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1

每次回国讲学或参加研讨会，被学生们问得最多的—个问题，恐怕要算是关于美国新闻传播学院的声誉实力排行榜的了。随着新闻媒体和传播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内学子想去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府http://深造的意愿越来越浓；可是，在申请本科或研究生院的时候，有关美国新闻传播整体学科比较的介绍资料，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即便是在网上可以搜索到的一些零散信息，不是过时陈旧，张冠李戴，就是以偏概全，漏洞百出。这似乎很奇怪——如今各种商业媒体、教育咨询机构，都紧盯着高等教育产业这块大蛋糕，变着花样地评选推介各类大学、研究生院、师资力量、校园环境等等的排行榜。像美国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以及普林斯顿评论的年度大学排行，每年都隆重推出规则缜密，门类齐全，甚至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学科比较大全”。但是，就是在这些排行榜单里面，仍然找不到新闻传播学科”的踪迹。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新闻学院”(journalismschool)与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是两个历史渊源不同、教育方法和研究目的迥异的学科。比如，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新闻学院，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西北大学的medill新闻学院等等，大多创立于20世纪初期，最早是以培训各种职业记者和编辑为目的的技能性学校。因为以实用技能训练为主，其主要的学科设置包括传统的新闻写作，编辑，摄影，广播电视制作，以及近几年出现的网络媒体等新门类。一般而言，这类学院以本科教育为主，师资力量大多来源于退役从教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大多数教授都没有博士学位；而教授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教书育人，而不是搞基础创新性的研究。传播学院”则大不相同了。现在美国有声誉的一些传播学院，都出现在二次大战前后，它们主要关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与社会效果研究，基本的课程设置包括大众传播理论，组织间传播(公关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演讲修辞学，公众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整合传播和公众外交等等。这类传播学院，除去基础性的本科教育以外，都设有相当齐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项目，而全职教授一般都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并以创新理论研究作为大学工作的主业。从学科起源的角度看，传播学是构架在社会学、政治学、大众心理学、和新闻学基础之上的交叉边缘学科。从80年代开始，一些公立大学的新闻学院开始了一股扩张整合的潮流，或者加入了传播学的课程，或者干脆与同校的传播学院合二为一，统称为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变动的结果是，在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一种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三足鼎立”的混乱局面。有的大学里，新闻与传播学院虽同属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学术背景、研究侧重不同，两个学科间基本上是貌合神离；有的大学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分而治之的情况，两个学院独立招生，学术研究上也互不往来。这种各自为政的学科设置和分布，也就难怪会让中国的学生们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了。

明白了以上的历史背景，第二个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山头林立，学科设置混杂不清的局面，到底谁有资格和能力来评断所谓的新闻传播专业”呢，而所谓的评选范围又在哪里呢?以前美国也进行过几次全学科的评选尝试，但都在嘈嘈杂杂的反对、置疑、抵制声中草草收场了。除了榜单上排名较高的几所学校，会在随后的对外宣传上浓墨重彩地宣扬几句以外，整个的学科内部，对于评选结果根本没有认可和共识。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1996年评选过唯一的一次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综合排名，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广告专业，和公共关系专业四类；排名前几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马里兰大学等。2004年，美国三大传播学学会之一的全国传播学会，又不畏辛苦地进行了一次尝试；为了比较各新闻传播学院博士项目的实力声誉，它向美国数百所被认证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系主任发送了1165份问卷。但是，这次动机很好的调查，很快碰了壁。很多主要新闻传播学院的院系主任不仅强烈置疑问卷士专业方向的分类标准，而且更不认同全国传播学会这一机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美国三个主要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fjmc)会员最多，也最有学术权威性；相比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侧重于国际传播学学者之间的交流，而全国传播学会(nca)更偏重于以文化修辞学为中心的人际传播学。最终，在一片非议和抵制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回复了问卷；而且，一些公认的新闻传播研究重镇，像密苏里大学，伯克利大学，马里兰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根本就拒绝参加。因此，这次调查结果的实用性和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大打折扣。

