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大学论文篇1

关键词：工商管理；实践教学；操作能力

教学是为学生以后人生道路做铺垫，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实用型人才。很多高校的工商管理教学只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理论的运用能力，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较差。本文笔者提出了对工商管理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工商管理学科教学的意义

1.帮助学生深入探索专业性知识并加以掌握

课堂教学让学生对工商管理的理论性知识有所了解，这种了解是抽象的，并不能保证学生能在实践中熟练运用这些理论知识。实践教学通过将理论知识穿插到实践活动中，培养了学生操作能力，并加深了学生对工商管理理论性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实践教学也能培养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的习惯，通过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对理论知识的了解进一步加深。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使知识运用的综合性得到增强，满足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2.发展学生独特的思维能力能有效解决现实社会遇到的问题

每个学生的资质、兴趣、才能有很大的区别，不同学生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实践教学可以在实践中发现学生独有的特点，展现学生各自的专长。同时，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通过实践教学使不同学生产生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学生独特思维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生有效解决现实社会遇到的问题。

3.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是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教学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操作能力，而且使学生独立的思维能力得到培养。工商管理学中的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以后的就业过程中，创新能力和操作能力能使他们在与竞争对手竞争时占取有利地位。

二、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理论和实践脱节的主要因素

1.课程教材跟社会实践关系不够紧密

我国目前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使用的教材是从西方国家引进过来的，因此，这些教材所讲述的理论知识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来编写的。我国是处于发展中的东方国家，在国家理念和管理制度上与西方不同，而且我国的社会理念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的脱节。工商管理教学中所引用的案例也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实例，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综合这些原因，造就了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现象。

2.工商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陈旧古板

许多高校的工商管理教学还是使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教师一味要求学生对理论知识死记硬背，根本不注重学生能否彻底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不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反而使学生对工商管理的理论知识产生抵触厌烦心理。

3.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师团队自身的实践教学经验不足

许多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师并没有社会实践的经历，大部分教师一毕业就从事工商管理教育工作。这些教师没有进行实践教学的能力，一味要求学生对理论知识进行理解，不能将理论实践相结合。而且，这些教师注重的并不是学生将来的操作能力，而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这样就造成了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

三、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教师要注重我国有关工商管理专业的诉求，了解国内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工商管理教学的背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让学生充分了解国内工商管理情况，以国家的诉求为准来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

第二，教学方式决定教学效果。工商管理教师应当使用适当的教学方式，培养全能力的工商管理人才，在教学过程中勇于创新，实现教学模式的多元化。这就要求在进行工商管理教学时做到以下几方面：

1.培养入学新生的专业感性认识

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直接决定学生在以后学习该专业时的态度。在新生入学时，学校应当对其进行专业知识的讲座，让学生对工商管理专业有一个初步认识，也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实际社会调差撰写调查报告、专业感想来加深对专业的理解。学生一开始就对专业有自己的感性认识，可以使学生尽早投入到专业学习中来。

2.创新实践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教学方法是学生学习效果得到保障的重大因素，专业教师在专业教学中可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现场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就是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来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对案例进行探讨。教师通过选出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分析，调动学生积极性。教师通过案例的分析和解读过程，使学生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理论知识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

模拟教学法，也就是教师通过所学知识，设计与课堂知识相关的情景，让学生进行模拟演练。模拟教学法是通过角色模拟、情景模拟、内容模拟、综合模拟等方法对所学内容模拟教学，这种实践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操作能力，而且使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增强。

现场教学法，就是将学生置身于现实环境中，通过要求学生撰写相关的实习报告、设计方案、分析报告、策划文案和综合评估等，使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大大提升。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也使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增强。

3.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作为重要的实践教育环节

毕业之际，学生所学知识的综合能力得到检测，这个检测不仅从毕业论文可以看出，还能从学生毕业实习的成绩来判决。通过对毕业实习情况的分析，可以充分了解学生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教师在这个阶段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指导，有益于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和个人专业素质的培养。

综上所述，高校工商管理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是漫长的，其涉及面广，层次多，需要教师、学生、学校的多方面配合。只有大胆创新，鼓励实践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理论的实践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工商大学论文篇2

（一）贾而好儒”为徽商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众多学者通过对徽州各宗族商人的研究发现，他们在步入商海之前大都受过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如清歙人江春少攻制举业，乾隆辛酉乡闱以兼经呈荐，因额溢见遗，遂弃帖括经商扬州”。少攻制举业”的经历使江春具有了敏锐的判断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

（二）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科体系的尴尬与不足

1.公共基础课程设置上，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严重不足。

我国各专业课程体系通常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模块。工商管理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略显不足，只占到总学分的30%左右。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又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课程之间有一定的重复，内容安排流于形式。而一些必要的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课程却不见踪影，结果造成学生毕业后人文与科学素养出现严重的问题。

2.专业基础课过多过泛，造成专业个性不足。

如工商管理专业,国家教育部规定基础课程包括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等。各高校遵循教育部标准进行排课，就出现了学生知识面广则广矣，但工商管理专业与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相比，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

