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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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人类学研究方法篇2

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学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二)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三)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四)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五)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六)对现代化之前的政治制度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证、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透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它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一)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二)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三)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四)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这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地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此，我们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其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改变的，即政治学者始终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政治。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和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它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做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籍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它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它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做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它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做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做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抑或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都要求我们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是缺乏历史深度的。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已的研究，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鉴，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就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它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人类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管理研究方法；科研能力；课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8-0080-02

为了提升管理类研究生的创新研究能力，规范学位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撰写水平，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为管理类研究生开设了《管理研究方法》课程[1]。笔者基于近年来在华北理工大学多年讲授《管理研究方法》的经验和体会，提出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以提高管理类专业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水平。

一、开设《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为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开设《管理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理由如下：

1.管理类科学研究及论文质量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通过调阅管理类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中期报告、学位论文，现场评阅、研究生和导师座谈发现，管理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存在质量不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选题质量不高。一项好的管理类研究应该符合重要性、创新性、可行性和合适性的标准，其中重要性和创新性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大量的管理类学位论文存在重要性和创新性不足的问题。许多研究生未能区分研究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区别，提出的研究问题不具有普遍性，写出的论文类似于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部分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理论深度不高，严重缺乏理论价值；也有的选题有一定理论价值，然而现实意义不足，导致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大部分学位论文存在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千文一面，研究问题的选择及研究方法或理论的应用缺乏新意，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较多。（2）研究方案不合理。调研发现，许多研究生不知道如何撰写立项依据和文献综述，不了解现实背景、文献回顾及述评、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方案难以体现出研究问题聚焦的过程。调研还发现，数据导向型的研究方案过多，假设导向型的研究严重缺乏。一般而言，研究假设是研究方案的核心，研究方案中应明确提出待验证的研究假设，研究方案主要围绕如何提出和验证研究假设来展开。未明确提出研究假设，导致研究缺乏清晰的思路和系统的分析框架。部分研究生未能深入了解调查研究法、实地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的适用条件、基本要素和操作步骤，难以选择出最适合自身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导致研究方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论述过于简单，甚至出现错误。（3）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过程不够严谨。部分研究仅应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未能对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或未进行定量测量。某些研究选择或研制测量工具的过程和方法不够严谨，未对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进行科学验证。部分研究存在研究对象的纳入排除标准不明确，抽样方法不合理，样本量不足，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不规范等问题。有些研究类似于文献综述，主要以综合和归纳别人的研究观点为主，缺乏基于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4）论文撰写不规范。调研发现，管理类学位论文结构不统一，章节内容的安排过于随意。许多论文在概念的应用上存在不规范现象，比如未清晰界定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概念前后应用不一致，偷换概念等。论文的语言文字表达不符合学术规范，不清楚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的区别。部分学生不能正确选择和应用统计表和统计图。调研还发现，部分论文存在复制比过高的学术不端问题。

2.《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有利于提升管理类研究及论文的质量。（1）有利于管理类研究生规范地开展研究和撰写论文。通过《管理研究方法》课程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案设计、概念的测量与操作化、研究假设的建立、理论建构、资料收集与整理方法、定性与定量资料分析方法、研究报告的撰写与评估等环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熟悉管理研究的原理、逻辑策略和科学程序[2]。因此，通过该课程的学习，管理类研究生可以学会规范开展管理类科学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科学评价管理类研究成果。（2）有利于提升管理类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其中管理创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开设对于培养和提高管理类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从事管理类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管理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师的学科背景影响了教学效果。目前，许多高校在开设《管理研究方法》时，通常不分专业，甚至是公共管理、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生一起授课。这三个学科有着显著差别，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学科背景不同，授课老师往往仅关注于自己所在从事的学科领域，对其他管理学科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

2.学生的统计学知识基础较差使得教学工作难以有效开展。作为基础课程，《管理研究方法》课程往往在研究生的第一学期开设，而该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需要用到一些统计学理论、方法和统计软件的基础知识。然而，由于许多管理类研究生是跨专业考取的，在本科阶段没有系统学过统计学知识和软件，导致学生学习《管理研究方法》的部分内容较为吃力，比如针对不同测量层次的变量如何正确选择统计分析方法[3]。

