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原因篇1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中华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的独特展现。它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脉相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更要基础和宝贵资源。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强劲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活力，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原本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上千年来，口传身授的民族民间德统文化正面临着流失和灭亡的危机，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因受地理因素和环境改变的影响，同时又难见经济效益等方面原因，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了“断档”的窘境，甚至有些项目已灭亡。因此，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二、运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种类繁多，同时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广阔，且保护工作又涉及到政府行很多的行政管理部门，这种职责不明的多部门管理，造成交叉重叠的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各管理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导致各项工作难以进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和管理，那就是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期约。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各部门职责和分工。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了文化部门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而且有了法律的授权就能更好地履行和实施管理职责。

所以各级的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加强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增强管理的力度；不仅要做到缜密规划、细心组织、精心实施，还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三、经费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因为资金的缺乏，很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保护，并处在濒临消亡的地步。例如：有些早年收集上来的档案和材料已开始变黄发霉，像录音j录像带有一些也要报废；最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缺乏致使有些单位本想要抢救老一辈表演艺术、演唱艺术、传统行当的脸谱艺术等计划都无法实施。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建立一些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和地方文化艺术档案馆等相关的设旌等等。然而现在许多经济落后、人口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物质脱贫致富的建设上，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文事业化建设。从而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崩溃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一定资金的投入是重要的保证。那么，设立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就迫在眉睫。

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是传承保护的重要环节

很久以来，我们对文化安全意识的认识很薄弱，就出现了民族文化资源流失的现象。例如：据报载，日本菜城市有家博物馆是专门收藏中国民间文化珍品的，规模很大，种类很多，使许多参观者大为叹惊。又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形成的民族传统节日，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令我们感到耻辱的是却被韩国抢先“申遗”成功了，并列入该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遣产名录》。按照这种谁先申报谁就拥有的国际惯例，是合法又合“理”的。这些鲜明的例子从而证明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缺乏与不利，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伟大的中华民旎人们留下的文明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因他国的文化撩夺或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而流失或失传。为此，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加大保护力度势在必行。

五、让传统文化在高校生根开花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有效途径

之所以认为高校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因为现行教育体制中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方面的普查、挖掘、研究、整理，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大学是先进文化知识的发源地，不仅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养分和动力，同时还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教育场所。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群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对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青年学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理想，巩固和提升民族自信心，实现河北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保护非遗的原因篇2

一、保护理论基本概念的学理阐释

按照现代意义上的表达方式,大到学科,小到概念都应当有着严密的学理释义与系统阐述。而学理的释义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那么首先面对的就是“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等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和深层阐发。

(一)关于“民间音乐”。本书认为“民间音乐”概念的关键在于“民间”的界定,这里作者引入了人类学与伦理学的概念,将“民间”解释为“小型社会”①,指出“民间”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实”,“民间音乐是(相对封闭的)小型的前现代社会中具有仪式性和对外影响力的、多种类口头或器乐即兴表演的时间艺术(因此属于非物质或无形遗产)。”“承担着小型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和民间信念的表达功能。因此它的创作(作者)才可以说是集体的(匿名的)。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民间艺术)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在它的表演背后有一套民俗制度的支撑,它的意义需要在这套制度中确定”,具有“依附性”。民间音乐的表演与创作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而集体性的在场(观看)既是接受也是批准,是规范也是释放(宣泄或忏悔),是一种具有民主性的程序”。②由此,“传统社会中的民间音乐表演并不完全是演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这就是说,民间音乐所负载的生命过程还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它就是共同体完整民风习俗本身。”③

书中围绕“民间”与“民间音乐”概念的阐释,是从本质上明晰了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④,这一点应当是建立保护理论与政策的首要前提。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作者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认为“文物或其它有形文化遗产已经是单纯的文化符号,即人类创造的物化结果,与人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相对分离。非物质(无形)文化遗产则是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而民间音乐之所以属于这个“与创造活动尚未分离的符号生成过程”,就因为“它是由现实生命的表演所负载的,和这些生命过程不可分,也是和每时每刻的创作、再创作不可分离的”,它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绽放着的持续过程”。⑤

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原则、制定与实施。有形文化遗产与现实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相对分离,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一定要由现实的人来负载,而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变迁、发展,这使得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给其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带来一系列特殊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有形遗产的保护理论与政策难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保护上,同样用哲学语境来表达的话:这是一个价值观升迁与价值表达系统不断互动、生成的问题,是价值表达式在解释和意义充实过程中如何保持同一性的问题。因此,对应已建立的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创建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政策实属必然和重要。