3.专业课程设置上重理论、轻实践，与培养应用型人才需求不符。

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强实际工作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管理以及教学等方面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但事实上，很多高校教育目的依然是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形成了以抽象理论为中心的课程模式，课程体系不顾现实社会对毕业生的真正诉求以及市场的反馈信息，过分追求理论的系统、完整和高深，严重偏离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重构

安徽工商管理学院面对问题和不足，利用地域优势，在承继徽文化之精髓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教育。

1.公共课程设置上增加文化类课程，优化政治理论课程。如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开设选修课《中国茶文化、酒文化》等。

2.专业基础课程设计可开设《徽商》、《徽文化》等。

3.加大与现代新徽商校企合作的力度，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实践技能的场所。

二、建设移动课堂”，践行徽商精神

（一）徽商重文化，更重实践

徽商的成功不仅在于对文化的重视，更在于他们从来不局限于死读书，读死书，他们更注重在耳熏目染中培养实践技能。徽商成功的经验也为我们今天的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安徽工商管理学院以草根、安徽特色”为宗旨，承继徽商精神、传播徽文化、树立新徽商品牌”是安徽管理界尤其是企业管理界的重要责任之一。为突出办学特色，体验古代徽商艰苦创业的过程，将徒步徽杭，重走徽商路”作为开展移动课堂”学习的重点。徽杭古道是古代徽州商人离开徽州出外经商的首选的一条山道，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段自绩溪县伏岭镇至浙江省浙基田，一直延伸到杭州，徽商们通过京杭大运河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是现存的徽文化物质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移动课堂”建设的重点。

（二）移动课堂”建设的基本策略

1.徒步徽杭，体验徽商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徽杭古道即是出安徽至浙江一条最近的路上通道，全长五十余里，明清时期一代又一代徽商就是从这儿走出去，他们饱谙寒暑之苦，频历风波之险。学员们通过徒步徽杭，体验当年徽商创业之艰难和百折不饶的进取精神。

2.参观胡雪岩纪念馆和胡适故居，体验徽商诚信的处事风格和徽骆驼”精神。

绩溪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挂了两块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贰价”四个字，另有一块对着柜台，上面是胡雪岩亲手写的戒欺”两字，旁边还有一段小字：凡有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代取厚利。唯愿请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关善为余谋也可。学员们通过参观胡雪岩纪念馆和胡适故居，体验徽商诚信的处事风格和徽骆驼”精神。

3.开展拓展训练，体验徽商以众帮众的团队意识。

徽商的成功，不仅在于个人的勇于进取和敏锐的眼光，还在于他们往往利用宗族、乡里组成商帮，以众帮众、同舟共济。学员们在拓展训练中注重的即是团队意识的培养。

三、结语

工商大学论文篇3

高素质工商队伍的内涵

工商队伍高素质的内涵，是由工商行政管理的性质和职能及面对新的形势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是指政府为了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运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督管理。客观上就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既要具备作为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整体性标准，还应具备其"专业化"素质。现依据领导以及有关学者的一系列论述，对"高素质"特作如下概括和阐述：

一、思想政治的高要求。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清醒地准确把握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实质，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服务经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明确市场监管执法的方向和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树立"经营者是社会主人，执法者是社会公仆"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依法行政的高标准。作为代表国家依法行使经济行政监督权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要有高度的法治意识，对所执行的法律法规要把握其精神实质，做到"不走神"、"不变形"，不曲解、不掺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督管理，不仅自觉遵循实体法规范，而且遵循程序法规范。在执法中确立独立行使行政权，不受其他单位、个人干涉的原则，能排除各种因素和特权现象的干扰，保证正常执法，综合地监管执法，不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并对本地区的市场环境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以利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执行。

三、行为品质的高境界。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行政行为、处事和言行，做到公平、公正，其出发点和动机诱因均是维护交易安全和法律精神，执法者应正本清源,清除自身价值取向上"偏私"的尘埃污垢，讲究"意诚"、"心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平等地对待行政相对方。对于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能正确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根据立法目的和精神，充分依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最大限度地兼顾合法、合情、合理，追求法、情、理的统一，以激活长久以来严肃依法行政之理性，体现工商管理之道德关怀，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

四、理论素养的高水平。工商行政管理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科学理念与理性，其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的效能是事倍功半乃至劳民伤财的管理。这就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具备理论思维、理论概括、理论创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对当今市场经济理论、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法学理论比较精通、熟悉，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市场主体准入和监督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五、文化知识的高层次。现代工商行政管理的综合性、复杂性、专业性、全局性和超前性，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成为知识相对渊博的杂家、通才。其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当是以工商行政管理学知识为核心的各种知识的合理构成和搭配。具体来说，一是娴熟的工商行政管理学知识，包括工商行政管理的一般原理、方法以及相关的管理心理学、行政管理学等知识。二是扎实的专业法律知识，包括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知识。三是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四是深厚的社会生活知识。

六、业务技能的高起点。业务技能主要是指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娴熟运用工商法律法规的能力和技巧。一是登记方面，审查员（核准员）能正确树立"准入服务''''的理念，对登记注册的程序性规定内容(要件、步骤、时限等)了如指掌，简便、快捷、公开、公平、公正、准确地核准或驳回。二是办案方面，要求执法人员对承办的案件做到心中有数、独立思考、综合分析、胸有成竹；对复杂、疑难案件，具备娴熟的调查取证能力，做到游刃有余；具有紧急状态下（如非典时期）的办案能力，且根据非常态的行为特点，做出快速决策。

