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思考与探索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起点，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渠道。思想政治教育是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关系到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人格和品格塑造、综合素养提升等多个方面，值得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和工作者高度重视。

硕士研究生在社会阅历、自我意识、年龄跨度、思维模式等方面与本科生相比均呈现多元化。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硕士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复杂，要求也更高。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只有在立足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特点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拓宽思路、探索方法，不断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

一、现阶段硕士研究生主要思想特点

（一）阅历差异大，思想状况复杂多样。

随着近些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源日益多元化。相比本科生，他们的年龄跨度较大，在学习经历、生活背景等方面阅历上的差异比较明显，思想状况复杂多样。

硕士研究生人群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人群社会阅历较简单，他们在入学前的主要活动场所为学校，主要经历为学习。这类人群年龄相对较小，社会关系简单，普遍尚未成婚。因为入学前一直在学校接受教育，相比社会上的同龄人，他们能够比较及时有效地接触新知识、新事物和新观念，思想意识也比较超前。由于参与的社会实践较少，他们的思想相对不太容易受到社会不良信息的影响，集体观念较强。第二类人群社会阅历较为丰富，他们或在入学前已有工作经历，或是在职接受研究生教育。这类人群年龄跨度较大，社会关系复杂，部分已结婚甚至已育有子女。他们的共性是都有工作经历，但在工作时间、工作性质、工作岗位等多方面还存在差异。由于已经离开校园环境一段时间，社会阅历较为丰富，他们的社会化意识较强，往往对学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持消极态度。

（二）主体意识强，思想逐步成熟稳定。

总体而言，经过大学本科阶段的培养锻炼，硕士研究生的思想都比较成熟，主体意识也比较强，对任何事物和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处于青年晚期和成年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已基本形成[1]。

相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独立学习和生活的能力更强，通常不再需要父母、老师的指导，就能对学习和生活做出相对合理的安排。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认知能力也较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能够较为客观地对事物和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的主体意识较强，期望自己的思想和志向兴趣得到认同和尊重，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思想逐步成熟稳定，难以接受外在的思想灌输，也不容易受他人影响。

（三）功利意识强，集体观念相对淡薄。

无论有无社会工作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关系的广泛、社会阅历的丰富，加之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硕士研究生的价值取向更为实际甚至是更加功利。他们往往比较关注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比较淡薄。

硕士研究生通常只有一年左右课堂学习的时间，其余时间多分散在各个实验室中与导师做实验、做研究，甚至是出差到科研项目现场，他们的学习、工作大多是个人或少数人行为，缺少在集体中与人沟通交流的经验，缺乏集体荣誉感，组织观念淡薄，个人意识较强。部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目的狭隘功利，他们重视在短时间内提高专业技能，以便提升就业竞争力，获取更高薪酬，忽视自身思想道德素养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培养。部分研究生受到同龄人大多已经济独立的影响，追求物质利益的意识强于追求知识能力的意识，他们因此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了有偿的社会活动上，在学术研究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为了缓解学业压力，部分人甚至不惜违反学术道德。

（四）精神压力大，心理问题多发。

与本科生相比，硕士研究生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学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们对自身成长成才的期望值比本科生更高。任何方面的挫折都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在学业上，除了参与课堂学习外，硕士研究生一般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独立性、创新性研究，并要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科学规律、撰写学术论文。学习形式的转变和学习要求的提高使得一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按期完成学业要求，心理压力很大，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在生活上，硕士研究生的年龄普遍较高，大多在承担学业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婚恋问题。婚恋问题会消耗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因其不确定因素颇多，不可避免地会随时给当事人带来烦恼甚至是挫败感。此外，就业期望值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或家庭成员身体变故等问题都容易引发硕士研究生的心理问题。

二、目前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一）教育意识有待增强。

1.对学生的思想现状过于乐观

有些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本科生上，忽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们乐观地认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比较成熟，已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不必重视甚至不再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状况复杂多样，其中功利意识强、集体观念淡薄、心理压力过大等现象都很突出。这些思想状况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引导，则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影响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

