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特点(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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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特点篇1
关键词:江泽民;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人民群众
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概念,强调要把实现“政治文明”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一,“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此相适应。“政治文明”主要表现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进步。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问题上,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集中表述为“政治文明”则是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创新。2000年春,江泽民提出了“三令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江泽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其保障——法制建设的新发展,首先提出“政治文明”这一科学概念。2001年1月10日,他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2002年“五三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又一次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加成熟,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善。
第二,“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集中体现。江泽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而这种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提供的动力和保障,离不开精神文明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在内的社会不断全面进步的过程。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政治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使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政治文明,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而且为它们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第三,“政治文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心一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由人民自己来依法管理国家大事;就是要更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使人民更切实地履行自己的各种义务。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本质属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第四,“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的与时俱进。
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有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把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来对待,切实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与时俱进。
二
政治文化的特点篇2
关键词:互联网;民主政治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7―5194{2009)06―0097―05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次使用,后来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的。他认为,所谓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维面,“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我们都知道特定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罗伯特・达尔曾指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离不开民主主体对平等、自由、权利等基本价值观的坚守,离不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积极自愿参与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态度。民主政治制度的维系还需要民主主体普遍遵守规则的精神、宽容与合作的意识、协商与妥协的政治态度。总之,民主不仅需要制度、程序与规则,更需要特定政治文化条件等软力量支撑,这样才能成长出“健康、坚固”的民主制度。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一个文化因素问题。作为一个从封建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发展的每一步都可以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消极因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反作用力,感受到政治文化消极因素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制约作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孕育的臣民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民众,权利观念淡漠、参与意识薄弱、顺民心理突出等等,这些规范了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使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践缺少社会根基和赋予这些制度与组织原则以真实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
审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至少有几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文化制约因素。总体来看,传统政治文化中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突出弊端是:
一是民主意识匮乏,民本思想突出。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突出的民本思想,并不缺乏民主的萌芽。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对统治者的重要性,但是更多地认为“当官为民做主”,民众天生是君主的统治对象,在君,君主是对天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而所谓民主则是把民众看成国家治理的主体,让民众自己投票选择官员或者做出决策,统治者要对民众负责。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民主传统的话,这种民主更多地强调为民做主,而不是民众自主,这与现代民主有根本不同。传统政治思想中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是统治者为民众做主,给你做主的机会才能做主,这是维护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并不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现代民主思想,也不会由此而产生出现代的体现人民的普选制。传统社会中也不乏民主意识,但是对民主的理解停留在平均主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浅层理解上。当前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于不少政府官员和民众当中。不少政府官员并没有把民众意志、利益诉求放在首位,而是事事替他们做主,根本不相信民众拥有自己做出决策的智慧。由于制度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少民众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民利,并且对民主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认知上的错误,认为搞民主就是平均主义,就是凡事要有自己的发言权,大鸣大放才是民主,如果自己意见不被采纳就不民主等等。