除了以上的历史背景、学科分野等客观因素以外，如何设置新闻传播学的评价标准，也是一个莫衷一是、令人头疼的实际问题。既然连业内的专家们都无所适从，其他的商业评选机构也就都望而却步，知难而退了。但话又说回来，标准都是人定的。虽然像奥运会比赛那种严格的竞赛标准难以界定，但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业内专家来说，笼统的框架概念总是有的。硬性的标准，比如像一个学院里终身教职教授的人数，重要理论创立者和学术大师的人数，专职教授每年在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研究生的人数和在主要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论文的数量，主要学术期刊的所在学院，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等；软性的标准，像学生的自我评价，各类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界口碑声誉等

转贴于http://

等。认真说来，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罢了。

从2000年开始，我先在美国作了五年的研究生，然后又在新闻传播学院作了五年教授。曾经教过课的学校，包括佛罗里达http://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还有约翰斯一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传播专业；而且，这十年中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次学术会议，走访过十几所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院校。对于美国传播学界的现状沿革，虽不敢说权威客观，但是大致的印象判断总是有的。下面，我就不揣冒昧，补一回缺，说一说我心中的美国十大新闻传播学院”。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十所学院，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下面的排列次序，只是依循着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地理次序，没有任何厚此薄彼的指代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如前所述，哥大的新闻学院属于偏重新闻操作实用培训的一类，但也兼顾传播理论的创建研究。在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的建议和支持下，学院从1912年开始招生。依托纽约大都市和美国媒体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哥大在生源素质和新闻师资力量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在54名全职教授当中，不乏媒介批判理论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的大师，像toddgitlin，著有媒介批判方面的经典著作《众目睽睽之下》(thewholeworldiswatching)等12部专著。虽然有着较强的研究生科目，但其培养博士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只有四名博士生导师，而每年也只招收四名博士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

宾大传播学院创立于1959年，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虽然历史不长，但得益于宾大学科构架的整体实力和几位大师级学者的贡献，安南伯格传播学院在政治传播、民意波动等领域卓有建树。在现任教授中，有著名的elihukatz博士，他是民意双层流动理论的最早创立者，并深入研究论证了媒介事件”的概念和意义；另外，klauskrippendortt博士，专攻交流理论，网络空域，复杂传播系统等领域；传播学者们在内容分析研究方法中常用的库本道夫指数，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他像vincentprice，charleswright教授等，也都是在世界传播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宾大安南伯格传播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下设的多个研究中心，包括像公众政策中心，全球传播研究中心，儿童与媒体实验室等，为传播学的应用和推广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马里兰大学

马里兰大学的新闻”和传播”学院就是属于各自为政，各据一方的平行运作体制。在新闻学院里，一共有34名全职教授，大多数来自新闻业界，也有14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前院长rayhiebert是非常有名的国际新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现在仍担任着核心学术刊物《公共关系评论》的主编。而传播系则隶属于人文学院，共有25名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公共关系理论，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等。虽然属于独立操作，但在各自的新闻”和传播”领域中，马里兰大学的这两架马车都独领风骚；特别是在公共关系理论基础建设方面，以格鲁尼格教授为代表的双向均衡传播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团队。

北卡罗来纳大学圣殿山分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与马里兰大学类似，北卡除了有一个综合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外，还有一个专门的传播系”，独立隶属在人文学院下面。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创立于1909年，现有50名专职教授，50名硕士研究生和40名博士研究生。著名的学者当中，包括现任《新闻与大众传播评论》的主编、danielriffe教授；这份核心刊物，被美国的传播学界公认为是最权威和有份量的学术季刊。另外，讲席教授donaldshaw也在这里任教；1972年他与mccombs教授共同推出议题设置”理论后，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界最被关注的热门理论，并开始成为社会常识性名词，被各国新闻界和政界广泛采用。

