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1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是高收益与高难度、高风险并存的，如何做到既要拓展国际出口业务又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作为企业的核心与骨干必须准确把握上述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国际贸易风险具有的两个功能，其次，分析了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最后，就国际贸易中风险的规避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际贸易中还存在不少风险。国际贸易业务中，由于受不可知因素的影响，与外方发生贸易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国际买方可能采用以下手段损害卖方企业利益:利用中国出口商对国际贸易规则不熟悉而设圈套进行欺诈，从而侵吞货款;因自身财务问题而拖欠货款，甚至破产倒闭从而逃避债务;因市场问题，以各种理由中止与中国厂商的合同、并拒收货物，或采用拒付货款、要求降价等手段让中国厂商蒙受损失;发生国际贸易纠纷时，中外双方解决争议因人力、物力的消耗造成的成本较高问题。

国际贸易风险主要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中发生的风险。比如在交易前的准备环节，由于市场调查失真而引起的信用风险。由于国际贸易是一个紧紧依赖于环境的活动，尤其是对国际环境的依赖，所以，诱导国际贸易的风险因素极为繁多，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更使得国际贸易风险因素复杂化而难以准确把握，致使国际贸易风险事件经常发生，并导致重大的风险损失。然而，也正是环境的复杂多变，又给国际贸易带来了有利的机会，使国际贸易活动有可能获得风险收人。企业常常会对这种风险收人与风险损失、风险成本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并实施相应的管理行为。本文就国际贸易中风险的预见及规避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2、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特性及规避

2.1诱惑功能

诱惑功能是指国际贸易风险诱导经营者追逐风险利益。马克思曾这样评价过风险利益的诱惑功能:对于资本家来说，如果有20%的利润，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他们有的就会挺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杀头的危险。马克思所描述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已经成为过去，但他所指示的风险对企业经营的诱惑功能却是深刻的，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收益与风险伴生的规律。

风险诱惑功能的强弱，取决于风险收人与风险成本之间的比率或差额。风险收人是指国际贸易活动在风险因素构成的环境中所获得的收人，它是国际贸易活动全部经营收人减去非风险经营收人的余额;风险成本是为克服风险因素的作用，企业所投人的资本、人力、时间、信誉和社会利益等。风险收人与风险成本之间的比率或差额越高，风险的诱惑功能越强，反之则越弱。

2.2约束功能

风险是一种带来费用、损失与损害的不确定性。因此它在引诱贸易活动、追求风险收益的同时，也对贸易管理行为构成了约束。这种约束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活动的威胁、抑制和阻碍，也就是风险成本与风险损失对国际贸易活动的约束。

国际贸易风险约束力的大小取决于风险损失的大小与风险成本的大小。当风险损失与风险成本都很大时，风险约束力就强;当风险损失较大、风险成本较小或风险损失较小、风险成本较大时，风险的约束力也较强;当风险损失与风险成本较小时，风险将更多地表现为对国际贸易行为的诱导。

2.3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

(1)经营活动中风险的共性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经营活动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风险，经营活动中的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有其共同的特性。

第一，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人类存在的历史证明，无论是自然界中的地震、台风、洪水等，还是社会领域中的战争、瘟疫、冲突、意外事故等，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们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风险处处存在，时时存在。人们无法回避它，消除它，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应对风险，从而避免费用、损失与损害的产生。

第二，风险的相对变化性。风险的相对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风险性质的变化。比如车祸，在汽车没有普及以前，表现为特定风险，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车祸就成为基本风险。又如国际贸易货物运输中的海难，对船东和出口商或是进口商而言，是纯粹风险，而对承担大量货物运输风险的保险人来讲，却是一种投机风险。②风险量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风险、抗御风险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风险能够加以控制，使其发生的频率降低，导致损失的范围减少和损失的程度降低。预测技术和方法的不断完善，对风险的估测日趋精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险的不确定性。③某些风险在一定空间与时间范围内被消除。比如，随着通信技术和银行业的发展，电子信用证和swift格式成为信用证结算的主要手段，使得以涂改或伪造信用证进行欺诈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乃至消除。而同时，伴随一项新活动的开始，又可能有新风险的产生。比如，edi贸易方式的产生及发展，引起了电子提单及其他电子数据安全哇风险的产生和其他风险。

第三，风险的可识别控制性。所谓识别，是指可以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通过有关方法来判断某种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的程度，诸如费用、损失的损害;所谓控制，是指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来规避风险或控制风险发生导致不利影响的程度，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为风险识别与风险控制提供了理论、技术和方法支持。