二是自由、自主的主体意识薄弱,人身依附观念强烈。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是现代民主价值理念的基石。传统政治生活中,“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相反,更多的是期待上天的恩赐,期待清官的出现。个人的前途命运更多地维系于血缘关系、等级关系,民众个体是很少有自身权利的自觉的。小农经济的政治诉求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下,民众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权力崇拜与政治依附并存。“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他们面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人时,表现为绝对的服从和依附;而面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时,则表现为绝对的支配和宰制,由此形成了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并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下层人士一旦获得权力和地位,就会高高在上、垄断权力、支配他人。
三是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缺乏宽容和理性的文化心态。民主的精神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甚至允许反对的公开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对不同政见持有者的宽容意识和心态,对于不同政治意见的存在总是视为洪水猛兽,不管是权威者还是一般民众并不能以宽容的心态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政治意见,难以包容多元化的思想和见解,往往把对方的善意批评当作对本人的敌视。一元化思想、至上的权威是典型特征。传统政治里,我们不难见到因为政见不同、派别不同而导致的政治斗争和杀戮,也不难见到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对持有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者的毁灭性杀戮和破坏。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和心态,非此即彼,推倒一切重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宽容,难容异己之见。不同政治思想难以共存,不同政治派别难以妥协、进行理性协商、取得建设性共识。受此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们缺乏的便是公开的、理性和宽容的辩论文化,没有这种文化氛围的存在,对政治的认识以及主张往往是非左即右,从一个极端认识走向另一个极端认识,经常陷入一边倒的大批判和大辩论,并与政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坚持真理的少数人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容易升级为人身攻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自由话语权意识从来没有成为整个民众的政治共识。
传统政治文化中这些消极因素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形成了中国民众远离政治、权力崇拜、消极冷漠等政治意识和心理,自主自愿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被认为是极少数人的事、官员的事情,始终充满了神秘感。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民众仍然被动地服从政府的管制,对于政治体系没有过多期望,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他们一旦被动员起来,又容易迸发出非理性、无序参与的强大力量,于民主建设的进程无益反而有害。在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元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障碍,要加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进行政治文化的转型,培育和塑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给予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互联网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
互联网诞生在西方国家,互联网诞生的本身就是一次文化的创新过程。卡斯特曾经指出,“因特网产生、发展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次特殊的人类冒险。它表现了人类超越制度的条条框框、克服官僚障碍以及在开创新世界的过程中现有价值观的能力……因特网首先是一种文化创造。”诚如斯言,互联网是一个人类奇迹,互联网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互联网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多元性、开放性等特征,给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景观,也给传统政治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质料和血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
第一,互联网带来新的政治价值观,激发民众权利意识。互联网_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民众对政治的认识,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中,人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普通民众无权也是无法介入到政治之中的,政治是神圣和神秘的。互联网应用于政治生活之后,政治决策的公开化、政治信息的透明化,以及民众参与的便利化,逐渐改变了民众对政治的这一认知。借助于互联网的政府信息公开,政治运作过程相对公开化和透明化;互联网的便捷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获得政治信息和知识,方便地参与政治,政治变得不再神秘了,这是一个政治“祛魅化”的过程。现在中国各级政府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政府治理、也都逐渐网络化,电子政务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浪潮的亮点。
互联网便捷、匿名等特性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政治不再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不再只是每个官员的事情,认识到政治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并且参与政治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公民都可以了解政治、评价政治,对国家大事“评头论足”甚至影响政治。每年“两会”期间,民众充分利用互联网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总理直接提意见和建议,展现全民网络间政的景观。互联网也成为不少民众维权的有效形式,不管这种利用是主动的抑或是被动的,互联网自觉与不自觉地充当了民众维权的平台和工具。从“最牛钉子户”到“邓玉娇案”、“开胸验肺案”等都是网络维权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带来新的民主观。互联网的结构特点和技术特征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政治环境,不断深化着对民主的认识。自己做主、少数派权利以及对个人的尊重和高扬,扩展了民主的内涵。民主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的统治,在这一民主思想以及传统的整体性思维的指引下,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用整体的人民否定单独的个体的现象,出现过忽视个人的价值与意义的情况,把个人看成是螺丝钉,是社会主义大厦中的一块砖、一片瓦。然而,人民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公民个体组成的,人民当家做主,首先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了个人,人民当家做主就成为空话,民主就成为抽象的空洞的符号。网络社会,网络民主是网民自己做主,自己的言论都是由自己做出,而不必他人代替或者代表,网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网络赋予网民极大的自由度和自,网民更加注重“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是别人为自己做主,在自己的博客中、在自己的网络政治活动中,网民是自己勾画自己的蓝图、决定自己的行为。“网民的利益和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去把握……网民们上网参加政治活动,看重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动员,还十分重视自己的切身感受以及自身价值的表现。”