(三)关于“遗产”。当我们用大量的例子论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重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遗产”本身,以及非物质文化作为“遗产”概念出现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遗产即是因其所有人、拥有人已经死亡(died)而成为过去生活见证的遗留物;非物质遗产则是垂死的(dying),即其尚存于前一个社会形态中的传承人、所有者(口述与表演者)留下的动态影像。然而文明就是依靠遗产不断进行的生产和积累。遗产不是一般的、任意的遗物,而是遗物中的精华,通常也被称作财富。这时,这种遗产就会变成并被称作资源、资本,成为具体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前提。这时,遗产是以我们的尺度(需求、好恶)评价和取舍的。我们是主体,遗产是对象。⑥

对于“民间音乐”与“遗产”的关系,书中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以遗产的名义保护民间艺术是一种复杂的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要从遗产的角度估价艺术;另一方面也要从艺术的角度评价遗产。……民间音乐(民间艺术)在后现代的今天被作为遗产看待,首先是被当作一种有历史距离的因而是外在的事物看待的,它被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资产、原料看待;同时它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异己”、“差异”、“他者”引入到当代社会中来,以改善当代文明的多样性状态。⑦

这里将民间艺术归为资源显得有些绝对化,但从遗产的角度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具有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遗产是前人的遗留,那就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把非物质文化称作遗产时,其实已经暗含着一种对其“垂死”状态的默认和“差异”化心理。同时,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不同遗留方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件有着五百年历史的青花瓷瓶时会小心翼翼,而面对一首同样流传了五百年的民歌时就敢随意篡改它”⑧,因为前者是有形的遗留财产,而后者常常被我们认作是“垂死的”一般遗留物。

本书中类似的概念界定很多,此处不做赘述。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作者的叙述有着严密的逻辑,且极具启发意义。

二、“文化保护”的哲学阐释与保护原则的伦理学定位

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的引入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从田野方法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方面得到收益的话,那么,按照“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逻辑,哲学视角的切入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认清事物的本质。由于有哲学学者的参与,本书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产生”进行了哲学式解析,并由此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伦理三原则”。这是本书的理论创新之一。

作者从人本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文化遗产对于人类的意义,将人类对遗产所做的一切行为归结于“道德责任”的层面;将人类对遗产的保护行为诠释为:促成历史整体与每个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这种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本质的哲学阐释,避免了对非物质文化保护认知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通过这种哲学思辨,结合民间音乐遗产的存在方式,作者自然而然地将保护遗产引向伦理学,将保护工作制定的根本出发点以伦理学进行阐述,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三原则,即幸福、审慎、补偿。笔者理解为尊重、协助、负责:第一,幸福原则。就是指对待民间音乐遗产我们应当本着尊重的态度,尊重民间音乐的一切,包括其对自身的改革和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和自以为是的善意去为民间音乐设计前途。让“民间音乐”自己走自己的路。第二,审慎原则。即应当以协助的态度对待民间音乐遗产。保护不是做救世主,不是善意的施舍,而是“两种有差异的文明间的对话”。不要以“预言家”自居,干预民间音乐自身的发展,更不能命令或强制,而是应当给与民间音乐更多的思考空间。“保护”意味着为民间音乐适应社会发展“找到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第三,补偿原则。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民间音乐及相应民风民俗的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化引起的。因而现代化的一方对其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之一,所以在制定保护政策时,成本效益不应当成为推脱的借口和考虑的首要问题,对民间音乐“负责”才是第一位的。⑨

“伦理三原则”的提出,实质上是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定位在伦理学的“道德”层面上,定位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和谐社会观念之上,定位在一种人与人、今人与古人、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上,将“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人文主义关怀的层面。伦理三原则的提出更使得保护的态度明确起来,而态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物的成败,因而它对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强调以经济指标为参照的田野调查方法

从调查方法来看,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田野工作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数据的调查,将其与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进行共时性比照,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正负相关。对经济指标的大量收集与整理,使本书在叙述中不仅有传统的文本描述,还有经济学数据分析,从而展现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音乐类调查报告不同的景象,使得山西各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及发展趋势更为清晰。并且,经济指标的加入也成为作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化”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支持。