(2)国际贸易业务中风险的特性

既然风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能够引起损失和损害的不确定性，而国际贸易风险则是这种不确定性事件发生、表现和影响于市场参与主体的经营活动和结果的特殊形态。因此，我们可以分析、推导出国际贸易风险所具有的特征。

第一，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国际贸易风险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贸易风险是国际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性表现为形成国际贸易风险原因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产生和诱发国际贸易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源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和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认识及其他方面能力的局限性。由此国际贸易风险就有了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依据，就必然以风险成因的角度表现出来。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还表现为国际贸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在国际贸易风险存在基础消除之前，国际贸易风险是“必然事件”，国际贸易经营者只能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但无法将其降低至零。另外，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还表现在它是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的。国际贸易风险的存在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但风险的表现形式却有个体性和差异性，风险的发生无论是范围、程度、频度，还是时间、区间、强度等都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形态，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二，国际贸易风险的无意识性。国际贸易风险形成于国际贸易主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失误，又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承担了这些失误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总体说来，首先，国际贸易风险与有关经营商的主观意识的无意识性密切相关。因为即使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只要经营主体能够准确意识到所处的环境，有意识地采取切实有效的避免风险的策略和措施，国际贸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或降低。因此，国际贸易风险往往与经营行为主体的主观无意识性相关，经营行为人的主观无意识性包括其无意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无意中采用了不适合的贸易方式方法，无意中遗漏了贸易过程的某些环节，对贸易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分析失误等。其次，国际贸易风险是经营主体无意中接受的，经营行为人事先对风险的发生并无足够的觉察，或对风险的强度判断失准，所采取对策与实际发生的风险不对等。再次，国际贸易风险不包括经营行为人故意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2.4国际贸易中的风险规避方法

(1)广泛咨询收集贸易中的对方相关信息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谁掌握的信息量越多，胜出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就能避免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盲目性。到海外投资，一定要请国际政治专家帮助考证当地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如何等;与国外大公司、金融财团合作，一定要设法弄清楚他们与该国政府、议会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风险，但可以了解这些风险的发生规律。

(2)风险转移

所谓风险转移，就是将风险转由其他主体承担，自己不承保。保险是一种最典型的风险转移技术，企业为避免火灾、水灾等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通常会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万一企业遭受这类损失，保险公司将给予相应的赔偿。这样，企业就可以不承担或不完全承担这类损失，风险得以转移。与保险类似的还有期权。对于将来准备以外币支付来进口某项产品的企业来说，汇率上涨极为不利。于是，为避免汇率上涨带来的损失，该企业将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以购买“保险”，即买入一个买权。保险是防范贸易风险的重要工具，企业应加强认识，积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主要通过承保出口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和买家风险为出口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此外，信用保险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衍生功能:一是通过对买方信用风险的承保，推进银行介入贸易融资，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二是促进企业间交易由现金交易甚至易货交易模式，变为更高效经济的信用交易模式，润滑企业的交易过程，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三是保险后的应收账款资产质量得以提高，从而改善企业总体财务状况，改善财务报表;四是帮助企业采用灵活的贸易条件，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巩固贸易关系。

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2

洪联英副教授的新著《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發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一书，立足于国际贸易前沿理论，结合中国的外贸实际，从国际生产组织安排这一新视角出發，提出了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分析和论证了發展中国家外贸發展“增而不强”困境的内在机理，为中国外贸發展与转型升级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及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该书的核心观点及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

第一，研究视角独特，选题新颖。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现有研究更多地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分析。而该书则另辟蹊径，以国际生产组织控制决策分析为核心，结合动态最优化方法，侧重于微观领域对企业权力影响贸易、FDI组织方式的变化进行均衡比较分析。同时，作者为了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外贸發展转型困境问题”，以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理论为基础，从企业权力的四大作用机制：企业所有权安排、企业进入权的组织控制、企业链接权的能力控制、企业权力的层次结构，论证了中国外贸發展模式陷入贸易结构失衡、比较优势陷阱、贫困化增长、路径依赖及转型困境的国际生产组织根源，从而为中国外贸發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依据和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二，理论创新性强，研究方法科学。该书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及方法，对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發展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和见地的理论观点。该书的核心命题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贸易、FDI活动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企业权力为协调工具，通过分散化的企业决策行为和控制过程，使全球生产体系中的贸易、投资活动得到有序进行。在这一过程中，發达国家获得巨额收益，而發展中国家则陷入發展困境。为了进一步阐释其核心命题，该书引入“企业权力”、“企业所有权”、“网络进入权”、“价值链接权”四个关键概念和工具，将GHM产权理论、RZ进入权理论和基于资源的企业能力理论融入到全球生产与贸易活动中，提出了国际生产与贸易的企业权力理论思想，并对其形成机理进行论证，从而构建了一个国际生产与贸易的企业权力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企业权力行为缺失的遗憾，并克服了现有企业技术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的局限性，是对现有企业权力理论的拓展和完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该书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对明确我国外贸發展战略与政策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在对中美贸易顺差、我国贸易比较优势陷阱、贸易贫困化增长及外贸發展模式转型困境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建立在对中国外贸發展现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之上，同时结合中国外贸發展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综观全书，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理论及对当前理论热点问题较好的把握能力，对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發展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和开创性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尤其是在理论构建、经验方法和研究范式上都具有创新性，是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研究中一部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该书不仅丰富了理论界关于中国外贸發展问题的研究，而且完善和拓展了企业权力理论，同时也为中国外贸發展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可以预料，该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理论界对中国外贸發展问题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贸易融资；商业银行；利率

