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系篇1

世界经济周期是指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这种运动形态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性经济周期运动。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了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该轮长周期的上升期为1945-1973年，下降期为1973-1989年，其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1989年至今为新一轮的长周期。从世界经济的中周期（增长型周期）来看，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以下新趋势：第一，扩张期长，衰退期短；第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东亚和拉美的区域经济同步性较以前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危机引发生产下降，导致经济衰退；第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增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提升；第五，政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成为引发危机的主要因素。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结合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和中周期来看，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从顶峰滑落，1989年至今的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结束，开始进入下降期，同时，自2007年世界经济周期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中周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为了拉动经济，各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此后，新兴工业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2010年，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陆续开始复苏，但是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遭到信用评级警告以及通胀压力加大等，世界经济的不确定风险仍然存在。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徐以升，2008）。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这三个阶段的渐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在不断深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体制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第三个层面是规则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我们遵循的是现行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逐渐开始参与到制定和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的工作中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发之初，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对处于隔离封闭状态，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功地度过了危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放程度和对外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深入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脱钩”。

三、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

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渠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综合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制度因素和创新因素，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得改善和提升的契机。

1.通过供给因素

国际资本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各国之间投资风险与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由于国际流动的障碍较少，其投资风险也相对较小。而在资本稀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投资，产业结构得到改善，而当经济衰退时，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会抑制投资，富余的资本流向国外高回报率的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稳定繁荣的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际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能够获得国际资源的供给，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的国内资源瓶颈。

2.通过需求因素

国际贸易作为联结各国经济的基本纽带，成为经济波动在国家间传递的重要渠道。随着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也会发生波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取决于世界经济的需求和该国的供给能力，而进口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与该国的需求。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使各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市场将生产要素向该产业部门集中配置，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扩张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收缩，从而提高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比重，改善了该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依靠世界经济的需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资源向出口部门集中，不断改变中国出口产业部门与非出口产业部门结构以及出口产业部门内部的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断得到改善，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3.通过制度因素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中制度因素的主要渠道。通过国际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直接进行组织和生产活动，为该国带来了全新的企业，一方面为东道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模板，另外一方面也为东道国改革企业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大规模的FDI推动了中国产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升级。

4.通过创新因素

创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方法，也应包括管理方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各国投资回报率发生变化，从而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国际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由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人力资本、R&D等渠道推动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善。

（二）负面影响

1.加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难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外来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市场安全、财政金融安全、信息技术安全、战略性商品和资源以及重要的运输线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此外，还有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中国固然从现行的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如果安于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则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陷入“分工陷阱”。

2.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传播迅速，难以防范和抑制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金融、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经济变化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渠道迅速波及其他国家。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空前迅速，常常出现世界性连锁反应，难以防范和抑制。尤其是国际游资，对经济波动极其敏感，巨额的国际游资常常利用各种渠道绕过资本管制，随着经济波动在各国间迅速转移，经常引发金融震荡和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加深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危害程度和调控难度。

3.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影响，调控难度增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国际间密切的贸易往来、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在国际间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使得一国的经济周期已经脱离了本国经济内部因素的驱动，各国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周期同步性也日益提高。各国政府孤立的经济干预已经难以“熨平”本国经济周期。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出口贸易依存度接近40%。由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4.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的加强和加深，使中国参与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必要。而在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参与国

际性和跨国性的集体组织、参加或扩展国际性的协定以及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削弱了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区别，对中国国家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让渡问题和弱化问题。

四、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建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是世界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实力，提高应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一）构建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对经济风险的监测能力

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找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的各种特征以及先行指标，构建好我国的经济预警机制，通过严密监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以期尽早发现潜在的经济风险，提早对政府发出警告便于政府采取适时的宏观调控措施，为我国防御和利用世界经济波动提供协助。

（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调控能力

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时，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运行机制，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互动调节，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波动大潮中的自立性和自理性，有效防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把握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机遇。

（三）积极导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内需增长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内需的作用较小。在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主要国家进口收缩，国际贸易明显减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积极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并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内部调整，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无疑将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四）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稳步有序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剂，但金融的过度发展也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不稳定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金融主导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染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常常导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因此，在加强金融制度创新和监管、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完善金融运作体系，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承受能力，适度控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稳步有序渐进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

（五）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

战略性商品和资源的缺乏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粮食和矿产资源等能源和战略物资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保障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平稳供给，我国应当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在石油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石油储备体系的制度建设，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储备体系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石油储备和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体系。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资源供应，建立和健全粮食交易市场和流通渠道，建立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和预警体系，依靠高新技术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在矿产资源方面，要建立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加强和加快国内矿产资源的勘察，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

世界经济体系篇2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世界经济体系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发展，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强力发展，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站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历史视角，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气候，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著地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经济不争的事实。作为重要标志就是，自由贸易、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以及金融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加速了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愈加明显。