2.对培养目标的认识存在偏颇

尽管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中体现了“德才兼备”的总体要求，但在实际的教育培养中，为了满足“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要，突出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业务素养上的优势，很多教育机构管理部门和教育单位都会“重才轻德”，将工作重点集中在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在他们的观念中，只要学生的业务素养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就意味着完成了培养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二）教育体制有待完善。

1.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需要明确

在学校层面，目前各高校负责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不尽相同。对于已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大多设有专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工作部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对于未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有的成立专门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部门，有的是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挂靠在负责本科生的学生工作部门，有的是在研究生处指定一些工作人员负责。总之，与各所高校都有专门负责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学生工作部门相比，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职能部门的不确定性较强，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需要进一步明确。

2.科学高效的工作体制需要建立

有些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实行学校统一管理，研究生培养单位不承担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有些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实行校、院二级管理[2]。一级管理体制因为缺少了具体培养单位的贯彻执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做到有的放矢和细致深入。相比之下，二级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只是目前一些高校虽然是二级管理体制，校、院二级部门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责权定位有待明确、工作模式有待完善、资源配备有待合理等。

（三）教育队伍有待加强。

1.德育教师队伍专业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德育教师数量普遍不足。比数量不足更为严重的是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一些高校硕士研究生德育教师主要由党委组织员、团委书记等人兼任。这些兼职人员因为还有本职工作需要完成，对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常不会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探索。此外，由于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德育教师的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特点研究不够，工作中通常是借鉴甚至是照搬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使得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不强、成效不显著。

2.导师的德育作用发挥不充分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和关系使得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水平等的了解与其他管理人员相比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3]。可是，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在管理体制上，很多高校在对导师的遴选和考核中，只有针对业务能力和业务成果的考核，没有对导师的德育能力和德育成果进行考核，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导师参与德育工作的积极性。此外，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部门和德育教师与导师之间缺少有关德育工作的沟通交流，使得一些有热情参与德育工作的导师感到无从入手。

（四）教育成效有待提高。

1.教育内容需要有的放矢

我国高校普遍重视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之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也较多，目前相对不算成熟的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搭便车”，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途径之一，在教材和教学内容上都过于陈旧、不具有时代特征，与本科阶段有大量雷同甚至是重复，脱离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实际和思想现状，教学效果不佳。此外，硕士研究生参加的讲座、参观等教育活动在内容上大多缺乏针对性，不能适应研究生个性、心理、社会阅历等特点的需要，教育收效甚微。

2.教育模式需要不断创新

目前很多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比较传统，在活动形式上追求覆盖广、规模大、行动齐，比较看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这种教育工作模式的优势在于容易在受众人群中引发共鸣，更适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初级阶段教育。但无论是考虑硕士研究生的思想现状，还是考虑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活都相对分散的特点，采取集中教育和在大范围内开展集体教育活动的形式都难以达到好的教育效果。

三、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多视角增强教育意识。

1.认识加强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在肯定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状况主流较好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复杂多样的思想现状中存在着影响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成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的关注、正确的引导和系统的解决。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动态发展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若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认识加强教育的重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加强研究生教育，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不仅要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播和科学技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们必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战略高度，从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全面提高研究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重视和关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他们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4]。

3.认识加强教育的紧迫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和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相比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较为滞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4.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

要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要融入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其次，要树立“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理念。所有与硕士研究生培养相关的部门和人员都要承担相应的育人责任，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培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再次，要树立“分层教育、分类管理”的教育理念。研究生思想状况复杂多样，必须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才能确保工作实效。

（二）多层级健全工作体制。

1.明确校级层面管理部门

要做好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全校相关部门和人员分工协作、形成合力，这就要求在学校层面必须明确管理部门。一般说来，设有研究生院且研究生规模不太小的学校应成立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为便于系统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通常可与研究生院合署办公。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在学校层面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政策制定和宏观管理，并对学院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导、支持和协调。

2.建立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针对现阶段硕士研究生思想复杂多样的现状，为了在学校统一领导管理下，充分结合学科或专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些高校经过探索与实践，建立了二级管理体制，实行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统筹规划与各院系共同分担的管理体制。这种二级管理体制既强化了学校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又发挥了各个院系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3.建立全员育人工作模式

