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大危机篇1

解读1

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生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经济全球化则使所有经济体均未能独善其身。未来全球发展很难不受危机后遗症缠绕，但世界经济不会重蹈“大萧条”覆辙，原因是新兴市场正成为一股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新生力量。

一、世界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预期

在世界经济史上，“大萧条”非常罕见，迄今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1870年和1929年，前者引发通货紧缩并导致而后20年发展停滞，后者造成全球产能大量过剩，失业异常严重，经济持续衰退，且1937－1938年因政策失误出现“第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自第一次大萧条以来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作一统计，表明在过去137年(1870-2007年)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最近30年提高到3.25%（1977－2007年），其中2004-2007年高达5%。其用意在于给世人提供一个信息，免于大萧条后的世界经济前景应该是曲折多变的，但全球经济复苏仍能持续。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而后1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减缓一个百分点，拉美经济在低谷徘徊20年，至今未完全摆脱“拉美陷阱”的阴影。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后经济一蹶不振，整个90年代与本世纪前十年景气持续低迷，迄今依然呈l型发展轨迹。今天，“大衰退”后的世界经济虽然结构调整难度大，但经济复苏速度之快超出国际机构预期。原因何在？关键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已经多元，力量格局趋于多极，呈现“西方不亮东方亮”态势。

据imf估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分别增长3%和7.1%。这一增速远远高于imf早前预期(2009年10月，imf预测为3.3%，2010年6月调到4.2%，2010年10月再调高至4.8%)。全球经济复苏明显好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本轮世界经济复苏由新兴经济牵引，而且东西方合作空前紧密，“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特别是主要国家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与决策睿智，采取的遏止衰退措施远比之前高明。imf估计，2010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即可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达到61.963万亿美元（2008年为61.187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将于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进出口商品总额将达35.967万亿美元（2008年为35.586万亿美元），全球直接投资（fdi）回复到历史峰值（2007年全球fdi达到19790亿美元）需要2-3年，估计在2012-2013年。imf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4%，2012-2015年将年均增长4.6%，其增速几乎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上述现象从一侧面说明，当今全球经济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经济基础不但量变加剧而且质变加速，观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需要用新思维与新理念，才能号准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脉络。因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正进入表面强劲、实际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的风险发展期。

二、新兴经济体以v型强劲复苏

本轮世界经济复苏主要靠新兴市场拉动，全球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均好于预期。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危机前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近期估计，近3年全球需求增长的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其高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增长，将使gdp年均增长率高于6%。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首次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且主要靠内需拉动。imf估计，未来五年（2011－2015年）全球经济将再现8－6－4－2发展格局，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将年均增长8%、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将年增6%、世界经济将年增4%、发达国家将年增2%，亚洲整体经济依然鹤立鸡群。

受危机冲击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主要支撑因素有：其一，新兴市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化与城市化依然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动力；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未因金融危机而中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全球化与区域化将是新兴市场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动力，且与世界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较高且合理价位，使非洲、中东、独联体、拉美等资源出口国外部收支持续改善，使内部发展环境相对宽松；其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效应日益凸显，中产阶级消费群将迅速壮大；其五，南南合作因金融危机而加强，新兴市场的决策层驾驭和管理危机能力增强。其具备上述发展优势，且发展方式加速转型，有潜力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由此加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先后进入稳定快速增长期，所有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同步扩张，为历史所罕见，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其经济先后崛起，在增强自身实力同时，改写着世界经济发展蓝图。即使面对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imf仍对“后危机”世界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认为危机后全球产出将能恢复到4%以上的增长，依据主要源自对新兴大国经济的信心，认为在中国、印度等带领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已离不开新兴大国，它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据imf统计，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最近五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其中“金砖四国”占一半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以危机前的2007年为例，据imf按ppp汇率计算，中、印、俄、巴西与石油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美、欧元区和日本不足20%；按市场汇率计算，前者超过40%，后者不足35%。2009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全军覆没，仅澳大利亚因矿产资源出口及价格回升之惠，gdp增长0.8%，其余发达国家均为负增长，平均降幅达3.4%。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起搏器”。oecd报告认为，非oecd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特别是亚洲经济引领世界走出衰退，带领全球制造业恢复增长，使世界经济触底反弹。

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增长依然强劲。imf估计，2010年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分别增长10.3%、9.7%和7.5%，即使受危机严重冲击的俄罗斯经济亦增长3.7%。2011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但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可增长9.6%和8.4%，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imf乐观预测，未来五年中、印经济将分别年均增长9.5%和8.2%，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将年均增长4%以上。期间，美国经济增势仍好于日本和德国，将年均增长2.7%，日、德经济只能维持1.7%左右的增长。

