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现象篇1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国际政治现象篇2

一、“结构理论”与层次分析

一般来说，任何理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或现象的尝试都会遇到所谓层次分析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定义了国际体系的不同分层，而这里的每一分层实际上都代表了某些特定的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所谓层次分析问题也就是关于研究者如何辨别和处理那些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位置的问题，而不同的分析层次则代表那些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不同类型的位置。(注：吴征宇：《关于层次分析的若干问题》[J]，《欧洲》2001年第6期。)一般来说，层次分析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国际体系中的层次划分往往有不同答案，而实际上，层次分析乃是一种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首先将层次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专门加以提出并且讨论的，是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注：MartinHollis&SteveSmithExplainingand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Relations(London:ClarenPress,1990),p.98.)而真正对层次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形成和完善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则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而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也正是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问题”发展而来的。(注：BarryBuzan,CharlesJones,RichardLittle,TheLogicofAnarch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

p.22.)

1959年，华尔兹正是遵循层次分析的思维逻辑构建出其有关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三个意象理论”，即第一意象试图通过考察人性，第二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家的内部构成，第三意象试图通过考察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来解释国际事件。华尔兹得出的结论是，若要获得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更要将第三意象看作其他两种意象作用的背景：“第三意象说明了世界政治的体系基础，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就不能了解决定政策的诸种力量；第一和第二意象说明了世界政治的诸种力量，但没有第三意象，我们就不能估计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预测其结果。”(注：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238.)从本质上说，华尔兹提出的这三个意象(即人性、国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实际上代表了对战争起源及和平条件的三种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1979年，华尔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正是以这一结论为起点，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从而将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明确地区分开，并详细考察了国际政治结构(第三意象)的重要作用。华尔兹在书中强调：“若是声称在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或构建一种系统理论，研究者必须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明确地区分开；如果不能划清或保持结构和属性及过程间的区别，就不能分清不同的原因，也不能分清原因和结果。”(注：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p.78.)从理论上讲，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定义确立了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独立变量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成为可能。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任何一种体系必然包含“一种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元”，因而任何一种体系原则上都包括两个层次，即体系炽次和单元层次，前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后者指“体系构成单元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前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集中于单元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是由单元的属性及互动决定的；后者指那些将原因设想为同样也处于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现实不仅受单元层次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单元排列方式的影响。(注：Ibid.,pp.18,40,80.)对于华尔兹而言，由于简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了解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和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因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在国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结果间不存在任何其他因果关系，然而，国家的行为动机很少同行为结果相一致这一事实明确表明，国际政治现实不仅会受到单元的属性及互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体系层次变量的影响，因而简化理论无法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做出充分的解释，而只有系统理论才能使我们认清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诸种力量。(注：Ibid.,pp.67-68.)从理论上说，正因为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都会对国际政治现实产生影响，因而华尔兹认为研究者在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时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将它们明确区分开，而且要考察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必须同时包括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独立变量。(注：BarryBuzan,“TheLevelofAnalysisProbleminInternationalRelationsReconsidered”inKenBooth&SteveSmith(e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London:PolityPress,1995).p.211.)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包含了三个主要的自变量，即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过程”及“属性”。

二、结构、过程、属性

“结构、过程、属性”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三个主要自变量，这三个自变量实际上也就是华尔兹揭示的塑造国际政治现实的三种主要力量，任何对华尔兹理论的系统研究都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考察这三个自变量的涵义及相互关系上。

华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列在一起的单元，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体系构成单元排列的问题，因而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应省略一切单元层次的特点，即“一种结构不能通过列举体系的实体性特征来界定，而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及这种排列依据的原则来界定。”有鉴于此，华尔兹认为结构应当从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的排列原则来界定，而这种排列原则只有两种，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其次，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功能上的差异来界定；最后，结构应根据体系构成单元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来界定。(注：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79,81,101.)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对体系的两种组织原则(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的区分完全以是否拥有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作为衡量标准，即等级制体系中存在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无政府体系中没有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而这点实际上意味着：等级制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关系，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间本质上是一种实力关系。(注：HelenMilner,“TheAssumptionofAnarchyinIRTheor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1995),17,p.76.)华尔兹对两种体系组织原则的这一区分可以说根本上决定了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方式：由于等级制体系中的单元不必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可以发展出密切的劳动分工，并产生功能上的差异；由于无政府体系中的单元需要为生存而担心，因而它们之间分工合作的程度很低，而这就必然导致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似或相同。正因为如此，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仅仅包括两个构成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2),46,p.399.)

