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1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政治地理学的思想十分悠久，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研究了理想政治单位的合理规模、位置和土地利用。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巨著《政治学》指出，理想的政治单位应是地形上易守难攻，位置上临海靠陆，且领土富饶多产。一般认为，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14年是政治地理学的初创阶段。1897年德国地理学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一书的出版，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政治地理学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标志。拉策尔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对国家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论”。其核心思想是:

(1)国家是一个空间性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张和衰亡的生命周期。

(2)国家的发展稳固地建立在其领土的基础上，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成功实现领土扩张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大国，甚至是世界强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得到了戏剧性的发展。一方面，政治地理学的内容、定义更加明确，理论概括也大有发展，并出版了两本比较系统的政治地理学教科书，一本是美国地理学者惠特莱西的《地球与国家》(Theearthandthestate，1939)，另一本是荷兰地理学者范根堡的《政治地理学原理》(Ele-mentsofpoliticalgeography，1940)，这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日趋成熟;而另一方面，政治学界和地理学界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是以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产生，致使政治地理学对地缘政治方面的研究在战后长时间处于困惑状态。二战后，随着战后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政治地理学也摆脱了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阴影，进入了重新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在研究倾向和范围上，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是研究尺度复合化，形成国际尺度、国家尺度和亚国家尺度三级视角，并且把多种尺度的研究融会贯通，通过世界体系理论形成了多尺度复合研究体系;第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突破了单一的经验式研究路线，将经验式推理和科学实证相结合了起来;第三是研究主题的人文化。二战后的政治地理研究通过引入批判社会理论等新的理论成果，研究主题也由主要关注自然因素的影响，逐步转向关注人文因素的作用;第四是研究目的的学术化倾向，二战后为了与德国地缘政治学划清界限，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虽仍有政策影响，但基本目的已经转向对现象本身的解释，由服务国家政策转向致力于知识贡献。那么，地缘政治学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呢?地缘政治学的产生同样是人们对人—境关系”，特别是地缘环境与国内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的长期观察与思考的结果。虽然地缘政治现实自古有之，但人们对它系统地理论化则是近代才开始，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轨迹可以从四个时期来把握。

(1)产生与发展期

首创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并把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的学者是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契伦，他把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该理论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命在于空间扩张”，而扩张的地理环境和地理要素就是地缘理论的研究对象。显然，契伦这一理论新创继承和发展了拉策尔提出的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论”。虽然拉策尔至死都没听说过地缘政治学”一词，但由于他的研究对地缘政治学的深远影响，许多学者还是冠于他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地位。为国家制定政治战略服务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地缘政治学迅速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力。19世纪末，罗盘的应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洋成为四通八达的公路，美国海军上将马汉在分析英国称霸世界的原因后提出海权论”，开创了地缘战略研究的先导。他的海权思想集中反映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中心论点是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而夺取制海权的关键则是控制世界的重要航道，他还鼓吹美国应放弃孤立主义”政策，投入海洋霸权的争夺。十几年后，蒸汽机车的发明，陆上铁路、公路系统的发展，使海权优势逐步让位于陆权优势，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敏锐地观察到这一趋势并创立了陆权论”，他提出的心脏地带”和世界岛”概念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推到了全球战略的高度。他的研究结论是: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学者斯皮克曼修改了心脏地带”理论，提出边缘地带”学说，但其研究方法基本还是沿用了麦金德的分析框架。本世纪初，飞机的发明又带来了空中机动力时代的曙光。意大利杜黑将军的《制空权》一书分析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使得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目光开始从地面投向空中。杜黑的空权论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国防战略部署，并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衍生出有关外层空间的制天权”概念。地缘政治学经历了海权、陆权和空权三个阶段后，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世界大国的战略决策中影响力也日益增长。

(2)衰落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学者豪斯霍弗尔创立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其理论核心可以概括成五句话:第一，国家是一个有机体。第二，有机体必须进行扩张。第三，战争是允许的。第四，空间扩张必须以极权主义为后盾。第五，德国的进取需以轴心国同盟为手段。该理论对德国的抢地盘行为进行了美化和合理化，完全迎合了法西斯主义者重新瓜分世界的心理要求，因此成为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重要宣传理论工具。随着法西斯的覆灭，地缘政治学也几乎身败名裂，许多政治学家对之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甚至连麦金德也马上与地缘政治学家的研究割裂开来，并且把他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因此一度被封存入册，在战后20年间几乎没有新的发展。