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绝不能仅靠一个或几个部门，更不能仅靠德育教师的力量，需要在学校范围内建立起有利于全员育人的工作模式。学校与研究生教育培养相关的所有工作部门都应将业务职能与育人职能有机结合，承担各自相应的育人责任，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合力。

（三）全方位建设工作队伍。

1.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仍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作用，要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入手。一是要提高对教师综合业务能力的要求。任课教师要从知识能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形势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相比其他专业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承载着最重要的育人职能，教学效果直接关系到学生思想的发展变化。任课教师应当从“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加强专职德育教师队伍建设

要加强专职德育教师队伍建设，既要保证数量，更要注重质量。一是要在人员选留问题上做到严格把关、科学选留。所谓严格把关，重点是要充分考察选留对象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保证选留对象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正面示范作用；所谓科学选留，重点是要充分考虑选留对象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历层次等，保证选留对象的综合素养能够满足工作需要，推动工作发展。二是要加大对专职德育教师的培训力度。不仅要组织岗前培训，还要定期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组织有针对性的知识、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全面促进专职德育教师队伍素质的提升。

3.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指导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职责。从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在指导教师选聘过程中避免“重才轻德”，注重对选聘对象政治素养、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考察。二是要明确指导教师所要承担的德育工作职责，将德育工作成效纳入指导教师工作考核体系，通过奖惩措施调动指导教师开展德育工作的积极性。三是要搭建指导教师与专职德育教师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组织有关德育工作的学习讨论，提高指导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能力。

4.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

研究生会、社团、党支部、团支部、班级等都是研究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有效组织。要加强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上述组织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一是要严格选拔。公开选拔那些经验足、热情高、能力强、思想素质高、服务意识浓，有一定威信的学生。二是强化管理。应加强学生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三是增强队伍的延续性。针对硕士研究生在校时间短的情况，要早发现、早培养、早任用。四是建立奖惩机制。对学生干部中的优秀分子，在评奖推优、选送出国、提前攻读学位、选留辅导员等方面要给予优先考虑，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5]。

（四）多途径提高工作成效。

1.教育内容需要更新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紧随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结合硕士研究生思想现状不断更新丰富，才能让学生接受和认可，才能收到好的教育成效。更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一是要从更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入手，将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二是要从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素质拓展、人文精神培养等内容相融合。三是从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发展规划、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资助体系建设等内容融合。

2.教育手段需要多样有效

教育内容的更新丰富，需要多样有效的教育手段作为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实效。一是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的多样有效，以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强化教学效果；以增加课堂讨论、主题发言等手段，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二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介，搭建一个论坛、博客、微博、QQ群、飞信等手段合力并用的信息沟通和教育平台。三是要围绕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活动形式，将专题学术论坛、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办新办好。四是要加强社会实践阵地的开辟和建设，组织学生不定期走入社区、农村、企事业单位、文艺团体等开展调研活动。

3.教育环境需要优化改善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需要站在全局高度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要明确并建设校园主流文化，发挥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要组织学生参与文明健康、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宣传渠道，通过加强校园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的建设，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4.教育对象需要充分参与

要提高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需要充分考虑教育对象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要通过更新教育内容、丰富教育手段、优化教育环境等，提高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二是要加强对研究生会、社团、党支部、团支部、班级等组织的建设，发挥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领导作用，调动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小霞.试论硕士研究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5）：74.

[2]蔡茂华，戴雪飞，陈翱.理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的对策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32.

[3]张艳丽，祝春华，王洪旭，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才智，2011（33）：213.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2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3

学科分立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需要以学科交叉为动力。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分别是政治科学下的两个二级学科。本世纪以来，这两个二级学科出现了进一步交叉的趋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近年来将研究方向之一确定为两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在2012年8月18日组织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期主题文章则是这次研讨会的后续研究成果，共邀请了国内在两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较为深入的五名中青年学者，分别围绕“两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两学科互动的理念研究视角”、“交叉视角下的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在两学科之间的外交政策学”等主题展开讨论。希望该专题可以激发学界对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关注。