七、廉政建设的高风尚。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做到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表率，始终保持高风亮节，过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权力、金钱、美色等"关",抵御各种诱惑，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构起拒腐防变的心灵上的"万里长城"。

八、职业忠诚的高追求。职业忠诚是指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职业、职责忠心耿耿，以及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与行为的表现。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家的"经济卫士"和消费者的"保护神"，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对工商这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业忠贞不渝，在工作中保持积极奋进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任务，勇挑重担，勇于献身。

九、生理心理的高耐力。工商行政管理活动常处于复杂多变与高风险的环境下。因此，一要有"能耐"，既要有能力更要有能耐力，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能耐力，能耐受挫折、遭失败的痛苦；二要在推进事业发展的心路历程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拼搏和经久"耐磨"精神。

建设高素质工商队伍的途径

建设高素质工商队伍必须坚持两个前提。一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对于建设高素质工商队伍，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甚至对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来说，都具有直接的重大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站在跨世纪的战略高度，做一名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直接有效地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为发展先进文化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二是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的觉悟--严于解剖自身的缺点、错误。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的三大名言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这就是:智力比知识重要；素质比智力重要；觉悟比素质重要。第三句是落脚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觉悟的管理者是最危险的管理者，包括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内，要深刻觉悟到，自己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与时代的潮流及职务要求有差距，必须迎头赶上，急起直追。经常具有这种自觉的醒悟，是建设高素质的工商队伍的动力源。在坚持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下列五条提高个体素质的具体路径：

1、树立新观念。观念是素质的根本，观念决定态度与行为。要提升自我，赢得革命性的效果，必须从观念着手，克服"惯性"的思维，更新传统的观念。作为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树立与新旧转变相适应的新观念，包括依法行政观念、发展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系统观念、效益观念、改革观念、创新观念、开放观念、未来观念、新的价值观念等等。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主动理解、消化、熟悉和接受这些新观念，全面造就自己的新观念。

2、忠诚于目标。目标是方向，目标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对照高素质标准，综合分析和诊断，认真地计划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清晰确立自己的"使命宣言"。该计划目标应该是（1）有的放矢的，具有针对性。（2）具体的，如一年要读几本书籍，要争取办多少起案件，要写几篇理论文章等等。（3）系统的，要着眼于高素质的标准。（4）切实可行的，必须建立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而不能凭空设想。(5)需要阶段性地评估以及持续修正和改良。（5）符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计划目的"根"和"本"的性质问题。计划目标确立之后，使我们洞悉自己的工作生活重心是什么？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凝聚意志力，全力以赴且持之以恒的付诸实现。

3、不断地学习。非学无以广知，非学无以明识，非学无以立德。科学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知识，只有20％是靠正规学校获取的，其余80％是靠工作实践和在职勤奋学习获得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端正学习的态度。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工商工作中指导地位，找准工商工作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学习各门学科要切合实际，学以致用。如通过学习现代计算机技术，推行网上登记、网上年检、网上查询、网上收费、网上举报、网上完成办案审批程序和网上制作办案文书等，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综合监管效能。在处理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时，要树立学习是工作的核心、学习与效率是同义词、学习是工作的新形式等新理念，自然而然地正确解决“工学”矛盾。其次，要选准学习内容。我们应根据新旧转变需要，结合工商工作的实际，选定内容，既从书本上学，又从实践中学，从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中学，既着重学习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又要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最后，运用各种手段，提高学习效率，并持之以恒。

4、致力于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素质，实践增才干。当前，我们要紧密围绕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需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落实的任务，在发展服务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持序、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大胆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有效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能力，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紧急应变能力，全面推进市场监管与服务创新，保障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与时俱进。

5、塑造好形象。因为工商行政管理职业的特殊性，执法人员的形象很重要，这并非指工商行政管理人员都要英俊美丽仪表堂堂，而是说应该有得体自信的举止，端庄亲切的仪表，大方谦虚的言谈，清正廉洁的气质，沉稳自强的性格。并且登记人员应使服务对象产生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办案人员应该给人以庄重感和威严感。塑造良好的形象，要靠自身不懈的"四自"磨练。"自重"--珍重、钟爱自己所投身的事业、所在的岗位、所任的职务，以及业务、身体、情感，做到自尊、自信；"自省"--自我反省、领悟，经常地严于剖析自己，并以自身的缺点、弱点与过错为"敌"，以求自我的"日日新"。"自警"--时刻警惕和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在特定的条件下，保持着"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这样一种高度的警惕性。"自励"--在困难条件下和各种困境中，总是勉励自己以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赢得胜利。