四、保护目标模式的设立及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提出

在前述理论的基础上,本书参照以往有关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研究,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习俗上的可持续、运营机制转型的可持续、解释学的三个保护目标模式。

笔者认为:所谓目标模式,就是指保护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目的不是笼统的一句“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是将其定为一种近似量化的可以有相对判定的标准;“模式”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希望“保护”最终能够形成一种良性运转的社会机制,也即以上三种“可持续性”。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使得保护政策实施的检验有了一定参照系,而从这三个所谓的“可持续性”来看,与前文论述的伦理原则是一致并相互呼应的,充满着对保护对象――即“作品和表演家群体(小型社会及其全部风俗)”的充分尊重。

根据这一目标模式,作者在书中进一步从以传承人为中心的保护对象、以表演活动和运营机制为扶持重点、公共政策扶持的主要方向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细致的政策建议,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作者认为:所谓“小型社会”不仅是指种族人口较少,制度文化不发达,而且是指其在地域上的相对封闭。这里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自然条件、相对自足的经济体系(生产体系和适当的交换体系)、相对充分的婚配制度体系。这就是说,在不排除历史迁徙和有限外部交往可能的情况下,民间艺术总是流行在相对封闭的小区域之内的艺术。地方生活的独特性是其艺术表现地方性的条件。(本书第33页)

②本书第32―36页。

③本书第99页。

④本书第100页。

⑤本书第99页。

⑥本书第48页。

⑦本书第50页。

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在第13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决赛中针对“原生态唱法组”的总结点评。

保护非遗的原因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

中途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9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相比于文化遗产有着较大程度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捉摸主要是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和载体的活态流变性，也因此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的保护方法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而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提出，有利于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强化物质的载体、规范保护过程、扩大接受的范围以及增强保障的真实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档案保护是在新型保护领域上的探索，而对于档案学来讲，也给档案理论以及档案事业带来全新的挑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等。其自身具有的特点如下。

（一）社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是指非物质自始至终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起自身的形成过程到以后的存在以及传承都是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加以实现，因而能够从某些方面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创造力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以来人们的各项实践活动，它起源于人们的生活，并扎根于人们的活动中进而不断发展，最终才有了各民族所独有的民族文化。因而，文化的社会性也决定了非物质文化也具有社会性。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有其独特的一面。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主体是多种多样的，但主体成分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外，非物质文化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环境因素息息相关，例如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以及当地的的地形、气候、人文环境等。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交流等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传统的手工工艺需要一代代的延续，表演技巧的传承需要人们言传身教，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一旦离开传承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将会发生破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保护方式、保护手段等都是以人为媒介来进行选择，人们的强烈保护意识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

（二）历史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比喻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以及存在的价值显而易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本身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历史信息，更是历代传承者智慧的结晶。从不同方面反应着人们的感情、思想、信仰以及审美、价值观。例如戏曲艺术的形成是经过表演者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一次又一次的观摩改进，从每个细节入手直到整体的完美表演，无处不凝聚着表演者的智慧以及心血。人们对戏曲艺术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还要研究它的起源、兴起和演变、发展的过程。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的剧种之一，它起源于明代，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历史沉淀依然吸引着广大爱好者。

（三）地域性。世界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因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具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深刻影响着本地域的文化，同时地域性的存在也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息息相关。

（四）多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存在形态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贯穿于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中，清晰的展现着人们的生存状况。

（五）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其目的在于促进人们活动的开展，表达出人们的某种情感、信仰等。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会较大程度的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概述及其原则

通过实施保护可以使得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工作得以联系。档案化，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形到有形的重要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作为一种系统性的保护方法，就是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档案纳入档案管理范围，以档案管理的系统要求来对其实施保护，以此来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传承的目的。其遵循的原则如下。

（一）遵循分类、依项建档的原则。以项为大类进行建档，即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切忌分项不清，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项复杂性，在分项过程中很难做到分项的准确无误。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和整理又是一项极具科学性的工作，其中，坚持系统的有序化则是此过程的重中之重。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较为散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安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整理。如果分类立项，建档的不合理将很大程度上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

（二）遵循分级建档的原则。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分级保护的制度，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里的“分级”即是在价值和管理层次的划分。我国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人文价值大小，将其分为四个级别。并根据不同的等级进行相应的有效的管理。可参考国家文物的“多级保护制度，依据遗产名录级别，划分档案管理的价值级别，以便于系统性的管理以及重点保护。

（三）遵循抢救性原则。由于我国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工作面临严重的考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时刻都可能面临消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要紧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步伐，尽可能做到抢救一项建立一项，保证档案情况的真实、完整。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值得人们深究的话题。如何使其完好的保存下去，更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执行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作为一种新型保护方式有利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应作为保护任务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储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理论初探[J].湖北档案.2011，（4）：92-93.