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利益的实现愈来愈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跨国金融业务迅速发展，跨国银行贷款总额从1980年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DP的7.4%，增长到1990年的29%，再上升到2004年的超过50%。信息技术不仅培育了电子商务形式，而且促进了金融创新，金融产品交易空前增长。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时间上相互衔接、价格上相互联动的交易网络，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达到惊人程度。国际资本垄断形成之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和政府配置的障碍和壁垒。只要有可能，垄断资本必然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以获取高额利润，这既是国际垄断的本质体现，也是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国际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在贸易，信息和投资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拓展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自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就已经开始，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明显加快。19世纪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惊人的洞察力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历史作出考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世界历史”时就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生成过程，认为人类社会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资本主义的首创。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是越成为世界历史。”[2]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著名的论题，与他们创立唯物史观几乎是同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世界市场的实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花结果，到处建立联系。”[3]世界市场是资本剥削雇佣工人从而自行无限增值以及内在扩张的本性的外在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积累，资产阶级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主义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而在那些经济落后国家存在的资本短缺、地价便宜、原材料价格低廉和劳动力价格便宜的现实，为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和商品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一切都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流动，为资本大规模地跨越国家的界限提供了重要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4]

马克思以世界眼光来研究世界范围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对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显著地特征之一。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探讨，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丰富，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初现端倪，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发达中国家只是这个整体中的局部；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被融入这个整体发展过程。巴西经济学家卡多佐认为，发展中国家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依附的发展”。只看到依附的一面，忽视了发展的一面是错误的。埃及经济学家阿明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脱钩”理论。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格局，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被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导致了各国经济联合与合作趋势的产生和发展。阿明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走出来，即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脱钩”的方式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5]。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时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得研究视角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一研究视角开始转变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而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新理论取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发展，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强力发展，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站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视角，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6]。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遭受巨大障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法国《青年非洲经济》（双周刊）1997年总第234期刊载.

世界经济体系篇4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中国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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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中国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2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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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中国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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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转贴于中国http://

中国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漫长、曲折、动荡过程，本次转型也不例外。期间，东方与西方之间、西方与东方内部之间，矛盾与冲突将不断，博弈将异常激烈。因为，这一切将发生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但时间可能短于前两次。估计，到“金砖四国”经济真正崛起时（估计于2030－2050年期间），东西方共治的国际体系将基本建成。g20应是现阶段由西方转向东西方共治平稳过渡的最佳途径。

世界经济体系篇5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MPS；SNA；生产；收入

1.两种体系：MPS与SNA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中，由联合国公布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体系有两个：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1.1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联合国于19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也称其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ofMaterialProductBalance，简称MPS），它是前苏联在总结1925年以来计算国民收入的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套核算方法和体系，主要用于苏联和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也称东方体系，我国早期也采用这套核算体系。

MPS的理论依据是：社会生产就是物质生产，只有创造物质产品或者作为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直接延伸的活动才是生产活动，其他活动都是非生产活动。据此，全部社会产品都是由物质部门生产的，物质产品的价值总和就是社会总产值。因此MPS只需着重考察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即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物质产品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物质产品的使用构成和具体去向，等等。

MPS采用限制性生产的概念，它把经济生产的定义只限于物质产品生产和生产性劳务，只承认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相应地，社会产品只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果。从使用价值看，物质产品由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三大部门生产，社会产品就是这三个部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从价值形成过程看，物质产品的价值除三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外，还包括货物运输业和商业等流通部门追加在商品中的价值。所以，MPS把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通称为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构成了MPS的社会产品价值核算的内容。

1.2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简称SNA）首创于英国，它是依据欧美发达国家的核算理论和实践制定出来的方法体系，故也称西方体系。

相对于MPS而言，SNA有三个显著特点：

SNA是依据综合性生产观念组织核算的。它认为：人类的各种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活动都是生产活动，换言之，生产的本质不在于是否提供物质产品，而是在于是否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

SNA还充分运用了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资产负债分析和国际收支分析等工具，这些大大扩充了SNA的核算内容和分析领域。

SNA是一种以账户形式和复式簿记法组织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核算方法能够保证整个核算体系的逻辑严谨。

SNA则采用综合性生产观。按照这种生产观，凡是创造效用并取得收入的活动，除去非法活动外，不管是生产物质产品还是提供各类服务，一律看作是生产活动，即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归入生产部门，也就是说，SNA的生产范围除了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外，还包括了除个人自我服务以外的各个社会服务领域。因此，SNA的社会产品―商品就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与无形的劳务产品的合称，这样，SNA的核算范围就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劳务。显然，其核算范围比只计及物质产品的MPS就大多了。