建设高素质工商队伍的机制

一、建立完备的考核体系。我们要用"严格考核"这把尺子为标准，衡量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什么岗位该干什么？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这就要靠建立完备的考核运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考核效果的"瓶颈"。具体应把握两个转变：一是从抽象到具体转变，把工商行政管理的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确立一个个具体的目标指数，使抽象、形式化的一般考核变为具体有效的量化考核。这里强调的是建立一个科学、客观、严格、公正的考核平台，通过计算机收集、整理、计算、汇总有关数据和信息资料，如实估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真正业务能力、工作业绩和职业修养。二是从统一到分类转变，以往我们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进行评价，仅按照公务员考核办法，适用一个标准、一个程序、一个评价体系、一样的奖惩机制，不能反映责任轻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因此必须在系统内实行分类考核，将人员职位分为"企业登记类"、"经济检查类"、"案件核审类"、"后勤保障类"等类别。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程序和方法，如对企业登记人员可以通过登记质量、登记效率来体现登记技能，对经济检查人员可以通过对法律文书大检查评比等监督形式，以案件的办理程序及实体处理结果来评查办案技能。从而使所与所之间的人员考核等次拉开，局与局之间的人员的素质也可以比较，发挥考核的激励性导向机制作用。

二、健全有效的用人机制。从上层到基层务必形成良好的用人环境，破"神秘化"，立"公开化"、"民主化"，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增强广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破"随意性"，立"程序化"、"制度化"，严格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程序选拔干部，结合工商部门实际，建立干部任职资格认证考试制度、任期制、使用期制、聘任制、交流制、岗位聘任制、末位淘汰制、失职追究职、任期经济责任制，以及健全和完善干部推荐、考察、任用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

工商大学论文篇4

关键词：工商人类学；工商管理教育；单门课程设计；教学大纲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254-05

课程结构与设置，涉及学生在商学院中学习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学院的教育质量水平，并直接影响商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工商世界对商学院毕业生的满意程度以及商学院学生对学院的满意程度等。众所周知，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商学院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将传统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比如人类学等，应用于工商管理教育的具体实践，是高等商科教育的一个最新发展趋势。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人类学已经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工商管理教学实践之中，而且发展态势非常迅猛，值得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界关注。本文拟以简介工商人类学为起点，通过回顾和总结汕头大学商学院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设计以及教学活动和实践过程，来探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人类学的几个问题。

一、工商人类学简介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业学科，它是一个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人类学。狭义主要是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发展规律的研究，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广义人类学研究范围广泛，可以说囊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类社会生活，即由人类创造并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技术、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交易行为等等。广义人类学又可细分为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城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管理人类学、环境人类学等等[1]。

工商人类学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2]。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比如，以美国为例，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马犹（EltonMayo）和黎尤德·沃耐尔（W.Llyod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3]。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从事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勃雷·贾德纳（BurleighGardner）和黎尤德·沃耐尔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开创了工商人类学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3~4]。

时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恪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5]。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后来，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开始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3~5]。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杰瑞·撒尔特曼（JerryAsltman）和格兰特·马克侩肯（Grant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约翰·雪利（JohnSherry）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商学院教授卡洛·考夫曼—斯卡伯若（Carol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1]。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商学院的凯西·陆德肯（KathyRudlkin）博士与赫曼特·迪欧（Hemant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6]。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奥尔根州立大学，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安·峤丹（Ann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2]。

2003年，峤丹博士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2010年，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发表了由罗博特·田等撰写的教科书《工商人类学概论》，为工商人类学的本科教学奠定了基础。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适宜应用于以下特定方向：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某些学者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首席人类学家这样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1~6]。

二、课程设计思路与教学方案

人类学在中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科，而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中国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前景广阔。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周大鸣教授，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和对中国应用人类学发展的责任感，已经开始组织有关人员从事工商人类学基本教科书的写作[1]，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完整的中文工商人类学教学用书。汕头大学商学院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国际工商管理教育认证权威机构AACSB的注册会员，也是为数不多的通过欧洲EMPAS认证的中国商学院之一。汕大商学院以“功在商道，心达寰宇”为院训，致力于工商管理教学国际化的战略发展，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商学院课程和教材，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工商人类学作为专业选修课，推荐给本科高年级学生。

教学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也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未来工商世界领军人才。虽然商学院的具体教学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其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即落实工商管理教育的宗旨。虽然从学科划分上讲，工商管理属于管理科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由于工商管理涉及到较为复杂且瞬息万变的人与事，在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们似乎很难归纳出一套共通无误的经营管理模式。再者，工商管理人员在其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所面临的企业内外部经营决策问题，往往都有很大的差异，很难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规则。因此，我们认为工商管理教育又具有很强的人文学科属性[7~8]。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何将人文学科知识有机的融汇到工商管理教育之中，曾经是商学院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发展的热门讨论话题。美国商学院教授普遍认为，管理人员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较宽广的知识面，要懂得文学、历史、伦理和艺术。学员在商学院学习人文学科知识，不仅可以多掌握一些事实，更主要的是可以学会不同的思维方式，以找到解决工商管理实践问题的各种途径。比如波士顿管理学院，就十分强调管理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有机整合。他们认为平衡的教育，对培养管理者的战略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9]。工商人类学，作为跨人文和管理的新兴边缘学科，可以从多种角度帮助商学院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路，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学生提高人文科学知识，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单门选修课。