四、发达国家深陷危机“后遗症”陷阱

后危机时代，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发达国家如何摆脱危机“后遗症”。这些国家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结构调整难度大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者需制造业转型，后者涉及经济命脉——金融业改革、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且需要更长时间。其实质是生财之道与生活方式转型，将提高融资成本，影响劳动生产率上升，降低财富效应，抑制居民消费，减缓发展势头。oecd据此认为，金融危机将永久性减缓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出水平。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普遍呈现“三高三低”现象，即高失业、高赤字、高债务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将制约其经济持续发展。

一是“无就业”复苏。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口比危机前（2007年）增2100万，失业率升至8.3%，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分别达到9.7%、9.9%和5.1%。估计，近中期发达国家就业形势很难明显好转，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需要3-5年时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0年3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唐·佩克《一个新的无就业时代如何改变美国》的文章，认为到2011年甚至2014年，美国的失业率只会略有下降，要使失业率回到危机前的5%，就业岗位缺口达1000万个。由于人口增加，新人不断进入就业市场，仅为不使缺口扩大，美国每年需要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周期性与结构性叠加，又以结构性为重，发达国家无就业复苏现象将持续很长时间，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呈低消费与低增长态势。

二是资产重组与去杠杆化。危机使西方银行资产与家庭财富严重缩水，修复资产负债表要很长时间，无疑将影响私人消费与投资。imf预测，全球银行需减记2.2亿美元，已累计减记三分之二，但尚剩55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待处理。据oecd统计，房价与股市下跌，使美家庭净资产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危机前的6.3倍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4.9倍，累计缩水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gdp规模（14.266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损失，迫使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发生巨大变化。oecd估计，修复资产负债表将使美私人储蓄率提高3个百分点，欧元区提高1.5个百分点，日本提高1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赤字与债台高筑。危机使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攀升至二战以来最高，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oecd估计，2010年其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升至8.3%，比危机前高出7个百分点。高财政赤字影响美国经济增长0.9个百分点，影响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各0.8个百分点。后危机时代，西方债务危机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债务已被危机化，日本债务正内部化，美国债务将国际化。据统计，到2010年2月，全球政府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历史不同，当前世界主要债务国多为发达国家。oecd预测，2011年其成员国平均债务将超gdp规模。若不采取措施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改革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西方债务困局将拖至2025年。imf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尚未到来，最困难应在2011－2018年，若能削减政府开支达gdp的8.8%，2030年前才能恢复到60%以下。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更悲观，认为主要工业国（日、德、英）将深受债务之困直至2084年。可见，未来20-30年西方国家将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这无疑将影响其经济持续发展，新兴市场持有的债权安全风险将上升。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国偿债能力减弱，更缘其偿债意愿下降。因为其货币可兑换，只要央行增发钞票，使债务货币化，并借助通胀或货币贬值，即可达到稀释债务目的。

解读2

国际力量格局加速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三组力量——“旧与新”(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g7)与“金砖国家”(brics)、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加剧重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暴露出上层建筑（全球治理）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

一、格局演进呈“北降南升”态势

近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现象，即发达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高发展，导致全球力量格局出现前所未有变化。后危机时代，这种“一个世界，两种速度”的发展势头将持续，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更明显，使全球力量重心由发达经济向新兴经济加速转移。

从经济规模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且比重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迹象。据imf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例累计增加10.1个百分点至33.6%，发达国家降为66.4%；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增加9.3个百分点，由40.7%升至50%，发达国家则由59.3%降到50%。imf预测，2010-2015年，无论按市场汇率还是ppp汇率计算，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前者降至58.1%，后者降到41.9%，分别减少5.7个和3.5个百分点。到2022年，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国际经济版图都将出现新兴经济与发达经济平分秋色局面。在商品市场上，新兴市场的商品出口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9.7%增到2009年的43.5%，增加13.8个百分点。另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层人口猛增，未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加快，新兴市场的商品消费占国际市场比重将持续上升。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剧增，且国际竞争力提升，进军全球500强的企业明显增加，尤其是危机前几乎由西方掌控的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从板块经济看，三大地区经济——北美、欧洲、亚洲之间出现结构性调整，亚洲整体性崛起最明显，是导致21世纪国际力量格局嬗变的关键因素。有识之士据此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历史上，16－19世纪是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能否真正成为亚洲世纪暂难断言，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经济作为整体将持续发展，应是不争的预期。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余年亚洲经济将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据oecd预测，2007－203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将年均增长5.5%，明显高于北美的2.1%、欧洲的1.5%。根据imf以名义gdp计算，2010－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的名义gdp将分别年均增长8.3%、4.6%和2.9%；gdp规模将分别达到233190.8亿美元、216187.7亿美元和194820.8亿美元；到2015年，亚洲、北美和欧盟分别占世界经济的28.5%、26.4%和23.8%，而2009年分别为24.9%、28.4%和28.4%。如果不出意外，亚洲经济规模将于2014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板块经济。