一般来说，华尔兹的理论虽然是赋予了国际政治结构以鲜明的实体性特征，但他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本质上并非一种独立的行为体，而是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作用的一系列约束性的环境；对这种国际政治结构的最为恰当的类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用来形容经济市场对经济单元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而这种国际政治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两种过程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单元的“社会化过程”和“相互间竞争”。(注：MartinGriffiths,Realism,IdealismandInternational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2),p.82.)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虽然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际行为主体间权势分布状况”统称为国际政治结构，然而在华尔兹界定的国际政治结构两条构成要素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由于华尔兹认为无政府原则和等级制原则将分别导致单元功能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因而在华尔兹界定的结构的前两条构成要素间(即体系组织原则和单元功能规定)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没有延伸到结构的第三条构成要素(即单元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其次，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论怎样单元也无法将无政府国际体系转变为等级制国际体系，因而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国际权势分布状况则是随单元之间的相对实力消长而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也正是华尔兹理论包含的惟一一种结构性变化。正因为如此，华尔兹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实际上应该包含了两个变量，这就是体系的“深层性结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分布性结构”(国际权势分布状况)。(注：BarryBuzan,CharlesJones,RichardLittle,op.cit.,pp.51-54.)

由于华尔兹认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明确地区分开，因而华尔兹将精力主要是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华尔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首先，国际政治结构是解释国际政治本质的延续性和重复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只要结构保持不变，它就会产生过程和行动上的相似性；其次，国际政治结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因为以往的研究者将精力只局限于单元层次，而没有认识到系统性的原因在发挥作用。(注：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175.)尽管如此，华尔兹在讨论简化理论时，还是对单元层次变量做出了明确界定。对于华尔兹来说，简化理论是一种力图通过理解“整体各部分的内部性质及它们间的互动”来理解整体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华尔兹界定的单元层次变量应该包括“单元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属性”和“过程”。(注：Ibid.,pp.18,79.)在理论上，“过程”指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互动方式(尤其是那些经久不衰和反复出现的互动方式)历来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属性”是指国际行为主体的内部性质，这种内部性质，尤其是它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同样也必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华尔兹虽然对单元层次变量的性质和作用很少提及，然而在一种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中，体系层次变量同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华尔兹对国际政治结构效应的考察也正是建立在一种对“过程”和“属性”的假设之上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三、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

体系层次变量和单元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有关华尔兹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地关系到我们对华尔兹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华尔兹的理论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其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因而许多研究者往往将这一理论看成一种纯粹的“结构决定主义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恰恰歪曲了华尔兹理论的实质。华尔兹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在强调结构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单元层次变量的作用，华尔兹同样也意识到结构只能产生部分解释。1959年，华尔兹在讨论三种意象关系时就指出：“所有三种意象完全是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任何一个分析家无论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忽视其他两种意象。而且过分强调一种意象的作用可能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注：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p.160.)1979年，华尔兹在谈到结构作用时指出：“体系层次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各单元千差万别，但行为却相似，而且行为结果发生在预期的范围内。相反，单元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体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单元，其行为却大相径庭。”因此“认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本身就能说明国家会采取什么样对策的想法，正是同简化理论的错误相对应的一种错误。”(注：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72.)1986年，华尔兹再次强调：结构对单元只产生“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因为“结构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和结果，这不仅是由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是由于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塑造和推动同样可能被单元成功地加以抵制。”因为结构对单元行为及行为结果的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能通过合理地运用实力、技巧和决心加以克服，从而实现某些看上去似乎是难以达到的目标。(注：KennethWaltz,“Reflectionson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p.328,343.)

国际政治现象篇3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转贴于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张季良.国际关系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0.

国际政治现象篇4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宗教等资源的中心。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①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日趋加剧的今天，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了近年来国内外城市管理的新课题。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凝聚优质资源、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形象通常是指“构成城市各种要素的综合的外在表现，是城市整体印象和风格的体现，包含了广阔的文化内涵”。②它是包括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社会风尚、文化生活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实力的外在表现，是城市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特征在公众主观心理上的投射。“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③一方面，大众传媒本身具有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环境监测、文化传承等功能，是城市形象得以塑造和传播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城市密集的人口、相对集中的资源、开放的文化体系等，又促进了传媒信息的收集和传播。

次国家行为体视阈中的城市外交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偏重于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也被纳入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研究范畴。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的“两枝世界理论”认为，当今世界已同时出现了分散化和一体化两种趋势。与传统国家作为一体化趋势的主要推动者相对应，次国家行为体成为分散化趋势的主要推动者。两者相互作用，逐渐演化成了私人事务世界、地区事务世界、全球事务世界等三种不同的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将以国家为中心或以国家之外的多个中心作为划分依据，形成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他认为，“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的国家行为体和多中心世界中的次国家行为体是对等的，它们相互竞争、合作、互动或共存，不断挑战和削弱传统的国家行为体的主导作用，推动世界政治的面貌发生改变。”④这一理论为将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为城市外交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此后，平行外交论、多层外交论、地区国家论、超国际主义理论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外交活动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可行性。