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王伟廉教授指出，单门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理与方法。单门课程设计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合理安排课程内容，第二，确定教学活动与教材，第三，制定教学大纲。王伟廉教授还进一步指出，明确单门课程教学的“预期学习结果”（intendedlearningoutcomes），是课程设计和编制的核心内容[10]。在工商人类学的课程设计和编制上，我们设定的预期学习效果为：（1）认识并理解工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更新发展，并将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工商管理具体实践中；（2）发现和认识能够通过人类学原理和方法而给予解决的工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可供操作的管理建议；（3）能够进行具体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辨别并应用相关的人类学技术手段来解决实际问题；（4）发现并研究影响公司结构和具体业务操作的文化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可供操作的公司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5）认识在国际工商交往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并在具体工作中善于利用或回避这些文化差异。

根据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目标和课程体系安排，我们明确规范了工商人类学单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工商人类学简介，工商人类学发展史，工商人类学方法论，文化要素与工商实践，人类学、文化变迁与创新，民族志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市场、市场营销与人类学，人类学与消费者行为，人类学与产品设计，人类学、竞争情报与知识资产管理，全球化、国际贸易与人类学，人类学与企业家研究，工商管理教育与工商人类学发展前景等方面。此外，我们还明确规定必须结合课程的进展，进行案例学习和分析（见表1）。教学活动包括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堂参与和讨论，学生对章节学习体会的阐述，案例分析，学生依据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撰写学期论文。由于工商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关这个学科的成熟教材还比较少，因此在教材选用上，目前还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选用的教材是美国北美商务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工商人类学概论》（GeneralBusinessAnthropology）。在参照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学工商人类学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汕大商学院的教学特点，我们编制了教学大纲并提出开设工商人类学这门新课程的报告，经主管教学的学院领导和学校教务处批准，于2011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

三、教学活动与过程

在2011年秋季学期，共有70名学生选修工商人类学，我们要求学生自己选择组合成学习小组，每个小组的学生人数为5~6名，全班共有12个学习小组。我们建议学习小组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选出学习小组召集人，负责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由于教材是英语原版教材，因此我们决定用英语教学，但教师容许学生在课堂用中文回答问题，用中文进行章节学习体会阐述，用中文撰写作业和学期论文。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利用学校的数字学苑网上教学平台，教师在数字学苑系统上传了大量与本门课程有关的资料供学生阅读，以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阅读量。此外，教师也鼓励学生用英语写作，并给予一定的奖励成绩。教师在学期的第一节课里，详细并明确提出了对学生的学习结果预期和要求，并强调相互作用为本课程的教学特点。

王伟廉教授指出，教学中的相互作用策略（interactivestrategies）主张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对话，在实践上，诸如小组设计或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活动等，都属于这一策略[10]。根据教学大纲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和阐述，在讲授过程中针对已经教授过的内容，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当场回答，老师要求在整个学期过程中，每名学生必须参与回答至少10个问题。同时，还要求学生组成两人小组，从基本教材和辅助教材选择一个章节，在课堂上进行大约10分钟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然后让学生对阐述进行评论，最后教师再进行总结讲评，肯定学生的成绩，提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要求每个学习小组从教材中，或者从其他阅读材料中，选取一个案例进行分析。对案例的分析，必须从工商人类学的视野进行，并按照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对案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活动是，学生依据所学到的知识，提出和设计并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从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学生个体行为）和随意性的参与观察开始（学生个体行为），然后提炼出具体的研究问题（班集体行为），并根据这些具体的研究问题，设计需要刻意观察的内容、深入访谈内容和调查问卷（学习小组集体行为），老师引导学生在课堂对所设计的调查工具（问卷等）进行讨论和最终确定（班集体行为）。然后，学生再分头执行刻意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学生个体行为），学习小组汇总成员的调查数据后进行初步分析（学习小组集体行为），并将调查数据交送班集体进行数据处理。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实线为集体行为，虚线为个体行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并对学生的工作进行及时和具体的评价。我们利用汕大提供的数字学苑平台，要求学生将自己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各种调查研究数据，都上传到指定的空间，以便与其他同学分享。此外，我们还将学生完成的作业及老师的评语，分门别类地在数字学苑课程空间展示出来，从而不仅能够让学生及时地得到老师对其作业的评语，而且在学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比较并竞争的机制，促使学生更加认真地做好作业。比如有一个学习小组，在撰写课堂研究设计和方法论时，没有进行具体扎实的讨论和准备，匆匆忙忙地写好之后就上传到课程网页上，经老师点评及与其他小组的作业比较后，他们认识到自己提交的作业，在质量上与其他学习小组有较大的差距，因此要求老师容许他们重新写作。为此，我们决定将所有学生的作业予以开放修改，换言之，我们容许学生对于已经上传的作业进行修改，直到学生们自己满意为止。此外，我们还利用数字学苑平台，鼓励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们不仅可以在数字学苑平台上传自己的作业，信息，还可以对课程的设计和进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这种开放式相互作用的教学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所完成的章节内容和学习体会阐述，除了能完整地、准确地概括章节的内容外，还能够结合自己的学习目标及未来的打算，阐述该章节的具体应用价值。有一名同学，在学了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和方法论之后，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型研究课题，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青年人创业的动机和经营结果之间的关系。该同学在进行实地参与观察时，突破了老师在课堂所讲授的观察资料整理方法，创造性地将参与观察资料和访谈内容资料糅合在同一表格之内。教师对该同学的创造性精神，在课堂上给予及时表扬，并鼓励其他同学也能够不拘泥于教材和教师所传授的方式，在研究陈述方面进行大胆创新。