摘要：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分工：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一学科分工基本上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假设之上，而这一假设则在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今天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又使得两者的交叉特征逐渐显现出来。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运用比较方法或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就推进交叉研究的理论创新而言，共有三条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第二种路径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第三种路径则是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整体来看，第三种路径对于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有着关键意义。

关键词：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交叉研究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09-16

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都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多年来，由于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这两个学科出现了明显的分途化倾向。本文回顾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不同发展路径，并力图推动一种两学科的交叉研究。本文在对两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和重点问题领域进行探讨之后，重点对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不同学科发展路径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脱政治学化的过程。这一点集中表现为国内结构因素在国际关系解释中的逐渐消退。在早期国际关系主流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内结构因素的解释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在《国冢间政治》中，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突出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对外行为的意义。摩根索将国家权力的来源界定为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等九种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九种因素基本上都属于国内结构因素。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华尔兹早期的作品当中。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分别把人类行为、国家内部结构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解释国际冲突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概念。华尔兹不是强调任何一种概念的优先解释地位，而是强调这三种概念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影响。

然而，当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到结构现实主义阶段后，即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发表之后，这种脱政治学化的特征就越来越明显。在这部著作中，华尔兹重点批判了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的“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等强调国内结构因素的“还原主义方法”。华尔兹认为，这种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和国家机构等单元层次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的方法，其本质只是一种外交政策的理论，不能够充分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华尔兹看来，不同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类似的国际政治结果。因此，华尔兹致力于构建一种关注政治系统中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国际无政府结构，其要义由两部分组成：单元能力的大小和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通过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强调，华尔兹把国内结构因素从国际政治的解释中排除出去。华尔兹把这种对国内结构因素的排除看成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此之后出现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基本上都接受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假设。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强调体系理论特征而使其核心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非常接近，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观念建构也被看作是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果。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假设的普遍接受，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脱政治学化的完成。

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科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脱政治学化的特征。例如，在1979年政治学学科恢复之初，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活动和学术会议，但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独立性的增强，国际关系学者参加政治学的会议越来越少。就目前而言，在国内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很难看到国际关系学者与政治学学者同场讨论的情况。

在国外，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内政治学化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表现为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缺乏清晰的界定。界定比较政治的学科边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研究议题来界定。例如，一些经典研究都把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研究等同起来。然而，议题界定的困难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内容与本国政治几乎没有区别。另一种界定则通过比较方法来进行。阿伦·利帕特（ArendLijphart）和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更希望用这种界定办法。例如，利帕特指出：“在政治学的几个次级领域中，比较政治学是唯一一个具有方法意义而非实质内容意义的学科。‘比较政治’一词主要表明其如何进行比较，而非具体针对什么内容进行比较。”萨托利希望从比较方法这一点上去寻找比较政治学科的独特之处：“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这种界定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如许多研究者认为，比较是一种研究者会自然运用的科学方法（或者说，任何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广义的比较），这种观点则会消解比较方法的独特性。例如，彼得·梅尔（PeterMair）实际上很赞同这种广义的比较观点：“说到方法，比较政治学很难说是独特的，因为很多现有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去。”

由于存在显著的内政治学化特征，所以在比较政治的学科独立性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梅尔就不太认同比较政治的独立地位：“由于比较政治学没有具体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对于将比较政治学看作一门单独的学科分支是否恰当，以及其价值所在，经常存在着争议。”比较政治的这种内政治学化特征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国内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还很不成熟。一些在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内容在国内还非常少。就学科发展而言，2010年中国才召开第一次以“比较政治”为关键词的学术会议。因此，与国外相比，国内比较政治学科的内政治学化特征应该说更为明显。

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导致其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的问题是，由于脱政治学化，导致其对国际现象解释的根基不足。因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在分析中排除了对国内因素的考虑，所以其对具体国际现象的分析必然会产生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而比较政治学的困难则是，由于内政治学化，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不足，从而使其学科发展的意义一直面临结构性的挑战。这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路径使得其与母学科——政治学之间形成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于政治学，而国际关系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政治学之外。

