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1

一、以利用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党和政府从国情出发，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非公有制经济有着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认识，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3年时间里，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想要迅速恢复和重建健康的国民经济，单靠重建国营工商业一种途径，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于是，我党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指导，对民族资本主义持肯定态度，采取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经济政策。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为五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并存，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强调了“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毛泽东还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2]这一时期的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采取团结政策，让其得到存续和发展，又采取一定的限制和引导政策，提防其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引导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二、以限制为主的利用、限制非公有制的经济时期

1952年1月～1952年12月，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认为限制与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3]

从1949年4月～1951年底，仍有不法资本家、国民党残余势力扰乱经济秩序，全国出现四次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部分民族资本家唯利是图，让中共对以利用为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开始有所动摇。1951年底～1952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内部以及私营工商企业中，分别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通过行贿、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经济斗争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经济问题从此被当成阶级斗争来对待，中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从利用为主转变为限制为主。

三、从限制到几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时期

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以及国民经济恢复三件大事的顺利完成，使中共一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共中央书记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15年时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4]经济上从继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消灭资本主义过渡。1953年1月～1956年12月，我党对非公经济的政策也从利用、限制向消灭民族资本主义转变。

1953年春，李维汉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济报告，毛泽东非常赞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途径”这一提法，并把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改为“利用、限制、改造”。1953年9月，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标志着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也标志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消灭私有制经济，使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此后的3年，国家又先后对工商业、农业以及手工业的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改造的步伐过快、过急、过粗，整个改造已经演变成为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程。

四、政策反复调整最终混乱、失调的时期

1956年9月～1976年期间，我党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和政策的制定，试图返回正确道路，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政策反复调整，最终陷入长期混乱失调的状态。由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对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重新思考，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调整。1956年9月八大上，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发展模式；[5]刘少奇和周恩来先后主张部分手工业要长期保持单独经营方式。同年12月，毛泽东也提出：“可以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可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以及“人民工社会”运动终止了，未能贯彻落实。

反右斗争，使党在经济政策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越演越烈。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在此思想影响下，党在经济建设上指导思想越发偏左，开始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经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对工业户、个体手工业户、小商小贩提出了不许存在、合并、重组等要求。同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一时期，私营、个体近乎绝迹，生产力严重破坏，外加自然灾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我党开始意识到“左”的危害。于是，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非公有制经济又获得了发展机会。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2

近几年来,原红星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已成为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如何团结和凝聚这股力量，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巨大作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区委统战部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高度关注，通过多措并举，我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深深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融入到社会事业的建设中。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展状况

1、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基本情况

红星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截止2019年，全区注册登记的非公经济组织共479户，其中：个体工商户416户，从业人员881人；私营企业63家，从业人员2100人。上规模的非公代表性企业6户（年产值收入500万元以上），分别是：伊春兴业碳酸钙有限责任公司、伊春欧深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伊春金瑞森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伊春星顺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伊春红旗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伊蓝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区委统战部协同区委组织部，在非公企业中开展党组织全覆盖工作，下派党建指导员11名，切实帮助非公企业扎实抓好“两个覆盖”，发挥好“两个作用”，打造“党建带统战，统战促党建”的工作模式。通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区共建立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7个。

从总体上看，我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祖国。他们勇于开拓，为我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结构特征

一是年龄结构偏高。以中年男性为主，私营企业主年龄在40至60岁之间，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年龄在25至55岁之间；二是学历层次较低。私营企业主少数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较少；三是收入相对较高。大部分接受调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收入一般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3、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活动特点

一是社交中自我定位较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创业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交中的身份定位不高。二是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大多数私营企业主认为把个人财产投入企业再生产，能够增加社会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可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三是参政意识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总体来看，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普遍活跃，要求参政议政、参与民主监督的热情较高，愿望比较强烈。具体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参政意识参差不齐，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政治参与意识较弱。

二、存在问题

1、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对经济发展缺乏深入研究，在制定工作措施和落实政策上做的不是十分到位，一些制度、文件流于形式，优惠政策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2、政治参与途径有待突破

