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成本法投资收益确认方法

一般来说，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按企业的持股比例是否大于20%可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无重大影响或被投资企业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经营而使投资企业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受到限制时，通常采用成本法核算，成本法是指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实际成本记帐，一般情况下不予变更，只有在被投资企业支付清算性股利的情况下，才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进行调整，企业实际收到的现金股利作为投资收益。也就是说，在成本法下，企业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企业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而所获得的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则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成本。因此，各类会计教材甚至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均按此规定对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给出了具体方法。但笔者认为，这些教材给出的方法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举例比较这两种方法所产生的差异。

一、现行的确认方法

我国最权威的注册会计师教材对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给出了如下方法：

1、投资年度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当年若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就应分别投资前和投资后计算、确认属于投资收益和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如果不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12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企业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2、投资年度以后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年度以后各年（期）确认的投资收益或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被投资企业累计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另外，投资企业投资后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大于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应将宣告分配的数额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

二、现行方法中存在的不足及修改意见

不难看出，上述方法对“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损益和投资后至上年

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损益”中的“净损益”的含义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因此，各种教材在举例时所使用的均为被投资企业本年实现的净利润和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从表面上看,“净损益”即“净利润”，用“净利润”代替公式中的“净损益”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公司法规定：企业净利润应当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之后，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然后才能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因此，被投资企业本年实现的净利润和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均是指其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相应地，投资企业在确认投资收益时就应当使用“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或净损益扣除被投资企业当年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等之后的余额”而不是被投资企业净利润或净损益的总额，即上述公式中的相关部分应修改或解释为“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和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笔者认为，这才是企业会计制度的本意，因为，若以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或净损益总额去计算和确认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则投资收益中必然包含被投资企业的部分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等，这样势必会使投资收益偏高，而且当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投资企业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利润时，还会导致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偏低，即长期股权投资的帐面价值（资产）虚增、投资收益（利润）虚增，这显然不符合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将上述公式修改为：

1、投资年度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当年若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就应分别投资前和投资后计算、确认属于投资收益和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若不能分清的，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12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企业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2、投资年度以后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被投资企业累计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三、两种方法的对比

现举一例对两种方法作一下比较：

2000年6月30日，甲企业以银行存款购入乙企业5000股股票，每股价格

为19.92元，另支付手续费等4000元，占乙企业表决权资本的10%，并准备长期持有。乙企业每年均按10%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乙企业三年来实现的净利润及现金股利分配情况如下：

1、2000年全年实现净利润800000元；

2、2001年3月2日宣告分配2000年现金股利500000元，4月5日支付，当年实现净利润800000元；

3、2002年3月4日宣告分配2001年现金股利600000元，4月10日支付，当年亏损200000元；

分别依据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计算后可知：

2001年3月2日乙公司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时，甲公司按现行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元，冲减的长期投资成本为10000元；而按修改后的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为32000元，冲减的长期投资成本为18000元。

收益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管理创新决策方法期望效用理论

一、引言

自从熊彼特1912年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的提出“创新理论”，创新问题就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整合资源，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范式的过程，其核心是决策问题，考虑到主观价值判断和风险因素，决策遵循的原则是满意而不是最优。传统的收益最大化决策方法忽略了这一问题，理论上存在着缺陷。本文利用期望效用理论和生产预测知识，建立了一个管理创新决策模型，为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二、管理创新的决策方法

传统理论以收益的最大化进行管理决策，这种方法建立的基础有：(1)货币期望值能成为衡量经济活动优劣的尺度;(2)货币只具有客观价值而无主观价值。现实经济中，这种观点与事实相违背：首先，货币存在着主观价值，同一数量的货币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主观价值；其次，依据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规律，随着货币持有量的不断增加，持有者对货币边际效用主观评价会不断降低，收益的最大化无从谈起；第三，此种方法忽略了风险因素，不同决策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若收益最大化的同时风险亦最大化，则稳健型决策者就不会以收益最大化来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

影响管理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创新主体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二是利益相关者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这主要因为现达的经济体的活动结果不仅与管理者个人休戚相关，也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只有当社会效益与创新主体的效益相一致时，该管理决策才能得到社会认可并得以成功。

三、管理创新的期望效用决策模型

1.期望效用函数

为了全面反映某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可采用效用函数的方法。依据序数效用论，规定对创新者最倾向最满意的活动，其效应值赋予1；反之，赋值0，即0≤≤1。