在研究实践中，这两组不同的关系（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分别与政治学的关系）也奠定了两个学科研究主题的不同。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当然，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差别。例如，理查德·罗斯（RichardRose）总结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其他差异：第一，比较政治研究更多是地缘性的（如比较学者通常认为自己是国别研究专家），而国际关系研究更多是主体性的（如国际冲突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在比较政治学中，对美国的研究是个例外（在美国语境下），而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则几乎是“标尺”；第三，从研究者的国籍来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更多的国家，而国际关系研究则被美国学者所主宰。

二、学科界限、国家主义与新挑战

上一部分讨论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各自的领域分工，即比较政治研究外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这种领域分工的基础是国家主义，即把国家看成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比较几乎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唯一内容。梅尔指出了比较政治学学科的三个重要组成要素：国别研究、国家之间的系统比较和比较方法。从这个要素的组成来看，在国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比较单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更加强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将国家的单一主体地位作为其基本假设。根据基欧汉的总结，古典现实主义基于三个假定：国家中心主义假定（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理性假定（国家是单一的理体）和权力假定（国家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这其中的前两个假定明显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接受了前两个假定，而只是对权力假定进行了修正。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甚至影响到之后的建构主义。例如，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s）的研究中，国家被建构为真实的、单一的、人格化的行为体。

这种国家主义的观念实际上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这两次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二战后兴起的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无疑受到这种国家观念的影响。然而，这种强势国家的情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受到挑战。在实践中，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次地区化的双重浪潮。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挑战表现为“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神话”开始破灭。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一些不同于国家的新行为体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种挑战的表现是，比较的单元需要重新界定。具体而言，次国家比较和地区比较正在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内容。正如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Snyder）所指出的，对次国家单位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近来许多诸如伦理冲突、经济政策改革和民主化等主题的研究都依赖于对不同的次国家政治单位之间的比较。同时，地区比较也成为目前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安德鲁·艾斯林（AndrewAxline）主编的《地区合作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案例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比较地区一体化（ComparativeRegionalIntegration）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研究热点。之后，菲利普·隆巴德（PhilippeDeLombaerde）等学者又提出了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regionalism）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比较地区研究在给比较政治研究带来挑战的同时，似乎在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隆巴德等指出，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地区主义的已有研究缺乏系统的比较，在欧洲地区主义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主义之间缺乏互动和沟通。而且，已有的地区主义研究在概念、理论和方法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裂。为此，隆巴德等学者建议在概念精确（concepmrigor）、理论折衷主义（theoreticaleclecticism）和实证研究方法三者综合的基础上展开比较地区主义的分析。

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对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观也形成了挑战。在究竟何者为国际行为的单元这一问题上，传统的认识是国家，但现在人们更多将其界定为团体或个人。这里的团体可以是跨国性团体，如跨国公司、跨国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是国内团体，如国内政党或利益集团。因为国外的影响会渗透进国内社会，一些并不是主动寻求国际影响的国内团体实际上也在参与国际交往，如某国内环保团体对外国企业在其境内环境污染的批评或诉讼。这里的个人可以是非常有影响的某国领导人，也可以是普通公民。例如，某国普通公民的跨国婚姻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国际性事件。这种去国家主义的浪潮要求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必须关注国内政治或国内社会结构。

因此，当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行为体时，以及当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国内政治时，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就会很明显。两学科交叉研究的意义在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研究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一体化最初是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一些重要研究者如厄内斯特·哈斯（ErnstB.Haas）、霍夫曼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Moravcsik）等都是国际关系的学者。这一研究特征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发展特征是一致的，因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初性质更多是一种国家间关系。然而，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洲共同体（欧盟）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政治实体。并且，一系列与民族国家类似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欧盟的民主赤字、合法性和后民族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范围，因此，这时的研究推进便非常需要比较政治研究者的介入。正如约瑟夫·卢派尔（JosephJupille）和詹姆斯·卡博拉索（JamesCaporaso）指出的，“虽然其生于国际外交和国际法，但是欧盟暗示和展示了一种以类似于国内政体方式运作的、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权威。关于欧盟的研究模糊地处在国际关系领域和比较政治领域之间。”