与日益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规模相比，现有参政议政渠道仍显得狭窄，应该让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参与到人大、政协中去，参与民主监督，为全区的经济建设建言献策。

3、工作载体作用不力

虽然我区有工商业联合会和总商会，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载体往往只能起到一定的沟通联络作用，对一些成员关心的问题无法解决，而且统战部也主要依靠与其它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帮助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在解决一些急难问题时成效不显，载体应有作用未能发挥。

三、对策建议

1、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形成由统战部牵头，组织、人事、宣传、民政、工商、劳动、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和团体共同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合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工作的指导协调。深入调查摸底，进一步掌握我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数据和情况。既加强了政府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指导和工作协调，使区委、区政府有关重大决策体现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愿望和要求，也能及时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利益诉求和建议意见，供区委、区政府参考，帮助他们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

2、做好政治安排，培养代表人士

统战部和工商联将那些政治素质好、事业或企业经营不错、具有较大影响力、有较高威望和有发展潜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重点联系对象，尽力安排进区人大、政协和工商联，积极引导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他们提供社会活动平台，满足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和愿望，提高并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生活和专门行业领域中参政议政的能力；对政治素质好、经济实力强、专业造诣深、社会影响大的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协以及工商联等给予必要的政治安排，使他们能更好地影响和带动一个群体。

3、加强信息宣传，营造舆论氛围

充分运用思想舆论工具，通过现代传媒、信息手段，了解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思想动向，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营造做好统战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红星、电视台、政府网站等各类媒体开辟统战宣传阵地，展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先进典型，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树立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大力宣传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方针、政策，让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前进方向，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进步。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3

从非公经济新旧36条到十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短短三十多年里，我国非公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经济也是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自治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区城镇就业人数的75%以上，新增就业人数的90%以上，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选择。韩军委员用一组数字说明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预计2012年，呼伦贝尔市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占GDP比重为53.76%，实现税收收入占全市税收总收入的57.87%，从业人员占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48.08%。非公经济发展有效扩大了社会就业，带动了创业，创造了社会财富。”

巴图朝鲁委员说，在农村牧区一批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不但构建、延伸了特色产业链条，还带动了大批农牧民增收致富，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例如阿拉善盟骆驼产业的发展，通过政府牵头，引进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在内的一批龙头企业，加快骆驼产业研究及其产品开发利用，进而推动了当地产业发展和广大牧民增收。非公有制企业对于增加财政税收、促进劳动就业、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破除体制，在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及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目前，非公经济占我区GDP的比重超过50%，已成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全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绝大多数集中在餐饮住宿和制造、租赁、商务服务等领域，有些行业准入条件过高、存在垄断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不少非公企业。很多行业领域名义上已放开，而事实上却难以进入，这种“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玻璃门”。

当前我区非公经济要进入一些垄断行业仍存诸多障碍。非公经济在行政性垄断、金融支持、自主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弱势严重影响着其竞争力，与部分行业垄断相比显然势单力薄。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呼吁，进一步放低非公经济的准入门槛，营造非公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政协委员、自治区妇联主席陈羽积极提出建议，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在更多领域吸引民营企业参与。人大代表李雪涛认为，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在能源、金融、铁路、市政及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国家没有明令限制的领域和行业都对非公有制企业放开，这对广大非公有制企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消息。能够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期盼。

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增加民间资本的投资选择余地，不仅对于缺乏投资出口的民间资本可以起到分流引导作用，避免民间资本集中于住房、股票、投机生意等狭窄投资领域，而且还有利于激活市场竞争，依靠市场力量逐渐打破部分垄断企业“一企独大”的格局，解决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经营激励问题，帮助垄断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从另一个角度说，两会对非公经济的鼓励和支持，吹响了垄断企业推行改革自我完善的号角，进一步营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全面落实中央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区实际尽快出台实施意见，全面清理歧视性规定，依法保护非公企业合法权益。

