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分析篇1

[关键词]GIS技术地下水环境问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TU991.11+2[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4）-1-274-1

1引言

近些年来工程建设活动的开展，地下水资源及地下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因此现阶段做好地下水资源及相关环境问题的保护已迫在眉睫。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地下水分布规律也复杂多变，具有动态性、区域性以及时空交错性等特点，这样就给地下水资源、环境的研究、开发、保护等活动的开展带来了难度，因此必须借助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解决，而GIS技术就是近些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空间信息分析技术，由于技术先进、准确性、高效性等优点，在资源与环境领域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而做好GIS技术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也显得至关重要。

2GIS技术简介

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s）技术即地理信息系统，它是以地理空间为基础，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库、电子表格文件或程序中的表格型数据，转换为地理图形显示，从而为研究或管理人员提供多种空间的和动态的地理信息，以利于他们进行结果浏览、操作和分析，并为后期的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提供服务的计算机技术系统。

GIS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地管理具有空间属性的各种资源环境信息，对资源环境管理和实践模式进行快速和重复的分析测试，便于制定决策、进行科学和政策的标准评价，而且可以有效地对多时期的资源环境状况及生产活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比较，也可将数据收集、空间分析和决策过程综合为一个共同的信息流，明显地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及保障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3GIS技术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

由于地下水分布规律也复杂多变，因此GIS技术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时应该包括对水文地质数据信息的管理，综合信息的统计、分析，地下水水量的计算与潜力分析以及地质生态环境、水质的评价等方面内容，以利于研究或管理人员更为高效准确的掌握、分析和评价地下水资源和环境。孔金玲、王文科等人开发建立了基于GIS技术的水文地质空间信息系统，并对河西走廊地下水资源及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评价。该系统主要包括空间数据管理子系统、应用模型管理子系统、空间数据查询与检索子系统、空间分析子系统、数据转换子系统以及系统管理子系统等部分组成。

3.1水文地质数据信息的管理

地下水文地质信息数据的搜集、录入、存储、管理、处理、提取、传递以及输出主要通过空间数据管理子系统来完成，这一子系统的建立为水文地质空间信息系统提供了高效、可靠的采集、处理平台，以为后续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地下水资源、环境分析评价提供支持。

3.2综合信息的统计、分析

地下水文地质信息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等功能主要通过应用模型管理子系统、空间数据查询与检索子系统、空间分析子系统以及数据转换子系统等来完成，通过对各种数据之间以及图片与图片之间的叠加计算，可以实现对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赋存情况，以及地质条件、土壤条件等的综合分析，以为后期资源、环境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3.3地下水水量的计算与潜力分析

在对地下水分析、评价时关键性工作就是计算地下水水量以及水量潜力。通过利用GIS技术，将地下水的区域、动态以及时空参数输入到应用模型管理子系统以及数据转换、空间分析子系统中，通过对各种数据、图片之间的空间运算，可以直接得到地下水水量的补充量、排放量等，继而分析出地下水的动态水量以及水量潜力。

3.4地质生态环境、水质的评价

一般来说影响地下水环境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水质条件、地层条件以及植被存活、覆盖情况，通过利用GIS技术可以形成对地下水环境状况的多层次描述和评价，通过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运输和处理，形成表格或图片，继而为管理和研究人员对地质生态环境、水质的评价提供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

4GIS技术的发展展望

目前GIS技术在农业、林业、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环境资源、灾害预警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GIS技术的应用软件数据端口会更为专业化，以为保证GIS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的准确性，以及同类型同方向的GIS数据交流共享方向提供方便。

目前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及企业的重要任务，GIS在以资源、能源、生产、资金等空间综合配置、优化组合为目的的信息化建设中，定会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其功能也会逐渐由通用管理功能转向资源评估、监督、跟踪分析等专业功能方向发展，逐步支持多源、多尺度、多类型集成应用的软件平台工具的开发应用，从而能够更为科学的接收、处理及分析多种来源、多尺度的地理信息。

5结束语

目前我国很多部门、机构对于GIS技术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还只停留于相关数据、图片的电子化管理，基本没有对各类数据进行过对比分析和运算，因此在对地下水资源、环境分析评价时不能形成准确和统一的意见。而通过将GIS技术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科学的实现了地下水的信息化，从而更为方便相关管理、研究人员对地下水资源、环境的有效管理、评价和合理预测。未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GIS技术在在地下水及其环境问题分析中的应用中会更为专业化，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的准确性会更高，数据交流共享会更为方便，地下水资源的管理会更为统一和科学。