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亟需两学科交叉攻关的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对外交流时时常发现，中国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来源于一个政治学的判断，即“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民主国家之间彼此不会发生战争”被认为是类似于公理或定律一样的知识，所以仅仅寄希望完全民主和平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是，需要有力地证明并说服西方世界“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中国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然而，这一证明也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研究范围，而是比较政治学者的经典研究主题。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也有过类似的分析：“假如中美关系变成世界政治的支点，假定中国（或美国）是单一的行为体，以及主要关注两者的军事力量平衡是不充分的。更大的共识需要来自对两国国内政治的分析。”因此，未来世界和平的重心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焦点是中美双方在国内政治制度上达成的理解共识，而这一点的实现则明显需要比较政治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合力攻关。

三、交叉研究的理论推进

要推进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关注国内因素的国际化。国际关系研究对这一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讨。较早运用这一路径进行分析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华尔兹。华尔兹在讨论战争根源的三种意象时，其中第二种意象便是国内政治体制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因此，这一路径也被概括为“第二种意象”（thesecondimage）。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Allision）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较早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成果。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在这一路径上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防御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的发展上。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非常看重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结果的影响。前者的代表人物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将国家过度扩张的根源看成是国内政治的“错误代表”（misrepresentation），后者的代表人物法瑞德·扎卡里亚（FareedZakria）则把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界定为国家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自由政府间主义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一支。与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中对国家的单一和理假设相区别，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参与一体化的成员国行为受到其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对“高尔顿问题”（Galton’sQuestion）的讨论。相似案例比较是比较政治中最为重要的比较方法，然而在全球化情境下，相似案例比较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案例相似的前提下，又可以确保这些案例的相似是原生的结果，而非扩散的结果。例如，前英国殖民地都普遍采用威斯敏斯特体制，这一结果明显是强制扩散所导致的，而非殖民地自主选择或自发演变的结果。

第二种路径则是关注国际因素的国内化。两个交叉学科对这一问题都有一些理论尝试。例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尝试被描述为“颠倒的第二种意象”（thesecondimagereversed），其主要表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作品不仅仅关注跨国关系和国际制度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而且还分析这些跨国力量是如何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作用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在相关讨论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路径。亨廷顿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分析中，强调了欧盟、美国和苏联等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斯考切波则在其关于俄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中，突出了国际因素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第三种路径则力图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整合在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之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路径主要表现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games）的发展，而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这一路径则主要表现为多层治理理论（Multi-levelGovernance）的提出。当然，目前这些理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双层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获胜集合（win-set），其含义为第二层次（levelⅡ）的选民对第一层次（levelI）达成的协议所投赞成票的集合。这意味着，双层博弈理论的假设是，国内政治应该是选举政治。这一假设的存在使其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如何发展出能够整合选举政治和非选举政治（权威政治）模式的双层博弈理论，目前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种路径更应该成为交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心。第一种路径和第二种路径实际上仍是单向度的，而第三种路径才真正从双向互动的意义上理解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且，第三种路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一些元概念在全球化时代下产生的变化。这里将以国家为例说明这一点。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单向度的。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国家是影响社会力量间互动的结构。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则是构成国际结构的单元。从这两个分立的领域而言，传统的国家理论是割裂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结构的国家理论和作为单元的国家理论同时受到了挑战。一方面，就国内政治而言，国家已很难说是唯一的结构，而国际结构成为更为宏观的、更有影响力的结构。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国家也已经不是唯一的单元，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公民团体，甚至是一国内的公民组织、政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都变成了国际行为的单元。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建国家理论的必要性便体现出来。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更多成为一种制度通道，其功能更主要表现为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并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各种资源先在国内社会聚集，并逐渐形成公共资源。一部分公共资源直接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而另一部分公共资源则通过国家传输给国际社会（也包括诸如欧盟这样的地区性社会）。这些资源从一国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公共资源，之后再对这些国际公共资源进行再分配。这些国际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需要经过国家，才能进入国内社会。这样，国家便成为一种双向的制度通道。重建的国家理论，其本质含义是要实现国家的双向社会化。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国家要逐步实现地方社会化，即把公共资源向社会移交，这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含义。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要实现国际社会化，即国家也要把一些公共资源向国际社会移交，并推动国际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的生成。