(3)复兴期

6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为新形势下地缘政治学的复苏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推动地缘政治学复苏，使地缘政治学术语得以广泛应用的关键人物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他在其对外政策的论述中大量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有关概念，正是他的认可，使地缘政治学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际论坛的核心地位。地理学家参与地缘政治学的复苏，虽时间较政治家为晚，但同样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1964年，美国学者科恩在其著作《分裂世界的地理和政治》中指出，世界是分裂的、多中心的和按等级排列的，可划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类地缘战略区和两个破碎地带”，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等级制地缘政治结构理论。1982年，美国国防情报局格雷厄姆将军提出的高边疆战略论”则为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提供了论证性依据。

(4)新发展期

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日益呈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与此同时，领土、民族、宗教冲突层出不穷，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世界并不太平。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对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挑战，促使地缘政治学朝着多元化、经济化、文化化的方向发展，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新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是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战略”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布热津斯基强调欧亚大陆仍然是美国争夺全球首要地位的重要棋盘，亨廷顿则洞察到了民族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预言未来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

二、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关系辨析

(一)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联系

通过上文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轨迹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学科发展角度讲，政治地理学是地缘政治学缘起和发展的前身，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地缘政治学直接的理论渊源，地缘政治学是沿着政治地理学的学科逻辑来发展的。第二，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把国家当做地理的有机体或一种空间现象来认识，例如，拉策尔、豪斯霍弗尔和契伦共同意识到，二者均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及其结构的研究，研究对象都涉及国家、领土、版图、资源等要素。第三，从研究方法看，二者都以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正是因为以上共同点，二者在某些场合是可以通用的概念，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二者之间重叠的确切特性远不如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区别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政治地理学从属于地理学，而地缘政治学从属于政治学。前者是对政治现象的地理学研究，后者则是借助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做政治学研究。契伦认为，地缘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其目标常常指向国家的统一，并意欲了解国家的本质，与此相对，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地球和地球上其他要素的关系。豪斯霍弗尔也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他认为，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面空间上的国家权力的分布以及如何受到其分布的空间形式、气候和植被的制约的学问。而地缘政治学则是关于在自然生活空间中的政治生活形式的学问，并且是致力于阐释其政治生活形式如何受到土地的束缚和历史运动的制约的学问。也就是说，政治地理学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地缘政治学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空间。在研究过程中，政治地理学注重的是国家的地理差异，而地缘政治学则特别看重地理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差异，认为这些地理差异及其在空间上的关联对国际政治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代表人物的背景看，政治地理学的创始人和研究者多为地理学者，而地缘政治学方面则绝大多数是政治学者或者历史学家、军事家等，而非地理学者。例如，马汉是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斯皮克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都是政治学家等，至于像麦金德、豪斯霍弗尔等研究地理出身的人，后来都转为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了。因此，地缘政治学只能是政治认识的结晶和范畴，而非地理学的某一分支或流派。二者学科归属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研究目的的差异引起的。从研究目的来看，二者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地理学应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卷入政治事务中。地缘政治学倡导地理学家们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而学术主流派主张政治地理学远离政治，这使二者在价值趋向上严格区别开来。正统的政治地理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的空间条件，反映的只是国家的自然差别，它通过对存在于地理层面上的政治因素的分布形态等进行归纳总结，找出政治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分布规律等地理特征。因此，不论其内容涉及多少政治现象，它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描述相对稳定的地理现象及其机理，即为国家的政治运行作地理注脚或提供理论依据。而地缘政治学与此相反，它研究的是国家的空间需要，并对各种地理空间赋予价值判断，试图借助其结论来指导现实政治。虽然它也非常注重各个文明体之间的地理空间形态的特势和变化，但其关注和操纵的罗盘始终指向政治权力对地理空间的控制问题，并据此勾画出某种地缘政治图景，为各个国家制定和执行自己积极的整体战略确立清晰而有效的地理坐标。