参考文献

人文地理分析篇2

人文地理以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为核心，揭示人类活动的地域空间形态，传达人地协调发展、尊重自然规律、讲求环境伦理道德观念。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高一人文地理复习策略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期末地理的命题特点通过对近年海淀期末地理部分的试题剖析，不难看出其试题命制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围绕人文地理核心主干内容选择“中心问题”，突出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原理的理解和把握的程度。

2、创设问题情境，凸显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原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考查。

3、区域地理与系统地理有机结合，要求考生能运用人文地理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来分析评价某一区域环境中人类活动的合理性或对人类的不合理活动进行反思，从中渗透着人地协调发展的观念。

二、期末复习备考的有效方法与策略人文地理内容虽然具有“多而杂，偏记忆”的特点，但从考试角度看，对其复习也是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探。根据上述人文地理考试命题特点和复习原则，人文地理复习方法与策略关键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抓准人文地理的核心内容(构建人文地理知识结构)，增强复习的针对性。

从总体来看，自然地理较难，但规律性强，容易抓住重点;人文地理容易，但内容分散，很难抓住重点。因此，要运用知识结构法来复习，通过知识的内在的联系，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

人文地理以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为主线，其考查的主干知识(内容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活动的空间布局的区位分析。包括农业发展、工业布局、聚落(城市)形成、交通线(点)建设、商贸活动、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等。

(2)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包括自然资源的类型和特点、资源(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资源(能源)利用问题与环境保护;主要环境问题现状、分布、成因、危害及解决办法;可持续发展概念、原则、模式、案例等。

(3)人口和城市。包括人口增长模式的特点及分布，人口数量、素质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环境人口容量与人口迁移，人口问题与解决办法，城市区位因素;城市地域结构与功能区的合理规划、城市化进程，城市化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4)采用多种方法，多角度掌握中国和世界地理概况。对中国和世界热点区域，要掌握其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分析区域发展的优势条件和限制性因素，探讨区域发展措施。

2、理解基本概念与原理，认清发展规律。

人文地理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区位、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农业布局、农业结构，农业地域类型、传统工业、新兴工业、交通枢纽、人口增长模式、人口迁移、环境人口容量、城市功能区、城市化、城市规划、环境自净能力、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旅游活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人文地理规律和原理，主要包括人口增长变化规律、人口增长模式类型及转变、城市化规律与城市布局(合理规划)原理、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原理、农业生产活动的合理布局原理、交通点线的区位选择、工业的区位选择(布局)原理、资源开发与交通建设原理、旅游欣赏与旅游资源开发原理、旅游景观欣赏要求与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评价、环境问题成因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原理对人文地理学习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3、要运用专题复习法，系统掌握人文地理知识。

人文地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复习应以专题复习为宜，而且专题的确立宜大不宜小。如果专题过小，不仅综合性会大大削弱，而且会显得很琐碎，导致死记硬背现象。

根据人文地理特点可确立的专题有：

(1)区域的经济发展。包括农业的生产活动与区域开发、农业区位条件分析，现代农业选择;工业的生产活动与区域开发、工业布局分析，工业基地与工业带问题，人类活动的地域联系方式及交通运输网中的线和点、交通方式与条件分析等。

(2)人口与城市。包括人口问题、城市区位分析、城市规划与布局、城市化及城市化问题等。

(3)旅游地理问题、大型工程问题、资源开发、资源的跨地区调配、环境问题及保护等。

(4)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等。

三、几点注意事项1、人文地理问题的分析不是孤立的，往往与自然地理和区域地理紧密结合。

2、提高人文地理的得分率除了要加强解题指导外，还要拓宽人文地理的知识范围，增加人文修养也是非常必要的。

3、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和热点，这些问题要特别引起注意。

人文地理分析篇3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弗洛伊德西方文学思潮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人文地理分析篇4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商业；应用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1.04.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Www.133229.cOm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sherry和wallendorf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andmoran（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与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和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sherry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教授，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教授等，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和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博士（2002）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pacounderhill（2000）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sherry，wallendorf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westernelectric’shawthorne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mayo和w．llyod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gardner和w．llyod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research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t．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t．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pascale和anthony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artofjapanesemanagement），terrencedeal和allan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instituteforresearchon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asltman和grant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sherry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carol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universityofwollongong）商学院的kathyrudlkin博士与hemant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universityoforegon）、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ofnorth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of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radoat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003年，annjordan博士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businessanthropology），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根据某些学者的超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首席人类学家，正如近年来新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

