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治理篇1

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我镇各村红白理事会、村代会以及村里的各种组织都有村支部书记或者委员参与并担任小组长，同时村里的各种活动都有村支部号召建立并运行，促使村里的各项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成效上相得益彰。

二、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和社会协同体制。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形成协商主体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制度健全、成效明显的城乡社区协商局面。村代会主席又村支部书记担任，议事会议的召开都由其号召和操办的同时，各村都建立了村民参加的微信群，大事小情通过微信群等现代化的信息联系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又村民代表会商议决定实施。各村还积极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和各类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充分发挥村民们的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完善德治先导机制。各村根据自己村情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留智庙镇妇联组织评选出了“最美家庭”、“巾帼奋斗者”等先进典型并加以宣传。

四、进一步完善基层自治机制。健全以村党组织为领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治理机制。留智庙镇各村都按照选举法落实选举制度，村民代表全部从人民群众中选出，村内大事小情都通过村代会协商决定并运行。

社会现代化治理篇2

**街道办事处

尊敬的各位领导:

去年以来，在区委政法委、街道党工委正确领导下，**街道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有关指示精神，持续开展平安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维护了辖区社会政治稳定，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获得感。根据此次调研工作通知要求，现将有关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关于领导机构及工作开展情况

结合工作实际，街道整合政法、综治、信访等领导小组，采取“一套班子、多个牌子”的方式编成领导小组。街道成立以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为组长，政法委员为常务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街道各业务办公室中层正职、村（社）书记和主任、治保主任、辖区派出所所长、司法所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每月召集有关部门及村（社）召开领导小组例会，分析研判辖区治安形势，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涉及重要敏感时期、重大维稳事件，不定期召开部署会、协调会。为加强各项工作的督导落实，从去年10月以来，街道每月定期出一期街道综治简报，向主要领导、各线条、各村（社）通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

二、关于“1+3+N”专群联动、网格化服务管理、“红袖套”群防群治建设等情况

作为街道一级，街道非常重视信息收集网络的建立。目前，街道共有88名网格员，街道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各级网格员也积极发挥了相应作用。此外，街道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加强信息收集网络的建立。一是行业层面。街道各业务线条、各村社都与辖区物业、企业、五小门店、学校等建立起有效的联系，遇有情况，适时报告。二是业务层面。注重统筹辖区网格员、村社组长等群众力量，要求各村社治保主任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信息收集网络，每月在街道综治例会或适时报告有关动态情况。三是公安层面。注重信息共享互通，形成公安与综治行动的合力。结合“1+3+N”专群联动的相关通知精神，我们进一步规范工作方式及内容，已定岗定位派出所社区民警，其他涉及“3+N”人员也已定岗到位，待3月份村（社）自治组织换届选举一并调整。正在统筹成立满足“大运会”需求的2000人“红袖套”群防群治队伍。

三、关于维稳和排解化解工作

按照“谁实施、谁评估”、“谁评估、谁负责”的总要求，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切实做到“应评尽评”。一是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坚持集中排查、重点排查，并按照“早调解、早化解”，提前介入。二是落实了维稳形势研判工作机制，重要时间节点对重点人员落实了“多盯一”、24小时不间断专人盯防措施。做好了春节、桃花节、清明节、端午节、第五中全会、全国、省市“两会”期间的安保维稳工作。三是深入排查化解各类涉稳问题17件。较为突出的涉稳问题是合菱西路52名农民工讨要误工费；宝狮村温国平与叶某某非婚生子，2月14日婴儿因病死亡，温国平以此要求死亡赔偿及解决土地赔偿费、土地租金等。对重点防控、化解的不稳定问题，实行了领导包案，明确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未发生在全国、全省、全市范围有影响的涉稳案（事件）。

四、关于信访工作

截止2022年3月12日，我街道共处理信访件44件。其中，国家信访局转交办2件、省信访局转交办1件、市信访局转交办15件，均已办结；区信访局转交办12件，已办结10件，办理中2件；人民网留言20件，均已办结；省委第四巡视组转交办7件，均已办结；中央重复访专项治理转交办6件，已办结5件。到街道来信来访25件，共涉及50人次，均已办结。