民主是奠基在个人权利之上的,是“以人为本”、“以公民为本”的公民政治,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互联网正是以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极大尊重,对主体性的张扬,使得民主逐渐呈现出它本来的意义和面貌,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中,少数人的言论自由往往受到抑制,得不到尊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曾经走过不少弯路,也正与少数派权利受不到尊重有关。互联网特有的虚拟性以及传播特性,赋予网民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少数派的思想与观点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有效表达,这实际上赋予了少数派以话语权,他们的思想也许一开始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往往掌握着真理,而如果真理有了生存的空间,有了表达的机会,就会慢慢促使更多的人去接受。当前,中国网络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各种主义的声音和政策主张都能听得见,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虽然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但是一定程度也是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标志,各种声音能交流和对话,这就有助于正确思想的鉴别和传播,这本身就是民主的表现。互联网正是为少数人进行思想和意见表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将促使民主观的转型。民主不是平均主义,或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互联网空间更凸显了“少数派权力”,突出对个人自由和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少数人不但可以拥有自己的声音,也可以进行直接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动员,互联网络“给那些想要组织起来为某项事业或某个候选人作宣传的公民团体以力量”,费用十分低廉,“组织一次政治活动将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以致有学者惊呼:“以那些能最有效地动员自己特殊利益部队的人为特征的时代即将到来。”从2008年中国网络空间发起的一系列爱国主义网络政治动员中可以看出,网络给予民众以惊人的组织力量。
第三,互联网带来新的政治平等观。首先,互联网结构的平等,带来了政治沟通、交流和参与的平等,尤其是对于政治沟通而言,无论是地位如何,不管职业怎样,普通民众都可以与政府、政府官员甚至国家元首进行直接的网络沟通,越过官僚制的科层制结构,沟通层级减少。国家主席在2008年6月视察人民网时,就在强国论坛与网民进行了在线沟通。2009年“两会”前夕的2月28日,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在线访谈,同中国乃至世界网民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其次,互联网带来了政治身份的平等,如果说现实的政治平等仍然受到权力、财富、身份、地位甚至容貌因素影响的话,在互联网空间,这些因素对政治平等的影响将是极其有限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的匿名化,使得任何社会地位、权力地位不同的人在网络里也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符号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取决于自己的言论是否有力,谁的言语有力量谁就能影响别人,取得网络话语权。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平等,将逐渐消解现实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带来平等的政治人格权。最后,在互联网空间,一定意义上,每个人的话语权都是平等的。传统的政治平等观更多地体现在一人一票的投票权的平等,对于话语权,只有官僚和知识精英才能利用传统媒介掌握话语的权力,而网络空间带来更进一步的政治平等。民众除了行使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权利之外,将有机会和精英一样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互联网低成本的无障碍传播,“个个是中心,处处是边缘”的技术特点,实时互动式传播,打破信息控制,消解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权力话语模式,打破了中心话语权,赋予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网络空间不少话语和讨论往往是由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人物”发起的,比如对于住房、医改、教育等民生问题,对于弱势群体的个体事件的关注等,传统精英的话语霸权逐渐被打破。
第四,互联网增强自由与自主的个体意识。自由与自主性是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自由与自主意识的缺乏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正是由于自主和自由的个体意识的缺失,导致政治生活中个人完全淹没在官僚的统治之中,只有顺从于现行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而积极的参政意识缺失,政治表达和政治输出则是少之又少,被动的消极的臣民文化得以形成。互联网高度突出个体性、自主性,互联网时代是分众化的时代,大众被分化成利用电脑进行网络连接的个体,赋予个人以高度的自由和自主性。网络带给人们的自由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地发表言论,自由与自主的选择,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网络生活方式,这种自由的选择强化着主体的自控机制和自主决策能力,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权利观念得以提升和张扬。在互联网世界,尤其是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个人越来越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感觉,可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里他人对自己个人意志的干涉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互联网的自由与自主必将进一步激发公民的自利和独立人格意识。互联网自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以非官方性和参与性为主导型的文化传统。互联网的民间特性和自主参与精神影响到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也逐渐影响了中国网民的政治参与态度、精神和意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不少民众的主动政治参与意识,他们不再消极被动,而是以自己的言论甚至网下政治活动来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与政治生活,从对“两会”的热烈关注到国家各项大政方针、各种法律草案(如物权法)制定的网络讨论,从“华南虎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黑砖窑事件”等,利用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维护权利,进行政治参与正是公民自主意识不断觉醒的表现。
第五,互联网带来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和理性的辩论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并不主张进行对政治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达成共识,更多的政治决策是极少数人做出的。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政治文化传统的这一特点,培养了公民的开放、宽容的政治态度以及理性的政治认知。互联网是开放的,任何人和组织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观点、参与政治活动,任何人也都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互联网空间观点和意见表达是多元化的,每个人的思想都可以得到自由呈现,你可以表达你的支持意见或者反对意见,甚至保持沉默,但是却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去接受任何一种特定的观点或者表达。在互联网空间类似地践行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自由话语权意识。互联网公共论坛、博客的发展为公民进行议题、社会事务讨论提供了健全和自治的场所,为公众辩论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都是个人自主自愿的事情。同时,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分享知识和理性,共同进步和提高。