3.传统的教学和考核方式较为单一。在课程教学中，许多学校仍然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过于重视理论教学，与研究生在实际研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结合不够，未能形成师生良好互动的局面，导致授课质量不高。另外，课程考试主要采取闭卷考试，难以对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水平进行科学和客观评价[4]。

三、《管理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

1.组建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团队。应聘请管理类研究经验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的教师担任主讲教师，组建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团队。在注重通用的管理类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要考虑到各学科的差异，应安排一定学时请各学科中研究经验丰富的教师对其所属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进行讲解。此做法既可以避免授课教师学科背景单一性所带来的知识面狭隘问题，又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2.教师将科研与教学工作相结合。为了提高学习效果，任课老师应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应将自己的科研经历和体会介绍如何正确选择和应用各类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还应该认真分析往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总结学位论文中常见的错误和问题，并将其融入到授课内容中，以避免研究生今后再发生同样的错误。

3.预先开设相关基础课程。为了提高《管理研究方法》课程的授课效果，研究生应掌握一定的《应用统计学》、《统计软件及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在制定管理类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时，应优化课程设置，注意各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前开设统计学相关的课程，或引导学生自学相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具备学习《管理研究方法》的基础。

4.精选授课内容。授课内容一般按照管理研究的步骤和程序来组织，主要包括选题与文献综述，研究设计，测量、操作化与抽样，研究方式与资料收集方法，定性、定量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论文写作。在此基础上，应该增加管理研究的基本要素的授课内容，尤其是理论要素。此外，应将选题、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及项目计划书和论文的撰写作为教学重点进行讲授。

5.引入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应引入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1）案例教学法。选择经典的管理研究论文，进行管理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讲解，与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如何将一般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2）参与式学习法。可尝试在课程的早期引导学生设计一个研究选题，并贯穿整个课程的始终，主要包括文献回顾与综述，调查问卷或量表的设计与评价，调查对象的选择、抽样方法及样本量的确定，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方法的应用。让学生参与每一个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整个管理研究的各个环节及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3）文献评价法。指导研究生查阅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既往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并给予客观、中肯的评价，提升文献综述和利用文献法选择研究问题的能力。

6.构建管理研究方法的实训平台。为了学生能在实践中掌握各类研究方法和技术，应构建完善的管理研究方法实训平台。为了更好地掌握调查研究法，可考虑建设由平板电脑与面访管理系统组成的实训平台，通过教室内实训、室外实践的方式，使学生掌握问卷设计、结构式访问和质量控制的知识与技能。配备8～10人圆桌、投影仪、白板、录音笔等设备，使学生在实训中掌握专题小组讨论、选题小组讨论、头脑风暴法、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个人深入访谈的方法和技术。购置Endnote软件，使学生在实训中掌握文献研究法的应用。通过NVIVO软件、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的应用，使学生掌握各种定性和定量资料的分析方法。

7.改革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课程考核应打破传统的闭卷考核模式，比如要求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设计一份管理类研究项目的计划书，项目技术书的结构和内容参照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项目申请书，要求将项目计划书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并进行现场汇报，由授课教师制定评判标准，然后由授课教师和研究生组成评委进行对项目计划书进行打分。这样考核的好处是激励研究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研究问题的选择和项目计划书的撰写中，还能让其他研究生学会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管理类的科研项目。

参考文献：

[1]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吴金南.研究生管理研究方法论课程教学探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3）：91-94.