在12个村（社）统一安装“群众工作之家”标识标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骨干力量的作用，广泛进行宣传，让“群众工作之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工作之家”信访全程64件，全部办结；“呼叫-响应”10件，全部办结。

五、关于综治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强化综治队伍建设。加强街道综治巡逻队伍的专业化训练，定期利用早点名开展擒拿格斗训练，每年组织2次反恐防暴应急演练，不断完善配齐各类处突器材。积极配合派出所开展维稳、禁毒、敏感期间执勤等工作，今年共计200余人次协助派出所参与实际任务，在实战中锤炼了队伍。统筹辖区民兵队伍和村社巡逻队员，与公安、综治队伍形成梯次搭配、有效预备的反恐防暴力量格局。坚持定期指导、检查各类场所的安保措施，督促其加强安保力量的反恐防暴培训。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学习培训，提升队伍社会治安巡防、反恐防暴、消防安全、违法治理、应急处突能力。二是开展群防群治，疫情期间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充分整合辖区企业、小区、单位内保力量、治保积极分子、志愿者队伍，广泛发挥“红袖套”作用，形成全民参与社会治安管控的局面，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三是按照寄递物流“三个100%”要求，扎实抓好寄递物流行业安全检查。寄递物流点位共计24处，排查200余次。四是联合**派出所对辖区重点“五小门店”、“闲置房屋”依法开展严查整治行动，出动人员共20人次，清查整治共计15次，排查“五小门店”共计500余家。五是2022年街道综治中心接收各类信息605余条，发出指令4605余，其中街面秩序730条；市容环境23条；公共设施8条；治安秩序维护70余条；矛盾纠纷16条；突发事件10余条；消防安全7条；交通秩序87条；民生服务150余条。发现协助挡获犯罪嫌疑人25人（盗窃电动车1人、传销19人、吸毒2人、FLG3人）。协助公安机关调阅监控23次，充分展现了综治中心的效能、职能作用。迎接国家、省、市、区、镇级领导检查10次；六是综治巡逻中队进行治安防范设卡合计约40次，出动190余人次，巡逻共计出动600余次，出动人次500余人次，守点合计出动178次，出动人次合计446人次。协助各部门进行安保及维稳执勤合计63次，出动552人次。对辖区门岗进行治安敲打合计200余家，出动人次人300人次，对学校进行治安设卡合计100余次，出动人次400余人次。

六、关于禁毒工作

一是广泛开展禁毒宣传。积极开展禁毒宣传进企业、进场所、进农村、进网络、进校园等主题活动15余次，受教育群众达2000余人，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结合防艾开展1次禁毒宣传、、在**学校、龙泉第四小学校等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主题教育，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学习禁毒相关知识3余次。在居民院落、大型公园、重要路口处，组织工作人员张贴禁毒宣传海报200余份，在物流店铺门前悬挂禁毒横幅20余副，组织村（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入户宣传。二是深入开展吸毒人员、制毒窝点排查工作。排查“五小门店”80余家、闲置房屋200余间、出租房屋28余间；制毒高危场所共39处，排查45余次；开展制毒化学品、制毒设备摸底排查工作，排查化学品制造企业50余次；开展禁种铲毒专项行动，对辖区内16个村（社区）田间地头、山区林区进行了踏查，利用无人机对高层楼顶进行排查，暂未发现有非法种植作物。三是**街道禁毒工作人员对120余名社戒社康人员进行每月帮教谈话，其中对20余名社戒社康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其找工作；到成都各地强戒所接到期出所人员、提前出所人员30余名，落实人员长期管控措施，强戒出所三年管控率95%以上。完成在册吸毒人员514人风险评估，积极开展吸毒人员大摸底大排查大管控工作，实现动态管控，准确掌握本地毒情。四是初步完成百世快递员工禁毒教育园地建设，持续提升现代化功能，方便员工、辐射走边企业和群众学习、宣传禁毒知识。