人文地理分析篇5

一、情报分析人员的智能结构与需具备条件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情报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文献处理领域也越来越宽，文献情报的选择、加工、存贮与提供过程等服务模式和营销政策越来越复杂，因此，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情报分析人员的知识结构便越来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体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具体地说，为满足社会对于情报的需求，文献情报人员除去服务精神之外还必须具有：(1)广泛的基础理论知识；(2)较系统的分析知识；(3)较深的文献情报资源建设、开发利用的知识；(4)较强的分析吸收和综合各种知识情报的能力；(5)掌握、驾驭各类文献管理、检索和计算机应用之技能；(6)较清晰的语言和书面表达与传递、报导知识的能力；(7)营销科技成果和情报产品的知识与技能。

从事文献情报分析的人员职业类型按其功能可分为这样几类：(1)文献情报分析与数据库加工类；(2)软件开发与文献情报系统设计类；(3)文献情报研究与决策咨询类；(4)文献情报市场开拓与经营管理类；(5)文献情报理论与技术的教育、培训和研究类。

在这五类情报分析人员中，文献情报的技术应用、研究与咨询、经营管理以及理论与技术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是文献情报行业当前急需补充和造就的四类人员，他们是推动文献情报分析发展的主力军。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文献情报分析职业教育的重点。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现对情报分析人员的智能结构和要求作一概略分析。

首先，一个合格的情报分析人员，至少应具备下述两个条件：第一，文献情报采集、分析、存贮、传播和提供利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第二，理解熟悉受教育者所需情报内容，并能与受教育者进行情报术语交流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因此，从事文献情报分析的人员知识构成应是交叉性的、复合型的，其知识结构是一个多元化的动态知识系统。

其次是文献情报人员的智力要素。主要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考力与判断力等。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些要素之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可形成具有一定智力水平的、响应客观事物影响的综合反映能力。同样，从事文献情报分析的人员智力素质的要求中也应具备这五个方面，但还需突出以下两点：

⑴敏锐的洞察力，指对有用文献情报的快速发掘能力和对潜在问题的超前预见能力。文献情报人员有了这种能力才能在大量的文献情报中发现有价值的文献情报，才能对影响全面的或有长远影响的事物变化做出反应与预测。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一个人具备“文献情报意识”的基础。

⑵系统分析与综合思维能力。不论是文献情报开发系统、用户服务系统的筹建、市场的开拓、网络的分析、设计和建设等，还是服务于管理、决策的文献情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的规划预测或评估论证工作，都要求情报分析人员必须具备对客观事物的系统分析与综合思维素质。只有从最初的综合开始，即从一个多元协同系统的整体立场出发，来分析各个子系统(包括相关的外部文献情报流)特征、功能、异同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才能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密切联系，形成有效的“综合――分析――再综合”过程。

情报分析人员具备了这样的思维品质，才能从繁杂的研究对象中分清主次，理清头绪，发现规律。“综合就是创造”――文献情报人员的创造思维就立足于此，这也是情报分析人员智力要素中的核心部分。

情报分析人员的知识结构、智力要素，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必要条件。同时还需要熟练地掌握从事文献情报工作所必须的基本活动技能，即快速、准确地搜集文献情报的方法与能力，运用计算机进行文献情报分析、传递的技术和能力，中外文语言的交流表达能力和编辑能力，较强的公关与组织协调能力等。情报分析人员不经过必要的基本技能素质的训练，是很难胜任文献情报分析工作的。

二、职业教育在文献情报领域的发展历程、体系和形式

职业教育是对在职人员不断进行知识技能补充、增新、拓宽和提高的一种追加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延伸和发展。这种与科研、开发以及生产任务紧密结合的教育形式，由于使受教育者不断提高科技水平、掌握先进技术和发挥创造能力，有效地促使最新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的领域，进而形成国际教育运动和培训制度。

职业教育模式是开展培训和再教育的规范。它既是前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新的培训工作的具体依据。科学的成熟的职业教育模式应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准备、规划、培训实施、成果落实和坚持不懈。这五个基本要素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周期中不可缺少的五个基本步骤。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据统计，全国3850万科技人员中，每年约有40％以上得到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

我国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在50年代初期已初露端倪，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如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先后开办了情报学讲习班、训练班等，首开中国情报学科职业教育之先河，为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全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先例。随后为了更快地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国家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工作性质的各类文献情报分析人员，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进修班、研究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促使职业教育在文献情报领域中有了较大的发展。