政协委员宋光荣说希望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精神，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希望有关部门多到非公有制企业中去调查研究，给予鼓励、引导，为其排忧解难。加大金融、税收、科技补贴等优惠政策支持力度，并且让这些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使政策与实践“无缝对接”。

武春林委员建议，政府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时，可以将地方的职业教育培养方向和本土企业用工相结合，既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还能解决企业用工难题。地方政府首先要把职业教育列入地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当地职业学校围绕当地工业进行培养工种。

哈斯布和代表认为，各级政府应一如既往地突出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政策、市场、资金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他说，具体来讲应做好以下工作：培育骨干企业，制定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成长力看好、综合实力较强的骨干企业，继续在土地政策、税收减免、审批程序等方面给予倾力帮助；完善服务功能，积极拓宽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渠道，有针对性地为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等服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有效缩短非公企业交易时间，节约交易成本和销售成本；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政策出台了，大家更关注的是能否落到实处。扶持非公经济，克服贯彻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不能仅靠“政策放开”，而需要与之配套的立法与执法、政府职能改革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的配合。这种举措需从政策放开走向法制保障，即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使之执行起来更有准则，帮助非公经济破解“放而不开”的“玻璃门”。除了立法机关尽可能及时地制定修改补充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保障外，还应为非公经济营造安全稳定的成长发展环境、形成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政协委员白新维作为非公企业的代表，呼吁这样的政策尽快出台，用政策的“尚方宝剑”为非公企业“保驾护航”。

把发展中小微企业作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引导中小微企业围绕大企业、大项目搞配套协作，以项目、品牌、产权等多种形式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各具特色的中小微企业集群。

田震委员表示，要提高大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扩展金融产品，改进担保模式，创新融资方式，提高减免税费力度。融资难和税费高是长期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和关键问题，要针对问题找对策。比如，以商会为单位给予非公有制企业金融支持，这样，既可实现有效担保，又能够提高信贷利用，降低信贷成本。同时，能够增强商会的凝聚力、执行力及产业发展潜力，发挥金融作用的正能量。

李雪涛代表说“有了政府的支持，广大非公有制企业自身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做大做强，为自治区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发展中小微企业需要大力推进中小微企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整合升级。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强产学研联合，提升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支持中小微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实现节约生产和清洁生产。

发展中小微企业需要推进自主创新，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努力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培育更多自主品牌，重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中小微企业与大企业、大项目建立多种形式的配套协作关系，引导中小企业集聚发展。

发展中小微企业需要进一步实施有利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积极发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加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比重。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企业和融资租赁企业，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及时制定中小微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逐渐扩大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模，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完善现行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认真落实完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全面清理和整顿涉及中小微企业的收费问题，执行收费管理及项目公示制度，进一步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4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

“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有着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关键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大家都知道“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与地位。与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无非是“补充经济”或者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经济成份中的法律地位也居于次要地位。相应的，所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的主体（指个体、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个体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也只能享有“次国民待遇”。几十年来，习惯如此。这也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的特色。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其主体没有主次之分，“领头羊”的身份是靠经济成份主体自己挣出来的。但是，打破旧有的习惯需要勇气与机遇。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至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第一声，意味着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取向成为历史。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了。还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不一定非姓“公”了。如此说来，“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不仅有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对我们的国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更加有着非同寻常的法律意义。