七、关于反邪工作

一是加强排查和宣传。特殊时期对辖区的人员逐村逐户、逐个社区、企事业单位、学校进行认真清理排查，特别是对外来居住人员、企业外来打工人员和流动人员进行拉网式摸排。通过各种会议、学习机会进行巡回宣传反邪教警示教育17次；利用村（社区）广播、远程教育平台、宣传资料发放、挂标语、贴挂图等渠道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抵制邪教的能力，实现了“覆盖到户、教育到人”的目标。二是切实搞好监控及转化。设立街道、村（社区）两级防邪工作信息员，公安机关采取“耳目”的形式全天候监控摸排“FLG”、“QNS”等邪教组织活动迹象，街道多渠道了解重点防控人员日常接触人员以及有无外来人员到我辖区活动等情况，同时加强信息员的业务培训，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监控防范网络。截止目前，街道共有在册“邪教”人员共计13人（重点人员10人），2人解脱，一人刑拘，经排查2022年在册FLG人员1名参与法聚会和传教活动，其余人员均无危害现实活动。

八、关于扫黑除恶及反恐防暴工作

一是做好辖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和宣传引导工作，广泛动员网格员、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导说服群众打消顾虑、配合支持摸底排查和调查取证工作。二是分析研判涉黑涉恶形势，掌握辖区人员动态、社会治安等情况，未发现涉黑涉恶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安龙泉驿”收到1条群众反映的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经调查核实，未存在涉黑涉恶问题，该条信息现已删除。三是针对治理交通秩序乱点乱象，集中开展了非法营运三轮车整治，共计摸排到3辆非法营运三轮车，已登记其信息，进行文明劝导，将其劝离。协助区交通局、区城管局在大面、经开等地整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1200余辆，出动人数合计147人次。以及拆除了老堰塘、宝狮村等地共计1.2万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四是开展了扫黑除恶宣传24次，在全街道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横幅30余幅，发放传单20000余份，公开举报电话和设置13处举报箱。利用LED显示屏滚动播放“扫黑除恶”相关标语。每月动态调整辖区涉疆、涉藏重点关注人群台帐，落实重点人员、重点点位监控措施，已与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建立起联系机制。

九、关于做好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一是健全三级网格建设，实现人口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二是协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同步开展“一标三实”及“e治采”。截至2022年12月31日，街办共采集实有人口128128人，流动人口62112人，用工单位2278家，实有房屋57633间，出租房屋7095间；1月至12月31日，新采集实有人口31004人，维护实有人口25142人，新采集流动人口20594人，维护流动人口17262人，新采集实有房屋1296间其中含出租房屋155间，维护实有房屋35033间其中含出租房屋5244间，新采集大型用工单位110家。

十、关于铁路护路工作

一是护路队每日坚持对高铁沿线5次巡察，敏感时期、重大节日全员值守。二是联合铁路公安机关出动警力、协警、村治保巡逻队和护路队员6500余人次；路地联合清理排查整治影响铁路行车安全隐患共计30处。三是社区治理办组织开展大型路外安全宣传3场次，联合公安进校园宣传4次，护路队开展沿线入户宣传14次，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确保辖区内5.131公里高铁运输安全畅通。

一年来，街道虽然在平安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离上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执勤力量不足、信息来源不多、管控办法较少等共性问题上，这也是我们今后仍需努力的方向。我们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以做好今年建党100周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维稳工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手段，切实提升街道平安建设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会现代化治理篇3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这个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这里风险指的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现代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现代社会风险是围绕“人”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其中包括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未知性后果、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的未知变化、社会制度本身缺陷所带来的风险。第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一般风险所有的不可预见性和无法度量性。第三，现代社会风险具呈现全球化和高危化趋势。

（二）风险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当高度关注风险预防和治理工作，将其纳入到核心职能当中。如今，巨大的风险可能使得多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非常有必要将社会风险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应当提高对自然、社会风险的预见能力。尽管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是政府作为一国资源和信息的最终掌握者，识别和预警风险并非绝无可能，政府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理性评估事项收益和风险的得失。

第三，政府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驾驭能力的同时拥有合作精神。风险的全球性和高扩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社危机。政府应当具有强有力的宏调控手段，同时与他国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寻求合作，果断而坚决地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第四，制度化风险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着力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国当下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风险是制度风险，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转轨风险；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信息的流动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机等。虽然社会风险的防治看起来更依赖于政府的调控，但事实上更加需要畅通的信息沟通，高度的社会合作和公民的自觉配合。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困境