近年来，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日渐活跃。有学者指出，一种较为可能也较为现实的前景是：“各国的中央政府将继续主导而不是垄断一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而次国家政府将更深地卷入一国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并加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低级政治’领域。如果双方能够确立这样的共识，即在‘高级政治’领域内中央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在‘低级政治’领域中双方形成协调和磋商的关系，那么，一种能够适应21世纪的国际关系形态、中央主导下的共赢外交格局就已经呼之欲出了。”⑤这意味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外交新格局将逐渐成为一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形态。

世界各国都将城市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外交主要指：“城市或其附属机构、市民等代表城市与其他国家、城市或其附属机构、市民间相互接触，促进加深理解与交流，旨在构建一种稳定的安全环境，各方能在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气氛中生活与工作。城市外交也可理解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城市与其他行为体展现自己，实现相互利益的机制和进程。”⑥城市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目前，我国已有上海、天津、广东、温州等四省市成立公共外交协会，努力搭建推进城市外交事业的平台，促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城市外交与城市形象传播

城市外交与城市形象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以城市为主体开展的各项外交活动，都是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传播构建的对于城市形象的评价和反馈，直接影响城市外交的实际成效。因此，应将城市形象传播纳入城市外交战略中，通过正面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城市外交的开展。

在城市外交中应充分发挥传媒的力量。从媒体的角度来说，通过议程设置、受众细分、媒介整合等途径，增强城市形象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地方政府这一城市外交主体的角度而言，在重视大众传媒对城市形象传播的同时，还可举办各类公关活动，鼓励市民和游客通过人际传播途径传播城市形象，利用新媒体等拓展新的传播途径，建立舆情研判和反馈机制。

在利用传播媒介推动外交实践中，城市外交可借鉴公共外交的相关做法。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⑦相对应而言，城市外交是在以城市为主体开展外交活动的过程中，通过大众传媒等载体展现自身形象、促进相互理解与交流、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可见，城市外交和公共外交在目的、途径、载体等方面都有着相似和交叉之处。

2004年3月，我国外交部设立“公共外交处”，标志着我国正式将公共外交纳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之中。几年来，我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与播出等，都反映了我国在公共外交实践领域中国家形象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传播策略的有效性以及传播成效的显著性。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城市外交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但已有城市将发展外交事业纳入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中。有专家预言，城市外交加公共外交，将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因此，要充分发挥公共外交和城市外交的作用，配合总体外交、加强资源整合、增强传播意识、明确传播策略，构建并传播良好的地区及国家形象，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显著增强。

注释：

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②马瑞：《浅谈省城城市形象力的提升问题》[J]，《经济论坛》，2004年12月，第153页

③Foot，J.M.（1999）.Fromboomtowntobribesville；Theimagesofthecity.Milan，1980-97.UrbanHistory，26，393～412

④JamesN.Rosenau，DistantProximities，DynamicsbeyondGlobalization，Princen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78

⑤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M]，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⑥RogiervanderPluijm，JanMelissen，“CityDiplomacy：TheExpandingRoleofCitiesinInternationalPolitics”，http：//clingendael.nl/publications/2007/20070400_cdsp_paper_pluijm.pdf

国际政治现象篇5

关键词政治谣言国家国际合作国际竞争

中图分类号：D564文献标识码：A

1政治谣言与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的国家群体中，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例如含有经济性质的国际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也有斗争，例如带有军事性质的充当“世界警察”的国家联盟北约。在这些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利益追求的国家的合作和竞争下，国际关系表现为、友好、敌对、平等、侵略、干涉、谈判、颠覆、战争、革命等现象，并形成一幅瞬息万变的图像。特别是在全球化日益发展深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从古代松散、单一的结构发展为当代多层次、交互式结构，国家间的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愈发激烈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国家主动地分析、展望和发展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有助于本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升。因此，各种有利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手段的运用成为一种必须。

当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交往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这种紧密使国家间的竞争领域全面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环境，从陆地资源、海洋资源到外太空领域；竞争手段多样化：从武力打击到和平演变，从政治压迫到文化渗透。国家在不同的领域和方式的竞争或合作的中蕴含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国家利益，一个古老而又永恒不变的主题。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必定以国家利益为根本。无视、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会被认为是对国家的背叛。因此，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在国家间合作与竞争中运用各种方式，这其中既有人才培养、专利扶持等正面、积极的方式，同时为了维护、强化国家利益，政治谣言等负面手段也不可避免地被运用其中。