如马汉的海权论”直接促成了了美国和德国海军的兴起，麦金德著名的三段论式地缘政治预言也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国际格局惊人的吻合，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为美国在冷战期间推行遏制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畸形发展更是将地缘政治的决策作用推到了顶峰。正如斯托克斯(Stoakes)所指出的，认为科学研究能够洞察政治命运神奇功效的设想”，是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划分开来的显著标志。”换句话说，政治地理学更倾向是致力于知识贡献的纯科学，而地缘政治学却是服务于国家政策的应用科学。研究目的的不同也造就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迥异。虽然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都把国家和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目标，但在政治地理学中，国家更多地被视为一个静态的事物，政治通常被看成是一个结果、一种业已存在的现象，其着眼点主要是分析、分类和比较等方法，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其方法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地缘政治学以国家生活的历史事像的观察为根本，所以，研究国家的生活状态不是其根本任务，国家的行为才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它的研究更关注造成政治结果的地理原因，影响政治运行轨迹和规律的地理因素，并关注政治运行的趋势和方向，以及未来的政治可能。所以，地缘政治基本上是动态的概念，其研究涉及政治进程的过去和现在。斯皮克曼就认为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因此，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它同时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以满足捕捉动态的政治过程的需要。当然，二者的区别还反映在研究范围和领域上。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的概括，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包括:

(1)国家和政治区域的面积、形状、功能、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领土特征，疆界的进退变动，以及社会性质、政治体制、行政区划、人口和民族构成、资源的开发、产业结构及其地理布局、公民的生活水平情况;

(2)首都和区域中心的城市的建立及其作用;

(3)国际政治关系的地理背景，根据对领土(包括领海、领空)和国界划分的理论研究以及有关国界变动的史实考证，确定在本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中立场和依据，探讨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协作，其中包括军事冲突、外交斗争、国际移民、贸易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分析比较世界各个国家集团的组合和演变以及公海问题等;

(4)综合国力分析，是从综合的角度对一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国防等各方面的总体实力的综合反映。由此可见，政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单位是国家”，尽管它也着眼于国际尺度，但是其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依据。也就是说，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部级政治地理，有些学者也因此主张政治地理学应更名为国家地理学。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研究国际级政治地理，研究作为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地理分布，研究国际范围内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地理因素是影响国际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一词是表述国际关系空间关系的简明概念。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在国际关系理论总形成了一种说明和解释国际政治和地理现象，进而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个特殊的理论分支。

三、结语

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2

（一）学科建设基础的本科专业的局限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建设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本科专业建设的痕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培养本学科专业人才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着力构建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知识结构。这样的建设思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素质和能力培养是十分有益的，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并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而是具有全员性的工作，它不仅应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员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规律，还应该探讨非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讨论专门思想政治教育人员知识结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教材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迫切任务，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编写工作。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年来的历史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建设受到了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材体系。本科专业教材建设工作一方面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专业的知识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可供讨论的学科话语体系，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特有的知识结构。但另一方面，由于教材体系的封闭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现实重大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的关切，削弱了学科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问题的能力。三是把学科建设的重点放在人才培养的层面，而忽视学科建设的其他功能。在学科建设中，伴随着学科内涵的不断拓展，学科建设除了人才培养功能以外（毫无疑问人才培养是最主要的功能），还存在着其他社会功能，比如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等。学科建设多元和多层面建设任务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在多层面展开。但以本科专业为基础的学科建设在建设思路上局限于人才培养层面，而对学科建设的询政育人、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关注不够。

（二）学科建设路径的教育学倾向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是一个新专业，如何对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进行学科定位，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初期，教育部相关文件并没有对专业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只是宽泛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授予学士学位。”但在实际专业建设中，鉴于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高校主要是综合院校和师范院校，因而在具体学位授予时可以授予法学学士或教育学学士。后来，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列入政治学一级学科内，成为政治学学科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取向越来越偏向从政治学取向开展学科建设，在硕士和博士层面更多授予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育学特点依然十分明显。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版的教材或专著大多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现象进行定义，如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较广泛影响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学者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来源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对教育学路径依赖进行过细致梳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之所以形成微观的思维，与其在建设过程中对教育学的借鉴有关：“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微观’色调，形成于其以教育学为底色的学术史。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作为一种特殊教育形式的客观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极其相近的‘德育’在教育学领域中予以研究的悠久历史与丰厚积累，以及我国教育学的发展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应关注，等等，使得作为学科或学术体系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其创建之初，更多地取向于对教育学的参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对教育学的路径依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路越来越偏向于微观，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狭窄化为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实施教育的规律上，这样，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缺少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学说”（最早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党、治国的科学的是同为领导和学者的宋任穷同志。1982年11月19日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提出：“要逐步形成一种观念：思想政治工作，党员教育工作，这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治党、治国的科学，在这个岗位上的几百万干部要努力钻研这个专业，造就大批思想政治工作专家，去完成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的宏观视野。