结构性失效涉及以国家为中心构建的整个治理结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弱，政府无法承担应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众安全的功能，更无法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种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市场的关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们的功能，从而诱发了后两者的失效，造成众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现存的规则和安排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有效实现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现为：一些某些社会问题没有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无法有效约束主体行为。或者虽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无法实际实行、取得其应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经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应具体的条件，存在制度的不适应。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面对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各类问题，现有的政策会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适应当下的需要，对于任何一项政策或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风险社会下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对于风险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严重公共危机的发生，但风险社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又使得政府无法逃避风险社会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应当设法提高风险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来说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要足够重视市场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七自身的调节和反馈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来讲，市场不单单起着配置的功能，还具有建构经济秩序的效应。

社会现代化治理篇4

1、美丽连队建设方面：以美丽连队为抓手，以“生态宜居”为目标，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做好“XX”文章。20XX年以来，在XX、XXX党委支持下，先后投入XX万元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整治。20XX年又新栽种果树XX棵，月季花卉XX株，种植草坪XX亩。目前，连队主干道和居民点道路实现了100%硬质化，绿化面积60%以上；居民区内所有房屋外墙统一江南宜居徽派设计。

2、完善矛盾纠纷方面：一是成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及矛盾纠纷化解调解中心，定期举办法制讲座，宣传法律知识，及时进行矛盾纠纷调解：20XX年XX月，XX与XX因XX产生纠纷，连队立即联系经纬测绘公司及XX人员现场解决，及时化解了矛盾纠纷；二是严格落实重大事项“一事一议”、“四议两公开”制度，借鉴“枫桥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联户长、网格长作用，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经过全连共同努力，实现了无违法上访、无刑事案件、无邪教、无黑恶势力、无公共安全事故等目标。

3、德治教化方面。连队始终坚持把德治作为连队治理的有效载体，以法治带德治，建立连规民约、红黑榜、“三包”责任等制度。成立以“XX”为组长，联户长为组员的美丽庭院评比小组，每月定期检查评比，张榜公示。

4、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成立一站式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中心，进一步丰富了人民调解的内涵和外延，构建并完善了多元调解机制，收到较好成效。

社会现代化治理篇5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法治

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识码：A

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1.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需要积极动员社会中的各种治理资源和主体力量。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并且在资源和权力方面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各种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化、多元化的社会网络。

1.2治理结构的分权化

无论是向市场的放权，还是向社会的让权，抑或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核心问题都是在现代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实现政治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现代国家治理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由重视正式关系和体制转而强调以团结、利他主义、互惠和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网络关系，治理结构的分权化与网络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1.3治理制度的理性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国家治理制度的变迁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速度、方向和质量。制度理性化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动力与关键，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前提。民主就成为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人民民主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2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战略

2.1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塑造改革共识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价值和文化的力量对国家发展均具有不容小觑的深刻影响，构建现代价值体系和塑造现代治理理念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托克维尔就认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起点，构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抉择和基础性工程。国家自身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品性将直接影响国家的能力建设，文化资本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是有效建构国家核心价值的重要力量。创新国家治理理念，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指导下，在现代价值体系、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三者之间进行反思性平衡和科学合理的均衡配置。因此，塑造新的改革共识，实现人民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营造富有正义感和安全感的生活环境，是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理念。

2.2大力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依靠制度推动，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载体。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现代制度体系成长与成熟的过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相衔接的现代制度体系，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8.

[2]任勇.国家视野中的核心价值：基于文化资本的考察[J].社会科学，2010（3）.

[3].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4].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2-18.

[5]俞可平.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思考[N].北京日报，2013-12-9.

[6]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1）.

[7]唐皇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8]莫纪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J].法学杂志，2014（4）.

社会现代化治理篇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路径。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国家治理结构复杂化，道德治理的开展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正确认识道德治理的深刻内涵，厘清其核心价值取向才能降低国家和社会治理风险，凝聚价值共识，有助于改革发展的稳定进行。因此，结合现代治理理论对道德治理的内涵进行深入拓展，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治理的内涵与特点