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及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比过去更加关注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的服务能否更加便利其整个交易过程、扩大信息来源、减少相关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对贸易结算和贸易融资服务的要求已经从最初的交易支付和现金流量控制的需求，发展到对资金利用率及财务管理增值功能的需求。如何拓展表外业务及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等问题，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贸易融资发展文献综述

首先是贸易融资的境外发展历程：境外主要致力于国际贸易方式、银行贸易融资服务和风险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境外的专家学者便己开始关注贸易融资研究。1974年，GerhardWschneide较早地论述了贸易融资问题，从国际收支平衡和管理角度出发，阐述了贸易融资的重要性；认为进出口贸易双方都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力争采取有利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方式以规避风险；通过对贸易融资流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他还提出国际贸易融资的一般技巧和方法，并认为在即时的交易中，融资体制需因承担外汇风险的当事人不同而异。J.R.

Hicks&J.Niehans（1983）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S.Davies&R.Sylla（1992）的金融创新理论等，以这些理论为主的金融创新理论成为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理论源泉。DavidBlake（1996）则在汇票融资方面颇具独到见解，他通过研究汇票结算方式下融资的特点，充分阐述了汇票结算方式下所进行之贸易融资的优越性。Gerhardw.sehaeide、Hansen先后从银行角度出发，并从资本约束、制度约束、自偿性贸易融资链等方面提出了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创新的方法和策略等。2007年，RiehardBaroviek联系资金、技术、以及更多中间商等因素对贸易融资供应链进行的研究。2008年，K.N.Huang针对银行在贸易信贷融资项目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进行的方法研究。其次是贸易融资的国内发展历程：国内对国际贸易融资问题的研究时间尚短，从1994年第一届贸易融资研讨会的召开后，贸易融资才真正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研究主要围绕在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现状、贸易融资方式、银行贸易融资风险防范、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等几个方面，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有所提高，并对现实的操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融资方式的应用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现在国内国际贸易融资兴起初期，国内银行和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方式还较为陌生，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对推广国际贸易融资、引进和借鉴国外较成熟的贸易融资体系和方法等方面展开分析和研究。二是贸易融资产品的创新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及其结算方式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内商业银行不断进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如姜学军（2003）网强调创新对银行、进出口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分析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与银行其它业务的区别，创新业务与传统。

二、对中资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建议

首先，企业在找第三方担保时，会顾虑对方将来会要求自己提供担保，进而产生其难以控制的风险；其次，部分申请国际贸易融资的企业为贸易公司，缺乏银行认可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生产型出口企业的机器设备虽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费用高、手续烦琐、时效性差，不符合国际贸易融资方便快捷的特点；最后，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产晶不熟悉，对各种金融工具不能合理运用。

国际结算业务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收付，在结算的同时提供贸易融资已成为国际银行界的普遍做法，我们的银行对此要加以重视，在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客户对外贸易的期限、支付方式等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并借鉴国际银行界的做法，将传统的贸易融资方式与新的融资方式融合起来，这样，既能树立银行的品牌，又可占得市场先机。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中间产品贸易；新贸易理论；现代企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06－06

一、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贸易模式更多地转向以中间产品为载体的公司内贸易或公司间外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Feenstra&Hanson(1998)使用投入产出表推测了美国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发现美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从1972年的5．7％增至1990年的139％，Campa&Goldberg(1997)对加拿大、英国(但日本例外)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Hum－mels，Ishii，Yi(2001)与Yeats(2001)的研究都表明，国际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在这些中间产品贸易中，美国商务部门(TheBusinessPress)强调了与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的国际外包贸易增长的壮观事实；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记载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情况。Grossman&Helpman(2004)认为垂直专业化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中间产品贸易。Spencer(2005)则以1986～2003年中国制造业为例，说明其出口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权式公司内贸易，其余约22％的出口贸易是属于公司间外包贸易。