保护非遗的原因篇4

[关键词]山东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山东省历史悠久的古老农耕文明孕育出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在物质文明相当发达的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为整个人类所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以人为载体,是齐鲁历史文化的的根脉和活化石,是齐鲁地区民族记忆的背影。它的拥有者、储藏者存在于民间,他们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薪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一旦失去了传承与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而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由农耕文明积淀而形成的对于农村生活方式和民间文化的活化石记载,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应该是根,是根源,而保护这种根源性的载体,在笔者看来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在人累经历了神治、人治之后,我们选择了法治作为调控社会生活的方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最有效的调控方式,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唯有如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能卓有成效。

一、问题有几何?――法律视角下山东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是指在农村地区形成的、为农村地区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因为农耕文明的渊源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传统农业文化的历史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体现着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智慧和文明精神,表现着一个国家和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山东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历史上的领跑者,其齐鲁文化的精髓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毫无疑问山东是农村非物质文化资源大省,但要建成文化强省,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必须有系统化、科学化、规模化、大幅度地发展。山东省已有27个项目进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9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国家名录,入选项目位居全国前列。而发掘、保护并合理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好其文化功能和社会效益;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潜力,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繁荣山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最可行、最经济、最环保、最具持续性的选择。我省在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地方组织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进度不一,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国家名录项目的保护措施不力,代表性传承人尚未得到有效保护,珍贵实物资料流失严重;‘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我省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临时政策性的保护较多,法律持续稳定性的保护性对较弱的局面,农村非物质文化保护力度和广度在很多地方不理想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具体说来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问题:

1.法律保护意识淡薄,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在偏重追求GDP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进行法律保护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为GDP的增长提供较大的贡献值,所以部分地区、部门领导人对此问题并不是很关注。有的领导认为:关注经济可以致富,关注民生可以惠众,可是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是花钱、出力却不讨好的工作。在笔者做的调查中,社会上,除了专业人士,71.3%的被调查者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持不关心的态度。不可否认,当前全省重视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治意识尚未形成,尽管省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宣传,但要达到增强社会群体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之目的,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那还有较大的差距。另外,基于意识上的漠视而导致行动上的迟缓使得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不足,对于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开支虽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但在现实中经费不到位、不足现象并不罕见,没有经费的保障,相关保护措施和保护活动便失去了物质支持,成为无源之水,无法再现实中产生预期效果。

2.法律保护依据不足,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靠临时政策,缺乏完整体系的法律保护。“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法则”,这就是“自然界合乎法则性”的论断,法律是通过把秩序与规则引入政府机构的运作及私人之间的交往的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在现代社会应该渗透到任何权力(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上。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与兄弟省份如浙江、江苏、宁夏、新疆、甘肃等相比,我省对于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缺少针对性的立法保护。而且山东省现有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规章主要是针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到目前还没有出台。法律保护的不足或缺位导致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现象非常严重。正如如明清时期鲁西南代表性的戏曲剧种约40个,现在仅存半数。潍坊、烟台等沿海乡镇原有的民间舞蹈《闹海》也正面临失传。诸多乡村原有的祭祖仪式正在消亡。从时间角度看,胶东抗日歌曲还列不到百年以上的遗产行列,但现在能传唱的人、熟悉的歌却越来越少了,留存量较大的可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姜从今编辑的《海阳抗日歌曲一百首》,此外的抗日歌曲已无人知晓。

3.法律保护模式不健全。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我们主要还是运用作为公法的行政法,其规范和调整的主要是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或行为”;作为私法的民事法律或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和调整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知识产权人的民事权利或行为。理论界、法学界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依靠行政保护方式还是民事或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存在争议。但是我们注意到民事法律保护临着相当大的障碍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形式多样,而且还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其知识产权的归属难以确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存在由谁来主张权利、行使权力,保护期应该有多长等问题,因而仅仅民事保护将无力而为。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事保护而没有行政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因此,无论是就法律本身而言,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知识产权法等私法保护并不能简单取代行政法等公法保护,同样公法保护也不能取代私法保护。这两种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含了构成人类文明与文化基础的所有的有价值的知识与其他非物质资源。这些知识和资源有多种存在方式,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形式各不相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统一的方法来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将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结合起来。