200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教育部、人事部、科技部及各省市文献开发、情报分析等单位，就举办各种进修班、培训班几百期，受训人员近万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各高校都在不同时段举行了“情报研究方法研讨班、情报分析处理方法进修班”。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总结我国文献情报分析在职教育的成果和经验，探索并研讨与企业相结合的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模式。

总之，从全国范围来看，对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事业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大提高了从事情报分析人员的素质和分析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文献情报行业的发展。

三、对情报分析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规格与教学体系的建议

情报分析人员是新型的复合型人员。在其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中，应以文献情报技术应用、文献情报研究与咨询、文献情报经营管理以及文献情报理论与技术教育为主要的分析方向，并体现出“博”与“专”相结合的知识系统，在原有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补增现有文献情报工作岗位所需的相关分析知识，不断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强化文献情报资源开发利用和研究能力的训练，使优秀人员脱颖而出。

1.为适应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目标要求，应建立一个多层次、多规格和多形式的教育培训系统。一般可区分为学位教育、等级培训和分析进修三种教学模式。

⑴在职学位教育。对于具有大专文凭的学员，可脱产或在职接受高等院校为成人教育系列开设的专科起点的文献情报分析本科教育，优秀者可获学士学位；已具有本科学历的学员，可在职或脱产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完成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与博土生的文献情报分析教育是高层次文献情报研究与管理人员培养的主要途径。

但由于学员的背景分析不同，其培养目标应有所不同。

一类是持非文献情报分析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因为已具有理、工、医、农、财、经类的分析知识和能力，又有一定的文献情报工作的积累，因而，其培养目标是文献情报的综合分析人员(软科学研究专家或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高级情报经理或顾问)和用户文献情报系统管理专家。

另一类是持文献情报分析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由于他们经过系统的文献情报学科的分析教育，具有较完整的文献情报人员所要求的智能素质。所以，其培养目标是文献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教学人员、文献情报技术应用专家、文献情报机构的高级管理专家以及文献情报理论与技术教育专家。

⑵等级培训。这是非学历教育性质，但层次分明的正规培训模式。

参照技术职称的层次要求，可分成三个等级，一级和二级分别为已具有初级或中级职称的学员，在晋升中级、高级职称前必须接受一定学时的培训教育，取得相应的等级证书。其主要内容是上述四个分析方向有关的分析课程以及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技术的训练。

在二级证书培训中，可设立导师制以利于有业绩、有才华的中青年破格提升。

三级为高级文献情报分析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或中青年业务骨干的专题研讨班，或称研修班。这种职业教育形式是把高级人员自身的提高和文献情报行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或关键性问题)结合起来，并根据学科发展前沿或各地区、各系统文献情报工作的发展规划选择专题，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由专家共同研究，集中解决，既提高了学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又促进了本学科、本行业的发展，并为人员层次衔接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

等级培训模式目前国内文献情报行业还未正式实行。它需要建立较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和政策环境，在培训目标与标准的确立、培训实施细则的制定等方面，还需组织高校教师和文献情报机构专家们共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一旦这种等级培训制度建立，将使我国文献情报人员的职业教育朝着制度化、法规化方向前进。而且，也可促进我国高等院校文献情报分析正规教育的发展，并有利于文献情报学科的建设和提高分析的理论研究水平。

⑶分析进修。这是相对于具有等级要求的正规培训而言的。

具体是指非常规举行的各种短训班、研讨班，或是根据工作需要到高校进修几门课程，或者是以访问学者形式出国研修的随机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在我国文献情报部门已有良好的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得了较大的成绩。

2.在实施文献情报人员在职教育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有的放矢的进行职业教育，补充和更新分析知识。建议：

⑴应立足于人员的知识更新、补充、加深和拓宽，既要适应文献情报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应符合文献情报分析技术人员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的进取心理。根据人员不同知识结构和岗位，举办时间长短不一的综合训练班和专题进修班、研究班。

⑵应重视学员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强调分析知识结构的完善与独创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重。定期或不定期地结合社会需要针对制定计划、规划中的某一重大问题召开学术报告会、专题研讨会。

⑶应注重创造力的开发和创造性思维品质的训练。对于文献情报人员来说，主要体现在对文献情报的洞察能力、选择能力和系统分析与综合思维能力。

⑷担任职业教育的师资，既要有高等院校专职教师，又要有文献情报行业的有关专家，这两类人员的结合，将有利于新型文献情报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⑸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讲授与研讨并重，提倡在导师指导下的研修形式，以培养高智能的文献情报人员，并建立“证书登记制度”。