人类学研究方法篇4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http://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尊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正确地认识这种历史机遇和发展趋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就进入了一个理论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即一方面当代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类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些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或世界有关民族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具体运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有必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尚处于简单模仿的状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至今在中国人类学界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学派；更没有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将会由目前的初期阶段向着成熟兴旺的方向发展。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将会由浅入深并取得较大的突破。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曾形成了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从古典进化论到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社会事实、特殊价值、社会功能、适应机制、深层结构、象征符号、认知模式、实践取向、族群认同、社会性别、表述方式、变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风格特色，对世界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研究的深入与否，成了当代中国人类学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的研究尚停留在翻译介绍和简单模仿的阶段，离深入分析、广泛运用和开拓创新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和中国学者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方不同学派的人类学理论虽然各具特色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人类学发展史所显现的那样，西方人类学每个重要学派的理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以致当某一个理论学派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也就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类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长期支配整个学术发展的格局而经久不衰。这种现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启示，即只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赋予的机遇，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就可以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本人在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尽管当代西方的一些象征人类学大师提出了不少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假设，并开辟了一些与象征有关的研究领域，但至今为止，也没有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更没有在涉及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各个具体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分析框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并可以填补空白或突破的薄弱环节。只要在广泛搜集世界各民族相关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空白或薄弱环节开展深入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是完全可以在象征人类学理论构建方面有所建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预见，只要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在不久的将来，一批在深入研究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并开辟新领域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著作将会陆续问世。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是一种深化和突破，而且还将对当代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将中国学者有关人类学理论的研究融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使得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在涉及到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存在和影响力，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

第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将会形成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曾是中国几代学者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众多的中国学者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相应的研究，但是目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而在具体实践上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还不能非常熟练或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本土文化现象；其二是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比较肤浅，在学术界既熟悉西方人类学各派理论同时又深入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并掌握中国传统理论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但是，随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将会涌现出一些能够同时融汇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的有识之士，在综合运用中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要么以中国的个案实例来证伪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要么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与西方人类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假设；或者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论、天人合一论、和谐论、礼制论、儒学人类学、道教人类学等等，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真正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到那时，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不仅将对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学者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本国传统理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被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学者所仿效，在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第三，随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一批具有多元化取向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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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同理论学派的形成，往往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构建上的贡献http://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的某一方面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之后，在其周围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以其本人为中心的学术群体，或者是其本人的学生，或者是受其影响的其他学者，在其开创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种理论方面继续开展研究，将其理论取向和风格特点延续下去，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以上这种理论学派形成的特点将会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人类学理论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即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以某些著名人类学家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取向为中心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学派。其中既包括具有西方人类学不同理论取向的学派，也包括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学派，还包括同时兼具西方与中国两种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产生争鸣和正常的竞争，共同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向

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当代中国学者采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曾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主，以文献研究和跨文化比较为辅的格局，其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虽已开始被部分学者所吸收和仿效，但要么只是零星地出现，要么就是刚刚开始有人提及，还未进入实质性运用的阶段。另外，因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功利主义和恋土情结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符合学术规范或与当代国际人类学基本要求有着较大差距等缺失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学者人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原先那种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单一化和不规范的状况将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逐步向着综合性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

第一，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将会被中国学者综合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前中国人类学家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时还显得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往往只是单独地使用，加上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田野调查时间短暂、文献研究方法不到位、跨文化比较方法运用不广泛等等，其结果就是导致学术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类学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将会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其一是许多新近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影视拍摄方法、计算机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参与式评估方法等将逐渐被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具体实践中所广泛运用，成为众多学者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其二是某些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民族志写作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规范化和较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部分高校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某些博士生，因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科研经费的支持，在导师的安排下从事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其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随着部分高校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人类学、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也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学者们所广泛运用，如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系、婚姻家庭、政治组织、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跨文化比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资料数据库也将会随之建成，为中外学者开展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其三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开展某些重要科研项目的过程中能够熟练地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在开展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田野调查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影视拍摄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使其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过中国学者们的努力，兼有国际性和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会在众多学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和重大的影响。

第二，原先那种中国人类学学者田野调查范围跨不出国门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曾形成了田野调查范围难以跨出国门的封闭状况，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类学家与国外人类学家的交流和对话。但是随着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种状况将会为中国人类学学者跨出国门从事国外民族的田野调查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另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为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打开了方面之门。由于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再加上中国学者逐步克服自身的恋土情结，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跨出国门的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在未来的30年间，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形成一个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有关民族为重点，以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开始尝试着在这一方面作出回应，即将部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派到中国周边的有关国家或地区，以当地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写作自己的学位论文。这种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开展田野调查的现象虽然现在还形不成规模和气候，人们所能到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相当有限，并具有试验性的特点，但这毕竟已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将来还会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日显重要，再过30年，中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的范围将覆盖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到非洲、南美、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土地上，都将会遍布着中国人类学家的足迹，在国际人类学的权威刊物上将会经常性地发表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大学的重要讲坛上也将有众多的中国人类学家发表精彩的演讲。这种趋势目前虽然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已初显出一定的苗头和迹象，不久将会愈加突出并向着强劲的方向发展。