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佛大的新闻传播学院属于标准的二合一”体制。在学科设置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广告，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等多个主修方向。从师资力量和学生人数上，佛大新闻学院都是在美国名列前茅的；2008年的入学本科生人数多达2700人，另外还有200名左右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个博士研究生。在60名专职教授中，包括有像lyndaleekaid教授这样世界知名的政治传播理论方面的大师，以及公共关系中关系理论学派”的创立者maryannferguson教授。从理论建树上讲，佛大的优势体现在公共关系研究和议题设置”理论的推进创新中。公共关系学术界核心刊物之一的《公共关系研究》就是由佛大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编辑出版。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类似于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的情况，威斯康辛大学也是有两个平行的学科设置，一个是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另一个是单设的传播艺术系。新闻传播学院创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设立新闻传播博士学位的学院之一。在1980年以前，威大的传播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至今仍是美国各大新闻学院的主导教师力量。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sharondunwoody，主要研究领域是认知与传播路径分析；曾任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的主席；现任院长、新闻史学家jamesbaughman教授。在华人传播学界知名的潘忠党教授，任职于相对规模较小的传播艺术系，并是该系的副主任。

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学院算得上现在美国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综合性传播学院之一。成立于1956年，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告公关系，传播系，人际交流科学系，广播与信息媒体系等多个系所，在传播技术，健康与风险传播，以及国际跨文化传播领域独有专长。50年来，密歇根州大传播学院培养了超过

转贴于http://

350名传播学博士。这里传播学的研究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50个最多产的学者中，有11人或者是密歇根州大的毕业生，或者是现任教授；从1999年到2004年，在主要八种传播学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汇总中，密歇根州大也是名列数量第一。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提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大多是耳熟能详了。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大新闻学院一直与中国新闻界保持着经常性和高水平的合作交流。作为美国名记者的摇篮，密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几乎统领着美国各大新闻报道奖的头奖桂冠。曾写下《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就毕业于此。密大新闻学院拥有超过80名全职教授，囊括传统新闻媒体，新网络媒体，战略媒体传播，传播理论，政治传播等各个门类。密苏里新闻教学法，仍然被推崇为经典完备的记者培训手册。著名的现任教授包括donranly(新闻写作)和glencameron(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等。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

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类似，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院也是一个大而全”的综合性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基地。德大的传播学院涵盖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现代媒体的公众传播，战略媒体的组织间传播，以及口头互动的人际间传播多个学科门类，共有超过3000名本科生，400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及多达200名的博士生队伍。德大是最早颁授广告学博士的传播学院，仅在战略媒体传播方面就有超过1000名本科生和近200名研究生。德大的教授队伍可谓是众星璀璨，大师级的学者像maxmccombs(议题设置理论的创立者)，stevereese(媒体框选理论)，roderickhart(政治传播理论)，markknapp(人际交流传播)等，都还活跃在授课和研究的前沿。

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

在所有重要的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基地中，南加大传播学院属于后起之秀。创立于1971年，传播学院在1994年合并了南加大另外两所学院——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和新闻学院。现在，安那伯格传播学院有超过70位全职教授，1900多名学生；其中，光是博士研究生就有将近100名。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南加大传http://播学院在新媒体研究和公众外交研究等领域，广纳贤才，独辟蹊径，设有新媒体实验室，传播领袖与政策中心，公众外交研究中心，以及战略传播与公共关系中心等十几个前沿的研究机构。大师级的学者有manuelcastells(代表作为三卷本的《信息时代》，再版18次，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philipseib教授(公众外交中心主任)，和ernestjameswilsoniii教授等。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2