上面以重建的国家理论为例对交叉理论研究第三种路径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因为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正在接近。有两本重要著作可以对这一现象提供证明。一本是加里·金（Gary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Verba）合著的《设计社会调查：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一书；另一本是理查德·勒博（RichardNedLebow）和马克·利希巴赫（MarkLichbach）主编的《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证据》一书。这两本书都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

结语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教学；平衡

自政治学学科建立之初起，理论家们就一直渴望了解和阐明各种政治体系及其变化。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考察并分析了希腊150多个城邦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他的《政治学》一书为人们提供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实例和资料，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注重比较的方法。回归到政治学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同样不可忽视“比较”教学在知识教授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始终牢牢把握“比较”的概念，更要时刻注意几个“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学生真正登堂入室，一窥比较分析的堂奥。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比较政治制度”课程为例，首先说明“何谓比较”、“如何比较”，并主要就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何谓比较：比较什么，怎么比较

“所谓比较，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由此对事物做出初步的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与本质特征，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与解释。”[1]（P.195-196）政治学就是源自于比较政治研究。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说过：“从本质上讲，政治理论的大传统是比较的、分类的和类型学性质的。”[2]

作为政治学科的专业骨干课程，《比较政治制度》既是学生了解各国政治制度、学习比较制度分析及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一课，又是进一步学习、掌握政治学理论初步分析现实问题的进阶之梯，在政治学各专业的理论学习与学科训练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好这门课对于学生巩固所学的《政治学原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对各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理解中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人们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分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分类是帮助理解政治制度的基本手段。和多数社会科学的情况一样，人们对制度的理解主要通过比较过程获得，特别是由于实验方法一般并不适用于政治研究，比较便显得尤其重要。因此，人们希望采用比较方法使研究对象对比鲜明。这种方法能够突出大量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这些事实若以其他方法研究则会使人茫无头绪――进而帮助我们找出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形成概念、假设和理论，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加以验证。诚如托克维尔所言，“若无比较，思想便不知如何迈步前行”。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那些试图了解政体的学者，不仅希望解释政体，还渴望“改进”政府。换句话说，比较政治制度中描述性解释与规范性判断紧密相连：是什么的命题和应该怎样的命题相关联。较为温和、中立的分类也会就有关政治结构和政府形式问题进行性质判断。这一点是在教学过程必须得向学生交待清楚的。

比较政治制度中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怎样进行比较的呢？美国学者W・威洛比（W・F・Willoughby）在其代表作《现代国家政府》中，对此曾有如下论述：

“……第一是关于政府的问题；第二是探讨世界各主要国家实际上如何解决有关政府的问题。对学生们来说，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政府结构和特点的大量事实并不困难，但弄清作为这些事实背景的基本原则，以求解释这些事实却并非易事。简言之，掌握各种机构、程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差异的实质特征是很困难的。这些困难还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突出，即往往由于对政治机构只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结果学生被引导去直接研究各个具体的政治机构，而忘记了首先应了解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正是这些原则才能使学生对学习到的事实进行理论性的说明。”[3]

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要在各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无论纵向比较还向横向比较均无例外，这样才会把握住制度的实质和动态。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关键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为比较内容的规律性。整个比较政治制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每一个知识点都需要在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特定的标准比较分析后，形成一般结论和发展规律。

二、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4]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4]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5]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6]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4]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8]（P.27）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三、结语

在进行政治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课程理论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又要强调对基本史实、发展脉络、演进规律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乃至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

因此，在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实践过程中，必须将比较的方法贯穿始终。除注意课时与教学量的分配，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在组织教学中要根据平衡原则组织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就事论事层面，而要在注意各自发展脉络的同时，对之加以理论解读。

参考文献：

[1]刘蔚华.方法论辞典[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2]杨红伟等译，[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W.F.Willoughby，TheGovernmentofModernStates，1921，Preface.V.

[4]聂军，刘凯军.“比较”的困境――对《比较政治制度》课程内容体系的反思[J].怀化学院学报，2007，（11）.