设创新者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管理方案A1和A2，A1表示传统方案，其风险系数为0，执行此方案获得的收益为；A2表示创新方案，它可在风险概率下收益，或以的风险概率损失，且>>；设表示收益时创新者的主观效用，在一定条件下，创新者认为A1、A2两方案等价时，有：

(1)

即的效用值等于和的期望效用值之和。上式有4个变量，若已知其中3个变量，采用美国学者VonNeumanm和Morgenstern提出的V-M方法，可确定第4个变量的取值。

效用函数的经验效用曲线如图1：

图中，A表示循规蹈矩型，B表示稳健型，C表示综合型，D表示冒险型。我们可以根据此图求出不同期望收益所对应的期望效用值。

2.决策模型的建立

依据效用函数理论，考虑时间因素t，描述出管理创新决策的动态过程如下：

设C是状态集合，它有且只有二个元素X和Y，X表示传统活动，Y表示创新活动；R是结果集合，其中元素表示X状态下的结果，表示Y状态下的结果，则

用表示管理创新的成本变量，表示不同状态下区间的期望收益结果函数，用E表示期望效用结果，它取决于时间中经济体所采用的活动状态C。建立一个以时间为横轴，期望效用为纵轴的坐标系。若经济体采用状态，由经济预测知识，求出经济体不同时刻的期望收益，再依据图1，求出不同期望收益下对应的期望效用值并用曲线连接起来，如图2中所示；若在时刻，管理者进行创新活动，采用状态Y，可测算出区间上另外的不同期望收益和描绘对应期望效用曲线，图2中描述如。

E0表示X状态下的期望效用结果，E1表示Y状态下的期望效用结果，在区间上,

(2)

(3)

式中是经济效益的贴现率，我们把它看作为时间t函数，即反映了在不同时期，经济效益贴现率不同。

令(4)

若(1)>0，即，经济体处于创新状态。

(2)

这符合管理创新的现实经济意义，可作为管理创新的决策依据。管理创新决策的目标规划模型为：

目标函数：(5)

约束条件：>0

t∈[t0,+∞],t0≥0,≥0

0≤u≤1

3.模型的扩展

前述c、R等各符号表示意义不变，增设N是利益相关者的集合；表示在状态X时第i人t区间的期望收益函数（0

用表示X状态下利益相关者集合的期望效用结果，表示Y状态下利益相关者集合的期望效用结果，在时间区间

令（6）

若(1)>0，即，经济体处于创新状态。

(2)

管理创新决策的目标规划模型为

目标函数：(7)

约束条件：>0

t∈[t0,+∞],t0≥0,≥0

0≤u≤1

四、讨论

决策的量化问题是管理科学的热点和难点，是一个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问题。本文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假定生产成本等决策影响因素既定，只考虑决策者效用最大化，采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知识，建立了一个管理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同时，文中所提到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过于简单，不利于模拟现实经济问题，使建立的动态效用模型仅限于理论上的描述，难以量化，最终妨碍了决策模型的应用。选择或建立科学的效用和生产函数是决策科学下一步研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俊柳:管理学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7):90～112

[2]龙子泉:管理运筹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2):165～169

[3]张文杰:管理运筹学[M].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3):388～397

收益管理论文篇3

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相关定义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按各国的公司设立机制成立,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由股东权益构成,并聘有专门的私募经理人员经营股东资金。私募经理人员基本上不持有本公司股权,其报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较低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有限合伙制是目前较受欢迎的私募基金形式。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由若干个有限合伙人与一个普通合伙人构成,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负有限责任,它们一般不干涉基金的具体运作。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理者、执行合伙人,以自身财产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投资比例与收益分配上,有限合伙人实际为基金投资者,其出资额占整体基金规模的99%。普通合伙人象征性的投入1%的资金,并提取1.5%左右的管理费用,但可以获得全部收益的20%。