首先，要有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紧迫感。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进入21世纪和谐发展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空前繁荣。截至2006年年末，全国共有99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223种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杂志。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也十分迅速。截至2005年，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机构78个；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电视机构达76个；少数民族广播和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1%和90.4%。从中央到地方，共办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等21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但是，由于受经济全球化和消费『生文化的冲击，不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流失，处于濒危状态。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2012年年会期间，我曾对新华社贵州分社的记者谈到贵州省作为多民族聚集省份在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发展情况，追述了在黔东南和黔西南两个自治州出版的苗文、侗文、布衣文报刊，现均已停刊，其中最珍贵的是《苗文侗文报》，它是我国唯一的两种少数民族文字合刊的报纸。我们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其次，认清形势任务，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重视和发展民族文化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论述，是指导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具体说来，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创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成果，一定要严明立场，深入挖掘有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深刻内涵和宝贵的学术价值。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带领全体成员，多出成果，出各族人民满意的成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

再次，注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队伍建设。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成果的积累，无疑为少数民族学科建设打下了更加厚实的基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队伍建设关键是优化结构，提升素质，注重培养善于开拓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业务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人才，离不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新闻教育。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不正规到正规，不系统到系统的院系教育的发展过程，经过80多年的努力，少数民族新闻教育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形成了融大专、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为一体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当前，少数民族新闻院校的办学层次有待提高，应当像老一辈新闻教育家丁淦林教授所说的那样“朝着建设成熟的独立学科的目标前进”。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超级秘书网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4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三、科技创新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Felts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MediaTest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5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变革

媒介融合趋势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现的。一方面,随着卫星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在广电、通信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与应用,传统媒介的界限渐渐模糊,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媒介终端可实现功能逐步强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及文化潮流的发展与进步引发社会阶层的“碎片化”,并由此延伸到市场的“碎片化”和受众的“碎片化”,大众时代过渡为分众时代,媒介受众由以往的单向接收者的角色转变为需要为其量身订制个的用户。

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必要性

媒介融合的趋势对新闻传播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融合后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媒介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第一类管理人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他必须是精通各类媒介的专家,熟悉技术发展为新闻传播所提供的可能性,能够运用这些技术使新闻内容得到更好的表现。因此,懂新闻传播、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是这种人才的必备素质。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如美国媒介综合集团所融合的媒介都是同处一地的地方媒体,派往异地采访的记者都是多面手,他们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培养融合型的人才成了新闻传播院系改革的重要目标。

以美国为例,当前有一大批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新闻媒体和媒介组织正在进行这类培训,很多文字记者在学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在学音频视频编辑和图表制作等。美国的一些著名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已经开设了“融合新闻”专业。

2005年9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对于开设该专业的原因,该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BrianS.Brooks教授解释说:“我们看到在美国对记者编辑的需求有了变化,需要培训一些技能融合的记者编辑。我去了堪萨斯一家重要报社,他们说希望招聘到能报道SUPERBOWL体育盛会和美式足球的记者,给报纸写个故事,再给网络写个不同的故事,还能为网络做一些视频、音频的节目。他们的要求可以同电视台相比了。我们从没有训练过这样的学生,现在需要培养跨媒体的记者了。我们要开设一个将各种媒体融合在一起的新方向来培养这样的人才。”①

未来的媒介融合教育发展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大传播的模式;其二,缩减以往划分过细的专业类课程,形成普遍性的媒介课程体系,或者说是一种广泛核心课程,其中会更多地融入广告和公关类的课程。无论如何,融合会引领一种大传播教育趋势的出现。例如反映在课程设置上,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安排更多会出现那些整合类型的课程,比如说一门媒介写作有可能代替原有的报纸新闻写作、广播电视新闻写作、广告文案写作、公关写作等课程。

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基础要素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学科结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实践平台作为构成新闻教育的四大基础要素,仍然是决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质量的核心部分。

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划分,基本上是在新媒介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新闻传播教育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媒介类别划分的教学和研究取向。因此,学科的组织结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媒介融合促进了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结构的变化,一些与媒介新发展相关的专业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系在1998年增设了第一个电子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随后,很多大学都增设了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或者是在已有的专业中增加了网络传播方向等。2005年9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队伍普遍面临知识结构更新的任务。教师需要突破自己的专业局限,建立跨媒体、跨学科的学科发展知识体系。越来越多的教师趋向于网上讨论、网上提交作业、电子邮件交流以及即时聊天的教学方式。