二、路在何方?――山东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途径

加强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更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需要,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一定时期内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对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应有的认识,使得我们蓦然回首时却发现我省大量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反思是进步的起点,对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走群众路线,提高群众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动员全社会支持参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拓宽全社会参与的途径,通过政策激励、要素运作等方式,使各行各业都来关心支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其次,加强立法保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村民的事情,而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和参与。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尽快地制定和出台相关保护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规民约以及政策、法律和法规,以确保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目前浙江、江苏、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已经正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走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列。王义正等15人在2008年山东省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尽快制定“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议案。实践证明,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文化保护、立法先行,这是世界各国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成功经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设立了“遗产文化日”,省政府也下发了关于做好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创造了环境、提供了条件。因此,结合我省实际,尽快制定“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推进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第三,健全对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模式,确立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原则。必须坚持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一定只能采取单一的保护模式。在很多时候,双重或多重的保护模式也许更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看似相互矛盾,而实际上两者更是一种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关系。但是,公法与私法协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也必须确定其间的主次地位,厘清主次价值以更好的实现公私法的协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分别对应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的保护与资源价值的保护。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保护决定了其公法保护模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保护决定了其私法保护模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内部的人文价值与资源价值之间结构关系也决定了公私法保护模式之间的关系。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应当秉承人文价值至上的原则,以公法保护为主,同时兼顾资源价值,以私法保护为辅的模式。当然我们已经比较欣喜地看到山东省自2007年起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仅2007年就投入700万元,共资助了50多个保护项目、19名传承人,并立项建设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数据库,制作出版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音像大成等项目。2008年,这一专项资金已经增加到1000万元。在我省各级政府和相关群众的努力下,一些比较突出但却曾经面临绝境的民间戏剧类项目有渔鼓戏、蓝关戏、一勾勾,民间曲艺类项目有山东落子、山东花鼓、端公腔,民间舞蹈类项目有商羊舞、阴阳板等许多项目经过抢救得以恢复,并已发展成为当地知名的“文化名片”。

总之,一个法律健全的社会里,在法律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生活中发现的新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规则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对我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的思考,必须要处在我国已有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背景下进行分析与思考,力求全面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从而达到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预期目标,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依法保护和活态传承,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虹: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月刊》,2009年第6期第128页

保护非遗的原因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法保护；行政法保护

[作者简介]谢岩福，中共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福建宁德355000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0-0115-04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漫长的农耕文化历史，以及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显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种类或世界独有，或世界第一。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原本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范围和特点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范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上述两种定义，表述有所不同，但都表明：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艺术表演活动、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活动、手工艺活动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文化遗产的内核。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之总称，因此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民族性。遗产则是从文化的形成与传承的角度强调人类社会知识与实践之成果的历史久远性。

据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至少包括：(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及相关濒危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即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即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等；(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即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5)传统手工艺技能，即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即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如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第一，具有特定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均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该民族成员的语言、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表现出来。以特有的语言进行口头表述，以特有的民族风格表演自己的艺术成果，以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礼仪活动和节庆活动，以独有的方式表达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民众对自然界和宇宙认识，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具有历史传承的手工艺技能，这些均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具体表现。第二，具有活遗产性。它不仅向人们传递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经一定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有文化传统信息，而且更应当具有世代传承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也就具有了“活遗产性”。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活遗产”。第三，具有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以口头形式通过人们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在成员内部集体性地传播、演绎与发展。口头性和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的突出表现。前者是指人们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和演进已有的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认识和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后者则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或若干个自然人或者团体的产物，而是在不断地被民族内的众多成员传播、演绎过程中，受到无数的传唱者、讲述者、表演者、礼仪司职者、手工艺者不断的琢磨与加工，同时也融入了许多听众、观众的意见和情趣，从而使文化内涵不断丰满。第四，具有利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享有的权利，其内核是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也包括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通过从道德、伦理和哲学等角度对人的人格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利益。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西方一些国家极力在全世界推销其思想文化，在文化上推行“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的基本依据，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不够。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政府部门长期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人和广泛的了解。我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新疆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壮族的“三月三”、苗族的姊妹节、云南傣族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第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系统性解决，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等工作相对薄弱，保护、管理资金不足。观念滞后表现在：一是轻视或忽视