从大国发展看，全球十大经济体排列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兴大国将整体性量增位升，发达经济则量减位降。根据imf数据估计，到2015年“金砖四国”均将进入全球前10大经济体，依次排列为美、中、日、德、法、俄、英、巴西、意大利和印度。全球着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世界前10大经济体名次将重新洗牌，分别是中、美、印、日、巴西、俄、德、墨、法、英。如果普华永道的预测正确，那么届时新兴大国将在全球前10大经济体中占半壁江山，发达经济只有美国和日本能进入前5强。由此可见，未来20年将是国际经济版图嬗变的关键期。

二、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严重失衡，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净流出国，美国则变成全球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上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世界曾发生过两次不平衡，但均在西方体系内，经常项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顺差方为日本和西欧国家。第一次以美元放弃与黄金挂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第二次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让美元兑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贬值，后又签订“卢浮宫协议”，以制止美元过度贬值，而后间接诱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至今不能自拔。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体系即g7机制内调整解决。但在当前全球发展失衡中，经常项目逆差方依然是美国，顺差方则既有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更以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东等石油输出国为多。也就是说，本轮全球失衡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且以体制外为甚。这是美国匆忙启动g20机制，又草草让其升级并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真实用意。

一是新兴市场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估计，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1亿美元，因受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3391亿美元，但后危机时代顺差将再次增加，到2015年将增至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10年2732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故此，美国十分清楚，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本轮全球发展失衡根本无法解决，而失衡无序的世界经济将直接威胁西方经济恢复。

二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逐年飙增。即使受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依然由2008年的49614亿美元增到2009年的55002亿美元(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比2000年(为8025亿美元)增加5.45倍，年均增长26.3%。imf估计，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呈持续增长趋势，2010-2011年分别增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鉴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其外汇储备只能以购买国债等方式投资于美国等富裕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加速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据联合国统计，由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由2000年的195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07亿美元，转型经济体则由515亿美元增到153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看，只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被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后危机时代全球资本逆向流动趋势不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均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问题，更需要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解债台高筑之困。

三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6月，美国长期债务规模由2002年6月的32.169万亿美元增到2008年6月底的51.5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2%，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增幅分别高达15.8%和15.3%。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以长期债券为例，海外债权人持有的长期债券由2000年3月的3.558万美元增到2008年6月的9.46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短期债券8580亿美元，其海外总债务高达103220亿美元)，占美国长期债券的比例由2000年的9.7%升到2008年的18.4%。事实上，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程度上源自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根源在虚拟经济，关键是发展模式，错在宏观经济政策。但奥巴马政府错误认为，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操纵货币”，使美国企业失去出口竞争优势，故此出台“全国出口计划”，强压人民币等东亚货币升值，推动产品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重振美国经济。这是在g7机制内不能完成，必须由中国等新兴大国参与。

解读3

国际经济秩序酝酿变迁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国际力量格局演变，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亦提上日程，凡此均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契机。

一、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主平台

历史上，每一场跨越国界的经济大动荡往往会撼动世界经济基础，导致旧体系瓦解，1945年即如此。本次金融危机使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霸权不受挑战的单极世界不复存在，一个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变迁的催化剂，推动国际经济关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由西方向东方、由欧洲向亚洲转移。理念上，危机打破了人们对西方体系的迷信，西方不再独大，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践中，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经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正提上日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谋求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以保护自身利益。结果将使滞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与剧变中的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协调。

同时，金融危机为全球提供观察国际经济规则与秩序变迁的新视角，建章立制候选创造新契机。因为，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应对全球化下的金融经济危机，西方体系已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东方力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让渡部分话语权、寻求新兴大国支持，成为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无奈但明智选择。g20领导人峰会仓促上马，并匆匆替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主要平台，正是这一选择的现实反映。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巨大机遇，其对多极世界的形成影响深远。

g20机制化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宣告，发达国家正为发展中国家揭去粘在其身上长达60多年的“配角”标签，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的地位将不可逆转地向有利于新兴国家转移。这从去年世界银行和imf先后降低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增加新兴国家份额中可见一斑，以此相对削弱发达国家影响力，同时增加新兴市场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全球失衡治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机制成为商讨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平台，标志着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世界金融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另外，作为地位、身份和影响力的象征，g7长达30多年的“霸业”步入历史终结期。可以预见，g7过渡到g20的全球治理架构，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最终不会仅限于国际金融经济，其职能将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日益拓展。