三、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

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分支学科林立、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之间既互相竞争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各有所长的开放格局。这种现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与西方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状况相比，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某些分支学科的建设还不完善；有的分支学科还只是停留在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尚未开展正式的研究；还有部分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还未被介绍到中国。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还远远适应不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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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将由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向未来的平衡状态转变。纵观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http://建设，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同分支学科的发展显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有的分支学科拥有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曾召开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了某些学者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并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但还未成立相关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过某些相关的学术著作，但至今仍未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更未成立相关的专业学会，如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还有一些分支学科至今尚未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也很少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仅仅停留在对部分国外学者相关成果的翻译和介绍这一层次，如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各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以上这种分支学科参差不齐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一方面，那些原先具有一定基础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女性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婚姻家庭研究、族群研究、文化变迁研究等，将会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向着更高的层次转变。如与国际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相关专业学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同一个分支学科的不同单位和不同学者之间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较大规模的协作攻关；将中国学者有关分支学科的重要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基础较薄弱或至今仍是空白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饮食人类学、营养人类学、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建筑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网络人类学、传媒人类学等等，则会在人类学其它分支学科的影响和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分别包括对本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分支学科专业学会；并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由原先的薄弱状态向学科优势明显的方向发展，乃至在一定时期内与国内其它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形成分庭抗礼、各有优势的发展格局。我们相信，只要经过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林立和百花齐放的学术兴旺现象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出现。

第二，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80年代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建设研究、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西部大开发和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也不太突出，有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还需要人类学家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纵观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格局，21世纪的中国既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同时又肩负着发展自己本国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状况对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功能，使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作用和更大的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和世界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面临着以下一些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其中涉及中国国内的重要课题如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国家重点工程对周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中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各民族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各民族社会运行机制的人类学研究，中国高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科技人类学研究，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以上这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各种具有实际效果的应用研究及其本身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将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一样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门具有明显应用价值的显学。而涉及中国与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则包括中国国力增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反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全球化视野中世界不同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研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这些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繁荣发展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世界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认为：跨入21世纪，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其第一个世纪会怎样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学所能为思想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可以据此推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21世纪所处的地位，将与其本身对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像我们在前面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会取得重要的突破，这种状况将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第一，人类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曾存在着一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即各种与人类学、民族学有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内蒙、东北等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北京、广东、福建等原先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的汉族聚居地区，而在绝大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显得十分稀少。这种教学和科研机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再加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应用功能还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与其它学科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学科的地位。如只要提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名称，一般的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地显现出来之后，原先那种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布不均衡，学科地位得不到学界广泛承认的状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最近几年，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建立了人转贴于http://

类学的硕士学位点或相应的人类学、民族学科研机构，部分毕业于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开始成为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将会越加显著，以致再过20年，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有http://关省市，尤其是某些著名大学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等都将遍布着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而且人类学、民族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将在这些大学逐步设置。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课如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概论”等则将成为许多高校中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并列的基础课，并深受广大师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人类学、民族学有关文化概念、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整合、族群、应用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也将为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人类学、民族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类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趋势