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认识和实践及法制建设中，“文化遗产”被“文物”所取代，“文物”保护被等同于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得不到足够重视；三是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是一种客观必然，主张任其自生自灭，无须保护；四是认为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无暇顾及，等经济高度发达后，再进行保护。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对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只是将有形文化遗产列入保护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该法的保护之下。虽然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但仍不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第四，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非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我国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年轻一代的公民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与热爱，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综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一些独特的语言、文字和习俗迅速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断层；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传统的民俗文化艺术如萨满调、子弟书等已经绝灭，岔曲、古琴也濒临绝灭，剩下的摔跤、拉洋片、庙会等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因此，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单靠“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保护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加强立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保护。

1加强国内立法。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尚不健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虽然将杂技艺术作品列为保护的客体，但仍没有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列入保护范围；《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的客体。由于立法的滞后，致使许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制度性因素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加大立法的力度。1950年，日本就颁布《文化财产保护法》；1960年，韩国颁布《无形文化财产保护法》；1966年，突尼斯颁布《文学和艺术产权法》，用法律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1976年，美国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现在世界上以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已有50个左右。当然，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已逐步展开。1997年，国务院出台《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和贵州先后颁布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2002年8月，《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出台，后该法名称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立法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我们必须加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并通过立法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2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法保护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知识性的信息，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有形文化遗产可以采取“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抢救性方式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的法律关系繁杂，如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者或保有者与利用者和获利者之间的关系，是民法保护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现有确立的有效保护人类智力活动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年代久远被划人了不受保护的“公有领域”或“现有技术”里，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新成果则可以获得知识产权。在当代，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一些有保护价值的信息轻易地脱离其原始的载体和环境而被无限地复制并加以利用。在现实中，有技术和资金保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通常都是来自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地之外的人。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知识产权法不能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带来利益的专有权保护，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由特定的族群进行活态传承，如果判定其创造者早已消逝而不提供保护必然引起该族群的不满和异议。

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操作性方面亦存在一些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只作了三条原则性的规定，即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公开使用时应表明其来源民族、群体或区域；国家机关和自治机关应当维权并可提讼。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够具体，而且缺乏可操作性，它不能构成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其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首要解决的便是谁是权利的主体或权利的归属问题。该草案第30条规定“公开使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应当通过适当方式表明其来源民族、群体或者区域”，说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属于其来源民族、群体或者区域。但此条款本身是对署名权的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权利的主体。因此，建议增加：“特定民族、群体或者区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归该民族、群体或者区域所有。”作为本条第1款，原先的规定为第2款。第二，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究竟有哪些权利?根据《著作权法》应包括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前者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后者有复制权、演绎权与传播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群体性、传统性、变异性、地域性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创造性智力成果，因而

其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应当享有的精神权利包括：(1)公开权，即将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通过书面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向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公开的权利；(2)署名权，即表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来源于何种民族、群体或者区域的权利；(3)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权利主体应当享有的经济权利包括：凡以营利为目的，在本民族、群体、区域以外使用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须经所有人或者法律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民族自治机关许可，并支付一定使用费用。

3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力度。我国已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成员国，需要一部国内法与之衔接配套。尚未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应当是一部规范各级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时的目标、原则、职责和权限的法律，也必然涉及并调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社会、专家、非物质遗产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尚处于仪式、民俗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应当保护其持续存在和自主发展，努力从多种角度认识其价值的复杂性，并加强调研、记录与沟通；对于已经发展到有独立作品形态或高难个人技艺水平的遗产品种，政府应当采取不同的做法，对有市场需求的可支持其产业化操作，以贸易的方式促进文化“走出去”；而对暂时没有市场前景的则要靠政府公共服务支持。这些专业问题都需要在立法中认真处理。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就是要规范和调整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或行为；规范政府在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方面的行政保护行为，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法律上的民法保护和行政法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现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提供的民法保护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依赖于著作权人权利的确认和对权利的主张；二是依赖于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因此，通过民法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知识产权归属难以确认，谁主张并行使权利、保护期有多长等问题已超出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的范畴；对此法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二是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法保护而没有行政法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自生自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