这些事实表明，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融合的直接结果，它既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完全一致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中间产品贸易与主流贸易理论发生了偏离。在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它并不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那样，把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国内的生产结构问题来处理，但它只是合理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而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完美解释则显力不从心。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垂直型专业化贸易范围内，而不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具体来说，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主要表现在：

其一，国际贸易的生产性与交易性。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高度一致性，中间产品贸易实际上就是以零部件、配件、组件及中间投入品等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说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它既体现了商品的生产属性，也体现了商品的交易特性。但在以H－K模型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是不可以流动的，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生产技术不仅在每个部门内的各个品种间相同，而且在各部门间也相同，国际贸易活动只是最终产品的交易，因而商品的生产特性被忽视了。这从Krugman模型(1979，1980)、Helpman模型(1981)以及Helpman－Krugman模型(1985)的假设中就可以看出。尽管在Either(1982)模型中，出现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但他采用的是单要素假定，其生产函数类似于Krugman所使用的――只不过他用投入品M代替了劳动。而在后来的新贸易理论进展研究中，尽管也吸纳和扩展了Either的方法，将中间产品的投入置于模型假设之中，但都是采用了过于简化的假定条件，即以一体化世界经济作为参照物，并且都只是从产业层面上来考察贸易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福利分配的影响，企业只是作为一道简化的装置出现，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策略行为等都被简化了。因此，现存的H－K贸易理论框架无法对国际贸易的生产性特征给予合理解释。

其二，契约的不完备性与不完全市场结构。中间产品贸易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准市场的交易环节加剧了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在国际外包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契约条款描述的完备性、履约方式及违约处理等各方面难以做到事前明确，契约只能考虑到数量有限的变量，或者是与契约直接相关的变量，或者是那些“法庭”容易验证的变量，最终产品商和中间供应商之间很难签订一个完备的外包契约。即使在国际FDI形式下，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制造商之间也同样面临着雇佣契约和激励契约等，这些契约也是难以对未来的偶然事件及其责任、权利做出明细规定，因而契约也是不完备的。然而，在现有的H－K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不完全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但是，在H－K模型中，不完全市场结构是用厂商数目、产品差异化及价格变化来体现的，对于信息不完全这一条件却被简化了，更没有涉及到微观企业内部行为问题。因此，H－K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产品贸易中契约的不完备性。

其三，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内部性与外部性。随着国际生产的全球化发展，贸易活动越来越围绕跨国公司而展开。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终产品商既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股权式的一体化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协议、分包、许可证等非股权控制的非一体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verticalintegratedproduction)或“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production)。相应地，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组件类中间产品，将频繁地流转于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业网络之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显然，发生在“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典型的公司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内部性；而在“零散化生产”方式下发生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是公司间外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即贸易各方之间都承担了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specificinvest－ment)，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形态，用Spencer的观点来看，这种外包模式最好描述为合资

关系(ajointventure)而不是市场关系(anarm’slengthrelationship)(Spencer，2005)。这两种贸易模式都不能简单地以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来区分。但在H－K贸易理论框架中，国际贸易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体现了与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外部性相比较的内部性质。因此，中间产品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和内部性与H－K贸易理论中贸易模式的性质发生了偏离。

二、新贸易理论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

中间产品贸易与新贸易理论之间的偏离，客观上促进了新贸易理论不断改进理论假设，增强理论解释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上。近些年来，新贸易理论学者们尝试将跨国公司的行为分析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承认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行为会对贸易模式、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和寡头垄断竞争理论提供了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出现的基础。尤其是随着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的不断凸显，Mclaren(2000)开始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利用要素禀赋差异和现代企业理论，解释了契约不完备条件下企业内贸易行为及中间产品贸易现象。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探索，为新贸易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视角展开：

1．交易成本分析。Mclaren(2000)首先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型(USF－DSFPairs)，将企业组织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分析了国际开放对垂直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在模型中，他放弃了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假设，引入了“市场厚度”(thicknessofthemarket)的概念。他认为，最终产品商获得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既可以通过叫价机制从市场上获得，也可以通过合并供应商从一体化内部获得，企业通过对市场贸易的敲竹杠问题(hold－up)与垂直一体化贸易的治理成本问题进行权衡。他强调这种权衡主要与市场厚度相关，即投入品市场厚度决定了企业组织方式和贸易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贸易利得和贸易效率。尽管Mclaren将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厚度概念结合起来，但这一模型抽象掉了对最终产成品的影响，也忽视了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特征。