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进行自由辩论、争论也成为网络表达的常态,相反,网络空间的一片沉寂,万马齐喑则是极不正常的。近几年来,互联网空间都有不少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辩论或争论,那些极其敏感的政治理论问题,在传统媒体上无法深入展开的话题,在互联网上也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度。这些争论有的涉及改革开放、姓资姓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社会公正、反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敏感问题,并且讨论非常深刻和尖锐,但是却避免了大批判和恶毒的人身攻击,没有了你死我活、两极对立的斗争思维,每次激烈的讨论和辩论之后,使互联网空间的意识形态讨论趋于理性与平和,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取得社会共识。尽管当前网络空间也有大量的不负责任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不够理性的言论表达,但是相信,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众长期网络使用的实践,这些现象会慢慢减少,宽容和理性的公众辩论将成为公民的行为常态,开放、宽容、理性的辩论文化将成为正常的政治心态。
政治文化的特点篇3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政治文化的特点篇4
摘要: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是信息传播领域的重大变革,而且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使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愈加显现出开放性、民主性、多元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新媒体环境下政治文化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强化公民素质、积极借鉴和吸收先进政治文化,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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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政治文化;建设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快速发展。新媒体一方面使媒体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纸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不仅拓宽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增加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拉近了公众与政治生活的距离,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
政治文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术语,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影响和制约着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对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实现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维护政治稳定和促进政治变革的个人心态因素。[1]但是,学术界真正将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进行独立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于1956年8月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提到“政治文化”一词,由此开创了政治文化研究之先河。
何为政治文化?1963年,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概括地指出:“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2]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BinghamPowell,Jr.)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给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在这里,政治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拓展。美国政治学家派伊进在《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中将社会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情感与集体理性等都纳入到政治文化范畴中来,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又是普遍持有的信念和情感构成的,它们形成‘特定的取向模式’,并且使政治过程呈现为秩序和一定的形式”。[4]
埃克斯坦将政治文化的外延进一步扩展,他认为“:可以把政治文化看成是社会关系模式的延伸,以及某个社会‘公民内涵’(Civicinclusion)的总体水平。”[5]持相似论点的还有德国制度论者柏伊姆和D·斯特恩贝格,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活的规章制度”,它们的功能与有形的规章制度一样有效。[6]我国吉林大学朱日曜也这样认为“:政治文化应该包含与政治有关的各个层面的文化。”[7]虽然学者们的观点略有差异,但纵观学术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无不将政治文化看做是内化于社会成员思想当中的,带有明显情感评价的、较为稳定的政治取向。扩展开来,就是政治文化是拥有不同民族、阶层、性别、职业、年龄、宗教信仰等身份属性的社会成员在直接、间接的政治生活中,通过对政治家、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政策等政治体系构成要素,进行长期的认知与评判之后,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稳定的、且带有明显倾向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的总和。
二、新媒体环境下政治文化的特征
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巨大转变,多种政治文化并存,相互激荡、相互竞争的格局的形成,使当代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新特征。
1.开放性
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不会脱离社会其他领域中的价值和行为,从这个涵义上来讲,政治文化也是一种开放性文化。”[8]根据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2013年,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较2012年底增长6440万,使用率达86.2%。使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与广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网络电视、网络报纸、网络电台、手机电视、手机报等新兴媒体不断涌现,使得各种信息可以瞬间传播、即时互动、高度共享,这些新媒体的大量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跨越国界的信息空间,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跨越国界,全球交流的能力。政治文化只有保持其开放性,才能通过吸收借鉴不同文化的有益成分,随时代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增强对环境的适应性,实现自己的发展。
2.民主性