保护非遗的原因篇6

内容摘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包括文化实体的保护,也应包括文化空间的保护。文化空间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延续的文化“土壤”,强调对文化空间的保护,有利于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完整性。本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试验区,提出了相应的分级保护策略,以期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并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

2003年10月,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掀起了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高潮。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绚丽多姿、异彩纷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王文章,2006)。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旅游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为了迎合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破坏性开发定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而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保护应引起学者的重视,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跟进。

文化空间及其内涵

“文化空间”是当前学术研究中频繁使用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它主要来源于法国都市理论研究专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等人有关“空间”的理论,他认为空间是通过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文化场所)是构成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郑培凯,2006)”。在1998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次大会上,将“文化空间”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strongconcentration)”。“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根据我国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附件中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文化空间被定义为与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场所,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应该包括文化空间,国内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张春丽、李星月(2007)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缘起及其内涵和外延作了仔细的阐述,并提出认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注重“非遗”评审及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忽视了概念本身的精确性,认为将文化空间定义为“非遗”有些欠妥。齐爱民(2007)认为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列举的种类中并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我国2005年所颁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大类,其中也不包括任何的物质实体,由此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应当不包括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具有非物质形态,但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离开一定文化空间片面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全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作为其存在、发展、传承与表现的空间,理应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之列。

文化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环境因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核心的保护对象其实是人(包括传承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田特平,2007)。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又是最基本的载体和传承者。离开对人的核心地位与中心作用的认识,就无法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和特点,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理论和有效途径。如果传统技艺的持有者没有了原材料来源、消费者,表演类遗产没有了观众,这样的遗产也就无法再传承下去。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人是核心但不是全部,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整个文化生境。而文化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空间里,才能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文化空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创造了条件。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源自于民间、存在于民间,并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这些文化渊源与所在的地方、环境有着内在的固有联系。故遗产资产一旦脱离其本土环境,其真实性即可能受到损害(张博,2007)。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失去其文化空间只是降低了或者失去了凝结于该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历史价值,并不影响其本身目前的存在;但对于那些具有活态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如果失去了它们的文化空间,就会因此而失去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即使可以通过现有的一些技术方式、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文化得到传承,但其始终如《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所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划分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本土性、整体性、避免商业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它是伴随着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的,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现有的生产力状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要人们再回到或者生活在当时的生产力状态之下,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再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就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几乎都提出以旅游开发的方式。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讲有利也有弊,开发措施不得当极有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毁灭性打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维系人类的文化基因、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守望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可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不能以经济学是否赚钱的理念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白玉宝,胡荣梅,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应控制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以不危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行分级保护很有必要。

自然保护区在空间上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并提出了分级保护的要求。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借鉴这一理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按照此类划分成为保护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见表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构想

文化空间的分级保护区中核心区和缓冲区是紧密连在一起,即在一些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划定一定的范围作为缓冲区,而实验区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可选择在缓冲区的,也可根据适当的情况自行变化。

文化空间的核心区――最原始的历史回眸。核心区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历史封存的一种保存和展示,尽量恢复到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原样,呈现各种文化最原始的起源。核心区里面不修建任何现代化的设施设备。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以及各自的特点,民俗、曲艺、传统戏剧、民间音乐、民间文学这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环境氛围的依赖性比较大,他们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脱离了相关的环境就如无水之鱼,保护和传承的难度就会加大。这四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适合采用核心区的保护方式。

文化空间的缓冲区――连接历史的纽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承人,诸如中医技术的传承、表演艺术的传承、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等等,主要靠他们来进行;后者,主要指处于状态的那些社会群体,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苑利,2007)。在文化空间的缓冲区,则主要是以培养传承人和科学研究为主,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区。一些学者的科学试验、文化交流都可在里面进行,同时在里面修建大型的训练馆,试验区的一些商业演出都在此训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杂技与竞技、传统医药这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技艺的培养,对原生态的环境依托并不是很强,可在此区进行保护。在该区强调的是开放性保护,即对这种技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培训。

文化空间的实验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在实验区一般是以旅游开发为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核为依托,注入现代元素,一方面可兴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将其打造成具有一定挑战性,表演性和参与性强,休闲功能大,有助于游客思想境界、文化人格提升的休闲旅游产品。另一方面可开发修学系列的旅游产品。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文化诉求日益强烈,渴望亲历文化认知、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修学旅游寓教于游,游教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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