Grossman&Helpman(2002)在Mclaren(2000)的基础上，把对垂直一体化与外包之间的组织方式选择发展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框架中，并考虑了最终产品行业的产品差异程度。不过，在他们的模型中，网络性市场贸易是通过不完全契约而不是叫价机制来进行。这样，专业化零部件的生产成本是在讨价还价(bargaining)之前就是沉没的，通过利润分享形式，零部件的购买可在零边际成本上进行，最终产成品通过中间生产商选择供应的零部件数量受到限制。然而，由于这一模型是假定在封闭经济环境中进行，这就妨碍了对国际FDI与国际外包活动的全面考察。

不过，Grossman&Helpman(2005)将这一模型引入到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企(产)业的一般均衡的生产和贸易模型中，以市场厚度的外部性为特征，运用要素禀赋差异假设和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为企业外包出一些必要的服务或零部件，以及企业进行外包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利用这一模型检验了国家规模(用劳动力参数来表示)、外包技术(用定制模具样品的费用参数来表示)、搜寻技术、契约环境对外包行为及国际贸易模式、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而说明垂直生产网络下企业通过国际外包方式获取专业化中间投入品的必然性。

评论：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生产和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为和贸易性质。但是，这一方法没有考虑生产组织的权力配置影响，因而对中间产品贸易的企业内部行为考察是很有限的。

2．产权理论分析。Antras(2003)首先将GHM财产所有权理论嵌入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根据所有权结构、要素密度和垄断竞争条件来解释国际贸易。在解释美国23个跨部门的制造业行业贸易模式特征时，Antras遵循了Grossman&Hart(1986)的核心思想，认为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成本是非契约性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通过借助资本的前向性投资，能够消除贸易中的敲竹杠问题，解释了资本密集型商品多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却多发生在市场交易中。在解释美国28个跨部门的国家贸易模式特征时，他将局部均衡框架嵌入H－K(1985)模型中，将企业边界同国际生产选址结合起来，解释了美国与资本富裕国家倾向于公司内贸易，而与资本稀缺国家倾向于外包贸易，而且资本一劳动比率越高，美国与其附属企业之间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率也越高。不过，在这一模型中，最终商品是被假设为非贸易品，世界贸易都是中间投入品贸易。

在Antras(2003)的基础上，Antras&Helpman(2004)把Melitz(2003)的产业内异质性模型融入Hart&Moore(1990)财产权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根据企业生产能力水平选择所有权结构和供应商的区位，从而决定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模式。他们认为，最终产品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是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specificinvestment)，并通过不完全契约来治理。在对供应商的区位选择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南方的较低可变成本收益与北方较低固定成本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在选择贸易模式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垂直一体化所有权优势的收益与独立供应商的高能力激励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均衡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所有权优势、事后纳什讨价还价能力和总部密度技术。因此，高生产能力企业在外国一体化或外包获得中间投入品，低生产能力企业在母国外包。

Feentra&Hanson(2003)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对中国外包贸易实践中，对产权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经验性应用。模型根据1997～1999年中国加工出口的1位数SITC产品数据和企业类别的详细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跨国企业，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外国企业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中方控制投入品采购权，这一结论支持了GHM所有权分析方法。

评述：由于考虑到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通过产权理论方法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间产品生产性质、贸易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考虑非物质权力对企业间贸易模

式和贸易行为的影响，对这一方法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3．激励机制分析。Grossman&Helpman(2004)首先将Holstrom&Milgrom(1991)多重委托一模型与Grossman&Helpman(2002)的企业组织研究相结合，纳入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中，研究了在垂直一体化方式和国际外包方式之间获取中间产品的权衡问题。认为委托人为了生产出异质性的最终商品，需要获取中间投入品，但投入品必须由拥有专有技术(knowhow)的人生产，这个人可以是雇佣经理，或者是独立的供应商。但无论哪种情形，人交付恰当投入品的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并与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委托人雇佣了人作雇员，他能监督到人部分多重任务中的努力水平，如果他雇佣了一个独立的供应商作为人，监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垂直一体化方式的较好监督性与外包方式的高能力激励之间就存在一种权衡。激励机制分析表明，委托人偏好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市场契约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供应商能够承担一些初始投入成本和生产不成功时的烂呆帐成本，同时引诱高水平努力所需要的必要激励成本要比雇佣经理小，因而委托人也会偏好外包方式。这样，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垂直生产网络下存在着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快速增长现象。