⑹提倡自学，鼓励和支持不具备规定学历的年青同志参加电大等各种形式的学习；已取得大专学历者职业攻读学士、硕士学位或第二学位，有计划有条件地选送一些青年同志到国内外高等院校文献情报学系，作更高层次的学习或进修。

⑺对于那些已具备中级职称(馆员、助理研究员)者，以委托方式下达合适的研究课题，定要求，给条件，限期完成研究计划，结合实际业务促使其锻炼成长。鼓励中级以上职称的分析人员积极参加各有关学术团体和这些学术团体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开阔视野，启迪新思路，接受新的知识、技术和情报。

⑻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分析性参观、考察、情报交易交流等活动，培养和锻炼分析人员的公关与营销能力。

为了保证上述途径之畅通，组织和动员大家接受职业教育，从而较快地提高各类分析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服务质量，笔者认为在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认真总结和筛选适合于信息社会情报分析人员的职业教育模式，研究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情报市场有关理论和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人文地理分析篇6

〔关键词〕佛教的中国化；祭祀佛教；皇族佛教；民俗佛教

〔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28-07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佛教东渐的历史过程，也许我们会发现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途径，与地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人与地缘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固定性与时间上的流动性，就形成了某一时空里的人文地理。本篇论文，从佛教东渐的视角，试图在汉魏的时间段里，探索佛教分布、扩散和变化的区域性特色，并进行人文地理学分析。

一、汉魏佛教信仰的区域性特色

1.东汉：关东各郡国佛教信仰的特色

（1）明帝时代：佛教信仰的皇族化

据《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再次通过外交途径传入中国，①并受到了博士弟子景卢的采访。〔1〕事隔60余年，汉明帝把对西域的经营也再一次提上日程。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从他的谋臣说他梦见的金人就是佛这件事上来看，②汉明帝政府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是高度关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时，使汉明帝与谋臣的一唱一和有了历史根据。据史料记载，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虽然没有到达罗马，但把东汉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波斯湾头。〔2〕这就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带来了契机：中国的皇帝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需要认识西域佛教。也就是说，认识西域佛教文化，是国家意志的需要。因此，佛教在汉明帝时代的洛阳首先撒下种子，这是完全可能的；东汉政府建立白马寺，优待外来僧人，让他们编译出《四十二章经》，〔3〕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佛教在汉明帝时代成为皇族的信仰，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弟，在宫中时，兄弟俩关系相处得很好，正是有这层血缘关系，佛教也就随着刘英成为楚国的封君，在建武二十八年（52）赴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任所后，〔4〕便从洛阳衍生到楚国。从此以后，佛教便在关东各郡国流传开来。《后汉书·列传·襄楷传》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襄楷是平原隰阴县（今山东临邑县北）人，生活在楚王英后百年之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佛教信仰在楚王刘英以后，就从来没有退出过洛阳以东各郡国，经过近百年的流传，在民间非常普及，才导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现。《出三藏记集》卷13《安玄传》说：

安玄，安息国人也。……为优婆塞，……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佛调又撰《十慧》，并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妙巧。〔5〕

严佛调是在后汉出家的僧人，直接参与了后汉的佛经翻译事业，并有著作流传后世。他是临淮（后改为下邳）人，这就再一次证明，东汉洛阳以东各郡国，是最早形成的汉传佛教地理板块。

楚王刘英先在彭城，后“以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安徽泾县西），虽旋即自杀，但其家人亲属仍在丹阳，尤为丹阳早有佛教信仰之线索。是佛教流布地域已逾江南”。〔6〕这说明东汉皇族佛教信仰已经分布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南阳人张衡作《西京赋》已经提到了佛教的“桑门”专用名词。《出三藏记集》卷6康僧会译《安般守意经序》所说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7〕汤用彤认为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据《水经注·汳水注》记载，梁国睢阳县东北一里“即襄乡浮图也”，严耕望考证为“今商丘近地”。〔8〕

东汉皇族除了楚王刘英信仰佛教以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汉桓帝，为佛陀“修华盖之饰”。〔9〕