2.MPS与SNA的比较

2.1概念比较

对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核算，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内容，但对什么是生产活动，什么是社会产品，MPS和SNA则有不同定义。MPS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观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因此，MPS计量的国民收入是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产出成果。该体系适应于物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SNA把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放在同等位置上一视同仁地核算，更有利于全面描述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它有利于反映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人们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的客观趋势。

这两个体系的最大差别是在生产概念上的差异，由生产概念差异而引起的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的计算范围也相应发生变化。例如，在SNA中，由于服务部门也计算产值，物质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耗就应包括对服务的消耗价值，而相应的服务部门也有了自身的物质消耗。但在MPS中，服务部门不计算产值，因此，物质生产部门对服务的消耗不作中问消耗处理。至于服务活动中的各种物质消耗，则作为社会最终使用，形成消费基金。两个体系在中间消耗上的差别，除了由于生产范围的不同外，还有：第一，在SNA中包括固定资本损耗，MPS则不包括；第二，在SNA中作为中间消耗的企业在文化设施方面的非生产性支出，在MPS看作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转移支付，从物质生产领域的营业盈余中扣除，有关这方面的产品消耗作为最终消耗；第三，在SNA中作为中间消耗处理的企业业务旅差费，在MPS中看作是居民的原始收入，所消耗的产品作为居民的个人消费；等等。

由于对生产的定义不同，最终消费和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概念也不一致。在MPS中，最终消费只限于对物质产品的购买，而不能体现为劳务的购买支付。非物质生产领域内职工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能作为生产收入。而在SNA中，最终消费还包括非物质劳务的购买，如支付医疗费用、教育费用、房租等。既然在市场上通过价格获得的货币收入，理所当然地视为生产收入，并且计算产值，那么，除了义务性的转移收支外，再分配也就几乎不存在了。

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MPS存在的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其在很多方面不适于当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因而越来越多采用MPS的国家，开始结合本国实际，逐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开始运用SNA核算原理和方法。

2.2核算方法的比较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是从国民经济总体上研究国民生产、分配、使用之间的关系，主要使用国民经济平衡表，该表为单式平衡表，只是通过左右两栏数据的平衡综合说明社会整体的再生产过程。构成MPS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主要包括：综合物资平衡表，综合财政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平衡表，国民财产平衡表以及固定资产平衡表等。其核心指标主要是：社会总产值，社会净产值，国民财产及物质产品消耗，消费与积累等。同时，各表间只存在经济指标的内涵关联，不存在严格的核算对应关系。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主要是由国民收入核算，投人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以及资产负债核算组成的。它从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出发，既对国民收入在各环节的规模水平及结构状况作分别研究，又将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和国民使用连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核算方法为复式记帐法，即运用国民经济收支活动有收必有支、收支必相等的原理，以帐户的形式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这种核算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衔接起来，较好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这两个体系在概念和方法上的比较，可以看出SNA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核算范围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不受物质生产领域的局限；

二是核算内容不仅包含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而且还包含收支和金融交易等资金运动，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运动过程。SNA十分重视从价值方面来考察国民经济运行，把国民收入核算、投人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民财富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5个方面都纳人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相比之下，MPS在这方面的核算则有欠完整，特别是在资金流量核算和国民财富核算方面，所差更多；

三是核算方法采用复式记帐法，通过帐户体系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衔接起来，能较好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提高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

相比之下，MPS用单式记帐的方法，以平衡表形式对国民经济的各种活动进行单方面的登录和计算，各种国民经济平衡表之间，在数量上虽有联系，但联系得不够严密。

2.3主要指标对比和换算

两大体系除了上述主要区别外，在具体核算指标、原则和方法上也各具特点，甚至两大体系中名称相同的某些统计指标，其经济涵义、范围口径、计算方法也往往存在差异。在MPS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是国民收入。它是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的总和，扣除了一切中间消耗C_2，也扣除了固定资产折旧C_1。同时，国民收入是按国土原则计算的。在SNA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它们既包括新创造的价值V+M，也包括固定资产折旧C_1，同时其计算范围扩大到整个三次产业，即全社会的所有部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国土原则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按国民原则计算。

两大体系主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换算，主要表现为指标间和各指标内部的构成项目的换算。

两大体系主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换算，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来实现。调整包括：一、调整服务价值，包括中间消耗价值口径的调整；二、指标构成项目的调整，包括各指标概念的调整；三、计算原则的调整，包括以国土原则口径计算的指标调整为以国民原则口径计算的指标；四、对价格标准的调整，包括通过汇率调整为统一的货币量形式。调整两大体系的总量指标，无论是从SNA口径调整到MPS口径，还是从MPS口径调整到SNA口径，调整内容都是相同的，只是各项目的加减计算相反。