（三）学科建设过程的形式主义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来看，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对教育学路径的依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分偏重教育过程的形式特征，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充满着形式主义色彩。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种体现和反应，有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决定了它应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也就是采用特定的形式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形式，也没有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特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向。比如把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看成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角度来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定义。这种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但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表现形式的根本不同。因此，如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不区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和不同意识形态所开展的类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仅仅关注它们形式上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上所开展的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一定程度存在。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历史不长，为了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深度和现实广度，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泛化为人类一切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内涵和现代意义，尽管其本意是为了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但从客观上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打上了形式主义的烙印。

（四）学科建设思路的脱离实际偏向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相对独立学科专业，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逐渐有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和不同的行业圈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实务工作者行业圈子的出现，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分化和分工协作的开展，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深入发展的实践推动力量。因为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应以实践活动为基础进行理论提升，并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然而，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现状，相反，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还似乎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一方面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埋头于理论体系的构建，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实务的关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者又很少自觉运用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工作，两者之间的鸿沟在日益加深。这种倾向，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忽略，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为可以相对独立于思想政治实践的一种纯粹理论构建，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倾向。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走向

（一）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多元综合发展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兼顾人文和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新型应用学科，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综合性学科，采取一种取向的研究不仅是不够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应采取多元发展路径，鼓励多种学派、多元范式、多样方法共同发展，这样才能共同促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良性发展。在各种各样的学科发展路径中，科学路径是最基础的一种发展路径，在现代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一门学科只有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它才能够使学科建设得以确立，因为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学科建设的一种共同的规范。然而，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来看，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以科学研究为取向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仅占相当少的比例，而其他研究范式的研究更是十分缺乏。这就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通过科学研究方式来积累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成果，使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的洞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按照学科建设的规律，运用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水平的重要杠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选择。

（二）以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为中心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过程中，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思想道德建设成果，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其基础应立足中国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色，要增强的就是这个特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我们不排斥对人类社会类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只能作为参照，代替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当前我们面临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中心内容和立足点。

（三）以行动研究为基本研究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理论性，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并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纯粹理论研究，而是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运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应大力倡导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问题的行动取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行动取向的研究并不是一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而其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在实践中形成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的过程；它把正在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作为研究和反思的领域，把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促进理论的发展、实务工作的推进和研究者的成长，能够很好地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色，对于改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的鸿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发展，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研究视角，值得大力推广。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3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转贴于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转贴于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转贴于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转贴于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转贴于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5

(一)强化比较研究,拓展发展视野在国际化发展历史趋势日趋凸显的形势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成为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看,需要全面构建一种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与研究领域,从客观上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开阔视野、深化规律、把握特色的可能性,也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如何自觉增强主动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奠定平台,更是为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研究资源与研究领域。(二)关注文化差异,坚持“一元”导向国际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日益受到冲击,主要体现为国际化凸显、民族化淡出的趋势,如若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平衡关系得不到及时合理地协调,必然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导向和优良传统受到挑战。在国际化背景下,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等通过网络大量涌入我国,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两制”之间的差异与对立被淡化,这使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影响。在此形势下,如何处理好价值取向多样性与价值导向一元性的关系,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三)创设社会化研究,确认人本导向当代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强化对以人为本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关注,改变与国际化背道而驰的相对封闭和孤立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可以具备丰富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在国际化背景下,随着各民族间相互隔绝状态的日益消失,随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再局限于狭窄的领域,永远处于一个历史的封闭圈中。在外界社会的不断变迁和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时刻保持与社会接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研究是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四)把握传播规律,应对网络挑战国际化趋势下,网络已实现对社会的全面覆盖、全程融入,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网络烙印。网络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手段、拓展了新空间,也给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各种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应对挑战,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必须要转变对意识形态的驾驭方式,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的主动权,主动研究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技术,重点研究利用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各种有害思想的全新途径。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网络传播具有跨越国界、信息量大、速度快、内容丰富、检索方便、易复制、超文本、开放性、交互性强等多方面优势,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规律,形成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学。总之,国际化进程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指示,使得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样态必须尽快在理论形态上形成新的特有的理论架构,在领域、形态和功能等具体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拓展。