一、36条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由国家政策法律的肯定与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何一种所有制成份都将难以存续。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在政策上就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历程。1980年8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这是在政策上第一次对个体经济的肯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认可了“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多种经济形式的一种形式，以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政策上不断得到逐步提高。1988年4月，我国《宪法》确立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同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宪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工作，当年共登记私营企业90581户。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使以私营、个体合作为主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在我国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作为一种所有制成份的存在，在由国家政策肯定的同时，法律的确认也至关重要。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确认，最重要的是我国宪法的修正案。1988年，我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又一次修宪时，非公有制经济由原来的“补充经济”成份被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再次修宪，增加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一步一步的变化，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并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享受国民待遇问题上，其实际操作突破不大，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到国际市场的拓展性发展受到了限制。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连续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这些被专家认为是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但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中小企业并没有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保护性措施。这说明问题仍然是来自于国家政策上和法律上的不完善。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看，虽然宪法已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至今在具体法律上仍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因而无法得到足够的法律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内市场准入及融资方面仍面临着一些明显的体制性障碍。这些法律与政策盲区，使民营企业在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都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对以上情况，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就势而为，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推出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是我国至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以此文件为分水岭，我国政府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手段和举措，从分散的政策支持转为总体的制度保障。文件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格地位加以提升，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凡是对外商开放的行业与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本同样享受。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与其他所有制主体一样，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原先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这将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个“质”的飞跃。同时，意味着从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使他们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可以参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而不受限制了。

总之，“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①

二、36条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是指在证券发行中，发行人应及时公开与发行证券相关的信息；在证券交易中，投资者获得公平的交易机会；而在证券市场管理和证券发行中，国家管理机构和发行人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上市申请者和股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公开原则是指政府机关管理行为的透明度。要求政府机关将自己的管理内容、管理程序以及管理行为适时公开，增强政府机关经济管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公平原则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在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中的平等，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待遇平等、获得的竞争机会平等，以及在交易中权利义务的平等；公正原则，则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应公正地给与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以同等的政策待遇，比如，对所有市场主体制定相同的竞争规则、标准来体现公正原则。其实，说到底，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所体现的价值，一是秩序，二是效率，三是公平。公平不仅是指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公平，还包括社会总体的公平。社会总体公平，不但要求市

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也要求国家给与市场主体公平的机会，公平的政策待遇。同时，有了社会总体的公平，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开与公正，国家社会也才能有真正的秩序和效率。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是我国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选择。“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政府管理的“三公”原则，体现了社会总体公平原则。比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36条”以一个正式的国家文件形式，向全世界承诺，要对本国公民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三公”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实际行动。在入世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为所有的市场主体构筑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平台，给与了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公平的政策待遇。不管是公有制经济主体，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或是外商投资主体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没有尊卑优先普通之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另外，“36条”在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社会服务方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方面，体现了公开原则。

三、36条将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性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36条”第一条第1款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清理和修订工作要在2005年底前完成。”那么，目前涉及到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哪些呢？如果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许可证制度的有20多部法律、60多部法规和规章，包括14个行业、149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且有些职能部门通过规章形式，自行规定实行许可证制度或擅自扩大实行许可证制度范围。因此，一些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修改与完善。②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待废止的法律，如《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等。1988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国务院1990年1月颁布的《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中规定“国家不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从事金融业、对外贸易业、轻工业、房地产开发业、铁路运输业、远洋运输业等重要行业。”这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规定相悖的法律法规当然应当及时废止。

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待修改完善的法律，是指那些与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36条”本意相悖的，与宪法修正案内容不相适应的，或者严重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这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等等。以上法律法规到底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取得法人资格方面。以前，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主体，取得法人资格的条件也不同。国有、集体、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具有一定的注册资金，就可以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商独资企业按《外资企业法》的规定也可以取得法人资格，而个体、私营企业，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都不能取得法人资格，这意味着这些主体在生产经营中只能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非公有制主体能够取得法人资格，也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其注册资本按照拟设立的公司的不同类别（生产、商品批发、商品零售和科技咨询服务），最少不能低于50万元、50万元、30万元、10万元。这样，对没有资金或者很少资金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来说，要取得法人资格是不限制的限制。

2、在企业融资方面。《金融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允许上市发行股票，也不允许通过银行发行企业债券，限制了上规模、有发展潜力的私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融资能力，增加了企业资金的使用成本。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也受到银行贷款条件、额度及担保条件的过分限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还规定，不允许公司向合伙企业投资，或者与自然人组建合伙企业，因此，个体、合伙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3、在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方面。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应按33%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应从企业的收益中按20%的比例提取个人所得税。这种既收企业所得税又收个人所得税的双重征税制，必然增加个人独资企业的负担，限制个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