新媒体信息传播量大、成本低、资源共享、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不仅给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各种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的窗口,还为人与人之间提供了充分沟通、平等交流、方便获取各种信息、表达政治态度、政治理想的平台,有助于塑造一个平等、民主的政治文化交流和传播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民众参与政治文化建构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增强了,同时,从被动的政治文化接受者转为积极的参与者,人们既可以接受信息,又能够根据个人的意图自主地选择信息、信息、评价信息。过去那种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模式将被双向互动的政治文化传播新模式所取代。这种双重角色,使得受众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3.多元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也要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形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现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社会正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构成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系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信息技术实现了文化传输的零距离,信息可以不受新闻审查的约束,也使得各种腐朽的政治思潮,比如多党制学说、人权至上论、自由化思潮、原教旨主义等各类学说有机会肆意传播,销蚀着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力;各种网络谣言、偏激的政治观点畅通无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度和认同度。给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文化主权带了现实威胁和挑战,使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变得更加复杂。
三、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1.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完善公众参政议政制度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参与者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9]可见参与型政治文化强调政治参与的公开性、平等性和参与常态化,这也正是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然而,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中形成和发展的,我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闭、专制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人治轻法治、“官本位”等特点不仅阻碍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进程,更阻碍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只有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拓展各种政治参与渠道,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确保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实现。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健全信息公开制度、选举制度、公民听证制度、社区矫正制度等。只有公众参与政治渠道畅通了,其政治主体意识和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的热情才能被激发,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才会对自己的政治角色有更清醒的认识。
2.强化公民素质,提高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治参与水平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公众参与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尺度。”[10]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之一,即在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处理的深度和广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在于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一种牢固的互信关系,使公民的利益诉求有畅通的表达渠道和实现渠道,使公共政策得以在公民或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中得到有效的实施。因此,公民的政治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公民政治素质的低下使其在即便具有参与条件的情况下,也难以有效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现代社会中,新媒体是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人们从新媒体上所获取的政治信息,往往直接推动群众的政治参与活动。然而,不同阶层的民众在知识上、技能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应大力完善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应大力加强对偏远落后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努力消除“数字鸿沟”与“知识鸿沟”,以推动网络政治参与和电子民主进程,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使全体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共享政府提供的信息化公共服务。
3.借鉴和吸收先进政治文化,稳固主导政治文化地位
不同利益群体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对主导政治文化的政治取向有所不同,有的表现为政治认同,有的表现为政治疏远,有的甚至表现为政治对抗。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文化输入与输出。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系统同样遵循这个规律。各种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是政治文化系统自身运行的逻辑。”[11]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也变得不可避免。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文化上裂痕过大,整合不起来的话,那么政治系统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不信任,甚至是利益上的纷争不断。因此,我们只有建立一套政治文化的包容和协调机制,才能整合好各种政治亚文化,最终实现多阶层、多群体的文化协调和共融。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割断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充分利用各种优秀文化资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服务。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开放、包容的政治文化,以稳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总之,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种稳定的、规范的、民主的、法治的、开放的、包容的政治文化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新媒体环境对于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方面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下大量的社会矛盾。
同时,又需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直面问题,通过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努力,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文化发展,才能够最终实现我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塑造出一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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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潘小娟,张辰龙.政治学新词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32.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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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特点篇5
关键词:网络文化;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241-02
1网络文化内涵及其特点