两大体系各指标内部的构成项目的换算，同样必须通过逐项调整来实现。以两大体系国民分配指标的换算为例。从分配角度看，SNA增加值中的雇员报酬相当于MPS中的居民原始收入。SNA的营业盈余加间接税净额相当于MPS的企业原始收入。SNA的增加值中还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而MPS的国民收入中则不包括。此外，第一，在SNA中，雇主对雇员社会保险金是作为对雇员报酬的一部分，而在MPS中，则作为出自企业原始收入的支付；第二，个体经济收入，在SNA中包括在营业盈余内，而在MPS中，则包括在居民原始收入内。（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杨灿.国民经济核算教程[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王爱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骆耕漠.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4]褚可邑.对MPS与SNA核算体系的比较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13卷2期

世界经济体系篇6

尊敬的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们：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将共同见证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俄三国评级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用评级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近六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信用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信用经济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1）信用社会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社会成员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信用关系作为资本的组合形态融入并主导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2）社会化的信用关系是以评级为媒介建立起来的，评级的公正性决定着信用关系的质量，从而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及其与评级的高度依存关系赋予了评级对经济的主宰地位；（3）构建起了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基本矛盾，生产扩张的无限性要求信用（消费）规模增长满足其需要，生产与信用是信用经济顺周期的力量；作为信用一方主体的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是有限的，债权人要求评级客观描述出债务人的最大负债规模，信用与评级就成为信用经济逆周期的力量；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奠定了评级的历史地位，评级承担着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责任。现代世界经济是建立在由一个个信用关系链接起来的国际信用体系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评级是否公正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前途。

全球信用危机正是现存国际评级体系背离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向世界持续提供错误评级信息导致国际信用体系破坏的结果。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1、维护最大债务国利益的鲜明评级立场使这个体系失去独立性；2、用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评级标准衡量全球经济体的信用风险，向世界提供了扭曲的评级信息；3、国际社会对一个承担世界信用体系安全责任并由一个国家评级机构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没有任何监管与约束，而所在国政府也未履行管理责任，监管缺失使这个体系拥有超级权力，不断由世界承担其道德和标准错误导致的后果；4、竞争体制机制激励这个体系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把信用级别作为商品交易，使其完全不能承担起世界公共责任；5、世界最大债务国利用国际评级话语权，高估国际债务体系国家信用，低估国际债权体系国家信用，把债权国利益输送给债务国，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类不可能通过改造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使其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主要理由是：1、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所属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其兴衰攸关国家核心利益，国际社会无法触动一个体制；2、所属国政府绝无可能主动改革现存评级体系；3、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主体缺乏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缺乏改革的动力和正确方向。

人类社会用承担错误评级导致的信用危机后果并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方式得到了这样的共识：唯有构建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能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才有保障。这就是历史的召唤。国际社会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途径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

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1、体现独立性的非国家性、非政治性、非利益冲突性、非竞争性和公正性，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首要前提；2、信用关系国际化形成了以债权债务组合的资本形态在全球的流动体系，需要用一致的评级标准科学揭示世界每一组信用关系的风险，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风险比较，指引资本在全球的有效流动；3、信用关系国际化构建起了全球信用风险传导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评级错误导致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全局性危机；它需要通过双评级体制进行评级风险制衡；4、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应该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评级监管。

实践成果表现为三种实现途径的选择：1、推动各国评级结果互认；2、建立区域性评级组织；3、构建一个全球评级机构。

显然，前两种设想不能成为代表整个人类社会利益的载体，不能满足资本在全球流动对评级信息一致性的需要，不能防止评级风险的传播，因而难以担当世界评级责任。于是，构建一个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就成为历史的选择。

为了历史的召唤，大公作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首倡者与推动者，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与三十多个国家的政要、评级机构和相关组织进行反复磋商，所有参与者都赞成加快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高度认可并愿意积极参与组建一个非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使其成为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和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载体。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美国伊根-琼斯评级公司、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决定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性质是：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非国际评级机构，它将由每个国家与评级无利益冲突的私人机构共同出资组建。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使命是：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保障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建立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推动建设一个独立的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向世界提供公正的评级信息。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一个公司制的经营实体，它将按照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要求，通过推动国际评级制度变革确定其市场地位和盈利模式。为履行世界评级责任建立全球双评级体制机制，参与国际所有评级事务是这个机构发展的基点。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组建，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四大发展目标：1、建立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2、构建国际评级监管体系；3、建成全球市场服务体系；4、形成参与全球评级的能力。

中美俄三国评级机构作为新型世界评级组织的首发起人，只是在尽一个评级专业机构和世界公民的责任，改革国际评级体系，构建一个保障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成功。我们衷心期待一切有识之士携起手来共同完成这一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伟大事业。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作为登上国际舞台的新兴评级力量必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作为人类发展信用经济付出沉重代价的认识和实践成果，作为惠及全人类的新生事物，必将在时代大潮的簇拥下，以波澜壮阔之势荡涤历史的尘埃，以得道多助之势成为历史召唤的担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