g20机制化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巨大机遇与动力。一是颠覆传统理论。g20峰会机制化已经打乱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中心－”理论。在g20机制内，以brics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与以g7为核心的“中心”国家开始平起平坐地（起码在形式上如此）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g7内）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二是瓦解西方体系。g20机制取代g7，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上层建筑）必须随世界经济结构（世界经济基础）嬗变而调整，开始由发达国家独霸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秋色转变，“南北共治”格局初露端倪。三是挑战美国霸权。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实力呈阶段性衰落，美元地位显现趋势性下滑。另一方面，在g20架构内，美国仍是核心国家，主导地位短期难动摇，但霸气开始收敛，合作意愿上升。尤其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本质上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最终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霸权地位。四是认可中国和平崛起。g20机制化从另一侧面表明，以美为首的西方体系开始接纳中国，认可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同时，美欧欲以增加我在世行和imf的话语权，让我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让我在其设计的体系内崛起。五是开启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由g7过渡到g20，本身说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它虽然始于金融经济危机，但终将产生政治与安全影响。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日程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以美元为主导、马克（后为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为补充的“一极多元”货币体系，但美元的绝对垄断地位不变。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冲击不小，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9年3月撰文，认为“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表明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易受损性和系统风险”。文章建议“建立一种由国际机构管理的超主权主导货币，将有助于创造和控制全球资金流动”。联合国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利茨持同样观点。他认为，“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储备货币。”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也表示，支持建立一种全球货币。在2010年5月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上，四国提出将探讨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问题。虽然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撼动，但从长期看各国会加快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从而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德国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认为，美国最终将失去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国际金融体系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等将共同成为稳定而重要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极化。今年的g20东道国法国总统萨科奇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入下半年召开的戛纳峰会议题之一，建议创建一种“以多种国际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三、国际经济体系酝酿转型

在世界近代史上，国际体系先后经历过两次大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9世纪末期，历时4个世纪。基本特征是分散孤立、不成体系的体系转变为整体发展的全球体系；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初至2000年，历时约10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英国主导的全球国际体系朝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型，即由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进入第三次转型阶段。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式开启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发动机，那么当前金融危机则是加速国际体系第三次转型的催化剂。与前两次不同的是，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是在西方国家整体力量与影响相对下滑，非西方国家力量与影响相对上升背景下发生。转型的结果应该是，东西方力量与影响加速向相对均衡方向调整，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连续性可能因此被中断。

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会因本轮金融危机而赫然建立。在多变、多元、多极世界中，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合作机制正步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性细分的时期。任何一种新机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另一旧机制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一种更多边机制的出现，不需要匆忙整合现有各类合作机制，“新”与“旧”需要和平共处，互补有无，相得益彰，旨在保障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发展，以真正建立起更加有效、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世界经济大危机篇2

英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在今年6月出版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可能的未来景象:哈佛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指着地图上的上海说:“这里,我的梦想在这里”;在非母语国家旅行的游客拦住一位当地人问:“请问您会讲普通话吗?……”

在2009年,无论是伦敦“20国集团(G20)”峰会、“金砖四国”峰会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所受到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世界的新“中国观”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用“创造性破坏”一词来分析大萧条。他认为,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扫荡了陈旧的经济体系,使新的结构取而代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衰退无疑是加速国际格局变动的有利因素。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力量”。

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金融危机使得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困难,也使得他们对中国市场出现了更大的需求。为了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他们在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方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额达5217亿美元,超越出口额为5216亿美元的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交易额达312亿美元,比美国的162亿美元和英国的137亿美元之和还多。

国际经济调查机构“HIS环球透视”在8月初预测说,中国到201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中国经济正在彰显力量的证据无处不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收购企业、技术和资源。在全球银行的排名榜上,三年前,中国还没有一家银行的市值跻身世界前二十名。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分列前三名。

中国持有超过八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今年6月,当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国在美资产非常安全”时,全场响起一片意味深长的笑声。

今年4月,曾在1998年至2000年负责白宫亚洲政策的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侃如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表示:“在过去两个月,我相当惊讶地发现,中国像一个大国那样谈论事情。中国可能会第一个或者紧跟美国之后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到危机结束时,中国将是极少数不需要政府债务高筑就摆脱危机的国家之一。”

如果还需要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明显影响的例子,7月27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其一。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表示,两国关系会“影响整个21世纪的进程”。主席也表示,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肩负着重要责任。

最近在欧洲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受访者甚至认为中国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强国”。也许这一结论有些夸张,反映了遥远的西方民众对庞大而发展并不均衡的中国的不够了解,但是这也说明,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其实早在1985年,就有人提出了中美共治的概念,就是G2,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一概念,美国人在金融危机中提出来后,马上就炒作起来了。”阎学通告诉记者。