[作者]瞿明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047－006

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国力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日显重要，并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尊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文化模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状况一方面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正确地认识这种历史机遇和发展趋势，对促进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就进入了一个理论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即一方面当代西方不同理论流派的人类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学者开始运用这些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或世界有关民族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具体运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有必要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尚处于简单模仿的状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至今在中国人类学界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学派；更没有出现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人类学理论取向多元化的状况将会由目前的初期阶段向着成熟兴旺的方向发展。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将会由浅入深并取得较大的突破。西方人类学自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曾形成了各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人类学理论流派，从古典进化论到后现代主义乃至全球化理论，不同学派之间围绕文化的形成发展、空间分布、社会事实、特殊价值、社会功能、适应机制、深层结构、象征符号、认知模式、实践取向、族群认同、社会性别、表述方式、变迁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理论假设和风格特色，对世界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研究的深入与否，成了当代中国人类学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的研究尚停留在翻译介绍和简单模仿的阶段，离深入分析、广泛运用和开拓创新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和中国学者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西方不同学派的人类学理论虽然各具特色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正如人类学发展史所显现的那样，西方人类学每个重要学派的理论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以致当某一个理论学派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也就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类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长期支配整个学术发展的格局而经久不衰。这种现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启示，即只要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赋予的机遇，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各种理论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就可以在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本人在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现，尽管当代西方的一些象征人类学大师提出了不少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假设，并开辟了一些与象征有关的研究领域，但至今为止，也没有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方面形成完整的体系，更没有在涉及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各个具体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和分析框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值得研究并可以填补空白或突破的薄弱环节。只要在广泛搜集世界各民族相关资料和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空白或薄弱环节开展深入和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是完全可以在象征人类学理论构建方面有所建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预见，只要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开拓进取，在不久的将来，一批在深入研究当代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并开辟新领域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著作将会陆续问世。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版，不仅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是一种深化和突破，而且还将对当代世界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将中国学者有关人类学理论的研究融入到世界人类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使得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在涉及到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著作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存在和影响力，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实现中国人类学的国际化。

第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也将会形成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曾是中国几代学者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虽然众多的中国学者曾对这一问题作过相应的研究，但是目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话语和讨论中，而在具体实践上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还不能非常熟练或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本土文化现象；其二是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理论的认识和了解比较肤浅，在学术界既熟悉西方人类学各派理论同时又深入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并掌握中国传统理论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两难处境，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但是，随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本土文化和传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将会涌现出一些能够同时融汇西方人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理论的有识之士，在综合运用中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要么以中国的个案实例来证伪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要么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与西方人类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假设；或者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论、天人合一论、和谐论、礼制论、儒学人类学、道教人类学等等，使得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真正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到那时，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类学理论不仅将对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学者把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本国传统理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被其他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人类学者所仿效，在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第三，随着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一批具有多元化取向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将会

在中国的中青年学者中逐步形成。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不同理论学派的形成，往往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构建上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人类学理论的某一方面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假设之后，在其周围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以其本人为中心的学术群体，或者是其本人的学生，或者是受其影响的其他学者，在其开创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种理论方面继续开展研究，将其理论取向和风格特点延续下去，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学派。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界，以上这种理论学派形成的特点将会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人类学理论的形成而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即在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以某些著名人类学家及其所提出的理论取向为中心而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学派。其中既包括具有西方人类学不同理论取向的学派，也包括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学派，还包括同时兼具西方与中国两种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学派，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产生争鸣和正常的竞争，共同推动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二、人类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向

由于受到西方人类学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当代中国学者采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曾形成了以田野调查为主，以文献研究和跨文化比较为辅的格局，其它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虽已开始被部分学者所吸收和仿效，但要么只是零星地出现，要么就是刚刚开始有人提及，还未进入实质性运用的阶段。另外，因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功利主义和恋土情结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人类学方法来分析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符合学术规范或与当代国际人类学基本要求有着较大差距等缺失现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学者人类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原先那种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单一化和不规范的状况将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逐步向着综合性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

第一，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将会被中国学者综合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前中国人类学家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时还显得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往往只是单独地使用，加上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田野调查时间短暂、文献研究方法不到位、跨文化比较方法运用不广泛等等，其结果就是导致学术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类学学者在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将会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其一是许多新近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影视拍摄方法、计算机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参与式评估方法等将逐渐被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具体实践中所广泛运用，成为众多学者分析人类文化或民族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其二是某些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方法、文献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民族志写作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规范化和较高层次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部分高校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某些博士生，因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科研经费的支持，在导师的安排下从事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其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随着部分高校“211”工程建设和“985”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的实施，人类学、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也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学者们所广泛运用，如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体系、婚姻家庭、政治组织、伦理道德、、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跨文化比较，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资料数据库也将会随之建成，为中外学者开展大规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条件。其三是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开展某些重要科研项目的过程中能够熟练地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特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在开展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田野调查方法、跨文化比较方法、影视拍摄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等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分析，使其研究成果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过中国学者们的努力，兼有国际性和本土特色的各种人类学研究方法将会在众多学者开展的科研活动中广泛地运用，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和重大的影响。