“治理”一词产生的历史非常悠久，本意为引导、控制和操纵，主要用于公共管理事务和政治活动之中。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治理理论的发展也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其含?x超出了传统的定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自此，治理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经济领域。治理的含义多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该委员会在其于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和规则。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过程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由此可知，现代治理是以民意协调、价值共识为基础的权力与权利持续互动合作的过程，包括了公共与私人部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等的合作共治。现代治理有别于传统社会意义上的统治、管理，其主体由单一的政府转向包含政府的多个主体；主客体界限模糊化，统治者和管理者也是被治理的对象；治理手段由硬变软，强调民主协商、共同参与，不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执行；主客体关系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上下互动合作的关系；治理目的由社会的稳定和效率转向更加关注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统治和管理则都是以权力为中心来实现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管理过程，具有控制性色彩。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观念相比，治理是对它们的扬弃与超越，“有限政府”“公民社会”“善治”等构成现代治理文化系统的核心范畴，比较具有民主性色彩[2]。

二、现代道德治理的概念分析

目前，学界对道德治理的概念定义并未达成明确共识。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定义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德治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统治阶级以道德为手段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活动。道德的调节功能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发挥道德的作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有效手段。简言之，道德就是治理的手段，即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内涵相同。比如，有学者认为“道德治理是指统治阶级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治理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发挥道德对于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特定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作用。”[3]这种观点是对道德治理的政治化和工具化理解，突出了道德的阶级意识形态功能，没有超越传统治国理政的德治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唯对人以思想改造才能“有耻且格”。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治理价值取向，将道德治理视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和治民之器并在事实上狭义地将道德窄化为道德规范。

第二种观点是“治德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针对道德失范问题进行纠偏和矫治。这种解释时下十分流行，兴起的直接来源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简化为“道德治理”。卫建国教授就认为道德治理“主要是对一些严重道德混乱和文明缺失行为的治理。”[4]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道德失范或道德贫困现象的应景式回应。但是，这种将道德治理对象窄化为道德失范问题甚至将治理手段也局限于道德手段就会陷入“就道德谈道德”、“以道德治道德”的怪圈之中。实际上，即便是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也并非纯粹的道德问题，也是源自于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经济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等等，不是道德自身就能完全解决的。道德治理的内涵应该将社会的现代治理精神与新时期的道德观结合起来考察而不是囿于传统的经验性判断，停留于表层现象的局部性解释。因此，简单而狭窄地将道德治理解释成治理道德失范问题是对现代化道德治理观认识的误区，偏离了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精神实质。

第三种观点是“德性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把德性的价值取向作为安排和设计制度的客观基础，使其内化为社会规范，并以道德的价值原则作为判断社会的观念和行为的先在标准。这种观点是从德性伦理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来阐述道德治理的。在传统的崇德思想文化中，德性是道德的目的，规范是德性的手段，通过对人的行为的长期规范而形成习惯或思维定势就能够达到涵养德性的目的。显然，这种以德性为导向的道德治理观是对传统德性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规则治理是一种主流的治理形态，道德治理通过制度的德性化实现其治理功能，不失为一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正确选择。但是，此种解释重德性而轻治理，并非是立足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而进行的，容易造成泛道德化倾向、德规与法规的竞合等风险，仅能作为道德治理的一个选择方向。

第四种观点是“功能论”，认为道德治理就是抑恶扬善的活动和过程。有人就认为“道德治理是多元主体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通过遏制和消除道德问题进行抑恶扬善的过程。”[5]这种观点是从道德的社会职能角度来解释道德治理的，视道德为一种发挥着抑恶扬善功能的治理手段。按照这种解释，道德治理是通过“应当―必须”和“不应当―不准”的特殊命令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的。然而，道德与治理并非是两个概念的简单拼凑和组合，应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道德的功能来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的新内涵，仍是就道德论道德的狭隘功能治理观。

基于以上对学界道德治理思想的简单概括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关于道德治理的研究还是开展了积极的探索的，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部分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学界对道德治理的解释存在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道德治理观中，更强调道德治理为统治服务，忽视了其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工具性的解释。其次，忽略道德治理的价值理性、人文情感和社会信仰导向，对其进行泛政治化解释。道德治理不仅仅是政治国家的一种治国模式和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手段，也是以道德的价值精神塑造人们的精神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再次，学界对道德治理的理解出现误区的学理根源在于割裂了道德治理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辩证关系，不理解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给道德治理注入的新内涵。最后，道德治理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涉及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以传统单一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角度并不能够对道德治理进行充分解释，反而容易受限于学科界限、局限研究视野，作出片面性的解释。