中国政府和许多社会精英并不赞成“G2”的提法,但是,“世界开始谈论中美共治世界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位是大幅度提高了。”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

在去年10月的亚欧首脑会议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表示中国会“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办事。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姿态反映了国际格局中中国的话语权变化。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几乎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对当时衰弱的世界经济局势选择袖手旁观。

不过,仍有不少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经济重要性并不会完全转变为地缘政治分量。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构成其成为真正全球大国的因素,例如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等,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新“机遇观”

在这一年里,从首尔到伦敦,很多媒体都在喧嚷着中国已成为“大国”。

今年6月的美国《国家周刊》刊发了题为《美国之后:中国世纪》的文章。文章中,美国人忧心忡忡开始讨论“中国若成第一,美国应该怎样”这个假设命题。

“倘若有朝一日美国醒悟,发现它不再是世界首屈一指,换成中国人坐在最高位置上,那时美国可能最终不得不进行长期遭到抵制的必要改革,这些都涉及到美国面对形势如何做出调整。”《国家周刊》这样说。

“中国世纪”对美国来说就是末日来临吗?这是美国一些人的担忧。19世纪英国被一战拖垮,国内财力消耗殆尽,那时的新兴债权大户美国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极为抢眼,但还并没有在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对于这样的情况,历史学家通常的解释是:英国无力为之,而美国则不愿介入。

有人认为,如果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上次大萧条时期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那这场戏就应该如此上演:在当前对于谁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的争论上,美国出演当年英国的角色,一个气喘吁吁精疲力竭的债务国,而中国则取代当年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认为,金融危机使得几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会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四国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元首峰会,这也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副产品。”

然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幕幕戏会以抓人眼球的方式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再次上演吗?

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本次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是“程度性”的,而不是“性质性”的。“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改变了大国之间在金融领域或经济领域的实力对比,没有改变在军事、政治这些领域的实力对比。”

金融危机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地位,还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阎学通认为,金融危机改变了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很可能就此确立。

不过,阎学通认为,中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绝对实力的增长,而应该主要归因于别人绝对实力的下降。

“这对国人产生的影响比国际社会还大。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一个判断:本世纪最初的20年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那为什么在全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机会反而更好,而不是更坏?”阎学通反问。

在他看来,过去解释战略机遇期是说和平和世界经济高增长,现在世界经济低增长,世界经济遭到巨大伤害的时候,给中国提供的机会反而比世界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机会更大。这是不是说,也许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机遇期,在各种状况下都会有机遇,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无数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能抓得住?

“所以,中国领导人要求增强机遇意识,要抓住和运用机遇。我认为,中国能不能崛起不是靠我们有没有机遇期,而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随时出现的机遇。”阎学通告诉记者。

中国要有新“危机观”

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曾引发巨大的争论。肯尼迪认为,以前的大国都败于“帝国过度扩张”,这一看法当时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许多美国人对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以及日本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表示担心。

20年过去了,同样的担忧再次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监管着美国复杂的情报机构体系,该委员会每4年发表一份全球趋势报告递交美国总统。去年11月20日其最新的一次报告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在报告的次日,英国《卫报》的头版赫然写着“2025年:美国统治地位的结束”。

该报告称,“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世界各国政府(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许会得到提升。”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也将会削弱――它将不再是冷战结束后再无对手的超级大国,而是一个更加松动、更加平衡的世界中的“平等成员的大哥”之一,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再也站不住脚。

这种新的“美国衰退论”,反映在金融危机这一年的种种预期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一书,据说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读过的唯一一本关于外交事务的著作。扎卡里亚在书中指出,中国是未来的“非对称超级大国”。此外,他还提醒美国人,在“他者崛起”的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再我行我素。

第一次“美国衰退论”是在60年代,当时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先进入了太空。1988年,当日本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并对美国造成冲击时,美国也曾出现过“美国衰退论”。最新一次的“美国衰退论”几乎完全由金融危机造成。

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看来,“美国衰退论”是美国社会非常健康的现象,“这是一种特别积极的舆论,其积极意义在于不断提醒美国人――我们面临着衰退的危机,这使得社会和民众不断反思美国犯了什么错误。”

“正是有衰退论,才使得美国衰退不断向后推迟。没有美国衰退论,美国衰退可能发生得更早一点。”阎学通说。

“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中国危机论。如果中国不断有中国危机论,那对我们的发展和崛起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美国衰退论对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起到了重大的贡献。”阎学通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将使我国经济环境不断改善,政治环境也会有所改善,但速度慢于经济环境,而安全环境恰恰相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金融危机后我们有可能在国家方面面临的争夺会更加激烈,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国家更多地看重自然资源,在边境、领海,专属经济区这些利益方面的争夺可能会变得激烈。”阎学通告诉记者。