政治谣言是出于特定的对正常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动机和目的，利用一系列传媒宣传手段恶意散布谣言，并导致在社会上得以连锁性传播的无法确认其内容、缺乏事实根据甚至是故意、恶意捏造的社会政治信息，它主要是对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导人或对社会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的一种不确切甚至完全虚假信息的捏造和传播。政治谣言在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中的运用虽说不光彩，但是却很常见且效果明显。政治谣言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不仅单独出现，而且常常成为其它竞争与合作方式的舆论先导。借助互联网技术，国家制造和传播的政治谣言可以瞬间传播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接收到，被伤害的国家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政治谣言的泛滥性传播和严重性后果。这样政治谣言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但肇事者的代价却是微乎其微的。被伤害国无法正面谴责肇事者即使他知道，因为网络对政治谣言的传播的匿名性使他们没有证据。如果贸然地对他国进行谴责，不仅可能遭致他国官方抗议，使本国处于外交尴尬境地，而且还会引发国际谴责，使两国外交关系降入冰点，更甚会成为他国引发战争的借口，使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这种利大于弊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手段成为国家和国家间组织常用的一种伎俩。虽被谴责但屡试不爽，虽被不齿但不见制止。

2政治谣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

2.1国际关系中政治谣言的打击他国功能

国际关系中政治谣言打击他国功能是指一国或国家间组织制造、传播有关于他国或其他国家间组织的谣言，对其进行污蔑、打压，从而实现自身利益需求的功能。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不可避免的出现利益的争夺。竞争不必说，行为主体为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必然要进行对抗式或敌对式活动。即便在是合作中，行为主体为了使自身在合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获得最大利益也会进行争夺。因此，基于行为主体利益的需要，他们就会利用政治谣言这种不需要事实作为佐证且具有广泛传播性的手段打压其他行为主体。根据利益的需要，国际行为主体可以肆无忌惮地制造和传播不实政治谣言，对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展开攻击，干扰他国民心、影响舆论走向，为自己争取有利的政治态势。可以说政治谣言已然是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一把利器。

2.2国际关系中政治谣言的维护本国功能

国际关系中政治谣言维护本国的功能是指一国或国家间组织制造、传播有关于本国或本国家间组织的政治谣言，对自身进行暗许、赞扬，从而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功能。相比于通过政治谣言打压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从而实现自身利益，通过此种政治谣言实现自身需要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是其效果依然巨大。在维护本行为主体的利益时，必须符合正义、公平的原则，才能得到除本行为主体内民众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民众的支持。那么，行为主体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会尽量以公正高尚的姿态示人，美化其政策。但是有时单纯的美化无法真正地影响舆论，这就需要政治谣言推波助澜了。

3政治谣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作用

3.1影响他国政策制定，损害他国利益

一国制定国内、国外政策时需要以本国利益为依归，才能最大程度的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实现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着这样的愿望和要求，那么国家间的明争暗斗就不可避免。政治谣言在这种争斗中被运用，笔者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以下影响：面对其他行为主体的舆论压力，本国需要适当地进行妥协或让本国政府作出错误判断，制定错误政策。无论哪一个结果都会损害国家利益，尤以第二个为甚。

3.2影响国际舆论走势，损害他国声誉

一国的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极其重要，它的形象积极与否直接影响世界民众对其国家的态度。拥有正面形象的国家，即使作了有损正义之事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拥有正义的目的；相反具有负面形象的国家，即使作了正义之事有时也会被扭曲它善良的目的。因此，国家都会在国际社会极力塑造其正面形象，维护其国际声誉。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国家形象甚至可以影响事件走向，例如人权、国家分裂势力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是国际舆论走向“受害者”，从而使“受害者”得到他国民众的同情，那他国对“受害者”的支持就会得到本国民众的支持，影响一国的领土完整、独立。但是这种情况不是自身做好就可以的，有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国家会运用政治谣言，虚构真相，干扰舆论，损毁他国声誉。

3.3影响国际组织决策，损害他国

国际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目的，依据其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常设性机构。虽说国际组织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国家往往会因本国利益置国际组织的决策与不顾，但是一旦一项决策得到国际组织通过，就似乎拥有了正义性和事后责任的豁免权。因此，一些国家利用政治谣言干扰国际组织的决策，完成本国的利益需求和目的，给他国造成致命的打击。

政治谣言的确会为自身的利益团体带来短期的政治竞争有利因素，但应当从最根本的角度认识到真理始终掌握于正义的手上，真相不会永远被埋没，谣言最终只能是谣言，从根本上看，慎用政治谣言是对各竞争主体最好的忠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三个倡导’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创新研究”（13BKS080）。

国际政治现象篇6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