4、在破产保障制度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竞争激烈，风险很大，经营亏损、倒闭破产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破产保障制度，仅有试行的国有企业《破产法》。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一个程序，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破产保障制度，导致在实践中倒闭破产的民营企业主不顾一切、一走了之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者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影响民营企业的正常健康发展，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最终，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保障。

四、36条将树立反垄断的旗子

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反垄断法，决定于它的经济体制。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时，自然形成垄断现象，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中小企业，被大企业以及企业集团所排挤、掠夺。那么，这个国家为了保护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必然要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为所有企业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则必然形成国家垄断，其政府部门会以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限定行业垄断，对限定的行业限制部分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当然，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也就形不成竞争的市场氛围，就不可能进行反垄断，制定反垄断法。看来《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宪法”之法。

我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企业在兼并中向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垄断现象充斥市场。近些年来，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下，借助我国对其的政策优势，也助推垄断的加剧，这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10多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反垄断法》，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阶段。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界对涉及反垄断的一些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一直争执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目前还不算是十足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其垄断的性质多为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纯粹的自然性垄断。因此，《反垄断法》的产生也就难以突破。

“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出台，打破了这一尴尬的僵局，允许民营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部门乃至国防工业。在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成为其中的竞争主体之一。

“36条”的规

定，是对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突破。全国工商联的新近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等15个行业。从调研数据来看，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商业类第三产业（20％）。③经过长期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长出许多在国内国际市场中颇有实力的知名大企业，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不少民营企业准备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钢铁、汽车、微电子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这说明民营企业有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要求。但这方面的进入通道仍然不通畅，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行业限制仍然很大，特别是在铁路、电力、石油、电信、民航等国有垄断行业。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所谓的垄断行业，如民航、石油等实际上并不属于自然垄断，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一些行业之所以长期对民营企业紧闭大门，主要是因为许多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直接参与到某些行业的经营当中，由此导致对这些行业的垄断以维持高额的利税来源。垄断导致进入不充分，有效供应不足，价格向上走，也使一些垄断行业成为经济发展瓶颈，如水、电、收费公路、地铁等行业。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浓重行政干预色彩的垄断。而“36条”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就必然意味着对行政性垄断的突破，为我国的反垄断树起了一面旗子。

五、36条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3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这一规定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也结束了私营企业、个体挂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因财产归宿而发生纠纷的历史。在此之前，尽管宪法已经明确宣示，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但由于宪法对保护公共财产的宣示要强烈得多（宪法第一章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种区别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为区别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法律和相关文件中进一步强调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旧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种观念是说，国家富有了，人民才有饭吃，所以保护公有财产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其实这种观念现在应该倒过来理解，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因为，溪流成河，百川归海。人民富裕了，国家就更加强大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民间的财富积累，再怎么富也富不起来。因此，保护私有财产的政策是英明之举。“36条”在我国社会长期对财产保护观念不清的情况下，明前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这不但是财产明晰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存续、发展的实质意义上的保护。

以上是笔者对“非公有制经济36条”法律意义的解读，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注：

①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在“全球财经观察”网上对36条出台的评说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5

关键词：宪法；非公有制经济；政府举措]

1宪法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约定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是通过宪法规范来确立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中的地位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自1982年以来有三次宪法修正案涉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经过宪法修正案对于非公有制经济问题规定的3次修订，从对“私营经济”的“指导、帮助和监督”，转变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及“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确立了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与原则导向。由此可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宪法的认可与保护，并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立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仍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政府落实宪法非公有制经济规定的举措