金融危机还带来了哪些挑战?在阎学通看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最大挑战是我们不适应新来的这个机会,不知道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问题。

“人家很多人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当世界认为中国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时候,我们国内还没有解决贫困问题。”

从这个层面上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机遇,但这个机遇能否抓住和利用,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应对伴随而来的挑战。所以,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显得同等重要。

世界经济大危机篇3

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世界经济大危机篇4

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新一轮世界经济调整

金融危机将迎来一轮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贸易难以迅速恢复繁荣；如果不发生第二波、第三波金融海啸的话，世界经济贸易可能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

（一）世界经济将经历重大调整

综合各方面分析，世界实体经济将在以下方面出现重大调整：一是美国过度借贷和超前消费的模式会出现局部调整，家庭储蓄率上升，私人消费会受到一定影响二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在再制造业化方面做出种种努力，世界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由于全球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去产能化会持续较长时间，一些行业的大洗牌、大重组在所难免；四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在局部范围内经历一些调整；五是受美欧日经济低迷的影响，尽管世界贸易投资自由落体式坠落接近尾声，但未来3-5年难以恢复以前的高速增长，将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六是东亚等出口依存度较高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将会致力于扩大内需、鼓励私人消费，将为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新的需求空间；七是未来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跨国公司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为了创造新的利润空间，生产和服务全球化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优化重组步伐还会进一步加快；八是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亮点，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世界经济重大调整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这与以下几个方面重要原因有关：一是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美欧“再制造业化”的努力也同样改变不了大的格局；二是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从危机以来的情况看这种势头不会发生根本逆转；三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当今的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总的看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战后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旦危机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将重新启动，世界经济贸易的一些长期趋势仍将保持下去。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贸易的八个长期趋势不会根本改变

具体就危机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而言，它总体上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决定的，危机之后世界贸易向基本面回归是必然的。综观战后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和特点，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世界贸易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作用不会改变，世界贸易的长期趋势在以下八个方面不会根本改变：

一是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不会改变。二战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部门间的上下游产业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被部门内的水平分工所取代，部门内和产品内贸易也随之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与此相伴随的是投资品和中间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在亚太地区中间品贸易比重占将近70％。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加工贸易就是这种部门内分工的典型例子。

二是跨国投资与贸易融合互动的趋势不会改变。战后跨国直接投资从60年代开始迅速起步，到90年代大幅加快，2008年达到18694亿美元，成为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动力。以外资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来看，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17％，到1990年升至4.2％，2000年最高时曾达22％，2003年降至7.47％，但2006年又升至11.83％。跨国投资带动的不仅是资金，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技术、知识、人员和管理模式的跨国转移，形成了跨国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

三是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主导地位不会改变。战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公司内贸易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

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794894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1/2由跨国公司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商品贸易构成；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母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占美进出口总额的近40％。波音飞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生产外包基地，30％多零部件在国外加工生产；在IT领域，公司内贸易所占比重更为惊人，如戴尔公司计算机90％以上零部件在中国生产，半导体行业80％以上的组装工作在国外完成；美国轿车25％的部件由其海外子公司供应。

四是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潮流不会根本改变。战后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一再证明，危机期间各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都会抬头甚至贸易摩擦空前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贸易自由化步伐会暂时停顿甚至局部倒退；但危机一旦过去，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再次启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也会走上新的里程。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贸易保护的巨大代价给了各国以深刻的教训，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损人损已，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是战后多边贸易体系总体上得以生存并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影响可能将超过战后历次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在危机期间会不断冒出来，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理性地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

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目前区域内贸易已接近世界贸易的50％，其中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超过50％。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内贸易带来关联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一是危机时期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往往会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二是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有助于破解困扰区域合作的一些长期障碍；三是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危机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可能迎来新的高潮，带动区域内双向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服务全球化推动服务贸易和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近十多年来，在现代化信息化基础上服务业全球化蓬勃兴起，已成为全球化的新兴力量，带动了服务业跨国投资、贸易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目前，服务业跨国投资占全球投资的近2/3，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升至20％，服务外包呈爆炸性增长，目前总规模已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离岸外包约占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可以预见，危机之后服务全球化肯定将加速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外包也将掀起新的高潮。