总之，通过总结和分析前人观点，笔者认为道德治理的内涵界定应该立足于现代治理理论，以多学科视野??视，结合中国传统及其时代背景来解释才具有学术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有学者认为“道德治理既是西方现代治理理论在伦理领域的拓展，是对传统‘以德治国’理念的现代转化，也是传统‘礼治’精神的回归与复兴，更是道德建设在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新手段与方式，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6]据此，笔者认为现代道德治理应以自身完善、国家和社会善治为目的，各个主体民主参与、协调互动地发挥自身德行并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对各个主体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活动过程等进行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从而形成向上尚善、相互影响的文明和谐型的现代化善治社会。

对道德治理的这一现代性定义，充分地把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与道德调控结合起来了，是时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一是，道德的运行方式和调控特点十分契合现代治理的运行要求。现代社会治理的调控方式更加民主自由，传统的硬调控只能作为底线威慑，属于社会软调控的道德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二是，在国家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手段与目的的偏离，道德治理的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能够把目的更好地寓于手段之中去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三是，道德治理有助于养成现代公民意识，多元主体的自觉自律，可以预防各个主体间存在消解共识的风险，为治理实效提供思想保证。四是，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等内涵的价值取向是协调各个主体的共通价值取向，有利于奠定达成治理共识的价值观念基础。

三、现代道德治理的内容与功能

道德治理主要是包括善政、善的社会、善的公民三个层面的内容。围绕着这三个层面，道德治理按照以人为本、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自由自主、和谐幸福等现代善治原则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对各个主体和社会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活动过程等进行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

（一）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国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是指具有特定人口、领土、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建构起来、并具有特定政府组织和制度的独立主权共同体[7]。公民作为特定国家的共同体成员应当怀有必要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感并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这在当代中国未能实现完全统一的现实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狭义的国家特指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及其机构，即执政党及其政府。狭义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存在一定张力的。因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支配与反支配的动态博弈关系，相互拒斥又相互接纳。而道德治理的善政追求，可以最大限度地弥合权力与权利的紧张关系，做到既能尽力发挥权力的效能又能充分保障权利的自由。道德治理在国家层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放置在国家―公民、权力―权利的复杂关系背景中加以考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道德治理的治国价值取向指明了方向。权力配置德性、制度安排伦理、行政行为道德等等，这些均属于国家层面的道德治理内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首先应基于道德治理在国家层面的价值取向得以全面实践，这样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才具有价值基础。

（二）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去优化社会公共道德环境

道德治理在社会层面追求建立善的社会，其关键在于形成公共善的良好社会道德环境和制度环境。社会是政府、市场、公民的交叉集合之地，是各个主体利益的博弈或合作的公共空间，也是各种价值取向融合发展的处所。面对这种复杂的领域需要进行道德治理以便优化公共道德环境、弘扬公共精神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指社会秩序的表面和谐，更是指权力与权利在各自界限之内和谐地运行、社会主体内心的价值取向积极向善等实质和谐。道德治理的社会层面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诉求、规范社会主体的道德行为等内容，是以营造善的社会为旨趣而进行的整合型治理。这与传统社会的控制性统治的治理存在明显差异。

（三）以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孕育具有现代公民的道德自觉

道德治理在公民层面追求善的公民的养成，包括现代公民意识、民族精神、公民道德、私人美德等具体内容。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文明社会，公民力量崛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社会与市场开放程度的深入，社会公民对外界信息了解增多、互相交流更趋频繁，公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觉醒。政府对民主理念的积极推动，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强化。因而公民对于民主表达、捍卫权利的诉求愈发强烈，为道德治理在公民层面的开展提供了社会条件。

道德治理的主要功能包括内化渗透、纠偏整顿、改良优化等，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道德治理作为一项价值实践活动，它内在地包涵着现代文明的正价值取向。通过道德式的社会熏陶、引导人们的思想符合主流价值取向或对制度的建构原则施以影响让善良意志制度化。二是道德治理具有较弱的强制性特点，保留了及时整治的强制威慑，避免了在危机治理中出现应变不力的情况。三是道德治理具有前瞻性和目的性，对各项治理活动要进行不断优化，在动态中改良才能时刻保证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已有的治理模式、制度程序、权力运转、社会思潮等会具有滞后性，道德治理的柔性优化功能能够在?定中实现变革。总之，道德治理的功能是辅助于实现善治的目的。虽然，它不像其他治理方式一样，如行政治理、法律治理等权力治理形式具有广泛的威慑性，但道德治理从精神文化层面入手治理能够起到长治久安、和谐共处的根本性效果，是其他治理方式无法比拟的。