（2）笮融信佛：佛教信仰的门阀士族化

佛教在东汉皇族的推动下，伴随着汉末三国时期世家大族的产生，也开始门阀士族化。王仲犖说：“我认为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其实是同义语。”（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2页。）本文所说的世家大族具有血缘性，而门阀士族则无血缘性，即通过凝聚起来的社会实力派。这是因为，在中央政权日趋衰落，地方权利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地方官要想从世家大族那里吸引出来民众，就要想方设法找到吸引民众的东西，才能壮大地方势力，形成新的门阀士族，与中央政府抗衡。就东汉末叶的历史而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形成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这种与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最早出现在汉献帝时期的彭城国、下邳国和广陵郡（今苏北地区）。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经下邳国至广陵郡为汉代东南运河线”，即所谓的“三郡委输”。〔10〕这条汉代苏北运河线，实际上是佛教在中国最早门阀士族化的地理版块，与地方官员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云：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希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11〕

这段文字表明，在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戚轮流，严重弱化了中央政权（皇权），导致了社会紊乱，在地方上除了血缘世家大族和军事集团以外，又有了另类门阀士族的出现，即宗教门阀的出现。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34—156）在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创立“五斗米道”，设立“义舍”。所谓的“义舍”，大概是一种托名于“供道”的租米制度，〔12〕以吸引道民。汉灵帝（167—189）时，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张角创立太平道集团，“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的方式布道，仅10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13〕丹阳人笮融，与张陵和张角不同，在汉献帝时期，皇权极端微弱的情况下，干脆“坐断三郡委输”，挪用公款，创建寺院，铸造佛像，组织民众，“课读佛经”，在每年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吸引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方式，“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形成佛教门阀士族，促使佛教信仰由皇族下移世家大族，扩大了佛教信仰的范围，标志着佛教信仰朝着门阀士族化的方向发展。

（3）东汉末年：佛教信仰的士大夫化

在东汉末年，儒家文化独尊的一极格局被打破，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为西域佛教高僧来华，自由传播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以翻译佛经的方式，或依附于皇族和地方实力派，或隐居民间；另一方面，洛阳以东各郡国，诸如颍川郡、平原君、南阳郡、会稽郡的知识分子，受楚王刘英和笮融信仰佛教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开始与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译佛经。据《梁高僧传》记载，洛阳在汉明帝时代有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与本土知识分子蔡愔和秦景合作，编译出了《四十二章经》，〔14〕成为汉传佛教第一部佛教圣典。汉桓帝时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在洛阳学习汉文化20年，翻译出佛经35部，41卷，经今人考证，现存22部，26卷，〔15〕得到了本土知识分子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的青睐，〔16〕并在中国传播开来。汉灵帝时期，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吸引大月氏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籍，支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娄迦谶介绍的大乘佛教学说传播到了孙吴，对孙吴皇族佛教有所影响。〔17〕

基于上述，佛教在东汉皇族的驱动下，士大夫与西域高僧密切合作，在洛阳及其以东的郡国传播开来，并波及到豫章、浔阳、会稽等地（现在江西、浙江省）。〔18〕

2.曹魏时代：洛阳和建业的皇族继续信仰佛教

曹魏建国以后，继承了后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魏书·释老志》说，魏明帝（227—239）在洛阳大起浮屠。〔19〕魏文帝（220—226）的胞弟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据《高僧传》卷13记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20〕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曹植命运坎坷，封地多次变迁，但都没有超出东汉末叶洛阳以东各郡国的范围，使该地区的佛教信仰更加普及。

孙吴在江南立国以后，也继承了东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佛教继续在孙吴皇族上层传播。严耕望说，孙吴建国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维祇难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译出了《法句经》。〔21〕后迁都建业（今南京市），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建业。《梁高僧传》说，支谦在“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22〕《梁高僧传》又说孙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在这里译经说法30余年（247—280）。〔23〕

孙吴时期的康僧会，汉化程度比较深，据汤用彤研究，康僧会“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佛教也。……僧会《安般》、《法镜》二序，亦颇袭老庄名词典故。而同时有《阴持入经注》，读之尤见西方中夏思想之渐相牵合。”〔24〕

另外，东汉末年的牟子，是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避趾（今越南境内），深受该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后返回苍梧郡隐居不仕，在孙吴初年，著《理惑论》（37篇），用佛教理论汇通儒、道各家学说，〔25〕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著，开辟珠江流域佛教地理板块。

3.长江流域：佛教信仰的草根化

（1）长江上游：摇钱树祭祀在川西北最早草根化

东汉末叶与蜀汉之际的四川佛教，是民间道教化的产物，即把佛教作为祭祀亡灵的工具，这与皇族佛教的信仰不同，皇族佛教是把佛陀（浮屠）与黄老并祀，祈祷现实幸福生活，①而主要流行于川西北的这种祭祀亡灵的佛教，是民间道教与大月氏商人佛教信仰的有机结合，①使佛教信仰首先在川西北草根化。这也说明，后汉治蜀的地方官员与蜀汉的皇族没有直接参与佛教信仰的移植活动，导致了佛教没有在蜀汉上流社会传播开来，主要在川西北的民间自发式传播，并向川北、川东方向的民间社会下移。兹表列如下：