为落实宪法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解决目前个体民营、“三资”企业所面临的“三座大山”，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第一，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牵头修订并全面实施了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中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精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制，全面清理取消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实现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落实以在线备案为主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并组织对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资金补助、资质许可等方面是否享有公平待遇进行专项督查，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公平待遇，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第二，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人民银行牵头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细化监管措施，强化政策协调，提高政策精准度，稳定市场预期，落实抓好支小再贷款、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小微企业金融债券、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相关政策。银保监会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建立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信贷投放挂钩的激励机制，积极推进“银税互动”，鼓励商业银行依托纳税信用信息创新信贷产品，推动税务、银行信息互联互通，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第三，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发展改革委牵头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公布投资审批事项统一名称和申请材料，实现各类投资审批在线并联办理。国务院审改办、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按时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逐一制定出台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或优化准入服务的具体办法和加強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

第四，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国务院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落实放管结合、并重的要求，在持续深化简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健全适合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全覆盖、保障安全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夯实监管责任，健全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完善配套政策，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不断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规范市场秩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3政府落实宪法非公有制经济规定举措的分析建议

总体而言，政府的举措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问题解决性，并且将任务落实到了各省、自治州、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但同时政府的落实举措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部分政策制定不科学、政策的执行方式仍需要完善等情况。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导致结果适得其反。对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提高工作艺术和管理水平，加强政策协调性，细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关配套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要提高政府部门履职水平，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方向，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篇6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研究述评

Abstract：Theresearchofthepolic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boutprivate-economyhadbeenpaidmoreattentionwiththedevelopmentoftheprivate-economy.Recently,theresearchwasmainlyaboutthechagementanddefinitionoftheprivate-economy,thehistoricalstagesofthedevelopmentofthepolicy,thehistoricalfactandhistoricalevaluation,etc.Eventhoughtherehadmanyperformances,therehadsomedefectessuchasthenon-integrity‘shistoricalresearch,etc.Weneedpaymoreattentiontothis.

KeyWords：private-economytheresearchofthepolicythestatementandevaluation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许多的相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可以划分为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和专题思想研究两个角度，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看，对基本概念或名词的界定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与探讨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名称也不尽相同，在相关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了这种历史演变。

从“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建国以前，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不存在，当然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最终“消灭私有制”，因此，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有关政策多是针对私有制。另外，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当时的经济形式划分主要为农业、手工业、工业，而工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要形式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时党的有关政策与文献中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可能出现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近几年有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名词来看，对建国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有关研究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等等名词，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历史的演变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我党对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有关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研究角度。

“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词义本身来看，显然是针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即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经济形式，而从反义词的角度来说，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应该是“私有制经济”，因此，使用非公有制经济而不用私有制经济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领域新的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各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涌现，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等，使得对各种经济实体的所有制界定越来越困难。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对私有制这个名词比较敏感，因此，在所有制理论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前，不能再简单地用公有制、私有制的形式来具体划分某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界定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非公有制经济表述为：个体、私营经济与合资经济。其后的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一界定，但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总体来说，众学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含义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持此观点者不同意把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民营经济，其理由是：一是中央没有民营经济的提法，提民营经济有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之嫌；二是民营经济内涵小而外延大；三是民营经济缺乏法律的规范，工商企业法只承认个体、私营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具体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它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但个体、私营经济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混合经营企业重的私人经济部分，国有民营和集体经济私人承包、租赁的经济形式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狭义上讲，人们习惯上把以个体、私营、独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称为非公有制经济。从广义上讲，所谓非公有制经济泛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各类集体公有制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

现在人们通过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对十五大报告及新宪法的学习，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渐趋一致，但一谈到它们的社会性质，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理论界仍是歧见纷呈，各执一说。

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二是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公有制经济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史补充成分，二者都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二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从总体上来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具体来说则具有二重性和可变性，关键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与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控制力加强。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其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在未来社会要着重建立个人所有制，未来社会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企业是私人所有制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第四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性的东西，哪一种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就依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理由是：1、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指国家实行一种经济体制，因此，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发，不能得出“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的结论。2、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质，组成部分和性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3、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阐明的是它的社会性质。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则是指建立在此初级阶段中的各种具体经济形式，其中既包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包括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形式，二者不能混同。4、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判断，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为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并且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矛盾的。（三）