媒介融合趋势也对新闻与大众传播院系的管理者们提出了新要求:要寻求资金购买和维护使用新技术的教学设备,探索最合适的方式使新技术纳入到教学内容中,让教师在短期内掌握新技术并传授给学生。

以新媒体发展为基础的媒介融合带来了教学内容的变化。新媒体是促进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建构新的课程结构的催化剂,新科技发展逐渐融合在各类课程中,这些课程普遍以跨媒体替代传统的以媒体分类划分的课程模式。新设置的课程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一种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信息传播、社会政治、经济进程的影响,多为侧重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例如网络与大众传播等。而微观方面的则更多涉及如何将新媒体及其相关技术利用于大众传播媒介,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务技能课,例如计算机辅助报道、在线新闻学、电脑制图等课程。一些传统的新闻业务课,如新闻写作也打破了过去印刷、广播和电视之间的分界,而称为媒介传播写作,将新闻写作基础、消息写作、解说词写作、新闻评论写作、新闻高级写作技巧、广播电视写作等众多涉及写作的课程集中讲授。

在网络数字技术环境中,教学平台的建设已经不仅是传统概念中的实验平台和实习平台的建设,而是包括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的融合性教学平台的构建。这种多功能、跨媒体、可融合的教学平台是未来新闻教育依托的设施基础。

新闻与传播院系应当和主流新闻媒体以及前沿科技企业共同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将行业前沿技术、前沿研究课题、技术人才引入教学与科研领域,为实验设备的更新、为课程体系的改革、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好的条件。新闻传播院系应尝试进一步打破课堂教学平台与实验教学平台的界限,让更多的实务课程的日常教学,在仿真的媒体环境中进行,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

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为学生创造专业实习的良好环境:一是新闻传播院系可以和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一些媒体作为学生的固定实习基地,和媒体联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二是新闻传播院系着手建设具有媒介融合功能的校园数字化学生媒体实习平台,让学生尽可能全面体验实务工作的完整过程。这种“融合性平台”应该既是教学、实验、实习的融合,同时也是多种媒体技术平台的融合。数字化虚拟实习基地的建设可以有效地实现教学与实践的互动。新闻传播院系可以针对自身的专业特点和教学资源的现状,适当设立包含部分或全部媒体形式的数字化实习实验室。相对传统媒体实习基地而言,建立数字化实习实验室,所需资金较少,单次运行成本低廉,一般新闻院校都能够建立,而且能够保持常态运转。与传统实习相比,数字化实习基地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那就是配合学生的实习过程,可以建立一个与实践教学相配套的网络交互式学习平台,以提高实习的质量和效率。数字化实习基地里的校园媒体,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条件成熟的可以转化为社会媒体,比如为社会提供可以公开播出的电视节目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是对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

所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被训练成融合媒介型的人才还为时过早。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所有形式的媒体,同时要求每个学生就一种传统媒体发展自己的专长。这是比较合适的过渡性教育方法。例如报纸方向的学生要学会制作报纸的网站,或者学习为电台制作广播节目;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既可以学习制作网页,也可以学习为报纸和互联网写作新闻。

在各种传播技术不断更新、媒介日趋融合的趋势下,我们要深入研究媒介融合给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带来的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机遇。要善于运用新技术改进新闻传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变革和发展。要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尽可能掌握新媒体、新技术,增强他们融合各种新的传播技能,适应新的传播环境需要的能力。[本文为2009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介发展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09q06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蔡雯:《整合相关学科资源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中国记者》,2005(7)。

参考文献:

1.Hu,Y.F.(2002),Aliteraturereviewofcomputersandpedagogyfor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education,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57(4).

2.Dickson,T.,Masscommunicationeducationintransition:preparingforthe21stcentury,NewJersey: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2000.