第二，原先那种中国人类学学者田野调查范围跨不出国门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曾形成了田野调查范围难以跨出国门的封闭状况，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国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类学家与国外人类学家的交流和对话。但是随着目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种状况将会为中国人类学学者跨出国门从事国外民族的田野调查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另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也为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打开了方面之门。由于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再加上中国学者逐步克服自身的恋土情结，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跨出国门的意识逐步增强，因此，在未来的30年间，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形成一个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有关民族为重点，以世界五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为研究对象而开展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放格局。目前，中国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开始尝试着在这一方面作出回应，即将部分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派到中国周边的有关国家或地区，以当地的民族为研究对象来开展田野调查，并写作自己的学位论文。这种中国学者跨出国门开展田野调查的现象虽然现在还形不成规模和气候，人们所能到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也相当有限，并具有试验性的特点，但这毕竟已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将来还会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日显重要，再过30年，中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的范围将覆盖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到非洲、南美、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土地上，都将会遍布着中国人类学家的足迹，在国际人类学的权威刊物上将会经常性地发表中国学者研究世界不同民族的学术论文，在世界著名大学的重要讲坛上也将有众多的中国人类学家发表精彩的演讲。这种趋势目前虽然只是一种设想，但它已初显出一定的苗头和迹象，不久将会愈加突出并向着强劲的方向发展。

三、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

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分支学科林立、不同流派的人类学家之间既互相竞争又取长补短，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各有所长的开放格局。这种现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与西方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状况相比，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某些分支学科的建设还不完善；有的分支学科还只是停留在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尚未开展正式的研究；还有部分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还未被介绍到中国。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还远远适应不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和应用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将由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向未来的平衡状态转变。纵观当代中国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建设，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同分支学科的发展显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有的分支学科拥有重要的领军人物和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曾召开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了某些学者具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并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但还未成立相关的人类学专业学会，如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有的分支学科虽然出版过某些相关的学术著作，但至今仍未召开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更未成立相关的专业学会，如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还有一些分支学科至今尚未出版过任何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也很少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仅仅停留在对部分国外学者相关成果的翻译和介绍这一层次，如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各个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将会逐步加强，以上这种分支学科参差不齐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一方面，那些原先具有一定基础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科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女性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婚姻家庭研究、族群研究、文化变迁研究等，将会随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向着更高的层次转变。如与国际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相关专业学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同一个分支学科的不同单位和不同学者之间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较大规模的协作攻关；将中国学者有关分支学科的重要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等等。另一方面，那些原先基础较薄弱或至今仍是空白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如饮食人类学、营养人类学、空间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企业人类学、建筑人类学、身体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网络人类学、传媒人类学等等，则会在人类学其它分支学科的影响和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分别包括对本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分支学科专业学会；并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由原先的薄弱状态向学科优势明显的方向发展，乃至在一定时期内与国内其它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形成分庭抗礼、各有优势的发展格局。我们相信，只要经过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一个人类学分支学科林立和百花齐放的学术兴旺现象将会在中国人类学界出现。

第二，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将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如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80年代的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现代化建设研究、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西部大开发和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参与政府决策的效果也不太突出，有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还需要人类学家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纵观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格局，21世纪的中国既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同时又肩负着发展自己本国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种状况对包括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功能，使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加显著的作用和更大的影响，是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从中国和世界近期和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面临着以下一些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其中涉及中国国内的重要课题如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国家重点工程对周围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中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各民族身体健康和长寿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各民族社会运行机制的人类学研究，中国高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科技人类学研究，中国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以上这些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各种具有实际效果的应用研究及其本身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将使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一样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一门具有明显应用价值的显学。而涉及中国与世界范围的重要课题则包括中国国力增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反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周边国家民族的影响，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全球化视野中世界不同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研究，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等等。通过开展这些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繁荣发展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世界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人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皮科克认为：“跨入21世纪，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其第一个世纪会怎样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学所能为思想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可以据此推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21世纪所处的地位，将与其本身对中国和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像我们在前面所预测的那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会取得重要的突破，这种状况将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显突出。