教师在阅读了同学们的文献资料研究综述和研究设计报告后，对学生们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给予了及时的肯定，并鼓励同学们争取写好学期论文，以便能够公开发表。在12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学习小组用英语写作其文献研究综述和研究思路设计，他们在学期论文设计中，强调应用工商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对高校餐饮服务与学生的校园生活进行综合性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其学期论文研究立意比较新颖，很有学术潜在价值。教师很快将该小组研究设计和论文引言部分，提交给了国际科技协会（IntellectbaseInternationalConsortium）年度学术会议主办者。三位独立评审专家对该小组同学的研究设计，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一致建议大会组织者邀请该组同学赴会作学术发言，同时还建议该小组同学对其研究论文加以修改和完善，以便在国际科技协会主编发行的同行双盲评审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对于处于本科阶段的中国学生来说，做一个研究项目在他们看来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这又是本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宣布各学习小组在本学期需要用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时，很多同学表现出了一些忧虑，因为在他们之前所修读过的课程中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该项研究。但后来随着教师耐心地解释和引导以及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讨论，学生越来越理解了进行该项目的方法和意义，也越来越有信心能出色的完成项目研究。

最后，教师在教授学生工商人类学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对待学术、正确对待他人的观点和劳动成果的态度。教师鼓励并支持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并针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展开讨论。但针对中国学生缺乏欣赏他人劳动成果的现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面对他人劳动成果或他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时，先不要急于否定甚至攻击他人，而首先应该看到他人劳动成果或观点合理的一面，学会肯定他人的成绩，之后再以相互学习的态度进行坦诚的交流和讨论。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术交流态度的做法，得到了学校课堂质量检查人员的大力肯定和赞扬。

四、结论与建议

工商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以为工商世界培养未来领军人才为己任的商学院，必须紧跟复杂多变的工商世界，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才能满足工商世界对未来人才的需求[11]。工商世界对未来领军人才的要求是全面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结合和相互渗透，是当代工商管理学科发展的主导趋势。各国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文理渗透已成为工商管理课程设置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实行文理分科，致使中国大多数商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文理结合的力度不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学院学生知识结构的科学构成，出现了或者重理轻文，或者重文轻理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是有害的，不利于中国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了改变中国商科高等教育偏科现象，我们应尽快强化文理渗透，以保证学生知识、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态度的养成[12]。

目前，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类学已经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工商管理教学和科研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边缘学科，即工商人类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丰富了商学院的教学内容。从汕大商学院的实践来看，工商人类学非常适合作为商学院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工商人类学课程在教学方面强调实践性，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此外，由于人类学强调研究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影响，因此在商学院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考的能力，而学会跨文化思考对于商学院毕业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他们毕业以后从事国际工商业务时，跨文化思考能力更为重要。有鉴于此，汕大商学院主管教学的领导决定，在2012年的春季学期，继续向本院高年级同学开课，并要求授课老师认真总结教学经验，不断改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活动和内容。我们期望在汕大商学院领导的支持下，通过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努力，工商人类学能够成为一门特色课程，并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

当然，工商人类学毕竟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还有待完善。具体到教学而言，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特别关注。第一个问题就是教材问题，由于该门课程非常新颖，目前尚无中文版教材，现在我们选用的教材主要是针对美国商学院学生的，教材中的许多案例对中国学生来说都很陌生。第二个问题就是教学课时问题，目前该课程为两个学分，每周两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32个课时，在这样少的课时内，很难完成我们所设计的教学内容，更不用说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第三个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辅助阅读材料和可供学生分析的案例，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中国从事工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为数不多造成的。

显然，要推进工商人类学的教学发展，我们就必须努力克服和解决以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尽快组织力量编写富有中国特色的中文版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导周大鸣教授虽然已经着手组织科研人员在编写工商人类学教科书，但进度较慢，已经赶不上现实的需要。第二，我们建议将工商人类学的课时扩展为每周3个教学课时，全学期共48个课时。第三，我们也应当组织力量编写符合中国工商实践现实的案例，供工商人类学教学参考。此外，为了向其他兄弟商学院推广这门新课程，我们建议在适当时机举办工商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以及工商人类学教学观摩会。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管理学科的特点，和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国际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国的工商管理教育改革必须要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要适应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需要。中国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必须抓住机遇，从教育目标、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水平。而增设工商人类学课程，无疑是加快工商管理教育改革步伐，与国际商学院接轨，并增强中国管理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简易可行的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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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伟廉.单门课程编制原理与方法(汕头大学教师教学法培训材料)[Z].汕头:汕头大学教务处，2011:1-14.