3.陈昌凤:《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篇6

随着数字制播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形成了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跨地区、跨文化、跨媒体的新媒体,其传播距离跨越时空、传播时效即时更新、传播形式双向互动,以强大的技术优势使得媒介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编写的《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38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移动用户累计达到7.11亿户(手机上网人数1.81亿)。

媒介环境是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主要由政治、竞争、资源、技术四方面环境构成。在我国当今媒介环境中,新媒介的空前潮流与景观在我们面前绽放,要在其中获得生存就必须学会利用。准确、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积极利用新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的能力,是新媒介环境中受众需要塑造的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利用媒介资源的动机和程度、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与态度以及对媒介的批判能力等。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沿海大城市群正经历着传媒产业趋势跳跃、新媒介环境重塑的转变时期。探讨此三大城市群受众所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信息的能力,媒介尤其是新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传播功能以及新媒介在信息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受到的来自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诸力量的强制作用,具有历史代表性和现实价值性。

调查目的和方法

调查目的。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调查目的在于考察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媒介素养情况,探讨我国新媒体的前进方向以及对于构建“公民社会”之社会基础,对新媒体使用者的媒介教育提供合理性建议。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考察: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新媒介使用能力(重点考察网络媒介);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新媒介认识判断(重点考察网络、移动媒介)。

调查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发放问卷、随机面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所得有效样本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从而得到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媒介素养第一手资料。课题组选取天津、上海、广州分别作为我国三大沿海城市群的采样地,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三地各抽取三个核心商业区作为最终样本源。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39份,有效率达94.9%,随机面谈调查个案21例。天津、上海、广州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沿海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针对以上三座中心城市的受众展开媒介素养调查,可为构建“公民社会”提供基础性依据。

调查统计和分析

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媒介接触习惯。麦克卢汉在1967年出版的《媒介即讯息》一书中认为: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美学、道德、心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及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与之接触便受其影响和改变。在新媒介环境中,人们必须学会查找信息。作为我国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居民,津沪穗受众在接触媒介的动机中对资讯的占有成为首要目的,高达46.2%,28.2%的人是为了娱乐,18.4%的人是为了学习,打发时间与其他约占7.2%。这说明三地受众对媒介的认知与理解的目的性强、途径明确。

如今,由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迅速崛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也存在紧张的竞争关系。调查显示,津沪穗受众在频繁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同时,对传统媒体仍有依赖,每周仍旧有40.5%的人听广播,有55.0%的人使用平面媒体。可见受众与媒介接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平面媒体如报纸期刊,还是立体媒体如电视,以及传统的广播或者是新兴的网络、手机媒体都有半数或者接近半数的受众介入。其中津沪穗三地受众的网络接触率最为突出,高达72.3%,最受欢迎程度达43.1%。而报纸仍是受众接触较频繁的媒体,接触度高达46.7%。至于电视与广播,由于媒体设施的家居常用性以及车载便利性,也有大量拥护者。

总之,津沪穗三地受众的媒介接触方式基本上是以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书籍、网络、手机为主,“第五媒体”手机的接触程度更是可观,高达51.4%。但由于手机广告短信以及便利程度等劣势,在几大媒介中手机的受欢迎程度反而最低,仅为6.2%。从长远看,虽然大众媒介物理性质的改变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存规则,①但是“媒介即讯息”这一经典议题注定了在新媒介环境中,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内容价值性始终居于第一位,媒介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新媒介使用能力。新媒介环境中,媒介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人一天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量相当于20多年前的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接触的信息总量。而我们谈受众媒介素养,尤其是在数字鸿沟日渐拉大的今日,强调媒介使用能力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媒介使用能力,是指受众从无数信息中获取、分析各种形式的有效信息的能力。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拥有固定职业的市民承担社会科学分工的责任,其新媒介使用能力十分重要。在津沪穗三地受众的上网动机中,获取资讯占41.8%,娱乐占40.8%,学习则为12.7%,可见从网络获取资讯、娱乐的动机最为普遍。从娱乐所占到的比重来看,正如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当一切公众活动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如果不上网,36.9%的人会选择学习,使用其他媒体的人数则有11.1%,接近21.4%的人会选择体育活动,近三成的人则会选择做其他事情。而选择上网看新闻的话,大陆门户网站成为49.4%的人的选择,29.5%的人会去BBS,17.6%的人则选择浏览传统媒体网站。这表明论坛与门户网站已经成为津沪穗受众的两大选择,前者以小众化得到青睐,后者以内容丰富快捷得到关注。至于被很多人关注的博客传播,“经常”以及“总是”写博客的人有30%和11%。由此看来,博客的普及程度提高较快,传播效果明显。最为重要的媒介使用能力,就是对自我信息查找能力的判断,仅有4.7%的人认为自己精通,较好与一般的人各自达到25.2%和37.6%,不佳的有32.5%。整体看来情况基本属于平均偏上水平。