私募基金管理人激励问题的提出及契约设计理论

(一)私募基金的激励冲突与契约理论的相关概念在投资基金中,由于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掌握了更多信息量、更为专业理财知识的资金经营者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偏离投资人目标,与投资人形成激励冲突。这种委托—问题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中更为明显:私募基金因为其“私募”特性,在信息披露上不易受到监管部门掌握和大众舆论监督,使投资人直接观测到私募管理人的具体行为变得更加困难。私募基金管理人越是认识到私募投资人可能的信息劣势程度,就越有可能偏离私募投资人目标。这种偏离会负面地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并可能造成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损失。可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种委托—框架下,对激励问题的探究主要源于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不可避免,委托人无法或很难了解到人的具体行为。但委托人不甘于总处在被动地位,其倾向于主动地和人达成某些协议,并希望通过对协议条款的设置从而对人的行为结果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委托人让接受该种机制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在委托人一定约束下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追求最大收益,不接受协议也许是不利的。更重要的,委托人会因为人的努力而获得报酬。同时,在这个激励过程中,委托人的收益大小始终依赖人的产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这种协调双方行为而做出相互承诺的协议称作契约,将对协议具体条款的设置称作契约设计。一般情况下,协议的协调会是一种重复博弈过程,人会就契约条款与委托人讨价还价。但在本文讨论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既定的条件下,收益报酬机制是既定的,委托人与人的契约是一次达成的,即作为人的基金管理人只能对既定条款作出拒绝还是接受的一次性策略。(二)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根据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契约设计的一般结构由三项条款构成,结合私募基金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人具体的的委托—身份,可以得出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为:1.基金投资人目标:通过设定契约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①2.基金管理人的参与约束:基金管理人综合自身成本函数和投资人给定的努力报酬,在自身基本要求得到承诺的情况下,才会与投资人达成契约。3.激励相容约束:基金管理人在既定契约下追求自身效用,受到契约约束的同时会对基金投资人的目标函数进行制约。

比较分析两类私募企业的激励特征

(一)论点的提出由上文所述,按特定组织形式组建的私募企业具有特定的内部收益分配制度,而受益分配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一种契约设计,反映了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特征。即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会形成不同的收益分配制度,而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同会形成迥异的契约设计。仅从契约设计角度看,先认定相比较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对冲基金的发展历程更值得借鉴,或者说,在组织形式、分配制度的创新路径选择上,中国阳光私募基金应该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制。因为,在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②参与和提高管理人贡献上,有限合伙制企业会比公司制企业做得更出色。(二)相关论点的证明1.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分配制度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参与由于基金管理人报酬依赖于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而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F(q)是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的函数。为了简便模型计算,做出如下前提:(1)将两类组织形式下的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进行量化,并令其等同于投资收益F(q)。(2)基金管理人追求的自身效用最大化表现为扣除自身努力成本后的净报酬最大化。再考虑特定组织形式下的契约激励特征。可以得到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普通合伙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式略)其中,φ为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q为普通合伙人努力程度,或称为投资收益。K为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反映了基金管理人付出单位努力而必须承担的成本支出,并根据上述前提,其等同于基金管理人为获得单位收益而做出的成本支出。(式略)对于受聘公司制企业的基金管理人,很小的投资收益分成对他们不能形成激励,其报酬主要还是倚重固定收益α。但投资人担心固定报酬会导致基金管理人不作为,这时,投资人会付出少量监督成本让基金管理人至少付出基本努力Q。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式略),两种类型基金管理人收益曲线f1与f2相交与点A与点B,点B显示管理人素质低到要成为普通合伙人,这并无现实意义。而点A则证明了假设:当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可以低到KA甚至以下,高比例收益分成报酬形式会为这类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带来更高的收益。从而说明,相比于开出固定工资的公司制基金,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由于其高比例收益分成将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加入。2.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在提高基金管理人贡献上的优势在证明了上述观点后,接着论证上文提到的另一个观点:在激励基金管理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上和可以为投资人带来的净投资收益数额上,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较之公司制基金企业同样具有优势。为了便于简化分析,首先提出假设:(1)普通合伙人获取的基金管理费用大于其投入基金中的资金,两者的差额相当于给予普通合伙人一个正的资金支付,这一支付能对普通合伙人的努力成本起到抵减作用,但这一支付由于数量不大,相对于高额的基金收入,可以近似忽略,所以并不计入投资人收益成本。(2)受聘于公司制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报酬一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一个很小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这里将二者统一为一个稍大比例的收益分成,但这一分成比例和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仍有较大差距。(3)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所以要将基金参与主体风险态度等风险因素加入契约模型中,这一风险因素具体表现为基金参与主体目标函数中的风险成本。但在本文讨论中,这些风险因素并不起到决定激励机制的作用,仅须知道,认定两类基金的投资人皆为风险中性,不用承担风险成本。而基金管理人都是非风险中性的,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然后,分别给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与公司制基金企业应对管理人激励问题的契约设计:(式略)上述公式组合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的契约设计,自上而下的三个式子分别为有限合伙人(基金投资人)目标函数、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其中β是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分成比例,q为投资收益或基金管理人努力程度,K是普通合伙人成本系数,F是资金差额带来的成本抵减系数,ΔP是风险成本,与普通合伙人风险态度相关。W1为普通合伙人基本收益要求。对该契约的激励相容约束取π值,并两边求导,得到(式略)比较(3)式与(4)式,由于β>γ,K-Fq2的结论。可见,较高比例的收益分成和管理费用对基金管理人劳动成本的抵减可以激励管理人付出更多努力。将q1,q2分别代入各自类型契约中的投资人收益函数,得到(式略)这也就证明了,较公司制基金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持有较高收益分成比例的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带来更高的净投资收益。