工商大学论文篇5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工商大学论文篇6

关键词：苏商；精神；综述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6003904

2012年8月28日，全球苏商高峰论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温兰子，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罗一民，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许仲梓等领导出席。开幕式由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邵军主持。与近年来先后召开的世界浙商、闽商、豫商和晋商大会不同，此次苏商全球高峰论坛不是一次以招商为主题的大会，而是一次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凝聚苏商精神、弘扬苏商精神的“务虚会”。1000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苏商代表参加了开幕式和论坛。会上，企业家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向广大苏商发出弘扬“苏商精神”的倡议书。

一、与会领导充分肯定论坛主题

出席论坛开幕式的全国政协张怀西原副主席富有感情地说：“凝聚苏商精神这个主题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也倍感亲切。我曾经长期生活工作在江苏无锡，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高度繁荣，是苏商重镇。中西文化在江苏碰撞、交融，产生了像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先生等一批杰出苏商代表人物，他们实业救国、诚信经营的精神，成为苏商精神的重要源泉。长期的耳濡目染，加上工作中对新时期身边苏商的接触和了解，我对江苏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苏商精神有了一些基本认识。我个人认为，苏商既恪守儒家思想，又接纳西方市场经济观念；既追求经济效益，又讲回报社会；既有开拓创新的意志品格，又有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既有务实重工的价值理念，又有尚德诚信的处世哲学；既有前瞻开放的战略眼光，又有精明善变的经营谋略。”张怀西原副主席祝愿广大苏商深刻理解党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努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深入传承苏商文化、大力弘扬苏商精神，以此次高层论坛为新的契机，充分交流合作，分享发展经验。

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出席开幕式作重要讲话。他指出，苏商精神是具有强大现实生命力的，苏商为江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关心家乡发展变化，投资家乡建设并取得了成功，家乡的发展值得苏商骄傲和自豪，同时家乡也为苏商提供了发展舞台。当下，在一个产能过剩、资本流动性过剩、资源短缺的世界，苏商怎么办？一是要创造革命性产品。二是要创造资源替代性产品。三是要创造投资价值产品。他相信，广大苏商一定会不负重托，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在推进江苏“两个率先”和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许仲梓认为，今天的苏商是以江苏民营企业家、在省外和海外的江苏籍民营企业家为主体构成的。苏商在江苏本省创办的民营企业数已接近130万户，位居全国第一，同时还有数百万江苏人在全国各地创业，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成为成功的、具有影响力的苏商，有相当数量的苏商勇闯海外，他们在海外创建开发区，创办研发中心，运营企业和运作市场，呈现了加快“走出去”、能够“走进去”、努力“走上去”的喜人景象，促进了江苏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崭新格局。苏商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苏商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在艰苦创业、务实创新过程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他指出，苏商精神是苏商之魂，是推动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精神力量，是新时期“江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以张近东、沈文荣、高德康、周海江等为代表的当代苏商不断开拓创新、敢于争先，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树立了苏商坚忍不拔、不断超越的良好形象。通过本次论坛，一定能够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民营企业家身上凝聚和焕发的苏商精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交流学习、加深认识和弘扬当代江苏民营企业家的优秀建设者精神，来实现弘扬苏商精神的根本目的。

二、企业家积极探索苏商精神

广东省江苏商会会长、广州丰纪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树君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苏商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舞台上一支卓有成效的生力军。在与浙商、徽商、晋商、潮商齐名的中国五大商帮中，以张謇、荣德生等为代表的苏商，倡导实业报国，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典型代表。苏商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和厚重人文底蕴的商帮群体，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内涵是什么，不少省内外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能感受到苏商精神的基本元素，那就是敬业、诚信、儒雅、稳健、创新。新形势下，对苏商精神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尚未达成普遍的认同。承办此次论坛活动，旨在用凝练的语言亮出苏商精神，形成一种正能量，不断推动苏商事业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此次全球苏商大会，广东省江苏商会全程全力承办，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财力，为什么？冯树君感到凝聚苏商精神有一种紧迫感，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他说，文化是群体凝聚力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作为苏商，曾经有过“实业报国”精神；改革开放后产生过“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精神。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三创三先”的江苏精神。作为新一代苏商，结合时代要求，更要践行好新时代苏商精神。

冯树君对苏商精神有四点基本想法。第一，坚持实业报国。2012年上半年，江苏经济逆风飞扬，实体经济转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推进器”作用。崇尚实业正是“苏商精神”的重要体现。当前面对经济“寒流”，坚守实业，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增强创新驱动力，才能在危机中增强民营企业的“抗震性”，提升苏商品牌的影响力。第二，坚持诚信经营。古语曰：“大道惟诚，无信不立”。诚信、稳健是苏商的优秀基因。作为新一代苏商，无论是在家乡耕耘，还是在四面八方拼搏，都要慎言慎行，崇文厚德，将维护苏商的诚信度作为我们企业家的义务和责任。第三，加强合作共赢，扩大“苏商”品牌效应。当前经济持续下行，更应让“商会”成为会员遮风挡雨的家，让我们的会员企业在这里得到关爱和帮助。通过整合资源，抱团发展，走合作共赢之路，为苏商企业“走出去”，为苏商品牌国际化做出努力。第四，自觉回报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我们在发展事业的同时要树立服务国家、回报社会、反哺家乡、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优秀苏商代表、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代表全体苏商发言，阐述对苏商精神的认识。他表示：我们深知只有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才有江苏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科学发展，才能使我们企业家群体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当前，江苏正在大步迈向“两个率先”的新征程，面对眼下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我们苏商群体应该团结奋斗、凝聚智慧、汇聚力量，践行科学发展理念，为江苏经济的稳增长和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这是我们这次论坛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周海江认为，弘扬苏商精神，对于当代苏商来说非常重要，它是引领当代苏商实现企业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的重要力量。他说，稳健务实的作风是苏商发展的根基。一个国家的基业是不是稳固强盛，是不是孕育着面向未来的不竭动力，关键是要看企业的力量。从苏商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从当代苏商产业发展的业绩考量，强大的企业是支撑国家实力的基础。稳健务实做强企业，这不仅是苏商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更是体现了苏商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只要我们秉承近代苏商“实业救国”的伟大精神，以实业报国为已任，以民族振兴为目标，就一定能够以稳健务实的态度做人处事和兴业经商，把实业做实做稳、做精做优、做大做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抢抓机遇，把稳方向，稳中求进，稳中求快，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以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力，以实体经济作为主阵地，抢占行业的制高点，加大结构调整和海外投资的力度，为江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做出积极贡献。