二、汉魏佛教信仰的人文地理学分析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东地区：佛教信仰雷同于神仙和黄老信仰

如果我们把先秦文化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考察的话，伏羲在陇西画八卦，创立了易学，被周文王和周公发扬光大于关中地区。周公又在关中奠定了礼乐文化传统，成为培养贵族子弟的“官学”。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周平王迁都洛阳，关中官学衰落，礼坏乐崩，学术东移，关东学术勃兴，孔子创立了儒学，“隐君子”老子创立了道家学说，战国方士又创立了神仙之学。从此以后，儒学、道家之学和神仙之学（后被道教和佛教取代）在汉唐之际互融互补，使汉唐文化蔚为壮观。

钱穆认为，“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言，较东方远为落后”。秦人的文化措施，“大抵袭自东方”。〔26〕东方的齐、燕，战国以来，盛行神仙思想。在秦始皇时代，神仙思想曾影响到关中地区，秦始皇、汉武帝皆好神仙，实际上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好神仙遗风的继续。就是西汉初年的儒学，也和神仙思想相近，“伏生传《尚书》，本重《洪范》五行，言灾变，与封禅、符瑞之说相通”。〔27〕可见，汉武帝的好神仙，是秦汉之际神仙学说和黄老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奠定了两汉皇族祭祀黄老的传统。据钱穆研究，汉武帝郊祀的表面现象，似乎是“远追三古盛时之礼乐者，就实言之，特六国晚年以来方士之余绪，固与贾、董诸人所唱以古礼乐为教化者远矣”。〔28〕也就是说，汉武帝把祭祀活动作为“兴古复礼之尤要者，当推封禅与改制”。〔29〕“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欣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30〕东汉的皇帝喜欢祭祀黄老，这是汉武帝祭祀天地（封禅）为教化传统的继续，“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31〕自汉明帝时代起，东汉皇族的祭祀活动，又增添了祭祀佛陀活动，直接导致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乃至江南、华南的士大夫佛教信仰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信仰已经融入中国上流社会。但最基本的特色，是一种道教化了的祭祀佛教，正如周叔迦所说：

自汉明以来，迄于魏、吴，虽有斋忏，事同祠祀，虽知沙门持二百五十戒，而无归禀之仪。〔32〕

这是因为，在东汉时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执政，皇权严重弱化。尤其是外戚，往往把皇帝青少年化，借以掌握政权，小皇帝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外戚和宦官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东汉末叶皇帝命运的多变性，加剧生活在外戚和宦官对峙的夹缝里的皇帝的危机感，他们想通过祭祀黄老、佛陀的方式，减缓政治压力，获取现实生活的平安，在大起大落的上化险为夷。而长江流域的草根化佛教信仰，与皇族佛教的此岸性恰恰相反，突出了彼岸性。所以，皇族佛教信仰的特色，主要表现在重生的信仰上，这是齐、燕神仙信仰的翻版。

2.长江流域：佛教信仰雷同于民间祭祀

鬼魂观念是人类最早的宗教观念之一。考古学者发现，在距今约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里，从死者身体四周撒有赤铁矿粉的葬俗推测，山顶洞人已经有了鬼魂观念，〔33〕并逐渐演变成氏族社会和夏殷周三代的祖先崇拜。《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4〕这说明殷人重视鬼神祭祀活动。据牟钟鉴和张践研究，“殷人重鬼，不仅将大量生活用品随葬，而且大搞杀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周代重人，杀殉逐步减少而代之以佣，随葬品也大为减少，更重视丧礼的仪式性和情感性”。〔35〕汉人重视《礼记》，规范了儒家祭祀祖先活动。《礼记·曲礼下》说：“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36〕《礼记·王制》说：“庶人祭于寝。”〔37〕《通典》第48卷对“庶人祭于寝”解释说，“寝，适寝也。祭法曰：‘庶人无庙，死曰鬼。’”〔38〕