[5]曹沛霖等.比较政治制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郑楚宣，刘绍春.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治安管理比较研究社区警务

中图分类号：D035.34文献标识码：A

1治安管理比较研究的意义

（1）治安管理比较研究有利于把握治安规律、警务规律，丰富治安学术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治安学从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通过广大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法学、侦查学等其他社会学科比较起来尚属于年轻学科，并未形成本领域的专业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条件，积极地学习借鉴国外相关方面的先进经验，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做法，从事治安管理理论研究，对于构建治安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丰富和完善治安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治安管理比较研究有利于加强对各国警务实践和相关理论的了解，进而为我所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治安管理比较研究原则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对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首先，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分析处理各种治安问题，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其次，避免和减少研究弯路，提高学术研究效率，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再次，保证研究的实用性，倘若学术研究落入闭门造车的怪圈，无法准确感知外界变化，其研究成果必然与实际脱节。

2治安管理比较研究的方法

目前比较研究尚未引起公安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其方法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研究停留在表层化、浅层化，具体表现为“三多三少”：对国外介绍的多，比较研究少；对制度层面介绍的多，对业务层面研究的少；就事论事的多，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的少。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须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2.1比较的对象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

以社区警务（CommunityPolicing）为例，社区警务作为一种全新的警务思想和警务战略，始于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先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推行，并逐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警务改革的潮流和方向。我国学界研究社区警务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以制度化的方式引入社区警务是在2006年10月我国公安部下发《关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决定》，部署在全国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从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的指导思想、社区和驻村民警的职责任务、工作方式、警务区和配置警力、警务室建设、社区和驻村民警的配备条件和最低工作年限、管理监督考核、政治和经济待遇、加强对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的组织领导等九个方面对建立社区、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2008年，社区警务工作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将社区警务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2.2选取适当的对比角度

治安管理比较研究有这样一些角度可供选取：中外治安管理体制研究，治安管理手段、措施的比较，治安管理权配置运行的比较，治安管理评价指标的比较，各种治安问题对策的比较，各国治安战略的比较，具体治安制度、方法的比较，各种治安管理业务的比较。仍以社区警务比较研究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环境的角度研究社区警务；在社区警务本体领域，又划分为警务工作内容、主体组织、方式方法；同时还通过研究了西方社区警务的原则，弥补我国相关方面的空白。这就将理论研究置于一个完整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从主体、客体、手段三方面着手，加上原则统领全局，构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结构。

2.3比较研究应当具备开阔的视野（下转第61页）（上接第32页）

比较研究不单单指与其它国家的比较，还包括自身的比较。“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不同阶段的治安管理经验无疑对完善当代治安管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社区警务为例，社区警务尽管是从西方引入的警务理念，但其思想雏形我国古已有之：首先，古代中国的文化讲求整体思维、系统运作，恰好与社区警务综合治理的理念相契合。其次，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治安的研究大都遵循系统整体的原则。如《韩非子・显学篇》中写道：“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虐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在这里，韩非从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法制建设、社会保障四个角度全面地阐述了治安的含义。再次，古代中华文化成果中有大量的社区警务素材，应将教育与管理结合起来，即是将宗族伦理的道德教化与基层治安管理结合起来。

3治安管理比较研究的原则

3.1可比性原则

通过上文对方法的介绍，可以知道治安管理比较研究必须遵循可比性原则，包括比较的对象、比较的范围和时间、警务现象所处的条件和环境，在此不再赘言。

3.2系统性原则

为避免理论研究浮于表面，单纯就事论事，应当坚持整体论、系统论，与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相联系。以美国警察由职业化到社区警务转变为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种族冲突、社会骚乱、政治抗议、民权运动接连不断，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民众安全感跌至低谷，传统警务方式失灵，职业化警察面临严峻挑战。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地强调警察遵守法律，按照政治程序对上级负责，并不能取得民众的支持，宽泛的责任使警察疲于应付。在传统的职业化快速反应的警察工作模式下，警察尽可能快地从一个求助电话匆匆赶到另一个求助电话，除了回答求助电话外，他们很少有时间去处理别的事务，因而几乎不可能知道其巡逻的社区所发生问题的潜在原因。结果导致事件虽然被处理，但问题仍存在，公共安全状况越来越糟，居民在心理上和行为上与警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篇6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