收益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income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收益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杠杆收购企业并购经营绩效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的并购活动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因此国外对于杠杆收购后企业运营情况的理论和收益情况实证面的研究都很深入，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体系。

美国学者莱恩(Lehn)和鲍尔森(Poulsen)于1988年对1980~1984年期间以108个完成杠杆收购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一半以上企业都处于零售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等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行业。这些基础性行业经营成果可预测，由此可见，被收购企业盈利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至关重要的。

詹森(Jensen)于1986年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在公司债务偿还上比对公司支付股息上拥有更少权力，因此，杠杆收购带来公司负债增加减少了公司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随意处置权，从而降低了成本。

阿斯奎斯(Asqulth)和魏兹曼(Wiztnan)、瓦格(Wrarga)和威尔赫(Welch)分别以标准普尔债券交易数据和投资银行债券交易者报价数据为对象，分析了在调整杠杆收购风险后债券持有者得到的收益，得出了债券投资者确实减少了收益，但是其损失仅占普通股股东收益7%的结论。

卡普兰(KaPlan)于1989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收购前股东收益与收购所处产业潜在纳税收益显著相关，但收购后股东超常收益则不然，他得出了股东在收购前已得到了大部分纳税收益的结论。

此外，卡普兰(KaPlan)于1989年和史密斯(smth)于1990年分别从公司管理层收购数量和信息不对称、收购公司绩效提高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管理层有意无意对外界披露的信息有所保留，从而使市场对公司价值做出或高或低评价。当市场对公司真实价值低估时，就为收购者带来超额收益。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杠杆收购后企业收益情况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少，且大多以定性的理论分析和实例的个案分析为主。

李善民、曾昭灶和王彩萍等（2004）以1999~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8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和检验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和检验影响并购绩效的有关因素。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当年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绩效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

姜涛、杨成文（2009）在其研究中对杠杆收购的经济效应做了相应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的杠杆收购，主要从三个理论方面即税收收益理论，管理激励与成本效应论以及财富转移论对公司的收益具有促进作用。

白玉凤、景玉贵（2008）在对杠杆收购的收益研究后发现，在杠杆收购中由于债务资本在收购资金中占据较大比例，而债务成本比权益成本要低，充分利用债务筹资可以增加股东财富。此外税法规定一般债务利息允许在税前扣除，所以债务资本的高财务杠杆效应会带来大量的节税收益。具体来说，杠杆收购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分为财务杠杆收益和税收收益。财务杠杆收益是指企业由于大量运用资本成本率较低的债务资本所带来的收益，而税收收益是指债务利息抵税带来的收益。

何光辉、杨咸月（2008）对从1997年开始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第二轮杠杆收购（LBO）浪潮中的管理层收购（MBO）进行了研究，分别从金融绩效和实体经济效率两个方面来探讨。他们发现从金融绩效来看，MBO的绩效基本上好于相对行业基准且经风险调整的绩效。收购收益由于公司治理机制如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偿还债务的承诺以及管理层股权的激励而显著提高。而从实体经济效率来看，LBO特别是MBO提高了业绩并对工作环境有着突出的影响。关于生产效率的研究得出了更为普遍的结论且与近期的理论和实证证据（Jovanovic和Rousseau，2002）是一致的，那就是企业接管导致了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和更有效地管理。