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领域发展

一方面,在国际化背景下,影响人们思想与行为的社会因素日益增多,这使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逐步被消解,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与社会新的发展相联系,充分吸收各种新因素的影响,这本身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是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走向完善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具有鲜明社会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也需要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进程这一社会实践的发展,逐步强化自身的社会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研究在国际化的时空境遇下,各种现实因素的相互交织生成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价值意识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传统社会场景的角色定位,模糊了不同角色和行为的界限,造成个体在不同角色的标准和规范的转换中失序,引发社会交往和心理冲突。例如,国际化进程所推动的的网络化,使人际交往网络化趋向日益加深,交往的信任与怀疑、合作与冲突、游离与沉溺等悖逆性特征造成个体网上与网下的行为冲突;各类成人化的影视节目和杂志向儿童暴露了犯罪、邪恶、死亡、性等成人秘密,这导致“童年的消逝”[3]。因此,国际化进程引发的多元化思想和行为方式相互“对冲”,造成人们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等问题必然被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领域拓展,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人本化,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的研究路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研究。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研究的范畴和分析框架,形成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机制,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整合心理咨询、心理诊断、心理干预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研究。在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开放的环境与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都发生的重要变化,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选择性认知、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接受倾向日益明显。为此,开展国际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甚至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领域发展十分重要。

国际政治研究方向篇6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容取向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党中央、国务院对此也高度重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新方案已经开始逐步实施。针对新方案的实施，学界对如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真正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研究。近几年来，学界从开始比较宏观地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转到了从多角度多层次具体地思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同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环境研究也不断拓宽，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如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心理咨询、发挥网络教育功能、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都是学者们围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研究的重点。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研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也在不断丰富研究内容和方法，以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跟上时代步伐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

1.始终强调鲜明的思想和政治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宣传和维护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抵制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也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无论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还是学者们的研究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指导，坚持党的领导，紧跟和反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以来，研究者们更加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关论著较多。

2.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载体的研究。改革和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和载体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从近年的研究看，这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在研究中，除了强调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正面灌输的作用以外，学者们更多地开始关注和研究间接的、隐蔽的、渗透式的教育方式和载体，比如校园媒体、校园网络、校内社团、校内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努力挖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影响的正面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

3.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本教育与人本教育的对立。前者以书为本，在教育过程中只讲抽象的理论，忽视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只注重文本逻辑性，忽视大学生的发展需要；只强调文本意义阐释，脱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大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发展产生了很大矛盾，致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难以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而对其产生了质疑与疏离。以人为本，在教育过程中把代表大学生的根本利益、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作为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近几年来学者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但通过何种方法将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真正落实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实践中，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学者结合实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1.研究更加紧扣时代背景和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和文化环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信息化智能化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社会经济成份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内环境：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下，学者们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些研究既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大力宣传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为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理论创新成果服务，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紧跟时代的步伐，同时，学者们还注意运用新技术手段的作用和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功能和凝聚人心、引导发展和稳定社会的功能的发挥。

2.研究中学科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渗透的越来越多，这些学科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对象、内容、环境、手段、效果等进行不同层次和角度的研究，给予实践活动以有力的指导，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学科的交叉研究呈现出研究者思维活跃、视角独特的一面，但有的学者也指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已的地”的倾向，这种情形走向极端是不可取的，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边缘化”和“空壳化”。

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逐步兴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进行着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非常相近的思想教育活动，由此学届也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国外，借鉴和利用国外公民教育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来改革和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研究随着国内外交流活动的日渐深入，一部分学者利用出国访问和学术交流的机会对其他的国家公民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相关论著和调查报告不断涌现，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中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公民教育问题上，比较研究的内容多为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成效等。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必将对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提供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