Feentra&Hanson(2003)在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中国加工贸易的经验性检验工作的同时，也对比应用了Holstrom&Milgrom(1991)的激励机制分析方法。认为在价值增殖较低或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水平较高时，在投入品搜寻比在加工过程中的激励问题更为敏感，因此，如果经营者报酬与所监督到的能力相称，工厂的所有权和投入品采购的控制权安排给同一方是有效率的。否则，应该分配给不同的两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参数、外国企业纳什谈判权重参数以及合同不能实施概率参数的实证检验，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理论。

评述：尽管激励机制方法也是从财产所有权理论出发，但由于它考虑到外部选择的影响，因而在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对中间产品贸易性质和模式的影响方面，激励机制分析方法为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产权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有力补充。

4．控制权授权理论分析。Marin&Verdier(2002)在一个解释扁平化层级制度(aflatterhierar－chy)的授权模型中，首先将Aghion&Tirole(1997)控制权模型进行扩展，认为在不同生产方法反映到特定的竞争项目上，企业存在三种组织方式：即委托人集权控制(P组织或一体化)，授权给人(A组织或外包)，以及无内部等级制度的单体企业(O组织)。然后将这一授权模型嵌入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企业内部权力的动态性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没有发生贸易的两个相似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A形式或P形式)。由于趋同性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能够导致外包浪潮(由PA)或者并购浪潮(由AP)，但由于市场规模本质上对控制权形式没有影响，因而增大规模的一体化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而降低规模的外包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多。Marin&Verdier(2005)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等级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表明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国家，将有一体化企业组织方式，而在中、高规模国家将实行外包，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会导致外包。

Marin&Verdier(2003)将上述分析扩展到了一个两部门、两要素、北一南两国模型中，考察了企业选址决策行为会造成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组织方式产生影响。当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增大时，企业组织方式倾向于从OAP；在技术先进的北方国，企业会选择P组织，而在技术差的南方国，企业在贸易开放之前，会选择O组织方式，然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外包浪潮下，企业会转向中等的A组织方式，这就涉及到了权力授权问题。

评论：通过控制权授权分析方法，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组织与垄断竞争关系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之间市场力量竞争与企业内部行为之间的互动影响。但是，由于权力的观点也是来源于所有权，因而它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组织行为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三、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通过吸纳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激励机制和控制权授权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观点，解释了现有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突破了现存薪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局限性。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初期性的，但却为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世界贸易就是小麦模式+福特(一体化)模式+耐克(外包)模式的贸易，而不再仅是小麦模式或小麦模式+飞机模式的贸易了。贸易的对象也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了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要素流动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变化，意味着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已经从单纯技术性因素转向了与非技术性因素相结合，由单纯的经济学方法转向了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融合，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正在逐步弥补新贸易理论与现实偏离的缺陷。

其次，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贸易是各国的企业所为，企业行为对贸易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贸易理论关注市场和流通性，却忽视了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行为被大大地简化了。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贸易的生产性、契约的不完全性、贸易模式的网络性与内部性，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性，对这些特性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是离不开对企业内部行为的研究，尤其是要考察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决策等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研究，克服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简化企业行为的缺陷，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最后，对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和完善。在新贸易理论的三大发展主线中，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的挑战而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并很可能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但这一研究还是初期的和尝试性的，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来合理解释全球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微观基石，尤其是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以要素禀赋差异、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使得新贸易理论拥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既避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处理问题，又弥补了新贸易理论框架中缺失微观理论的局面。

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5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贸易安全;贸易便利化;非传统安全

一、引言

在多边、双边及区域的合作与努力下，大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被削弱，而一系列贸易监管制度和进出境程序等隐形壁垒对贸易流动影响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竞争力。许多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及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索高效通关模式，深入研究和推动旨在减少或清除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制度性和技术、降低交易成本的贸易便利化。

伴随国际贸易流量的迅速增长，外来生物入侵、传染病传播、食品安全、转基因产品、核幅射威胁、贸易壁垒造成的经济安全威胁、有毒有害物质、信息安全等问题越来越多，它们既直接威胁人和社会的安全，又影响了贸易发展。海关、质检、检验检疫等口岸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国家进出口贸易管理，它们在确保国门安全和促进贸易发展方面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如何做到既可以有效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又能便利贸易业发展是它们急需解决的课题。