1.1主要内涵网络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不分国界和地区的信息文化。网络文化与受众之间是互动和双向的接收关系。它的功能优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传播等其他信息文化。
1.2特点一是内容广泛和环境开放特性。在对于全球都开放的互联网系统上,人类通过计算机与整个网络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并随着互相间交流和互动的扩大,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形成网络文化。二是传播迅速和功能多样特性。基于互联网传播速度之快、传递信息之新,以及网络文化是集人类交往、通读、娱乐、信息传播与吸收等功能于一体的,网络文化的快捷、高速,使任何地方的网友可以实时方便、快捷的交换信息、讨论问题、交流思想。三是双重作用特性。网络文化的主流是科学文明、积极健康的。同样,网络上也有不少网络垃圾。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积极探索加强和完善网络文化影响下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
2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应具有创新性
2.1创新是基于网络文化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客观要求一是网络文化的传输集成了广播、电视、报刊、图书、音像等其他媒体的全部优点,内容涵盖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的网络文化,开阔了官兵们的视野和思路。二是网络文化是一种无国界无地域限制的人类传播、交流信息的文化。实时准确掌握官兵们的思想变化信息,直接影响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及时性。因此,加大利用网络技术的力度,创造高效、新颖的、适应当代革命军人信息交流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式,这是基于网络文化影响下拓展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也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
2.2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文化影响下创新发展的具体要求一是创新发展理念。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应更新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充分利用网络环境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采取统一和多样相结合、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和创新军队政治工作网的网络格局。二要创新内容。基于网络文化影响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在传统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加强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强心理咨询工作,思想教育工作者要解放思想,掌握新技术、研究新问题、发现新情况、运用手段、做出新概括,得出新东西、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和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如:在军网上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对官兵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公布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规定,提供多媒体政治教育资料,建立官兵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讨论专栏。三要创新手段。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积极跟踪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把现代网络技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提高其科技含量,以官兵喜闻乐见为主的多形式,在网上有针对性的开展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敏锐性和对信息的判别能力,达到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3深入开展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奏响网上思想教育的新篇章
3.1培养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合格的工作者。因此,培养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掌握计算机网络基本理论的、熟练进行网络操作,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技意识、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担当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是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急需而紧迫的任务。
3.2构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网络体系构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要讲究积极、完整、主动的原则。军队思想政治网络信息应是正面引导、积极向上的信息,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能保证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及时主动和应战各种不良信息。因此,构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体系设立主站、分站,采用立体化管理,是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3.3开展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加强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许多新的课题,迫切需要科学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为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提供指导,最终实现思想教育的目的。
3.4加大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力度一要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实现思想和教育两者的信息共享。军队网络要将有关思想教育的历史、现状、经验等资料和信息上网并接受内部访问;二要根据军队网络自身的特点设计诸如理论学习、心理咨询、时事评说等有特色的网页,向官兵进行政治、心理、道德、法治等方面的思想教育;三要在网上开展诸如思想调研、思想讨论、思想经验交流等一系列活动,既提高了官兵思想水平,又提升了教育效果。通过活动,可以向官兵们进行科学的世界观、正确健康的人生观、积极进取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官兵奋发向上的人格特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
4加大军队网络文化建设力度提高官兵网络道德水平
由于官兵是军队网络文化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所以,军队应采取多种渠道提高官兵网络道德水平,形成良性循环的网络文化。一是通过优化军队文化环境形成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净化官兵心灵,促进军队网络环境。广泛组织以思想、文化、学术、娱乐、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军队文化,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丰富、提炼和完善多种文化内容和形式,吸引官兵的参与度,下功夫营造多层次军队文化,形成良好的军队文化氛围,提高官兵民族优秀文化的功底和品位,鼓舞官兵士气,潜移默化地达到网络道德教育的效果。二是通过开展网德大讨论、当代革命军人如何迎接网络时代的到来、邀请军队代表委员系列访谈,并与官兵在线交流等活动,利用网络直接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努力营造遵守网络道德的舆论氛围,组织开展提高官兵网络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质的活动。
参考文献:
[1]王新华,陈向阳.网络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04).
政治文化的特点篇6
关键词文化行政文化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著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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