四、现代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价值取向是主体自己的价值观指导下处理社会实践关系时所选择的价值立场和态度，也包括主观上所持的价值倾向，那么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就意味着是指社会各个主体依据公共善的价值观念在合作进行国家、社会、个体等多层面的治理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价值立场和价值倾向。道德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公共善。善是一种高度普遍性的理想价值。人们常常是从伦理学角度狭义地把善理解成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道德价值，而广义的善是一种综合价值，它既包括道德价值，还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功利价值。因此，广义的善应该使人们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与满足人们社会关系的需要达成完美统一。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引导人们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导向使得人们朝着“道德人”的方向成长；以宗教道德价值主导的西方中世纪社会使人发展成“神性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物表现出强大的依赖性进而成为“经济人”；当今社会进入信息科技时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容易被神化而出现“工具人”。建立一个以公共善为价值取向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善治社会是十分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

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集中反映了对人们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的关怀。确立什么样的道德治理价值取向，关系到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理念能否支撑起一种普遍的相对美好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起了整个近现代欧美社会的治理模式；我国封建社会以儒家的忠孝仁义和“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价值体系为治理价值取向使得封建中央集权的社会治理模式维持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建国后，我国长期以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支撑起新中国30年左右的计划经济体制治理模式。历史的经验与实践告诉我们，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必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向往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道德治理是一种具有价值倾向性的社会治理方式。以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方向，可以分政治取向、社会取向和公民取向三大基本视阈。在政治取向上，道德治理视阈关注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效能性等，主张以善政的价值取向要求政治国家必须以人为本，以一定社会的人文精神为基础获取其权力的合法正当性。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自愿接受执政权威。在社会取向上，道德治理关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和谐发展的合法正当性，追求实现善的社会。善的社会强调公民参与，国家与公民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员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在公民取向上，道德治理着眼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培育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人”。善政、善的社会与善民的统一，共同构成了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体系。

五、现代道德治理的实施框架

道德治理是一项人心工程更是一项浩大的软工程系统，需要和谐配套的实施框架才能达至善治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善治形态要成为现实就需要建立健全道德治理所必需的基本要素框架。治理价值、治理结构、治理工具和治理能力是现代社会治理系统的四维要素框架。道德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方式也适用这种四维结构模式。

首先，道德治理的价值追求是集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于一体的综合性价值群。它反映着治理的方向和各个社会主体的价值诉求，是建构道德治理框架的根本因素。道德治理的价值取向决定着道德的正义性与正当性与否。只有通过公正、良好的道德而实施合理的治理才有可能进入善治社会。在人治的社会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善治，因为其实施的道德治理价值取向没有公正性，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以道德之名行治人之实，带有欺骗性。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治理奉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文精神。道德治理是人民民主的合道德化形式，与封建道德专制统治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取向差异。

其次，道德治理的制度架构是治理活动良性运转的制度保障，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权责及其关系要明确。传统的公共治理机制是市场与政府的划分模式，讲究公私分明。但是，随着我国政府权力下放、社会组织兴起、公民积极参政等治理新现象的出现，公民社会力量逐渐成为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时代力量。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初步治理格局，三大主体共享同存的关系需要划分清楚权责关系和各自的治理界限才能促成彼此精诚合作而不是相互对峙的状态。因此，道德治理的结构层面不仅需要解决合作治理问题还需要设计出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

再次，道德治理的实施工具是在把治理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方式与方法。为了实现治理目标，道德治理工具必须适时创新。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调动主体的热情，使之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以便快速地实现治理目标。传统治理工具往往是以规制的方式出现，靠政府的权力加以实施，这样的治理方式已不能够满足现代化的道德治理需要了。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通过对话交流、利益诱导、合作共治等形式，引入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民意支持。道德治理方式的民主化、透明化和法治化是搭建道德治理公共互动平台的前提，各个主体在这样的公共治理空间里才会群策群力，尽情发挥各自的德行以推动治理的发展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