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新媒介认识判断。由于大众媒介的工具性,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也更有可能对人的精神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媒介素养在西方最为深入探讨的是它的批判功能。因为在民主体制下,为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必须提供一个意见表达的自由市场;政府只能要求新闻界自我监督而不能强制实施硬性要求。所以无论从学理还是从技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我们都必须只能从受众的角度去进行媒介的判别能力。采用媒介素养“批判性的自主”的说法表明对一切信息,都保持怀疑态度。

在调查中,大部分人对媒体报道(尤其是新媒介的新闻报道)都存有理性的辅助判断,大部分受众对于报道持存疑态度。新媒介的观点常常遭遇很强烈的抵制,但奉为引导以及正面评价的占有一定的比率。在对中国新媒介的影响中,文化商品仍旧是第一位,而舆论导向与娱乐工具则分别是32%、16%,其他占6%。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人表达了对媒介的不信任感,将媒介定义为政府工具、宣传手段等。而在不同媒介之间报道相左时,32%的人最相信电视,18%的人相信书,14%的人相信报纸,11%的人相信广播。对于新兴媒介网络与手机,则分别有23%与2%的人相信――这与新媒介不规范引起的安全性低、公信度差不无关系。而对于新媒介的暴力、色情内容,9%的人认为是客观事实,而14%的人认为是生活调剂,35%的人不作评论,24%的人表示无可奈何,14%的人深受困扰,只有4%的人表示坚决抵制。可见在多元化社会中,人们对新媒介的传播内容存在一定的容忍度。

调查结论和启示

综合调查结果,在新媒介环境中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的媒介素养状况呈现出如下特征:受众的媒介接触具有相当广度,且具有对网络、手机一类新媒介的使用能力;受众的新媒介使用具有一定的深度,基本可以查找各类信息;对新媒介的认识判断较为理性,对不良信息有抵制的能力。然而,媒介传播者的表现不容乐观。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受众对新媒介的新闻报道、专业水准、观点立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信任与抵制。这一方面说明受访者人群的媒介素养较高,但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新媒介的现状不容乐观。媒介素养的提高既包括受众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也要求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值得重视。

置身新媒介环境,媒介影响无孔不入。戈夫曼(ErvingGoffman)经典的“拟剧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这个多幕舞台上的林林总总行为角色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②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曾经指出大众媒介所形成的环境之所以难以觉察,其原因在于只有相当人数使用某一媒介的时候才能形成可见空间。当下的新媒介亦然,如何从中准确批判地找到相关信息是每一个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能力,媒介素养是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古人也明白的道理。中国新闻界前辈邵飘萍更是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新闻教育对国民的重要性,他主张:“依愚之私见,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之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比如离开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下得到充分的研究,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此言信然,以津沪穗为代表的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乃至整个中国,任何一名普通公民,媒介素养水平提升之日,必然是建立在整个教育乃至社会体制配套协调运作之后。“公民社会”之构建,其路漫漫而意义深远。(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实践创新训练项目《当代媒介语境中的非政府组织》课题的基础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沃纳・塞佛林著,郭镇之、徐培喜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五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