向虎、张文昕于2004年对1999-2002年国内实施MBO的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三个指标分析了MBO前后企业业绩的变化,发现企业业绩指标平均值呈逐年下滑趋势。并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国内MBO的定价模式不合理;公司性质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融资方式没有得到充分的拓展等。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相信MBO在国内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廖洪、张娟（2004）以2000-2002年深沪两市发生管理层收购事件的18家MBO上市公司为样本，另选取18家非MBO上市公司为对比样本，将两组样本在MBO前后3年的每股净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NROA)和主业利润率(CROA)等财务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对比分析，得出MBO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另一方面，MBO对收益质量的影响不容乐观，MBO公司的流动性下降,费用支出比重增加，说明MBO公司经营风险增加，并且MBO公司整体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MBO后是上升的。

杠杆收购及其管理层收购作为企业并购的一种策略，同时作为一种经典的公司再造活动，是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对于杠杆收购后企业绩效情况的变化研究较为成熟，这对于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国内学者对于杠杆收购绩效分析的研究仍需要紧密结合实际的案例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创新。

参考文献：

[1]李善民,曾昭灶和王彩萍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2]姜涛,杨成文.杠杆收购的经济效应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9年第4期

[3]白玉凤,景玉贵.企业杠杆收购及其收益分析[J].理财，2008年11月

[4]何光辉,杨咸月.第二次杠杆收购浪潮中的管理层收购及其经营效率[J].南京社会科2008年第十一期

[5]向虎,张文昕.MBO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探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4年12月第6期

收益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公司绩效；高管激励；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28-01

一、引言

我国企业正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高管人员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激励的缺乏导致了一些败德行为，从而使高管人员激励问题凸显出其迫切性。

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地讨论了对高管人员的物质报酬激励及其效用，多以业绩等显性价值要素作为激励合约的依据，单纯的物质激励方式效用不够充分，这意味着物质激励无法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积极性。虽然也有研究者开始考虑非物质激励的可能性，并提出一些设想，但是很少有人专门以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为对象，分项讨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的各种方式对高管人员绩效的影响程度，并且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以下试图从物质激励要素扩展到非物质激励要素，细分激励的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讨论各种激励方式与高管人员绩效的相关性，以探求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激励的有效方法。

二、研究假设

企业绩效是决定经营者激励的主要因素。委托理论说明，有效行动和有效保险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最好付给风险厌恶型的人固定工资，如果人也是风险中性的，则让其获取一定的剩余收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是有效的。一个典型的收入组合应该是代表保险因素的固定工资和代表激励作用的变动收入的组合。根据委托理论，当企业经营者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就会根据公司绩效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剩余激励，以减少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导致的成本的额外增加，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经营者的年度报酬由于取决于企业绩效，为了自身的收入最大化，其必然努力工作，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前三位高管报酬之和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根据理论，公司经理是风险回避型的，而股东是风险中性的。当经理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他们就会回避风险较高而收益较高的项目，而选择风险较小收益较低的项目。当经理拥有公司剩余索取权时，即持有公司股份时，他们就会投资收益较高的项目，从而使自己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时，就如给他们戴上了金手铐，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就紧紧地捆在一起。所以，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司规模越大，经营者可控制的资源也就越多，涉及的经营管理问题也就越复杂，因而从人力资本、投入精力、产出效率来说，大型企业中经营能力产生的效益一般要高于小型企业，其收入也就高于小型企业，即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者的报酬也就越高。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经营者报酬与规模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60家在2010年1月1日在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对象，在样本中剔除了ST公司，被停止上市的公司，以及审计报告为非标准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本文所用到的数据全都来自于上市公司2009年披露的财务报告。文中涉及到得软件有EXCEL和Eviews6.0，其中EXCEL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Eviews6.0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散变量。选取前三位高管报酬（X1）、高管持股比例（X2）作为本为解释变量和总资产对数（X3）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二）实证分析

为了证实上面提出的三个假设，本文用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三位高管薪酬总额（X1）、高管所持比例（X2）、公司规模（X3）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以下模型：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三位高管薪酬之和对企业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这就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一，即前三位高管报酬之和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前三位高管的薪酬越多对企业经营的绩效越有利。高管所持比例对企业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同样呈显著正相关，这也同样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即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越多，就越会努力去经营企业，努力使企业绩效提高。公司规模对企业每股收益呈正显著正相关，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性不强。这与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相矛盾。这可能是样本容量太少的原因。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经营者报酬、股权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中小板上市公司货币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水平都比较低，货币报酬激励水平要略高于股权激励水平，各个模型结果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其次，高管的薪酬，无论是货币薪酬还是股权报酬都和公司规模有正相关，这也和大多数学者研究的结论向一致，说明了规模是高管报酬的重要决定变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