与会的苏商一致认为，善于学习、诚信为本的优秀传统是苏商的优势。苏商善于学习，知书达礼，儒学根基厚实，苏商骨血里有着吴韵汉风的文化基因，是学习型的有文化的商人群体。苏商讲究诚信为本，锐意创新，温润和谐、不善张扬。这样的一些苏商品质，渗透到商业经营投资过程，树立了苏商崇文创新形象，也为苏商“走出去”赢得合作共赢的软实力。要坚持和锤炼善学习、懂礼仪、重信誉、守规则、善交往、能创新的苏商人格精神，并使其转化为苏商经营之道的点滴细节，成为苏商立业不可动摇的灵魂。

与会的苏商一致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苏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苏商有着知立身之本、懂舍得之道，义利结合、以义为先的优秀文化传统。苏商的善行义举更多的是从身边做起，从平常做起，不图回报，不图虚名，以扶贫帮困和助学资教为主，做得实实在在，做得踏踏实实。要把“致富思源、回馈社会”作为自觉行动，作为企业的基本任务，积极构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积极参加光彩事业。在扶危救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义无返顾，竭尽全力。

与会的苏商一致认为，爱国主义是苏商精神的核心价值。要传承好近代苏商的优秀品质和老一辈工商业者“听、跟、走”的光荣传统，与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努力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自身素质三个方面有更大作为，在全面推进实现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三、“苏商精神”征文和10句苏商精神表述语

2012年5月，全球苏商高峰论坛组委会在全国各大媒体和工商联、商会系统内刊、网站向全球和全国各地的工商联、商会工作人员发出了“苏商精神”征文。这次面向全社会开放平等地探讨苏商精神，得到了全国学者、高级别官员和企业家、工商联、商会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应征作者中有政府经济部门原正厅级干部，有著名大学经济学教授，有公开发行的省级经济类刊物总编，有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更多的是知行合一的民营企业家、工商联和商会工作人员，这是一次智慧的汇聚，是对苏商精神的一次高质量探讨。征文活动开展后，省工商联、广东省江苏商会组成的组委会专门成立了全国工商联、省委统战部、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社科联、省工商联领导及广东、江苏两地专家学者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本着不论作者出身的平等原则，对应征文稿匿名处理、认真研读评判和投票。来自全国的征文对与会代表加深认识苏商发展历史，凝聚苏商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本次全球苏商高峰论坛的重要组成内容。

征文对苏商发展的历史沿革和精神都有认真剖析，最后得出自己对苏商精神的认识。上海宝应商会执行会长、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定洪从苏商的发展源流论述，对苏商精神形成的基础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对苏商精神的核心思想理解为：实业报国、务实诚信、创新超越和合作共赢。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吴跃农立足苏商发展达到的高度，回望苏商的发展沿革，强调爱国主义是苏商精神的核心价值，苏商精神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苏商精神的突出优秀品质有稳健务实、敢为人先、创新包容和尚德诚信等等。华南师范大学陈秋琴、戴伟华以对江苏文化溯源入手，对江苏文化的多元及整合进行了阐述，由此认为苏商精神及文化表征是儒雅守规、崇德重教，精明智慧、善于经营，包容开放，视野高远。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日根以历史的视野来对苏商精神进行诠释，对苏商的历史演进有精彩的叙述，他认为，苏商精神是顺时识变、工商立业、祟文敦礼和兴国利民等等。青岛江苏商会的蒋好华、吴刚、薛兆荣从苏商基因的进化轨迹入手，认为21世纪的苏商精神就是营商若水，善利天下，他们认为，苏商的未来取决于弘扬苏商精神的高度。潘华阳指出先进文化是苏商之魂，奋发向上是苏商之本，他从苏商精神的历史内涵的剖析入手，指出爱国爱民是苏商美好的精神本质，诚信敬业是苏商取胜的法宝，创新学习、永不知疲是苏商精神的永恒魅力。

在全国征文的厚实基础上，评选委员会提炼出了10句苏商精神的表述语，都较好地体现了苏商精神特点，具体是――

报国惠民、崇实诚信、厚德博文、开放创新。

报国为本、实业为基、开放为先、创新为魂。

大商若水、善利天下。

做实业、讲诚信、重文化。

厚德稳健、创新争先、诚实守信、实业报国。

睿智立业、实体固业、诚信旺业、创新兴业。

实业报国、开放创新。

尚文、诚信、实业、创新。

睿智、稳健、厚德、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