七是科技全球化推动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的趋势不会改变。伴随着科技革命和整体全球化步伐，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知识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技术贸易和跨国合作不断拓展，科技全球化成为重要新趋势。在此趋势下，各国能否通过开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成为决定该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技术创新的周期日益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日益增加、同行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跨越国界最大程度上利用全球技术、智力和研发资源，研发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时，信息技术不仅使跨国研发活动成为可能，而且大大降低了跨国研发的成本。因此，未来随着全球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更广泛应用，科技全球化还将不断向前推进。金融危机期间，网上交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方式不跌反涨也说明了，信息技术未来应用空间仍然巨大，技术贸易和跨国转移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八是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不会改变。目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全球化的推进，逐步形成了覆盖生产服务全过程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跨国公司的生产和服务全过程供应链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加工制造是整体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其他6个环节都是在交易和服务环节，形成了“6+1”的完整链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并成为带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复苏与发展的源动力。

世界经济大危机篇5

作者简介：宗建亮(1955-)，男，江苏扬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贵州财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李天德(1949-)，男，河南郑州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突出贡献专家等，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研究；熊豪(1980-)，男，河南洛阳人，贵州财经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05&ZD006)《世界经济周期与非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预警机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课题项目负责人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28-04收稿日期：2007-10-23

一、相关研究综述

石油危机或剧烈的价格波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间经济波动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如美国战后的经济周期、几次经济危机，多数是和石油危机相关。据OPEC估计，油价每上涨10美元，会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25％。在OECD和IMF资助下由IEA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油价从25美元/桶上涨到35美元/桶时，总体上将使同期OECD的GDP减少0.4％。

自1970年的石油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后，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得到高度的重视。国外研究观点认为，石油价格波动会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因此更多研究集中在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反应方面。Hunt、Isard、Laxton(2002)和Huntet.al(2001)在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利用IMF的多国模型(MULTIMOD)实证模拟了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是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持续不同时间的油价冲击的反应，二是对比分析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对短期和较长期的油价冲击反应，三是微观经济个体对改变他们真实工资产生非对称反应的过程，该研究进一步解释了Hook(1996)和Hamilton(2000)研究发现的存在与油价和宏观经济行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unt等人的研究还表明，不同国家对油价的冲击有明显不同的反应，基于油价变动而采取的国别货币政策会影响到油价上升对经济的冲击作用。Bemake.Gerher和Watson(1997)发展了一种基于VAR技术的、能够把一个给定外生冲击引致的总体经济影响分解到对具体部分影响的方法，并利用其研究了石油价格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外生的油价冲击引致的经济衰退不是完全源于实际的油价上升，内生的货币紧缩手段是重要原因。由于各国际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各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供给结构的差异，也有从分析油价对具体经济发达国家影响进而评估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效用，如Jimenez-Rodrigue和Sanchez(2004)利用计量方法把油价对实际GDP的冲击分析扩展到几个OECD国家和G7国家，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的所有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与油价的上升呈负相关关系，对GDP的最大负作用出现在冲击后第四个季度，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三季度外，而且所有冲击效应在三年后完全消失；油价上升100％对GDP产生累计负作用具体到美国和德国是5％左右。意大利是4％，法国3％，欧元区整体是2％，加拿大是1％。目前就石油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分析很少。孙执中(1991)讨论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三次石油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和波长等。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

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由其引致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第一、某次带有全球性或对世界主要大国有极大影响的因素发生的时间在合理时滞范围内是否有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第二、这次事件或因素与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无因果关系，由此推断此次事件或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形成的影响。油价波动如何影响了与其有同步关系的世界经济波动周期，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因为在1971～2005年发生的大的石油价格波动有三次，同期有多于三轮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故可以对比受油价影响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形状图形上的区别，以期发现这种影响。需要说明的几点：

第一、考察第一个标准时，考虑石油价格波动是通过对影响具体国家的经济而作用世界经济，因此在时间序列上分析波动轨迹时要考察石油价格波动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以及选取的同期世界主要大国经济波动关系；第二、采用基于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分析第二个标准；第三、本文采用数据均为真实数据，石油价格数据是以1973年为基期且剔除汇率及通胀影响，经济数据以1980年为基期；经济数据均来自IMF2007年3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EO)，石油数据来自IEA。

三、三次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在时间上的关系

(一)、本文以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为样本，其经济增长率数据见表1，图1为八国经济增长率走势，图2为世界经济增长率和石油价格波动走势。

(二)、结合图1和图2分析，1970～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显示有六轮周期性波动(峰―峰判断)，在每轮周期波动内，所选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显示出高度的同步性，故可判定发生了六轮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即1971～1976、1976～1984、1984～1988、1988～1994、1994～2000和2000～2004)。对图2的比较，发现在时间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有关联。1973～1974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期发生(1971～1976年)了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这次石油危机正发生在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73～1975)；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9～1980年，且发生在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衰退阶段(1976～1982)；始于1990年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发生在第四次世界经济的衰退阶段(1988～1991)。石油危机产生前的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到石油危机的形成的累积效应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正好吻合，故可判断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石油危机在发生的时间