第一，人类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的状态。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曾存在着一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即各种与人类学、民族学有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内蒙、东北等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北京、广东、福建等原先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基础和学术传统的汉族聚居地区，而在绝大部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显得十分稀少。这种教学和科研机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现象，再加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应用功能还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就使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与其它学科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学科的地位。如只要提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名称，一般的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其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充分地显现出来之后，原先那种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布不均衡，学科地位得不到学界广泛承认的状况就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最近几年，位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建立了人

类学的硕士学位点或相应的人类学、民族学科研机构，部分毕业于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开始成为这些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机构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将会越加显著，以致再过20年，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有关省市，尤其是某些著名大学如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等都将遍布着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而且人类学、民族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将在这些大学逐步设置。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课如“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概论”等则将成为许多高校中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并列的基础课，并深受广大师生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人类学、民族学有关文化概念、文化变迁、文化适应、文化整合、族群、应用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也将为其他学科的学者们所广泛认同，人类学、民族学将成为一门显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类学研究方法篇6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介进来,至今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了。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这两门学科一传入中国,就形成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中有人类学的传统,反之人类学学科发展中也有社会学的传统。如果要准确把握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互动关系,必须从这两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变迁情况来理解。本文将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学科互动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和分析。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1906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1](p61)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①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20世纪前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开始分道扬镳,这点与其说是学科理论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使得这两门学科后来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理论派别。从19世纪末一直到二战之前,社会学和人类学、民俗学似乎达成某种默契性的学科分工: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的原始”小型社会,社会学研究现代的复杂社会”,民俗学则研究乡民社会。[2]相比之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异文化,其研究领域主要是限定在那些所谓的偏僻的非西方的小型、孤立、原始的”部落社会,这些地方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土著社会。这就是传统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式。而社会学则研究本民族的社会结构组织,突出对现代西方社会自身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这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区别。一般而言,人类学比较强调采用田野参与观察,注重定性、个案分析和社区研究,而社会学则更偏重于定量分析,侧重采用抽样问卷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更为宏观的研究。

西方人类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学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是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所发明”的,是来自于他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实践调查当中。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利奇甚至认为:社会人类学是1914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开始的。”[1](p80)因为在这一年,马林诺斯基在这个岛屿群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长期田野参与观察研究。以此为基础,1922年,马林诺斯基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马林诺斯基对他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按照他的理解,和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有几个鲜明的方法论特点:首先,人类学的研究总体上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它强调以长期的田野工作来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其次,突出主位研究法和相对观的重要性,即强调研究人员要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给对方以自己解说的机会。再次,人类学特有的全观性学科研究视野,即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不能把研究对象单独地抽离出来,而要把它置于被研究对象所处的整个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来考察。[3](p21-48)除此之外,人类学还非常强调对历时性方法和比较方法的运用。[4]实际上,这些方法论特征既是传统人类学学科标志性的象征之一,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标准之一。