二、贸易安全与贸易便利化

1.贸易安全。关于贸易安全的涵义，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目前主要从状态或能力两个角度来解释：①从状态角度来说，贸易安全就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对外贸易活动不受外来势力和风险威胁或影响的状态;②从能力角度来说，贸易安全就是指一国对外贸易在面临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时，可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使本国产品具有较强的抵御冲击和抗风险能力，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根据以上解释，可做如下界定：贸易安全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为避免受到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影响，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从而保证本国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状态和能力。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贸易安全就是要提高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获得利益，抵御各种国内外风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能力。贸易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和繁荣国民经济，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提高本国福利水平;核心是要提高国家整体国际竞争能力。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和出入境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贸易安全问题成为海关、质检、检验检疫等口岸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近年来，与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直接相关的疫情疫病、生物入侵、生B破坏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突出且日趋严重，已影响贸易发展和危及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以军事、政治及外交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议题之外的总称，类型十分复杂，重大自然灾害、流行病、瘟疫、生态破坏、跨国犯罪、认同危机等均是非传统安全主要议题。非传统威胁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其行为体具有多样性，威胁范围超越传统的军事战争领域，波及层次跨越国家地区层面，活动规律难以把握，明显异于传统安全威胁。我国贸易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生命健康威胁，主要指传染病传播。传染病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巨大危害，是威胁人类生命的可怕、不易控制的灾难，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社会危害大等特点。

第二是生态安全威胁，包括外来生物入侵、食品安全、转基因产品、核辐射、污染物等。外来生物入侵是生态系统遭受到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贸易、旅游等出入境活动带入等人为活动是其主要途径。外来生物一旦入侵成功后大爆发便难于控制，将造成长期和不可逆转的破坏，形成优势种群危及本地物种生存，给国家农业生产、国际贸易、生态系统甚至人畜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第三是经济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进口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方面。当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外贸形势复杂严峻，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而推行贸易限制措施，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措施、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产出口品难度进一步加大，企业受损严重。技术性贸易措施被认为是继汇率之后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2.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是当前热门议题，众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尽管这些界定的聚焦点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一致，核心都是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中进出境手续与程序，加快要素跨境流动。

就目前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排名，虽然各组织机构和研究人员选择的测评指标各异，却都一致认为：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排名最前;“9・11”事件以后，美国贸易便利化程度并无明显改善，但排名仍然靠前;近年来，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在贸易便利化上取得显著成果，但排名仍然落后;要提高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仍然需要对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方面的援助。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便利化报告》采用市场准入、跨境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等四项指标评价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程度，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2008年～2012年间贸易便利化指数呈平稳上升态势，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在市场准入水平需进一步提升，跨境管理效率亟待提。国内学者朱剑冰、吕静（2015）等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价体系基础上，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口岸效率、关税环境、基础设施及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商务环境等五方面遴选若干指标构建了贸易便利化综合测评指标体系，对我国以及与我国具有最密切贸易关系的25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测算，从实证上验证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于出口贸易额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将综合评价指标得分值划分为四个等级：0.4分以上为非常便利，0到0.4分为一般便利，-0.8分到0分为不便利，-0.8分以下为极不便利。我国的综合评价指标得分为-0.121，排在贸易不便利国家的前列，同非常便利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太大，存在较大改善余地。

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实际调查分析方法、CGE模型和引力模型对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展开定量分析，一致认为便利化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增长。APEC经济委员会于2000年定性评估了21个成员的海关程序、法规、标准、一致性及商务人员流动等贸易便利化效果，认为复杂的海关程序和法规与关税效应等同。Otsuki、Wilson和Mann（2003）利用港埠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章环境与服务部门的基础建设等四个指标考察贸易便利化，并运用引力模型量化四个指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指出服务部门的基础建设对贸易成长贡献最大约为41%，其他三个指标港埠效率、国内规章环境、海关环境的贡献依次28%、10%、9%，东南亚国家在落实贸易便利化后贸易增长幅度最大。MatthiasHelble、BenShepherd、JohnS.Wilson等（2007）在《亚太地区的透明度与贸易便利化：估算改革所得》的研究中，利用亚太经合成员经济体作为研究案例构建了该地区进出口国家的透明度指数，即可预测性（降低不确定成本）和简化性（降低信息成本），通过引力模型分析发现随着贸易相关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该地区的地区间贸易。

