上网的使用率相近［6］。可以认为，手机和电脑是广大农民获取生产信息的重要途径和工具。鉴于一方面缺少关于我国各省农村“每百人Internet用户数”、“每百人宽带接入数”方面的历年官方数据，另一方面，从历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农村互联网发展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一直不高(截至2005年底普及率仅为2．6%;截至2010年12月底，普及率仅为18．5%)，本文在测评通信基础设施准备度时用“每百户拥有的计算机数”、“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以及“每百人拥有的固定电话数”共三个指标来表示。

c．人力资本。农村电子政务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因此，农村电子政务工作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首先要下大力气培育电子农民［7］。所谓“电子农民”，是指要培养信息化的农民，让拿锄头的农民也能拿起鼠标，让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成为信息资源素质较高和具有信息资源使用能力的现代网络农民［7］。可以看出，电子农民除了要具有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外，还要有一定的受教育程度。本文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指标来代表农村电子政务的人力资本状况。本文之所以没有采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力资本指标(包括成人识字率和总体入学率)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本文的研究针对的是我国农村地区，一般来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应是农村电子政务的主要服务对象，为此，本文在考察人力资本状况时将焦点放在了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上;另一方面，电子政务的使用需要一定的信息技能，高中文化程度能够很好地保证广大农民电子政务的使用，为此，本文没有沿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识字率”和“入学率”指标而是选择“高中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人数”。本文提出的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2．2权重的设定。政府网站作为公共服务的电子化平台，是电子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作为电子政务的主要需求者和服务对象，其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子政务的社会效益;通信基础设施起到连接政府网站和人力资本的桥梁作用，是建设和发展电子政务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网站、人力资本和通信基础设施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在已有的研究中并未有统一的结论，为此，本文借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有关政府网站、人力资本和通信基础设施之间权重设定方法，即将政府网站、人力资本和通信基础设施之间设为相同的权重。另外，出于同样的考虑对通信基础设施准备度的三个指标也设为同等权重。

2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价结果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缺少2004－2007年的关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区县级政府网站数据，本文选择我国除了四个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定为2004－2009年。赛迪网(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和中国软件评测中心(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对我国政府网站进行了连续的测评，每年评估指标虽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测评内容都以“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三大方面为主，基本上保持了指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受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委托进行的评估，评估结果具有权威性。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2004－2009年的区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得分［8－13］(每个省的区县级政府门户网站绩效得分用该省内所有样本区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得分的平均值来表示)来衡量农村政府网站准备度的状况。本文人力资本准备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5－2010年，历年);通信基础设施准备度2004－200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2007年，历年)，2007－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2010年，历年)。不同性质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不能对其进行直接加总，为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评价结果

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权重，测算2004－2009年全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各省(自治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以及三大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分别如表2、表3和表4所示。图1揭示了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的发展趋势。

3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分析

3．1全国的总体趋势

由表2可以看出，2004－2009年期间，全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变化区间为0．455－0．556，年均增长率为1．68%，说明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由表2可以看出，本文的测算结果与联合国对中国电子政务准备度的测评结果(中国电子政务准备度2004年［14］为0.436，2005年［15］为0．508，2008年［1］为0．502)大致相当。实际上，近几年，我国农村互联网入户率一直不高，由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所选指标没有考虑农村互联网入户率方面，本文上述计算结果存在偏大问题，如果考虑农村互联网入户率方面的测评指标，历年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应当更小。

3．2各省(自治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变化趋势

从样本省(自治区)的数据看，2004－2009年期间，每年基本上都有9－10个省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6省的水平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每年基本上都有十几个省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这12个省份的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省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各年均有变化和波动。由此可见，中国各个省份农村电子政务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考察期内浙江省一直名列第一，且每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都高于0．800，相比全国平均水平平均高出84．79个百分点;第二，贵州、云南、3省(自治区)几乎一直摆脱不了最后三位的排名，特别是，连续五年倒数第一，相比2004年期各年的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都有所降低，可见其农村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不仅相当低，而且并没有逐年改进的趋势;第三，从各省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江西、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广东、广西、青海、新疆9省(自治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基本上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见表3)，而海南省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见表3)。这表明，上述9省在推进农村电子政务建设方面成效显著，而海南省的农村电子政务进程缓慢。另外，表3还显示，河北、山西、湖南、福建、宁夏5省(自治区)的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起伏较大，呈现出不稳定发展趋势;而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甘肃12省(自治区)的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波动较小，呈现出稳定发展趋势。

3．3东中西部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变化趋势

我国不仅各省区的农村电子政务发展进程不同步，而且还具有区域间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区域间的农村电子政务水平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由表4可见，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属于农村电子政务准备最充分的区域，其历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平均高出31．62个百分点左右;中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稳步提高且发展趋势基本和全国水平持平，但绝对水平仍低于东部地区，历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都几乎处于0．4－0．5之间，最低的2005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为0．426，低于东部地区31．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历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都在0．350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2005年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仅为0．278，低于全国38．22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55．31个百分点(见表4)。由图1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中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发展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同步水平，总体上看处于上升趋势中;东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虽然远高于中部、西部乃至全国水平，但其波动水平较小，上升和下降趋势不明显，处于稳定发展趋势;西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呈现小幅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电子政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4研究结论

本文以电子政务准备度为切入点，设计了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27省(区)2004－2009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价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区)的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对2004－2009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准备度水平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2008年达到了0．556，这表明，在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中国农村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