上存有同步性。

四、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影响的分析

显然，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从油价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世界经济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影响。

分析采用真实的油价变动率(ROIL)和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考虑到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影响的滞后，故采用滞后两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率(RWORLD2)。

第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虚拟回归，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表明变量OILR和WORLDR均为平稳的。

第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依据ACI和sc最小准则，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故分析二者Granger因果关系时滞后阶数取2，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油价增长率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43，表明在98％的置信水平下，可认为油价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油价变动率确实影响到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波动的形成有影响。

第三、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此处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来进一步考察影响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

选取RWOLD2和ROIL建立VAR模型：

其中，C；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残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取3。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结果显示，由于初期受油价上升导致开支扩张，世界经济增长率受油价变动率冲击后第一年即刻就有弱的正向反应，到第二年后变为负向反应，且强度在逐渐加大，在第四年达到最大，第六年后影响逐渐减弱并消失。这表明油价变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递减趋势。油价变动率受世界经济增长率冲击后第一年就有正向反应并在第二年后达到最大，此后减弱在第四年转为负向反应，第七年反应消失。

五、结论

以上分析证实了石油危机或价格波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关系，由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通过上述分析、对图2的观察及对比受油价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余下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加深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

三次石油危机均发生在所在轮次世界经济衰退阶段，而受石油危机冲击的三轮世界经济衰退阶段波幅均比余下轮次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波幅大。第一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3～1976)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1973的6.9％降到2.4％，降幅高达4.5％，第二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1976～1984)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高达4.1％，第四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为3.1％，第三、五和六轮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降幅分别为1％、2.3％和2.3％。

第二、石油危机或价格剧烈波动拉长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周期

世界经济大危机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世界格局;世界经济;政治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理了严重的衰退,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深受其害,但是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金砖四国所受的危害要小得多,是经济危机之后最有可能率先恢复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改变。受经济影响的世界政治,同样也经历着变革,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1、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大幅下滑,“金砖四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受影响明显较小,最有希望率先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其在二十国集团中的角色也日益活跃,话语权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1.1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对其即使不是致命的,也将使其元气大伤。这次金融危机将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削弱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1.2在经过危机洗礼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所占比重将基本维持不变,欧洲和日本的比重会下降,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将上升。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1.3发展中国家逐渐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只是“观众”,而是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渐成为参与者、规则制定方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这种变化反映出多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2、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折起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联动性极大增强,安全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双边或多边合作而不是对抗竞争。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通过磋商化解矛盾,日益成为各国以至各类非政府组织主要的和优先的战略选择。

2.1“一二三四五六”世界格局的论断

一是“一超多强”即“一超独霸、多强并立”。二是“中美国”论或“两国集团”论。或者说“G2”论。美国提出这些主张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实力削弱所导致的力量消长变化。三是“三大力量中心”论。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的衰弱,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现象。

四是“四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四极鼎立,这种观点在苏联解体后普遍存在的观点。五是“五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五极鼎立。六是“六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印度六极鼎立。

2.2美国政治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是来自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对美国国内而言,危机使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沉重打击。美国一直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模式,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收购、吞并和接管众多金融机构,部分实现了金融领域的国家管理。

2.3地区冲突加剧

资源依赖国家经济恶化导致国内动荡和外部冲突加剧。中东、拉美的国内政治将渐入动荡;中东的外部冲突将会加剧。欧佩克的减产行动未能止住油价跌势。2009年国际军事领域发生的大事接连不断。从新年钟声敲响后第3天以色列军队发起对加沙地带地面行动。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近年来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使得2008年朝核六方会谈就解决半岛问题刚刚见到的一抹曙光黯淡失色,朝鲜半岛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总之,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不稳定地区的更加动荡!

2.4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活跃期

金融危机带来了安全领域的某些变数。例如,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表明恐怖主义目前恰恰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难题,这可能促使恐怖势力再度活跃,威胁国际安全。

3、经济危机与中国

金融危机使一部分外资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站在中国发展的战略角度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孕育着许多积极的“中国信号”,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

走向世界的中国必须考虑和处理好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一个是中国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并更好地融入世界;一个是如何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并更好地接纳中国。这两大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影响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影响具体政策策略的研究选择和灵活运用。只我国今后最大战略利益,是争取又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加快自身的快速发展和科学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深刻影响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的牢固基础,把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黄星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军网,2009,07,30

2.孔卫华,金融危机下的世界格局及对中国的影响,2009年07,17

3.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2001,07

4.乔继红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来源新华网,2009-09-21

5.中国与当代世界格局,中国教育网,200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