3.贸易安全与便利化的关系。贸易安全与便利化反映了全球贸易合作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它们是一对统一的矛盾体，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与冲突，在价值目标上却存在协调和融合。从逻辑上讲，为了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快要素通关速度，必然要求放松对进出境要素的管制，简化与进出境相关的手续和程序，减少口岸管理部门对进出境环节干预;而为了确保贸易安全，必须加强对流通过程的检查和管理，不能省略可能影响要素通关速度的贸易管理措施，还必须重视对贸易流程的跟踪与保障，且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贸易管理措施可能随时升级。这也就是说如果过度强调便利，就可能带安全来隐患;如果过度强调贸易安全就可能影响正常的贸易便利。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说，由于非传统安全因素会给货物和国门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进出口商、口岸管理部门等都必须增加成本采取措施来确保安全;否则，遭受更大损失。

三、基于安全与便利化的四种国际贸易发展战略

海关、质检、检验检疫等口岸管理部门是以执行国家既定的政策、维护进出境贸易安全为目的，通过相关监督管理活动为进出境企业与旅客通关提供便利化和安全保障服务。这些管理部门具有双重属性，即政治性与非政治性，前者表依法行政，为国把关;后者表现为服务济，促进发展。从政治上来说，口岸管理的目标其实就是在关境线上进一步强化企业或旅客遵守与进出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就是依法行政、落实执法监管;从非政治性的社会与公共服务角度来说，口岸管理的目标就是降低进出境管理中的守法成本，包括贸易进出口企业、承运人等进出境守法成本和管理部门自身执法管理成本。若进出境企业或旅客完全遵守法规，则实现了口岸管理目标之一――贸易安全;若降低口岸管理的经济成本和缩短通关时间，则实现口岸管理另一目标――便利。

为了便于分析，以“安全”、“便利”分别为横纵轴并建立二维坐标图（图1），具体如下。横轴方向从左到右贸易安全性增强，纵轴方向从下往上右便利化程度提高，Ⅰ、Ⅱ、Ⅲ、Ⅳ四个象限区间分别表示高效型、管制型、无效型、放松型四种类型战略。

第一种：高效型，对应的是高守法程度与低执法管理成本和守法成本，不仅口岸部门在进出境监督管理中实现管理成本与效益的均衡，而且进出境企业也实现低守法成本与高守法效益，达到贸易安全与便利化高度统一，实现口岸管理所追求目标。

第二种：管制型，对应的是高守法程度、高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虽然高守法程度“安全”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它却以高守法成本和执法成本“不便利”为代价，成本高，故为低效型之一。

第三种：无效型，对应的低守法程度、高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明显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故为无效型。

第四种：放松型，对应的是低守法程度、低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低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便利化”固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却以牺牲高守法“安全”为代价，故为低效型之二。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开放与改革的互动双赢，这要求进出境口岸管理部门在努力在高效型第一象限中向右上方发展，推进以安全为保障的贸易便利化战略，达到贸易安全与便利化高度统一。

四、对我国口岸管理部门的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发展，口岸管理部门的关税征收职能有减弱趋势，而在防范非常规威胁等方面的职责范围正不断拓展，逐渐开始承担推动贸易发展、促进旅游与投资等国家宏观调控任务。也就是说口岸管理门需要在继续更好地为国把关、发挥执法职能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服务意识，采取各种手段有效促进贸易便利化。

第一，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利益;同时，国家贸易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关系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地位和整个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将贸易安全问题纳入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这就要求口岸管理部门必须以“大安全观”为指导，充分发挥安全维护功能，直接将生命健康威胁、生态安全威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扼杀在边境，掐断其传播路径。

第二，以信息化技术为抓手，大力推进电子口岸以及以电子口岸为基础的“单一窗口”建设，推进协同执法、联合查验“一站式作业”，整合报关、报检、审单、搜椤⒎判械韧ü匾滴窕方冢消除国际贸易供应链中不必要的重复和延迟，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第三，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国界的合作，形成认证标准和认证结果互认和风险货物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实现“关通天下”的目标。口岸部门还可通过健全评估体系、优化评估方法、控制信息不对称性等途径对企业进行守法和安全状况认证，给予其AEO便利，打击供应链中的违法行为，形成海关和企业的合作共赢。

第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TBT协定协议委员会、SPS协定委员会等机构相关工作，开展多层次多边双边国际合作顶层设计，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企业及进出口商品技术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支撑职能;构建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体系和多主体联动协调应对机制，收集贸易对象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协助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改造，加强受损企业、行业协会、政府行之间的沟通协调并形成合力与贸易对象国展开交涉，维护贸易利益;参与ISO等标准制定机构相关活动，积极争取国际标准项目制定的主导权和国际市场话语权;学习欧美国家标准制定模式，改革国内标准制定模式，优化制定主体“公私伙伴关系”，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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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c项目：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下口岸改革面临挑战与机遇”（项目号：20150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