长江流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人的辞赋，其学与齐之黄老阴阳实相通。其言神仙，则《远游》。言鬼物，则《招魂》。言宇宙上古，则《天问》、《离骚》。南人之有《楚辞》，犹海疆之有黄老阴阳也”。〔39〕由此可知，长江流域民间的鬼神信仰源远流长。汉武帝的鬼神信仰，在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家地推波助澜下，则日益根深蒂固。钱穆说，司马相如“游于梁，交诸词客，盖兼涉齐、楚两派。其为《子虚》、《上林》，亦以齐、楚对言。而武帝内廷文学侍从之臣，亦不越齐、楚两邦籍”。〔40〕到了东汉末年，长江流域的鬼神信仰非常普遍，举例来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在汉顺帝（126—144）时入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北25里处的鹤鸣山，〔41〕创立“正一道”，俗称“五斗米道”。道安在《二教论·服法非老》里指出，“三张三张指的是：张陵，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之鬼法”的大致情况是：“或禁经止价，或妄称真道，或含气释罪，或挟道作乱，或章书代德，或畏鬼带符，或制民输课，或解除墓门，或苦妄度厄，或梦中作罪，或轻作妄佞。”〔42〕佛陀被看作神灵，是在汉魏之际，由大月氏商人，经河西走廊或青海羌人聚居地区南下入蜀，成为正一道化的神灵之一，正一道的神灵名目繁多，据《正一法文经章官品》记载，有120种神灵，主要有：“玉女君”、“无上方官君”、“无上天君”、“九天君”、“九地君”、“在郡侯君”、“九玄察炁君”、“无上万福君”、“北都君”、“北上君”、“北天君”、“太平君”、“六丁六甲玄天君”、“扶清太一公华盖君”、“赤天万灵君”、“盖天大考将军”、“玄都君”、“天公君”、“天官五行三五七九君”、“天官五行君”、“地官五行君”、“天五行平君”、“地五行君”、“八卦玄天君”、“太阴君”、“阳方君”、“太黄太极君”、“太素太始君”、“太玄君”、“三炁阳元君”、“五千玉君”、“明堂绛室君”、“解厄君”、“五谷君”、“万里君”、“骆驿门监市君”等等天君神官。（请参阅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版）第1卷，第173页）。专门负责“左道余气墓门解除：春秋二分祭窖祠社，冬夏两至记祠同俗，先受治录兵符社契，皆言军将吏兵，都无教戒之义。”〔43〕的“鬼法”，演变成慰藉鬼魂的摇钱树祭祀、佣祭祀和魂瓶祭祀。这是大月氏商人的大乘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信仰与汉族及其土著祖先崇拜信仰的有机结合，大月氏人就这样从文化上融合在长江流域的汉族之中了，长江流域的祭祀祖先仪式就这样从信仰上佛教化了，突出了儒家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44〕孝文化的特色。

3.河陇地区：佛教犹如过眼烟云

河陇地区，是对古代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的简称，东西长约1600余公里，南北宽约数10～100余公里不等，西连西域（今新疆乃至中亚），东接关中，南邻巴蜀，是“连接古代东西方世界文明的桥梁”。〔45〕陇右在先秦是西戎民族的乐园，后逐渐被秦人融合，最终归化秦国。河西走廊和黄河以西的陇上，在战国到西汉初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大月氏游牧地区，后被匈奴占领。汉武帝时代，河西走廊和河西陇上，成为汉族移民区，汉化程度不深。再加上胡汉战争时常发生，社会处于军事管制之下，大月氏民族东归时，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他们信仰的佛教，也成为过眼烟云，在这里没有留下什么印痕，只有到了西晋时代，竺法护才在河陇地区竖起了佛教文化的里程碑，把河西走廊和陇右变成了连接西域佛教和关东儒学和道教的“黄金纽带”。

三、结语

汉魏时期的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以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为皇族和士大夫佛教信仰的地理板块。由于皇族的信佛，促使佛教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开来，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译佛教经典，著书立说，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融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经难以分辨出是外来文化的因子了。

长江流域是东归的大月氏人信仰的佛教和汉族平民祖先崇拜信仰互融互补的地理板块，佛教在这个东西漫长的地理板块上，以上游的摇钱树祭祀、中游的佣祭祀和下游的魂瓶祭祀相适应，通过草根化的途径在民间社会蔓延开来。

尽管河陇地区西连西域，东接关中，南邻巴蜀，但从西周，直到汉武帝时代，这里一直是西戎、匈奴和大月氏等游牧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肤浅，所以在汉魏时期，河陇没有成为传播佛教的地理版块，而是汉文化西传、扎根，并逐渐普及的地理板块，此时此刻，佛教在这里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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