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林诺斯基所创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遭到西方人类学界种种的公开批评[5](p130-164),但是作为一种研究人类社会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人类学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模式。不过,马林诺斯基当初之所以创立民族志研究方法,其初衷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考察和研究异文化。只是二战以后,由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解体等多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人类学家在面临失业”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把他们的研究视角转向对包括现代西方社会在内的复杂社会”的研究。[6](序言)这是人类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转型。不仅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的影响也扩展到其他学科。这时候,其他学科的学者,包括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人类学家所发表的成果的巨大价值,以及其卑微的科学优点,他们的方法使他们长期而密切地接触到农村居民以及都市工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可信度极高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其他学科广泛引用,成为这些学科立论的重要依据。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因此而更加提升。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从西方引介进来的,都是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西学东渐”的产物,彼此都有极其相似的曲折发展历程。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和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来,经过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在1952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不仅确立了各自的学科地位,而且都获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遗憾的是,1952年,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而被撤消。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得以恢复重建,期间整整中断了近30年。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年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这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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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7](p54-57)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等都是如此。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吴文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已经意识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也意识到把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认为,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采借和利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学引入人类学的个案及定性研究方法———田野参与观察;(2)人类学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汉人社区。正如吴文藻在自传中所说的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8]他的学生费孝通也曾经指出:30年代吴文藻先生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目的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正在中国社会里生活的中国人,看鲜活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的路。”②[9]不仅如此,吴文藻还身体力行,努力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互动。1929年,他从国外学成归国后即在国内同时开设社会学和人类学课程,开创了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7](p258)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把一批年青的学者送到英、美、法等国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包括费孝通、林耀华等,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骨干,也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实践者。也正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后来中国的社会学才提出了相应的社会调查概念,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10](p14)正是由于吴文藻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才开始真正融合起来,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历程。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12]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序言)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二战之后才开始互动①,那么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就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成果。西方的人类学一直到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研究小型的异民族文化为己任,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则被视为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术领地。而在中国,人类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汉民族这一主体民族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仅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互动反而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头。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指出的:起源于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从它们植入到中国土壤的那个时候开始,这两门学科就是相互联姻的,很难加以区分开来。他甚至认为:1949年之前中国所作的社区研究可以被视为英美乡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种延伸”。[12](p375)这种见解确实不无道理。当惯于研究异文化的人类学一旦转向对本土文化的研究,就带有了社会学的某些学科特征。20世纪30年代,我国之所以能够出现现代中国社会学派”,原因就在于当时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甚至民族学都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有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社区研究和类型比较研究。这点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所独有的学术传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吴文藻的大部分学生在西方学习的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因此他们除了研究汉民族的文化之外,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老本行———研究异文化,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成为两栖学者”。1952年,当社会学和人类学被取消时,不少人类学家即转向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

三、80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年。①1978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自1979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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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13](p76)[14]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1987),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1990),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至今)。[15]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16]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18](p46-47)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85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

人类学恢复之后,其学科发展速度和学科影响力比社会学也缓慢得多。在90年代之前,只有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主要在南方地区。而在权力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90年代后因以王铭铭为代表的新一代到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归国留学人员的大力宣传提倡,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力才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及机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点体现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互动传统的复苏。不过,即使到目前,全国也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教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正如陈国强1996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17](p130-137)因此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学、民族学等几个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其学科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社会学等学科。

在90年代之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一是理论老化,高校设置课程还是停留在引介人类学古典式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的人类学新理论却很少接触,尤其是对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引介力度不够;二是人类学后继力量匮乏,新一代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依然太少,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此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大部分人类学者还是局限在研究诸如民俗、宗教等传统的学术”领地,而没有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主流议题的应用”研究,这点也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初步确立。

四、新时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互动

新世纪前后,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曾经盛极一时。不少学者极力倡导社会学要本土化”和中国化”,即要让社会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之中”。[18]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加以深化发扬。前文已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新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结合力度。这种做法与80年代初社会学刚刚恢复时在南开大学举办社会学培训班的初衷是一致的。

可以预见,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结合互动的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这种结合和互动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这两门学科的突破和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同时也体现在理论上的相互渗透。虽然90年代之后,随着80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19]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因此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本土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20]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使社会学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包括采用人类学式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21]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从地方和本土社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点恰恰是社会学研究较为欠缺的。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空前的文化接触,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接触以及在自身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难题。这点在客观上为以研究文化”著称的人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而在这时候,人类学界刚好也出现了一种强调学科应用”的倾向,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22](p38),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23]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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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24]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农村问题研究论著,大部分是以实地调查来完成的,尽管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来说,这其中不少论著有粗造”之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开始相互渗透。费孝通曾经指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这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不能分离的原因。”[18]在西方,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各有其理论传统,但是彼此间却是相互影响。例如属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之一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深受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和布朗所倡导的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而在国内,自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理论界先是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而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青学者则更多地受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在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20]实际上,这些思想大师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创新上尚难有重大的突破,基本还是停留在引介阐释西方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要推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点比构建宏大的学科理论要重要的多。只有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的了解,才可能真正创立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