在史学研究中，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还暗含有研究者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起点的选择和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多种多样，这说明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思考上分歧较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因此，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研究显然应该以党的成立为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有关的研究的起点主要有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相应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下面就以这两个起点为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关于建国以来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的历史阶段，有两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等几种观点，而其中较为多见的是三段论。

其中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是：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为对立论阶段，这一阶段强调绝对公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经济成分，因而急于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致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为补充论阶段，这一阶段由既不鼓励也不禁止到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由有益补充到鼓励发展，表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比较自觉的状态；从党的十五大以后为共同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把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引进制度内，这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消除了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顾虑和障碍，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保证。另外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为：把1949年到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扶植、利用、限制”的政策；把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第三阶段，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为“鼓励、引导、发展”。

两段论的划分方法为：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保护鼓励、根本改造到排斥消灭的演变，对国民经济起了促进、小挫、大锉、增速减缓等不同作用；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鼓励发展”再到“共同发展”的演变，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段论的划分方法是：1949年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用和限制阶段；1953年至1956年为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阶段；在1957年至1978年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被消灭；1978年以后，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又逐步得到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五段论与四段论的区别不大，只是把四段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已，这里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变化的历史分期，主要有两段论和三段论两种观点。其中两段论认为，从1979年至1990年为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为：生存空间狭小；总体规模发展速度快；单个规模小，经营管理不规范，存在问题多。从1990年至1999年为迅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有两个突出性的标志，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立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二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时期无论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还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段论的划分是：第一阶段为1978-1981年，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利用论”与实践中在高压下艰难起步；第二阶段为1982-1991年，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补充论”与实践中在夹缝中生存；第三阶段为1992年至今，其特点是在理论上的“重要组成论”与在实践中的高度发展。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还有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三次历史性飞跃、三次思想解放等等角度的划分方法，但其实质内容与以上的观点大同小异、多有重复，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

（四）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指的就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结果。这里面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纲领、章程、政策、宣言，其中以各个时期的、每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为主线。二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其中以三代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为主线。

众多学者用来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研究的历史事实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的政策上：一是以中共“七大”报告为基础，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于这一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使得我国经济稳定、迅速地发展。其中涉及到的有关政策有：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1953年《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允许它发展多长时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却很难从这些政策中找到答案。二是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为起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体政策，一直延续到结束。在这一时期，尽管也有一些领导人在特定阶段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党的政策是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而且确实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起码是减速的作用，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政策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党的有关政策非常丰富，涉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历届党的中央代表大会的报告，、宪法的修改，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到“有益的补充”再到“共同发展”的发展过程，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五大的有关决议和报告是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研究的重点与中心。

（五）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这种历史评价既是研究的内容与视角，又是研究的结论与结果，没有历史评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政策是所有的学者有定论的，那就是期间和改革开放以后。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了上风，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实行了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认真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开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环节进行改革，逐步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给非公有制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

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上，主要研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另一个是对“三大改造”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正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三者并存的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体制似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或者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当前改革中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批评者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仅从理论上看上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而这两次转折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是反向的。目前，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三大改造”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分歧在于应该如何评价照搬“苏联的模式”，通过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三大改造”的策略步骤方面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目标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即便是在对于这种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等等方面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别。与此相关，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有三种：一是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认为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认为这是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甚至有学者将这项思考上溯到百余年的中外社会经济思想史，认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没有摆脱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六）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目前还未见到有将党的80年历史进程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完整分析与研究的论文或专著，特别是缺乏对建国前的有关政策的研究。可能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研究重点只在于我们掌握政权、领导经济建设之后，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样就使得研究缺乏逻辑上的完整性，对历史原因的挖掘不深刻、不彻底，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与总结的说服力不够。

二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这样就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使得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一是将80年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看作一个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描述出政策发展的一个整体的历史轨迹，侧重于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充分展示政策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二是深入挖掘政策背后的历史原因、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充分展示历史背后的深层因素，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加以综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对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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